直接融资的功能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直接融资的功能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直接融资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社会融资结构 社会融资规模 综合金融服务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实体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一书中通过对35个国家金融结构和经济状况数据进行分析，首次以实证方式证实了金融与经济发展具有同时且正相关性，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往往是金融高速发展的时期。1973年，Mickinnon，Shaw提出“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同时建立了M2/GDP-金融深化指标。在早期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从金融发展的总量入手，并没有考虑到金融结构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总量快速扩张，融资结构日趋多元化，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已经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更加注重从社会融资总量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一些学者结合区域情况，运用数据模型对社会融资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张林杰（2012）基于2002-2010 年年度数据，选取代表金融发展的社会融资总量和代表经济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变量，对社会融资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关系和长短期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融资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蒋鹏飞（2013）以东莞为例对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总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认为非银行信贷融资特别是境外资本对东莞经济起到了强力支撑作用，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分别为0.0421、0.2429，社会融资总量对东莞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总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将增长0.2429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总量持续快速扩张，但经济却没有保持同步，主要在于非银行贷款融资的发展导致社会融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一部分资金停留在融资体系内部并没有投向实体经济。人民银行公布金融数据显示，传统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73.8%降至2012年的52.1%，而同期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的占比则分别从1.9%和6.3%，增至8.2%和8.1%。因此，要实现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既要关注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也要关注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

二、我国社会融资结构的变迁

社会融资结构是指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的构成和比例，社会融资结构与金融体制有很大的相关性，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金融体制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为企业直接融资开辟了更多的渠道。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逐步提高。从2002年至2012年数据看，直接融资筹资额（股票筹资额与企业债发行额之和）与同期新增贷款之比逐步提升，截止2012年末，非金融企业境内债券和股票融资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5.9%，比2002年高11个百分点。2004-2007年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繁荣，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额持续提升，到2007年达到顶峰，2008年受股票市场大幅回调影响，股票融资额占比呈下降趋势。2010年以来，在经济快速复苏刺激下，股权融资明显回升，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快速增长，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随着短期融资券的持续快速发行、企业债券发行额度的提高和股票市场融资功能的重启，资本市场各项功能逐步健全，我国直接融资比重正在大大提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失衡正在逐步改善。

（二）间接融资在我国融资结构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下表可以看出，尽管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间接融资比例不断降低，2012年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52%，为年度历史最低水平，比2002年低39.9个百分点。但从占比上看，仍高于英美国家30%左右的比例。而且如果从广义上看，银行体系提供的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占比更高。另一方面，从资产结构来看，我国金融机构虽然资产规模庞大，但是结构极其不平衡，根据中国银监会有关统计，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11.5万亿，占全部金融机构资产的92%，保险业、证券业资产占比仅为8%。无论从社会融资总量占比还是金融资产占比来看，银行业都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但直接融资比重仍然偏低，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格局仍未改变。

中国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情况

（三）金融机构表外业务迅速扩大。在人民币新增贷款占比下降的同时，表外业务、“影子银行”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却在快速上升。数据显示，2012年，实体经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从金融体系得到的融资达到3.6万亿元，而在2002年，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每年仅有几百亿元。

总体上我国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这种融资结构导致企业融资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造成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在银行体系高度集中，金融体系缺少足够的弹性，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金融业“十二五”规划》指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未来随着资本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直接融资比重偏低的局面将逐步改善，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持续加大已成为必然趋势，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必须着眼于优化社会融资结构。

三、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路径选择

（一）对监管机构而言：完善多层次、多产品的资本市场体系，积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监管结构而言，应积极建立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共同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一是对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进行差异化定位。对于规模较大、经营稳定、风险较低的企业，应该通过资本市场，以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对于规模较小，处于成长期，未来不确定性较大的企业，采取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二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积极推进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通过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从体制上增加长期资金市场的竞争者，增加资本供给，相对减少市场对银行债务性资金的有效需求。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创新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作为监管机构，要正视我国金融创新滞后的现实，尽快形成市场共识、有效破除体制障碍，积极推动产品创新、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显著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要以市场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需求为根本，合理把握创新的界限和力度。四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积极探索监管顶层设计，对金融业发展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发挥好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以适度监管竞争确保金融运行活力。

（二）对各级政府而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多种形式的社会融资

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积极争取金融创新先行先试政策，鼓励金融改革和创新，提高金融机构经营活力。一是多渠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加强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培育，推动更多国有企业、优质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融资，积极推动债务型融资工具，通过调整融资结构，促使银行资金更多投向三农和小企业等急需资金的领域，进而做大金融总量。二是创新发展融资服务模式。探索建立并引进产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种子基金等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形成较为完备的风险投资体系，为成长型创新企业开拓融资渠道。引导民间借贷合法化，有效利用社会资源，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三是积极运用保险资金。目前，我国可用于投资的保险资金总额接近两万亿元，地方政府应加强与保险公司总部合作，争取更多保险资金投资。四是积极培育各类地方金融机构。大力发展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形成各具特色的经营模式，增强金融服务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三农”的能力，实现大型银行和村镇银行的优势互补。五是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强力推进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资产管理公司，提高各类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以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吸引金融资源注入。

（三）对企业而言：积极转变融资理念，实现融资方式的多元化

近年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是金融业讨论的焦点，融资难既有金融体系不发达、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规范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也有企业自身融资理念、融资方式选择的问题。伴随着金融市场尤其是直接融资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企业应积极转变融资观念，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一方面，科学选择融资方式。规模较大、经营稳定、风险较低的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直接面对金融市场公开披露信息，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规模较小，处于成长期，未来不确定性较大的企业，更适合一对一、个性化的融资方式，可以选择贷款融资。另一方面，改变现有融资理念，建立创新型融资理念。既要立足于间接融资，利用扩大股权，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按揭贷款，应收帐款、存货、商品、无形资产、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预收收益等抵押多种方式进行融资；也要着眼于直接融资。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借助于债券市场，发行集合票据、企业债券；采取融资租赁等新型融资手段；根据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积极探索从代办系统股份挂牌转让系统或新三板进行股权融资；积极引进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以及产业投资基金投资。

（四）对银行类金融机构而言：加快推进战略转型，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业的核心支柱，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中要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对银行类金融机构而言，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趋势愈加明显以及资本管制的日益严格，以贷款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严重挑战，单一金融功能主体已无法合理、高效地配置金融资源，要服务好实体经济发展，发挥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顺应我国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的要求，积极推动业务转型，由传统的服务方式向综合经营服务方式转变，由简单的信贷营销向综合融资转变，努力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成为“综合金融服务服务商”。一是牢固树立综合融资理念。积极适应客户融资模式的有效转变，摒弃将资产简单等同于贷款的思想，在客户经营过程中，统筹考虑客户融资需求，坚持资产业务多元化发展方向，坚持为客户提供综合融资服务方案，促进债券承销、理财产品等业务的协同发展，提升发展内涵。二是积极推进综合化经营战略。目前，包括四大行在内的许多银行都已经或者正在积极介入基金、保险、证券、信托、租赁等领域，初步建立了综合化经营的框架。未来要通过推进跨市场和跨领域经营，实现业务组合和盈利来源多元化，充分发挥各业务领域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实力。三是积极把握直接融资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大力发展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股权融资、财务顾问、并购重组服务等投资银行类业务，提高短融、中票以及理财等直接融资产品在优质客户融资中的占比，新增融资向债券化、理财化、租赁化、基金化和贷款并重的综合融资模式进行转变。

参考文献：

[1]爱德华・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3]蒋鹏飞.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总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东莞为例[J]. 上海金融，2012（11）.

第2篇：直接融资的功能范文

 

一、引言

 

伴随我国投资率的不断攀升，近年来我国宏观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已经对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形成制约。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呈现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投资率从1978年的38.22%攀升至2014年的46.04%，36年间提高了7.82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0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增长更快，15年间攀升了10.76个百分点。但从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看，近年来却有明显下降。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1，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从1994的0.65开始下降，最低点为1999年的0.14，次低点为2014年的0.18，其间虽有上升，但总体呈现下行趋势。随着宏观投资效率进入波动下行期，我国投资增速显著放缓，特别是2011年后进入持续的下降通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1年的27.9%降至2014年的15.7%。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经济增速也随之持续放缓，GDP增速从2010年的9.6%放缓至2014年的7.4%。可见，资本产出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并拉低经济增速。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密切，而宏观投资效率又是目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探寻金融发展促进投资效率提升的路径，从而为金融引导我国投资效率的提升和促进投资稳步增长提供参考。

 

二、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理论框架

 

(一)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经典理论

 

金融发展是指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效率的提高及金融制度的完善。随着金融的发展，以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为依托，金融系统将充分发挥其信息收集、风险分担、金融创新等功能，并通过利率、汇率等杠杆使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转化，从而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从投资转化的角度看，金融发展对其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一是通过改变居民的储蓄水平影响一国的潜在资本供给。二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改善资本投资的质量和效率。由此，在金融发展视角下，宏观投资效率的内涵囊括了储蓄率、储蓄转化投资比率、资本配置效率、资本利用率及产出效率等方面内容，这些也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从理论研究方面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

 

(二)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关系的相关论述

 

西方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投资效率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持不同看法。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赵振全、薛丰慧，2004)。如熊彼特认为，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对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Schumpeter，1911)。又如，希克斯发现技术革命本身不足以推动18世纪英国的长期持续增长，金融创新对工业革命的作用与技术进步同等重要(Hicks，1969)。自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s，1973)创立了金融发展理论，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金融发展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它也受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以赫尔曼、穆尔多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出发，提出“金融约束理论”。他们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主张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实行“温和的金融抑制”，但也没有否定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在投资效率方面，斯蒂格利茨和韦斯以信息不完全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Stigliz和Weiss，1987)。他们认为，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存在使信贷资金只能被低效率地分配，进而主张应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信贷市场的不足，并与信贷市场共同成为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金和莱文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出金融中介的规模和功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King和Levine，1993)。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

 

研究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为了通过发展金融来提升宏观投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发展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国际比较。最后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结论，并给出以金融市场化推动投资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三、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在我国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并由此带来融资结构的变化。因此，我国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可以转化为研究金融市场化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本文在构建金融市场化指数和宏观投资效率指标的基础上，分析金融市场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一)金融市场化指数构建

 

金融市场化指数，是反映金融市场化的综合性指数，能够全面、准确反映金融市场化的内部结构与发展状况。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化指数的构建需要全面、准确反映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在构建金融市场化指数时，需要重点做好两个方面，一是要构建全面反映我国金融市场化发展的指标体系。二是要科学选择金融市场化指数合成的权重。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金融市场化分解为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市场化、金融对外开放和政府行为市场化四个方面，并参照冯梅等(2014)的做法，围绕这四个方面建立金融市场化指标体系。在对各个指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选择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并分别计算相应的市场化指数。

 

(二)宏观投资效率和衡量

 

在构建了金融市场化指数后，还需要对宏观投资效率进行量化，进而研究金融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衡量宏观投资效益的指标，通常有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2，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和资本回报率(ROC3，Return On Capita1)两种。由于边际资本产出比计算方便，而且在宏观投资效率研究中也得到广泛使用，因此本文以边际资本产出比指标来衡量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变化情况。从ICOR的变化情况看，1978年以来，我国的增量投资产出比大致呈现“两升两降”四个阶段。第一个上升阶段(1980-1994)，这一时期的投资效率呈现波动上升，ICOR指数从1980年的0.31升至1994年的0.65，在此期间1989年和1990年两个年份有显著下降。第一个下降阶段(1995-1999)，受经济体制转型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这一时期的投资效率呈现快速直线下降，ICOR指数从1995年0.51降至1999年的0.14。第二个上升阶段(2000-2007)，我国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发展期，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投资效率逐步回升，ICOR指数从2000年的0.22升至2007年的0.40。第二个下降阶段(2008-2014)，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投资效率呈现波动下降，ICOR指数从2008年的0.36降至2014年的0.18。

 

(三)实证分析

 

进一步比较发现，在金融市场化的各类指数中，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在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中主要研究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

 

1、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相关性分析

 

从不同阶段来看，两者的关系又不尽相同。本文将1978年至2014年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分别计算各个阶段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指标的相关系数，结果如下：

 

分阶段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多数年份中，我国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在四个阶段中，在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两者呈现绝对负相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者呈现弱负相关;其他时间较长的两个阶段中，两者均呈现正相关。

 

2、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

 

对于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关系。二是研究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在不同时期的因果关系。

 

协整模型结果显示，剔除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之前融资市场化发展对于投资效率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1978年至1996年，融资市场化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这一时期融资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推动投资效率提升2.360个百分点;1999年至2008年，融资市场化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有所减弱，这一时期融资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推动投资效率提升0.343个百分点。2009年之后，融资市场化对投资效率存在负效应，但这种数量关系并不显著。

 

为进一步研究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对不同阶段的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1978年至1996年以及2009年至2014年，融资市场化是宏观投资效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在1999年至2008年，融资市场化和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四、融资市场化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国际比较

 

直接融资占比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的融资市场化发展程度。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对于融资市场化的定量描述，主要是通过增量法和存量法计算的直接融资占比来反映。增量法主要是从融资增量角度出发，计算一定时期内新增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存量法选取股市市值、债券余额和银行贷款余额等几个数据进行计算，得到直接融资比重或资本市场规模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是目前国际上研究金融结构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通过比较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认为存量法更适合进行国际间的比较。

 

(一)从国际范围看，我国的融资市场化发展缓慢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融资的市场化程度上升，直接融资占比均呈现上升趋势。我国的融资市场化发展较快，但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并一直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直接融资占比。另外，从直接融资占比的稳定性看，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逐渐稳定在60%附近，而我国的直接融资占比波动性较大，与上述国家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一是高收入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逐渐趋于稳定。按照存量法计算，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就达到了60%的水平，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金融体系结构趋于稳定。此后，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最高达到64%的水平。二是中等收入国家融资市场化发展加快，相比高收入国家波动性较大。中等收入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按照存量法计算，直接融资比重处于40-50%之间，这既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其中一些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较短有关。但此后稳步攀升，近年也达到了60-70%的水平，一度超过高收入国家水平。三是中国融资呈现快速发展，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持续下降，与中等收入国家融资市场化发展过程类似。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融资市场化高速发展。按照存量法计算，直接融资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2000年的30%附近。此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融资市场化发展停滞不前。2005年，经历一系列改革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快速攀升至2007年的58.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至2012年的36.9%。

 

(二)通过国别比较，各国宏观投资效率普遍下降

 

一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都呈现回落趋势，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均值也在下移。美国和日本的宏观投资效率从20世纪70年代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的宏观投资效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稳定在20%附近，而日本的宏观投资效率则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低于10%，而且一度还出现负值。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而且与美国投资效率的关联性增强。

 

(三)从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看，融资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宏观投资效率逐步趋于稳定

 

从美国和日本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看，在直接融资占比超过60%后，宏观投资逐渐趋于稳定。1990年至2012年，美国的直接融资占比超过76%，相应的宏观投资效率表现较为稳定，剔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这一时期的宏观投资效率稳定在20%-25%之间的水平上。同期，日本的宏观投资效率则表现为先下降，而后逐渐趋于平稳。数据显示，2001年之前，日本的直接融资占比均在60%以下，宏观投资效率呈现持续下降，2002年之后日本的直接融资占比超过60%，剔除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投资效率稳定在1%的水平上。同期，我国的直接融资占比均没有超过60%。按照存量法计算的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2000年之后的波动性明显增大。图像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直接融资占比提高，宏观投资效率也出现大幅提升，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两者出现了明显背离。2000年之后，我国的直接融资占比超过20%，直接融资占比与宏观投资效率的走势更为接近，这一时期的直接融资占比和宏观投资效率的峰值均出现在2007年，从2008年开始两者均呈现下降趋势。

 

五、我国金融发展促进投资效率提升的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投资效率的提升，增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推动力。鉴于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升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改善融资结构，协同发展场内和场外、公募和私募、股票、债券和期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一是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加大对于创新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投融资支持，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二是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强化债券市场的市场化约束机制，促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三是发展信贷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从而实现增加直接融资、有效盘活存量、改善金融结构和分散金融风险。

 

积极推进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发挥多方力量共同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很多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普遍提高，金融结构得以改善，宏观投资效率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提升。建议我国紧抓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协同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放松资本管制、资本市场审批简化等一系列金融改革，实现市场化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发展直接融资业务，提高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并实现风险的分散。

 

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新兴金融模式，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投资资金来源。一方面，探索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模式对直接融资的积极作用，有效地拓展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畅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不断创新投资资金来源渠道，加快形成可以在全国推广的PPP项目融资标准模式，为银行投放贷款提供承贷主体，也为民间资本的介入畅通渠道。

第3篇：直接融资的功能范文

直接融资影响下的银行业市场环境变化

货币政策由“控信贷”转向“调总量”。由于直接融资比重日益上升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明显增强，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客观反映整个社会资金的松紧状况。自2010年下半年央行实施流动性收缩政策以来，银行体系出现资金紧张局面，但社会整体流动性依然宽裕，通胀压力有增无减。2011年，央行提出社会融资总量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总量指标，是更为合适的金融宏观调控中间目标，年初启动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便是以社会融资总量为调节基础，将单个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资本充足率和稳健经营性等评价结果与贷款增速挂钩，进而将信贷个体调节和总量控制结合起来，标志着货币政策真正由“控信贷”转向“调总量”阶段。

客户融资渠道由“单一”走向“多元”。直接融资市场通过多样化的投融资渠道、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以及高收益预期等多种优势影响客户的投融资需求，在直接融资较为活跃的地区形成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局面。

业务范围由“表内”拓展至“表外”。直接融资市场拓宽了银行的业务范围，融资顾问、代客理财、债券和基金销售等与直接融资相关的中间业务，形成商业银行新的盈利增长点。

经营模式由“分业”迈向“混业”。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带动银行、证券、基金竞相开展融资和理财服务。一方面，银行与证券类机构在部分领域差异性减少，服务趋同；另一方面，银行业的综合化经营变得更为迫切，也更为现实。2005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多家商业银行开展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试点工作。同时，产业资本纷纷涌入金融领域，产融结合型集团日益增多。

直接融资的发展对商业银行形成挑战

传统业务面临“去中介化”的挑战

企业贷款方面，客户“脱媒”现象明显。有调查显示，直接融资的贷款替代效应明显，企业直接融资需求旺盛，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诸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发达地区信贷资金对经济拉动作用趋于较弱。越来越多的企业期望通过上市或发债募集资金，信贷需求明显下降。随着企业直接融资需求的持续高涨，此种趋势仍将持续。

存款业务方面，直接融资带来存款分流及稳定性下降。近年来，企业、居民多渠道投资理财快速增长，在带动商业银行存款增速明显放缓的同时，存款波动性也加大。第一，存款需求下降趋势明显。以深圳为例，2008年以来，银行业个人理财产品募集量达到约2600亿元，年均增速80％以上，而各项存款的年均增速仅为24％左右。第二，负债稳定性降低，主要表现为投资活动加速储蓄存款活期化，银行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问题更为突出。此外，存款增速与资本和货币市场高度相关，受新股申购、债券发行以及市场行情等因素影响，资金在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之间频繁转移，导致银行存款波动性加大，同时带来的市场利率波动进一步加大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难度。

盈利增长面临利差收窄的挑战

直接融资发展降低银行的贷款议价能力。在我国，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方式进行融资的成本远低于贷款。首先，股权融资没有还本付息压力，且能提升公司的市场形象和影响力。其次，债券融资工具种类较多，成本比同期限贷款利率低。因此，具备直接融资能力的企业客户在与银行谈判时处于绝对买方地位，表现出较强的议价能力。

直接融资影响银行盈利的稳定性。目前，我国发达地区银行业与直接融资相关的中间业务净收入约占所有中间业务净收入的三成。但是，这部分收入受资本市场影响波动较大，“靠天吃饭”特征明显。债券、融资顾问、托管等中间业务收入也同样波动巨大。目前，净息差仍然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占净利润的比重达到80%以上。“十二五”期间，随着利率市场化有规划、有步骤地推进，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存贷利差缩小将成为必然趋势。据测算，净息差每下降10个基点，上市银行盈利水平就会平均下降8.6%，影响远超过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直接资产损失。在失去利差保护的情况下，直接融资将对商业银行盈利稳定性产生巨大影响。

直接融资发展提升银行经营成本。在直接融资的“挤出效应”和贷款规模约束下，商业银行优质客户资源减少，竞争更趋激烈。一方面维护存量优质客户的成本不断攀升，另一方面拓展新客户的投入资源也要不断增加，经营费用上升趋势明显。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在资金成本、客户资源、营销渠道、产品支持以及可用贷款额度上均弱于大型银行，随着更多的银行将营销重点转向中小企业，中小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

营销方式面临金融需求急剧变化的挑战

“双大”驱动的传统营销模式难以持续。一直以来，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投放，信贷投放又主要向大企业、大项目集中。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使大中型企业对银行体系的资金依赖迅速下降，同时带来企业和个人对各类投融资工具的财富管理需求迅速上升。面对这些变化，长期以来“垒大户”的营销方式和依靠营销竞赛、分指标、发通报、发奖金的运动式业务推动方式，将难以适应社会的金融需求，也必然难以维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应对营销转型的需要。准确把握和跟进社会金融需求变化，对管理体制、产品、服务做出调整和创新，是转变营销方式的重要前提。目前，国内银行管理的水平与素质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仍较为粗放，产品创新能力较弱，对新兴业务的拓展较为困难；管理创新能力不足，导致金融服务趋同，低水平重复竞争现象突出。

组织体系面临市场深化的挑战

现行组织管理体系难以有效整合和共享资源。资产管理、并购重组、结构化融资、财务顾问等以直接融资为平台的新兴业务，淡化了银行分支机构和部门之间清晰的职能划分，要求不同条线、不同部门甚至不同区域分支机构的共同推动。目前，我国银行业实质上还停留在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阶段，组织体系的设置多为层级职能模式，部门之间很难跨越小团体的利益鸿沟，配合度低、沟通成本大、联动积极性不高，分散、多头、低效突出。

现行组织管理体系的市场应变能力较弱。目前，各类金融机构对直接融资类业务的竞争手段多为产品组合、政策灵活性以及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相比证券、基金等机构，商业银行管理层级多、决策链条冗长，市场敏感性不强，从客户信息共享到产品研发，再到营销协同，业务流程繁杂重复，难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近年来，除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集合信托计划也对贷款的替代明显。

风险管理面临客户结构变化和风险叠加的挑战

直接融资对银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客户融资模式的改变必然导致商业银行客户结构的改变。为应对大中型企业加速脱媒问题，很多银行均已将中小企业业务上升至战略高度。目前，小企业在资本市场（包括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的年融资总量不足1000亿元，通过间接融资渠道的小企业银行贷款每年约为2.5万亿元，银行贷款占小企业融资总量的95％以上。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违约率相对较高，资本消耗相对更大，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AROC）也相对更低，如何在银行资本和规模的双约束下，建立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模式和流程，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全面提升提出挑战。

直接融资市场发展要求商业银行加快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近五年来，基于降低融资成本、分散资金来源、增加投资收益以及风险管理、调整资产负债组合等目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金融市场并利用其提供的多种工具及其衍生品进行保值或投资。由于部分企业对新型金融工具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必要的专业知识，对高收益的追求使其脱离了最初“套期保值”的避险本意，企业的市场风险极易转变为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此外，为适应直接融资发展带来的社会需求变化，各家银行都在探索不受牌照限制的投资银行业务、研发自己的直接融资产品，如债券发行、债券承销、资产管理、融资顾问等等，利率、汇率、股票、商品等价格敏感型业务的比重显著提高，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相互交织，而国内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习惯于具体风险的管理，条线之间协调不顺畅，队伍素质和能力也与专业化管理要求存在差距，难以应对直接融资业务风险管理的需要。

推进商业银行直接融资的有关政策建议

“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融资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抓住直接融资带来的市场“溢出红利”，有效抵补“脱媒”负面效应，不仅需要商业银行自身努力，更需要监管部门的引领和指导。

坚定不移地推动商业银行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应督促商业银行牢牢把握经济转型、社会转轨、市场格局演变等重大变化，加快转变依靠信贷、融资、成本、利差、双大（大企业、大项目）驱动的发展模式，通过前瞻性的政策引领和持续的形势宣导，培育商业银行董事会、高管层科学发展的意识，强化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推动商业银行尽快从单纯的融资中介向全面的服务中介转型。

进一步明确地推动商业银行加快管理变革。发展方式转变实质上是管理的变革。2011年，宏观政策进一步回归常态化，国内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较快增长转为结构调整中的稳定增长，商业银行管理与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监管部门要持续密切跟踪直接融资发展带来的市场环境变化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鼓励并引导商业银行通过重构组织构架，再造业务流程，优化经营结构，完善资本配置体系，主动适应市场的发展和客户需求的变化。

以服务实体经济和提高银行业竞争能力为导向推进金融创新。直接融资的发展推动商业银行从单纯融资中介向全面服务中介的转变，这一市场定位的变化需要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支持。监管部门要以服务实体经济真实需求和提高银行业竞争能力为基本导向，着力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银行业创新：一是提高创新领域法规建设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二是审慎推进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提高综合化经营准入门槛，建立退出机制，完善并表监管；三是引导商业银行理顺创新管理组织体系，实行专业化创新管理；四是要求商业银行建立以客户和市场需求为出发点的产品研发和推广流程，实行产品服务创意、功能设计、流程设计、推广销售、维护及售后的全流程管理；五是推动商业银行制定科学、合理的产品服务创新激励约束机制。

第4篇：直接融资的功能范文

一、明确目标任务

到2020年末，全市直接融资水平显著提高，社会融资结构明显优化，全市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不低于35%，在全省的排名超过地区生产总值（GDP）排名，国民资产证券化率达到30%，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推动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或挂牌交易，力争到2020年底，全市50%以上规上企业完成规范化公司制改制，新增主板或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1户，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3户，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数累计达到80户。

二、突出工作重点

（一）全力推动股权融资。

1.推动规上企业规范化公司制改制。大力实施规上企业规范化公司制改制“四年行动计划”，自2017年起，每年改制比例不低于10%，努力做到应改尽改。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规上企业规范化公司制改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对改制企业“一户一策”给予指导，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为改制企业提供财务、投资及法律顾问等方面的服务，或根据地方财力给予完成改制的企业适当费用补助，积极推动企业加快改制步伐。

2.做大做实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依托省上“五千四百计划”和“创业板行动计划”，健全充实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筛选推荐一批主营业务突出、发展前景好、成长性强、龙头引领作用明显、运行机制健全、财务管理规范的重点企业，予以重点培育和支持。同时，根据产业发展情况，每年对重点培育企业进行补充、调整和更新，实行一年一报、动态筛选、重点跟踪、动态管理，确保全市重点培育企业数量长期保持在150家以上。

3.鼓励重点培育企业多渠道上市挂牌融资。支持重点培育企业选择合适上市途径，引导其自主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对具备条件的重点企业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助，力争更多企业纳入全省“五千四百”计划。鼓励和支持资产规模大、盈利水平高的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具有发展潜力的特色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小板上市；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支持上市挂牌企业公开转让股份，开展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并购重组，促进股权与资本对接；支持有意拓展海外市场、吸引国际资本的企业境外上市。

4.支持上市企业做优做强。鼓励上市企业充分依托资本市场，通过公司债、可转债、定向增发、配股和优先股等多种方式实现再融资，扩大企业融资规模、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提高上市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上市公司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并购重组海外产业链核心资产以及研发、品牌与技术资源。

5.着力提升资产证券化率。支持市属国有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市属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积极推进有条件市属国有企业开展并购重组，全力推进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利用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资产。

（二）大力推动债券融资。实施债券优先战略，扩大债券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改善我市直接融资结构，力争到2020年末，50%以上市县两级国有企业、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在AA+以上的上市企业及其大股东实施债券发行计划，发行规模累计达150亿元以上。鼓励企业综合运用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具融资，推动优质企业发行公司债、可转债、集合债、私募债等。各区市县、园区要加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债券承销机构与发债企业无缝对接，为企业发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驻市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在各自法定经营范围内开展债券发行、承销和结算业务，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申请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商资格。

（三）加快推动基金组建。鼓励和支持小平故里发展基金采取“1+N”模式做大做强，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做实做大小平故里发展基金，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推动我市基金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力争2017年底基金授信总规模达50亿元、提款达12亿元，2018年底基金授信总规模达100亿元。加大与央企、省属国企合作力度，积极对接系列基金等省级基金，合作设立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等基金。加强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对接，积极引入保险、银行理财等资金投入到全市经济发展建设。市本级设立3亿元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条件的县（市、区）可参照设立。鼓励重点产业园区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产业并购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创业型和创新型企业的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发展。着力优化我市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环境，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到我市设立产业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各类基金，开展各类投资合作，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三、强化工作保障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依托上市公司与产业引导基金发展工作组，建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直接融资协调机制，帮助企业解决改制上市、并购重组、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各区市县政府、园区管委会以及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与重点培育企业沟通对接，优化行政服务，特别是在重点培育企业实施改制、资产重组、上市挂牌、发债等过程中，要建立“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服务”制度，提高办事质量和效率。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政府金融办要加强对重点企业培育和提升直接融资水平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开展督促检查，实行定期通报制度，推动企业改制、上市挂牌、直接融资等工作落到实处。

第5篇：直接融资的功能范文

关键字：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发展方式转型

一、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

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总需求结构失衡。影响经济结构的因素有很多，但当前最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是总需求结构的失衡。在需求结构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有利于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在产业结构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带动，经济社会效益较高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而且同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投资效率低，可见下图一、图二：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为56%，大于由第三产业引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49%，说明我国第三产业的投入产出比不一致，生产效率还不高，还没有达到规模经济。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是要实现三个“结构性转变”：一是需求结构转变，即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产业结构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三是要素结构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壮大中小企业是必要条件

民营经济的典型部分是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困境：一是制度环境提供的激励不足；二是缺乏自主创新；三是中小企业融资难且融资成本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企业就无法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致使生产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这是我国目前面临“经济政策两难”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而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三、推进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建设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首先推进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设，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其次推进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然后推进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建设，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四、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

（一）完善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融资。目前我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的行业，已从最初的典当行迅速扩展到自然人、担保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商业银行和企业，股权质押融资模式越来越受各类资金供给主体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但是据对银行、典当、担保等行业质权人的调查，股权质押主要是对其他融资业务质押担保不足的补充，在捆绑组合式打包质押担保物中处于从属、辅助地位，基本上没有开展单一股权质押或以股权质押为主导的融资业务。

（二）提高创业板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功能，规范创业板的运行，逐步增加在创业板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功能，规范创业板的运行，逐步增加在创业板上中小企业的数量。

（三）积极发展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小，对中小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交易，为其利用只有知识产权申请质押融资提供便利。

（四）发展民间金融，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基于中小企业经营灵活的特点所表现出的对资产快速周转的要求，中小企业的融资有额度小、频率高和时间性强的特点。在融资渠道狭窄、银行贷款条件较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更倾向于民间贷款来补充流动资金。

五、结束语

面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政府提出了以“低碳、高效、创新”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是经济转变可否成功的关键，是决定转变成效的重要一环。但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一系列（如人力、物力、财力）因素的制约，其中融资难是最主要的因素。可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而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的建设是解决其融资难的最有效、最直接、最便捷的方法。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完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保证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马雪彬,李静.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的路径选择[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10，（4）.

第6篇：直接融资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企业债券,中小企业,融资,商业银行转型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金融法律法规日趋完善，金融资产规模逐年扩大，金融机构更为丰富多样，整个金融市场实现了平稳、规范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也逐步显现，尤其是直接金融发展的落后和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难以充分满足的现象相对突出，引起了社会和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如何稳步拓展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优化金融资产结构、推进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各类金融市场主体共同发展，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将迫使商业银行直接面对中小企业客户

我国直接金融发展的落后阻碍了多层次金融市场的构建，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随着2005年人民银行推出短期融资券和2006股市恢复融资功能，直接融资发展失衡的局面有所缓解，但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明显偏高。2005年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通过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新增规模为6890亿元，占融资总量的19.8％，其中企业债发展较快，全年融资量为2010亿元，占比从2004年的1.1%上升至6.6%。2006年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通过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新增规模为7187亿元，占融资总量的18％。在这种以商业银行为主导、间接金融占绝对比重的金融市场体系中，企业缺乏适应市场变化的自我调整能力，容易导致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很大程度上由银行承担，从而带来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大量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出于规避风险和收益最大化的需要，必然将业务发展的重点放在风险相对较小、素质相对较高的大型优质企业上，从而形成了在优质客户群上业务过度竞争，而忽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局面。直接金融发展落后，成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直接融资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将迫使商业银行必须直接面对中小企业客户，发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将成为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传统的企业融资理论认为，企业补充资金需求的渠道一般遵循内源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先后顺序。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从1965－1982年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融资总量中内部积累平均占到61%，债权融资占到23%，而新发行的股票平均每年只占到2.7%。这一数据表明，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仅仅依靠股权融资是不够的，必须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才能有效降低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和韩国都经历了企业债券市场蓬勃发展、银行信贷存量明显下降的过程。日本企业在1994年－2004年的十年间通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的规模从45万亿日元增加到80万亿日元，增长近一倍，而同期银行系统信贷余额从430万亿日元下降到260万亿日元。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对银行系统的信贷规模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而在韩国，企业债券市场和银行信贷规模也存在此消彼长的“挤出”现象。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加大了银行系统的重组力度，企业债券市场得到迅猛发展。企业债券的市场规模从1997年的90.1万亿韩元增长到2004年的153.3万亿韩元，私有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的筹资额在其总债务中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16.7%上升到2001年的21.7%。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对银行信贷业务的挤出效应，一方面有效拓宽了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减轻了金融风险向银行系统的积聚程度;但另一方面信贷规模的压缩也使得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日益狭小，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市场竞争意识不断增强。

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还将通过改变商业银行的主要客户群来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由于企业债券市场一般具有较为完备的企业债券评级和信息披露制度，进入门槛较高，绝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债券市场都主要为大型优质企业获取直接融资服务的。以韩国企业债券市场为例，1997-2004年韩国的企业债市场规模从90.1万亿韩元发展到153.3万亿韩元，增长了70%，而同期韩国中小企业在债券市场上的融资规模从未超过5%。由于企业债券市场融资方式和期限相对灵活、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大型优质企业往往采用发行债券的方式弥补对商业银行的短期资金需求。一方面债券融资在企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不断上升，1997－2001年韩国私营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就从121.3万亿元增加到179.9万亿元，增长48%，债券融资在企业总融资额中的占比从16.7%提高到21.7％。另一方面，通过债券融资来满足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的趋势日益明显。从韩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上看，银行贷款的总额和占比仍在不断上升，但上升幅度低于债券融资增长速度。票据融资的规模和占比明显下滑，表明韩国企业部分短期融资需求明显已由债券融资替代。这一点从韩国企业债券发行用途可以得到印证。1997－2004年韩国企业债券中66.7%用于补充营运资金需求，而只有31.2%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韩国经验表明，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将大量减少企业对银行流动资金的需求，并对银行中长期贷款业务带来一定冲击。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当大型优质企业开始更多地利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时，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将逐步下降，商业银行传统的、以大型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信贷市场将面临着渐趋收窄的局面，普遍的流动性过剩、存贷比偏低以及由此导致的资产和资本权益收益率不高等问题逐渐显现。同时，WTO后保护期即将结束以及利率市场化加速向前推进也将带来银行业竞争加剧、对大型企业客户的争夺更加激烈，商业银行未来面临大型客户净利差收窄、利息收益下降的压力。新的形势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走出传统业务、传统市场的圈子，必须进一步面向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目前随着我国企业短期融资券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带来的挤出效应已经逐步显现。截至2006年年底，共有210家企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321只，累计发行规模4343.8亿元。这部分资金绝大部分都用于归还银行短期借款。可以预计，随着企业债券市场中长期产品的推出，企业直接融资将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带来更大冲击，挤出效应带来的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将更为显著。

二、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发展企业直接融资，特别是大力促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的挤出效应，将有助于改善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难以充分满足的现状。挤出效应的充分发挥依赖于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进一步完善企业债券市场，促使大型优质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广泛运用直接融资工具；二是商业银行体系将外在的市场压力转化为内在的发展动力，通过加强机制和体制创新，切实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改进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一）进一步完善企业债券市场，推动直接融资的进一步发展

就债券市场建设而言，一是应鼓励金融创新，丰富债券品种，适时在银行间市场推出包括资产支持票据在内的中长期产品，满足企业的中长期融资需求。二是应构建完善的债券收益率曲线，使企业能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有利的融资策略以降低融资成本。目前短期利率期限已基本完备，各期限银行间回购品种、央票和短期融资券利率已经能够为短期券种的定价提供有效参考，并能综合反映市场对1年内不同期限利率趋势和不同风险溢价的预期，充分实现价格发现功能。但是就中长期而言，企业债、金融债和国债的期限品种十分有限，在二级市场交易不太活跃，难以形成完整的收益率曲线，从而使得企业和金融机构无法对创新产品实现准确定价。三是适当扩大投资人范围。从目前来看，尽管投资者主体的规模和种类正在不断扩大，但是由于投资者主体的结构较为单一，对投资品种的偏好较为接近，不同投资者之间的风险收益特征并不明显，致使市场整体的波动性未能得到有效降低。因此应适当扩大投资人范围，一方面可以引入具有一定的资本实力和金融专业知识的自然人群体参与到银行间市场上来，另一方面扩大各类理财产品投资银行间市场的品种范围。四是建立银行间市场的产品创新机制。银行间产品的创新机制主要体现在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和手段、符合企业需要的创新产品、充分完备的信息披露机制、有效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以及有利于市场主体创新的激励机制等等。

（二）商业银行应从机制创新入手，改进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除了强化外部约束和市场力量外，商业银行自身的战略转型和体制机制创新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会计统计信息不透明等弱点，商业银行必须在原有经营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对经营组织架构、信贷流程、产品及服务手段等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具体而言，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主要在以下方面：

1、商业银行应加大贷款营销的力度和效率，关键是发现和培训潜在客户。针对中小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采取“量身定做”的方法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中小企业尽快完成从创业型、成长型向成熟型转变。

2、商业银行应学会合理利用资金定价手段覆盖中小企业贷款风险。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核心是定价，以高收益覆盖高风险。正在加速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将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上浮空间基本放开。商业银行在与中小企业业务谈判中较之大企业更处于有利地位，可以通过风险定价，抵补风险，实现收益。按照风险收益最优化原则和差别化原则，综合考虑客户评级、贷款担保情况、客户信誉、综合贡献等因素，实行差别化定价策略。

3、商业银行应加强中小企业信贷管理制度改革，包括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风险控制、资产处置和后台监督机制等方面的改革。现有的信贷管理制度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商业银行实行统一法人制度，决策链较长，很难适应中小企业贷款期限短、频率高、用款急的需求。我们认为，商业银行法人集权管理有利于集中控制风险，是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但同时商业银行应发挥好立足当地、贴近社区、贴近借款人的优势，尽量减少信贷决策环节，缩短决策链条，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二是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方法与大企业有较大差异，商业银行目前“大而全”的信用风险评价体系不能体现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会计统计信息披露等特点。商业银行应加快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特点的信贷管理信息系统和风险评价机制，加强在贷款审查、信用评级、抵押担保程序、资金定价机制、贷后管理等各方面的创新。

随着直接融资市场不断发展，大型企业融资渠道不断增多，商业银行在外部市场约束力量日益强化的条件下将被迫转换经营思路、改变竞争战略，并最终将市场竞争的重点转移到发展中小企业客户上来，从而为较好地解决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开辟出新思路。我国中小企业不仅数量众多，且其中不乏经营业绩好、诚信度高、成长性良好的优秀企业。这一群体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对银行信贷也有着更大的现实和潜在需求。我们相信，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可以在中小企业领域找到广阔的市场，中小企业也可以为商业银行战略转型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2005年和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企业短期融资券市场运行情况；

3、国际清算银行：2005年国际清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昆明研讨会论文集《发展亚洲企业债券市场》。

4、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第7篇：直接融资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债券市场；分析；服务实体经济；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4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102-03

一、我国债券市场现状

一个成熟和规范的债券市场，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低风险投融资工具，也能够为中小企业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开辟融资新渠道以满足其潜在的巨大资金需求。我国资本市场历经了 20 年的发展，建立起一个余额位居世界前五、亚洲第二的债券市场，成绩斐然。2011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人民币债券7.8万亿元，其中政策性金融债2.0万亿元、公司信用债券2.2万亿元。债券托管总额22.1万亿元，当中的银行间债券市场20.2万亿元的债券托管量占了我国存量债券的97.1%。毋容置疑，我国债市进入了一个规模快速发展时期。但我们还应该看到，目前债市直融进程中的实业型主力军，仍是国资背景的企业，大多数中小及民营企业还未能充分利用债券融资工具，资本市场“重股轻债”的迷离顽疾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重股轻债”思维，导致直接融资结构不均衡，融资层次单一的行情，使之成为制约直接融资比重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反过来，债券市场又成了资本市场发展的羁绊之一，跟不上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债券市场流动性不足，债券结构欠合理，产品缺乏创新，债市过多地围绕金融机构融资。

我国的信用债券品种发展历程各具特质，主要包括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以及短期融资债券等，但在很长时期内发展缓慢则有共同性，主要在于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一是严格的审批制和募集资金用途管制束缚了市场的发展，用审批的办法来管理市场，使公司信用债与企业自身的经营需求背离财务调整和信用债券主题，仅仅服务于固定投资项目，降低了市场效率。我国的债券市场一直被视为国民经济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处于政府的严控之下，政府对信用债券的发行实行严格的审批制。以发改委审批发行并监管的企业债为例，企业债发行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发改委共同审批；企业债如果要上市交易则需经过交易所核准等。企业债发行额度和时间限制使企业不能按照自身的经营和融资需要自主、灵活地确定发债规模及时机，而对发行利率的审批有悖于市场化定价机制，不能充分体现不同发行人资质差异以及市场对信用风险的真实评估。此外，繁琐的审批程序往往错过企业发债时机，加大新债对发行人和投资人的双向不确定性，形成企业实际发债时的市场条件和企业自身经营状况距离申请时情况已发生变化的困局。二是债务融资信用基础薄弱，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管效率低和目标模糊，相关法律与实施细则和规章制度之间不配套。按照我国现有债券制度，对信用的内在要求与发达国家标准相比仍然有差距，信用形式和依法监管未能随市跟进。再是市场过度依赖国企背后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政府信用，使企业信用、民间信用欠缺培植，企业和政府间的信用冲突仍然借助资源的重新调整和配置来解决，信用债券自然难以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由于我国债券市场是以政府及金融机构债券为主体的市场，公司信用相关债券品种不丰富，与股票市场不能相提并论。债券一级市场发展缓慢，必然其二级市场一路蹒跚，表现为投资者结构单一、信用类债券流动性不足、变现能力弱，交易所挂牌交易数量不多，场外交易欠发达，由此加大债券投资者对公司信用类债券的风险预期，同时影响和限制了投资者对公司信用类债券的购买，使债券投资变相成了债券投资人的定期存款，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市场发行难免举步维艰。

二、美国债券市场情况

美国债券市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债券市场之一，债券早就成为美国政府和企业最重要的融资工具之一，债券市场可流通规模总量大，债券种类丰富，尤其是公司信用类债券产品，品种繁多，举足轻重，成就了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2011年美国债券市场累计发行58918亿美元，其中国债21032亿美元、联邦机构债券7036亿美元、公司债券10055亿美元、抵押支持债券 16602亿美元、资产支持债券1248亿美元、市政债券2946亿美元，公司直接债务融资占债券市场整体规模50%以上。截止2011年底，美国债券市场可流通余额达36.756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我国债券市场可流通余额的10.50倍。

美国发达的债券市场经验表明，债券市场在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剖析美国直接融资结构，债券市场举足轻重，日均债券交易量庞大，其他任何市场都无法比拟，基本形成了债券融资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债券融资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超过股票融资。从证券化比率来看，美国债券市值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体会美国经验，债券市场顺应市场演进发展大于股票市场，一是可以避免融资风险积聚在银行体系，分散整个社会的经济波动风险以及信用风险；二是降低融资结构失衡导致的宏观经济脆弱性；三是促进信贷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创新，进一步提高金融产品多样化。在融资渠道多样化防范风险上，美国次贷危机倒是很好的证例。次债风波，是美国房地产市场震荡波及美国金融市场，继而引爆全球经济危机。匪夷所思的是，处于风暴中心的华尔街金融帝国大厦至今屹立不倒，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剥茧抽丝，得益于美国笑傲巅峰的国际化债券市场，打造出的全球金融产品多样化，替美国分散了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殊不知欧洲金融机构在资产投资的损失远远大于美国本土金融机构。从全球来看，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也被殃及，通通为美国次贷危机买单。

在美国的债务融资中，其市政债券值得一提，该项已成为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的一种重要方式。19世纪20年代美国在大规模城市建设过程中，开始兴起发行市政债券，由于联邦政府无法满足各州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只得向债券市场融资。截至2011年末，美国市政债券存量37434亿美元，占美国债券总存量的10.18%，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能量不可低估。美国政府还于2009年推出的"建设美国债券（Build America Bonds）"，作为当时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之一，该项债券票息享有政府35%的永久补贴，当年发行量达642亿美元，占同期市政债券发行量的15.66%；2010年发行1173亿元，占同期市政债券发行量的27.09%。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提交给国会的2011财政年度预算案中，把“建设美国债券”列为一项永久性项目，将该债券用途扩大至一些债务的再融资，以弥补短期政府运转资金不足，市场反应非常积极。

美国债券二级市场，主要是以场外交易为主，其自由的交易模式给市场带来了良好的流动性和活跃氛围。2011年，美国债券市场的日均交易量约9087亿美元，是同期纽约股票市场和纳斯达克交易所股票日均交易成交量之和的9倍。从各类型债券发行规模以及日均交易量来看，美国国债是当局货币政策贯彻的主要工具，也是美联储公开市场业务的主要操作平台，其日均交易量达5678亿美元。其次的是以房地美等政府支持机构发行为主的抵押支持证券，日均交易量在2500亿美元左右，公司类信用债日均交易量在206亿美元左右。

在信用评级方面，则倚重三家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评级机构根据实体经营情况以及长期还款能力来评定其信用等级，帮助投资人自主决定风险定价。除了必要的监管，主要还是靠市场力量约束规范债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另外，在可流通的债券品种中，包含国债、市政债券、公司债券、企业债券、联邦机构债券、抵押支持债券和资产支持债券等，信用产品风险大于国债，这一点与我国相同。但投资往往玩的是心跳，风险较高的债券对应的市场化收益更为丰厚，不同信用层次债券收益率，可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人个性化投资需求。

三、完善我国债券市场的几点建议

追寻美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及其一、二级市场的特点，对照我国债券市场的现实和发展，实事求是，兼容并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断言，大力推进债券市场发展既是满足我国实体经济需求，也是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的必由之路。对作为资本市场有机组成部分的债券市场建设和债权式融资与投资，则首当其冲，迫在眉睫。发展债券市场，实乃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针对现实债券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和完善债券市场外部监管体制

债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方面规范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依法对各个主体行为监管。政府对债券市场的监管，是一门科学和艺术综合学科，如何对那些不遵守法律法规的行为予以制止；对那些违法违规行为予以纠正；对那些故意或恶意违法违规予以打击，有效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健全债券信用责任机制，扩大市场自主功能，是摆在我们跟前的复杂课题。

2、进一步减少行政控制，释放市场自

市场的发展首先应减少行政过度的控制与干预，赋予市场主体更多自主。回归市场化是市场信用得以滋生发展的前提条件，市场信用也只能借助于市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积累。只有消除政府对债券市场在各个环节的计划审批和过度控制，才能使市场主体在自由交易的基础上真正建立起互信，起到推动债券市场信用发展的作用。赋予市场自并不意味着弱化政府监管，相反，是要求监管找准切入点，通过外部监管严控市场化进程，而非对市场主体行政干预，维护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高债券市场透明度，防范各种投机行为，鼓励市场创新，实现既合理监管又科学培育市场良性发展。

3、健全和发挥资本市场债市功能

债券市场作为一个金融市场中非常重要的子市场，有着深化金融结构改革、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和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作用。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不仅能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改善融资结构，还起到自我降低金融风险的作用。要发展债券市场，就必须坚持以机构投资者为基础，加快培养具备风险甄别能力的个人投资者，积极引入外国投资者，多元化投资者类型，坚持发展场内和场外市场，通过不断创新实现债券市场的规模、产品和模式的跨越式提升。债券一级发行市场是否建立和健全、相对市场化的制度是否完善，二级流通市场功能是否配套，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债权式融资与债券市场的作用的有效发挥。

4、扩大公司信用债券融资比例

扩大直接融资，能够使大规模储蓄转换为金融资产，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改变传统的金融运作方式。2011年末，对银行来说，一个巨大的压力，恰恰来自于贷款余额的54.79万亿元，加大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这就不言而喻。由于我国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导致企业融资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就更加需要善于利用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直接融资渠道。但不能把增加直接融资比重仅仅理解为股票市场的扩容，需要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深入开拓债券市场深度和广度。纵观全球资本市场，扩大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空间，无一例外主要是通过债权融资方式，债券市场的发展反过来也能为信用风险市场化定价提供坚实基础。

5、对外开放，实现债券市场与国际接轨

无论是中国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地位显著，是投资的基石，为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提供多样化。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债券市场并与国际接轨，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我国的现实，学习和借鉴国际资本市场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动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境内债券市场，扩大境内发债的境外主体范围，直接给予境外人民币存款工具的提供方直接进入以本地货币结算的政府债券市场的机会，允许更多境内机构赴境外发行债券。

参考文献：

[1] 李扬、殷剑峰.美国场外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和规模[J].当代金融家，2006，（04）.

[2]中央结算公司债券信息部.2011年度银行间债券市场统计分析报告[EB/OL]..

[3] 谢多.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继续推动债券市场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EB/OL]..

[4] 蔡万科、唐丁详.中小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国际经验与创新借鉴[J].证券市场导报，2011，（12）.

第8篇：直接融资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 山东半岛 产业结构 金融支持

山东半岛的地理边界涵盖滨州、东营、潍坊、烟台、威海、青岛和日照7个沿海地市，面积68551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4%，人口356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0%，截至2009年，gdp占全省总量的52%。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由“陆上山东”、“海上山东”到“蓝色经济区”的历史性跨越。从陆上山东到海上山东，是山东省发展空间的延伸和拓展；从海上山东到蓝色经济区建设，则是山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和提升，是山东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型。山东半岛经济区是涵盖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诸要素的复合功能区。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山东半岛7地市的产业结构及金融结构。

一、山东半岛产业结构现状及其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经济和社会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地区。若不考虑地区城市个数，从综合经济实力看，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956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17.9%；从增长速度上看，长三角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4.7%。珠江三角洲地区9个城市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746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达到9.9%，增速是16.5%。山东半岛7地市2008年实现生产总值1620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4%，平均增长速度是16.2%。

从表1中可以看到，无论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还是山东半岛以及全国，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降，第三产业稳步上升。

横向上看，山东半岛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第一产业方面，三个地区第一产业比重都低于或是优于全国数据。但是，从2004、2006和2008三年的数据来看，山东半岛第一产业的比重甚至比长三角和珠三角第一产业比重之和还要大，相比来说更接近全国平均比重，这对于山东半岛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产业方面，从1992年开始，山东省包括山东半岛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比例第一次超过轻工业达到50.68：49.32。此后，重工业迅速增长，轻工业比例逐渐降低，第三产业逐步发展。从表1中可以看出，山东半岛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明显要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更是高出全国10个百分点以上。第三产业方面，三地区以及全国第三产业比重都呈上升趋势，但是山东半岛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于长三角或珠三角来说低10%还要多，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线7个百分点。

二、山东半岛金融发展状况分析

1、山东半岛金融规模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1988—1991年，山东半岛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还没达到千万，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由70%逐年增加到将近90%。在1991—1995年，当时经济发展迅速并有过热迹象，这时贷款有所收缩，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又从近90%下降到不到60%，之后直到2008年也是在50%～70%之间波动。反观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107.5%，这说明，山东半岛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增长要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金融规模这一角度来说，山东半岛的金融发展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

2、山东半岛融资结构分析

（1）直接融资分析。直接融资主要是指以股票和债券为主要金融工具的融资方式。在我国，直接融资主要是靠证券市场即股票为载体进行融资，债券发行量很少，因此本文主要考量证券市场的融资。那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发育程度的指标通常选择证券化率。

截至2008年，山东半岛有上市公司39家，流通股总市值2368亿元，占全省gdp的14.62%。从上市公司的产业分布来看，第一产业有4家，第二产业有30家，第三产业有5家，其中，第二产业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制造业，其次是化工行业。而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上市公司几乎没有，这也妨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图2可以看到，山东半岛1993年开始在证券市场上融资，证券化率是5%，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2000年的时候达到最高的25%，随后进入低谷，尤其是在2005年，证券化率达到6.5%，这一情况在2007年时得到改善，但是随着金融危

机的到来，2008年又随之下降。之所以形成这么大的波动，是因为证券化率与股票市值有关，而股票市值又与经济形势和股票价格相关。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化率大都大于100%，我国在2007年证券化率也已达到132%。从这一方面说，山东半岛的证券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与成熟市场还有很大的距离。

（2）间接融资及其与直接融资的比例分析。间接融资主要是指以银行信贷为主要手段的融资方式。由表2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直接融资占间接融资的比例平均值在9%左右，最高也就达到16%。在2000年的时候，股票融资很大，贷款增加值明显比前后几年要小，这一年的直接融资占到间接融资的70%，但之后几年又大幅下降到2008年的8%，直接融资规模仍然很小。

表2是2009年山东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由这个表可以看出，山东省间接融资比例基本上始终保持在90%以上，除了2007年股票市场融资涨幅很大外，直接融资比例上升较快。山东金融业有些畸形发展，即直接融资滞后，企业融资渠道严重依赖银行体系，使得金融机构风险加大，间接融资比例过高也使得企业经营成本加大。

综上所述，山东半岛第一产业相对于地区发展来说所占比重过高，第二产业内部不合理，高耗能的重工业结构亟需调整，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代表第三产业发展方向的高技术、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本文从该地区金融结构、金融规模等角度分析了山东半岛金融发展现状，从中可以看出，山东半岛金融规模的增长跟不上gdp增长的步伐，且差距很大；融资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比重很大，直接融资比重过小，导致金融市场效率低下，严重制约着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

三、山东半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金融支持措施

1、壮大地方性金融机构，加快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地方性金融机构无论在政策方面还是信誉方面，往往比外来机构在支持本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上更有优势。因此，要把发展和壮大地方金融机构作为山东半岛金融业发展的一个侧重点，大力培植地方金融龙头企业，全面增强本地区的金融实力。

应该说，山东半岛经济主体分散化、经济结构多元化明显，而本地区金融发展则是受体制的影响，存在诸多的限制因素，主要表现为金融开放的“内紧外松”现象，即外资银行早已登陆山东半岛，但是金融业对民间资本开放还是举步维艰。金融所有权结构上的缺陷不但有损于多元化的经济成分的融资需求，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对构建高效的金融运行机制不利。所以，要大力推进地方金融资源整合，使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为山东半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和高效的金融服务。

        2、尝试创新，丰富各类金融工具

（1）中小企业的信贷金融工具。山东半岛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大多是规模较小的企业，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这些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由于担心他们的信誉，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是惜贷的。针对这一状况，开发一套适合中小企业成长特点的信贷金融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2）股权类金融工具和组合投资金融工具。山东半岛上市公司多达40多家，占山东省上市公司近一半的数量，且大都集中在优势制造业上。因此，开发股权类金融工具适合投融资双方低风险和高收益的偏好。同时，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也可以作为山东半岛投资金融工具开发的方向，这些可以提高金融支持产业的力度。

（3）产业基金。产业基金以其独到的资金汇集和高效的投资能力，可以为山东半岛在成为工业强省、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等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问题提供新的解决途径。当前山东半岛资本市场投资渠道单一，产业结构调整资金压力大，一些基础产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工业发展主体性能不强，新兴产业带动能力较弱，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步履维艰。产业基金因为规模大，投资专业性强，其投资行为还可以有带动社会资金汇集的作用。因此发展产业基金，将会极大促进半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3、发展资本市场，扭转证券市场“边缘化”局面，丰富金融市场层次

山东半岛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资产运营质量方面的功能。这里所说的“边缘化”是相对于直接融资来说的，证券市场筹资额很低。因此，要实现山东半岛优质企业上市梯次化发展，多渠道多形式推进企业在主板上市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多渠道筹集资金。推动一批能够代表山东半岛经济发展优势的机械制造、海洋化工、医药等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以及发展前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主板市场或中小企业板市场上市，促进山东半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

4、地方政府要加强政策协调，构建区域合作发展的产业及金融机制

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各省及以下各市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经济政策外部性日益突出，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重点就在于政策协调，从而打破各种壁垒，从政策上给予经济发展的自由空间。在这一方面，长江三角洲的做法可以借鉴，即建立区域统筹管理机构——长江三角洲市长联席会议，就整个地区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协商。长三角的学术会议每年必开，珠三角也有了类似的机构存在。因此，山东半岛要建立相关的协调机构，围绕各市在区域中的定位，规划自己的经济布局和产业发展重点，从整体上确定发展战略和产业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 杜迎伟：促进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r]．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促进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课题组，2005．

[2] 范跃进、李平、吴宗杰：山东省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08[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第9篇：直接融资的功能范文

社会融资规模

与M2是什么?

通常说的M2是指广义货币供应量，其计算公式是：流通中现金(M0)+活期存款=M1，M1+定期存款=M2。也可以换个角度，将M2简单地看成由现金、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和派生存款共同构成。如果假设流通中的现金数量相对稳定，M2的增长取决于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数量、速度和金融系统派生存款的能力。从金融统计的角度看，它是个存量概念。比如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72.58万亿元，这个量是自发行人民币以来累计产生的货币供应量。

社会融资规模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其名称，它至少应该包括：每年新增的贷款，信托融资、各类直接融资(股票、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PE、境外投资、民间融资等，其更多地是流量的概念。

社会融资规模

能被准确统计吗?

通过对上述两个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M2作为代表的货币供应量是可以准确统计的。因为无论是现金投放，还是存款统计，国内现有的制度体系都可以提供较为准确的数据。由于人民币是唯一的法定货币，在国内的任何一个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其持有货币的形式要么是现金，要么是银行存款。现金的发行是由人民银行负责的，每年的现金发行量，全社会累计的现金流通量都是有统计的。而全部的存款都会体现在各商业银行的统计报表中。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可以通过人民银行组织的金融统计得到准确的数据。

而社会融资规模则是一个不可能被准确统计的数据。以PE为例，PE是“private equity”的缩写，一般的中文翻译是私募股权投资。因为是“私募”，所以无论是募资者，还是投资者，都没有向社会公开、或披露的义务。也同样因为是“私募”，具体的投资活动是极其分散的，其形式也是非常多样化的。目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建立起权威的、全面的统计制度，在我国也是如此。PE虽然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它到底对应什么样的投资活动，哪些投资行为属于PE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毫无疑问，像凯雷、DIG，红杉资本这些著名机构的投资活动属于PE，但为数更众的民间投资其实也符合PE的特征。再加上民间的投资活动中，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常常并不清晰，很多投资活动同时具有双重特征，也使PE的界定更为困难。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PE概念及其界定，所以也就没有PE的统计口径和统计制度，就更没有被普遍认可的PE统计数据。虽然目前有很多机构、学者都在研究此问题，但彼此间的估计值存在以千亿计的误差。

作为监测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中间目标，必须具备可测性、相关性、可控性等特征。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问题，它就只是一个既不可测，更不可控的目标，让其承担监测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功能，又怎么可能呢?

控制通胀的关键是什么?

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从抑制通货膨胀的角度看，由于货币超额发行是引起通胀的根本原因，所以抑制通胀就须控制货币发行。

现代银行制度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通过派生存款增加货币供应：当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进入银行体系后，银行就获得了发放贷款的能力。银行放贷后，借款人又会在银行中形成新的存款，银行进一步获得了放贷的资金，如此反复，央行极少量的基础货币发行，在商业银行贷款，存款一再贷款一再存款的反复中，就会形成巨额货币供应。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工具的多元化，银行创造新的货币供应的方式还包括银行直接购买国债、购买企业债券、参与企业发行股票等行为。由此可见，由于银行体系功能日益强大和金融创新高度发达，在影响货币发行的各种因素中，除了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外，银行能派生存款的各类资金运用方式已经成为创造货币的关键因素。

当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业务时，由于监管要求和银行盈利冲动，银行最愿意开展的业务仍然是发放贷款，控制贷款仍是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的根本手段。而至于其它的融资方式，像普通投资者用自己的存款购买股票或债券，只是把个人的存款变成了企业的存款或政府的存款，并不会像银行那样能派生出新的存款，也不会增加货币供应。所以在直接融资非常发达，手段非常多的情况下，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供应量并无必然、直接的联系。

从控制通胀的角度看，在长期内，货币供应量是决定通胀的唯一因素，对其的长期观测是不可能被放弃的。而对货币供应量变化有重要影响的信贷投放速度和投放规模仍将被密切关注。尤其是在我国，直接融资尚不发达，银行体系过于强大，贷款投放仍是控制货币发行的核心指标。

不过在短期经济运行中，关注社会总融资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货币投放的增长，也不可能取代货币供应量，但总融资的增长将意味着总需求的增长。如果中央银行为了控制货币投放而仅仅控制贷款投放，多种方式的社会融资将弥补贷款投放减少产生的融资缺口，使总需求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或仍然快速增长，这在短期里将使物价水平上升继续获得动力。尤其是在货币已经超发的情况下，由于融资方式的变化，有可能改变货币运行的结构，使过去集中于某一领域(比如房地产)的货币游离出来。这时，一部分过去沉淀、隐藏的货币就可能被激活，进而形成新的总需求，从而引起价格波动，此时关注社会融资规模就有宏观意义了。

像目前，虽然外部经济环境仍然不景气，但2010年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10.3％的增长。这就使国内外的研究者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和控制总需求增长都是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

社会融资规模可以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