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缓交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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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积金缓交政策范文

持续低位的缴存覆盖率和个贷户率

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率反映的是，在所有城镇就业职工中，有多少比例的人缴存了住房公积金。该比例值与住房公积金的公平性或普惠性成正比，比例低即覆盖率低，表明住房公积金在缴存环节的公平性或普惠性低。图1显示，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率虽有逐年升高的趋势，但升幅过低，多年在30%以下徘徊，2014年才过30%，2016年也只有31.54%。由此，住房公积金虽然已经运行近30年，但覆盖率依然过低。截至2016年底，全国城镇就业职工中依然有近70%没有缴存住房公积金。

进一步观察还发现，就是在已经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中，基于所属单位性质差异产生的不平等同样十分明显。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项研究，2014年非私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率不足10%，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率高达近90%（见图2）。进一步推论即是，体制内就业者的覆盖率远远高于体制外就业的覆盖率。

这项研究关于基于工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覆盖率的不平等同样十分明显。图3显示，收入水平越低覆w率越低，收入水平越高覆盖率越高，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缴存覆盖率之差高达近50个百分点。

由上，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率总体偏低更多体现在体制外的就业人群和低收入人群。这显然意味着，住房公积金目前的运行缺乏平等性或普惠性。

见证住房公积金低公平性的另一个指标是个贷户率，即住房公积金贷款户数与缴存住房公积金户数的比例，反应在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中就是有多少家庭实际使用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比例低说明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家庭少，因而公平性低。住建部关于住房公积金的年度报告中没用缴存户数和贷款户数的数据，但有缴存职工数和贷款职工数的数据，本文以职工数的一半作为家庭数的估算数从而推算出缴存和贷款的家庭户数，由此得出图4，即住房公积金及总个贷户率（累计贷款户数与累计缴存户数的比例）的走势柱状图。该图显示，住房公积金总个贷户率虽呈逐年走高趋势，但多年在40%以下，近两年刚刚超过40%。这表明，在所有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中，仅有4成使用了住房公积金贷款。

进一步观察个贷户率的地区差异（图5），本文发现，个贷户率和经济发展即人均收入水平之间不具有统一的相关关系。从分布看，前十名中呈负相关的省份明显多于正相关的省份。其中个贷户率超过80%的省份全部分布在西部落后地区，新疆和青海的个贷户率甚至超过90%。相反，广东、北京、海南等东部省份的个贷户率却很低。其中广东的个贷户率不足20%，排名垫底。北京的个贷户率也不到30%。

由此，在住房公积金贷款运用上，住房公积金的低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的住房公积金的公平性多低于经济落后的西部省份。

住房公积金的公平性何以成痛

1999年颁行并于2002年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设立旨在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相关的各级各类官方文件更是把住房公积金作为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利器。但住房公积金在实际运行中却很难兑现其公平性或普惠性的指向。特别是前述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率和个贷户率长期在低位徘徊。那么，住房公积金的公平性何以成痛，症结在两个“两难”。

首先是缴存环节的两难即缴存两难。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按照下列规定列支：（1）机关在预算中列支；（2）事业单位由财政部门核定收支后，在预算或者费用中列支；（3）企业在成本中列支。由此，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实际上都是由财政埋单的，但企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则是企业自己埋单。问题在于财政埋单容易，企业埋单就难易不一了。实际上，很多企业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或小微企业运营状况不佳，难以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特别是在近几年经济下行、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不少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囊中更为羞涩。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收缴难免会加大企业成本进而使得企业的运营雪上加霜。这就形成了两难。企业主动缴纳，难；强制性缴纳，也难。笔者在对某市住房公积金的调研中曾见证过两个单位在住房公积金缴存问题上的来自不同部门的互异立场：住建部门认为应对不给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采取强制性措施，人事部门则认为，住建部门的做法会加重企业负担，甚至危及企业生产，进而危及就业和社会稳定。

其次是贷款环节的两难即个贷两难。一方面。在房价不断攀高的住房市场上，中低收入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难。原因很简单，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是有上限的，特定个人或家庭最高额度则是根据其还贷能力（比如借款人偿还贷款本息后月均收入应不低于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或贷款本息不应高过其同期家庭收入的50%）、房价成数（比如首套自住90平方米（含）以下的，不得超过所购住房价款的80%）、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和贷款最高限额（比如国管公积金中心最新规定是90平方米（含）以下的首套自住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等条件来确定。由此，在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给定条件下，如果首付款（比如购房款的20%）与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之和仍然低于购房款，购房者又没有能力筹集相应差额，那么，住房公积金贷款也是无法获得的。大量中低收入家庭恰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样的情况在一二线城市表现得尤其突出。笔者曾对北京、长沙、南昌、大连、兰州、乌鲁木齐等30多个城市的家庭的偿付能力做过测算，以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购房面积90平米、首付30%、商贷期限30年等数据为参数，所得的结果是，其中有一半以上城市（多为一二线城市）的家庭贷款月供占月收入比超过50%，即超过其正常的贷款能力。如果在以上的测算中将平均收入替换为中低收入，不具备正常贷款能力的比例肯定会有明显提高。最新的住房公积金年报所披露的相关数据似与以上估算有异曲同工之妙。住房公积金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住房公积贷款所购单套面积在90平米以上的住房的比例高达近70%，报告给出这个数字的用意是总结成绩，但笔者却看到了另一面：这个70%恐怕与相当一部分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者不会有什么缘分。

由此可以推论，实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者，似乎不太可能如住房公积金年报所披露的那样多为中低收入者，而是可能多为中高收入家庭，而且可能多为投资或投机炒房客。住房公积金贷款在实际运行中演绎成如此令人尴尬的现实生态，其背后应是多因素较力的结果，这其中所谓的多因素榜单上，自然少不了诸如去库存压力、土地财政、既得利益集F操纵、炒房团等。如此说来，遏制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投资或投机性运用就有些勉为其难了。这也正是所谓住房公积金个贷第二难。

如何释痛

住房公积金制度设立之初及其一直以来的普惠指向如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实际运行中的反向而行意味着我们在具体设计思路和相应的制度和政策环节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缓释其痛的“灵丹妙药”自然是坚持立足住房公积金设立的普惠初衷，重新梳理和构建住房公积金运行中的诸多思路和相关政策措施。焦点则是，住房公积金相关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的均衡重心只有一个，即保障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权。

首先是思路重构。比如，在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环节。正如前述，大量运营不佳的企业的确存在不同程度的缴存压力，甚至无力缴存。对此类企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有关于缓交、少交的条款，年度报告中也有相关的内容。2016年报告披露，该年申请降低缴存比例和缓缴的企业1.3万家，减少企业缴存资金153亿元。且不说该数字是否存疑（2016年实缴单位238.25万元，缴存额16562.88亿元，每个单位平均缴存约70万元。同期申请降低缴存比例和缓缴的企业则是每个单位平均约118万元，比有实缴能力的单位平均数竟高出近50万元），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按照条例规定，少交缓交的部分要在未来补缴的，这对企业而言实际上是一笔刚性债务。这样的处理思路显然会令本已运营不佳的企业雪上加霜。所以，是否应该考虑对企业少交的缺口给于适当的财政补贴，甚至对无力缴纳的部分企业给于适当的减免豁免，由此产生的缺口由财政支付，而不是作为企业债务。再比如，在住房公积金运用环节。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住房公积金属于个人储蓄资产，任何一位缴存者都有以法定提取或贷款使用的权利。同时，住房公积金制度旨在保障所有人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权利。两种权利如何协调？当住房公积金贷款很难为中低收入群体获得，相反却可能沦为中高收入者投机炒房的工具时，是否应该考虑，过去我们均衡这两种权利的思路是否需要调整，是不是尝试一下这样的思路：对高收入人群，住房公积金主要目的在互助合作的理念下重在资产保值增值，而非购房时贷款；对中低收入人群则是重在住房保障，敞开贷款大门。

由此推出如下三条在制度或政策层面的重构之策。

――“贷款准入”，即对高收入人群和部分中高收入人群，限制甚至禁止其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对中低收入者购房引致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需求则无条件准入。

――“差异化补贴”，即对缴纳住房公积金有困难的企业，政府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可依据企业的经营状况细分若干档补贴条件和相应的补贴额度。

――“豁免待遇”，即对于无力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和职工，可以设立一个豁免缴纳触发标准，触发该标准即可享受缴纳豁免，在该豁免期内，可以不缴纳住房公积金但依然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第2篇：公积金缓交政策范文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上市主体将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整体变更过程是公司上市的必经之路。整体变更过程中，个人所得税成为不少个人投资者特别是实际控制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与现金分红自然人股东取得货币资金不同的是，有限公司留存收益、资本公积转化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或资本公积金时，由于投资者并未实际取得现金收益，同时又必须承担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税负，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承担的。因此，整体变更涉及个人所得税值得我们探讨研究一番。

关键词：

整体变更;个人所得税;资本公积

1协调净资产与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

1.1标的公司净资产大于注册资本需要缴税

当标的公司的净资产高于其注册资本时，标的公司整体变更时即需要面对缴税问题。税收实践中，各地方税务机关执法不一，可能是因为对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理解适用不同所带来的执法混乱。大部分地方税务机关会要求企业在整体变更时就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部分地方税务机关根据当地政府税收优惠政策文件不要求自然人股东缴纳税款或者准予缓缴该税款。

1.2标的公司净资产小于注册资本时，标的公司需相应增、减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额”。当标的公司净资产低于整体变更前的注册资本时，可以采取整体变更前先减资以使净资产与调整后的注册资本大致平衡的处理方式。此外，整体变更前进行增资或者由股东溢价出资也是可行的办法。总之，整体变更时，净资产与注册资本越趋平衡，缴税义务相对越轻。

2“整体变更”时留存收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资本公积税收成本问题

2.1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所涉及的个税问题

实践“整体变更”过程中，个人股东将累积的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未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可以采取如下应对方法:第一，根据相关规定制定合理分期缴纳税款的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第二，由自然人股东出具承诺函，承诺若税务机关征缴本人在公司整体变更时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本人将无条件、全额缴纳该等税款，若税务机关因此对本人罚款，该等罚款亦由本人全额承担;如公司因未履行代扣代缴上述税款义务而遭致税务机关罚款，相应的罚款及责任均由本人承担。以上对策需结合当地税务实际情况适用。在2015年8月12日挂牌的杰尔斯(833223)案例中，该公司整体变更前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1万元。根据审计报告，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3682.66万元，其中，资本公积0元，盈余公积1863686.13元，未分配利润14952937.30元。2015年3月，公司整体变更，公司以2014年12月31日为改制基准日，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总额31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剩余净资产5826623.43元全部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本案例中即存在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问题。就此律师认为:在2015年3月30日(2015年3月公司整体变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该通知已于2015年4月1日生效。根据该通知，对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所获得的收入，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该通知，企业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自然人股东缴纳的个税可申请在5个公历年度内分期缴纳。根据公司的说明及律师的查询，公司仅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存在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况。所以，依据国税函〔1998〕333号、财税〔2015〕41号中的相关规定，公司自然人股东须就公司整体变更阶段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公司也应相应履行代扣代缴自然人股东个税的义务。就公司履行代扣代缴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税的情况，公司向律师作出如下回复: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公司尚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公司目前正在根据上述通知及最新的现行有效的税收政策向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署申请个人所得税缓交备案。就股东个人所得税缴纳事宜，公司自然人股东均已出具承诺函。综上，律师认为，相关股东及公司已就个税的缴纳事宜采取了规范措施，且该等规范措施具有可行性。该案中，股转公司接受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上述观点。至于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承诺函内容，除挂牌企业案例，在审企业亦有案例，具体可参见吉林省锐迅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律意见书2015年9月29日公告。

2.2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公积所涉及的个税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整体变更过程中，使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入资本公积，注册资本不发生变化，各股东的持股数及持股比例不发生变化，则不涉及未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问题，自然人股东亦未取得《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中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便也不会产生缴纳所得税的义务。实践中，部分企业采取此方法进行节税，并由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进行兜底性承诺。在2015年8月14日挂牌的霍普股份(833328)案例中，根据公司整体变更时的审计报告，整体变更前公司的实收资本为3000万元，资本公积为0.00元，盈余公积为150万元，未分配利润为54511016.37元。公司整体变更时，以2015年3月31日为改制基准日，以经审计的净资产86011916.37元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收股本总额的3000万元，股份总数为3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注册资本3000万元，余额56011916.37元计入资本公积。即，有限公司的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2015年5月28日，该公司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本案例中，股转公司依然询问了自然人股东纳税情况，律师回复如下:公司整体变更前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整体变更后股份公司股本3000万股，各股东的持股数及持股比例均没有发生变化，不存在以未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情形，自然人股东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整体变更完成后，已依法办理了税务登记备案变更，办理过程中主管税务部门未要求公司就整体变更事项缴纳税款。公司股东已向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对于股份公司在整体变更过程中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将依法自行承担缴纳义务。该案例中，股转公司依然接受了上述观点。律师的回复虽未直接言及有限公司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为股份公司资本公积的税务问题，但公司无须就整体变更缴纳(代扣代缴)任何税款，则间接表明本案中有限公司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为股份公司资本公积无须缴税。

2.3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涉及的个税问题

公司整体变更时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自然人股东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国家税务总局的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有歧义，实务操作中税收征管也不尽相同。

2.3.1现行立法规定存在歧义

上述规范性文件对企业用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相对明确，而对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规定，实务中一直存在争议。

2.3.2观点争鸣

大部分地方税务机关都认为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不同的地方税务机关实际征收方式不同，其征税的计税依据和计算方法也不相同。有的税务机关以审计报告截止日的所有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作为计税依据，有的税务机关以自然人股东取得的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作为计税依据，还有的税务机关以自然人股东取得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作为计税依据。企业、中介机构的普遍观点是，国税函〔1998〕289号的“资本公积金”应包括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溢价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溢价两种情形，不应当作区别对待。整体变更中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自然人股东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2.3.3最新案例一则简介

在2015年8月10日挂牌的明珠股份(833172)案中，整体变更前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公司以2008年11月30日为改制基准日，以经审计账面净资产52828683.95元，按照1.6509∶1的折股比例折合股份总额3200.00万股，剩余净资产20828683.95元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额为1200万元，其中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11789944.5元，由盈余公积转增股本210055.5元。2008年12月24日，工商局向公司颁发了营业执照。就此发行人律师认为:根据(国税发〔1997〕198号)精神，对属于个人股东分得并再投入公司(转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由股份有限公司在有关部门批准增资、公司股东会议通过后代扣代缴。同时，根据国税函〔2010〕79号第四条规定:“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据此，明珠股份整体变更时，注册资本增加额中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部分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由盈余公积转增股本部分涉及个税的代扣代缴。该案例中，股转公司接受上述观点。

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