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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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奴隶制经济；小农经济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一、引言
文化纬度是所有涉及到跨文化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性概念。文化纬度理论最早是由荷兰学者Hofstede建立并提出的。近四十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大量以Hofstede文化纬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涵盖社会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经济增长等领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是重要的文化维度，但到目前为止，对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纬度产生的原因的研究却很少见。为什么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衍化出了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本文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分析。
二、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
人总是要依靠别人的支持，单独一个人根本无法生活。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概率很小。所以，无论东方、西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必然的选择。
在儒教文化圈内，中国自周开始废除了奴隶制后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地缘等各种关系为基础，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以自耕农、佃农为主的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制度，并建立了“孝道”的制度安排，同时为了保障该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得以实现、深化、和扩展又建立起了刚性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文化纬度极大地适应了农业社会生产技术水平低，和劳动、土地的边际生产率递增的经济规律，从而带来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农业社会超越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东方的中国，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到1820年，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三、个人主义的经济基础
与儒教文化圈不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圈形成的并不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制度设计，而是走上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庄园经济的制度设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个人主义传统的基本思想雏形。
至少从经济发展方面讲，西方社会古代文明的制高点出现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的罗马统治时期。战争对于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罗马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生产方式。战争在给罗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给罗马人带来了廉价的人力资源。从人口结构上来看，从公元前225年到公元前43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数从440万人增加到450万人，增长了2.3%；而同期奴隶人数从60万增加到300万人，增长了400%。
之所以走上了与东方的小农经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罗马统治范围的扩张，奴隶制下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帝国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为罗马公民（不包括奴隶在内）建立个人主义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物质保障。亚里斯多德认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奴隶应该为主人劳动，使主人衣食无忧，有更多的闲暇发展文明的各种艺术，这是宇宙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奴隶制社会的经济繁荣又激励着罗马帝国继续不断的扩张，这样一来，罗马社会的奴隶制经济基础没有像中国在周代商之后慢慢消亡，并以小农经济取而代之，反而逐渐被强化为罗马帝国牢不可破的经济保障。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罗马公民的主导思想。
由于受到罗马流传下来的公民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自由民的劳动生产在道德上是被鄙视的，再加上君主、与君主实力相当的贵族和教会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得基督教文化圈内业已由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庞大生产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经济与儒家文化圈的小农经济比较起来，其发展水平则相形见绌了。经济基础和个人主义思想以及上层建筑的不匹配导致了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儒教文化圈。
一方面新大陆的殖民地的建立带来了久违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殖民者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个人的经济安全得到保障后得以继续和传播。可以说没有殖民地经济基础也就没有基督教国家的后来居上和由罗马帝国开始的个人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而真正的绝非仅保留于非奴隶的公民范围之内一般化的个人主义精神也只有到了奴隶制的废除和殖民地的独立，以及人们基于市场的信任，产业竞争力取代了武力的时代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各国对于殖民地经济基础的可靠性的坚持结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制度为保障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效率的竞争。法治化、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四、结语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集体主义是我们共同的起点。但在此之后，东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体系。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对内政体下的家族、血缘为根本的小农经济；它的自给自足式经济特点带来了自我封闭的可能，对外的殖民扩张因此也就没有了动机。而个体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农业时代是奴隶制的庄园经济，前工业化时代基督教文化圈对外殖民扩张的思想基础仍旧是罗马帝国时代就早已有之的奴隶制。而在工业时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就变成了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此时的个人主义已经一般化了，并且成为了自由、民主的基石。
纵观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会演变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整套机制安排。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摇，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化圈一定会取得与历史上同样令人敬佩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M].2009.
[2]韦伯.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M].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M].上海三联书店，1997.
作者简介：杜 纯（1996-），女，内蒙古赤峰人，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贸系2013级本科生。
黄平林（1994-），男，河北沧州人，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贸系2013级本科生。
刘 岩（1977-），男，大连民族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
第2篇：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
第3篇：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合作 农民合作
“合作”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类要生存，要与做斗争，就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合作的范围是广泛的。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合作。
合作的收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领域的分工。经济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经济合作的前提；社会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社会合作的前提；知识领域内的分工是导致知识专家们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类型的分工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会导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类的合作水平最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社会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会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所以，选择合作是人类理性的最终体现。一方面，人类会面临分工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人类应不断推进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构成了人类演进的两大动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约翰·泰勒指出：“认为分工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了充分原因则是社会最深的错误观念之一。分工并没有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原因。它仅仅描述了需要契约的条件。两个人合力架一根横梁要比一个人单干容易得多，但两人并不会因此就会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种情况，即每个人都承认对方对于架好的棚屋拥有一部分权利。”约翰·泰勒所强调的是：要实现合作，不仅要求能够通过合作增加合作者们的总收益，而且能够保证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体内部应充分认可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应充分尊重成员间的相互需求。
合作具有传承性。马林诺夫斯基说：“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行为都是传统的绵续性的结果，并且在每个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苏珊·温认为：“建立社会组织所根据的概念构成任何一群人的认识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遗产代表关于如何组织生产的好几代人的知识，因此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用来追求经济的‘资本’的最有价值的形式之一。”②
合作的难度与成员个数成正比例。奥尔森指出：“组织成本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③诺思和托马斯也指出：组织“费用多寡往往直接与必须参加协议的人数有关”。④
诚信是保证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诚信的维持在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自律靠灵魂的自觉，而灵魂的自觉又需要灵魂的恐惧感来维持。他律靠制度，社会的法治化是提高诚信度的有效途径。人治的随机性本质上是破坏诚信的，而法治才是诚信建设的根本。
合作的路途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合作不仅仅使家庭成员获益无限，而且也使社会获益无限。所以，家庭的出现实是人类合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是合作形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未来社会，人类的合作形式会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但合作本身又是总体性原因的结果。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将综合合作本身的演进形式。经济是合作的基础条件，制度和体制是合作的保证条件，文化是合作的灵魂和实质。
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真命题的理由是：首先，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天然缺乏社会化的大分工，社会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导致相应社会化合作的缺乏；其次，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和相应人治的传统并不能使契约关系得到普遍发达，从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励功能；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所体现的现世主义风格使人的精神趋向一种短期情结，从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长期化和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假命题的理由是：首先，虽然小农经济天然缺乏社会化大分工，但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式的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这种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趋势；其次，乡村熟人社会和人治传统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国农民的合作是中国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生产者自身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一个层面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一个层面是生产组织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农民的合作是解决农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会改变中国农民的弱势，从而最终会使社会结构向更加均衡化方向发展。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中国农民的生产结构仍是以小农经济生产形式为主。这种生产形式的最大特点是规模小，分散和生产结构的同构，类似于分散的细胞。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就必须改造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形式。但在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结构的改造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民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形式也就更为困难和缺乏经济基础，这也就客观决定了应将流通领域内的合作成为合作建设的重点。另外，从目前中国“三农”的现状看， “小生产”和“大市场”如何对接也是一个突出的。所以，一方面，顺畅的流通系统会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最终会使社会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产，促使生产形式的变革和发展。
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设有两条路径：自组织和他组织。自组织是指合作自发生成，由内生的因素决定。他组织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动，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来说，组织成本越小，合作越倾向于自组织。其中确定性是影响组织成本的重要变量。因为确定性是形成预期稳定的关键，而预期的稳定性又直接影响着合作的有效性。生产和流通相比，生产的确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产的合作更倾向于自组织，而流通的合作更倾向于他组织。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合作重点只能在流通领域，这也就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组织。
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来说，他组织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政府、社会服务组织、优秀的个人。从中国目前发展的现状看，三种他组织主体，只有政府相对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同时，又具有先进的手段；所以，政府应成为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应辅之以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在将来，随着合作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他组织主体地位可逐渐让位于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化大生产的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对中国的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有其许多独特的优势。但血缘毕竟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市场本质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约和货币。所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对这种以血缘为主的合作形式及传统进行改造。但传统又具有遗传性和惯性，同时，任何传统的改造又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基础。对此，中国农民的合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传统以血缘为主的合作的优势，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应积极促进传统合作形式向现代合作形式转变，并且这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农民的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法治化导致规则化和有序化，规则的有序导致合作预期确定化，而预期的确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条件。人治只导致不稳定和随机，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缘化）。
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对合作的作用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国的礼治传统。他们认为法治建立在人与人相持之势上，而礼治建立在人与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条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无条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会强调义务，而不强调权利，教人相容不要相违，不用规定人际关系，不拿刑罚做事后消极制裁。三是中国上就存在类似的合作的组织。戴蔼庐在谈到历史合会组织时，指出：其起久行远，行之数千百年而不弊，此类组织无南北，咸甚发达。至合会之制，则具勤俭储蓄之性质者有之，相互保险之性质者有之，扶危济困之性质者有之。其信用之稳定，组织之密，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让。而其名目则因地而异殊为繁多：如集合、邀会、聚会、请会（山东）、打会（安徽）、纠会（浙东）、约会（湖北）、做会（广东）、赊会（云南）等。王宗培认为：合会制度肇始于中产阶级，并由其推广至无产阶级，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通行的合作。基于上述情况，法国人戈蒙（Jean Gaumant）甚至认为“各国合作组织所代表的合作思想，与孔圣人的教训是一致的，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运动。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国人的性情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团体生活习惯，缺乏组织能力，不会商量办事。所以对合作社不甚合适。中国人顶爱关门过日子，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中国人顶现想的社会；这就与合作不合了。”⑥ 任子正等人则认为中国的民风和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也对普及合作动动产生负面。这里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只有利于中国农民的传统合作，即以血缘为主以及衍生的各种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约为主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对熟人是诚信，对陌生人是机会主义。所以，中国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要引导农民走向现代合作形式，就有一个文化适应。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机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适应，才能和谐发展，才能使社会在均衡中演进。对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应大力吸收有利于农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改造传统文化，使之取得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清高，应当充分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以推进中国农民的合作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创新上，应坚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胆放弃一切不利于中国发展的陈旧观念和落后传统；二要实事求是，应当符合中国国情；三是要体现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既是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问题的归宿。
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时，合作本身又体现着成员间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约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条件。这里的民主化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应建立和健全合作组织内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应为合作组织的成长提供一个民主化的环境；三是应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农民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从历史传统来看，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农业中人与的博弈不同一起人与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动制约，从而间接有利于产生一种“抢收抢种”的机会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机会主义心态；另外，严酷的生产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也容易诱发农民的机会主义心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传统也是滋生机会主义的温床。再次，中国文化的现世主义风格又进一步强化了机会主义行为。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看，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转型本身就是一个秩序的重造过程，所以转型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序，而混乱和无序又会更进一步加剧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诚信的死敌，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是一项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观对农民的合作有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利益。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民应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贺雪峰在谈到中国农民合作问题时，讲到如下一个例子：在荆门调查农田水利的时候，遇到一个村民小组因为有农户不出亩产10元的抽水钱，而导致亩产减产20%（有的田块减产更是超过50%）。对此，他得到的结论是：“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得到好处的计算，而是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这就构成了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而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总是会有极端自利的少数和极端无私的少数，这两个极端不能代表农民的平均水平。构成农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观，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无力处理极端自私的少数人（即以上实例中不愿出钱抽水的农民），因而就无力解决农村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搭便车行为将公益破坏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损失。”⑦对此，笔者认为，农户不愿出抽水钱可能与上述贺雪峰所说的公正观有关，但这样的公正观又确实让人想不通，实在是一种非常愚笨的表现。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能与农民社会的低信任度有关，把钱交给别人是不放心的，“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二是可能有些农民不是不想获利，而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缺乏理性的计算和判断；三是还要看反映情况的人的有关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体组织者是否存在腐败，如有则会引发农户的抵触情绪；五是可能也与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关；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况，并不能据此得出一般结论，现实中也有许多与此相反的事例。总之，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利益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观念是为利益而服务的。观念对行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观念本身又是行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观对利益的追求有影响，但利益本身才是农民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作为一个理性的农民，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观念则次之。而解决利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注释：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90页，北京，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②[美]奥斯特罗姆等：《制度与的反思》，1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③[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38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⑤吴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页，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第4篇：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组长；村治改革；制度变迁；熟人社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4年湖南省裁减了将近10万名“村官”，一年节支大约3亿元。①笔者看到报道为老百姓感到高兴，这将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但是笔者通过对湖南省洞庭湖区的部分乡村的调查，发现了其中的蹊跷。原来所谓的“十万大裁官”竟然有一部分是裁减了村民组长。此外，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组长“撤而不退”，很多地方是撤销后又恢复，恢复后又撤销，如此反复多次，却始终没有能够让组长“消失”。村民组长为何屡撤不“消”呢？
一、撤销组长弊大于利
湖南省部分地方撤销组长，主要目的是消债减赤，平衡村级财政预算，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改革实践表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仅没有减少财政支出，反而诱致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1、机会成本比较高
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标准是制度收益要大于制度成本和机会成本。调查发现湖南部分乡村在推行撤销组长的改革中，增加了制度运行成本，特别是撤销组长的机会成本比较大。汉寿县乌珠湖村一位退休村干部曾给笔者算了一笔“帐”。从村组干部的工资支出来看，若把村民组长撤销，则至少需要6名村干部（包括1名会计）才能够比较好的管理本村事务。每一位村干部的工资平均为3500元/年，那么6名村干部的工资总支出则为21000元/年。老同志还告诉笔者，在撤销村民组长的情况下，因各农户农田用水时缺乏监督而产生的水资源浪费大约为15000元/年（该地区普遍实行集体灌溉，每亩地每年需交水费20元）。把村干部的总工资和浪费的水资源价值这两项加总，总成本为36000元/年。
如果设立村民组长成本反而还要低。乌珠湖村如果每个组都设立组长，只需要3名村干部管理本村事务就绰绰有余。假设每名组长每年按1000元的报酬计算（1000元还是高估了），村里的人头经费需要23500元（13名村民组长的总工资与3名村干部的总工资之和）。与撤销组长相比，可以节约近12500元。由此可见，撤销组长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仅没有减少村里的支出，反而加重了村级财务负担。
2、管理难度增加
管理要讲求管理幅度与管理效率。一个组一般有30户左右，150至200人；管理范围山区一般较大，平湖区一般较小，但是即使是较小的组也有将百亩地。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要提高管理效率，100至200人也需要一个“工头”。虽然农村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但是一个组就是一个大集体。组内公共产品的管理、维护、维修需要一个牵头人，家庭之间或者家庭内部的矛盾需要有权威的人调解，本组与其他组的交往、本组与乡村之间协调等都需要一个专人来处理。但是一旦取消组长，村干部管理幅度过大，必须面临更多的农民直接打交道，管理难以到位；村干部不是本组人，安排和抽调劳动力进行公共产品管理和维护难度比较大；如果村干部不是本组人，难以取得农民的认同和拥戴，反而会引起村民的抵制。乌珠湖村的村秘书感叹到“撤销组长以前，我们村委会就这么几个人，工作起来难度比较大。撤销组长以后，还是这么几个人，根本难以管到位”。
3、利益表达渠道中断
农民利益表达是农民群体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在特定的语境下，它不仅是农民致富与农村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还是农村社会的一种“稳定剂”。对于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农民来说，具有一定“代言”功能的村民组长（上传下达，反映农民的心声和需要）长期以来成了农民寄托希望之处。撤销村民组长，也即等于中断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此时，农民只有通过上访等非正常化的手段（但却可能是合法的途径）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长此以往，必将造成社会关系日益紧张，威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有人认为，撤销村民组长以后，农民仍然可以向村干部们反映意见和问题，其利益表达渠道仍然畅通无阻。而笔者却不以为然，因为：一方面，撤销村民组长之后，村委会干部必须直接面对众多农户，再加上农村工作本身的繁重性和复杂性，村干部根本就不可能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去处理农民的意见和诉求；另一方面，村委会虽然不是政府，村干部虽然不是官员，但是许多村干部的“官僚化”倾向却比较严重，对村民爱理不理。因此，当村民向村干部反映意见时，很可能如某位村民所说“光靠村干部是不行的，他们才懒得管”。
4、组内凝聚力量下降
乡村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聚落（也即是我们常说的自然村）。我国的村民小组大多依自然村落而建。在很多乡村地区，一个自然村往往就是一个村民小组。在一个村民小组或自然村落之中，村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村民小组事实上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建制，而且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把村民们“捆绑”在一起，他们共享一种村落文化，共同参与人情往来，由此获得一种相互认同感和归依感。同时，村民们世世代代共同生活起居，由此产生了共同的聚落意识和文化观念（我们可称之为村庄的本土资源）。这种聚落意识和文化观念在乡村社会的生活和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村民小组合并之后，村民往往难以适应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村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感被大幅度削弱，村民之间的交往成本也就随之增加。此外，把各个村民小组合并到一起，由地域、空间上的变动导致了村庄原有的和谐秩序遭到破坏。破坏了本就比较稀缺的村庄本土资源,扰乱了其固有的和谐秩序。②最终将导致村庄内部失去了主心骨，使村民心中产生无依无靠之感。其结果将不利于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二、组长为何屡撤不“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制度在中国广大农村社会普遍建立。湖南省许多地方为了减轻村级财政负担，裁撤组长，但都是屡撤不“消”，撤而不绝。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它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需求。
1、组长制有其历史逻辑
保甲制度产生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利用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建立基层行政机构，进行统治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它的本质特征是以“户”即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以一定的户数组成甲，再由甲组成保。虽然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的保甲制度不尽相同，但其结构与组织形式大体相当。自宋朝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利用保甲制度来维护和强化其对地方基层的控制。但是笔者认为，保甲制也有其内在经济根源和政治需求。首先只要是小农经济保甲制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分散性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一个个分散的经济体之中，人们世世代代共同生产，共同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能够自给自足，他们很少甚至从来不和外界交往，由此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自然村落。正是这些分散的自然村落为保甲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众多地方，保甲制度正是基于这些分散的经济体而建立的。其次保甲制也是甲内村级的政治需求。从政治上看，保甲制度的推行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需要。统治者在基层社会设立保甲，将国家的触角伸到基层，在社会最基层形成一道严密的监视网，有利于“察言观色”，掌握民情，并随时应付社会动乱，从而达到“可为增进地方行政体系整肃之方，故其目的，将使无一家无一人不得其治焉。”③所以，在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下，保甲制的产生也就有其必然性了。此外，保甲制度虽然主要是靠行政权力强制设置的，但统治者在设立保甲时也往往要考虑地缘、聚落因素。
2、组长制有着现实需求
村民组长制度作为我国农村基层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初衷就是为了满足农民需要和农村社会发展需求的。长期以来，村民组长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向上级反映农民的意见和需要；增强农民合作能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及济贫扶困等等。概括地说，村民小组长充担了农民和农村的技术推广员、政策宣传员、邻里关系协调员、对上、对外交往的联络员、村内公共产品的管理员、组内利益的代言人。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农民不仅需要村民组长，而且迫切期待着组长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若撤销村民组长，将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原来由村民组长提供的村庄服务将由谁来取而代之？村庄里面是否还存在能与村民组长相媲美的服务供给者？若上述条件无法满足，则村民们的现实需求又该如何着落？如何解决制度变迁与基层农民需求的矛盾？
3、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和锁定
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影响下被系统所吸纳，就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在制度环境没有发生足够变动、相关配套措施没有出台之时，该制度安排就会沿着其固有路径发展下去，而很难被新的乃至更优的制度安排所取代。我国村民组长制度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渊源和将近三十年的实践基础，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国广大的乡土社会之中。而在目前乃至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的乡村社会性质仍将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在客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迁之前，村民组长制度将依其“惯性”继续运作下去。任何不合时宜、强加于其上的外力都将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在我国乡村社会环境发生质变、乡村治理模式得以转型之前，为了节约区区村民组长的报酬而试图撤销村民组长的行为，必将是徒劳无功的。
4、组长制有着深厚经济基础
如前所述，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保甲制度产生的经济根源。而目前，较大范围的小农经济仍然构成了我国村组制度的经济基础。虽然我国疆域广阔，但大多为山区和丘陵地带，只有部分适合现代化、规模化农业大生产的平原地区。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我国广大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小农经济状况将长期持续。即使在某些农耕区已经使用插秧机、收割机等现代农业生产工具，但这种使用大多仅限于小范围、小规模的使用，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观。而将长期持续的小农经济状况为组长制提供了稳固的现实土壤，并从根本上决定了村民组长制也将长期延续。
三、村治改革：组长的未来走向
村民组长制度深厚的历史渊源及其稳固的现实基础，决定了它在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村治变革的大潮中，村民组长制度的未来走向值得我们深入思索。笔者认为，对于村治改革，我们要有前瞻性、宏观性、与战略性的安排。
1、村治改革的总体方向
金星村治改革，首先必须确立改革的总体方向。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该以“合村庄、裁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一方面是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也使乡村财政收入大为减少。此时，如何进行制度变革以节约财政支出成为摆在村级组织面前的一个难题。目前，一些地方的做法是，既合村又并组。笔者认为，在税费改革滞后，村干部免去了许多征收税费的任务，工作难度有所下降。因而，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试行合村，并酌情减少村干部的数量。而村民小组作为一个自然村，作为一个“熟人社会”，其内在的联结纽带比较牢固，则不宜进行合并。
需要解释的是，这里所讲的“合村”并不是为了“弱村”。恰恰相反，它是在对乡村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及优化配置的基础上，达到“强村”的目的。而且，大多数行政村作为一个“半熟人社会”，对其进行合并较之对村民小组进行合并，所必需的“磨合期”要短得多。当然，在“合村”时也必须慎之又慎，要妥善处理好村级财产、债务等问题。
2、组长废立的时机选择
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原理告诉我们，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是衡量经济行为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变量。若额外进行某一经济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所需耗费的边际成本，则进行该额外的经济行为就是划算的，否则就不划算了。虽然这一理论产生于经济学并主要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之中，但我们同样可以利用这一原理来分析村民组长的废立问题。如下图所示：X轴表示村民组长制存在的时间，曲线OA表示实行村民组长制所耗费的成本，曲线CD表示实行村民组长制所带来的收益。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实行村民组长制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都在不断的变化。到某一特定时期，两者将相交于B点。从图中可知，在B点之前，由于实行村民组长制的收益大于成本，所以设立村民组长是划算的。而在B点之后，因所获收益小于所耗成本，故再设立村民组长就不划算了。
当然，实行村民组长制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衡量是相当复杂的，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设立村民组长的收益包括前面所提到的组长提供的各项服务，如上传下达、生产指导和组织村民集体行动等等。其成本则包括组长的工资报酬及相关的管理成本。在对村民组长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这些因素都必须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由上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环境的变迁，组长制也必然要相应的发生变革，甚至在某个时候被废弃。但村民组长的废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拍脑袋”之事，需要我们审慎为之。
3、村治改革的具体措施
在笔者看来，当前我国村组制度主要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许多村民尤其是年轻人不愿当组长，使村民组长制度陷入“朝中无人”的困境；二是村民组长队伍整体素质（主要指文化水平）仍然较低。解决这些问题，健全村民组长制度，可以采取以下三大措施。
（1）重新审视组长人选
有人认为，只有让那些年富力强、有知识、由文化的年轻农民担任组长，才能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才能更快地带领农民脱贫致富。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初衷可佳。农村也确实需要有知识、有才干的年轻农民来当“领头羊”。但是，放眼当今农村，中青年农民的大量外流已经使农村极大地损失了草根阶层的潜在的领导力量。于此情形，又会有多少有知识、有才干的年轻农民愿意留在农村，愿意为那区区“五斗米”而折腰呢？所以，从目前来看，此种观点只能是“异想天开”。
如此看来，在村民组长年轻化之路“荆棘满丛”的情况下，我们只得另觅他途了。笔者认为，在村民小组这一熟人社会中，当众多年轻人不愿当组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地考虑让那些富有公益心、有威望而又身体健康的年长者来担任组长。其依据在于：从历史上来看，在中国古代社会，那些年长、有学识而又有威望的族长、士绅在本族乃至本村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们能够有效的聚集本族、本村的民众，妥善处理族里和村里的公共事务；从现实来看，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宗族势力在很多地方都有所削弱，但自然村落的整体架构仍然保持比较完整，乡邻、家族观念等“小传统”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依此观之，村民组长的“传统化”之路并非不可取。当然，传统并不意味着保守，也绝非意味着“复古”。我们的目标在于适当借鉴传统，赋予组长以道德权威，让组长在乡村建设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
许多村民不愿意当组长，固然有农村工作不好做，难度较大这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村民组长工作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太大，也就是说村民组长自身收益大大小于它的工作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所以，破解村民组长“朝中无人”难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而这套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让村民组长获得比较适当的自身收益，让其自身收益与社会受益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让村民组长获得适当的自身收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收益入工资报酬等等，应该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二是政治收益，如入党、向上级乡村政权升迁等等（当然其主要考核标准仍然是自身政治觉悟与素质）。
值得一提的是，建立该激励机制时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切忌盲目攀比、脱离实际，以免导致设立村民组长的成本过高。同时，更应该杜绝村民组长权力过大、出现“一手遮天”、“山头主义”等现象。
（3）加大乡村财政支持力度
如前所述，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大大减少了乡村财政收入，给乡村财政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在众多村级组织本来就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若国家再不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力度，则很可能使乡村财政进一步陷入“借债—还债—借债”的恶性循环。而且，税费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推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乡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很可能又会以各种名目向农民征收税费，使农民负担再度反弹，从而难以走出税费改革的“黄宗羲定律”。④
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应该坚持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级负担的原则。中央政府应该负责其中较大一部分（可为50%），省级和县级政府各负担30%和20%。对于上级政府用于乡村建设所投入的财政资金，应该坚持落实到位，坚决杜绝截留、贪污和挪用等现象。
综上所述，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财政支出而实施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是不切实际、不够理性的。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村民组长制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采取相关措施，不断地完善村民组长制度，使之在我国乡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董伟.湖南村官大减员村官減少10万一年节支3亿元[N].中国青年报2004.5.31
第5篇：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苗木花卉；产业化；发展道路
【Abstract】：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foundation，we analyzed the flowers and plants industry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pengze county。We gave the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lowers plants in finally。
【Key words】：flowers and plants;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TU986.3
一、彭泽县苗木花卉种植基本概况
(一)种植面积及经济效益
据2012年统计数据，彭泽县现有苗木花卉生产单位和个人48家，其中生产造林类苗木有5家，生产城镇绿化类苗木43家。分布在全县16个乡镇、场，花木种植面积达4500亩，拥有20多种花木品种，存圃苗木750万株，年产值约5000万元，共投入建设资金2600万元 [1]。以彭泽县中心苗圃苗木为例： 2013年县中心苗圃拥有杉树、广玉兰、罗汉松、桂花、银杏、香樟及各类苗木300万株，在三月中旬各类苗种已销售大半。在中心苗圃每亩年纯收入0.8万元，年投资回报率一般在40%左右，高的可超100%，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二）品种逐渐增多
已由当初的单纯培育造林苗木，逐步发展成培育观赏性高的绿化苗木和花卉。普通造林苗木主要是杉木、湿地松、泡桐等；绿化苗木主要是香樟、桂花、广玉兰、紫薇、茶花、月季、女贞、银杏、雪松、罗汉松等；花卉盆景多以引进移栽、本县销售为主；果树苗木主要有九江水梨、板栗苗、李子苗、柿子苗等。
（三）农民种植苗木花卉积极性很高
鉴于可观的经济效益和中心苗圃和在上十岭垦殖场等苗木种植户的带动下，彭泽县农民种植苗木花卉积极性很高。2012年花木种植面积比2011年增加10%。
（四）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首先是我县人力资源、土壤成份、气候条件等都十分适宜这一产业发展；其次是区位优势，随着彭湖高速公路及铜九铁路相聚开通，再加上原有的国道和长江水路等，交通运输上极为便捷。
二、彭泽县苗木花卉产业发展的短板
（一）品种单一短板
目前种植品种我县的苗木花卉种植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一是常规苗木偏多，新品种苗木花卉偏少；二是低档次的苗木花卉偏多，高档苗木花卉偏少；三是小规模种植苗木偏多，大规模的种植偏少。这些就导致了彭泽县的花木产品缺乏市场核心竞争力。再加上以分散经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格局使得我县的花木产品难以抗拒市场风险。
（二）人才科技短板
我县苗木种植还是以传统种植模式为主，以分散经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格局，普遍存在着生产管理经验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等缺点。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缺乏，导致彭泽县苗木花卉种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后劲不足。
（三）资金投入短板
由于大部分苗木花卉种植回报周期较长，再加上近年来苗木生产成本较以往有所增加，这就要求种植户要在原来的基础上追加投资。但彭泽县苗木花卉种植多以小农经济为主，很容易出现资金链中途断裂情况，这就会严重制约生产和发展。再加上金融部门贷款门槛高，这些都是造成很多种植户不敢探索新品种、不敢投入高科技项目的原因。
（四）信息流通短板
苗木花卉种植户获得市场信息手段落后，信息传递速度慢，导致信息获得在时间、精确度上都比较滞后。苗木花卉在流通方面也存在的很大的问题，交易方式陈旧落后。还是处于“提篮小卖”、“等客上门”阶段，以最原始的摆摊销售、等客人上门为主要交易形式，流通环节多，时间长，交易成本高。由于市场信息滞后，花木种植户在决定自己种多大面积与上面什么品种的问题上，往往凭自己的经验，这就极易造成苗木过剩或品种相对集中等现象，导致种植户之间的恶性竞争，打击种植户的积极性。苗木种植户在经营中缺乏市场调查与研究，种植品种与面积的不确定性，给苗木生产带来很大的盲目性。
（五）营销机制短板
彭泽县苗木花卉生产营销以种植户自发为主，种植户缺乏对苗木市场发展分析与应对的方法。一家一户在生产种植、营销上各自为政，这样就存在着小而全、生产经营水平参差不齐的小农经济状态，营销还停留在“散兵游勇”、“守株待兔”、“孤军作战”、“等客上门”等营销方式[2]，没有形成完整、细密的销售体系。比如个体种植户绿化苗木销售大部分是依靠县内的学校、镇、街道的绿化工程中“散兵游勇”式销售，现有的这种营销方式已与快速发展的苗木产业发展趋势越来越不相适应。
（六）政策扶持短板
由于政府在金融扶植力度、小额贷款、银行信贷、资金扶植力度等方面对种植户缺少政策引导和扶持，使得很多种植户顾虑重重。因此，仍然停留在培育常规苗木，不敢大胆走向市场，致使投资信心不足。
三、意见与建议
（一）立足自身资源广挖掘
位于彭泽县中部的桃红山脉，有面积达12500公顷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桃红岭自然保护区内有许多具有观赏价值的野生植物，是园林建设的宝贵资源。此类资源目前大部分还是处于野生状态，若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应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库来发展花卉苗木市场，盘活保护区内原有的苗圃、林场等，根据市场需要培育有市场前景的观赏类苗木，一定大有可为。
（二）引进新的苗木花卉品种以及新的栽培技术
在立足自身资源的基础上，为拓展花卉苗木市场，还要积极引进有潜力、有市场的新品种。以林业科研院所为技术依托，利用高科技开发、引进、繁育苗木花卉品种。引入新品种的同时还要采用新栽培技术，摒弃传统落后的栽培技术。从苗木基地的选址、品种安排、技术把控上要在认真地抓好苗木基地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基地选址上，尽可能选择地理位置好,交通较为方便,排灌水容易,土地肥沃的低矮山坡地；在品种上，合理安排种植布局,实现优势互补，使之形成规模。在选种方面，严格把关,认真做好市场调查，选择一些更具欣赏性、树形好，特别是市场需求量大的品种，不能盲目跟进[2]。
（三）理清现状减少分散经营，整合资源创新生产方式
如果认真分析我县花卉苗木市场发展的各种短板与弊端，很容易发现这些问题产生的基础，源于我县传统的生产格局，那就是以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以散兵游勇的个体形式参与市场竞争。要解决它们，必须探索新生产方式以通过市场考验。
目前就全国各地区成功的经验来看，创新生产方式我县有两条路可走：
1、结合我县实际联合农户成立合作社。利用合作社提高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化，提高个体抗风险能力；
2、引进、扶持和培育产业链延长、带动能力强的优秀苗木花卉龙头企业[3]。积极发展市场带生产、公司建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经营组织，推动苗木花卉企业向现代管理模式发展。逐渐实施品牌带动战略，实现苗木花卉产业由资源消耗型向开发利用型，由简单技术型向复合技术型，由单一品种开发型向多品种联合开发、研发型转变。积极培育园艺建筑队伍，通过苗木花卉的精深加工和包装，提高产品的审美观赏与市场价值，提升市场竞争力[4]。
（三）政府引导加大扶持力度
一是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小额贷款、银行信贷等向苗木产业倾斜。二是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对于种植户给予生态有机肥实物补助并对用撂荒地参与苗木产业建设的进行奖励。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把苗木产品列入鲜活农产品范围，享受绿色通道政策和免税政策。
（四）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建设和改造道路、水利工程，加强运输和网络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现代物流是绿化苗木业造就国际化大市场的必然要求，是改善绿化苗木“难卖”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利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有关规则，加快开拓珠三角和省外大中城市市场，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电脑网络进行大力宣传、推介特色的产品；鼓励绿化苗木种植大户到珠三角地区和省外建立销售网点，拓展省内外市场；同时密切珠三角地区大型城市苗木、花卉批发销售市场之间的联系，及时了解行情、信息、适时推销自己的产品；利用协会的桥梁作用，加强与外面相关团体的信息互通和合作，抓住机遇抢占市场。
参考文献：
[1]彭泽县林业局种苗站.2012
[2]孔繁星，梁清源.怀集县发展城市绿化苗木浅析 .2008
第6篇：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发展良好的企业,例如苏宁、皇明、忠旺,均是在各自领域勤奋耕耘、长久积累终究成就一番伟业的“老农民”式企业。
与那些拿到风投的钱便忘乎所以、认为做实体没前途的“浮萍”企业比较,老农民的精神在后危机时代似乎更显得难能可贵。
我们姑且把这种勤劳、坚韧的老农民精神在更大的中国文化范畴中找一个相对应的词――小农意识。
诚然,小农意识自有其不利之处,比如目光狭隘、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宗派意识等。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其有价值的一面。
小农意识在其形成的前期曾创造过“中国奇迹”,在其发展的中期又将中国引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导致中国的衰落。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农意识成就了中国企业的大发展、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未来,它还会成为中国企业与中国经济真正崛起的支点。
“勤劳革命”铸就中国性格
小农经济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所以被称为“勤劳革命”。中国人(包括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人格特质和整个民族的性格,都与勤劳革命有关。
土地施肥浇水、除草除虫、筛选种子、育苗耕种,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小农经济艰苦的耕作环境下对人力的依赖,形成了农民勤劳、坚韧、努力向上的性格。农民自编的谚语“人骗地一时,地骗人一年”、“只要耕得深,土里出黄金”,正是这种性格的写照。
农民种植水稻,不仅仅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细微的差别也会造成产量上很大的差异。如此一来,农活看起来不是科学,倒像是手工的艺术,每一次生产都是一次创造,都会产生新的生产经验需要积累和传递。
农民只能通过不断的尝试,从每一次的行动体验中寻找那些隐性的耕作知识。只能通过年复一年的经验积累,才能改善耕作,增加产量。加之传统农业体系没有明确的分工,需要农民成为多面手,这就塑造了农民乐于行动、乐于尝试、不断改善的精神,也形成了中国人重视知识和教育的传统。
还有,农民靠天吃饭,要对气候和作物的生长周期了如指掌。农民知道,凭空想象是不可能知道一块地该种什么庄稼的。不到地里实地观察,就不可能知道庄稼的长势是否健康,也不可能知道各种病虫害的情况是否严重。
这就是中国农村流行的“地头力”一词的来源。地头力,指嫩芽拱开田地露出尖尖角的那种看似渺小实则强大的力量,它被形容成头拱地往前走的力量。
地头力是指不靠记忆或经验得来的知识,不受条条框框束缚,不找借口,遇到问题就着手解决。它是一种现场瞬间反应的能力,一种从零开始的思维突破能力,一种对现地、现场、现物、现时找到解决办法的能力。农民身上隐藏着的那股潜在的地头力,弥足珍贵。
所以,地头力,答案在现场,其实中国农民早就是这样做的了。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懒惰的西方农民。18世纪的欧洲农民一年中只有10%的时间在田地里干活。冬天,从11月的第一场雪开始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整个村庄基本上都进入冬眠状态。农民有大把无聊的时光,不再工作,任由自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在修理完一些常用的工具后,这些精力旺盛的人们就开始在床上度日,为了取暖并减少进食,他们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窝在床上不动了。
比起那些体型壮硕、习惯于冬眠的西方“熊瞎子”,瘦小却干练的中国农民却像永动机。
在中国南方,农民的年工作量是西方“熊瞎子”的3倍。农民是不会在冬天睡觉的,他们有忙不完的副业,比如编竹篮、做竹帽、做豆腐、捕蛇、捉昆虫等。
偷懒的智慧和认真踏实的愚笨在此引发了社会的分野。
而后,由于技术的发展,西方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可以通过采用打谷机、混合收割机和拖拉机等农业设备,来提高效率、增加产量。但是中国、日本,农民兜里没钱,买不起这样的设备,如何来提高产量,只能靠勤劳的双手。
和西方的自然条件、耕作方式和农业发展形式不同,中国农民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性格路数,这些遗失的价值和力量,却正是我们整个民族内在的优势。
小农意识曾经创造了中国奇迹
到了近代,中国与欧洲为什么会大分流,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如此大的差距?
因为18世纪之前各自核心地区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相差太悬殊。中国“地少人多”,只能选择以小农为主的经济结构。当然,小农会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这有利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能养活大量的人口,同样能改善生活水平。
历史上,中国人口曾在达到1亿至1.5亿的高峰后下降,而后又在1800年左右上升到近4亿。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2.4%,居世界首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据,它对世界GDP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后气壮如牛的英国,毕竟1820年的英国在世界GDP的份额还不足6%。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奇迹”。
这一模式被同样地少人多的日本所复制,虽然农民的劳作更加辛苦,但是收入也增加了,生活水平得到更为明显的改善。和中国一样,日本也形成了严重依赖人力的生产模式。
在历史长河中为小农意识洗冤
“中国奇迹”之后,中国走向了衰落,为什么衰落,人们开始在民族性格中寻找成因,这样,小农意识被指为罪魁祸首。
但是,这个罪名是不公平的。当时的衰落,是因为中国束缚了创造“中国奇迹”的小农经验,而陷于“高水平均衡陷阱”。
高水平均衡陷阱,指的是因为中国家庭由男嗣传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鼓励早婚早育,导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进而经济条件恶化。与此同时,耕地面积扩大的可能性又是有限的。人地比例的上升,意味着与资本和资源相比劳动力越来越便宜,以及人均剩余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精神缺乏发挥空间,这就像一个优秀的人,无法超越过往令其大获成功的旧模式,因而无法走向卓越。
而那时的西方则劳动力短缺和资本过剩,引发了工业革命,通过资本与资源密集化的工业化方式实现了“优势转移”,于是才纷纷强大起来。
同样爆发了勤劳革命的日本,在1880年基于利用好人力地的传统,通过吸收西方的技术,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更加充分地吸收和运用劳动力,而不是依赖机器和资本,使好处可能扩散到更多的人口中,而获得了成功。这也是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方式。
小农有其劣势的一面,但也有其优势的一面。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利用其优势为我所用。
小农意识是成就今天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之一
中国在改革之前80%的人都是农民,他们只是懂得如何耕田,工业生产所要求的大规模制造的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意识,他们显然一无所知。
但是,即便这样,并且在当时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中,在各种法律制度、治理结构缺失下,中国用短短30年,就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有5亿农民变成了工人、服务员或商人,凭什么?
1982年,一家叫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玩具厂建成投产时,招收了1000多名18岁左右的女工,她们大多是中学刚毕业的学生。25年之后,她们当中有过半的女工自己开公司当老板,而且都承认与最早在凯达公司打工的阅历有关。
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国人自己说这是出口导向模式及其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但西方人怎么看呢?他们归结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显然,对人的重视,它的源头正在于中国小农对于教育和知识的重视。
不仅如此,小农经济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叫“无剥夺的积累”,即是整个社会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需要必需的财富积累,这个过程往往牵涉到工业对农业的剥夺、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对比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我们看到,南非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背井离乡,成为产业工人,可是由于没有了土地的保障,为避免“剥夺”,南非的工厂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而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进城打工可进可退,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就较低,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这就避免了移民到达城市之后的贫困化。
横向看,小农意识在他乡开花结果
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专注于“自化”的发明。他说“人不做机器的看守奴”,不应该只做单纯的动作,而必须把单纯的动作转化为能创造出价值的劳动。“”是产生附加价值的“动”,是带着智慧的“动”。所以要在“动”字左边加上人字旁,写为“自化”。自化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机器,是向人要效益,而不是向物要效益。
丰田佐吉说,机器人有许多局限性,它们无法思考,没有感觉。而作业人员了解顾客想要什么,能从顾客的角度思考该如何完成此工作。
为此,十足现代化的丰田却并不像其他著名汽车厂商那样拥有绝对一流的生产设备。多年来,丰田对技术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态度,任何技术的引入都不可与丰田之道有什么冲突。丰田不是通过利用一流的设备、技术,而是通过为员工的知识和智慧留出了空间,来实现更高的效率和质量。
正因为如此,一个看似奇怪的概念“人财”在丰田并不奇怪。人财,即是说人的智慧是财富。丰田非常善于开发和释放员工的智慧,使其所有的员工都不停地追求效率和质量的改善。自1989年以来因员工提出的改善建议而减少的生产成本已达数亿美元,其中仅1997年一年就减少7200万美元。2005年丰田收到日本本土员工的改善建议就超过54万条。丰田成功地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会思考的系统。
所以,在丰田,你要问什么是最大的浪费,答案是“人的浪费”。
丰田对人的重视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精神。正如其经营成功的七条原则之一所直白表述的那样――“农民精神”,它将农民的淳朴、勤劳、积极向上、不惜体力、不辞辛苦、认真好学等特点视为丰田最大的优点。有人说,通用汽车像个商人,而丰田汽车像个农民。
纵向看,无意识传承何时变为有意识开发?
温情脉脉的小农意识告诉中国企业,应该重视的不是冰冷的机器和技术,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勤奋、坚韧、向上、乐于行动、勇于尝试、不断改善,重视人的地头力和知识的积累,要尊重员工,开发并释放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应该继承这项传统,建立起一套机制,激活员工重视知识和智慧积累的传统禀赋,并将知识和智慧生产、释放出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价值、客户价值和财富。
中国的优秀企业其实已经在“无意识”中继承了小农意识,比亚迪“将机器变成人”的成本创新就是一个典范。最初比亚迪开始生产电池的时候,一条先进机器生产线就要几千万元,而企业的现金只有350万元,当时既缺资金亦无技术,比亚迪怎么办?王传福认识到,中国的人工成本是最便宜的,没必要采用那些机器流水线。于是,比亚迪自创生产线,将机器还原成中国熙熙攘攘的劳动力市场随便都能抓一把的人。
后来,比亚迪干脆凭借自身技术能力,动手设计制作关键设备,然后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用比较简单的人加工具的过程,模拟出了比较低端的机器人概念。这样,相当一部分生产线就变成了手工,而且核心设备也开始逐渐本地化生产,所以比亚迪最大的优势是固定资产投入非常低,折旧成本相应也就非常低。它的折旧成本可能只有3%～4%,而三洋等全自动生产线可能要达到30%～40%。
比如,比亚迪把电池的制造流程分解为很多细节,每组工人只需要做一步很简单的工作,也许只是打磨,也许只是把做好的电池放到检测的机器上……工人无须经过复杂的培训,只要能掌握一两个关键性的技巧便可上岗。最有特点的是在资本不足的劣势下,利用流程改造,把电池制造这一资本密集的产业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地将技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结合,获得了外国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成本优势。
回到人力资源上,比亚迪的解决方案正是一种中国小农的做法。但王传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高明,他这只是无奈之举,是“误打误撞”的结果。他更看重的是人力带来的成本压缩,而不是人力带来的知识和智慧,主要利用的是“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这不可高估,因为小农精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扬。
比亚迪在人力资源上误打误撞的成功,体现了中国企业的共性,即低估了小农的价值。只是被动地利用员工朴素的知识和智慧,没能积极地开发、释放员工的知识和智慧。这是对小农思想没有全面认识而“无意识”传承的结果。
第7篇：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1.1缺乏突破和创新
农村的经济收入来源单一，自然条件的恶化、生产生活的变化和不定的市场前景导致农民在生产经营方式中采取稳抓稳打、稳中求胜的心理。他们承担不起失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在接受新技术的时候瞻前顾后，谨言慎行，而这种求稳心理也束缚了农村发展的脚步。
1.2跟随心理明显
从众心理通俗来说就是随大流，大家一起做一件事会减轻内心的不安全感。比如一项新技术在推广时，明明很感兴趣，但是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内心孤立无援，很难下定决心去采用。相反，如果大家都去接受并采用，即使自己没有条件也愿意一起尝试。
1.3现实心理
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一项新技术是否可行仅仅靠以往的经验或是其他家的实践来判断可行与否，而一次的失败就可能被永远的否定。这种所谓的现实心理影响了农民的决定，只考虑短期利益，对于推广具有长期效益的技术非常不利。
2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农民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2.1农民自身素质
2.1.1文化素质因素。
农民的文化素质反映了农民科技水平的高低，既与增收相联系也影响着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所产生的兴趣。现在，我国的农民文化水平处于整体偏低的状态，与西方国家甚至是城市的差距都很大，不同区域的分布也不平衡。
2.1.2科技素质因素。
科技素质是指农民对科学知识、技术、经验所达到的程度，是农民素质的重要部分。随着国家“科技兴农”的发展战略的推出，农民的科技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基础较差，与我国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标准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
2.1.3思想道德素质因素。
思想道德即是农民自身的思想、理念和道德方面的统称，制约了农村的经济的发展。农民普遍法律意识淡薄、生态意识差、思想守旧、小农思想占据上风，常常会表现出消极的负面的情绪。
2.2农村社会环境
2.2.1经济环境因素。
在历史的发展变革浪潮下，小农意识在我国农村始终是深刻的存在，并且在相当长时间的时间内占有统治地位。加上采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生产方式，传统的民族劣性比如散漫、拖拉、缺少责任心和改革创新的勇气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成为发展新农村经济的束缚。
2.2.2政治环境因素。
中国是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而这种、特权文化对今天的经济发展影响至今。刚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在初期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农民没有民主意识，因此具有这种消极的、封闭的、怀疑的态度。
2.2.3文化环境因素。
农村的文化环境受到长期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加之经济发展的制约，形成了固定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小农文化、家族观念占据主导。大多数的农民都处于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生活状态。
2.2.4教育环境因素。
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间的不平衡，中国的教育发展也不为平衡，导致农民素质较低，城乡差异逐渐加大，农村的教育资源匮乏，农民的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文盲也都集中在农村。
3调适农民心理，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率
首先根据对农民心理分析，依据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相关原理，对农民在接受新技术推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分阶段研究，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调适。首先要根据市场的要求和农民的需要选择好容易被农民所认同的推广项目。其次，通过多种形式加大科技宣传的力度，使农民对新技术逐渐的了解并能够接受新知识的教育。再次，采用互动性强的推广手段，以切实的感受打动农民，从内心接受新技术的推广，提高推广的效率。最后，通过建立完善的结构和推广机制，充分发挥示范区示范产业的功能，以真正可实现的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
4结语
第8篇：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字：植物资源开发现状问题
1我市主要植物资源状况
我市处辽东山区，气候湿润，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立地条件，为各种植物提供了适宜繁衍生长的环境，植物区系位于长白植物区向华北植物区系的过渡地带，有种子植物1080多种，真菌类植物340多种，地衣植物80多种，苔藓植物200多种，蕨类植物60多种，在我国北方属物种较多地区，在种类繁多的植物中，不仅有特有种类还有珍稀植物，如人参、紫杉、双蕊兰、天女木兰、平贝母、天麻、刺参等，而且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可供开发利用。这些丰富的植物种类中有不少珍贵的物种已经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如：人参、双蕊兰、紫杉、刺参、钻天柳、水曲柳、平贝母、天麻、野大豆、核桃楸、天女木兰、黄檗等。
在这些众多的植物种类中，有不少种类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例如人参、紫杉、天麻、黄檗等，他们都是从森林中，从野生植物里发掘出来的，而且有不少种类已被引种到全国各地，成为很有经济价值的栽培植物。
2我市植物开发利用的现状
我市广大农民在植物资源利用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在植物的开发、利用，改造和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十分重视，1958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利用和收集我国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以后，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认真组织科技人员对我国极其丰富的植物资源进行深入研究，组织采收和利用野生植物原料，指示要因地制宜选育经济价值较高的植物种类。并建立生产基地，改进人工栽培。通过这些工作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我市也相继进行了黄檗皮的采集收购，人参的栽培等工作。这些年来，我市在研究，采集，加工和利用野生植物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绩，市委市政府先后下发了文件，把加大山区综合开发，发展山区经济作为我市脱贫致富的主要措施。不少地区先后建立了一些种植业和加工工业，还开发了不少新的经济植物,如红豆杉、龙牙葱木、轮叶党参、丹参、龙胆草、刺五加、五味子、紫草等，这些植物的开发利用和加工取得了不少经济效益，轮叶党参出口供不应求，辽五味、辽细辛使药材市场备受青睐的优质药材，野生山葡萄是酿酒的主要原料，桓仁县五女山葡萄酒厂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还有当地的山野菜资源如刺嫩芽、蕨菜、大叶芹等成为山区农民致富的一个主要产业，这些年山野菜的精深加工和出口量也不断上升，成为东南亚各国市场十分受欢迎的绿色食品。我市山区的野生浆果蕴藏量特别丰富，是制作饮料的主要原料，如猕猴桃、、山樱桃、山杏、山梨、山葡萄、山里红、沙棘、草莓、悬钩子、茶镳子等，有些野生植物茎叶的汁液也是制作饮品的优质原料，如桦树汁、分叉蓼，刺五加等,对这些植物的保护和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市在植物资源的研究、开发利用、改造保护等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与我是极为丰富的植物资源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午论丛深度还是从广度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从我国的植物资源现状出发，充分发挥其优势，扬长避短，摸索一条适合我市的发展之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3我市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当今世界上，人们普遍关心的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能源消耗，自然资源枯竭，环境退化和生态平衡失调等问题，无一不与植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可以说都与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植物资源的掠夺性采收和加工利用，而对保护植物资源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致有的地方植物资源和物种出现枯竭和濒危现象，怎样才能处理好植物利用和保护的关系呢？招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3.1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观念陈旧，视野狭窄，不能发挥我国植物资源多样性的特点
我市植物资源品种丰富，他既为人们提供了农工商和医药等各种原料，同时又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开发一种植物资源，提供一种新的产品，常常受到产量、质量、成本、销路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各地区在开发利用本地植物资源时，首先要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查研究，自阿了解市场信息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的植物资源状况，选择国内外市场上紧俏的优势产品或质好价优，有竞争力的产品加以发展。另外，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利用某种植物原料，开发某种植物产品时，必须以不损害其他植物品种为前提。但是，我们的一些经营者由于受旧思想的束缚，开发观念陈旧，开发视野狭窄，没有把广大的植物资源分布区都作为生产基地，没有把各类植物资源都作为研究、保护和开发的对象，而把眼光仅仅盯在个别植物的利用上而不惜破坏其她的植物种类，乱砍滥伐和掠夺式利用，结果使大量植物资源枯竭，一时难以恢复和更新，给今后的开发利用带来很大的困难。
3.2对植物资源缺乏科学的管理和经营
目前人们在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生产某种产品的过程中，可以使人人创造一种落后的、自发地小农经济状态。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还没有完全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使植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缺乏规模性。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在经营管理上也没有全面规划和合理安排，没有树立全面开发和多种经营的思想，因此失去综合管理效益。由于这种小农思想的束缚，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缺乏长远打算，而是搞一阵算一阵，搞一年算一年，甚至采取掠夺式开发，结果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植物资源日趋减少，乃至灭绝。
3.3对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综合规划和平衡
自然生态系统中，只有各项生态因子总是处在动态平衡之中，包括植物在内的一切自然资源才能得以繁衍延续。但是由于人们对植物产品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导致不少部门在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过程中，只顾眼前利益，违背科学规律，在没有统一规划和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各自竞相向大自然索取最高最佳得经济效益，盲目开发，如：林业部门向大自然索取木材，医药部门向大自然要药材，商业部门向大自然要土特产品，工业部门向大自然要各类植物原料……。总之，各行各业都向大自然伸手，但是要多少合适呢？如何才能保持生态平衡呢？哪一家都没有考虑过。只顾“吃山”不顾“养山”，只求所需，不求所能，致使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当然植物资源也不例外遭到威胁。
3.4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深加工不够，集约化程度很低
植物向人类提供各种商品，植物资源的科学利用应当是全方位研究，多层次利用，发挥其综合功能。但是，人们在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过程中，往往只注意一个层次，表现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上的单打一，这是多年来造成植物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一种植物为我含有多种化学成分。或植物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用途，综合利用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益。例如松树，可以为人类提供木材、松子、松脂、松针等，分别具有不同的商品价值。但是，往往人们指利用其中的一两种，这就造成资源的浪费。近年来推行森林全材利用，永续利用，及把采伐的木材枝条全部加工成木屑或就地加工成纸浆、纤维板、刨花板等。其实一些林副产品，如树脂、树胶、香料、药物等均应综合利用。就是采伐木材时，林下伴生的药用食物、食用植物或其他资源植物也应综合利用，提高开发效益。
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工程中要提倡建立集约化的经营体系，加速植物资源的基地建设。我市植物资源丰富，但也有不足之处，即资源分散，交通不便，采集费时费工，如我市丰富的山野菜资源，由于没有规模较大的加工龙头企业带动，致使多少年来山野菜资源不能进行深加工而效益微薄，这一现象与开发利用很不适应。所以，各个地区的要因地制宜建立集约化经营体系，加速植物资源的基地建设，扩大植物资源的种植面积，变野生为家生。另外，还要强调种植、管理、加工、产销的整体专业化生产，只有提高集约化程度，才能形成相当规模的生产力。
3.5在植物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急功近利，不注意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主要表现在为求近利，只讲利用和索取，不讲保护和培养，只讲开发，不将建设，致使生态失调日趋严重。其次是表现为产业布局不合理，只是局部地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所以当务之急首先要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协调发展，在开发的同时，要结合当地条件及早抓紧各类植物资源得恢复，保护和发展。
第9篇：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