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的著作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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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孙思邈的著作范文

养生的目的在于减缓衰老，延长寿命。孙思邈认为造成人体过早衰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先天禀赋不足。先天禀赋的充足与否完全取决于父母的精、气、神是否充足。二是后天失养。情志不遂、饮食不节、起居无常、劳损过度都是造成后天失养的重要因素。孙思邈认为先天禀赋的充足与否是不可控制的，而后天的保养才是养生的关键所在。那么，孙思邈有哪些养生之道呢？

保精神 孙思邈非常重视保养精神。他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或元首一样重要。因此他主张无论是喜怒哀乐，均须适度，尤其要戒大喜、大怒、大忧、大悲、大恐、大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注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

护元气 中医认为元气是生命之本。人体的元气充足则健康；元气受损则生病；元气耗尽则死亡。在元气充足的情况下，人体的气血运行就会十分顺畅，各个脏腑器官均可得到充分的滋养，生命力就会很旺盛。因此孙思邈认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以不伤元气为基本原则。

养形体 孙思邈曾多次拒绝到京城做官，始终坚持规律的起居生活。他清晨进山采药，傍晚在田间散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强调“起居有常，不妄劳作”。

常导引 从字面上来看，这里导引一词似乎是专指气功导引，实际上它指的是体育锻炼。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写道：“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所不能堪耳”，意思是养生之道，在于坚持运动锻炼，但应注意量力而行。另外，孙思邈认为：“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调气补泻是静，静中寓有动；按摩导引为动，又以安神静志为前提，动中寓有静”，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

慎言论 言论即指说话。孙思邈认为说话不要过多，更不宜大声说话，而应轻言细语。因为“多语则气乏”。另外，他认为人们不可以说“恶语”和污言秽语，应做到“善言不离口”。因为经常说好话，别人同样也会以善言相回答，可使对话双方心情愉悦；若经常用恶语刺激别人，别人亦会以恶语刺伤你，使你心情败坏、气机不畅，无益于养生。

合理饮食 孙思邈认为，饮食不当最易损伤人的精气神，并引用葛洪的话说：“五味不欲偏多，酸多则伤脾，苦多则伤肺，辛多则伤肝，咸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人非金石，既不调理，必生疾病”。孙思邈主张饮食，果蔬菜肴应多样化。孙思邈常吃的主食有大米、小米、小麦、玉米、豆类等七八种之多，经常变换着吃。另外，他反对暴饮暴食，主张吃饭时应细嚼慢咽。

节欲护精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指出：“人生大限百年，若加以节护则可更长，如膏用小炷之与大炷，小炷焚膏燃烧持久，大炷焚膏熄灭必速，故人之寿夭在于撙节”。孙思邈认为既不可压抑，也不可放纵。曾有人问孙思邈：“年近古稀应当禁绝否”，孙思邈答曰：“不然。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说明老年人如果有却故意加以抑制，反而会减损寿命。至于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则应节制，否则会使精气虚亏，使病情加重。孙思邈亦反对纵情恣欲，他曾说：“纵情恣欲，心所欲得，则更为之……无所不作，自言适性，不知过后……皆为病本”。此话的意思是，放纵为致病之本，少年时的放纵往往是年老后虚衰的原因。故孙思邈认为人们在少年时就应节制欲望。

适当服食药饵 孙思邈肯定服食药饵在养生中的积极作用，他认为根据不同的季节服用预防风疾、祛暑、补气、暖身之药饵是很必要的。同时，孙思邈对服食药饵的态度是慎重的，他强调应根据个人的年龄、身体等具体情况加以判定，并遵守一定的规律，提出“人体平和，勿妄服药”的观点。另外，孙思邈十分赞同“无病早防，有病早治”的观点。他主张在生病时最好先用食物治疗，万不得已时再使用药物治疗。在用药方面，他主张用药剂量不可过大，应先使用小剂量进行治疗，在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再加大剂量，病愈后应立即停止服药，哪怕是补药，也不应过多地服用。

第2篇：孙思邈的著作范文

摘要：孙思邈医德思想的核心，是对人的生命内在质量和价值的关怀与重视，这也正是现代人所呼唤的医学人文精神的实质所在。倡导弘扬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反思医学的功能和本质，给病人以人性的关怀，重振中国医学人文精神，目前仍然是医学高校和医务界广大工作者的迫切任务，更是全社会的责任。

关键词：孙思邈；医德思想；医学人文精神

孙思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今陕西耀县孙原村人，世人称之为“药王”，其所著《千金药方》、《千金翼方》是中医古典中的名著，受到日本、朝鲜等国医药学家的世代推崇。在医学史上，他与张仲景、李时珍并称“三大医圣”；在道教史上，他又与葛洪、陶弘景并称“三大道医”。他十分重视医学理论研究，注重博览群书，在《大医苍生》中提出了作为“苍生大医”的四个基本条件。特别是其著作《大医精诚》是中华医学宝典中最典范的一部医德著作，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医学人文思想与精神。孙思邈的医德思想主要有一下十个方面：①医生必须以救死扶伤、解除病人疾苦为唯一职责，而不应有别的欲望；②医生对待病人必须一视同仁，不得因任何原因加以歧视；③医生必须不怕危险，不怕困难，敢于承担责任，一心救助；④医生不能沽名钓誉；⑤医生为病人治病要不怕脏不怕累；⑥医生诊病必须仔细准确；⑦医生要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⑧医生应替病人着想，尽量使用便宜药替代贵重药，对医方不要保密不传；⑨医生必须精研医术，切忌浮躁骄傲；⑩医生应尊重同行，互相学习，而不应互相嫉害。孙思邈医德思想的核心，是对人的生命内在质量和价值的关怀与重视。医学人文精神即尊重病人的生命，尊重病人的生命价值，关怀病人，同情病人，给病人以亲人般的人道之爱。孙思邈医德思想正是现代人所呼唤的医学人文精神的实质所在。具体地说，孙思邈医德思想中所蕴涵的中医人文精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人命至重的人本精神

“崇尚生命，重视生命，维护生命健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医人文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中医强调以人为本，它不仅是治病的医术，更是治人的医道。《黄帝内经》指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这是说自然界万事万物之中，只有人的生命最为宝贵。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出“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的思想，他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其医著命名为《千金方》，“千金”两字内涵意味深长。以人为本、人命至重是中医人文精神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特征。肖纲在《劝医论》中写道：“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张景岳在《类经图翼?序》中说：“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诚不可猜摸尝试，以误生灵”。由此可见，作为医生一定要对人的生命高度尊重和倍加珍惜，须知人命关天和责任重大，决不可草率从事和等闲视之。

二、大慈恻隐、普救含灵的仁爱精神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其中包含着儒家“仁爱”、同情恻隐、助人的思想，道出了不忍之心是医者首要必备的品质，是行医救人的前提。他又说，医生若凭借医术“邀射名誉”、“经略财物”，是“甚不仁矣！”可见他对仁爱救人的推崇。祖国传统医学认识到了“仁”是医学的核心和特质，具有浓厚的人文意识。“仁”即“仁爱”，是对病人的恻隐之心、怜爱之情，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中庸》中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为仁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儒家的伦理观念对历代医家均有深刻影响，对中医人文精神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将医学定位为“仁术”，赋予医学以仁爱至善的精神内涵，不仅强化了医学人道主义精神，而且更加充分体现了医生职业的神圣与高尚。

三、不畏艰险、一心赴救的责任精神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凡医生治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又谓：“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相传孙思邈即使对当时人们认为有强烈传染性的麻风病人，也不趋避推托，而是积极主动的进行治疗，甚至亲自护理。他说：“予尝手疗(麻风病)六百余人，差着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孙思邈这种视病人疾苦为己事，不畏艰辛劳累，不嫌脏怕苦，一心赴救，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医家忠于职守，献身医学事业的崇高品德。与此同时，孙思邈也对医生提出了明确的责任要求：医生要一切从病人出发，认真负责、不畏艰险、舍己忘我、全力救治，要具有以救治病人生命、解除患者疾苦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和爱岗敬业精神。

四、详察形侯、纤毫勿失的科学精神

对于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来说，工作作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工作作风的好坏对事业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医生严谨的工作作风、端庄的仪表和得体的行为举止，都直接影响到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和对治疗的信心，所以孙思邈告诫医生：“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要求医生在处方用药或行针时，要细心揣摩，谨慎行事，不得出差错。切忌盲目定论、轻率行事以误人性命。此外，他还强调临证之时，行为举止要得当：“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并指出“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这种行为“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是在当今医务工作者中仍应大力倡导和必须具备的。

五、谦虚好学、尊重同道的人格精神

孙思邈认为医学是“至精至微之事”，作为医生，要有谦虚好学的态度，如果“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则不会学到什么渊博的知识。医生“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等，及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他立志从医后，从不懈怠，他曾自述道：“余幼智蔑闻，老成无已。所以志学之岁，弛百金而徇经方。耄及之年，竞三余而勤药饵。酌华公(佗)之录帙，异术同窥；采葛生(洪)之《玉函》，奇方毕综。” “余早慕方技，长崇医道。偶逢一法，岂吝千金?遂使名方异术，莫能隐秘。”并且，“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揭示了骄傲自满的害处。而对于那些“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的医生，孙思邈则是嗤之以鼻，谓之为医者的不治之症。故医者必须“涉猎群书”，“博极医源”，才能成为苍生大医，救含灵之苦。特别令他痛心的是，学医的后生不认真。为帮助这些后生，孙氏不遗余力。他说：“后生志学者少，但知爱富，不知爱学。临事之日，方知学之可贵。自恨孤陋寡闻。所以悯其如此，忘寝与食，讨幽探微，辑缀成部，以贻未悟。有能善斯一卷，足为大医。”

在处理和协调同道关系方面，孙思邈反对“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提倡敬重同道，互相学习，对于其他医者“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孙思邈的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龚延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就形象地描述过一些反面的例子：“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己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然而就在当今社会竟然有一些所谓的“名人”，公然提出“废除中医中药”，虽说中西医学研究方向有区别，但殊途同归，其目的都是治病救人，所以不管从事中医或西医的医者都是同道，既是同道就应该互相尊重。

六、贵义贱利、一视同仁的平等精神

贵义贱利是孟子性善论所倡导、体现的价值观，是儒家的经典思想之一。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是一种博爱，“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不分贫富，不论长幼，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都同样施以深切的同情与救助，这是对病人最好的关爱和尊重，是中医人文精神的最佳体现。”。他还告诫医生到病人家诊病，“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足可见我国古代良医重义贱利、一视同仁、专心救治的高尚品德。然而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金钱、权力、地位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不可小视，所以医生如何做到贵义贱利，一视同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七、胆大心小、智圆行方的实践精神

为了能够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并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孙思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即“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园而行欲方”。“胆大”是指充满自信而有气度；“心小”是指要时时小心、谨慎行事；“智圆”是指遇事要随机应变，不刻板；“行方”是指心胸宽阔、不贪图名利。孙思邈认为，作为一名医生，既要敢作敢当，当机立断，又要细致周到、严谨慎独。既要灵活变通，不循规蹈矩，又要实事求是，不主观武断。在医疗实践中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这是为医者行医实践的准则。

参考文献：

[1]郭宏伟.古代中医人文思想与人文教育探析[J].中医教育,2008,27(6):71.

[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993．39l，1，367，12，337，2．

[3]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993．126，191，1，266，76，51．

[4]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993．39l，1，367，12，337，2．

第3篇：孙思邈的著作范文

文/胡献国

唐代永淳年间，孙思邈行医来到京城，住在相国寺。寺里有位和尚名允惠，患了癫狂症，经常言语无常、狂呼奔走，谝服汤药，不见一效。允惠的哥哥与名医孙思邈是至交，恳请孙思邈设法治疗。孙详询病情，细察苔脉后说道：“令弟今夜睡着，明日醒来便愈。”潘某听罢，大喜过望。孙思邈吩咐：“先取些成食给小师傅吃，待其口渴时再来叫我。”到了傍晚时分，允惠口渴欲饮，家人赶紧报知孙思邈，孙取出一包药粉，调入约半斤白酒中，让允惠服下，并让其哥安排允惠住在一间僻静的房间。不多时，允惠便昏昏入睡，孙思邈再三嘱咐寺内僧人，不要吵醒病人，待其自然醒来即愈。直到次日半夜，允惠醒后，神志已完全清楚，癫狂痊愈。允惠家人重谢孙思邈，并问其治愈道理。孙回答：此病是用朱砂酸枣仁乳香散治之，即取辰砂一两，酸枣仁及乳香各半两，研末，调酒服下，以微醉为度，服毕令卧睡，病轻者，半日至一日便醒，病重者二三日方觉，须其自醒，病必能愈，若受惊而醒，则不可能再治了。昔日吴正肃，也曾患止疾，服此一剂，竟睡了五日才醒，醒来后病也好了。这一巧治癫狂之法，取其酸枣仁有安神之功，配伍朱砂，故收到理想疗效。

酸枣，又名酸枣仁，全国各地均产。中医认为，本品性味甘、平，入心肝经，有养心安神，敛汗生津之功，本品性质平和，甘补酸收，功能补养心肝，收敛心气，为养心阴，益肝血而宁心神的良药。《本草纲目》言其“主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湿痹。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本经》言其“补中，益肝气，坚筋骨，助阴气，能令人肥健”。药理研究表明，本品具有镇静催眠及抗心律失常作用，并能协同巴比妥类药物的中枢抑制作用；其水煎液及醇提取液还有抗惊厥、镇痛、降体温、降压作用。此外，酸枣仁还有降血脂、抗缺氧、抗肿瘤、抑制血小板聚集，增强免疫等功能。特别提醒，因其还有兴奋子宫作用，故孕妇慎用。

古代医学家防眼病四法

文/张伟

人上了年纪后，眼睛昏花、视物不清是让老年朋友很苦恼的一件事，古代医家早就认识到平时养眼防病的重要性。中医学最早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就将“目不劳，心不惑”、“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作为养眼明目重要的手段。

1.历代养生家都主张“目不久视”、“目不妄视”，因为久视可耗血伤神，说明养目和养神是密切相关的。以两掌轻捂双眼，全身肌肉放松，1分钟后迅速眨眼2次。每日做3～5次。此法能明显改善视力，特别适用于经常看报纸的中老年人。

2.《圣济总录・神仙导引》中指出：“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两眦，闭气为之，气通即止，终而复始。常行之，眼能洞见。”方法是屏住呼吸，用手揉捏两眼的内眼角，直至微感憋气，呼吸几次后再继续憋气揉捏，连续5遍，每日可进行3～5次。此法可提高视力，防止老花眼。

第4篇：孙思邈的著作范文

1 应用特色

孙思邈在治病、预防保健及美容抗衰老方药中屡次用酒，且用途多样，极具特色。有人对其《千金要方》中妇人方554 首进行统计发现，用酒者242首，占41.9%[1]，而这些妇人方中，其中就有不少具有美容抗衰老的作用，再结合专门与美容抗衰老相关的“面药篇”、“服饵篇”等篇节，酒的用途就更加广泛了，在美容美白，抗衰保健及损容性疾病的治疗中，孙思邈皆有应用。通过对相关篇节的综合分析，其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浸渍用酒：孙思邈著作中有很多用酒浸渍药物的炮制方法，如：在面药篇中孙思邈共列6方，如“去风寒，令面光悦，却老去皱方”的面膏方[2]。将“青木香、白附子、川穹、白蜡、零陵香、香附子、白芷、 茯苓、甘松、羊髓等10味药物，以水酒各半升，浸药经宿， 煎三上三下候水酒尽”， 等到“膏成”，用来“傅面作妆”可以达到美容的效果，甚至“有黑干黑曾皆落”，达到治疗面色暗沉和黑斑的作用；还有“以酒渍桃花”口服，可以起到“好颜色，治百病”的美容保健的作用；另外，孙思邈在“合和”篇节中，还对酒浸渍药物的应用原则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凡渍药酒，皆须切细，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辘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滓可曝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在具体浸渍时，不同的药物入汤酒还有一些注意，如：“凡用石药及玉，皆碎如米粒，绵裹纳汤酒中”，“凡牛膝、石解等，人汤酒拍碎用之”，“凡诸汤用酒者，皆临熟下之”等，极具匠心。

1.2 外敷用酒：外敷方法是古代美容抗衰老方剂中应用比较多的，而这其中用酒也很多，例如治疗面黑干方药中，“白附子末酒和， 傅之即落”治面粉滓方， 还可以用“熬矾石以清酒和傅之， 不过三上”，又有“治面疱方， 羚羊胆、牛胆 （各一具） 、淳酒 （一升）。右三味合煮， 三五沸， 傅之”。这些方剂里面所说的“傅”，就是外敷之意。另外很多的外敷面脂方也用到了酒制的方法，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浸渍口服的以外，孙思邈用“鹰屎白 （一合）、辛夷 （一两）、白附子、杜若、细辛（各半两）。右五味，以酒五合浸一宿，以羊髓五两，微火煎，三上三下，去滓，”可以外敷治疗小瘢痕。还将“杏仁酒浸皮脱、捣，绢袋盛，夜拭面”，把“酒浸鸡子三枚， 密封四七日成，傅面，”都能起到美容保健，治疗损容性疾病的作用。孙思邈还指出外敷的膏方，“凡合膏，先以苦酒渍，令淹渍，密覆勿泄。云晬时者，周时也不用”，“可摩之膏，膏滓则宜以敷面上，此盖欲兼尽其药力故也”，对其制备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

1.3 内服用酒：内服美容抗衰老方药中酒的应用就更显的丰富多样了，孙思邈既有专门的药酒方，如《备急千金药方》“服食篇”中的枸杞酒方，直接以“枸杞根一百二十斤”与其他药物配酿药酒，待“其酒赤如金色”可以起到保健祛病，“灭瘢痕”的美容目的。除了直接用作药酒方以外，孙思邈还经常在许多美容抗衰老方药内服时用酒，例如铅丹散用时，“酒服一刀圭，日三”，使得“黑色皆从大便中出矣”，使人“面白如雪”；而白杨皮散“以白杨皮、桃花、白瓜子”三味入筛为散，以“温酒服方寸匕，日三”，可以治面与手足黑，令光泽洁白；还有治面疱甚者方，“冬葵子、柏子仁、茯苓、冬瓜子酒服方寸匕，食后服，日三”，另外，有个抗衰老的经典方剂，也是用到了酒服，“枸杞根 （一十斤）、生地黄 （三斤）。右二味，先捣筛枸杞，又捣碎去黄，，合筛，空腹酒服方寸匕，日三”，孙思邈指出其“久服颜如童子”，还可以治疗面部暗沉，面疱等病症[3]。可见，酒服在孙思邈美容抗衰老方剂中的应用是何其广泛。

虽然内服用酒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孙思邈在“服饵”篇中也指出“凡服酒药，欲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得药力，多少皆以知为度。不可令至醉及吐，则大损人也。”谈到内服用酒不能过度，否则对人体是有损害的。同时孙思邈也指出内服时，切忌空腹用酒[4]，“凡服泻汤及诸丸、散、酒等，至食时须食者，皆先与一口冷醋饭，须臾乃进食为佳”。这种服用方法也是非常科学和健康的。

2 作用分析

除了本文中列举的一些主要的美容抗衰老方药外，孙思邈还有很多用酒的例子，除了美容抗衰老，酒还可以应用到面色暗沉、损容性皮肤病的防治中。我们也可以在古代医籍和本草中看到不少在美容抗衰老方中用酒的例子，但从体系上而言，都没有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的论述系统全面。就其作用而言，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酒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肾脏过滤量，使小便排泄量明显增加，由于酒味辛、甘，性大热，具有上升和发散的特性，故在治疗头面部损容性疾病时，以酒送服诸药，可以借助酒的轻清上扬之性，引药上行，直达头面[5]。而酒浸渍药物，可借助酒的辛热之性，增强药物疗效。酒可以引药上行，达头面，所以在美容内服方剂中，常作为药物的组成部分或参与送服药物，以达到美容治疗和美容保健的功效；又因酒具有挥发、渗透、抑菌之性，所以在外用美容剂型中，常将方中的药物用酒浸渍，再用来外敷，不仅可以起到原药物美容抗衰老的作用，还可以药借酒势，酒行药效，起到抑菌作用。再加上酒本身具有通血脉、消沉积、润肌肤、去寒气的功效，又可用于多种癖血及寒凝类损容性疾病的治疗以及皮肤的养护中。

3 研究价值

中医学认为，酒乃水谷之气，味辛、甘，性大热，气味香醇，入心、肝二经，能升能散，宜引药势，且有活血通络、祛风散寒，有健脾胃消冷积、矫臭矫味之功。现代医学也认为酒能扩张血管，增加脑血流量，刺激中枢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用酒是孙思邈中医美容抗衰老方药的一个特色，他不仅列举了酒在这些方药中不同的用途，还界定了用酒的原则和方法，指出此类应用可以为美容抗衰老、防治一些不同的损容性皮肤病起到重要作用。但用酒在美容抗衰老方药中的应用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对于美容抗衰老方药而言，无法确定哪些方剂中的药物宜用酒炮制，哪些方剂宜以酒送服，哪些作为方剂的药物组成能够更好地发挥这些方药的功效，孙思邈的用酒特色无疑给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和总结。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与实践还尚属初期，如何使酒在今后的中医美容治疗和美容保健方剂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如何将孙思邈用酒的特色加以发挥应用，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科研命题。这一点无论对于中医美容学、中医抗衰老，甚至中药炮制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侠，朱西杰.孙思邈治疗妇科病用酒特色探析[J].山西中医，2003，2（19）：3-4.

第5篇：孙思邈的著作范文

1.在医学理论方面

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我国，唐代丝路上往来胡僧继续在弘扬佛法的同时用印度医学普度众生，印度医学理论源源不断的传诵、运用，开拓了中医学视野，孙思邈是隋唐医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医学思想包括儒、释、道各家思想，盖佛教戒律不茹荤血五辛，在他的医学思想中多有体现，如《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所录诸方中，多提及忌食血肉有情之品及五辛。《大医精诚》文曰“：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这一方面体现孙思邈医学思想中的佛学理念，另一方面体现印度医学理论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印度医学有“万物皆药”的思想，孙思邈吸收这种思想，在《千金翼方卷第一•药录纂要•药名第二》中载道“：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唐代丝绸之路上往来僧侣成为印度医学理论的交流载体，在高僧们用佛学、医学普度众生的过程中，印度医学理论得以释读，并丰富了中医学内容。

2.医治方式方面

隋唐时期除医学理论外，中医学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治疗技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的眼科手术和颅脑外科方面的治疗方式，引起了中医们的极大兴趣，并效仿学习。《新唐书•拂传》曰“: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经行记》中也有“大秦人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的记载。再如眼医婆罗门治刘禹锡眼病,可见时人对这些技术的震惊和推崇。隋唐经丝绸之路往来于内地与西域的僧人既传播了佛法，又传播了医学，唐代胡僧医术甚至蒙上神秘的色彩。有故事讲述,健儿张国英在战争中箭镞中腹,医生断定其必死无疑。晚上,张国英梦见有胡僧给了他一丸药。第二天,便泻出箭镞,不治而愈。这则民间故事,用离奇的方式反映了唐代民众对西域，尤其是对僧人所赐药物的敬仰与期望，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方式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这种对西域药物药效的想象与肯定，甚至认为西域异药有超乎寻常的能力。此外西域医学的独特治疗方式也深深吸引着唐代民众的心理认同。武则天时,驸马都尉武攸暨生病,西域何国人释僧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振天邑”。西域医药学让中医药学欣喜的是西域当地的传统治疗法启迪了中医治疗方式的探索与发展。如琪针疗法就得益于褥特鼠治蛇咬病之事，贞观十六年（642），罽宾国给唐朝进献一种名叫“褥特鼠”的动物，凡被蛇伤之人，只要嗅一下褥特鼠之尿，其被蛇咬之伤口即获痊愈。

3.在长寿保健方面

受唐代统治者青睐的延年药是丝绸之路上特殊的药品，与此同时制造这种药物的药师和佛僧成了西域药物配制的传播者。那些掌握西域延年术的西域僧人，甚至得到了帝王的接纳。唐史有载，唐太宗常服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所制之延年药。高宗时，命天竺的僧人卢伽阿逸炼制长生药。还有一些西域药物如郁金香、安息香、胡椒常被唐上层社会当作保健药物应用。

4.方剂方面

西域方剂为中医学大家吸收后，普遍用于民众的疾病治疗。如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都收载了“西州续命汤”这首西域方剂。西域方剂的另一个用处是供皇室享用，西域回纥药司曾为唐顺宗炮制龙膏酒。龙膏酒是西域人民御寒爽神的滋补饮品。唐玄宗的“起凉殿”和内服的“冰屑麻节”就是西域人民面对沙漠复杂的生存环境，总结出的应对之策，被玄宗所采用。

5.药物方面

普通药物方面，主要促动因素是商品买卖，经济利益的带动下，商人们热衷于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一个重要商品就是番药和香料。这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产生影响最为卓著的一个方面。甚至勾起诗人的才思，如李白《客中作》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郁金香是自西域而来的药物，用它浸泡的美酒,具有活血、行气、止痛、解郁清心的功效。可见西域传来的物种大都在中原民众中广为传播，甚至为人所熟知。进贡药材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新唐书•西域志》记载，西域各地方政权向唐朝政府进贡的药材，有洋提葱、丹砂、石黄、胡药等。

二、西域医药学对中医药学产生影响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1.西域医药学在独特的生活环境下

创造了行之有效的西域治疗方式，加之西域独有的物产，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引起中医大家和民众的注意。尤其是在西域医药学在中原治疗效果突出时，更加促动了中原民众、中医学家对西域医药学的推崇和探索，这也使得丝路上西域医药学的东传更有现实意义。

2.影响范围广阔，各有不同来由

西域医药学在丝路上的东渐，对中医药学多有补益，主要表现在医学理论、医治方式、长寿保健、药物、方剂五个方面。但这五个方面的成就各有不同的推动力量。在医学理论方面，主要表现在印度医学理论、维吾尔族医学理论、藏医学理论，这些理论的中医化运用主要依靠中医学大家吸收、理解、解读、实践应用；医治方式，主要包括当时中医药学还未深入掌握的医学领域，如眼科手术和异于中医治疗方式的独特民族治疗法，这些技术有赖于掌握当时先进医治技能的西域医生传至中原，引入中医药学；长寿保健法传入中原，往往通过对皇室宫廷的延年药进贡和民间娱乐体育保健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东传；方剂则是民间治病过程中成效显著而广为流传，中医大师、民众、宫廷广泛应用，最终成为固定的中医方剂并促进了新方剂的配制；西域药物、香料对中医学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民族商人、中原商人的贩卖，此外还有朝贡方式引进。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依赖于唐代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特征。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从稿二编》中评价“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可见唐代文化的博怀，为西域医药学增补中医药学的内容营造了社会背景和实现通道。

3.西域药物对中医药学补益较多

丝绸之路上西域医药学向中医药学增补的最为显著之处在于增添了中医药材的种类，这在唐代医学著作中多有体现，可见西域药物对丰富中医药学的显著作用。丝绸之路上药品交流如此繁盛，究其原因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原具有西域药物的广大市场，这项事业能为从事此业的民众获益，所以交易鼎盛。《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唐代吐鲁番规模盛大的药材贸易。其中香料是大宗，买药人大多是少数民族商人。

4.中医学兼容众少数民族医学的独到之处，在交流中发展

第6篇：孙思邈的著作范文

【关键词】 五运六气　消渴　中医诊断

疾病之病机，由于临床者众，各有见地。自古以来各说各话，莫衷一是。令后学者产生很大的学习障碍，甚至望而生畏。其实不同的大司天与小司天，同一种病，其病机是不同的。病机一确定，自可依病机而决定诊断、治则与治法。兹举消渴病作为说明。同一消渴病，在不同的司天中，其病机会随着司天气化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病理现象。

1 太阳寒水司天的消渴病

赵养葵《医贯》中所见的消渴，赵养葵约生于公元1573年至1644年，即明隆庆、崇祯年间。而1564年至1624年为太阳寒水司天，所以其所处的年代是寒水气化的时代。因此他治消渴病强调命门之火为人身之至宝，人生立命之本源。

养葵先引古人治三消之常法云：“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饮。《逆调论》(按：当为《素问·气厥论》)云：‘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者是也，以白虎汤加人参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数。叔和云：‘口干饮水，多食饥，虚瘅成消中’者是也，以调胃承气汤主之。下消者，烦燥引饮，耳轮焦干，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烦水易亏’，此肾消也，六味丸治之。”此乃一般论消渴之理论。

养葵据所见之消渴病患，多寒水格阳之证，因此提出消渴病之病理治则为：“人之水火得其平，气血得其养，何消之有？…故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治肾为急，唯六味及加减八味丸，随病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肾水，则渴自止矣。白虎、承气、皆非所治也。”由于时为寒水司天，故人消渴病亦多寒水之病，自不可用白虎、承气之寒凉、泻下。

养葵故引《圣济总录》论中消、上消能食而渴与不能食而渴2种病理现象加以批判曰:“盖不能食者，脾之病，脾主浇灌四旁，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胃既虚，则不能敷布其津液，故渴，其间纵有能食者，亦是胃虚引谷自救。若概用寒凉泻火之药，如白虎、承气之类，则内热未除，中寒复生，能不末传鼓胀耶？”由于气化为寒，所以不论中、上二消，均是寒入脾肺之药，故不可依常法治以白虎、承气。

治之之法，养葵云：“如上消、中消，可以前丸(按即七味白术散与生脉散)缓而治之。若下消已极，大渴大燥，须加减八味丸料一升，内肉桂一两，水煎六七碗，恣意冷水饮之，熟睡而渴病如失矣。”

三消无水，燥渴如是，为何又加肉桂、附子？养葵云：“盖因命门火衰，不能蒸腐水谷，水谷之气不能熏，上润乎肺，如釜底无薪，锅盖干燥，故渴。至于肺亦无所禀，不能四布水精，并行五经。其所饮之水，未经火化，直入膀胱，正所谓饮一升溺一升，饮一斗溺一斗。”可知病之源为命门无火；即寒水为患之故。故用八味丸“桂附之辛热壮其少阴之火，灶底加薪，枯笼蒸源，槁木得雨，生意继薪。”

为了说明此理，引数病例以说明：一为病疽渴作，一日饮水数升。养葵献八味丸加减，诸医大笑曰：“此药若能止渴，我辈当不复业医矣。”观诸医所用，皆木瓜、紫苏、乌梅、人参、茯苓、百药煎等生津之药，然愈治愈渴，茫无功效。不得已而用八味丸加减，三日渴止。用八味丸之辛热以治寒水之气化，故三日渴止。

另一男子患渴，养葵欲治以八味丸。彼谓肉桂性热，乃易黄柏、知母等药。结果渴不止，发背疽而殁。

由于寒水为患，故以辛热之药为使，而斩关夺将，而且一用知柏，立见病殁。不是一见消渴，即用寒凉、酸性、泻下之药，仍需考虑所值为何气司天，方可知病之机，定病之源而待全功。

2 阳明燥金司天之消渴病

刘完素在《三消论》中所见的消渴，刘完素生于公元1110年，卒于1200年，字守真，自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人，故又称刘河间。公元1144年至1204年为阳明燥金司天，故河间终其一生，均属燥气横行之气化。故其所治诸病，皆从火化；其于消渴之论治，亦然如此。

在其所著《三消论》中，首先认为世俗论消渴之病理，上实热而下虚冷，上热故烦渴多饮，下寒故小便多。例如蒋氏《药证病源》论消渴、消中、消肾病：“三焦五脏俱虚热，惟有膀胱冷似水，又曰：腰肾虚冷曰增重；又曰：膀胱肾脏冷如泉。”河间批评此等论说“阴阳兴衰，安有此理，且其言自不相符，其失犹小；至于寒热差殊，用药相反，过莫大焉。”

他认为消渴病的病理是：“燥热太甚，而三焦肠胃之腠理，怫郁结滞，致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泄，浸润其外，荣养百骸，故肠胃之外，燥热太甚。虽复多饮于中，终不能浸润其外，故渴不止。小便多出者，为其多饮，不能渗泄于肠胃之外，故数溲也。”将多渴便数之病因归之于三焦燥热太甚，水液不能浸润其外，不能渗泄于肠胃之外。将消渴数溲归结为：“肠胃燥热怫郁使之然也”，“病之所遇各异，其归燥一也”。

至于将消渴病的预后症状也归为燥热怫郁，河间云：“夫消渴者，多变聋盲，疮癣、痤痱之类，皆肠胃燥热怫郁，水液不能浸润于周身故也。或热甚而膀胱怫郁，不能渗泄，水液妄行，而面上肿也。”故主张消渴之证不可服芳草石药等热药，因为“石药发颠，芳草发狂。”“凡见消渴，使用热药，误人多矣。”此必为其临床所见之事实，故提出以警世医。

转贴于

故其治消渴、消中，即上消、中消，用猪肚丸。方中猪肚、黄连、瓜蒌、麦冬、知母皆滋阴清阳明之热之品。其治消肾，即下消，用葛根丸。方中所用葛根、瓜蒌、铅丹，亦皆去阳明燥气之药。其治一切肠胃涩滞壅塞，疮癣，痿痹，并伤寒杂病，烦渴，气液不得宣通等消渴预估坏病，所用人参白术散，方中除人参、白术补气之外，当归、芍药、天花粉、干葛为滋阴之药，大黄、栀子、泽泻、连翘、茯苓、寒水石、石膏、滑石、盆硝等皆为清热泻下之药。至于消渴久病，而致身热头痛，或积热黄瘦、或发热恶寒、畜热寒战、或膈痰呕吐。烦热消渴；或燥渴泄利；或目疾口疮；或咽喉肿痛；或风火昏眩；或蒸热虚汗，肺痿劳嗽。一切邪热变化，真阴虚损等糖尿病肾病，视网膜病变，与死亡率很高的糖尿病非酮证高渗性昏迷，诸种并发症，刘河间均用人参散治之。方中所用人参、寒水石、滑石、甘草、石膏、皆是滋阴清燥热之药。

总之，由于大司天为燥热之气，故河间所见之消渴皆燥热之证。

3 少阳相火司天之消渴病

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所见之消渴，

吴鞠通生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卒于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其《医医病书》于1831年写成。而1804年至1844年为少阳相火司天。可知，写《医医病书》之时，已值相火之运，故此时所见之消渴病，即为少阳相火司天之消渴病。

少阳相火所中之病为少阳病。少阳相火之邪既中，自影响相火之敷布与阳气升降出入之枢纽，造成相火被郁与寒热、水火枢机不利的病变。此种病变得病理现象若表现在消渴病，自然除了一般多饮多尿之外，必有少阳被郁之症状。

故吴鞠通首先批评时人用凉药以治渴之非，云：“时人治渴，舍凉药无二法。”再者说明尚有阳明、少阳2种情况用猪苓汤以治之渴，云：“仲景谓消渴者与猪苓汤。盖肾主消渴。此渴即司马相如病消渴之渴也。病在脏，泻其腑，故以猪苓、泽泻、滑石泻膀胱，使火从水中去。而单以一味阿胶补本脏之液，此渴必饮多溺少。”因为《伤寒论》第226条云“阳明病…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至于吴鞠通所遇之消渴，为少阳气郁，水饮格拒心火之消渴，云：“他如痰饮之反渴，用辛能润法。盖饮居心下，格拒心火，不得下通于肾，反来上烁咽喉，故嗌干。又格拒肾中真水，不得上潮于喉，故引外水求救之。水不得行者，阳气郁遏。”

由此可知：少阳相火司天之时所见之消渴乃少阳火郁真水之消渴，辛以润之。

4 厥阴风木司天之消渴病

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潘楫曾著《医灯续焰》一书。按此书潘楫之《叙原》云：“明万历壬子夏(即公元1612年)，负笈王绍龙先生。明天启甲子二月王绍龙西归(即公元1624年)。清顺治七年(即公元1650年)庚寅夏日，开始注解《四言脉诀》，至1650年成书。而1624年至1684年为厥阴风木司天。亦即在潘楫著作此书的28年中，均为厥阴风木司天，故其所见之消渴证，为厥阴风木之消渴证。

是以《三消脉证第五十五》论消渴之病理为：“一皆以燥热太甚，三焦肠胃之腠理，怫郁结滞，致密壅滞。复多饮于中，终不能浸润于外，荣养百骸，故渴不止。”因为厥阴之病若木虚则金来克木，故“厥阴之病消渴。”此消渴即燥金来克之证，所以潘楫归结厥阴消渴为燥热。若木实太过，则条达之气反为冲逆之气，故“厥阴之病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所以潘楫论厥阴消渴为：“三焦肠肾之腠理，怫郁结滞，致密壅滞。”盖气不条达则升降失枢，故气机结滞冲逆。总之，归结消渴之病生于风木之气之克伐。

因此，潘楫观察到此种厥阴风木之消渴，若严重则：“甚于外，为肌肉之消。…下甚不已，则消及肝肾。外甚不已，则消及于筋骨。”

故其所用方药，为清肝胆之热的大黄黄连泻心汤，与子和加减三黄丸，与滋肝阴的固本丸(用生地黄、熟地黄、麦冬、天门冬)。完全异于其他气化之消渴。

5 太阴湿土司天之消渴病

黄元御生于公元1705年，卒于1758年，而1744年至1804年为太阴湿土司天。即元御卒前14年为湿土流行之气化。尤其著作《四圣心源》成书时为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故其于此书中所论《消渴根源》乃太阴湿土之消渴。故论消渴之病因为：“燥热在肝肺之经，湿寒在脾肾之经。”其论治消渴之法为：“泻湿而燥土，清风而疏木也。”其所用之方，均肾气丸、猪苓汤、桂附苓乌汤等燥湿疏木之药，呼应太阴湿土之气化。

6 少阴君火司天之消渴病

孙思邈约生于公元581年，卒于682年。约于652年完成《千金方》，而公元604年至664年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故孙思邈著作《千金方》的运气背景为君火流行。《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少阴司天，热所胜，怫热至，火行其政。”于此大司天之时期，热所胜，当然民之所病为火热之症，消渴病亦然。

孙思邈观察此病的病因有三，云：“所慎者三：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麦丐。能慎此者，虽不服药而自可无他。”而此三者，究其理，即因会令心火旺盛，何以知之？孙思邈云：“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因为酒“(若)积年长夜，酣兴不解，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酒可使人火热大盛，燥伤津液。房室精伤，则内伤。孙思邈云：“寻夫内消之为病，当由热中所作。”房室精伤，则心火热中，乃成消渴。至于咸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咸伤血。”咸食伤心血，心血既伤，津枯不荣，乃成消渴。总之，此三因造成心液干枯，乃成消渴。思邈之所以有如此之观察，乃因君火司天之故。是以其所用药，不离黄连与天花粉、麦冬、阿胶以消心火，滋心阴。

瓜蒌根即天花粉，宋王介《履岩本草》卷中云：“瓜蒌根，味苦，无毒，主消渴，身热，烦满大热。”“瓜蒌实主胸痹，叶疗中热伤暑，治痈疽未溃。”可知瓜蒌入心，滋心阴，清心热。

《履岩本草》卷上云：“麦门冬，主心腹结气，心下之满，口干燥渴。”明显是滋心阴之药。

而在《千金方》卷二十一所录治消渴53方中，用天花粉的有24方，用麦冬的有16方。用黄连的有13方。可知治消渴虽杂有其它药物，实则以麦冬、瓜蒌、黄连之清君火之热为主。与其他司天之用药，迥然有别。

第7篇：孙思邈的著作范文

有关中医七大门派有很多种版本。所谓门派也好、学派也罢，如果能够成为一个“派”，就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有足够数量并且较高水平的该学派研习者；第二是它必须在中医领域里拥有自己独特不能被取代的理论与临床效果。所以笔者更赞同本文中所提出的七大门派，他们拥有着相当数量的追随者，短期内没有灭绝的危险，同时他们各自相对独特的理论与治疗方法也是短时期之内无可取代的，形成了中医学术发展的主流。

伤寒派

创派祖师：张仲景

著作：《伤寒杂病论》(古名《金匮玉函经》)，后世被分为《伤寒论》、《金匮要略》。

特点：二千年前，地球上的环境远远要比现在冷得多，而且人的保暖措施以及衣着的保暖程度都远不及今天。所以那个年代，在河南及湖南地区以寒为主要病因的疾病占据了所有疾病的大多数，而张仲景则是活跃在河南及湖南的医生，他根据当时的气候及地域特点，认为应当以温热药来治疗当时多见的寒性疾病，所以提出很多重要理论，用药讲究“当以温药和之”。他在中医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和日本都把他称为“医圣”，他的著作被称为“方书之祖”，他的镇派之宝桂枝汤被称为“祖方”，而他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更是被奉为中医四大经典中的两部。

桂枝汤、白虎汤

桂枝汤

组成：桂枝、芍药、炙甘草、生姜、大枣

功效：解肌发表，调和营卫。

主治：外感风寒表虚证，头痛，发热。汗出。恶风，鼻鸣干呕，脉浮缓。

后世应用本方，还可以变化治疗风湿、脾胃病、过敏性疾病、自汗、体虚等病症。

白虎汤

组成：生石膏、知母、粳米、甘草

功效：清热生津

主治：阳明气分热盛证，壮热面赤，烦渴引饮，汗出恶热，脉洪大有力。

后世应用本方。还可以用于治疗类风湿、肺炎、牙痛以及瘟病时疫等具有传染类型的疾病，如乙脑流行等，皆被认为重要的治疗方药。该方被后世的温病派充分发挥利用，成为治疗温病四大证的重要方剂之一。

历史及现状：

伤寒派曾极度辉煌，研习者甚多。高手如云，但苦于祖师的水平太高，所有的门人都无一能够超过祖师，这一门派到了今日，由于西医所占份额的逐渐加重，该派已经呈萎缩状态，派中高手数量明显减少。

千金派

创派祖师：孙思邀

著作：《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特点：千金派的创派是在古代最强大的大唐帝国时期，物质文明达到极其发达状态，自然而然，人类就要回归良性的心态，所以干金派对于高尚医德的追求也是中医史上的顶点。孙思邈的著作中，千古名篇《大医精诚》篇和《大医习业》篇，强调医生的行为规范的重要性，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这也是千金派得名的缘由。

名方：苇茎汤(时至今日，仍是中医非手术治疗危重肺病的重要方剂)

苇茎汤

组成：苇茎、薏苡仁、冬瓜仁、桃仁

功效：清肺化痰，逐瘀排脓

主治：肺痈，身有微热，咳嗽痰多，甚则咳吐腥臭脓血，胸中隐隐作痛，脉滑数。

历史及现状：

孙思邈医德极其高尚，并且极为重视医德，提出“大医精诚”篇来警示业医的后人。他的两本著作集唐代以前医学：之大成，为了不杀生灵，而从不使用动物类药(诸如蛇类、蜈蚣、蝎子、羊肉、鸡内金等)，而一概使用毒副作用较低的植物类药品。被后世尊为“药王”。并且不耻下问，书中记录了很多外国的方药和少数民族的方药，同时精于养生术，卒年百余岁，由于擅长养生，长寿百岁，后世又称为“孙真人”。其实，如果能够通过养生来防止疾病的发生，倒也达到了中医“治未病”的最高目的了。现代的好多养生学家都出于千金派。

局方派

创派祖师：宋朝名医众人，但是执笔为裴宗元、陈师文

著作：《太平惠民合剂局方》

特点：宋朝的合剂局(前身是惠民局)，是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中成药总公司一样的企业，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是类似同仁堂规模的中成药制造企业，是属于国家创办的中成药制作的企业。国家为了统一制作规范及流程、配料等，特地编制了《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一书，该书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各地名医的经验名方，然后去粗存精，经过试验，最终在数万张处方中保留了不到800首名家的名方。而该书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成药典。

藿香正气散

藿香正气散

组成：藿香、大腹皮、白芷、紫苏、茯苓、半夏曲、白术、陈皮、厚朴、桔梗、甘草、生姜、大枣。

功效：解表化湿，理气和中

主治：外感风寒，内伤湿滞证。上吐下泻，恶寒发热。头痛。脘腹疼痛，脉缓。

后世多用于肠胃型感冒、急性腹泻、急性肠炎、过度肥胖等

历史及现状：

如果想做一名好医生，你只要把局方派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好好背一背就可以了，毕竟它上面所载的方药全部是从成千上万的中医高手们的看家绝招精选出来的。那么，这么多的中医高手打造出来的一本书的价值又有多少呢，答案是无穷无尽，笔者最爱用的方子里面有一首就在其中，用来治一种病，几乎没有不见效的，就是这么神奇。所以很多中医后来都成了局方派，一直到今天也是有很多医生也是。但局方派有个致命的缺点，如果你的中医理论基础很好，不妨使用里面的方剂，自可左右逢源；如果基础一般或是太差，那么，就常常不能明白高手们出招的深意了，更多情况下，反而弊大于利。

温补派

创派祖师：李东垣――温补脾胃　张景岳(张介宾)――温补命门

著作：李东垣《脾胃论》　张景岳《景岳全书》

特点：二人虽同是温补派开派祖师，但二人根据自己对《黄帝内经》等知识的把握和临床经验的侧重，一个专攻于脾胃阳气的温煦，一个专门在意命门之火旺盛。派中的观点认为，人之所以能够生存，全是阳气的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体温相差个十几度，就是这么点儿的温度差，一个生命就此结束，可见阳气温煦我们身体的重要作用。小孩子阳气旺盛，所以总是上蹿下跳的不老实，所以会长个子，长到一定时期，就可以繁殖下一代，而逐渐的阳气衰退后，人也就变的老了，所以阳气少的老年人是不爱动的，同时也因为阳气的减少而会开始怕冷。而温补派就是始终强调着阳气的重要性，不管从诊断疾病还是治疗疾病的方法或药材，一般都偏向于使用具有温热性质的中药来补益人体，临床效果较好。

李东垣――补中益气汤

张景岳――右归丸

补中益气汤

组成：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

人参、甘草、当归身

功效：补中益气，升阳举陷

主治：脾胃气虚，食少困倦，便溏少气；气虚下陷，子宫脱垂、脱肛、胃下

垂等；气虚发热证等。右归丸

组成：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枸杞子、菟丝子、鹿角胶、杜仲、肉桂、当归、

附子

功效：温补肾阳，填精益髓

主治：肾阳不足。名门火衰证。年老或久病气衰神疲。畏寒肢冷，腰膝酸软，阳痿或宫寒，脉沉而迟。

历史及现状：

随着地球在逐渐变暖，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在随之改变，因为阳气虚弱而患的疾病在理论上是比较少了，看似温补派不会再占据主要地位了。实际不然，现代男性的阳痿发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女性宫寒的比率也在上涨，新的寒邪所致的疾病仍然需要我们的温补派来出手相援。

攻邪派

创派祖师：张子和(张从正)

著作：《儒门事亲》，该书并非张从正本人所写，而是其私淑弟子等人编写。

特点：攻邪派的张子和无论是看病还是用药都很邪，熟知中医的人都知道张子和的诊断和各种治法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都是很中规中矩的黄帝法，但是作为老百姓以及一般水平的庸医们，往往就不能理解张子和的相对高深的功夫了。所以感觉他有些像金庸先生笔下的黄老邪，凡事不合世理，不按章法，不循常规。估计张老先生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邪性，所以名字里的“从正”二字恐怕也含有“改邪从正”的意味吧。

张氏强调凡病都是因为邪气入侵身体所导致，所以强调治病一定要先驱除外邪，邪去后正气自然平安(邪去则正安)，即“攘外必先安内”，外不攘，内必不安。其擅长使用汗法、吐法、下法治疗病人，效果非常理想。

禹功散

禹功散

组成：黑牵牛、茴香、生姜汁

功效：逐水通便，行气消肿

主治：阳水水肿，遍身水肿，腹胀喘满，大便秘结，小便不利，脉沉有力。后世应用于肾炎水肿、肝硬化腹水等

历史及现状：

人就是这样，病中渴望好转，即使承受些痛苦，也不算什么，但稍微好转后，就不愿忍受治疗的痛苦了，比如针灸、比如呕吐、剧烈腹泻等，所以这个流派只是凭借非常好的临床疗效才得以延续到今天，但是其中很多精彩技术已不复存在了。

温病派(寒凉派)

创派祖师：刘完素，后世派中高手颇多，诸如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薛一瓢、王孟英等。

著作：《温病条辨》、《临证指南医案》、《瘟疫论》等

特点：自打祖师开派以来，强调人的各种疾病与“火”沾边的占多数，比如情绪会转变为火，季节的气候不合时宜会转变为火，饮食辛辣肥腻甜食过多都会转变为火，而且认为一般的病转归转为火的居多，且认为人体阴常不足，阳常有余，所以人体就像干柴，容易受到火热的侵害。用药讲究以寒凉药物为主，并且注意维护人体的阴气和阴血，从而起到防止火热性疾病发生的目的。诊断上非常重视舌象，并可以从舌像上观察出人体内阴液的充盈匮乏程度，以及火热的充斥程度和对人造成的损害程度，这一点不同于伤寒派“重视脉象而忽略舌像的方法”。

安宫牛黄丸

安宫牛黄丸

组成：牛黄、郁金、黄连、朱砂、山栀、雄黄、黄芩、水牛角、冰片、麝香、珍珠、金箔

功效：清热开窍，豁痰解毒。

主治：邪热内陷心包证。高热烦躁。神昏谵语，口干舌燥，痰涎壅盛，脉数。

后世还用于治疗：中风昏迷、小儿惊厥、高热等。

历史及现状：

历史时期，每当瘟疫流行时期，起到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的医学家们往往以温病派的为多。总的来说，温病派的专家对于温病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其他疾病的效果就稍显逊色了，现代温病派的高手主要以北京和广东、上海较多。

汇通派

创派祖师：唐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恽铁樵四人，几乎是同一时代，年纪以唐氏较长。

著作：《血证论》、《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特点：祖先们主张的并非完全是中西医结合，而是“洋为中用”、“夷为华用”，所以先人们不是硬生生地要把西医和中医结合到一起，而是在那个洋人中国文化的年代，要闯出一条如何利用西医来武装中医，能够使中医可以更好地生存并发展下去，所以那个年代的中西汇通很不同于今天的中西医结合。

名方：方剂较多，知名的较少，其中早期比较有先驱意义的方药有石膏阿司匹林汤

石膏阿司匹林汤

组成：石膏、阿司匹林片

功效：解热退热

主治：高热不退

两味药物一中一西，分别是中药和西药里退烧性质很好的中药，但是退烧机理完全不一样，而古人张锡纯苦思再三，终于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尝试着让具有类似功效的中药和西药出现在一个处方当中来互相增强疗效治疗。当年看起来很好笑的一件事，现在被广泛地应用到全世界的制药行业里，不光是中国的中成药掺西药，西药里也多少掺了些中药的成分。

第8篇：孙思邈的著作范文

中医养生学，是研究如何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尽终其天年的理论和方法。《黄帝内经》云：“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只有掌握和应用正确的养生方法，并且持之以恒，才能真正做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阐述了上古之人能够保全质朴无邪的天性，采取多种养身摄生的预防措施，增强对疾病的抗御能力。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运动维持着人体生理状态的平衡协调，即人体内阴阳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与平衡协调又是相对的，从总的生命过程而言，统一与平衡无时无刻不在被打破，从而构成了生、长、壮、老、已的自然规律。为了减缓这个过程的进展，控制早衰，预防疾病发生，求得健康和长寿，历代文献提出了“却老全形”的摄生之道，具体方法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 和于阴阳，顺应四时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内经》认识到阴阳是万物变化的根本，所以强调人体必须顺应四时变化，“法于阴阳，和与术数”，适合自然规律，遵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机，使气血周流不息，阴阳平和，生机旺盛。并谆谆告诫人们：“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曰：“故宜夜卧早起于发陈之春，早起夜卧于蕃秀之夏，以之缓形无怒而遂其志，以之食凉食寒而养其阳，圣人春夏治未病者如此。与鸡俱兴于容平之秋，必待日光于闭藏之冬，以之敛神匿志而私其意，以之食温食热而养其阴，圣人秋冬治未病者如此”。可见人的起居、饮食、劳逸以及精神活动等，均应顺应四时气候的变化，才能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2 调摄情志，修身养性 情志能够影响脏腑气血的功能活动，促使疾病痊愈或导致疾病加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喜怒不节，……生乃不固”。精神乐观，情志畅达，脏气和调，就能增强抗病能力，防止疾病发生。《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反之，情志的超常变化（如过怒、过喜、过悲等），就会损伤内脏（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使气机逆乱，阴阳失调，气血不和而发病或加重病情。孙思邈《孙真人养生铭》云：“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所以，调摄情志，修身养性，保持乐观的精神、开朗的性格、豁达的胸怀和良好的心情，是防止疾病发生或加重的重要条件。

3 起居有常，劳逸适度 起居有常指生活要有正常良好的规律，顺应规律起居和生活，就能保持健康少病，精力充沛，益寿延年。《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卧起有四时早晚之分，安居要有规律，要求人们做到“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千金要方・养性第一》亦云：“是以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反之，若“起居无节”、“以妄为常”，则会耗伤人体正气，诱发疾病。

适当的运动，能促进气血流通，增强生命活力。正常的睡眠和休息，可以保养精、气、神，恢复体力和脑力。《养性延命录》曰：“养性之道，莫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此所谓能中和。能中和者，必久寿也”。如果劳或逸太过，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损伤脏腑精气，削弱机体抗病能力，导致疾病发生。正如华佗所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所以，人们在生活起居和劳动休息时，必须有一定的规律和适当的限度，这对保护身体，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具有重要作用。

劳逸适度还应包括节，房劳养生是古代养生家十分强调的一个原则。《洞玄子》、《素女经》等是研究“房中术”的书籍，讲究阴阳和谐，并强调欲不可早，不可过度。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即告诫人们青少年时，身心发育成熟，不可恋色早婚，不可快情。张仲景亦提出“房室勿令竭乏”。华佗认为“过度则伤肾，起居过度则伤肝”。若起居无节，酒色过度，可损伤人体正气，导致各种疾病。

4 饮食调理，以资气血 饮食五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五脏气血的本源。《素问・脏气法时论》云：“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食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礼・天官》记载有“食医”专门讲究饮食养生。古代文献最多记载为食治，宜食忌食。如《金匮要略》中分篇列举了禽兽虫鱼禁忌和果实菜谷禁忌，指出“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 反能为害”，“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苦，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同时提出了具体的饮食养生措施：“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脾。”孙思邈在著作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种，指出“夏六十二日，省苦增辛，以养肺气”；“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禁寒饮”。同时亦提出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也就是说，食物为人体的滋养作用，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增进健康、益寿延年的途径。合理安排饮食，可保证机体的营养，使五脏功能旺盛，气血充实，提高适应自然界变化的应变能力，增强抵御外邪的力量。

5 养生方药，防病祛邪 在养生方药方面，古人积累和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两千多年前，人们就用焚香、佩香囊、香枕、药物沐浴及服药等方法预防多种传染病。唐代孙思邈十分重视通过药物内服来强身防病。在其著作《千金要方》里，不仅记载了根据时令服食药物的防病方法。同时还载有内服外施的辟疫防病之方。自唐以后，在内服药物方面，医家大多从健脾固肾、补养精血入手，研究药物的防病、健身、增寿抗老之方，或从固护肌表入手，研究御邪防病之法。如《石室秘录》记载，春服迎春汤，夏服养夏汤，秋服润秋汤，冬服温冬饮。四时服药防病，主要是每逢节气来临之时，预先调整机体，使之与外界季节气候变化适应，达到强身防病之目的。

第9篇：孙思邈的著作范文

中古时期中国正值唐、宋帝国时期，文明昌盛，国力强大，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以长安为中心，通过国内交通干线，连接起通向国外的道路，东达朝鲜、日本诸地，东南行可顺运河、长江以出海，南下广州也可远航南洋、印度各地及波斯湾一带。从长安向西，出玉门关西行，经新疆，有三条陆路可通中亚、西亚以及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在这些路上，大批商人、驼队终年往来不绝，把中国的丝绸、锦缎、陶瓷等运往西方，也把中国的先进文化技术传播到西方。唐帝国疆域远及中亚一带，与阿拉伯帝国相接，双方的文化得以广泛交流，中国的造纸术，就是先传到撒马尔罕，然后通过阿拉伯人再传入欧洲各地。中国的火药也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的，火药中的重要成分硝石，被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当时称阿拉伯为大食，大食人来华经商的很多，在广州居住的据说曾达到12万人。唐朝的杜环居留大食十余年，到过西亚以及东北非洲，他在库法看见许多中国工匠，从事纺织、绘画、金银制造等。中国的丝织技术不久为阿拉伯人所掌握，各色丝织品从阿拉伯输往欧洲各地，被称为“库非叶”“大马士革”等。

宋元时期，中国的海上航行技术、海外贸易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船体木板用榫接合，或用铁钉钉住，再用桐油、麻丝、石灰等嵌缝，以防渗漏和锈蚀，所以船只坚固。船舱内分割为若干个水密舱，即使有一个或两个舱漏水，也无倾覆之虞。中国水手会利用季风远航，在海上用罗盘定位。船舶大者可至载重300吨，乘坐五六百人。中国海船远航南洋群岛、印度东西海岸、阿拉伯海，以至东非海岸，把大量的丝绸，特别是中国陶瓷运往所到之处，以致有人主张应该有一条海上陶瓷之路。中国人发明的磁石指南针，就是由此传到阿拉伯人的海船上，再传及欧洲等地。

阿拉伯文化在中古世界的重要性，就是它融会、沟通东西文化和保存、发扬西欧的文化。西欧中古早期文化落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淹没无闻。阿拉伯学者在所占领的亚、非、欧三角地区内，吸收了许多古典文化，把大量希腊学术著作翻译为阿拉伯文，加以学习、传授。从12世纪开始，西欧加紧了向先进的东方文化学习的步伐，这时阿拉伯人的西班牙成为把文化传向西欧的一个中心。阿拉伯人在托莱多成立了翻译学校，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把已不为西欧人所知的一些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欧几里得的著作，以及大批阿拉伯人的哲学、科学著作，从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供西欧人学习。另外，阿拉伯人还曾一度占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这里也是把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通道。

蒙古人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把亚欧大陆连成一片，一时极大地促进了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大批汉人进入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各地，同时也有许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人东来。沿着蒙古军队前进的道路，也有不少使臣、商人、旅行家等络绎往来，这些都起到传播文化、促进交往的作用。中国的火药、火器传入欧洲的另外一条可能的道路，就是蒙古军队前进的道路。14世纪时，印刷术在欧洲骤然兴起，这也许就是13世纪蒙古军队驰骋欧洲而把它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