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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语境 高校 人文素质教育 路径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2C-0109-03
文化遗产与民族历史发展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不只是传统的技艺和实物,更是民众的非遗意识和思想的传承,是非遗“主体”实践,保持非遗本质的“生命力”。因此,高校非遗教育实质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人的基本素质教育。
一、非遗内涵与非遗传承
关于非遗的内涵,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遗定义来看,它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非遗的无形文化,包括文化思想、观念、精神、技能等,反映着地区性的群众心理、性格特征,在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发展、创造中,能够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这是非遗本质的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二是非遗的有形文化,诸如各种社会实践、知识、技能的表现形式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是非遗的无形转化为有形的主要载体,体现和展示非遗存在的部分,并构成了非遗的完整性。就非遗本质而言,非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凝聚了民族的智慧、品格和美德等宝贵的思想文化,是其独特发展及形态形成的内在动力。非遗的精髓不是物化的技艺,更在于其中所蕴含的特殊的表达方式、情感和创造力。比如壮锦,经典的图案和精湛的技术体现了壮族人民的智慧、审美、特殊情感、表达方式等,承载着壮族的各种风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又如少数民族的歌舞,承载着民族生活生产情景、民族思想文化,是民族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记载着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与民族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非遗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大部分植根于农村社会。在农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原有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传统文化受到切割,非遗碎片化现象明显。碎片化不仅体现在非遗构成要素及发展方面,也反映在非遗调查、研究、保护、传承及管理方面的表面化、形式化、简单化。比如壮锦,作为礼品和旅游商品,只看重其造型、图案、色彩等外在的东西,而对其内在的工艺质量、文化内涵不太关注。又如侗族大歌,其逐渐走向“舞台化”,逐渐剥离出侗家日常生活,创作动机、创作热情、创作机制受到制约,发展空间日趋萎缩。各种非遗的调查、研究也基本上局限于表面、肤浅地介绍知识,研究人员缺乏耐心和时间与人们进行情感沟通和深层感受,深入地了解非遗与当地人的情感联系,挖掘非遗所蕴含的深层精神文化。如安徽芜湖铁画,人们更多的只是欣赏其题材、构图、技法、笔意,而对其历史变迁、文化内涵以及艺人们的创作心态、人画互动、审美价值等缺乏关心和了解,无法体悟一种源自生活的艺术表达和文化体验。
在民俗学视阈下,非遗的注意力应该关注民俗的主体“人”,关注负载着“俗”的“民”和他们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异彩纷呈的“俗”。民俗传承不是理论上概括出来的行为特征,而是来自人在实践中的具体行为,理应关注传承人或传承者、民俗传人的主置,不能只见“俗”而不见“民”,见“物”而不见“人”。非遗保护在传授传统技艺、艺术的同时,更要挖掘非z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促使人们更透彻地理解民族文化,增加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激发人们文化自觉意识,确立“主体”的地位,只有建立这样动态文化传承系统,非遗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永续传承、发展、繁荣。简言之,非遗是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观念等,并在实践中以人的口述、身传、心授等方式表达和传承,非遗研究、保护和传承不应该只是工具、实物或表现形式等内容,而是非遗“主体”实践,保证非遗核心内容的“生命力”。
二、高校非遗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一、总体完成情况
(一)工作开展情况1.免费开放1个图书馆、1个文化馆、2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完成免费开放,完成目标任务的100%。2.建设贫困村文化活动室。推进贫困村文化活动室建设,配齐39个本年度脱贫村文化室有关设备(其中已完成29个贫困村文化活动室设施配送,10个为非贫困村文化活动室设施配送)。目前土建部分已完工,已完成39个文化活动室设备配送任务,完成目标任务的100%。3.户户通。向1326户未通电视贫困户配置电视入户接收设备(其中2019年1185户,2020年141户)。已完成1326户配送安装任务,完成目标任务的100%。4.新建厕所。新建1座厕所,位于镇村。主体施工已完成,完成目标任务的100%。(二)资金拨付使用情况。免费开放1个图书馆、1个文化馆、2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已拨付170万元;已完成资金拨付任务的100%。建设贫困村文化活动室已拨付195万元,完成资金拨付任务的100%;户户通已拨付26.52万元,已完成资金拨付任务的100%。
二、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广播电视信号调试难问题。全县范围共性存在农牧民用户无广播电视安装、调试技术的短板,严重存在广播电视信号调试后再次导致广播电视无信号问题。因我县许多乡镇属于牧区乡镇,冬夏牧场迁徙、通讯信号不通,加之,户户通设备具有位置锁定功能等原因,普遍存在广播电视e04授权丢失、无信号等问题。用户需加强学习设备使用说明,各乡镇需加强广播电视常识宣传力度。(二)民生工程配套政策有待完善。如基层文化站、农家书屋等管理运行较差、缺乏专职或兼职人员,难以很好发挥惠民效应。(三)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匮乏。我县公共文化机构人员编制已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公共文化工作的需要。文化工作单位缺乏稳定的专业化队伍且待遇偏低,人员能力和素质难以适应新时期基层文化建设的开展,尤其是基层文化站发展参差不齐。
【关键词】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木三瓯;高职院校;深入传承;建议
The Research of Deep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raft Clas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e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Yi Mu San Ou_”as Examples
WANG Chun-hong
(Research Center of The Wenzhou Cultural Industry, Zhejiang Industry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Zhejiang 325003, China)
【Abstract】The craft clas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very suitable for the inherita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ecause which lay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hands-on ability.“Yi Mu San Ou” is the craft clas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has a typical feature of Wenzhou regional culture,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has obtained certain inheritance through the efforts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writ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combination with other major、the innovation of craft、the researc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tc., But the deficiencies are also obvious, including less amount of class teaching、small class capacity、the limited scope of combination with original major Etc.. For this, on the basis of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the new phase of deep inheritance,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nherita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r“Yi Mu San Ou” and which represents the typ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Craft Clas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i Mu San Ou;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eep Inheritance; Suggestion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分为五个领域:①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风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手工艺技能。①
在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个领域中,传统手工艺技能类(以下简称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适合在高职院校进行传承。因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在于对传统手工艺技能的掌握,而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高职院校的教育定位和特点恰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动手操作能力,知识性和技能性并重的特点使其非常适合学习、传承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文中的“一木三瓯”即指世界级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活字印刷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瓯绣、瓯塑,温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瓯窑。“一木三瓯”作为温州独具“瓯文化”特色的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传承、保护成绩。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工贸学院)作为一所地处温州的省属公办高职院校,在“一木三瓯”的传承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工贸学院先后于2005年引入了瓯绣、瓯塑,2014年引入了木活字印刷术和瓯窑,在校内进行传承。经过1-10年,时间不等的尝试和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传承、保护效果,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伴随着我们国家对文化建设的日渐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已经发展到从全国性普查、摸底,全社会盲目跟风、简单传承的初步阶段向深入化传承新阶段过渡的转折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需求下,工贸学院如何继续深入地做好“一木三瓯”的传承工作,如何更好地发挥高职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作用,确实有必要进行认真思考。
1 工贸学院传承“一木三瓯”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课堂教学、非遗教材编写、与工贸学院原有专业结合、技能传承创新、非遗理论研究等方面,逐一分析“一木三瓯”在工贸学院传承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1.1 课堂教学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的关键,是依靠传承人进行活态传承。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传承的关键亦是要培养出掌握非遗技能的传承人才,所以工贸学院“一木三瓯”的课堂教学开展情况,是关系到校园传承效果的基础。
工贸学院“一木三瓯”的开课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全院同学的公共选修课。开课目的在于对“一木三瓯”非遗技能的普及性教育,使同学们初步接触、了解这几项非遗技能。其中瓯绣、瓯塑引入工贸学院早,开课条件比较成熟,每学期各开设3个班,每班20人。引入晚的瓯窑和木活字印刷术目前各开设1个班,每班10人。截至2015年,全院历届已经选修过“一木三瓯”公选课课程同学的总人数超过1000人,在校内一定程度上普及、传承了“一木三瓯”非遗技能。另一类是从公选课同学中选出学习兴趣高、资质好、可以进一步深入培养的苗子,组成学苗班,开课目的是培养传承人才。通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培养了重点学苗100多人,这些同学基本掌握“一木三瓯”的整套制作技能,能够独立制作作品,达到了非遗传承人的基本技能考核要求。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工贸学院虽然在“一木三瓯”的非遗技能传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足也较为明显。一是,选课难。随着“一木三瓯”在校内传承时间的推移,已经逐渐在校园内培养起了非遗传承的氛围和观念,同学们有了学习的热情。但目前“一木三瓯”每学期的开班量和班容量,相对于全学院同学的总人数和选课热情来说,处于无力应对的局面,甚至在选课时出现了想选而选不上的“抢选”情况。如果不能让同学们选到自己喜欢的非遗课程,必然会影响到大家学习的热情,不利于工贸学院今后“一木三瓯”的传承,也与国家继续深入传承非遗的时代精神相违背。二是,课程开课的成本投入与教学效益产出不成正比。非遗课程开课需要一定面积的固定场所,需要用到专业的工具、原料,需要聘请传承人进行技能指导等,所以开课成本高。但现在每个学期1-3个班的开班量和每个班10-20人的班容量,无疑在教学成本的投入与教学效益的取得之间存在不成正比的情形,这必然会影响到进一步的深入化传承。
1.2 非遗教材编写方面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依靠这些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当时社会大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当时会有很多人学习这些技能,并以之作为自己安身立世、养家糊口的本领,自然那时也不存在传承人危机问题。但伴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依靠这些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脱离了人们现代生产、生活的需求,不能再依靠这些技能安身立命,所以原来掌握这些技能的人或者年高离世,或者迫于生计转行,以致出现了掌握技能的传承人数量越来越少,甚至一些项目出现了人亡艺绝的情况。如果今天再仅仅依靠过去那种口手相传的方式已经不能保证这些非遗技能的有效传承,所以必须以文字、影像资料等形式将非遗技能的制作要点和过程记录下来,作为非遗技能传承的辅助方式。
工贸学院在“一木三瓯”的传承过程中,已经意识到整理非遗技能制作过程、要点,并将之编写为教材的重要性。其中瓯塑、瓯绣引入学院早,校内传承条件成熟,已经着手编写了相关的教材,并在工贸学院校内试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以书面的形式保留了瓯绣、瓯塑技艺的制作流程和要点,而且也较好地辅助了非遗课程的教学活动。但因为教材编写的理论水平,技能制作要点梳理的客观性、科学性、准确性,教材的适用性等问题,还没有达到对外公开出版的程度。
1.3 与工贸学院原有专业结合方面
要想实现“一木三瓯”在工贸学院的有效传承,除了开设直接传承非遗技能的相关课程外,与学院原有专业进行结合,是非常可行,也是非常必要的方式。工贸学院在“一木三瓯”的传承过程中,已经注意与学院原有专业的结合,比如瓯塑与轻工系艺术设计专业的眼镜设计的结合。为此该专业专门开设了36学时的《瓯塑艺术技法》作为专业必修课程,目的是使同学们能够系统了解、学习瓯塑的传统制作技能,了解瓯塑蕴含的非遗文化特征,然后运用到自己的眼镜设计中去。因为该专业的学生本就具有工艺美术功底,设计创作能力强,现在通过瓯塑技能的学习,将专业的艺术创作理念与瓯塑蕴含的温州地域文化特色结合起来,设计出的眼镜产品不仅外观时尚,而且富有地域文化气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工贸学院“一木三瓯”在与学院原有专业结合方面,艺术设计专业虽然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与瓯绣、瓯塑引入学院近10年的时间相比,结合广度和力度远远不够,还只是处于初步尝试阶段,没有达到真正批量投入规模化生产、应用的程度,对于瓯塑非遗的传承作用十分有限。而且除了与艺术设计专业的结合外,与其他专业的结合还没有。
1.4 非遗技能创新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先祖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宝贵文化财富,在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历史发展进程的演变也在不断的变化着。所以与时俱进进行创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原有特点。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已经陷入需要人为刻意保护、传承的境地,但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并不矛盾。
工贸学院在“一木三瓯”的传承过程中,也在不断尝试着进行创新。比如瓯窑在制作中,结合温州本地水土特性,自己尝试进行陶土配置、釉料调制等;瓯绣在针法上采用透视绣的绣法;瓯塑改变了过去只能以大幅壁画呈现的形式,现在改为创作在自己设计的小型瓷盘上;木活字印刷术除了印刷传统的古书、宗谱外,创意出木活字挂件、书签、明信片、桌牌等产品。这些创新包括了使用的材料、创作的技艺、呈现的形式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这些创新的不足,是仅停留在学院内课堂创新层面,直接进行生产性链接的比较少,未能产生比较实际的生产效益,在生产性传承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
1.5 非遗文化内涵讲授方面
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阵地,一方面要向同学们传授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对于文化的传承。工贸学院在“一木三瓯”非遗传承方面,除了要向同学们传承非遗制作技能外,也要注重对这些非遗技能蕴含的文化内涵的讲授。只有兼顾这两者,才是做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学院在过去的传承过程中,由于过于注重技能的传授,出现了很多同学虽然知道“一木三瓯”,也学习了相关的非遗制作技能,但并不知道“一木三瓯”自身的发展传承历史、其与温州地域文化的关系、今天在校内传承的价值、对于温州地域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等,这与今天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精神实质是相违背的,因为只有做到文化的传承才是一个民族精神永续的根本所在。
1.6 非遗理论研究方面
党的十以来,国家将文化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软实力对于地方政府、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受到重视。温州僻居浙南一隅,自汉朝以来就逐步孕育了地方文化色彩浓厚的“瓯文化”。要想发挥“瓯文化”对于温州地域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充分利用好“一木三瓯”等非遗资源,无疑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但充分、合理、有效利用的前提,是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工贸学院在长期非遗传承实践的基础上,已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本校的非遗传承工作。但因为工贸学院属于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科研实力和水平相比,差距还是存在的,这是必须要正面对待的问题,所以工贸学院的非遗理论研究需要努力的空间还很大。
1.7 社会宣传和普及方面
工贸学院作为一所地处温州的高职院校,非常注重服务地方社会,在“一木三瓯”的非遗传承方面亦是如此。从2005年至今,学院通过在校内开设暑期青少年、老年体验班等方式,向社会开班授学、宣传普及“一木三瓯”非遗技能和文化。还通过派老师去温州市的一些学校上课的方式,将“一木三瓯”带出校园,带入温州市的中小学。截至2014年,学院进行过“一木三瓯”非遗技能和文化宣传、传承的学校达到20多所,受教学生达到8000多人,得到了受教学校师生的认可和好评,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推动了“一木三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随着工贸学院在社会上宣传、普及“一木三瓯”工作的持续开展,在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学校、单位会慕名而来,要求去传授非遗技能。但因为工贸学院能够掌握“一木三瓯”非遗技能的师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现在对外传承服务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重,逐渐陷入无力应对的局面。
2 关于工贸学院深入传承“一木三瓯”的建议
2.1 丰富校内传承方式,让更多同学有机会了解“一木三瓯”
工贸学院要想解决上文中分析的目前在课堂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想扩大“一木三瓯”的校内传承范围,想让更多同学选到自己喜欢的非遗课程,除了根据学院可以提供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一木三瓯”的开班量,及每个教学班的班容量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同学们接触、了解“一木三瓯”。
在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要想掌握某一项非遗技艺的整套技能,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但如果只是要初步的、浅显的了解,则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所以可以通过开设非遗短期体验班的方式解决同学们选课难的问题。比如开班类型中,可以增加以月为单位的班次。一个月四个教学周,每周上一次课两个学时,一个月共计8个学时,作为接受、领悟能力较强的大学生,是能够做到对“一木三瓯”非遗技能和文化内涵有一个初步了解和认识的。这样不但老师可以发现一些真正喜欢、而且有天赋适合继续学习的学生,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一个月的学习,发现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些非遗技能,是否想继续学下去。对于那些确实喜欢、也有资质继续学的同学,以后可以选修一学期的公选课,如果公选课学完,还想继续学的,再参加学苗班的深入化培养。这样循序渐进的选课、开班教学形式,无论对于开课的学院一方,还是对于选课的同学们,都是比较灵活、合理、有效地传承方式。此外,也可以通过讲座、专题展览、校园非遗专题周等活动向全院同学宣传“一木三瓯”。
2.2 增加对“一木三瓯”非遗文化内涵的讲解,使同学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文化是一个民族血脉的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今天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如欧洲的法国、意大利,亚洲的日本、韩国等都非常重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今天国内的在校大学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外来的西方文化、韩流文化等津津乐道、盲目追崇,却丧失了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所以在向同学们传授“一木三瓯”等非遗技能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向大家讲解它们代表的传统文化内涵,从而培养同学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情感和热爱,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2.3 增加与学院原有专业的结合,扩大在校园传承的范围
工贸学院在“一木三瓯”今后的传承过程中,除了可以继续与设计专业结合,直接应用到产品的外观设计中,还可以与其他专业结合,扩大校内传承的辐射面。比如可以与信息传媒学院结合,在同学们进行网页设计时加入带有“瓯文化”色彩的非遗元素;可以与材料系结合,用现代化的新型材料表现传统的非遗技能和文化等。
2.4 注重与非遗企业合作,在订单式培养中推动非遗传承
学院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能够使同学们学有所成,更要学有所用,能够用学到的知识、技能在毕业后找到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今天,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但因为传承人数量不足,没有足够的专业从业人员,没有办法生产出足够的商品。工贸学院既然已经开设了“一木三瓯”的非遗技能传承课程,就可以通过与社会上的非遗企业合作,使愿意从事非遗技能学习的同学将来可以直接到非遗企业中去工学结合,去毕业实习,将来毕业后可以留在这些非遗企业工作,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
2.5 在高校非遗研究阵营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加强对于高职院校非遗传承的研究
随着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在全国大学中先后成立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在2007年底到2008年初,先后公布了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六所高校为非遗研究基地。2014年温州大学被批准为浙江省非遗研究基地,标志着温州市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工贸学院作为一所高职院校,科研实力和水平虽然不能与全国的重点大学、本科院校相比,但也要注重加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只不过在全国高校非遗研究的阵营中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充分挖掘自己的优势,突出自己的特色,要侧重、加深对于高职院校非遗传承的研究。
2.6 将学生创作的作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销售,增强同学们学习的自信和热情
工贸学院的学生在通过选修课和学苗班学习非遗技艺的过程中,会陆陆续续制作出一些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从专业的标准看,会存在些许不足,但经过指导老师的修改,可以以适合的方式进行销售。比如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那些喜欢“一木三瓯”非遗文化产品,但对产品的制作技艺要求又不是很高的消费者。因为那些真正出自传承人之手的非遗产品,一般价格都比较高,而我国目前很多消费者对于非遗产品的价值,尤其是文化价值,还处于初步了解的阶段,对于高价位的产品难以接受。相比之下,同学们的作品在价格方面反而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同学们看到自己制作的非遗作品可以转换为实际的经济效益,必然会增强继续学习的信心和勇气。
2.7 鼓励更多地同学以自己学到的非遗技艺进行创业,以创业的方式推动非遗传承
鼓励同学们进行创新创业是高职院校的一大特色,工贸学院对此也一直非常注重。以“一木三瓯”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文化特色,而且非常适合产品化,所以同学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学到的非遗技艺进行创业。比如工贸学院曾经选修过瓯塑课的杨忠敏同学,本专业为机电一体化,因为选修课结识瓯塑后,逐步走上了利用瓯塑进行创业的道路。他从最初成立瓯塑工作室,到后来成立自己的瓯塑公司,从一个普普通通的高职毕业生,到被评为温州市的“年度经济新锐人物”,以自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利用非遗创业的成功道路。
国务院总理2014年9月10日在夏季达沃斯开幕式致辞中说:“(要)打破一切体制机制的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愿望的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的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的精神在全体人民中蔚然成风。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②在总理大力鼓励创业的号召下,希望有更多地选修、学习“一木三瓯”非遗技艺的同学利用其进行创业,以创业的方式将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3 结语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注重实际操作的动手能力,所以非常适合在高职院校进行传承。“一木三瓯”是具有典型“瓯文化”色彩的属于温州地域的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贸学院通过课堂教学、编写非遗教材、进行技能创新等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传承成绩,但存在的不足也较明显,如教学开班量少,班容量小,与学院原有专业结合的范围有限等。针对于此,结合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向深入化传承新阶段过渡的时代背景,为工贸学院“一木三瓯”今后的深入传承提出几点建议。希望本文的研究,尤其是最后的建议,可以为全国其他高职院校的非遗传承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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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档案数据库;惠州市
惠州市是一座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和14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资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截至目前,惠州市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两项(惠东渔歌、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21项、市级非遗保护名录54项、县区级非遗保护名录95项。为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州市应该采取建档保护在内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这些千年历史的活态遗存。
1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现状
非遗建档保护,就是将非遗的项目情况介绍、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展演的图片音像、名录项目申报资料等,收集制作成档案,并根据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保护。建档保护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有多少艺术档案(还必须是符合档案质量的),就有多少艺术财富;有多少艺术档案留给后人,就意味着有多少历史艺术遗产传给后人”。
1.1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所做的工作
1.1.1在非遗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惠州市重视非遗的挖掘、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2005年国务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后,惠州市的非遗保护工作也随之展开。近几年来,惠州市借助申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契机,根据各类非遗项目的特征及存续状况,通过记忆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方式,对全市的非遗实行了分类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取得了明显效果,初步建立起了功能较完善、布局较合理的非遗保护网络。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体制机构与法规制度。惠州市从市到各县区、乡镇街道都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制订了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了专家委员会,成立了非遗研究所等。市文化行政部门牵头制定了《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惠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评定管理暂行办法》《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等五个专门关于非遗的行政法规。二是在非遗保护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惠州市组织对全市非遗进行了普查与分类整理,制作出了全市非遗分布图,并在全市推广建设非遗的传承示范基地和生产性示范基地。目前,惠州市有惠东渔歌、龙门舞火狗、小金口麒麟舞等三个省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博罗百草油制作技艺生产基地等1个省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此外,惠州市还通过给予传承人补助、启动“非遗学堂”项目、开展传承人带徒学艺活动等措施,培育非遗项目的继承人。1.1.2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从档案管理的角度看,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分为收集、整理、保管、统计、鉴定、检索、编研和利用八个环节。目前,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第一,相关部门对老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进行抢救性记录,用笔记、录音录像、拍摄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非遗资料;第二,相关部门将收集到的民俗、民歌、手工技艺等非遗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规范整理,包括实物的、纸质的、照片的、录音的、视频的,基本上建立了文件级目录数据库,同时进行了重要档案的异地异质备份。
1.2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存在的不足
惠州市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和轻管理的情况。同时,由于观念、资金、部门配合等原因,惠州市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尤为不足。1.2.1专项经费、硬件设施及专业人才存在欠缺第一,惠州非遗建档保护的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尚没有专项经费;第二,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是非遗档案的主要搜集和保管单位,但缺乏专业的档案库房与档案设备;第三,惠州市没有配备专门从事非遗档案管理的人员。1.2.2尚未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建立档案数据库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础性工作。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2006年就建立了非遗数据库,但已经出现了存储空间不足、功能滞后的问题。同时,非遗数据库里虽有大量资料,但没有进行专业化的档案分类管理,显得较为杂乱。而许多镇级的非遗保护中心在档案资料的收集、存储、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空白点。1.2.3基于档案资源的非遗编研、宣传不足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非遗文献资料的编辑出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编辑出版了《惠东县渔歌客家山歌业余学校教材》《客家山歌民间歌谣》《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惠州水北民谣(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巡礼(2010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2012年内刊)》等著作和十余本普及性刊物。这些出版物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教育和宣传价值,但相比庞大的非遗资源,编研、宣传仍不足。
2完善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举措
2.1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
有法可依是非遗建档保护取得真正实效的必要保障。目前惠州市在非遗档案管理方面缺乏明确、详细的法规制度和操作办法。因此,惠州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第一,惠州市要尽快制定出关于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相关条例,并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与档案部门牵头,对非遗的建档主体、建档流程、知识产权归属、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等工作作出部署;第二,在相关条例没有出台前,非遗保护中心应当和档案部门密切合作,建构非遗档案的业务标准规范,如接收办法、征集办法、鉴定标准、归档范围、所有权的界定以及保管期限等,从而使当前较为迫切的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具有明确、科学的操作性。
2.2建立非遗档案的协同保护机制
非遗建档保护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多部门协同合作才能做好。然而现有法规对非遗的协同保护、保存都是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对于建档主体和保管主体、具体的协同机制与程序,都缺乏明确规定。惠州市应该克服和避免部门间各自为战、重复征集、档案遗漏的现象,建立良好的共享系统与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体制与机制,并根据非遗档案的收集、分类、保管和开发利用的现状及规律,形成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管,以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档案馆为主导,各公共文化机构承担传播和展示功能的非遗建档保护的协同工作体系。
2.3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
惠州市县两级已将非遗保护、保存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设立了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遗的调查、传承、传播、濒危项目抢救等保护、保存工作,如根据《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对成功申报省级和国家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以及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都有资金扶持。在建档保护方面,惠州市虽然也有经费资助,如2016年下拨16万元更新非遗数据库的专项经费,但没有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惠州市2016年GDP达3390亿元,人均GDP达7.1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361.3亿元,有着较雄厚的财政基础。因此,惠州市应该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拨给非遗保护中心统一管理和规划使用,专门用于非遗普查资料的分类归档、口述档案的采集整理、非遗濒危项目的采集整理、非纸质档案(如传统技艺流程、仪式规程的图片、音像、多媒体)的采集整理、库房设备与档案设备的购买和维护、非遗档案资源的编研与宣传等。
2.4建立惠州市非遗档案数据库
非遗档案数据库是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档案数据进行学术分类、信息化存储、智能管理的软件系统,建立档案数据库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手段和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惠州市应该高标准地建立一个共享的、多功能的非遗档案数据库,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信息化,促进非遗档案的统一管理及资源整合。非遗档案数据库里的档案,应该包括非遗活动档案、传承人档案、非遗保护档案。这些档案的分类与存储,应该坚持系统有序原则,即对档案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分类、排列和编目,使之条理化,便于查找和利用。同时,惠州市应不断提高非遗档案数据库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要设置有数据备份、数据恢复功能和数据访问权限控制等功能,保证数据库安全。
2.5加强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
非遗项目传承人是非遗产生与生存的原本环境,传承人的叙述和展示,体现了非遗的原貌。惠州市重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如现在给予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6000元补助,但建档保护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应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目前,惠州市关于传承人档案建设,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存在不足,如惠城区汝湖镇的绳结艺术,相关部门调查发现传承人基本没有了,而文字、声像资料也没有保存。因此,为了不“人亡艺歇”,惠州市应该不断加强传承人档案建设。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主要包括:文字档案材料的收集、图片声像档案、口述档案等。在非遗传承人档案建设中,惠州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及时开展抢救性档案记录工作。因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较突出,惠州在世的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60周岁的已达50%以上,所以惠州市要积极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并为其建档,尽可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6推进非遗档案的优化利用
首先,非遗档案不应被束之高阁,而要优化利用,以为社会各界提供信息介绍、咨询与利用服务,同时通过编研、宣传等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其次,非遗保护部门应该与档案馆、博物馆、艺术馆、民俗馆等进行合作,深入挖掘非遗档案信息资源,借助互联网、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通过举办非遗展览、非遗演示、专业培训等形式,生动展示与积极宣传非遗,使非遗作为活的文化灵魂渗透到社会环境中。再次,惠州非遗档案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将非遗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查阅,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最后,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应该联合档案、文博部门以及高校、社会研究机构,大力开展资料整理、文献编研以及书籍音像出版的工作,挖掘惠州非遗档案资源的潜在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周解.艺术档案管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随着文化外沿的扩大,“非遗”工作已成为广大文化工作者的新课题。相对而言,在挖掘与传承中,传承工作就更显得重要和急迫,我以为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焦点应该集中体现在“活态”上,因为非遗的传承是人的传承,显然这种“活态”传承是十分艰难的。
就我市而言,到目前为止,非遗项目编入国家级名录中的有五项,它们分别是永安市的大腔戏、将乐县西山竹纸制作技艺、大田县的板凳龙、泰宁县的梅林戏、宁化县石壁客家祭祖习俗。这些都是三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是三明历史的一种见证和三明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它们蕴含着三明人民某些特有的精神价值与思维方式,是广大人民群众丰富想象力与文化创造力的结晶。
然而这种特殊的“活态”传承是必需完全依赖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环境而生存的,它以典型的口传心授为特点,所有技艺全都是以人的相互依存为延续的。因此对它们的保护不仅是要保护其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传承”,使之发扬光大,所以是否能够“活态”传承则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得到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键。
那么,“活态”传承又如何进行?有关专家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其一,让传承人有个稳定的收入,就像教师一样的待遇。当然,传承人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让艺人们在有生活保障的工作中,进行技艺的传承,有时间还要编写文本。其二,通过录音、录像等有效手段,做好传承工作。笔者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在我市技工学校或艺术学校,开设传统技艺课程,使之成为规模化的文化产业链,以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的行列。
另外,在我市还存在一些非遗传承难题。例如,虽然国家给予获得国家级项目的传承人每年8000元补助,对农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对当地领导来说是一道难解的题目。如大田县的板凳龙,元宵期间搞板凳龙活动的乡镇有许多,因很难说谁做的最好就使得传承人很难确定。因此,应该将对个别传承人的资助调整为对项目的整体资助,否则就会鼓励少数人,打击多数人,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然而,获得省市项目的传承人补助的经费又很有限。因此,省、地市县也应逐级追加补助经费,各种措施保护方案亟需细化。只有各级政府加大投入,努力改善传统艺人的生存条件和活动空间,让他们有个展示的平台,我相信,“非遗”的传承就一定能够落到实处。
另据了解,永安市的大腔戏、将乐县西山竹纸制作技艺,以及近期发掘的宁化“木活字”雕刻印刷技艺,都面临着缺乏人才传承的大问题,现有的也都是些农民,平时在田间劳作,偶尔为一些来宾表演,缺乏连贯性与持续性,也无法形成规模化产业,更无足够的经济来源。这样长久下去,必然导致有些绝技的失传,更何况年青一代都向往城市生活,对父辈的技艺缺乏兴趣,为此,政府部门应尽快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文化部门应加强引导。如,西山竹纸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如何做大做强使其成为纸的品牌和文化的亮点,并提供一定的平台与交流的机会使之上升为产业化。又如宁化“木活字”雕刻印刷技艺,成品大多销往乡村、寺庙,市场销量也很有限,在选择传承人就更显难度。永安市的大腔戏,形成于明代中期,被誉为中国戏剧史的活化石,但懂得欣赏的人很少,没有足够市场氛围,如何寻找合适的结合点与旅游联姻,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政府与各部门间的协调扶持,给予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经济资助,这样非遗项目才能融入社会。
在“非遗”传承的另一种突出矛盾,那就是地域间的项目相争。
早在2004年5月初,因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端午”节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国人们的许多思考,也正因为韩国“抢先申报”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后因有关文化部门出面表示,韩国申报的是“端午祭”,而非中国申报的是“端午节”,事情才慢慢平复下来。经了解,韩国的“端午祭”是1000多年前从中国引进的,它是以舞蹈、萨满祭祀、民间艺术展现等内容构成,与中国的划龙舟、吃粽子、纪念屈原是两回事。这说明了“非遗”项目在人们心目中是无形文化遗产,它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同样,我市梅列、三元两区因“大旺鼓”之说争议也沸沸扬扬。去年,在三明市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展演中,差点因节目单的说词“大旺鼓”归属有着不同争议而使活动无法进行,后因本人现场调解,缓和双方情绪,才使活动顺利进行。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 [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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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South-Central Nationaliy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2 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China)
【关键词】非遗传统手工艺;旅游文创产业;脱胎漆器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乃至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活态遗存。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人工造物的智慧与内涵,在发展、传承中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
脱胎漆器作为福州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之一,突显了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精神。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是在继承几千年中国髹漆技艺的基础上创立的。凭借脱胎成型和表层髹漆的鲜明技艺特点,福州脱胎漆器自1898年以来,先后在五届世界博览会上获奖。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作为一项传统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遗让国人重新认识脱胎漆器技艺,但是申遗不等于有效的保护与传承。在当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传统手工艺如何适应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在保护中传承、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一直是福州脱胎漆器申遗后不断探索的问题。而在表演艺术、节庆活动类非遗活态化传承中颇有成效的文化创意旅游,如果与非遗传统手工艺相融合,是否能找到对双方都大有裨益的发展模式,这是本文力图探究的内容。
一、福州脱胎漆器传承现状
脱胎漆器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它是福州工匠沈绍安还原失传已久的“夹”古技法,并在手法、材料上有所创新的一种新型漆工艺。福州脱胎漆器以木、泥或石膏塑造器物模型为“胎”模,然后层层裱布刮灰,阴干后打碎或脱离“胎”模成型,故名“脱胎”,接着继续在胚面上完成髹饰艺术效果。这样制作而成的福州脱胎漆器,坚固、耐温、耐腐蚀、不变形干裂、色泽光鲜经久不褪。[1]福州脱胎漆器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轻。不论器物造型如何,其体质都以轻、薄、巧、精取胜。由于大受市场欢迎,一时间福州成为全国漆器的生产中心,“福州脱胎漆器”自此闻名全国。
福州脱胎漆器曾历经很长时期的辉煌。一方面,旧时作为当地民众钟爱的必需品,脱胎漆器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吉祥陈设及宗教造像,都有过较高的产量和销量;另一方面,外贸的需求也为脱胎漆器的生产提供了颇多发展机会。[1]但随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民众渐渐远离传统民俗,工业化大生产让塑料制品等新型材料,凭借其低价和便利,占领福州原来的日用品、手工艺品市场,给脱胎漆器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工艺产品、工艺技术和传承人是民间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紧密相连的三个必要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福州脱胎漆器的发展现状,大致呈现以下情形:
(一)产品尝试推陈出新,但市场化程度不够
福州脱胎漆器的传统产品大致可分为实用和欣赏两大类,包括花瓶、屏风、餐具、茶具、盘、碟、罐等。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当时的脱胎漆器共有18类2987种花色品种。脱胎漆器产品门类虽然较全,但由于器形和纹饰的设计缺乏现代感,且造价较高,90年代末期以后,脱胎漆器的生活必需品价值被廉价的现代文化衍生物所代替。福州的两家国营脱胎漆器厂相继停产倒闭,脱胎漆器产业开始转向私人经营,并以小作坊生产形式为主。大部分漆器生产者对自我定位不准,缺乏品牌意识,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精品出产率低。[2]
近年来随着专业院校对漆艺专业的复兴,学院派艺术风格为漆器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一线生机。以“80后”为主的脱胎漆艺新生艺术家、美术院校毕业生为主力军的工作室,跳出福州脱胎漆器一味的仿古传承,结合文化创意,迸发出漆与现代生活融合的O计新思路。但是,由于脱胎漆器的制作周期长、工序繁复的特点,再加上艺术创作的时间和智力成本,其价值和价格目前仍只能在小众的文化圈先流行起来,市场化的道路还举步维艰。
(二)技艺保护力度不够,传承环境有待加强
福州脱胎漆器产业在21世纪以前一直有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从生漆炼制、胚胎制作到髹饰工艺,完整的生产链和持续的传承发展使民间工艺保持旺盛生命力。可惜现今脱胎漆器产业链几乎被完全破坏,各个生产环节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2]
首先,脱胎漆器所使用的天然大漆原料,要经过加工或精炼才能满足漆器制作不同工艺需求。目前福州生漆原料制作工厂仅有一家,炼制技术因条件艰苦且耗时,正面临后继无人的严重危机,一旦炼制技术失传,脱胎漆器髹饰技术将无法施展。其次,脱胎漆器器形设计制作的技艺缺乏传承和发展环境。计划经济时代,国营的脱胎漆器厂设立设计室和大师工作室,保证专人负责产品设计开发。[2]改革开发初期,也曾经采取奖励制度来鼓励技师进行设计创新。市场经济时代,取代国营企业成为漆器产业主角的私营企业顾不上抓产品设计,很快,大量旧产品器型遭到淘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的漆器工坊虽然意识到解决福州脱胎漆器滞销,必须设计出新,但因为缺乏胎型设计的技术,在器形变化的尝试上仍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虽然相比器形设计,保护和传承的效果更显著,然而随着行业的衰败、从业人员的不断分散,全行业工艺水准大大倒退,许多只能运用于漆器髹饰的独特技法纷纷失传。而福州的艺术院校漆画专业的发展则成为髹饰技艺传承保护的最后一块圣地,艺术教育者们研习传统脱胎漆器髹饰技法,并将之运用于漆画创作,这使福州脱胎漆器髹饰工艺免于全军覆没的惨状,而在漆画使用范畴外,差不多其他所有髹饰技法种类都面临极其严重的传承危机。
(三)传承人培养机制体制改善,传承人群数量逐年攀升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说到底,还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单靠个别艺术家单薄的力量是不足以让脱胎漆器技艺传承并发展的。福州脱胎漆器的制作工序和髹饰技法十分繁复,培养一个漆器工匠至少要五六年时间,使其技术纯熟则要十几年。人才的产出效益低,投资回报周期长,传承人群的培养的发展必须依靠相应的机制体制,显然,政府的重视能起到不小的作用。2004年,福州的脱胎漆器从业人员不足2000人,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取消了漆器专业,而福建工艺美术研究院也仅存一名漆艺研究专家,几乎无力生产和研发新的漆器品种。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政府的扶持政策使得脱胎漆器行业得到一定发展。2012年,福州获得“中国脱胎漆艺之都”特色区域荣誉称号,全市漆艺产业从业人员上升至5万人。在政府的倡导下,艺术院校也在脱胎漆器传承人的培养上担负起重任。闽江学院、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相继开设漆艺专业,并通过文化部、教育部主办的脱胎漆器非遗传承人群培养、漆艺大师班等项目对漆器从业人员进行技能提升。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自2015年7月首次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培训班以来,已开展三期培训,共毕业学员180人。
时至今日,福州脱胎漆器的保护和传承相比申遗前的状况,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只能是一种助力,脱胎漆器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发展还要凭借市场的力量,漆器重回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审美生活、休闲生活才能赢得市场,而旅游文创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产业,与脱胎漆器非遗的发展方向有极高的契合度。
二、旅游文创产业是非遗活化的有益(创新)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因此,福州脱胎漆器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在对其开发、利用、创新时应保持其与社会同步进化的过程,找到它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发挥其在当代社会中应有的作用,这既是对它最有力的保护,也是保证其发展创新的机会。[3]
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也称旅游文创产业、旅游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在旅游领域的传承、延伸、集成和重组,代表着高端旅游业态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旅游文创产业的三个特点与脱胎漆器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1.文化是创意旅游的根基。[4]文化为创意旅游提供资源,也是创意旅游者出游的动机、消费和体验的对象。[4]福州脱胎漆器的造物精神是建立在福州先民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基础上,是与福州地域的自然、经济、社会、风俗习惯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产物。福州脱胎漆器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脱胎漆器生活器具和仙佛塑像的创造本质上是对福州本地文化的释与表达。因此,根植于福州文化和民俗的脱胎漆器技艺,可以依托文化创意旅游的形式载体,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达中实现脱胎漆器传承的目的。2.互动式学习与体验是创意旅游的实现路径和形式。[4]创意旅游强调参与的重要性和交互式的体验过程,主张旅游者积极参与创造过程,在与从业者、目的地居民的互动中形成独特的旅游体验。[4]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的核心组成部分――制作技艺及其实践过程,恰好是能实施互动式学习体验的内容。将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设计开发为游客的互动体验项目,能够扩大脱胎漆器知识技能的受众面,不失为非遗文化传播与保护的有益尝试。3.实现自我发展和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是创意旅游的目标所在。[5]创意旅游能激发旅游者的创意潜能,促进个体个性塑造和自我发展。[4]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全民关注和努力,例如,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非遗文化内涵丰富,创意旅游者在脱胎漆器文创旅游的过程中,可以透过技艺体验、作品设计或是主题式策划参与的形式实现自我发展。与此同时,漆器产业与旅游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能够实现目的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双赢。
三、脱胎漆器与旅游文创产业融合模式
(一)跨界资源多元整合,打造非遗综合旅游产品
旅游产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产业,不框限于六要素的行业范围,而用创意吸纳转化各类产业资源为旅游资本。跨界融合是创意旅游的普遍特性,为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整合渗透提供了基础。[5]“旅游+非遗+”能突破传统旅游业和非遗文化产业的各项要素,多元创新、融合发展,实现奇妙的组合变化,多产业形成合力,创造新经济形态。
例如,“旅游+非遗+博物馆”,整合实体博物馆空间、虚拟博物馆平台和VR技术,建设展示脱胎漆器髹饰技艺的活态展示馆。展示馆可在互联网线上线下同时开放,由器物展示、制作展示、技艺参与体验、脱胎漆器衍生销售等几部分组成。器物展示展现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脱胎漆器物质形态;制作展示通过多媒体技术模拟脱胎漆器制作工艺及其原生态环境;线下技艺参与体验可让游客现场参与制作,线上体验则可借助动漫游戏形式实现;衍生销售凭借工艺品销售产生经济效益,推动脱胎漆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旅游+非遗+教育”,非遗项目本身即承载着遗产文化教育的使命,旅游则可以实现遗产地与非遗传播对象的对接。由此,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非遗文化资源可以针对不同教育对象,推出多种主题游线路。例如,针对高校的美术专业学生推出“脱胎漆器技艺修学之旅”,从修习专业技能的角度出发,安排大师讲座、技艺学习和福州文化行旅等活动项目。针对中小学生推出“脱胎漆器非遗文化体验游”,组织他们参观脱胎漆器活态展示馆、展示脱胎漆器非遗文化,宣传非遗保护的途径和方法,激起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敬与热爱。
“旅游+非遗+互联网”,互联网与旅游和非遗的产业融合,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例如,旅游产业对互联网、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可以实现庞大的旅游消费者客户资源的分类管理。旅游经营者可以通过网络渠道集结对非遗文化、脱胎漆器传统手工艺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群,并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媒介发展脱胎漆器同好社群,搭建交流的平台,组织脱胎漆器非遗主题旅游、沙龙活动。其次,脱胎漆器非遗可以与旅游电子商务运营模式融合,在旅游门户网站建立非遗旅游商品、艺术品商城,在旅游中体验脱胎漆器非遗文化的魅力,旅游之后还能在线延续购买周期。
(二)依托旅游文创,创造脱胎漆器未来文化遗产
旅游文创产业强调在对现有遗产类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同时,重视创造力的发挥,着眼于未来,创造新的旅游吸引物。福州脱胎漆器在恢复和保护古老技艺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科技发展和人文环境,在设计、技艺和功能领域运用创意,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给它鲜活的生命力。
我们对脱胎漆器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精神进行剖析解读,可以将其内涵诠释为功用、质美、技艺、本土、传承、原创、体验和人本等精神,而这些精神永远都不会与时代相冲突,只要在秉承它们的前提下,就能不断创新发展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文化,并同时为未来储备当今文化遗存。至于承载的形式,不妨尝试开发脱胎漆器相关节庆主题旅游产品,把节庆活动培育成展示地区特色的文化名片,既能保证造物精神的延续,又为未来创造出综合形式的未来非遗。
(三)回归生活,引领脱胎漆器生活方式旅游消费潮流
创意旅游注重对潜在旅游需求的激发和市场消费潮流的引领,创造新型旅游市场、培育旅游消费群体是创意旅游发展的基本导向。[5]脱胎漆器曾经源于民间生活,又被新的民俗所淘汰。在脱胎漆器蓄势待发、准备再次回归生活的时候,旅游文创正是强有力的推手。旅游文创与非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以文化为依托。最新型的旅游产业不仅仅要提品或服务,更要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创意旅游的发展思路是以旅游产品创造有效的休闲方式,引领生活方式。脱胎漆器使用的大漆原料天然无毒,制作过程环保节能,成品器皿可持续使用,完全体现环保生态的现代生活理念,古典与当代设计的碰撞尝试刚好符合中国人新中式的审美诉求。由此可以设计脱胎漆器生活体验馆,展现福州本土生活文化,从衣食住行体验漆器物质生活,成为旅游看福州的另一扇窗口。
综上所述,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作为一项宝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和传承应该走活态化传承的道路。旅游文创产业与福州脱胎漆器在本质上都以文化为依托,且旅游文创产业的三个核心特征与脱胎漆器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故我们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脱胎漆器为代表的非遗传统手工艺与旅游文创产业融合的模式,即通过打造非遗综合旅游产品、创造脱胎漆器未来文化遗产、回归生活,引领和塑造旅游消费潮流,为脱胎漆器非遗传承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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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设计源》:陈老师好!很荣幸有机会采访您。作为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咨询专家、IOV全球发展副主席、IOV中国主席,请您谈谈世界非遗保护传承现状,以及在中国创建民间艺术国际组织IOV愿景?
陈平:您好,我先就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与IOV及其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至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已缔结10年,中国是缔约国之一。随着公约内容的逐渐清晰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IOV是1979年成立的,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要早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0年。目前,IOV在全球有170多个国家的分会以及4000多位专家学者、手工艺人和政府官员。我们的机构主要宗旨是保护国际间各国、各地区的民间艺术。
原来我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无形文化资产”。其后将其重新界定为非物质的。但我个人认为遗产的存在形式是物质的。比如舞蹈、音乐,我们无法还原过去,我们无法看到当年的制作和演绎的场景。通过一代代的传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流传下来的东西。还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流传下来的陶器之类的手工艺品,它的技术也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这些就是无形的资产,而且这个资产是文化的资产。在我看来,非遗是指从祖先那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的吃的、用的、玩的东西以及生活方式的总和。像春节包饺子、吃汤圆的习俗,这些都是无形文化遗产。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紫砂、漆器,这些都是一种资产。
我们机构在30多年间积累的保护经验是相当丰富的,所以得到联合国教科文、联合国经济领事会的认可。我们也是属于其中的非盈利的专家咨询机构,主要是对非遗、民间艺术的概念及保护途径提供咨询。我们也可以搭建平台,为各国、各政府、个人、以及专家团体提供专业的咨询。我们机构里4000多位专家有40多位是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正式认定的咨询专家。
拥有这些资源,我们非常希望在中国各地区做一些推广。因为中国的非遗工作的开展是比较晚的。其次,这些年来对于整体文化的破坏,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也在重复西方国家的旧路。很多传统的古建筑遭到破坏,城池也被拆除;很多人认为西洋的东西是好的,民间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腐朽的。这些狭隘的思想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就像人类的根被连根拔起一样。可喜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像文化部有非遗司、民间保护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另外冯骥才老先生这些年来也一直做这样的呼吁。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据调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约有90万个。在这些项目中,有些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有些则像物种进化一样会被逐渐被淘汰的。随着新文明的产生,旧有文明就会消亡。但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它代表着人类珍贵的记忆。这也是我愿意投入这个行业并做一些推广的原因。
《创意设计源》:您可否以诸葛亮古村落遗址之争为例,谈谈当今非遗的“文化趋同”现象?
陈平:我觉得保护应该区分一下:一类是被动型的保护,意即本身不知道这是遗产,而是因为经济价值的驱动进行保护。很多地区、政府因为业绩将他们保护起来,但却没有意识到传承、发展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诸葛亮在哪个地方并不重要,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后人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和经历过的历史。如果可以挖掘出来遗址,自然更好;如果找不到,那么他的存在和经历过的历史还会流传下来。如果仅是因为诸葛亮古村落遗址背后的经济价值而争夺,这无疑是受利益驱动的。另外一类保护则是积极主动型的保护。许多专家、学者、手工艺人在踏踏实实地做一些细致的传承工作。如果保护变成了强迫性保护,就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如果每个人都很自觉地保护,比如一个人穿着民族服装觉得很自然、很自信,这个行为与其说是在保护倒不如说是在传承了。作为中国人,穿什么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当少数民族穿上他们本民族的衣服,且认为比汉服好看,这时,非遗就不需要我们保护了。当一个人坐在那里说着必须要保护非遗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的非遗工作到了一个危机的时刻。
《创意设计源》:您在《成都日报》上讲过“国家应该重视传承人的福利,才能吸引年轻人真正愿意去传承一门技术”的话。很想聆听您对非遗传承人培养的精辟见解。
陈平:首先,国家应该重视传承人的保护。日本有个人间国宝制度,这里的传承人被认为是国家级的宝贝,国家将他们保护起来,给予他们很好的待遇,使得他们以传承人自居而自豪。相较于日本的国土面积小,中国不仅国土广袤、民族众多、且非遗项目很多,传承人也较多,这就需要我们去鉴别他们是否都是真正的传承人。因为有些其实不是真正的老艺人,只是一个工艺匠人。对于工艺匠人是否具有价值、能否享受待遇,这就需要建立保护机制。我们国家虽有这种保护机制,但是因为人太多,无法一一保护。国家应该明文规定,比如师傅带徒弟中的师傅的待遇、徒弟出来以后的生活待遇等。我们对于传承人应该给予一定的尊严、热情和物质基础。如果一个年轻人学到了一技之长,并且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对他的需要,同时他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愿意做传承人。
其次,是教育体系问题。首先,我认为职业学院很值得尊重。二十年前,中国的院校体系分得很清晰,有大学、中专、技校,这样的划分在我看来是非常科学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读大学的,有的孩子更喜欢动手学习手工的东西。我们不应该认为没考上大学的孩子就是不聪明、弱智的,说他们不是人才。我认为人才的培养是全方位、全能的培养,人才是也应分为不同种类。所以我觉得人才教育体系应该改革。有些青少年不愿意继续读书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就业的基础,就业的基础应该在培训的基础之上,然后参加就业。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学徒制的,师傅传授徒弟技术,但理论却很薄弱。所以现在美术类职业学院可以同时教授技术和理论。尤其是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类的,应该大力提倡,这也是给予传承人保护的一种方式。可以让传承人有尊严并且得到教育的机会。所以学院教育非常有必要。
《创意设计源》:您一直行走在世界各国,走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间艺人,能给我们介绍世界上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案例吗?
陈平:第一个是贵州的艺术博览会。贵州有个著名的两赛一会,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他们做的非常好,带动了贵州很多的民间艺人。前年,我们接受了贵州省政府、贵州中小企业的工作意向,带领了5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工艺大师参加了这一届的国际型的民间艺术博览会。同时也让我的学生进行中外艺人差异性的调研,得出的结果是国外的民间艺人一直保持微笑,对于其作品,不一定要买,能够欣赏就很开心了。而国内的艺人则显得很焦虑,脸上表现出“我很辛苦,快来买我东西”的忧愁情绪。在外人看来这只是表情的差异,其实掩盖在表情下面的是经济状况与精神世界的差异。外国的民间艺人一般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虽谈不上富有,但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时的他们在做手工艺时就会充满热情。而我们的手工艺人要考虑生存问题,比如作坊能否运营,作品能否卖出去,能否赚到钱,能否发展。中外手工艺人情绪不同的内因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这个就是关注、机制问题以及经济产业链对其开发与保护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学科问题。
第二个是在巴厘岛采访的木雕世家。我在巴厘岛考察,走进一家店里,看到一家三代人正在做木雕。当时外面的天气非常炎热,里面却是没有电扇与空调。我进去采访,首先对爷爷进行采访,主要问他年龄以及为什么做木雕。这位爷爷说他其实也不大,只有70岁,选择做木雕只是因为喜欢,而且可以养活家庭,这就可以使他特别愉快的雕刻。随后我又问了之前在雅加达受过教育的儿子,问他为什么也喜欢木雕?他说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喜欢和爸爸的希望,而且可以继承家族的作坊。他还觉得钱只要够用就好,不想去赚太多的钱。最后我去采访了孙子同样的问题,他说道没有为什么,只是他的爷爷在做,他的爸爸在做,而且他也很喜欢。从这些简单朴素的话语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平和的心态。而在中国,一些做得好的手工艺,一般是传男不传女,只传内不传外。他们有这些技能是他们所独有的,如果告诉别人就赚不了钱了的狭隘思想。这是原来的竞争模式。在今天,如果国家给一些自和保护,就会避免这种恶性竞争。如果国家可以给一些基本补助,他们可能就会安下心来做好手工艺传承的工作。众所周知,中国手艺人的地位低下,基本无法赚钱。想要出人头地,只能去读书的思想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心上。现在读书不好但会雕刻的孩子在学校里是被笑话的。如果有一天,同学们会说××太厉害了,家里也都是手艺人。我相信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行业也就不需要我们保护了。而造成现今的情况,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这个国家、社会甚至个人如果可以将科研室里的博士和一路边的手工艺人同等对待,同样也就不需要我们去保护了。但这些手工艺人境遇在近期是很难被改变。贵校探索3+1的模式,我认为可行,这标志着学校对于手工艺人的保护和支持,我觉得这样的办学初衷是好的。
《创意设计源》:我院成立了手工艺艺术研究院,建立了玉雕、牙雕、雕板、刺绣四个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银饰、漆艺、绒绣三个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竹刻、木雕、瓷刻、黄草编、红木家具、拼布、砚刻七个民间特艺工作室,积极探索以“高职后”为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遴选部分优秀毕业生,留校进行1-2年的学习,以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培养的教育之责。作为非遗方面的资深专家,请您对我们工作的未来走向给一些建议?
陈平:在生源上,我觉得喜欢手工艺,符合升学机制的学生都可以录取。学科建设上,除了玉雕这种市场流通性强的艺术品类别,也可以适当加入编织、刺绣、剪纸类。这些品类虽然市场价值较小,但也值得传承和培养价值。在区域选择上,因为我国是少数民族大国,我认为可以加入一些云南、广州、桂林等地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品。另外,保护之后应有发展。上海工艺美院可以与国内外的资源合作,产生保护之后的开发与创意。手工艺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必须加入时尚元素。
学校的功能分为两种,第一是教育的功能、培养的功能;第二是发展、推广与应用的功能。我认为这样才算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在这方面,我可以为该校的工艺传承人才培养做一些技术上的支持、理论上的指导、国际平台的搭建。
《创意设计源》:感谢您对工艺美院教育的支持。您对基于“保护、传承、推陈出新”,实现非遗事业可持续发展有何建议?
陈平:保护问题。首先,我觉得大师这个词要慎用。比如贵州苗族的老太太,她的马尾绣的技艺非常娴熟,她可以将马尾绣的技艺传给你,但她不会讲解,但是我们可以将她请过来教课。我们要知道手艺师傅的功能是传帮带,他的作用是传承。学校此时的职责就是将老太太的技艺传下来,然后进行整理、研究。另外,我觉得也应思考,这种培养大师的教学模式是不是适合所有学生,这种模式是否有价值。此外,不能丢掉一些没有市场价值的手工艺的技艺。
第二、发展问题。学校与学生应该具有创意思维。比如利用剪纸元素做成剪纸创意灯饰,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发展体系。个人觉得学校应该创办自己的研发中心,如果学生做出了好的作品,学校可以为其寻找投资,将其放入市场。对于师傅的培养,我觉得如果师傅传授的好,可以给他一些奖励,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另外,这样做的结果也可以减轻学校负担。此外,我觉得学院的坚持非常重要,努力推动理论、实践、市场相结合的教学体系。还有可以利用资源与国内外交流,可以将国外的手工艺引入国内,中国的工艺、中国元素完全也可以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第三、大师的手艺需要传承、记忆,以及用于科学研究。大师工作室可以按照大师口述形式,记忆大师的具体手工艺细节和过程,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数字化典藏,这样不仅有助于改手工艺的保护与保护,而且可以促进实现贵校此项工艺技艺的科研发展,以及结合区域市场的发展,进行创新性的传承人才培养,有助于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高端技能人才。
如果在田子坊这样的创意区里随处可见印有上海工艺美院制造的标志的工艺品,上海工艺美院的人才培养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我认为学院的培养不应该是将学生从社会中抓来,结束后在丢出去。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一技之长,使他回到社会后也能具有生存的机会、施展的空间。这样的话,学校的影响也会提升。另外,学校应该在学生传承、研发的基础上,为其搭建平台。一些优秀的学生也可以为其建立工作室,创立品牌。
关键词:保护;文化贵遗产;思考
Abstra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so known as "folk culture" 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contains the unique spirit of national values, ways of thinking,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awareness, is the basi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sovereignty. Becaus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represents a specific nation or group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spirit, in a sense, it means the disappearance of national character, national character's demise, mean interrup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gene and culture. Therefore,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o protect their own spiritual home.
Keywords: Reflec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your heritage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紧迫性
保护文化遗产, 就是保护一个民族文化的DNA,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建筑、书画、习俗礼仪、手工技艺、表演艺术等以及与这些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元素,经过时间的千锤百炼存留至今,凝结着历史的必然选择,凝聚着人类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有如固化的或活态的基因,历经沧桑而脉络不断,成为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底蕴,彰显着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性格。正因如此,保持自身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的个性化,成为了各国极为重视的问题。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全球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2011年2月25出台的《非遗法》,6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在我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因为它是我们文化由来的根,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表征,更是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二、鞍山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鞍山市用了近3年的时间,对市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排摸调查,共走访7个县(市)区;调查106个乡(镇、街道);辐射1107个村(社区),走访了1000名民间艺人,采访登记了434人,建立了443份项目调查表,搜集到177条有效线索,建立起了36个项目档案。内容涉及15个门类,拍摄和整理图片1000余张,制作录像资料光碟70余张,确立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见证实物1878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实物资料2000余件。其中传统美术、民间手工技艺类资源最为丰富,不少项目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带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色;民间杂技、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民间信仰类资源十分稀缺。结合普查,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目前,鞍山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岫岩剪纸(中国剪纸)、岫岩皮影(中国皮影)2给项目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省级非遗项目7项,市级非遗项目19项,7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已故1位), 6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现已故2位),57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现已故4位),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共计70人。
三、对鞍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过是鞍山市众多遗产中的几个代表。如何进一步挖掘、保护和传承鞍山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工作要做,从非遗保护的基本要求看,当前地方政府需要扎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全面、扎实地推进普查工作(此项工作己基本完成);二是认真做好第四批省级名录项目的申报工作,将名录体系建设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内容;三是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保护,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并监督传承人履行传承人义务;四是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五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保护意识。
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两个主体: 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 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非遗传承主体”,指的是非遗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还存在着一个以政府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外部力量。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它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对传承人的保护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鞍山市近几年来在建立较完善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体系的同时,特别注意了加强对传承人(传承单位) 的认定和培训机制建设工作,从而为全市传统艺术的规范保护和传承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07年6月,岫岩玉雕素活工艺的王云岫被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2月,海城高跷秧歌的邢传佩被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6月,鞍山评书的单田芳、刘兰芳等5位被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11月,鞍山市又有刘吉英、王桂荣等5名艺术家成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至此, 鞍山市已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名,省级传承人6名,市级传承人57名。
正是由于鞍山市大力加强了对传承人(传承单位) 的认定和培训工作,才使岫岩满族剪纸在有以刘吉英为代表的享有盛名的老一辈艺人之后, 又有王可满、任作福等屡获大奖的后起之秀出现,海城喇叭戏在面临独门绝技随着最具代表的张绍寅、赵有年老艺人离世濒临灭绝的境况下, 如今又有了肖杰、曹华等的继续传承。
为进一步系统展示、宣传鞍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出版了《鞍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一书,并配备系列DVD。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市的玉雕、剪纸参加了奥运会“中国故事展演”,海城高跷秧歌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以来,演出活动更加频繁,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为宣传海城、打造鞍山的品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09年12月,鞍山市建成了鞍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鞍山非遗文化“惊艳”世博会,海城高跷秧歌、海城喇叭戏、岫岩玉雕、岫岩皮影和岫岩满族民间剪纸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亮相上海世博会辽宁周活动,2010年10月13日,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为鞍山市铁东区青少年曲艺学校揭牌,并任名誉校长,铁东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现已是“鞍山评书传承基地”,为鞍山培养出更多曲艺人才。市非遗保护中心和鞍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承办了“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展”,岫岩满族民间剪纸、岫岩满族民间刺绣、回族剪纸等10多个非遗项目现场展示,2012年岫岩玉雕素活工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运岫参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受到好评。海城高跷秧歌艺术团参加了山东省胶州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秧歌节,为海城争得了“中国秧歌之乡”殊荣。6月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与辽宁省文化厅联合举办了的“2012年中国·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暨生产性保护成果展 ”,鞍山市岫岩玉雕等13个项目、22位市级以上传承人及44位民间艺人参加了现场展示。
四、对鞍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思考
鞍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之时, 能否进行市场开发, 能否将它发展为一个文化产业。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相悖论之说作回答。2005年国发[ 2005] 42号国务院文件中指出:要“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以此来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旨在将相关文化传统给予完全的、可持续的、可解读的保存,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则旨在将它作为一种商品或资产进行有价值的利用。
以海城牛庄馅饼等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也面临着保护、传承与发展的问题。非遗需要广阔的舞台来展示独特的魅力,更需要主动融入市场寻求汲取旺盛的生命力。目前, 鞍山市纳入市级以上“非遗”保护名录的有36 项, 这些多是以民间音乐、舞蹈和传统戏剧为主, 属于表演艺术范畴的“非遗”项目, 如果不进行市场开发, 将它很好地展示给观众, 老是“养在深闺人不识”。最终将会像尚未出土的文物一样, 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小品大王赵本山不但把东北二人转带给了全国观众,还把二人转大剧院开到了北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这在实践上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之争作了最好的诠释。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进保护。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还要按照“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科学利用,传承发展”的基本要求,来创新思维,选好路径:
路径一: 举办好每年的“文化遗产日”。
将海城高跷秧歌、鞍山评书等品牌作为龙头, 集中推出一系列精心筹划的演出、展示、群艺、会议等活动,集旅游创收、“非遗”保护、城市推广和学术研究于一体。
路径二: 打造“评书之乡”。
鞍山评书的单田芳和刘兰芳等一批艺术家们,迎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没有退却,以满足大众生活情趣为目标,适应市场需求为动力,在继承和发扬“鞍山评书”的表演形式和表演手段的基本上,创作出了新的作品。“鞍山评书”,赢得了市场的青睐,满足了大众休闲文化的需要
路径三:发展特色医药业
海城苏氏正骨有1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医治疗骨折、关节脱位等运动系统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医生通过拔伸、复位、对正、按摩等手法,最后用小夹板外固定,治疗病人的骨伤疾病。向3个省市相关12家医院传播技术,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路径四:发展特色餐饮业
如今海城牛庄馅饼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精加工+营销网络+物流中心”的完整产业链条,做到集产供销于一体的社会化大物流配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