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目的和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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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非遗传承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申报确定并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在认真统计分析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在少数非遗名录申报及审定中取得的重要成就，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提出了未来构建和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体系和传承人队伍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自2014年11月11日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下简称“非遗名录”)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以下简称“非遗扩展名录”)颁布后，我国已有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和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非遗传承人”)。①目前，申报确定并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成为保护非遗的重要方式之一，仔细统计和分析其中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基本情况，并不断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体系和传承人队伍，对于建设中华民族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一、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传承人基本数据统计

我国陆续颁布的四批非遗名录共计1372项，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计1986人，其中有大量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非遗传承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十大分类中少数民族非遗数量相差较大在文化部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十大类的少数民族非遗数量相差较大。其中，民间文学66项，民间音乐72项，民间舞蹈②90项，传统戏剧13项，曲艺17项，杂技与竞技18项，民间美术31项，传统手工技艺61项，传统医药13项，民俗96项。从不同类别的非遗名录内部看，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比重为:民间文学42.58%，民间音乐42.35%，民间舞蹈68.70%，传统戏剧8.02%，曲艺13.39%，杂技与竞技21.95%，民间美术25.41%，传统手工技艺25.31%，传统医药56.52%，民俗60.38%。(具体各类民族名录占整体民族类名录比重见表1)

(二)各个少数民族非遗数量相差悬殊文化部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虽然我国55个少数民族除门巴族外都有国家级非遗名录，但各个少数民族所占的项目数量相差悬殊。四批次的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藏族68项，蒙古族45项，彝族30项，苗族27项，维吾尔族24项，土家族19项，哈萨克族14项，壮族13项，瑶族13项，朝鲜族13项，侗族12项，布依族和黎族都为11项，傣族10项，其他少数民族的名录数量都为10项以下。名录数量为1项的少数民族为基诺族、保安族、仫佬族、乌孜别克族、独龙族、普米族、东乡族、塔塔尔族和高山族。针对部分非遗名录为多个民族“共享”的实际情况，单独设置“综合”类，以彰显这些名录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我国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综合类名录较多，为33项。③

(三)各个省份非遗数量参差不齐文化部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各个省份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数量参差不齐，多集中于我国的西南、西北、东北以及东南边疆地区。四批次的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中，云南79项，新疆69项，贵州63项，内蒙古53项，青海42项，41项，四川39项，湖南25项，广西、吉林都为24项，甘肃15项，黑龙江12项，辽宁和海南都为10项，湖北、宁夏、重庆、福建、河北、广东、浙江、天津和北京等省市的名录数量都为10项以下，其他省市都暂时没有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

(四)非遗传承人分布不均四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986人，其中少数民族传承人为506人，占我国非遗传承人总数的25．48%。然而非遗传承人在十大类别、民族、性别和省份等层面的分布都不均衡。其一，在具体的类别中，民间文学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为61人，占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总数的12．06%;民间音乐90人，占17.79%;民间舞蹈91人，占17.98%;传统戏剧48人，占9.49%;曲艺22人，占4.35%;杂技与竞技10人，占1.98%;民间美术40人，占7.91%;传统手工技艺85人，占16.80%;传统医药28人，占5.53%;民俗31人，占6.13%。(具体各类中少数民族传承人比重见表2)其二，从传承人的性别来看，不同类别的非遗名录中的传承人都呈现“男多女少”的情况。民间文学的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为10人，男性为51人;民间音乐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24人，男性66人;民间舞蹈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1人，男性80人;传统戏剧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9人，男性39人;曲艺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9人，男性13人;杂技与竞技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2人，男性8人;民间美术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6人，男性24人;传统手工技艺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9人，男性66人;传统医药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人，男性27人;民俗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3人，男性18人。(具体各类别中女性传承人比重见表3)民族文化41其三，民族方面，怒族、门巴族、普米族、塔塔尔族、高山族、珞巴族、基诺族和独龙族等8个少数民族没有对应的非遗传承人。其中，藏族传承人为122人，蒙古族50人，维吾尔族35人，苗族33人，土家族29人，回族26人，满族24人，彝族22人，侗族21人，傣族12人，其他少数民族传承人均在10人以下。其四，各个省份非遗传承人数量多少不一。其中，为68人，云南63人，新疆60人，贵州60人，青海46人，内蒙古35人，湖南28人，四川20人，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传承人均在20人以下，部分省份甚至没有国家级非遗少数民族传承人。一些以社会团体组织申报的少数民族传承人数量为1人，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等。④

二、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特征

通过对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的统计后发现，名录中存在着较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对我国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造成了众多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仔细研究并了解这些特殊性与复杂性，对于顺利解决保护和传承非遗名录中的诸多难题有着多重的现实意义。

(一)单一型项目与复合型项目共存名录中有较多的单一型项目，也有较多的复合型项目;国家级名录多为复合型项目，省级、市级、县级名录则多为单一型项目。如藏医药(拉萨北派藏医水银洗炼法和藏药仁青常觉配伍技艺、甘孜州南派藏医药)入选我国第一批非遗名录，在第一批扩展名录中增加了藏医外治法、藏医尿诊法、藏医药浴疗法、甘南藏医药、藏药炮制技艺、藏药七十味珍珠丸配伍技艺、藏药珊瑚七十味丸配伍技艺、藏药阿如拉炮制技艺、七十味珍珠丸赛太炮制技艺，第二批扩展名录中又增加藏医骨伤疗法，第三批扩展名录中又增加山南藏医药浴法、藏医放血疗法。如此之多的藏医药疗法和藏医药制作技艺专门以一项复合型项目代之，显得尤为不合理。［1］毫无疑问，藏医药是复合型项目的典型代表。然而，该项目中各处名录之间的差别较大，属于藏族医学与药学中的单独的技艺、疗法或者诊法，不能以一项统概之。另外有较多非遗名录为单一型项目，如各个少数民族的婚礼的名录中，就体现出较大的单一性，不同的民族的婚礼分别形成了一个非遗名录。如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中的土族婚礼(X－56)、撒拉族婚礼(X－57)，第二批非遗名录中的朝鲜族传统婚礼(X－99)、塔吉克族婚俗(X－100)，就属于单一型的项目。

(二)多个民族共享的非遗名录的存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也存在较多的名录为多个少数民族共同享有的特殊状况。此种情况的出现有三种:一是同一种非遗为多个少数民族传承和延续，但其具体表现形态大同小异。如花儿(Ⅱ－20)在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有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等8个地区的不同形态，陆续又增加了新疆花儿、张家川花儿等扩展名录，涉及了较多民族。据资料显示，花儿是广泛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四省区的回、汉、土、东乡、保安、撒拉、藏、裕固8个民族的山歌品种，［2］(P．81)直至现在仍为多个民族传唱和流传，但他们之间的形态大同小异。二是同一种非遗为多个少数民族传承延续，其表演形式虽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其具体表现形态大相径庭。如第一批非遗名录中的傩戏(IV－89)中有武安傩戏、池州傩戏等汉族傩戏，也有侗族傩戏等少数民族傩戏，第一批扩展名录中又增添了仡佬族傩戏、恩施傩戏等少数民族傩戏。虽然他们都是傩戏的表演形式，但却姿态万千，民俗功能也不尽相同。三是与部分复合型项目一样，人为地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非遗集中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复合型项目。如第三批非遗名录民俗类中的婚俗(X－139)一项，内含朝鲜族回婚礼、达斡尔族传统婚俗、彝族传统婚俗、裕固族传统婚俗、回族传统婚俗、哈萨克族传统婚俗、锡伯族传统婚俗，在与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一同颁布的扩展名录中，婚俗中又加入了赫哲族婚俗、畲族婚俗、瑶族婚俗，包含了较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婚俗，属于较为复杂的综合项目，与复合型项目相似。由于以上三种情况的非遗名录其民族归属过于复杂，在具体的国家级非遗名录统计中，根据其为多个民族“共享”的现实，统一将其归为“综合类”。

(三)非遗在流布和传承中出现的传承人身份变更非遗在区域间、代际间口耳相传时，出现了代表性传承人与非遗名录的民族归属不相统一的状况，这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了灿烂丰富的中华文明的例证。其中有汉族传承人继承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现象，也有少数民族传承人继承汉族非遗名录的情况，更有一个少数民族非遗名录被另一个少数民族代表性传承人传承的现象。在非遗传承人民族归属的统计中，我们更注重的是传承人的民族成分，而不是依赖其非遗名录的民族属性来决定其民族归属，因此就出现了传承人与非遗名录民族属性不相同的现象。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非遗传承人序号为202)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传统医药类“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式”(IX－1)的代表性传承人，虽然是传统的汉族非遗，但吴咸中却为满族人。第一批非遗名录中传统医药类非遗藏医药(IX－9)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但第三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桑杰(非遗传承人序号为03－1459)却为蒙古族。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传统技艺类非遗加牙藏族织毯技艺(VIII－22)为青海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的藏族同胞制作藏毯的传统手工技艺，但第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永良(非遗传承人序号为141)却为汉族人。

三、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重要成就

虽然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体现出了较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但我国非遗名录的保护方式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的五级名录体系为保持我国优秀的非遗的有效延续和传承，我国自2006年起申请的30项世界级非遗名录中，有10项是少数民族非遗。除此之外，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根据非遗保护的现实需要，也颁布了省级、市级和县级非遗名录，由此形成我国体系较为完备的五级非遗名录体系。目前，较多省份的非遗名录大多也颁布了四批，另外一些省份颁布了三批，较少的省份颁布了五批非遗名录，如广东省。在一些地市，出现了六批及以上的非遗名录，如葫芦岛市颁布了六批非遗名录，温州市前后共颁布了八批非遗名录。各级地方政府在非遗名录的基础之上，积极评选出了非遗传承人，为非遗的全方位保护与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日趋增多的非遗名录数量同汉族非遗名录一样，少数民族非遗名录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同时由于其特色鲜明，形态多样，成为我国非遗名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计1372项，其中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为477项，占总数的34．77%。⑤同样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1986名传承人中有少数民族传承人506人，占总数的25．48%。这些非遗名录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与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状况基本吻合我国少数民族非遗名录虽然多集中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但这些地区基本都为我国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与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特征基本类似，这些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在我国的这些省份分布较多。在我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西南、西北、东北等省、直辖市、自治区，每个省份都有较多的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并有较多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

(四)十大分类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我国在2006年颁布的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将我国的非遗分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类，为多年来困扰学术界的非遗分类问题提供了科学权威的分类标准。十大分类的确定为我国非遗的保护提供了有章可循的标准，更为采用现代化的数字化技术对非遗进行搜集、存储、保护、展示等提供了前期基础。

四、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评审中存在的不足

在一些名录的评定中，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的名录的审定还存在有待完善的空间，亟待政府和学术界进行更深层次的创新研究。

(一)文化空间等非遗项目的缺失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十大一级分类中，文化空间类非遗项目暂时处于缺失的状态。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遗的定义之中就指出，非遗包含“文化场所”等类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也批准了哥伦比亚的帕兰克－德－圣巴西里奥文化空间为世界非遗项目，同一批次获批的还有马里的亚饶－戴高文化空间。这些文化空间内包含着独特的社会、医药与宗教习俗，以及音乐和口头传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设立文化空间类非遗项目，为维护这些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保持非遗的本真性提供了便利。因此，文化空间是相对重要的非遗项目，我国各个省份的非遗名录中也批准了部分文化空间为省级非遗名录，为各省非遗的整体性保护提供了范例，如贵州省的首批非遗名录中的六枝梭嘎箐苗文化空间。

(二)国家级、省级等一级分类中名录体系不统一由于部分省份根据本省的特殊省情，在省级的非遗名录评定中，一级分类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十大一级分类不尽相同。如贵州省于2005年颁布的首批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为13个，分别为民间信仰类、民间音乐类、岁时节令类、文化空间类、人生礼俗类、传统体育竞技类、民间手工技艺类、民间舞蹈类、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民间知识类、戏曲类、民向杂技类、曲艺类，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分类差别较大，而贵州省第二批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则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完全吻合。黑龙江省于2007年颁布的首批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也为13个，分别为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岁时节令、人生礼俗，以及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同样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十大分类不尽相同。国家级非遗名录和省级非遗名录的分类不统一，将会对非遗的有效申报和管理带来较大不便。

(三)部分少数民族类非遗数量较少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虽然55个少数民族除门巴族外都有自己的专属非遗名录，但部分少数民族的非遗名录只有1项，不利于这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有效传承，更不利于当地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应当在后续的非遗名录评审中适当增加基诺族、保安族、仫佬族、乌孜别克族、独龙族、门巴族、普米族、东乡族、塔塔尔族和高山族的非遗名录数量，以全方位地维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四)名录归属过于单一国家级非遗名录龙舞(Ⅲ－4)包含音乐、舞蹈、美术元素、扎制技艺、唱词等多个层面，其主体表现形式是舞蹈，就归至民间舞蹈类。然而，一些非遗名录虽然只归属为一类，但同时又与其他类别息息相关，单纯地将其归属为一类的做法未免有欠妥当，故而抹杀了个别非遗项目的多样性和展示的丰富性，因此归属问题又成为困扰非遗名录评审者的难题。

(五)传承人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队伍，但却存在着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为506人，占总数的25．48%，低于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占整体名录的比重34．77%。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传承人中，也存在着在十大类别(见表2)、性别(见表3)和年龄等层面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尤其是目前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队伍年龄偏大的问题，导致一些传承人相继离世，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与保护。

五、继续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体系的思考

随着现代化的文化转型过程加快，少数民族非遗赖以生长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在迅速变化，［3］为更加完好地传承和保护我国的少数民族非遗，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我们必须将不断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其相关评审制度，争取名录保护方式发挥最大作用。

(一)增设文化空间类一级分类名录在非遗名录十大分类的基础之上，针对一些少数民族非遗较为集中、亟需整体性保护的非遗可以增加文化空间类名录，以更好地为非遗的保护培育良好的文化土壤。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都需要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因此设置一些文化空间类名录可以实现整体性地传承和保护部分非遗的目的。

(二)重构科学权威的多层次的非遗分类体系在2006年我国颁布首批非遗名录之后，在之后的2009年、2011年、2014年先后颁布了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各级地方政府也相继颁布了较多的省级、市级、县级非遗名录。面对越来越多的非遗名录，利用十大分类的方法对之进行统计显得越来越捉襟见肘，因此可以设置二级分类甚至是三级分类，针对少数民族非遗的特点构筑完善的非遗名录分类体系，从而为今后非遗的搜集、申报、评审、审批以至后期的数字化管理和保护等工作提供科学分类依据。［4］

(三)加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力度加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力度，对保护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扩大一些少数民族的专有非遗名录数量，以提高少数民族非遗在各级各类非遗中的比例。鉴于少数民族非遗在数量上严重不足的现实，为维护各个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可以对一些人口较少、名录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的非遗进行深度挖掘和整理，并在申报和审批程序中给予更多特殊照顾，以保护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

(四)对较为特殊的非遗给予同属两类非遗的特殊优待针对一些非遗归属不清的问题，可以汲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定人类非遗名录中的经验，对较为特殊的非遗进行同属两类非遗的特殊优待。鉴于联合国允许同时具备两项特征的非遗存在，我国也可以对较为特殊的非遗进行同属两类非遗的特殊优待。在世界级非遗中，就出现了单项非遗属于多个非遗类别的情况，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口头与非遗代表作名录中，第一批的“扎巴拉人的口头遗产与文化活动”就同属于“口头传统”和“传统知识技艺”两类;第二批的“中非阿卡•俾格米人口头传统”就同属于“传统音乐”与“口头传统”两类。

(五)构建结构数量可观、结构合理的非遗传承人队伍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是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目前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数量不足、结构不甚合理的情况下，一是要加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申报力度，在今后的非遗传承人审定中更加侧重少数民族;二是传承人的评选逐步由经验丰富、技艺娴熟的老艺人逐步向年轻人倾斜，保证少数民族传承人队伍的年龄结构相对合理;三是对一些已经评定为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却没有传承人的非遗项目，一定要加快其申报进度，尽早解决“人亡艺绝”等威胁;四是在同等条件下，逐步向女性非遗传承人倾斜，逐步扩大女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队伍。

参考文献:

［1］王伟杰．中国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3(11)．

［2］周和平．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3］王琼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义重大———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N］．青海日报，2008－06－16．

第2篇：非遗传承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活态非遗传习基地

牛街、长椿街都处于北京城区的闹市区，两侧高楼大厦林立，临街商店饭馆鳞次栉比，宽展的柏油路上车流滚滚。这里还有家著名的信誉很高的医院――宣武医院，更使人和的粘稠度高度彰显。宣武医院的对面，长椿街旁叫下斜街的地方，却另一种风貌：绿树成林，蓊郁葱茏，林下花坛如锦，红蓝黄白百媚千娇。林间立石，幽径曲折回环，晨起夕至都有金光漫溢，在树间织出暖暖的光带，让花草迷醉般地亢奋，只是金光来的方向不同。林中还有广场，广场的边际设有藤廊亭台，廊下和路边的长椅供人歇息。这是座典雅秀美的生态花园，习称闹市中的绿肺，很是静谧温馨，可又与一般的城市花园不同，向北侧望去，一长溜红墙透过荆丛绿灌高树虬枝亮闪出来，明晃晃地看不到头尾高低，显出一股子神秘，知道的，明白那红墙处就是长椿寺了。长椿寺内是另一种生态――凝聚着古老时光的人文生态。

长椿寺的大门本开在西面，这是我的记忆。我曾去那里会过一位天桥老艺人，听他讲述他的车技人生，悲欢苦乐。时隔几年，在西面我却找不到门了，那儿全部砌起了高墙。从寺北贴墙绕过去，走下长长的一段路，才在东面看到了寺院山门。查史料，方知长椿寺山门本来就是开在东面的，现在是按历史原貌复原了。这是座明代古寺，万历二十年（1592年）由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下令敕建的。万历皇帝，也就是明神宗赐额长椿，是祝母亲健康长寿的意思。山门外，现在的小环境整治得非常幽美，茂树修竹诗情画意。门有两座，隔得不远，南面那座是进长椿寺的山门，北面的那座就是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大门了，也是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的大门。

北门内的院儿，既然是长椿寺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古香古色的。长椿寺基本保持着旧有的建筑格局，南院前殿、大殿、后罩楼均在。北院以往应是僧人们的起居处吧，生活用房为主，现在修整出一个东西长的院子，东面和北面，沿围墙建的伸出长檐来的瓦房，东西向一长溜，成排，间套格局相同，红漆门窗，门处有基台和台阶，设廊，门东西相对开，大部分门上都挂着匾。有匾的屋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室。挂着《漆锦斋》匾的是北京雕漆活态展示室，悬《漆缘》匾的属于金漆镶嵌活态展示室，《松竹社》则为彩绘京剧脸谱活态展示室，《指上仙人》屋内是面塑项目，《叶氏门下》是北京内画鼻烟壶项目，《继古雯风》是京作核雕普查项目，《国如轩》是北京评书项目。北京傅氏天桥三宝民俗文化艺术团名下有天桥中幡、天桥摔跤。各个活态展示室展示着相应的非遗项目手工作品，聚集着西城区一批坚守不渝的国家级、市级、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守护者。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有北京评书、天桥中幡、天桥摔跤、北京内画鼻烟壶；被列入市级或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有面塑、彩塑京剧脸谱、北京雕漆、金漆镶嵌。展示室展示两字的含义不仅是指展示非遗项目的手工作品，不仅是指展示物件，还包括传承人现场制作展演，展示非遗项目传承人、保护人的手工绝活。活态两字就更是大有学问了。它意味着互动性。对非遗项目感兴趣的人们可以去各个活态展示室去观赏，去学习交流，去听传承人讲述古老久远的绝活发展史、传承故事，去探讨传承和保护中的问题，也可以以技会友，学校和有兴趣的单位可以组织现场观摩学习活动，这是个以非遗文化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然非遗手工产品的爱好者、收藏家更可以从非遗传承人展示的展品中选购、订购。而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人来说，这里是非遗项目的授徒、研习基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艺术大师的交流基地；手工艺制作类非遗项目的艺术品创作基地；实用性非遗产品开发基地；非遗项目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推广基地。

体验在活态传习的互动中是不可或缺的，譬如您想知道天桥摔跤是怎么回事，代表性传承人不仅会告诉你这项古老的竞技技术的历史、竞技规则、摔跤套路，还会让你以身试跤，感受感受摔与被摔的滋味。放心，不会伤你的，“点到为止”哦。

传习基地内还有演出活动，定期定时可以在活态展示室听到连派代表性传承人表演的北京评书。传习基地院内有个可伸缩的室外裸眼3D演出剧场，平时看它就是个大影壁，拉开来就变成了室外剧场，影壁后是6排阶台式12座座椅，6排共74座，因为最后一排的中央通道上不需再向上走，那块地可以多放两把椅子。基础舞台宽7米，进深3.5米，台顶古建彩画，台立红柱，边幕为嵌着门钉的朱红色大门式。彩画和门钉在古代是很有讲究的，它们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也表述着高贵，更是巧用传统文化、京城皇家文化元素的创新。裸眼3D可视LED屏，前沿高端的播映技术，可伸缩延展的功能，别具一格新颖别致，为非遗的传承提供了新鲜的渠道，排练展演都可用。演出的节目立足于宣南文化特色突出的西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类项目，如北京评书、天桥中幡、天桥摔跤、岔曲、相声等等。

好一幅夺目的宏丽画卷

在西城区非遗传习基地越逛越有意思，越逛兴趣越浓，那是个亮眼的地方，养眼的地方，长心智增学问的地方。虽然说活态展示室所提供的非遗传习保护项目数量不多，与西城区所拥有的非遗资源差得很远。截至今年8月，西城区共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36项，北京市级非遗保护项目67项，区级非遗保护项日162项，涵盖了文化部公布的非遗保护项目10大类别，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9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81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206人，是非遗资源总量居于全市前列的区。就眼前院里的八九项非遗项目，纯观赏，再与传承人保护人聊一聊，交流交流，大半天的时间未必够，要是喜好哪一门，专心请教学习，那就是半辈子一辈子的功夫了。

在院里，我有了一个发现：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的办公室是同一个，工作人员也为同一拨人。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没什么疑问了吧？遇到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主任杨飞，聊起来，他竟就西城区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的架构给了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中心，三个基地，若干个点。一个中心即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三个基地，一个基地是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一个基地是在西四，是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平台，而另一个基地是月坛雅集。若干个点，我记得他说的有白大成家庭艺术馆、北京皮影剧团、仿古瓷艺术馆、家庭艺术馆、北京宣南书馆、戴月轩总店、北京空竹博物馆、京彩瓷博物馆、三石斋风筝店、天桥杂技剧场等。我的理解，西城区非遗保护中心是西城区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统筹部、指挥部、协调部；基地是西城区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传习平台、展示平台、制作平台；点则是前沿部队、一线部队。这是一个有序而严密的非遗传承保护运作系统，一个庞大的非遗文化传承保护工作的军团。这是有开创性，模范性，高成效的非遗传承保护的组织和运作模式，感觉非常新颖。

这一个中心、三个基地、若干个点的架构是为有效推动西城区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而设计而构建的。

月坛雅集基地在二环外的月坛公园，建设得很有规模，它由北京华方投资有限公司发起创建，由北京月坛雅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汇集手工艺大师及其传世精品，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态保护、教育传承、创新孵化、国际交流为主。建有殿堂级高级场馆，国粹的艺术精品体验式传承基地。设国粹馆、传艺堂、传习坊、大师荟，也和长椿寺北院的非遗传习基地一样，是西城区非遗保护传习的重要基地之一。西四的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是由西城区文委主抓的，很是不错，很想过去看看，但得另抽时间了。而宣南博物馆，就在非遗传习基地的旁侧，长椿寺的南院，一墙之隔，大门敞开，有什么理由不顺脚过去瞧一瞧呢！它虽然不在一个中心三个基地框架内，对了解西城非遗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

从北院去南院不用出院走山门，隔院的墙在东侧开了个随墙门，迈步进去就是。入门后，看到随墙门两侧，一侧是道曲尺形长墙，长墙上满书介绍长椿寺的文字；门西侧傍墙栽了几丛青竹，翠冠如云，竹丛前铺砖围草立石的一小块开阔地上一组人物雕塑，或坐或立，或背身向壁，或举臂向天，或面朝着院心，皆长髯短须的长袍士子形象。墙上有文字，却是与禁鸦片有关，有一石片上刻的还是禁烟名士林则徐的语录。这是出于何典？南院多雕塑，南墙东侧雕的像是一位一身风尘欲参加会试寻找会馆的书生。会馆是宣南文化的一大亮点。大殿前的一组雕塑把人引入乾隆时代，一个就地摆书摊的，两个手握书卷被书摊吸引着目光的。琉璃厂是在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由书摊书肆催发起来的。后罩楼前一棵古树周遭有一组人物雕，内容丰富多彩，有吆喝着卖西瓜的，有吹糖人的，有街头下象棋的，有捏面人的，有杂耍的，市井文化风情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青铜色人物和场景雕塑个性的神态与风貌栩栩如生。中轴线各殿在办木工历史文化展，鲁班爷的传说、宫廷建筑木作、家庭家具木作、木匠行拜师学艺习俗应有尽有，还有古代智能木玩具。偏殿里则是天桥文化展、市井民俗展什么的，有实物有照片，有简介文字，内容博杂。这都引起了人们对宣南文化的好奇，也迫切地想知道它在西城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

宣南文化是地域文化，指的是宣武门以南整个这一片儿地区的文化。它的文化内容是广博而深厚的，而且特色鲜明。它集会馆文化、京剧文化、娱乐文化、天桥民俗文化、大栅栏商业文化、琉璃厂士人文化、厂甸庙会文化于一身，是京城特色文化的富集地。这里是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的老北京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辽金两代的都城都建在这里，历史悠久，明清以来更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都瑰丽多彩。宣南文化博物馆作为宣南优秀文化的展示平台，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尤其是活跃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资源，遗产丰厚。我在偏殿曲艺文化的小展厅里伫立了很久，魏喜奎的历史照，用过的大鼓和演出服把我带回鼓书风靡的那个年代。双拨浪鼓、各种胡同里曾经风行的响器是非遗吗？或与非遗有关？突然感到非遗保护工作者的不易，他们要做繁杂的普查工作、鉴定工作、分类工作、挽救推举宣传和保护工作、传承工作。

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长椿寺展开的是宏阔的文化时空画卷。

让非遗活起来，活下去

在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我得到了一本画册，是“民间瑰宝 时尚西城”非遗时尚创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集。大赛是在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的支持指导下，由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手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和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推出的一项活动，提出了一个口号：“100天让非遗融入时尚生活”。这无疑是一次创新之举、探索之举，目的是为非遗保护工作注入时尚、魅力、活力元素，使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融入百姓生活，焕发时代魅力。

这是和非遗传习基地活态展示室、室外可伸缩裸眼3D剧场一样遵循西城区“活态传承”非遗保护工作的思路推出的。它在强调了非遗传承保护活态性的同时强调了发展、创新，强调了时尚，强调了与时代的接轨，强调了未来，给非遗传承以更宏大、更具生命力的活态发展空间。大赛活动是2015年举办的，历时4个多月，收到了280件创意设计作品，评选出15件获奖作品。获得一等奖的“体验非遗――京剧盔头系列纸模”它的重心确实是在体验上，体验用制作传统京剧盔头完全不同的方法制作京剧盔头，而在盔头的材质上两者也是不一样的，虽都是手工，传统的制作技艺复杂得多，材质精美得多，是珍贵品级。而体验的手工艺比较简单，材质是纸板的，是在一种纸的模具上操作。这个设计确实把非遗手工工艺产品引进了当代生活，是非遗产品的普及、宣传，通过时尚的需要，通过具有一定耐力的但很有趣味的手工活动增强对非遗京剧盔头的认识。体验非遗京剧盔头系列纸摸选用了京剧盔头中的蝴蝶盔、五凤冠等等进行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紧扣非遗体验，实现了多层面的转换。如果它能进入市场，形成影响，代代相传，那将是新的非遗项目。这是我对这款获奖作品的解读。获奖的二等作品《黯斓》是实用性器皿，工艺是非遗景泰蓝工艺，但它简化并提炼了景泰蓝工艺，打破了传统工艺对于纹样装饰的演绎，让纹样本身和使用者发生视觉和心理上的关系，使景泰蓝的形式当代化。是否应该说这是组让传统的景泰蓝工艺与时俱进走入现代审美现代生活的创意设计？《古典图案耳机》、《雕漆耳机》，一款是获了三等奖的作品，一款是获了优秀奖的作品，外观感觉上创意水平差不了太多。古典图案耳机用了古建彩画的图案装饰耳机，用了彩绘壁画的样式装饰耳机架，是古典元素和现代时尚用品的有机结合，非遗走进了时尚生活。古建的油漆彩画在古建众多的地方并不鲜见，天坛、故宫、北海公园到处都是，但用在生活用品上实在寡鲜。颠覆传统也是造就时尚的因素并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吧？马宁的雕漆耳机是不同时空中的文化的碰撞与杂交，北京雕漆工艺名列燕京八绝，他把这项古老传统的皇家工艺带进当今的百姓生活，用北京雕漆装饰耳机，这是给非遗工艺产品注入新的生命之水，既是传承又是发展、创新。《宫毯印花斗篷》是对濒危的古老宫毯技艺的一种拯救吧。建国后宫毯大兴过，不知什么原因汉地的大都市消费层突然把它抛弃了，观念上出现了递转，用宫毯来装饰斗篷，做斗篷的花边，使斗篷有了一种贵族气，照这个思路，它是很有传承发展的前景的。

“民间瑰宝 时尚西城”非遗时尚创意设计大赛社会反响强烈，说明它扣住了人们的心脉。由于效果好，2016年继续举办大赛活动，推出的主题是“一米之内非遗体验”。大赛活动正在进行中，相信比之去年会更见成效。

第3篇：非遗传承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现状

自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世界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国政府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务院先后于2005 年和2011 年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同时，文化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对非遗保护和学术科研领域给予了大力支持;各级地方政府也通过行政、经济等手段保护和传承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数字化建设背景下，这些问题更为凸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建设工程，对非遗保护与传承是一种资源统计、整合、保存、传播的过程。在非遗的数字化进程中，数据库建设是传承保护的基础，地域间合作共享数据资源是非遗传承的条件，适当的政策扶持与产业化建设是非遗传承的手段。

1.1 缺乏数据库标准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3]。此法案在法律上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要求。非遗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呈现方式多样化，有图像、表演、音乐、制作技艺、模型等形式。在非遗数据库建设架构、内容、媒介等方面缺乏相关标准，导致各地建设的数据库标准不一，无法实现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标准的数据采集及数据呈现，这将直接导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

1.2 缺乏资源共享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由于非遗类别的差异化，导致对非遗资源采集的方式有所不同，其获得的数据资源也就不同。各地在信息采集、资源应用、传播媒介等对非遗有效传承的方式与手段方面没有实现合理的资源共享，导致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局限在其原生地，且导致国家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4]。非遗数字化的根本目的是对非遗的传承和应用。只有建立有效的资源共享机制，加强地方非遗保护的沟通合作，建设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库资源，减少无序的资源浪费，才能实现非遗数字化的初衷。

1.3 过度产业化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建设有极大的关联。产业化建设随着工业发展与经济建设有了极大变革，但是，过度产业化建设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新技术带来的技术变革，使得非遗传承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如激光雕刻的剪纸作品、数码印刷的木版年画、3D 打印的泥人张泥塑等，让普通受众无法分辨真伪。

随着科技发展，很多传统手工艺类非遗已经走向生产线式的规模化制作，而表演类非遗则变成了商业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及商业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为非遗传承与展示提供了平台，也为大众提供了更多接触非遗的机会，然而过度商业化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丧失了文化的意味。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除了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外，仍有很多传统媒介为其提供展示与传播平台。传统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特定区域内的展示与传播，相对数字化媒介有诸多不便和局限性。然而，传统媒介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作为非遗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

2.1 非遗原生地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地展示媒介，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进行相关文化、物品、技艺、表演等形式的展示和传承。非遗原生地作为非遗展示最原始、最原生的展示媒介，直观再现了非遗生存现状及传承状态。

2.2 公共文化场馆展示媒介

公共文化场馆承担着地区文化传播与建设的社会基本功能，是服务公众的社会基础文化设施。从广义上来讲，公共文化场馆包含两类，一类是社会公益性文化场馆，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公共空间;另一类是商业性公共共享空间，如商场、购物中心、超市等具有商业性质的公共空间。

公共文化场馆作为非遗展示的传统媒介，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受众数量大、阶层及背景丰富，为非遗传播提供很好的平台，一直以来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播和展示渠道。

2.3 公共旅游场所展示媒介

公共旅游场所，以供公众休闲旅游为主要目的的公共场所，其中很多本身就是文化遗产，如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公共旅游场所，除了一些建筑群落、自然资源及人文景观外，各个旅游景区的旅游集散中心也包含其中。

公共旅游场所作为非遗展示的传统媒介，作为向外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集中展示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化遗产，是最常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展示的手段。

2.4 大众教育展示媒介

利用大众教育展示媒介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可以使中华文化贯穿在教育体系中。教育机构通过与非遗相关的课程、课外活动及专题展示等方式，对非遗进行传播展示。中小学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课堂教育，高校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或研究院所，青少年宫开展手工艺类非遗制作培训等，均为非遗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是建立在非遗传统展示媒介基础上，借助多媒体技术、物联网、4G 移动网络、智能应用终端、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和展示目的[5]。非遗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充分利用了各项影像及互联网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视化、情景化地展示在数字终端设备上，使非遗呈现出交互性、体验性的新属性，实现快速、有效的传播与展示，从而达到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终极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媒介，融合了展示传播的多种手段和技术应用，呈现出极强的学科交叉性。数字化媒介将非遗展示从传统的PC 网络平台移动到智能设备的应用程序上，从社交网络的快速传播到公共文化平台的公共资源应用，从虚拟现实设备影像呈现还原到现实事物，丰富多元的数字化媒介平台为非遗展示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形式。

3.1 基于PC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基于PC 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是数字化展示媒介中较为传统的一种媒介形式，也是最早应用、最普及的形式。基于个人计算机终端，通过互联网在线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可通过图片、视频、音乐等影像方式呈现非遗数字化资源[6]。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各种互动性的虚拟展示也趋于普及化[7]。

基于PC 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开发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天津大学冯骥才研究院负责开发的中国传统村落网以及国际非遗博览园网站等。此外，VR 虚拟展示技术的应用，使得非遗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实现了仿真可操作式体验[8]，大大增强了受众在展示媒介中的带入感和体验性。目前故宫博物院在其官网中实现了360 紫禁城全景漫游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中心，在腾讯地图了三维全景敦煌石窟。

3.2 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移动智能设备已经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智能手机开始，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移动智能产品的出现，对人类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智能手机，已然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物品之一，甚至机不离手。而以Apple Watch，Google glass 为代表的移动智能产品，将再一次用科技改变生活方式。

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传播的新兴媒介，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平台和受众人群。移动智能设备作为数字化展示媒介，其应用程序是非遗展示和传播的重要渠道。在应用APP 程序推广非遗文化及展示非遗成果方面，故宫博物院及社会文化传播机构已研究出了一些成果[9]。

故宫博物院在近期已了5 款APP 应用程序，使得众多的故宫馆藏文物触手可及，被受众收藏在手机中成为指尖上的文物，大众可以更加容易和便捷地享受文化的饕餮大餐。其中《每日故宫》，每天为用户推荐一件故宫馆藏文物，同时提供日历、笔记本等功能，界面设计精美，让受众在享受文化信息的同时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除此之外，故宫不仅将馆藏文物数字化，而且还思考了传播方式，将宫廷文化和书画作品以游戏、日历、教育等形式进行传播，融入了更多互动体验，共享交流内容，大大提高了传播的广度和速度，切实起到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展示的目的。

明清古典家具制作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其制作工艺、使用工具、装饰纹样、木料选择等都是中华文化瑰宝。由中央美术学院彦风设计开发的《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一款APP 应用程序，以360的旋转、张合拆组家具部件、深入零件至榫卯结构展示明清家具，通过简单富有趣味性的互动体验激发用户探寻古典家具的奥秘。作为非遗的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典型案例，体现了数字化媒介的传播性、交互性、趣味性的全新体验方式，为非遗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实现了非遗展示的目的和意义。

3.3 基于社交网络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社交网络作为互联网时代最流行和普及的社交工具，拥有大量的用户群体。基于社交网络的数字化展示媒介，恰恰可以利用拥有大量用户的社交软件，如微博、微信等，进行社交自媒体的非遗展示，其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人群丰富、数量庞大等众多优势，势必成为非遗展示与传播的重要渠道。

3.4 基于公共文化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博物馆、美术馆、购物中心等公共文化平台，除了作为传统媒介展示非遗外，其在数字化建设上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展示提供了良好的公众平台[10]。以博物馆为例，在展示陈列展品的设计中融入数字化手段，同时借助全息投影、可触摸屏幕、3D 影像、感应设备等互动设施增强观众的参与感，通过互联网实现影像、信息的同步传输及分享。

新加坡海事博物馆，展示了当地民族服饰的数字化互动设施。观众通过照片采集，实现民族服饰的虚拟试穿，并将试穿合成照片发送至观众预留的邮箱中。简单的体验，使观众对当地文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地域性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有很好的效果。

第4篇：非遗传承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关键词】高校 艺术人才 培养 非遗传承 实践

一、高校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必要性

1.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目前，我国整个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千百年的民族传统遭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日趋危亡。作为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的艺术类高校，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方式，使高校艺术教育与“非遗”传播有机结合，进而推动“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学校师生提供艺术创作源泉和社会实践平台，实现“非遗”保护与高校教育资源彼此共享、相互促进，对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高校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艺术类专业人才的必然途径

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下，“非遗”正在被逐步地推向市场。而“非遗”保护教育及相关人才培养体系的缺乏和不完善，成为阻碍“非遗”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校作为守护精神家园、展示和传播“非遗”的重要载体，必须要将高校的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有机结合。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举措，实现“非遗”传承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高校才能培养出真正符合我国市场需求的创新创业型艺术类专门人才。

3.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

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节日缺乏了解。同时，高校艺术类学生还存在着人文知识匮乏、知识结构单一等实际情况。而我国“非遗”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巨大感召力，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通过高校艺术教育与“非遗”传承的有机结合，不仅对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的提高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高校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途径

（一）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校园文化建设对于优化校园成才环境、促进校园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非遗”传承的有关活动创新地融入到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1.良好的、富有传统风格的物质文化建设，能够起到培养民族精神、提升民众综合素质的作用。包括房屋建设等校园布局、标志性的建筑和雕塑、校园绿化美化、环境卫生和宣传栏、广告牌以及图书馆、实验室实训室等各种学校活动设施的建设。

2.富有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对艺术类高校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包括学校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等。校园制度文化具有规范性、组织性、秩序性的特点。对于规范学校成员的言行、维持学校良好的教学秩序、确立良好的校风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包括大学的传统文化精神，如群体思想意识、舆论风气、心理素质、人生态度、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具体通过校训、校歌、校徽的制定以及校史的完整编撰来展现。具有传统风格的高校精神文化建设，对于形成良好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4.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如组织“非遗”进高校系列讲座活动，成立学生“非遗”科技小组，开展大学生“非遗”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传统文化活动之中，使师生的专业能力得到提高、团队精神得到培养、道德境界得到升华。更好地突出了高校艺术教育的应用价值。

（二）创新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现代教育理论思想指导下，高校按照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包括培养目标和规格、整个教育过程、管理和评估制度、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四个方面。

1.以“非遗”项目市场为导向，设定培养目标和规格。如培养目标中，要求掌握“非遗”基本理论知识，熟悉“非遗”项目研发过程，懂得“非遗”项目管理知识等。培养规格中，要熟悉“非遗”领域基本法规、政策，掌握“非遗”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非遗”前沿信息的基本方法。

2.建立科学的管理和评估制度。在制度建设过程，必须保证管理和评估制度的完整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公正性。管理和评估制度的规范性、组织性和秩序性，对于实现特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教育过程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艺术类高校可在通识教育基础课群中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中加入非遗类基础课程，在专业基础课群的必修和选修课中加入非遗类专业课程和拓展课程等。教学方法要以学生为主，灵活调整，如根据非遗课程特点，采用聘请非遗传承人集中授课，教师分解指导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非遗项目的理解，掌握要点，同时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第5篇：非遗传承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高职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46-02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各高职院校的竞争形势也愈演愈烈。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已成为高职院校发展的当务之急。云南省作为民族文化大省，其独特、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本省的高职院校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必将为云南地区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活力和支撑力。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符号记忆，也是体现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活化石”。然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来说，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学习和研究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有利资源，尝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成为一门特色课程，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高职院校应当认识到自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独特地位，充分发挥保护与传承文化的桥梁作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高职校园的意义

（一）高职院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意义

高职院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场之一，是职业教育的“地方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性”的完美结合，云南地区的高职院校可以通过挖掘、整合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结区域内传统民族文化特点，不断丰富和完善特色课程建设。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以云南省傣族慢轮制陶技艺为例，云南有长达四千余年的制陶史，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曼斗寨、勐罕曼峦站寨、勐海曼扎寨及勐龙寨等地均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傣族传统制陶技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传统的傣族陶器已开始走向衰弱。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针对这一现象开设了陶艺设计与制作课程，课程中强调民族性与地方区域文化在教学实践中的融合，针对市场需求进行课程内容设置、调整，以期适应社会需求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作坊式”传授，取而代之的是高职院校的“课堂式”教授。高职院校已成为本土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二）非物质文化对高职院校发展的意义

1.文化传承是高职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需要。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高职院校，从其出发点来看都是基于知识的传授，它们只是在实际的教学中侧重点有所不同。针对民族文化丰富的云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较好的课程来源，与普通的文化传承相比，它与高职教育的结合更加密切。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浓烈的本土化气息，而且它本身也有很好的实践性把它开发成特色课程，不仅提高了学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更重要的是丰富了高职院校的课程内容，提升了其核心竞争力。

2.非物质文化是丰富云南省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重要手段。校园文化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途径和内容是与大学生的道德情操、知识技能、思维方式、心理素质和文化结构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的。我国的高职院校具有本土性的特点。所以，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不仅要反映学校的教育理念，还要反映出地方文化特色。我国的高职院校大都起步较晚，缺乏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作为云南省的高职院校，最大的优势就是民族文化底蕴的深厚，高职院校应该基于这种现实，积极整理本土的优秀文化资源，提炼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文化自觉。

3.非遗传承人成为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师资力量的短缺是高职院校面临的最大困境。在少数民族地区，提高高职师资力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师资队伍的多元化发展，根据地方特色，提高兼职教师的比重，聘请一些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高职院校中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通过这些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的言传身教，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直接的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内在价值，不仅最大程度的培养了优秀的传承人，而且为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师资来源。

三、高职院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

（一）特色课程的开发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首先应该考虑其是否具有可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其自身所内涵的价值丰富，并不缺乏其教育功能。而现有的课程很少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满足企业和学习者的需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笔者认为，应该在课程开发阶段综合非遗传承人的意见，考虑此专业开发的可行性，然后对社会用人单位进行市场调研，制定课程目标，借鉴国内与此相类似专业的经验，确定课程门类，并确定其课程的具体课时分配。随后，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授课方式。在课程实施环境开发上，要充分利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优势，与当地的相关企业进行沟通和合作，使课程开发更有实践性。

（二）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高职院校的社团形式各式各样，但却少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似社团的出现。开展此类社团能够加深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例如：围绕这些非遗文化进行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和学术交流活动、定期的出版一些刊物和报纸、借助暑期、寒假等假期，深入到非遗所在地区去进行实践活动。还可以组织学生走出课堂，从而加深对非物质文化的理解。

（三）理论研究的深入

目前学术界更多倾向于理论上的研究，“非遗”热的兴起无疑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课题来源，同时高校学者的加入，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高职院校应该将理论研究与现实运用相结合，建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同时与周围的社区、学校联合设立研究场所，不但学校的科研工作者要加强其研究，还要让更多的研究机构学者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举办广泛的交流活动

交流活动是高职院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最直接的传承桥梁。各高职院校可每学年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同时，各高职院校还可以相互参观，也为各校提供交流平台，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当然高职院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交流不应单单停留在单个地区举行，还应主动与其他地区的高职院校多进行沟通和交流，借鉴其优势，提升自身水平。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快捷性，开办文化论坛等网站，让学生不受时空和地域限制进行交流。

四、总结

总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云南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能够将两者很好的结合，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还是云南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这种理念不仅能调动各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办学的积极性，还在习得技艺的同时传承了民族文化。这将是云南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过程中一次独特并创新的尝试，最终使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得以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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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重阳.浅谈地方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J].科教文汇，2009.

第6篇：非遗传承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问题;对策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并于同年6月1日正式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保护途径中，校园传承因为其特有的优势，逐渐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继中央美术学院之后，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乐山师范学院、南昌大学等多所高校用不同的方式对非物质方化遗产的传承做出了不同层面的尝试，对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高校进行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优势

首先，高校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各层次专业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很高的技术性，需要培养大量专门人才。高校可以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和学科，承担人力资源培训工作。这些专业人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可以大有作为。其次，高校可以提供专门的研究机构，产生一大批研究成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智力支持。高校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平台。最后，高校的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设施，可以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献、档案、展览等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一定的场所、文献资料作为保证。高校一般都有资源丰富、形式多样的、相对宽敞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宣传、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二、非物质文化校园传承的现状

目前，多数高校的非遗工作尚未起步，部分高校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上有所尝试，个别院校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粗略统计，2004年以来，我国高校，相关“非遗”保护和研究学科建设的单位超过30余家，其中，有9家提出明确的学科建设规划和相关教学要求。这些“非遗”研究机构几乎都担负着一定的人才培养任务。其中许多高校只是开设一下相关课程，初步形成了专门人才培养的多种层次结构。

三、非物质文化校园传承存在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的校园传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现阶段，已涉足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高校在全国范围的比重是很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1.没有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高校缺乏参与意识，已经参与非的高校缺乏有效经验。目前真正参与到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高校屈指可数，很多高校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就算已经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传承工作中，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缺乏有效的经验。

2.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资源匮乏，师资力量薄弱。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课程特点，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技能的要求很高。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多数教师没有进行过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专业学习，学生很难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并从根本上改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3.高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缺乏相应的课程体系。很多高校都没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相关课程纳入正式的教学课程体系当中，没有相应的学分，这样导致其开课呈现一种不稳定状态，同时，这也影响了教师和学生对其的重视程度。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问题的对策

导游的服务质量与导游薪酬制度直接相关，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势在必行，《旅游法》使导游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有了法律支持，但在其已实施一年的情况下效果仍未明显体现出来，因此，重要的在于如何去执行和完善当前的薪酬制度：

1.政府部门进行引导，高校自身增强对非遗保护工作的认识。高校作为非遗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应当认识到高校的使命、职责与非遗传承工作的一个契和。政府应当加强宣传引导，以及在政策上的给予一定的支持。

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专业师资队伍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工作要从教师的教学能力抓起，对在岗的教师加强培训，可以聘请相关专家学者开讲座、进行学术交流或兼职任课等，也可以聘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兼职教师，以增强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性认识。

3.开展相关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首先，可以开设与非遗相关的公共选修课程，引导学生充分认识非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并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态度。其次，在高校部分专业学科中合理融入与非遗相关的课程。例如，美术专业中开设版画、剪纸、泥塑、木雕等课程，服装设计专业可与民间染织、民族服饰研究相结合，舞蹈专业可在课程中穿插对民间舞蹈种类的学习。此外，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甚至可以聘请民间艺人和非物质方化遗产继承人担任客座教授，将项目的学习纳入日常教学中，通过民间艺人手把手的指导，让大学生转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者和传承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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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宁，地方高校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研究，大众文艺2013.

第7篇：非遗传承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维吾尔族土陶技艺；文化生态；礼物与商品

【作 者】丁玫，复旦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所博士后。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3 - 0025 - 007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的产生和保护是工业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也是世界性的项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为了继承传统、保护地方特色文化、文艺兴国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国于2004年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根据《公约》的原则和精神，中国政府启动并完成了第一次非遗普查工作，建立了四级非遗名录体系。据《2015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报告蓝皮书》，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三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认定了四批1916名代表性传承人，设立了15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命名了41家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同时，管理部门还启动非遗数字化保护，开展数字化保护试点项目的建设以及全国数字化管理系统软件开发工作。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施行。[1 ]具体到本文所考察的新疆地区，到2013年为止，新疆非遗项目总计有3784项，其中包括国家级、自治区级以及地级和县级几个层面。① 其中，新疆的土陶工艺属于国家级非遗项目。

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反映出几个方面特点，首先，国家和政府充分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国内各地方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认定到立法等程序是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主；再次，近几年各主要高校也开设了非遗传承人等培训基地，这样的方式调动了各地方的积极性，但仍然是以高校机构作为主导而传承人作为学习者的模式。调动社会各级力量保护非遗固然不可缺少，但非遗传承人的视角和声音也应该得到重视，进而实现全面的非遗保护模式。本文以新疆喀什地区土陶传承人吐尔逊的经历为例，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从维吾尔族土陶匠人的视角出发，考察土陶制作技艺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土陶制作技艺是维吾尔族文化身份的守候，也是中国当代社会改革和变迁的见证与反映，对土陶制作技艺的保护应该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层面。土陶技艺的理念是一种文化生态，是匠人对当下工业社会生产、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因此，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中，个体传承人的想法和意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考虑，自下而上的非遗保护和传承既有可持续性也有必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存活在过去的“遗产”或者文物，而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参考，是对当下工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有效的弥补，因此，对非遗更好的保护模式是向之学习，理解和发扬其文化和精神所在。

一、喀什城区改造与非遗保护

喀什噶尔（简称喀什）地处南疆地区，是新疆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维吾尔族文明的重要传承地所在。喀什的维吾尔传统手工艺是当地的传统文化和城市构造的综合体，因此，在讲述土陶手工艺匠人的生活之前，有必要了解土陶作为非遗的背景与城市环境，换言之，土陶如何成为非遗保护的对象。和很多穆斯林聚居地区一样，喀什市的构建特征是以艾提尕尔（Haytgah）清真寺为中心向四周发射型扩展。不同的人群对于城市的中心有不同的定义，对喀什当地的维吾尔人而言，艾提尕尔清真寺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与精神中心所在。喀什老城区居住着22万人口，占喀什市总人口的1/2，居民以维吾尔族为主要群体。结合喀什地区的老房改造、抗震减灾和扶贫问题，2001年9月国家启动《喀什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及老城区抗震防灾实施方案》，重点治理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地道回填，老城区危旧房的一期和二期改造，以及现代旅游业的开发。[2 ]22 ① 2008年12月《喀什老城区危旧房改造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基础上进行一对一逐户设计，这一阶段的治理重点在于建设疏散场地、降低人口和建设密度，建设一批供水、排水、垃圾收集等集中点，同时打造旅游街区，配建一定数量的经营用房，为低保家庭提供固定经营场所。[2 ]22 经过这两个阶段的改造，目前喀什老城区大致形成两块相对分隔的区域，一部分是已经新改造好的、旅游特点突出的区域，以400年历史的城门作为入口，城门口布置有整齐的园艺，还有一块地方专门供走钢丝杂技表演。站在城门垛望去，城里是整齐而崭新的两层或三层小楼，城外望去可以看到不远处原有样貌生土结构的“高台民居”②。

改建后的新区有平整的街道、崭新的砖瓦楼、新油刷的各种颜色的房门，还有房门上铁匠刚打造好的银色门环。旅游气息在这个区域逐渐成为突出的主题，例如每条街道（维吾尔语为Kocha，意思是小街）都标有清晰的文字介绍，通常有汉语、英语和维吾尔语三种语言，有的街道还配有一些传说故事；偶尔穿行在小街上的旅游花车，花车被各色花帽装点着，里面坐着穿着艳丽民族服装、打着手鼓放着音乐的维吾尔族年轻人，孩子们追逐着花车嬉笑而过。对于游客而言，这里无疑充斥着旅游的节日气氛。这个街区有一个“售票口”，是2015年夏天才开设的，来访的游客们现在需要从这里买票进入街区，这里同时提供简单的游览地图和介绍，工作的导游多数不是喀什本地人，喀什老城旅游景点的设立为这些外地来的维吾尔年轻人提供了工作机会。这个改造街区的一系列设施都展示出改建计划的重点是发展旅游业，而在这里最具特色的铁匠和木匠手工艺也成为旅游亮点。

喀什老城这部分虽然修缮一新，但对于维吾尔手工匠人和居住在这里的人而言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这里几乎每家精细的门窗雕刻都出自这个街区的木匠之手，从门上的雕花到窗台的栏杆、大门上的各式圆润的门环也都出自这里的铁匠之手。当然，这些匠人除了忙于为仍然在建的房子提供需求之外，他们还继续自己的传统手工艺，比如木匠铺会在门口摆设一个摊子，里面通常是自家的木匠工作坊，制作维吾尔族传统日常生活里使用的各种器具，比如木碗、木勺、摆放经文的镂空书架、装饰品，还有专门制作各种型号的木质小孩摇床（bvxvk），小孩子的学步器等。和木匠一样，铁匠也是喀什著名的手工艺人之一，然而显然从事铁匠工艺的年轻人比较少，以一位修补铁桶的老人为例，他不愿意接受拍摄，主要是因为他上了年纪而又没有年轻的学徒继承手艺，才不得不自己继续工作，有人拍照让他想到自己的境况而伤心。虽然街区里打铁铺里的叮当声不绝于耳，但是和这位老人面临同样问题的传统手工艺却是繁华中的潜在问题。

喀什维吾尔传统手工艺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多个方面，全球化和快速的城市化使得年轻人不再愿意留在家乡务农或当学徒，学辈留下来的手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到城市里打工、学习或者工作，希望在城市里获得好的生活条件和未来。[3 ]147 再者，喀什老城区的城镇化改造也给这里的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带来的一定影响。城镇化不仅仅是居住地点的更新，也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理念的变更。比如随着搬迁，一些以前务农的人家决定卖掉原有田地，在改造后的新区以旅游为支撑开店做生意，有的年轻人开始和在内地的亲戚朋友合伙做生意。离开以往的生活区域，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改建后的新区居民有不少都是从原住址搬迁到喀什新区的公寓住房，而留在这个新区的房子则打算作为以后的商铺。新区的楼房对木匠和铁匠的手工产品远没有以前的需求量大，人们的家里也不再需要铁水桶等铁质手工器，而维吾尔族传统务农的铁质坎土曼的使用率也在下降。

喀什的城市化进程是促使土陶技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因之一。在城市化必然的改变过程中，政府提出了多样化的保护方式，在2007年天津大学再次修订完成的《喀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提出要以保护、修缮和保留的综合方式改建老城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喀什老城的非遗申请和保护也随着城区的改造而提上日程。其中的代表是老城区高台民居里的维吾尔族土陶工艺。正如上文所说，喀什老城区的改造计划从2001年逐步论证并付诸实施，在这期间2006年国家首次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列在其中。

不远处的高台民居虽然同属喀什老城，远没有改造后街区的整饬，没有浓重的旅游味道，这里却更具有日常生活气息。高台民居对游客的开放程度并没有改建后的旅游区大，在这里笔者拜访了土陶传承人吐尔逊・祖侬。

二、土陶和维吾尔族传统

维吾尔族土陶技艺又称为“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这种土陶技艺大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主要以手口相传，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②。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吾尔土陶主要分布在北疆的吐鲁番和南疆的喀什，其他地区也有土陶技艺，比如阿克苏的阿克陶县土陶归属于新疆自治区级非遗。喀什的土陶技艺最有名气也非常有代表性。吐尔逊并不是高台民居里唯一的一家土陶技艺传承人，在他附近不远处还有两三户人家也都是这项技艺的传承人。吐尔逊的展览室正中间的墙上摆着一份有合影的官方证书，是他被授予国家级非遗传承者的见证。

虽然吐尔逊不是喀什土陶技艺唯一的传承人，但是他的土陶制作和宗旨却和周围其他几个传承人有明显的不同。在吐尔逊的展室里，碗、茶杯等和食品相关的容器大多不上釉，有部分上釉的成品通常只是在器皿的外部，一些花瓶和用来做摆设的器具有上釉，以绿色为主，但是釉层并不厚重。吐尔逊的工作室是一间窄小的房间，这里的主要光源是从上层阁楼透进来的几束阳光。说是阁楼，其实是一层土隔板隔离开的上层空间而已，一层是处理和储存陶土的地方，另一层不大的空间正是吐尔逊每天工作的地方。夏天虽然室外酷热干燥，室内却阴凉舒适，条件正合适制作土陶。吐尔逊几乎一整天都要在工作室里忙碌。小房间里有两扇小玻璃窗，阳光就是从这里进入，周围的墙上都是木头架子，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未上釉的烧制成品。正对着楼梯的位置是吐尔逊的工作台，制作陶器的转盘夹在一层与二层之间，吐尔逊半个身子悬在一层的房顶上，上半身露出在二层，脚下踩动踏板，一边用两手熟练地制作各式器具。

（一）土陶的坚持：文化生态

土陶制作是吐尔逊家的祖传技艺，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六代。吐尔逊说制作陶器的方法就是这样从父亲传给儿子一直到他这里，但是他的儿子不愿意学习家传手艺，而是倾向于外出工作或者经商。现在家里的妻子和女儿帮忙照看展室，有顾客来的时候帮忙接待。说到自己制作的陶器，吐尔逊很自信并且骄傲地说，他制作的陶器和祖上传下来的几乎一样。吐尔逊强调的是制作理念，特别是针对给陶器上釉，他强调用作盛装食品的器具不应该上釉，因为釉都是各种金属类物质所成，上在陶器上虽然美观但是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传统的维吾尔土陶由于通常用作家庭餐具而直接烧制而成，并不上彩釉。吐尔逊指着旁边刚做出来的小茶碗陶丕说，这些碗健康实用，倒上茶水可以保温，又不会烫手，还可以留存茶香。周围的几家土陶传承人做的陶器几乎都上有各色彩釉，色彩鲜亮诱人，吐尔逊坚持他不会那样做，虽然好看的东西通常卖得好价钱，但是传统的东西是从父亲和祖父传下来的，他们那样做是为了坚持陶器的健康，自己也要坚持这一传统。

吐尔逊也提到来参观和拜访他的很多人，都说他的陶器要想走向如今的市场，必须要改变要更现代化，虽然吐尔逊不拒绝改变，但他更坚持传统的传承。在吐尔逊看来，他所传承的技艺并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单是制作出来的具体产品在实物层面的保留，而是文化和精神。根据吐尔逊的理念，不上釉的土陶不仅是器物，更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流与连接方式，吐尔逊制作陶器的土（seghiz①）专门从阿图什运来，质地柔软且非常有弹性，有很好的可塑性，只有这土才能做出最耐用且健康的陶器。土质的选择和土的来源地都是独特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②，这些地方知识记录和延续着南疆各绿洲之间的历史和交流。在公路和铁路联通南疆主要城市之前，各绿洲之间往往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由此形成了Rudelson笔下各地维吾尔人相对独立的“绿洲身份”[4 ]39-70。而吐尔逊家几代人以来都是从五十多公里外的阿图什一个村子运来陶土，这样频繁的往来正说明商业和物品贸易连接着南疆各绿洲的维吾尔人，这样的往来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绿洲居民之间共同的想象。陶土在喀什和阿图什间的买卖运输，同往来于绿洲间祭拜麻扎的人们一样 [5 ]16-51 ③，是南疆维吾尔族从相对独立的地域认同到一个共同的民族认同的纽带。由此，对土陶传统技艺的传承是对维吾尔民族文化身份的守候，是象征个体与群体、个体与自然的文化生态。

土陶的传统用途除了用作日常家用器具，还用于街区里的清真寺建筑装饰，吐尔逊展示了专门用途的模具，主要用于清真寺院墙顶部（见下图）。他回忆说以前家里为清真寺制作的这些土陶产品数量不小，有时会成为他们主要的制作产品，现在这些模具已经不太使用了。吐尔逊记忆中为清真寺制作大量的土陶装饰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期正是改革开放深入影响新疆的时期，很多喀什的维吾尔族商人在生意成功之后，都会捐乜贴④ 修整清真寺，以此感谢真主的赐予，类似的情况在伊犁地区也很显著⑤。在阿拉伯语和维吾尔语中用zakat指捐给清真寺的乜贴钱。Zakat是一个含有丰富伊斯兰文化的道德概念，基本可以泛指捐献，在《古兰经》中zakat所指的捐献包括分享（财物）、增强（社区）和社会公平。[6 ]319 Zakat反映财物所附着的道德和精神对个体、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贡献，它强调个人所得财物对于社会的回馈。Zakat可以是穆斯林给予社会上任何需要的群体而没有民族限制，比如孤儿、鳏寡孤独者等弱势群体。[6 ]319-321伊斯兰文化认为zakat是一种义务，维吾尔族传统文化通常用来证明财产的合法性。

维吾尔族文化中，世俗与宗教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伊斯兰就是人们每日的饮食起居和婚丧嫁娶，社会与伊斯兰是一个整体。商人的成功既是社会的给予也是真主的赐予，捐钱修建清真寺，由此证明自己的钱财取之有道，更是对社会的回馈。喀什老城的清真寺有上百座，除了最大的规模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人们居住的小巷中隔几户人家就有一座小清真寺，于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7 ]150-170很多小清真寺得到捐赠的乜贴钱进行修整，吐尔逊因此承担了很多清真寺修建的相关工作。这种回馈尤其体现在维吾尔社区里，小巷里的清真寺（mesjid）几乎是每个家庭的男性必去的地方，做礼拜前后也是人们重要的社交时间，清真寺是精神的家园也是社区的重要社会核心。在20世纪90年代，和国内其他很多城市一样，喀什的很多维吾尔商人注意到社会道德和传统文化的流失，兴修清真寺是对精神和道德的回归，也是对传统的保持。吐尔逊在当时制作清真寺的装饰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社会并没有处在一味追求金钱的趋势中，针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喀什的维吾尔族以他们的方式弥合社会问题。吐尔逊的祖辈就在为清真寺制作装饰材料，然而他们的经历见证了当代喀什维吾尔族社会的改变，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反映。因此，喀什土陶的非遗保护需要考察传承人的视角，从文化和精神上加以尊重和保护，而不能轻易地从现代市场的角度出发简单改变土陶工艺和制作文化。

（二）土陶的商业化：介于礼物与商品之间

我国现行的非遗保护注重非遗保护与扶贫和发展当地经济紧密结合，非遗的保护与市场化进程相关联。吐尔逊家附近的两家土陶传承人显然已经做出了市场化转型，他们的产品几乎全部是上彩釉的土陶制品，包括盘子、水壶、碗等，这种转型也说明土陶的功能从维吾尔族社会的日常用品日益转变为以审美为主的艺术品或者商品。因而，土陶的使用价值在降低，而其商业价值籍由旅游市场而得到不断提升。面对市场化的趋势，吐尔逊有他的思考和见解。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传承人的缺失。以前也有一些向吐尔逊学习的维吾尔族年轻学徒，后都因为工作枯燥、挣不到多少钱而离开，对吐尔逊的土陶技艺感兴趣的也不乏外国人士，曾经有几名韩国游客慕名而来向吐尔逊学习过两个月。吐尔逊担心没有学徒而手艺要失传，另外，市场化的生产也要求人工的增加。吐尔逊说自己的技艺一定会有年轻人感兴趣，只是很多人还不了解这项手艺，他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宣传去找到学徒。吐尔逊还希望通过时下新疆很受欢迎的《甜蜜的梦》节目（类似于《中国梦想秀》节目，以维吾尔语为主）来介绍自己的技艺同时寻找学徒，但是他担心自己不能在节目里很好地表达。他认为自己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上电视面对那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在大众面前演讲，所以也不敢真的去尝试。

吐尔逊的土陶作坊年久失修，环境不太好，难以吸引学徒来学习，他希望政府可以帮助进行一些加固和修缮。在几年前的改造中，政府曾经建议吐尔逊和周围的家人搬到新修建的改建区，但是考虑到新的住房结构不适合土陶制作，另外也舍不得离开世代家人生活的地方，所以吐尔逊和家人还是选择留在世代生活的生土结构的房子里。非遗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保留了高台民居，因为要保护土陶技艺，它的制作场所也得到保护。土陶成为非遗是喀什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而成为非遗的土陶技艺也保护了喀什老城区的建筑和文化。

对于土陶技艺的市场化，吐尔逊希望可以在喀什或者乌鲁木齐开一家店铺，通过店铺向外界宣传自己的手艺，同时也可以有更广泛而稳定的顾客群体，目前大多数顾客主要是夏天来喀什的外地游客。关于陶器的价格，吐尔逊特别指出，自己的土陶不会卖那么贵，他的目的在于让很多喜欢土陶的人都买得起，为的是推广土陶制作文化，而不在于把土陶变成奢侈品。事实的确如此，在见到吐尔逊本人之前，笔者在他的展室买了两个小茶碗作为纪念，一共只用了十元人民币，在著名的旅游景点能以这样的低价买到用心之作的手工陶器实在令人惊讶。陶器的市场化带来大规模的量化生产，吐尔逊坚持手工陶器的低价售卖是他对现代工业化生产的反思，用他的话说，工厂生产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子打造出来的成品，所有的东西都是标准化的复制品，一模一样，没有生命，自己手工制作出来的每一个都有细微差别，每一个都不一样，像人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些陶器是有生命的。

工厂的东西可以大批量生产，卖得便宜，但流水线上的陶器商品却是人与价值的分离。吐尔逊的陶器虽然只可小规模制作，但保留的是人与物的结合，手工陶器包含的是意义和文化，也可以给顾客能接受的价格①。从陶器的制作理念、价格的制定到对未来市场的考虑，吐尔逊所遵循的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土陶社会价值的实现，这种社会价值可能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土陶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从这个角度而言，吐尔逊对土陶市场化的考虑更接近于“礼物”这一人类学概念。以莫斯（Mauss）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认为，和商品交换相对，礼物和资本主义市场里的商品交换不同，不以利润为交换目的。[8 ]10-23莫斯用新西兰毛利人的hau的概念解释礼物关系，送礼方将自己的精神（hau）的一部分寄托在礼物身上，而hau因为是他人精神的一部分被认为是有危险的，因此收礼方必须回礼，将hau物归原主。Hau的概念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就是对礼尚往来的规定，即来而不往非礼也，由礼物而规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礼物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Gregory提出礼物交换与商品并不是完全对立，二者有相同之处，商品交换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礼物交换最大化的是交换双方的社会地位。[9 ]24-36可见，喀什维吾尔文化与新疆其他地区、国内其他城市以及国际上的文化交流，强调的是喀什维吾尔族土陶文化在诸多文化文明中的一席之地。正如Appadurai指出，随着物品的流动和在不同阶段的作用，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模糊，[10 ]3-65土陶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带来利润，具有礼物交换的特征。土陶介于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特质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提供可能性，工业化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价值缺失并不是必然的，吐尔逊对土陶在当下市场的理解说明文化、价值与意义有可能与市场化并行存在。喀什土陶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其介于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特征也许可以推而广之来理解国内外其他的非遗当下所处情境。由此，非遗的保护除了适当推动市场化之外，也要重视其作为礼物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三、结 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物，特别是在全球化和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面对随之而来的价值缺失和社会道德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现今社会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文化和精神。本文通过吐尔逊的视角说明，土陶技艺所蕴含和传承的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所缺失的精神和价值所在，因此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吐尔逊对土陶技艺的理解和未来市场化的规划值得受到重视，这些理念传递的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既文化、价值与市场和经济兼顾。因此，对于土陶的非遗保护和市场化，首先需要考察和理解非遗背后的历史、文化和价值，学习这些文化对当地和整个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和贡献。喀什土陶传承人的视角同时说明，非遗传承和保护应该充分重视传承者的想法和理念，认识到这些理念是对当下的全球化以及工业化进行的对话和反思，而不是把传承人的想法也归为“遗产”而断定不适合现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往往是目前工业化社会所缺少的人文关怀和价值，是对当下社会发展的促进。世界其他非遗保护的成功案例也证明同样的观点，比如在日本，很多传统手工艺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所保护的正是这些匠人的制作理念，即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而日本的匠人精神也因此在全社会受到尊重和推崇，这种匠人精神随之为日本现代工业和制造业所继承，造就了日本现代工业的成功。非遗的保护是精神的传承，如果把这种文化和精神拓展和应用到其他的社会领域就会促进文化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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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非遗传承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关键词：“非遗”纪录片 创作 传播 苏北大鼓 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10（c）-0249-0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淀之所在，它蕴藏着精湛的技艺、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现代科技文明、欧美思想文化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面临濒危状况。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多样，很多文化形式、传统工艺不能及时得到保护和发展，传承与创新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加强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

进入数字时代，利用高清数字影像直接记录和再现，成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通过影像对历史的记录与传播，将探索出一条保护和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在江苏省第4届“阳光校园”优秀微电影作品大赛中，中国摄像协会副会长、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摄影）考评员、中国高教学会会员、艺术与传媒学院刘峰老师，负责指导拍摄创作的电视纪录片《熊仔成长记》《时光记》《苏北大鼓》分别获得全省特等奖、一等奖和三等奖。而《苏北大鼓》这部纪录片，就是以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牛崇光先生弘扬“非遗”项目“苏北大鼓”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该片纪述了江苏省“苏北大鼓”第八代代表性传人、宿迁市曲艺队队长牛崇光，以锲而不舍精神发扬、传承苏北大鼓的纪实。被苏、鲁、豫、皖观众誉为大鼓状元、鼓坛泰斗的牛崇光，在这部纪录片中，以唱腔优雅，悬念强、说白利索、精湛表演、唱篇锦绣、故事情节生动、唱腔形象稳重等特点，展现了苏北大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创作

1.1 精心选择“非遗”拍摄题材

“选择好的题材是纪录片创作成功的基础，很多有拍摄制作纪录片经验的编导都说过：选定了一个好的题材等于纪录片的创作成功了一半。所谓好题材，就是题材内在的价值比较高，诸如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信息量、题材的审美价值蕴含量、对受众的吸引力等等。”[1]

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通过对苏北大鼓非遗传承人牛崇光的纪述，向世人展示苏北大鼓的魅力，从而赋予这部纪录片以史料价值。为此，我们小组的几位同学，先期通过互联网、报纸、电视等各种媒介，对“苏北大鼓”进行了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随后深入拜访牛崇光先生，几经交流，最后拟定好采访拍摄提纲。

1.2 做好采访与同期声采集工作

在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的采访与同期声采集工作中，我们小组的几位同学多次深入牛崇光先生的家中。为真实展示苏北大鼓唱腔、技法，认真做好他在悬念、说白、表演、唱篇等方面进行声音、图像的现场演绎场景。从而以音像形式清晰完整且形象直观地呈现苏北大鼓的现状，从而激发人们对于“苏北大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从而使得这项“非遗”项目得到很好的传承。

1.3 真实客观进行相关影像叙事

在《苏北大鼓》这部纪录片中，着力进行真实的影像叙事，每一部分的纪述都体现出“真人、真事、真情”的叙事原则。为此，在现场拍摄中，非常重视画面、声音以及声效的同步性进行真实客观叙事，力求展现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苏北大鼓”第8代传承人的真实形象。通过充分利用电视纪录片的光影手段，记录非遗传承人牛崇光独特的文化技艺，还原“苏北大鼓”这一非遗项目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着力传播“苏北大鼓” 这一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在该片中，既充分发挥了电视生动、声画形象的优势，又精辟概括和客观记录了“苏北大鼓”这一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传承活动、文化艺术价值、传承技艺等内容，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价值。通过对这一项目的保护与传承，为之留下了珍贵鲜活的历史影像。

2 通过相应技法增强影像魅力

在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制作过程中，我们通过现场同期声采集、蒙太奇剪辑手法运用等，增强了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有效地增强了影像的艺术魅力。

2.1 充分运用同期声增强现场感

同期声的采集是《苏北大鼓》这部电视纪录片真实性的重要体现，它采集到了“苏北大鼓”拍摄现场的自然声响与人物语言，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与真实感。此外，现场的环境音引起了人们的联想，丰富了整个画面影像内容，使得传承人牛崇光更加鲜活、形象，富有立体感，真实地把牛崇光先生洪亮圆润的唱腔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人们感受到苏北大鼓传承人技艺之纯熟深厚，让人们切实感受到苏北大鼓的无穷魅力。

2.2 合理化运用解说词辅助叙事

“解说词是纪录片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纪录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起着重要的作用。纪录片的创作者应该让观众通过故事情节的延续或生活画卷的展开，自然而然地感受其观点，而不是通过解说告诉广大观众”[2]。合理化地运用好解说词，不仅能对纪录片起到辅助叙事的作用，还能在纪录片的叙事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领起影片或归纳影片作用。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中对于苏北大鼓历史的解说，对于其现状和传承的解说，以及对牛崇光先生的背景介绍，都有利于观众对整个这部纪录片的理解。在电视纪录片中，解说词运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基本不用，而是要适度。对于《苏北大鼓》这部纪录片中难以理解的片段，通过解说词形式进行了相关阐释，比如在介绍传承人牛崇光先生的唱书技法时，对苏北大鼓的构造、用法、苏北大鼓的唱腔特点等给予了相应的解释说明，便于让观众有个深刻理解和认识。而对于牛崇光先生在周末书场上的表演片段，则没有使用解说词，而是以“留白”的方式，为观众留出更多的想象与思考空间，使得观众内心被震撼的同时，引发对“苏北大鼓”现状及未来传承的深切担忧。总之。解说词的合理运用，使得这部纪录片各个片段之间衔接更加自然合理，更具系统性，增强了这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纪录片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2.3 以蒙太奇手法突出深化主题

前苏联纪录片大师狄加・维尔托夫曾经关于纪录片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纪录片是将现实的片段组合成有意义的震撼”。[3] 《苏北大鼓》这部纪录片就是通过对镜头的组合与拼接手段，更加鲜明地突出纪录片的主题，从而让观众领悟其中的思想情感，以此来实现“有意义的震撼”。

为此，在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的后期制作中，为了让观众更加直观明了地认识唱书技法，我们在后期制作时，对采访到的相关素材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在剪辑中进行合理地组接，使得牛崇光先生的唱书技法主次鲜明而又富有节奏感，形象地诠释了苏北大鼓“板、鼓、唱”相结合的特性。体现了唱“苏北大鼓”，必须先练打板，再练打鼓，最后才学唱腔的“三眼对”学习过程。

此外，在《苏北大鼓》中，还通过镜头的组接表达创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以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在这部纪录片中有这样的一组镜头：在书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苏北大鼓的听众，这些听众大多是中老年人，每一个人的神情都十分专注，有的甚至学起牛崇光先生的样子有模有样地唱起来。观众的神情与牛崇光先生的神情相呼应，表现了苏北大鼓极强的吸引人与感染力。但是这些清一色的中老年观众，又不免让人感受到了苏北大鼓的日渐式微，以及它的传承现状让人陷入深思，从而使得广大观众能够深切感受到对于苏北大鼓传承与保护的重要价值。

2.4 围绕主题思想展开情节叙事

作为一部成功的电视纪录片，首先要有一个核心思想，整个纪录片的拍摄与制作都应该围绕这一核心思想予以展开。同时要分清主次，使得整个纪录片显得层次分明，富有节奏感，也利于观众更好地把握整个纪录片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其次，要体现人文主义思想。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必然要体现人文关怀，如，《舌尖上的中国》则最为典型，它展现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展现的是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舌尖上的中国》把观众的视线拉回到传统的饮食文化中，揭示人们内心深处最喜爱、最渴望的是家乡的味道、家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统的味道。而我们所拍摄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则向观众展示了苏北大鼓的艺术魅力，它与现如今年轻人所追崇的流行乐、摇滚乐等大不相同，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体现，从而唤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深刻思考。通过围绕主旨思想展开情节叙事手段，使得这部纪录片在给观众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切身体会到这部纪录片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

3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

3.1 通过文化传播实现有效传承

有学者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精神活动。”[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大意义上就是为了使它得以传播，最初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口传心授及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播模式，后来便以文字和印刷媒介为主，而在信息化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影视媒介则为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方式便是纪录片。我们通过电视纪录片传播等手段，来实现对“苏北大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

3.2 通过媒介传播实现有效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促进文化的多样性，激发人类的创造力，从而丰富当今文化的形式和内涵。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现状，让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祖辈们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为有效实现传承，当前要充分利用主流媒介进行宣传相关纪录片，比如：在各级电视台设置纪录片频道或栏目，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实现有效传承。同时要吸引更多的企业、社会团体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投资并拍摄出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比如：某企业中的某一产品形象与当地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吻合，则该企业就可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拍摄来宣传某一产品的文化意蕴，以此丰富该产品的形象，从而提高了企业形象，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从而间接起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3.3 利用多种平台实现有效传承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宣传，要重视手机和互联网这两大投放平台；在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的官方网站平台上，播放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纪录片，提高了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公交车载电视和广场大屏上进行投放，进行广泛而有效的传播，从而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

4 结语

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以人为旨归，细腻把握这种情感，正是纪录片佳作的立身之所。他还强调，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通过《苏北大鼓》这部电视纪录片的拍摄与制作，使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苏北大鼓”的艺术魅力，也深刻感受到了地方文化之深厚，从而激励我们肩负起发扬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和义务，推动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与传承，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列.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11.

[2] 金延莉.如何创作纪录片解说词[J].现代视听，2009（S2）：281.

第9篇：非遗传承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长尾理论是传播学和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是由《连线》杂志主编Chris Anderson在2004年十月的《长尾》 一文中最早提出，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和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和经济模式。以“淘宝”为例，阿里巴巴“淘宝”站的商品玲琅满目，有热门商品，更多的是大量的非热门商品。将前20%热门商品所占市场份额和后80%的非热门商品所占市场份额相比，它们之间是旗鼓相当的，甚至后者会超越前者。简单的说，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即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众多的小市场所涉及的冷门产品涵盖了几乎更多人的需求，当有了需求后，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需求，从而使冷门不再冷门。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介改变了80%的小市场在夹缝中谋求生存的状态，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几乎无穷多的产品可以选择，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这条长尾上找到；用户真正喜好的产品被挖掘出来，那些非主流的众多产品开始进入用户的视野，并被他们所选择。而网络营销反过来也使这条尾巴越来越长，无限的网络为几乎所有的商品提供了无限的延伸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出售的机会。有学者总结出“长尾市场”有以下三个特征：1）非热卖品；2）单一特征的商品市场窄；3）商品繁多。对比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主题，非遗的产品多为少数民族文化，鲜少经过专业的市场包装与开发，对游客的吸引力有限，属于非热卖品；单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窄，只能吸引一部分特定的游客，其中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者和特定爱好者为主；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量大，它的特点恰恰促成了它以集合的形式成为旅游的“长尾市场”。

二、旅游需求“长尾”与供给“长尾”的契合

（一）游客旅游需求“长尾”的形成按照全球休闲与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当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就将进入休闲消费、旅游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期。根据最新一期的GDP数据显示，我国已有部分省市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破万，促使旅游业不断展壮大，形成规模效应。全民出游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旅游景点已无法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需求，旅游者的需求不断细分，以张扬个性从而更好地满足精神需求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与传统的主流观光游客形成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游客的“长尾”逐渐发展壮大，“头部”的大众化旅游需求市场广阔，“尾部”的个性化旅游需求市场单体需求量低，但是其集合需求量可堪比“头部”，形成了明显的游客旅游需求的“长尾”市场。

（二）旅游目的地“长尾”的塑造游客需求的差异化大大提高了“长尾市场”开发的价值和利润潜力。以前人们关注较多的诸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三山五岳等，都是选自自然风光绝美之地，而对人文内涵的景点较少关注。现在，我们走进了文化旅游的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亟待满足。近年来，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挖掘、开发，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录、立项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集合的形式走入游客们的视野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它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其文化性奠定了旅游开发的有效价值。截至2009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目还在收录当中，作为旅游产品的“长尾”，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三）信息化时代架起沟通的桥梁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使得人们出行不再依赖旅行社，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即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进而合理安排行程。传统的组团旅行最大的弊端是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忽视。而现在，家用的小车（有时是自行车），一台智能手机加载着行程所需的所有APP，就能完成一趟旅行。吃、住、行、游、购、娱乐等各方面不再由旅行社全权掌握，自己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产品和服务，追求旅行的自由与个性。同时，旅游产品的无形性使其可以利用网络上虚拟的无穷无尽的货架空间，零租金、零成本，毫无负担地成为旅游产品的长尾。

三、长尾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意义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热门景点游客爆满，冷门景点无人问津暴露出我国旅游的供需矛盾。在经济学中有着重要意义的长尾理论或许是我们缓和旅游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

（一）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盈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一般规模较小，有时甚至只是个别的继承人，没有能力采用诸如广告一类的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但是利用网络平台，可以用低成本达到广覆盖、快传播的传播效果，网络还拥有可永久储存的特点，比传统的营销方式更为优越，广泛地传播可以吸引游客的进入从而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获利。

（二）培养和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新浪旅游论坛传出“驴友”一词，“驴友” 是旅游的旅的谐音，特指参加自助旅行、一般性探险、爬山、穿越等爱好者，也特指以风景、人文、生活的体验或采风为目的的旅行者，而非那些以度假为目的的游客。近几年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一种旅游方式。“驴友”的出现正是游客需求多样化的真实写照。他们不需要加入旅行团，个人或者小团体组织只需要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就能游历大江南北。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可以培养一大批潜在游客，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三）分解旅行社和景区的合作关系。如果加入旅行团旅游，旅行线路都是由旅行社自主设计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旅行社规划旅行线路往往照顾与其有合作关系的景区，限制了游客对景区的选择，往往满足不了游客的需要；而现在，只要利用搜索引擎，消费者就可以自己寻找合适的景点，这就使景区对于传统旅行社的依赖减弱。

（四）适当缓解黄金周热门景点过于拥挤的情况。2013年的十一黄金周，四川九寨沟景区，因为接待能力不够，致使几十万游客滞留，引发游客强烈不满，最后把售票点都“攻陷”了。知名旅游目的地已经不堪重负——旅游服务接待能力透支，游客满意度下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的“长尾产品”可以帮助热门景区在黄金周时期有效地分流顾客，这既保证了“热门”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也能更好地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

（五）扩大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旅游“长尾产品”可以克服热门景区环境容量的限制，培养和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鼓励更多的潜在游客出游。同时，旅游业的乘数效应高，开发大量有生命力的“长尾产品”，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从根基上扩大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真正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带动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的非遗传承人的创作和传承之路都很艰苦，政府虽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经济上给予传承人一定的补助，但这远不能满足其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要求。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不仅能很好的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能增强非遗传承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生存环境。

四、非热门景区开发旅游市场“长尾”的对策

基于长尾理论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意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应把握机遇，积极发展，针对广阔的散客市场，运用“长尾”营销体系，满足高层次旅游者的定制化旅游需求，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使游客们各取所需，实现旅游目的地网络“长尾”营销的核心价值：

（一）建设旅游网络营销平台长尾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网络的普及和运用的基础上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首先要搞好旅游网络营销平台的建设。然而，网络的大容量也会带来过量的信息而使得消费者面临信息的选择困难，构建信息过滤与游客推荐相结合的网络营销平台，是消除选择障碍，缩短购买过程的有效途径。 其次，我国现有的旅游网站大都只是一些旅游景点、路线的简单介绍，有的景区景点甚至都没有利用到网络进行有效宣传，这在传播效果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搞好网络平台的建设要根据游客的多样性需求，本着分类清晰、信息全面、可信度高，可获得使用信息量大的原则，为游客建立一个专门的产品信息库。内容要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乐等各方面。并及时对这些信息进行更新，以便为游客出行提供最可靠的信息。同时还可以网上开辟论坛或与一些自媒体诸如微博之类的合作，通过超链接的方式连接网站和自媒体，将游客在旅游中的分享的见闻在网站上公布，让游客分享旅游中的点滴，通过亲身经历的分享培养更多的潜在游客，在竞争中克敌制胜。

（二）景区景点之间的团结合作对于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知名度相对较低，所以为了打响招牌，借助其他热门景点的“东风”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知名度高的自然风景区，如果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人文的组合可以在互补中做强、做大、做精。各方可以通过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共同培育居民的旅游意识，互相宣传对方，提高出游率。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应该通力合作，以集合的形式共同发展。单个的非遗产品或许力量弱小，也不能停留在原地自怨自艾，应该把握机遇，绽放光彩。由一种文化的发展推动多元文化的组合，非遗产品的团结合作，也有利于其开发富有特色的产品组合。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内容可以通过共同合作，相互互补，共同推动，打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