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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化;研究
一、认清形势,把握大局,进一步增强做好档案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平阳县历史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全县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项、省级21项、市级62项、县级98项,国家级传承人2位、省级28位、市级70位、县级80位,创建了省级非遗传承基地1处,市级非遗传承基地3处。此外,平阳还创建了“和剧”、“温州鼓词”、“平阳南拳”等多个传承基地和多个传承教学基地。但近年来,平阳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灭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和流失,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数字化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档案建立不完整不系统。平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处于起步阶段,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建档,相关的文件、音像资料零星存放,存在着管理不严和流失现象。
(二)缺乏相应规章制度约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管理保护措施不够完善,在遗产保护上虽然以政府为主,但在遗产传承、挖掘和资料的整理上仍然以个人行为居多,一些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后继乏人,依靠祖辈口传身教继承的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急需加强。
(三)尚未形成长效管理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十分短缺,专业人才相对缺乏,技术保护、人员培养以及档案管理资金和设施难以保证,遗产档案管理松懈甚至流失,严重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
(四)科学保护档案有待提高。民众保护意识淡薄,一些部门单位不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亟待补救。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录,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缩影。不仅是群众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因此,深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不断提高档案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使档案工作更能体现时代精神、增强生命力,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二、找准定位,发挥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全县转型发展大局
加快转型发展、建设温州大都市南部中心城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县工作的大局,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研究工作,必须更好地服务于这个大局,把握结合点,找准切入点,在服务转型发展中确定工作方位、发挥独特作用。
(一)发挥档案工作服务文化繁荣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记录着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档案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要加快推进新一轮档案梳理,努力使档案成为一个地方的文明象征和文化标志。要把“文化强县”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归档和综合利用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档案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二)发挥档案工作服务社会民生的作用。人民群众满意始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生问题解决到哪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建立档案资源体系和方便群众查阅的档案利用体系,创新档案工作服务民生的途径和办法,扩大档案开放范围,改善档案查阅条件,努力使档案资源更好地惠及于民。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网络延伸到社区,促进“档案进家庭”。
(三)发挥档案工作服务建设主旋律的作用。当前,平阳进入大投入、大开发的时代,很重要的是借鉴历史经验、科学治国理政、凝聚民心。文化部门要大力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量,把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把加快转型发展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三、突出重点,强化举措,不断提高档案管理和服务水平
建设与平阳转型发展、科学发展要求相符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文化部门肩负的职责。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一)在档案登记备份工作上下功夫。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登记备份工作的规范化。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归档时间,确保档案数据准确、真实,不断提高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确保关键时刻能真正发挥效用。
(二)在档案文化建设上下功夫。找准档案文化的立足点、聚焦点,对县非遗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进行归纳提炼和深度分析,实现更高层次的开发利用。县非遗中心要充分发挥作用,指导档案建设,通过拍照、摄像、录音等方式为濒临失传的文化现象建立档案,为推进文化强县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三)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上下功夫。数字化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有效保护和利用的前提和基础,是提高档案利用网络化服务水平的关键。以建设数字档案室建设为抓手,加快从过去以技术为主导向以服务为主导转变,从注重应用信息技术向注重档案内容信息化转变,进一步完善档案信息资源库、档案公共服务应用系统,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互联共享,带动档案信息化与档案服务体系深度融合,让大众也乐于参与和分享。
(四)在档案基础工作建设上下功夫。主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整理工作。积极挖掘,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演唱的曲目进行录像、录音、记谱工作, 并摄制成光盘永久保存。对于实物档案不便于长期永久保存的,将其转换成电子档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口口相传、记录不多或不宜推广的民间技艺,都要一一归档。
四、加强领导,营造环境,为非遗档案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单位本着对档案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建立行之有效的组织工作体系,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为保护工作提供组织支持和人力支持。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非遗产业化;非遗生产性保护;传承与创新
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抓住新农村建设这一历史机遇,推动我国农村非遗的保护,不仅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更是实现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对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意义
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而非遗产业化正是新农村建设中开发保护非遗,发展文化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非遗产业化是指由政府主导、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引向市场参与竞争,借助市场拓展非遗的生存空间。非遗生产性保护是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的保护。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非遗生产性保护是非遗产业化的前提,非遗产业化是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升华。在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对非遗生产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遗产业化为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促进农村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
我国的文化生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非遗以其最传统的方式保留在农村,它是深厚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直接来源。农村文化的内容种类繁多,其中属于非遗的包括各类民俗活动、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和各种传统技艺,等等。这些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是本民族本地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历史渊源、生存环境等许多内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总和。非遗同时具有商品属性,只要通过合理挖掘其价值,使其成为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就能实现它的商品价值,进而推动该地域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并使这一特色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当今社会创新性地使用了“文化经济”的概念,即由文化与经济融合催生,两者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所形成的以经济为依托的新文化形态,或者说以文化为内涵的新经济形式。非遗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的产业化可以促进文化体系的进步,形成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的发展新平台,有利于文化内涵的提升,加强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二)非遗产业化有助于非遗生产性保护
非遗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必须依附于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发展与传承。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市场已成为非遗最好的载体与传播空间。要实现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市场化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①以生产促保护,将非遗融入日常生产生活,这有利于保持它们的生机与活力,为非遗拥有更广阔的市场提供了可能。要有效保护非遗的传承就必须使该文化形式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产业化追求规模经济的动机与非遗得以存续和发展的规模前提是可以有机契合的,走产业化道路,将零散学习,私相授受的传承方式转变为按照市场运作的经济形式,并统一规范、整合资源、形成规模、产生利润。只有这样,非遗才能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并找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道路。产业化也为一些政府资金所未涉及的非遗项目提供了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可能。
(三)非遗产业化有利于非遗的传承与创新
非遗产业化,使人们对它们的前景有了很好的展望,从而保持着高涨的传承积极性,这种创新性的保护方式为非遗的保护奠定持久、深厚的基础,促进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就业,促进文化消费,将非遗的保护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非遗产业化是符合非遗发展特定规律的。当然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并不是保护非遗一成不变,时代在变迁,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习惯在变换,要想非遗永葆青春,必须赋予其时代内涵。适当地使用现代技艺,融入时尚元素,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去满足当代的市场需求,才能为文化的传承铺设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要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务必要明白:保护传统手工艺不等于盲目排斥机械化,否定创新。对非遗的保护关键是对传统核心技艺的保护,只要保证了这一点,机械化并不被排斥。
二、当前我国农村非遗产业化传承创新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农村非遗保护是整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文化遗产更是面临着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的双重威胁。不少青年人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缺乏热情,民间文化后继乏人,非遗很可能因为没有继承人而失传。目前,农村非遗保护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
(一)认识不到位,缺乏非遗生产性保护意识
当前,宣传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很大,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对于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保护的宣传还有些不够。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群众,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在理解上一定程度存在“新农村建设就是新村庄建设”的偏差。一些地方官员对农村非遗的保护重视不够,而且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其旅游开发价值上,忽视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因而难以很好地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片面追求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重开发利用,轻抢救保护。
(二)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法规、政策还存在不完善的问题
当前我国关于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政策法规不健全,与农村非遗保护的紧迫需求不一致。我国农村非遗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如何通过立法确立抢救、保护的认定标准,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个标准的确立都有一定的难度。没有明确确立农村非遗保护标准,不到位的农村非遗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影响了农村非遗有效的生产性保护。
(三)管理力量薄弱,专业人才匮乏,非遗开发不足
当前,许多农村尚未建立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非遗保护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工作难以正常有序地开展。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村落,村民委员会难以承担依法管理的职责。同时,非遗生产性保护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实际上现有的专业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随着老艺人相继离世,一些口传身授的民间非遗未能传承。目前农村缺少创意设计人才也是非遗传承创新的一大瓶颈。非遗产业化因人才缺乏而难以为继,许多有市场潜力的非遗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
(四)注重非遗产业化的眼前利益,忽略可持续发展
非遗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为一些厂家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但他们往往过分地追求眼前的商业利益而违背了产品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精神,偷换了文化精髓,使之失去原生性。长此以往的发展,会起到“脱胎换骨”的作用,这就剥夺了后代一睹这种非遗原有风采的机会。始于经济角度的开发容易导致对非遗的误读。从产业化角度开发利用非遗资源,能有效地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但从具体实践来看,开发商往往对非遗生产性保护认识不深,热衷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略了非遗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目前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多以经济为导向,忽略了生态文化发展的规律,导致文化旅游业难于持续发展。我们必须保持非遗的完整性,尊重历史,在发展的同时保证它们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肤浅地只注重眼前利益,自私地剥夺了后代领略非遗风采的机会。
(五)目光过多地停留在经济潜力较大的非遗项目
走规模化道路的产业化经济将零散学习,私相授受的民间技艺按市场化模式进行运作,完成自我发展。但在具体实践中,开发商在利益的主导下,往往只对潜在经济价值高的非遗项目感兴趣,使得那些经济价值相对较小的项目失去了一展身手的舞台。但是从非遗自身的角度来讲,它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所以这种忽视正在无形地将部分非遗推向消亡边缘。
三、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创新的宁波经验
我国农村非遗保护目前主要采取生产性保护措施。非遗生产性保护就是在保护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不变前提下,将非遗资源转化为产品,既传承又创新,推动非遗产业化,使非遗在生产中得到保护。我国于2006年提出“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农村文化产业就是农民依据市场需求,把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商品的一种现代生产。农村文化产业的主要行业包括乡村旅游产业、手工文化产业、园艺产业、地方土特产业等。目前,我国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取得了卓越成绩,因为其具体的艺术产品形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已通过生产性方式进行保护,除了对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农民也在保护过程中获得经济收益。以宁波为例,介绍宁波在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传承创新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
(一)打造“三位一体”的非遗宁波传承模式,推动非遗生产性保护
宁波创新非遗传承模式,2006年在全国率先提出“三位一体”模式:做到非遗项目、项目传承人、传承(传播)基地三联合;创建非遗展示馆,做到政府、企业、个人三联建;加强生产性保护,做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三联动。这为非遗传承创新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土壤,最大程度地保护了非遗的生存空间,非常有利于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和生产性保护,对非遗传承创新具有探索性的意义。“近年来,宁波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创新实践,积累经验,探索规律,‘三位一体’保护模式推出3年多来,全市建立了市级以上传承性、传播性‘三位一体’项目208个,有21项非遗列入国家级名录,象山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被文化部批准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通过‘三位一体’建设,大大激发了传承人和学校、企业、旅行社、行业协会等单位的保护积极性,使一批濒临消逝的非遗项目重获新生,实现了大部分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三金一嵌’传统工艺全部与市场接轨,恢复传统生产;奉化布龙、宁海耍牙、宁波走书、甬剧、木偶摔跤、犴舞、北仑造趺、渔民号子、奉化吹打等众多非遗项目,或走出国门展示风采,或进入校园培育传人,或登上舞台成为精品……”[1]宁波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农村一些有群众基础和社会需求的非遗项目,采取传承核心技艺、创新非遗产品和刺激市场需求等方式进行生产性保护,增强非遗项目的造血功能,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二)首创传承基地与传承人挂钩,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活态传承
宁波市全国首创传承基地和传承人挂钩,这一做法在2009年出台的《宁波市非遗传承基地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②传承基地与传承人挂钩,既可以给传承人搭建平台,解决传承对象难以物色、场地等问题,又可以使传承人在传承基地专心传授技艺,从而使非遗得以传承和弘扬。如宁波拥有包括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等在内的不少生产型传承基地,在那里,人们既能参观“静态”的藏品陈列,又能看到一条龙的生产过程,看到“活态”的传承。位于鄞州区横溪镇的宁波朱金漆木雕艺术馆就很好的使传承基地和传承人相结合。工人作为传承人在其中向游人展示朱金漆木雕的技艺,艺术馆又给工人提供一个展示其技艺的舞台,同时还可以使游客真实地感受到朱金漆木雕的技艺,有益于该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包括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等在内的不少生产型传承基地,把厂房和艺术馆结合起来,既有静态的藏品陈列,又通过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转化为工艺产品进入市场,实现活态传承。这些传承基地还集聚、培养了一大批传统工艺技师和工人,使传统工艺薪火不息,活力永续。”[2]另外,宁波为了扩大非遗传承人队伍,将一些容易普及且趣味性强的非遗请进校园。如“金银彩绣”“宁波走书”“泥金彩漆”“鱼拓画”等技艺主要是把学校作为传承基地,请传承人到学校讲课,介绍这些技艺,学生将这些技艺作为选修课进行修读。这些非遗技艺传承者可以从学生中物色新的传承人,学生毕业后到基地从事非遗生产工作,使技艺不断延续下去。
(三)非遗传承基地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创新发展
有人说生产性保护是非遗的“自我造血”,非遗传承基地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不断产生新鲜血液,笔者认为这是对该类保护措施最贴切的解说。以宁波市鄞州区的非遗项目金银彩绣为代表,看看它是怎么实现自我造血的。当裘群珠得知从事金银彩绣的人越来越少,这项技术的传承面临着莫大的困境时,她主动出击,筹资成立了宁波金银彩绣公司,为金银彩绣文化设立了一个关键的传承基地,使金银彩绣不只是停留在展品的行列。在艺术品生活化,日用品艺术化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研发、生产家居软装饰品,宗教用品和艺术收藏品以及提供度身定制、纯手工制作高档服饰的服务,将中国元素融入精品当中,以文化引领时尚,打造高端非遗产品。尤其是家居软装饰品以及以钱包、服饰为代表的生活用品的推出,紧随艺术品生活化,日用品艺术化的发展目标,使文化根植于生活,深入到群众,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通过生产扩大了金银彩绣的影响力,展现其特有的魅力,金银彩绣生活品的推出,完成文化与生活的紧密结合,生活中有文化,文化中有生活,是保持金银彩绣健康发展的基础,巧妙地完成了非遗的自我造血。金银彩绣公司还巧妙地结合目前市场的消费需求推出了相关的服饰与汽车坐垫等产品,为非遗的创新推广再添一翼。
(四)开展文化旅游,促进非遗保护,提高非遗品牌知名度
文化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本身具有传承、发展和保护非遗的功能。文化旅游业是非遗产业化的重要途径,它的发展有助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全面展现非遗风采,赋予非遗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给予它们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沃土,为其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实践证明,非遗保护得越好,其利用价值也越大,旅游业和其他产业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宁海县把国家级非遗“十里红妆”打造成博物馆,成为知名的旅游文化品牌。另外,根据笔者指导学生对宁波市鄞州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在收回的286份问卷中,有237位接受调查的对象对开发民俗旅游这项非遗的市场化措施颇感兴趣(表1),所以通过这种为大家所接受的形式来发扬非遗是很明智的举措。以鄞州区的“梁祝传说”非遗为例,非遗对发展旅游经济有着积极作用。梁祝文化公园是全国唯一的爱情主题公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梁祝文化产业园的规划和开发深入挖掘了梁祝文化的内涵,巧妙运用梁祝文化资源的独特性、稀缺性、产业优势和国内外的影响力,打造“东方爱情圣地,国际浪漫之都”。梁祝文化产业园的设立,突破了文化观光的消费层面,将梁祝传说渗透到旅游活动中,挖掘旅游项目的历史内涵,提升其文化品位,不仅使旅游过程更加丰富多彩,也增添了梁祝传说这一非遗的魅力,更有利于梁祝文化的传播和非遗品牌的塑造。可见,将非遗渗透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在开发旅游资源、打造旅游产品、策划旅游项目、宣传旅游形象时会更有说服力,也可以使旅游资源产生整合效应,塑造个性鲜明的旅游品牌,借助旅游业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四、我国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和创新的对策
对新农村建设中非遗的开发利用要以文化遗产观为指导,遵循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规律,非遗产业化开发要适度。对非遗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要保护传承,又要创新发展。通过总结和归纳宁波市农村非遗传承创新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目前农村非遗保护的现状,提出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和创新的几点对策。
(一)充分利用传媒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农村非遗宣传力度
现代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传媒,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有87%的人是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传媒方式来了解非遗的,所以充分利用媒体手段对非遗的保护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需要实现文字、图像、视频、实地活动开展等多种样式的综合形式,建立起立体的、互动性强的感知环境,营造出融合性强的文化氛围。用现代科技诠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强劲的生命力,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在文化、传媒与大众三者之间编织牢固的网络,达到理想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是实现非遗产业化的重要基础。
(二)完善农村非遗产业化的法律保障与管理机制
法律保障是开展农村非遗保护的前提条件。由于农村非遗保护法律的缺失,对农村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因此,要尽快出台有关指导农村非遗保护的政策,使农村非遗产业化有据可依。在继续推动地方法规建设的同时,规范地方非遗保护工作。完善管理机制,不断督促基层工作。政府对非遗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认可程度,只有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大对非遗的保护力度,设置相应机构,委任专人负责,建立权、责、利考核机制,严格监控非遗保护的每个环节。避免出现个别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非遗原有的精神内涵,必要时进行干预。
(三)完善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机制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机制,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陷。今后需要进一步改进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机制,比如通过建设相关制度保护农村非遗项目以及传承人、建设农村非遗保护基地、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建设非遗展示馆与非遗博物馆等方式,更好地促进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的开展。另外全国性与地方性的非遗博览会,也可以成为非遗生产性保护成果集中展示区,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如今,还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扩大农村非遗的影响,如把互联网打造成为农村非遗销售与传播的主渠道之一。
(四)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
著名社会学家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这一重要思想,他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找到本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地,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而民族文化自觉后的具体行动就是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我国广大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农村非遗保护的坚实力量。因此通过加大农村地区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建立健全农民的相关教育制度,可以提高农民群体对于农村非遗保护的整体素质。并且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可以使农民深刻认识到保护非遗对他们自身的重要意义,从而培养他们自觉保护非遗的意识,引导和鼓励他们主动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
(五)通过非遗教育,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
非遗是植根于民族民间的活态文化,它依靠传承主体而存在。为了促使农村非遗传承人更多地投入到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政府给予主要传承人一定资助,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培养非遗传承人方面,除了设立奖励制度外,还鼓励有志青年把传统的生活方式、祖传的技能不断延续下去。此外,通过积极搭建农村非遗的生产、交流平台,充分挖掘农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潜力,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非遗教育。针对目前国民对于保护非遗意识薄弱的情况,我们应当加强教育与宣传力度,认真做好非遗教育普及工作,与学校联手,进行宣传教育,免费传授相关非遗技艺。
(六)合理开发与活态传承相结合
农村非遗保护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合理开发使它能够活态传承下去。农村非遗只有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紧密联系,才具有持续稳固的生命力。宁波市鄞州区探索出了一种新模式,就是建设生态博物馆群。这种博物馆群的主要模式是使非遗在其所属的环境中完整地被保护起来并传承下去,同时结合非遗的产业开发,既解决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又提高了传承人和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
作者:鲍展斌 黄亚男 单位:宁波大学
注释:
①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文非遗发〔2012〕4号。
②宁波市政府《宁波市非遗传承基地管理办法》,2009年5月。
参考文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活态文化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体现。如何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全方位加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战线工作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广大农村,非遗的保护传承要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相结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做到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一、农村文化礼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一)关于农村文化礼堂
农村文化礼堂,是指根据农村行政村人口规模、人员构成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确定设施规模,开发建设的农村综合文化活动场所。它可以利用既有的空间设施,如祠堂、旧校房,也可以根据规划新建、改建、扩建。主要设施包括文化礼堂、讲堂和文体活动场所。以有场所、有展示、有活动、有队伍、有机制等“五有”为基本标准,按照“两堂五廊”,两堂即“礼堂、讲堂”,五廊指“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艺术廊”设计,可建成综合一体式,或者分散组合式。农村文化礼堂应成为集教育、娱乐、礼仪、非遗传承于一体的农村公共空间。
建设农村文化礼堂,有利于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从设施建设向内容建设提升,从资源分割向资源整合提升,在传承优秀文化、弘扬乡风文明、培育农民素养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重要载体,是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保障,是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构建农民精神家园,提升农村文化建设水平的重要举措。2013年1月,李强代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将建设1000个农村文化礼堂列入了今年省政府十件实事之一。义乌市也计划通过5年的努力,在全市建成一批集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等“三型”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礼堂。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非遗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主要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遗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近年来,政府部门通过开展非遗普查、开展非遗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遗文化、制定保护名录等措施,加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二、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义
(一)农村非遗为农村文化礼堂提升内涵、丰富内容
一是农村非遗丰富了农村文化礼堂的内涵。农村非遗含有许多精神、礼仪层面的文化内容,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能够传承下来的精神、礼仪方面的内容,肯定是文化精华所在,这不仅丰富且提升了礼堂的文化内涵。同时,农村文化礼堂也为非遗的良好研究、传承提供阵地保障。二是农村非遗为农村文化礼堂展示展览功能增添亮点,农村文化礼堂是农村非遗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展示平台。农村文化礼堂的展示展览是其中一个重要功能,通过挖掘历史,对村内的非遗、特色文化进行展示展陈,建立档案,也有助于对非遗的保护。如大陈镇的马畈村、赤岸镇雅端村对古时的农耕用具、纺织机等非遗工具进行展陈。三是农村非遗是农村文化礼堂重要活动载体,非遗的特点是活态的流变,如表演艺术、社会风俗、民俗文化等,非遗也大大丰富了农村文化礼堂的活动内容。农村文化礼堂也为非遗交流和传播的提供良好阵地和活动空间。非遗只有不断演练、传承,才能不断创新发展。
(二)农村非遗文化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提升层次和魅力
通过农村文化礼堂这一平台,使非遗文化在农村得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将大大提升农村文化的层次和魅力。(1)可以通过弘扬非遗文化,了解村史变迁、了解乡土文化,进而增强归属感,促进爱家、爱民族、爱国家的热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村落,历史究竟有多长,地域有多宽,有历史记载以来的人文现状、文化底蕴究竟有多深?我们常说难解乡音乡情、叶落归根的情怀,归根到底是我们对国家、民族、家乡的热爱,是对家乡文化的依恋,非物质文化遗产默默记录、承载和见证历史,它是我们历史文明的显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始性和真实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历史,保护历史就是保护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园。(2)可以通过弘扬非遗文化,使农村民间工艺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是古老越有价值,越是古老越是深奥、巧妙,技术性越强,工艺性越高。这些工艺技术性遗产,不仅令当代人长久地深思不解其术,而且有许多工艺仍然可以继续采用或者直接使用。对现代化的高难度现实,仍然具备着现实意义和使用价值,使古代遗产为当代服务。(3)通过弘扬非遗文化,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许许多多的构思、设想、设计到制作都具备其美妙的观赏价值,美轮美奂,百看不厌。尤其是那些古代民乐和古代器乐的制作,不仅娱乐了一代又一代的古人,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够享受到古风古韵、古色古香的艺术味道。
三、目前影响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作用发挥的因素分析
近年来,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取得了良好发展,农村非遗保护工作和农村文化阵地建设都取得了长足发展。领导重视,纳入了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制订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工作规划。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和考核奖励等措施,有力地推动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临安市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是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典型模式。但是,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许多地方仍然没有把农村非遗和农村文化礼堂有机结合,部分地方甚至把这两项工作截然分开,致使两者的作用都得不到发挥,影响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发展,农村文化的巨大乡土魅力得不到展现。
(一)重视不够,农村非遗保护工作和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薄弱
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把这两者的建设和保护都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许多经过旧村改造的村,面貌全非,农村文化气息破坏全无。许多农村文化阵地被商业店铺所取代,一些祠堂、旧校址、老厂房多用于出租谋利,仅有的一点活动室就是老年活动室,农村文化得不到保护发展,非遗也逐渐失去生存的环境。
(二)结合不紧,农村文化阵地缺乏和农村文化生活单一问题并存
各类文化阵地都比较单一,宣传部门主打“乡风文明村”建设,文化部门搞的是文化示范村(特色文化示范基地)、体育部门弄的是小康体育示范村(社区),创建的门类众多,没有形成一个统领,同时面对农民群众越来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传统的基层文化阵地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文化礼堂建设解决了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管理杂乱,但相对薄弱的文化模式,还需要更多的创新、丰富;而另一方面,非遗没有很好的平台和载体来传承。
(三)资金不足,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文化礼堂建设缺少足够的投入
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对于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村来说,启动建设的资金就让人望而却步,更别说长期日常运行管理经费了。而对于非遗保护来说,由于农村文化的丢失,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经费更得不到保障。
(四)人气不旺,文化吸引人、凝聚人、教育人的作用没有难以施展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文化建设只注重娱乐、休闲,而对村民的道德教育有些忽略。从前,村里唱社戏、办庙会、闹社火,群众劳动之余享受著文化的滋润。如今,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大批进城务工,这些村落文化在农村得不到传承,传统民俗逐渐消亡,特别是一些非遗项目面临灭绝,新的民俗却没有形成。本土化程度不够,无法打造本土品牌。传承人日渐减少,出现“人亡艺息”现象。
(五)开发不力,没有很好地利用非遗和农村文化礼堂发展文化产业
一些村庄旧宗祠被长期闲置,文化礼堂建设却没有场地。如凭借农村良好的生态和乡土环境,利用文化礼堂和非遗项目,开发乡村旅游、开展特色产品。
四、今后积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作用的建议
农村文化礼堂是非遗传承发扬的舞台,非遗是农村文化礼堂的灵魂,农村文化礼堂只有融入非遗才有生命力和独特性,而非遗需要依靠农村文化礼堂这一载体、平台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一)强化意识,政府主导
(1)挖掘特点,突出亮点。各村在文化礼堂建设中,首先明确各自的文化主题,打特色文化品牌;其次在品牌、特色的选取上,要因地制宜,注意挖掘本村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力争一村一品,百花齐放,各具特色。一类是特色明显、单一的,确立主题可打非遗特色牌,比如:义乌市稠城街道下西陶村,根据村内曾有个婺剧站历史,确定了戏曲之乡为主题,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大亮点。一类是历史上贤达人物较多,或者特色较多的,应该注重挖掘期间的关联性,找到共通点,确立本村的主题,如稠城街道下娄店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村是骆宾王的后裔,而且史上村里还有参观过远征军的革命烈士,村里建有革命烈士墓碑,他们抓住骆宾王曾一腔爱国热情,从军边塞的历史,结合远征军忠于国家,远征救国的革命情怀,该村把爱国热情、红色革命两者结合,将忠勇孝义、开拓进取确定为礼堂建设的主题,并将这个主题融入到礼堂建设的每个细节,形成的特色鲜明。(2)强化政府主导意识和村级主体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制订工作目标和规划,强化措施。市文广新局、市文联等单位要充分发挥“文艺专家联百村”、文联志愿者等活动载体,积极开展“送文化、种文化”服务,丰富文化礼堂活动内容。努力打造村级、镇级文体交流平台,培育特色、精品,整合升级。农村文化礼堂的主体是农村,村两委高度重视是基础,村两委思想认识到不到位、直接关系着文化礼堂的运作发展,也是必影响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必须确定一位村干部分管负责文化礼堂工作,只有充分认识“文化礼堂”对推进新农村建设、非遗传承、农民素质提升、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才能真正建好、管好、用好文化礼堂。(3)多形式、多渠道投入资金。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出台农村文化礼堂、非遗保护传承的财政扶助政策,给予一定经费保障,确保“有钱办事”。建立农村文化项目资助机制,对有特色的农村文化活动、艺术形式,通过项目资金给予支持,激发农村文化创新活力。义乌市就出台了《义乌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实施意见》,部分镇街出台了相应的配套补助政策,最高达到1:1补助。同时,各村也要通过村级配套、民间集资等方式多渠道集资筹款。村级要树立节约办会、开源节流,坚持花小钱办好事、办大事的理念,让每分钱都能发挥出最有效价值。与此同时,提高非遗保护传承和农村文化礼堂结合紧密度,对于特色鲜明的,要加大扶持力度,提升建设档次,走股份制开发旅游、产业化发展道路。(4)加强工作交流,典型引路。组织各村之间开展各类文化交流,能进一步强化村民的认同感,还能凸显各村的文化特色。组织开展村、镇、市范围内的各类非遗比赛,如包清明果比赛、包粽子比赛、农民画比赛、戏曲演唱大赛等;各类全民健身活动,如各类球赛、排舞大赛、广场舞蹈大赛;各类农村书法、武术、绘画等艺术大赛;发动广大农民广泛参与,增加村民之间的交流,通过交流带动基础薄弱的村挖掘自身特色文化,加强文化培训,逐步提高艺术水准,激励村民对特色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提升村农村文化礼堂的档次水平。(5)加强管理,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农村文化礼堂能够持续发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要按照“建管同步”运行机制,健全市、镇街、村三级管理制度,完善奖惩机制,确保“有人办事”。市级层面建立考核办法,镇街制定管理办法,村级建立管理制度。镇街要建立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活动档案,对各村文化礼堂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和考核评价。村级要建立文化礼堂管理制度、活动安排,对全年活动进行周密细致安排,精心编排每月文化活动主题,让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真正发挥作用。
(二)因地制宜,挖潜搞活
(1)立足本土。从设施层面说,我们在文化礼堂建设中要充分挖掘地域资源,要积极收集整理史料,特别是非遗资源,用这些散落于民间的文化元素,整合资源,形成鲜明的村落文化,成为农民群众自我教育、陶冶情操的教材。在文化礼堂建设中,要坚持勤俭办事、因地制宜原则,利用原来祠堂公共空间,盘活动闲置资产。(2)结合嵌入。义乌外地人口多,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还要注意文化的多样性。在充分挖掘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的传播和接纳,积极引进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积极向上的外地先进文化进农村文化礼堂。譬如,周边村落文化、同根同族的外地同宗文化等,都可以成为农村文化的新亮点。(3)融入生活。生活与文化密不可分。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要把非遗作为切入点,把礼堂不仅建成农村文化空间,而且也是生活空间,成为集教育、娱乐、礼仪、非遗(民俗)传承于一体的农村公共空间,发挥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功能。如向红白喜事、入学礼、成人礼、新人礼外延,加强礼尚往来,重视道德教育,提升村民素质。
(三)培养人才,建好队伍
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实施“市―镇街―村”三级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各镇街统筹推进,各村是管理主体,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及使用。农村的非遗保护传承亦是如此。要发挥非遗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的作用,必须抓好:(1)文化礼堂管理员队伍。负责任、懂非遗的文化礼堂管理员是关键,他是联系村两委、组织活动者、参与者的桥梁和纽带。村里要挑选一位热爱宣传文化工作,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懂一些非遗传承、会使用礼堂设备,并且热心服务群众的专职文化礼堂管理员,负责日常管理服务。(2)非遗传承人队伍。非遗包括各类民间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各种传统技艺等,多数靠口授和行为传承,必须以人为载体才能够传承下去。为此,一方面要对保护传承人,对其生存、生活提供保障,如养老、生活的补贴,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技艺从以前的家传变为今后大众共享的资源,政府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偿。要让非遗传承人走进文化礼堂,成为文化礼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另一方面,要通过培训、活动、交流等形式,加大传承人的培养,扩大传承范围,让更多的非遗走进农村文化礼堂。(3)文化骨干队伍。要组建一批善于组织活动的文体骨干队伍、挖掘一批非遗传承人、培训一批农村宣讲员队伍,通过发挥村内“草根艺术家”的作用,协助开展文化礼堂各项工作,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4)群众团体。充分发挥老年协会、团、妇等群众团体在文化礼堂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
(四)礼堂搭台,非遗唱戏
要围绕“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要求,以活动为支撑,一方面促进非遗传承,另一方面为农村文化礼堂注入“活力”,进一步提升文化礼堂的功能与定位,把它打造成传播现代文明、弘扬主流价值的新平台。要善于把思想引导与文化娱乐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展活动引导农民价值观的转变。(1)要保持原汁原味、展现独特风味和魅力。非遗开发进入文化礼堂,要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活态化呈现,将其引入我们的生活,使人们从生活中强烈感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常化、民间化、审美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活动时尽可能保持其原有的特性,原有表现形式,原始地点,尽量减少人为的雕琢和仿造,比如民间的习俗、民间节日、民间工艺等。 (2)要注重“思想性”与“娱乐性”的结合。农村文化礼堂注重精神、礼仪活动,不仅有家族祖训、村规民约、贤达人士、文明家庭、好公婆好媳妇的展陈,还有春节祈福迎新礼仪、婚礼、七岁开蒙礼、成人礼(即为冠礼)、重阳敬老礼仪等,这些礼仪活动,每项的活动开展都是非特质文化遗产的一次传承。这些礼仪活动与每个村每家每户、每个村民息息相关,要让这些精神引领、礼仪传承成为村民的一种自觉的需要,从而产生对村庄的归属感、荣辱感,凝聚人心,形成良好的村风民风,引导每位村民主动投入到农村的发展建设上来。(3)要利用民间传统节日开展活动。我国节日众多,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建党节、七夕、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冬至、腊八节、除夕等等,如春节以迎新纳福为主题开展活动。迎龙灯是正月里最盛大的活动之一,人们通过迎灯,以示驱邪除瘟,祛灾祈福,祈求丰收、祈求平安。每个节日都有其不同的来历、含义、特点以及相对应的文化活动,特别是传统的节日,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节日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更能引起村民的共鸣,并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围绕这些节日主题,开展各类与之相应的活动,让非遗在农村文化礼堂中发光出彩。
(五)合理开发,反哺文化
要将非遗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所打包成一个整体项目,作为旅游资源开发,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的结合,也使非遗在开发中加强保护,在利用中加快发展。要加快传统表演艺术和传统民俗活动的开发,大力发展非物质文化旅游。要充分利用民间文化艺术,以歌舞表演、精品展览、精艺体验、饮食文化等为看点,开发出能吸引旅游观光的特色文化旅游项目,打造出新的文化旅游品牌。通过产业化所得资金再投入文化建设,形成良性互动发展。
五、结束语
每一种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视觉形态都各有特点、千差万别,要使它们重新焕发艺术魅力,就要对其艺术形式进行清晰的梳理与整合,并加入现代设计手法,让这些传统民间艺术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的源泉,帮助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展下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呈现出新的艺术形式,不断增加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一优势
1.研究机构支持在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持续关注着赣傩面具艺术,有不少研究人员深入田间乡野对傩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对赣傩面具工艺进行了详细纪录,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为保护赣傩面具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也为赣傩面具的创新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智力保证。
2.政府的重视地方政府已经逐渐认识到保护传统赣傩民俗文化的重要意义,逐步开始重视和投入,并与当地旅游产业结合,实现文化与经济双赢。比如:2010年中国最大傩文化主题公园在南昌建成。这些都是十分有利于未来赣傩面具的创新发展。
二劣势
1.缺乏保护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经费投入不足,很多地区的傩庙和古傩面具都缺乏完善的保护,因为资金和人员的不足,有些村寨甚至出现偷盗面具现象。整个江西地区的傩面具资源都缺乏系统化的发掘和保护整理。
2.人才的匮乏江西是一个文化创新产业刚刚起步的地区,赣傩面具创新与传承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需要新颖的设计概念和市场运作,目前尚缺乏创意迭出的创新人员和既通晓赣傩面具艺术又擅长市场经营的运作者。
(二)、探索赣傩面具的新发展
傩面具形式的创新赣傩面具文化分散在江西各地,整体显得零散而没有自身特色,必须树立品牌形象,创立具有江西地域特色的傩面具文化品牌,这就需要研究人员、设计师的合作努力,去发掘提炼赣傩面具中一些地方特色,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傩面具文化进行区分。如何创新赣傩面具,并让当下的年轻人接受喜欢,这就需要把面具图形进行改良设计和品牌包装。要想在市场吸引人眼球,必须设计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图形,成功的设计可以让品牌与产品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市场竞争力。如:1998年乔布斯将苹果iMac电脑设计成外形呈现半透明的、果冻般造型圆润的蓝色机身,出色的设计使得这款电脑3年内售出了500万台。这款利润率达到23%的外形创新的产品所有配置都与此前一代亏损的苹果电脑如出一辙。傩面具元素图形是经过千年的演化的古朴民间艺术,但作为一种古老的祭祀文化却很难从视觉审美上吸引现代人,这也是目前大部分陷入困境的传统艺术所面对的共同难题。没有好的创新形式设计,即便是再优秀的民间艺术失去了昔日赖以生存的土壤,仅仅作为学术研究来进行保护和探讨,是很难再焕发出闪亮艺术生命力。
(三)赣傩面具内容的创新
傩面具是兼具功能意义与审美价值的,简单地去谈论傩面具的审美价值,便会陷入误区,以为这些东西只是传承下来的艺术品。其实非物质文化就是指傩面具含义中这种精神祈福、驱灾的文化内核,来源于古代的巫术祭祀文化,所以赣傩面具文化带有一些古老的神秘色彩,我们可以吸收赣傩文化中人们祈求幸福平安美好的含义,将这种中国特有的吉祥寓意融入赣傩面具的创作。
(1)按厚薄分有单宣、夹宣、二层、三层、四层、极薄、中厚、厚口。
(2)按帘纹分有罗纹、龟纹、棉连、蝉翼等。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其用途也呈多样性与适用性。“龙游佳制艺称殊,挥漉云烟笔自如,移得后山名句赞,南朝官纸女儿肤。”这首诗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书画大师启功先生在1989年初夏为龙游县宣纸厂题赠的,是对龙游寿牌宣纸艺术特色的最高评价和激励。同时一批书画名家对龙游皮纸进行过诸多的评价,诸如:陆俨少、谢稚柳、沙孟海、郭仲选等用过此纸后而大发赞赏之词。通过此反映了龙游寿牌宣纸在当时已具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赢得了广大书画人士的钟爱。
(四)、结语
改变命运的大火
阿七的全名叫阿七·独支玛,是摩梭人中为数不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和大多数习惯了与世隔绝的族人不同,她对外面世界更为敏感。不过由于温泉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所以阿七的生活和大多数摩梭人一样贫困。199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一场大火吞噬了阿七丈夫的家,本就贫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而这场大火也促使阿七想方设法改变贫困的现状,让她走上了命运的拐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阿七发现很多游客对摩梭人的手工编织品“瓦拉别”很感兴趣,甚至将其视作艺术品。阿七从中敏锐地看到了改变自己,乃至整个摩梭族生存状况的商机。想到就做,阿七借钱买来纺织原料,开始经营起自己的新生计。
她的选择没有错,随着云南省大力开发旅游业,游客越来越多。阿七又说动了几个姐妹,对传统的织布机、绕线机等设备做了一些改进,沿用传统的麻、毛面料,在传统图案上加以改良和创新,织出各种摩梭族风格浓郁,同时又带有吉祥意义的织品,深受游客们的欢迎。
到这时,整个村寨的妇女都已经被阿七动员了起来,白天劳作,晚上挑灯纺织,村里人的收入从之前的人年均200多元,提高到当时的月均440多元。以至于多年以后想起往事,阿七都会忍不住感叹:“丈夫家的那一场大火改变了我的生活,而民族传统手工艺却改变了全村人的生活。”
铩羽而归的初战
随着摩梭手工纺织品的热销,阿七的心也变大了。她带着一批摩梭“织女”来到了300公里之外的丽江古城租房办厂,满怀信心准备大展拳脚。刚开始的时候,她们的织品大受欢迎,市场反响非常好,让初次走出家门的摩梭妇女们高兴得合不拢嘴。然而没过多久,她们就体会到了现实的残酷……
当阿七和她的姐妹还沉浸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时,许多商人从中看到了商机,纷纷买进机器设备,用流水线批量仿制摩梭织品。在短短的时间里,售卖摩梭织品的商店如春天的野草一般长满了丽江古城。面对低成本、大批量的机制仿品的冲击,正宗的“瓦拉别”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大量劣质的机织或粗糙的手工织品进入市场,如潮水般淹没了摩梭妇女精心编制的传统手工织品,在压低织品价格的同时,还破坏了“瓦拉别”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整个市场逐渐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入不敷出的阿七只得带着姐妹们黯然回到温泉村。
新的事业还没来得及展翅,残酷的市场竞争就把她打回了原地。回忆起那些灰色的日子,阿七至今仍心有余悸:“那时原材料和技术跟不上,外界喜欢什么颜色什么纹样也不知道,再加上资金有限,我们的手工纺一下子就败下阵来。”
值得庆幸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摩梭手工纺织的重要意义和良好发展前景,云南省妇联、文化部门、民政部门,以及许多国际组织、民营企业纷纷为阿七出谋划策或提供资金。2006年,在各方支持下,阿七·独支玛终于成立了村里唯一的企业———宁蒗县摩梭传统手工纺织厂。
新的起点 新的烦恼
手工纺织厂建成了,但阿七却并未因此轻松下来,因为新的烦恼又接踵而至。对她来说,最困扰的事情依然是销售的问题:“过去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产量不高、品种单一,最多销往丽江。现在厂子建成了,却依然无法改变这样的局面。”
不是阿七不想把厂子做大,实在是族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很多人连字都不认识,别说去外界扩展渠道了,就连开发产品的能力都欠缺。想要聘请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帮忙,又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再加上永宁地方偏远,很多人并不愿意来此扎根。于是手工纺织厂刚一建成,就立刻迎来了如山的压力。
除此之外,族人淡薄的商业意识和短浅的目光,也让阿七揪心不已。2006年,云南省民政厅曾经拨出15万元资金,以扶持温泉村开发和传承摩梭传统手工艺,以此带动本地脱贫致富。阿七希望这笔钱能用在纺织厂的扩大再生产和开发的规模上,但遗憾的是,这笔款项最终像分割财产一样被平均分配给了村民,人均大概2050元。许多村民拿着发下来的钱也搞起了手工纺织品加工。由于没有统一的管理,又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大家只能靠竞相压价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一来二去就形成了恶性竞争,这对刚刚起步的摩梭手工纺织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纺织厂也因此陷于扩大再生产与资金匮乏的矛盾中。
非遗传人的品牌欲望
尽管路途艰难,前景堪忧,但阿七却坚持走自己的路: “我们的产品销售一定要形成规模,形成品牌。如果有条件,我不仅要把纺织,也要把刺绣等摩梭传统手工艺传承、发扬”。
2007年6月9日,阿七·独支玛,这个倔强、执著的摩梭女人在云南省民间手工艺人命名大会上,被授予“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其技艺被誉为“原始社会走来的绚烂的手的舞蹈”,荣膺“国家级艺术大师”称号。但在阿七看来,个人的荣誉是微不足道的。她柔弱的肩上,承载着守望手工纺织文化的传承,并引导乡亲以此脱贫致富的重担。她更想得到的,是社会各界对摩梭族传统文化,以及摩梭人生存现状更深层次的关注。
近年来,随着摩梭人活化石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受到外界的重视,摩梭人的传统手工纺织品也被德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博物馆、大学机构等竞相收藏,阿七的手工纺织厂也引来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对此,阿七心怀感激,她至今还记得旅欧学者、迦蓝集团副总裁刘玉亮曾对她说过的话:“要从商品品牌、Logo设计、工厂注册起步,把传统文化的元素以商业法规模式固定下来,保护起来。”正是在这些有心人的指导和提点之下,阿七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技术可以取代,文化无法复制。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便成为阿七的新目标。
无法确定的未来
创立一个品牌,对阿七来说并非易事。刚开始的时候,她完全不知该如何着手。到县工商局去咨询,却只抱回来一大堆材料,以她的文化水平,很多地方都看不明白。最终在慢慢地摸索中,纺织厂还是成功注册了商标——那是一把摩梭祖母佩戴的钥匙,是母系氏族女性当家作主的象征。在摩梭文化不断流失的今天,这把“钥匙”所代表的摩梭手工纺织品,已成为摩梭文化传承的新载体。
关键词: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非遗实践基地;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16)02-0127-05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组织模式,与传统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比较,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宏观政策制定与实施,引导地方创新活动发展方向;同时,以企业为主体,发挥市场在创新活动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市场进行各类创新资源配置,利用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敏锐嗅觉及时调整创新活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生产。这一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社会创新资源,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对于提升地区发展竞争力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视,各地纷纷建立非遗传承和实践基地,基地在发挥促进非遗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遭遇了创新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利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推动非遗实践基地的建设,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一、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内涵
(一)政产学研用内涵界定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政产学研用分别代表着政府部门、企业集团、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五个方面,或者说,从构成要素而言,包含政、产、学、研、用五个部分。[1]“政”———政府部门。企业进行创新需要政府营造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创新氛围,一方面,有关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重点开发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创新活动进行整体规划,制定与实施一系列人才政策、激励政策、监管政策等,对各类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创新模式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产”———企业行业。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对于社会需求和市场变化反应灵敏,是各类创新活动的主体。它能及时有效地聚合各方资源力量,并将创造出的最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推动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因此,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关键。“学”与“研”———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主要进行原始创新,即创新人才的培养,科研机构更偏向于科学技术创新。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政产学研用结合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挥科研创新优势,通过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先进技术的研发,联合企业将科研成果付诸生产实践,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用”———目标用户。如何满足目标用户的需求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活动要以目标用户市场需求为导向,各创新主体发挥资源优势,紧密结合,各尽其能。“用”又具有“应用”的含义,即科技成果的转化,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创新只有通过应用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带来福祉。
(二)协同创新内涵界定
吕静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协同创新(SynergyInnovation)是指集群创新企业与群外环境之间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互协同、受益,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企业自身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2]从各类创新模式发展现状来看,协同创新大多表现为各创新主体间紧密结合形成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资源互通共享体系,各主体拥有一致的发展目标和内在动力,依靠协同创新体系进行全方位、多样化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是一种聚合各方资源力量而进行的创新活动。
(三)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内涵界定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是指通过集聚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目标用户等各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与目标用户的市场导向作用,通过企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活动持续发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通过整合政府部门、企业行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等各方所具有的资源和优势,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各主体间紧密结合、互动合作、各尽所能、协同创新,促进各行为主体向有效协作的方向发展,力取“1+1>2”的合作效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目标用户为导向、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模式。
二、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对非遗实践基地的作用
(一)非遗实践基地建设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工作中的重要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也纷纷建立非遗基地以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系统化发展。就全国范围而言,非遗实践基地建设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或传承基地建设,为众多非遗项目提供保护传承的平台,为传承人提供传道授业的舞台。二是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旨在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例如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布鞋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三是非遗保护研究基地或教学基地建设,目的是提升我国非遗保护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非遗教学实践的开展。四是非遗宣传展示基地建设,集中保存和展示当地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弘扬一地的优秀传统文化,让广大公众在参观学习中认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有利于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唤起民众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代表性的有“天津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基地。这些基地在促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基地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国家扶持力度不足虽然在我国非遗实践基地建设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的重要角色,积极推动基地发展,但仍存在法规建设不完善,扶持政策、资金投入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制约着基地创新发展。2.参与主体过于单一一直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主要由政府推动完成,由政府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等进行保护,缺乏民间力量的投入,这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工作缺少各方力量的支持。作为政府业绩的衡量指标之一,部分基地建设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缺乏企业、高校科研、行业协会等创新主体的参与,缺乏民间力量的投入,更缺乏全民性的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观念。3.外部可利用资源匮乏目前,大多数非遗实践基地缺少与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有效的信息交流与协作,加之其自身活动范围狭小、管理水平低下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直接导致了其文化传承与保护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出现诸如过度开发、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
(二)“政产学研用”在非遗实践基地发展中的具体作用
如何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协同创新模式的提出,有利于更好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企业行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各创新主体的作用,将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政府是协同创新模式的引导者。这体现在:通过成立相关部门,对非遗实践基地发展进行整体规划,聚合创新主体,整合优势资源,为非遗传承与保护提供协同平台;通过激励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引导科技创新人才与资金流动;通过知识产权等政策法规的制定,一方面为协同创新模式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化解各主体间内在利益冲突提供依据。企业是协同创新模式的主体。在非遗实践基地建设的协同创新模式中,“产”则是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企业及文化事业单位,例如工艺美术厂、博物馆、展览馆等。企业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对社会需求了解清楚,能及时地察觉到市场反应的变化,是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能明确市场变化,满足目标用户需求,把握协同创新发展的方向,才能有效整合各方力量,推动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学”“研”是协同创新模式的智力支撑,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拥有众多的科研人才、良好的科研环境与最新的科研成果等优势资源,“学”与“研”发挥着培养创新人才、研发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大学与研究机构承担着培养非遗传承与保护专业人才、推进非遗保护研究、为政府政策提供信息咨询等职能,“学”“研”等创新主体的参与为非遗实践基地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与资源保障。用户需求是协同创新模式的目标与导向,满足用户需求是协同创新的最终目的,明确市场需求有利于促进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非遗实践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应以目标用户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人才,利用研究机构进行科技创新,通过企业实现研究成果快速向实用技术转化。
三、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进非遗实践基地建设举措
(一)与政府部门的协同创新
在协同创新体系中,非遗实践基地建设除了需要政府部门在资金、项目计划上的支持外,更多的是需要政府部门通过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营造出良好的创新环境。由此可见,政府在行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科研创新与传承、人员激励、信贷融资条件等方面的支持对基地建设有着积极影响。因此,非遗实践基地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政府部门也需通过政策引导,鼓励非遗实践基地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合作机制,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力量,鼓励更多的创新资源汇集。文化传承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由政府发挥“领头羊”作用,牵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平台,由政府部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等组成,旨在突破各创新主体间的壁垒,使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充分释放,推进各主体间深度合作,营造有利于创新活动发展的良好环境与氛围。同时,通过完善政策、培育市场、规范中介等宏观调控方式,推动各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政府作为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主导者,应不断完善关于非遗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建立非遗保护长效机制,维护与改善非遗生存环境。同时对非遗实践基地建设实施政策倾斜,加大财政投入,严格管理国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减少审批层级,简化审批手续,避免因审批时间过长、资金不到位等情况造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延滞保护。积极扩充资金渠道,吸引社会力量注入,对非遗传承人的非遗调查研究与保护工作给予实质性的物质资助和政策激励。另外,对于非遗实践基地建设,政府要做到扶持与管理并重,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实施动态监管,积极组织、调动、引导各方力量参与,保证基地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与文化企业的协同创新
文化企业主要包括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的企业与其产业链中的供应商及同类竞争对手企业,还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有利于企业大幅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企业对于市场需求变化有着灵敏的嗅觉,非遗实践基地与企业间的合作,有利于及时了解市场变化,发现存在的技术问题,同时,直接从事非遗生产的企业可为基地发展提供技术创新支撑和市场反馈,进而改进技术方法,促进非遗创新,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传承,创造出的新产品反过来又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而选择与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合作,更是企业提升自我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间接地为非遗的丰富与创新注入活力。由此,文化企业间的协同不仅能分享到同行业内部的技术、知识和信息,还能进一步衡量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并更好地做到与其差异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以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为例,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北京市荣宝斋、江西省景德镇古窑瓷厂、山东省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绵竹年画社、自治区藏药厂等均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公示名单。这些企业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一方面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而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间的协同创新,一方面文化事业单位和企业可作为高校各类非遗参观学习活动的实践基地,同时,为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实习机会;另一方面,高校、科研机构利用学术优势进行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促使科研成果更快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品牌。
(三)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作为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源泉,能极大地促进基地开展创新活动。一般而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能够为实践基地输送各类专业人才,高校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与教学活动相结合,开设民俗学、文化资源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专业课程,也可设置通识选修课程供感兴趣的学生选修以增进对非遗的认识;同时,积极组织编写、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教材,将相关课程纳入专业教学计划,形成完善的教学体系。还可利用已有的教学资源,结合市场需求与就业前景,有针对性地开设具有发展前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专业毕业生。高校应充分发挥宣传教育作用,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宣传活动,使更多高校学生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识、知识甚至是技能。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基地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浙江海洋学院为例,基地近年来在海洋民俗、海洋文学、海上丝绸之路、海疆海防、海洋文献等方面展开了系列教学与研究。开设海洋民俗、海洋美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非遗教学效果显著。开展非遗进校园,多次组织舟山市非遗传承人、各地非遗研究专家前往学校开展表演与讲座。2007年,邀请舟山市“侯家班”木偶戏团前往学校进行表演。“侯家班”木偶戏团是一个家族式木偶戏表演团,班主是“侯家班”第三代传人侯雅飞,当时,“侯家班”为同学们表演了武戏《少年英雄杨文广》与文戏《周文宾卖子救母》,激发了同学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极大兴趣。2012年,又邀请“翁州走书”进校园,再一次增强了同学们对非遗的感性认识。另外多次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知识、政策的宣传。带领学生参加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辩论大赛,表现出色,喜获亚军,团队成员荣获“最佳辩手”称号。每年多名学生将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充分发挥了高校对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人才与知识资源整合作用。高校以人力资源为纽带,能为非遗保护研发工作提供场地、设备等资源,使其间接参与到创新活动中,还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直接提供技术支持。通过高校优秀研发团队进驻基地开展创新活动,或与高校联合设立非遗研究室用于新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从而进一步提升实践基地的创新能力。例如2013年落户于武汉纺织大学的武汉汉绣产学研发展中心,现有数名研究生致力于推动汉绣研究保护、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因此,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可为基地发展提供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为实践基地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四)与目标用户的协同创新
满足目标用户需求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与目标用户的协同创新更多体现在与用户的信息沟通及用户的反馈作用上,对于非遗实践基地而言,可将社会大众视为其目标用户。作为实践基地的体验者,社会大众对基地创新成果拥有最直接的发言权,并能对其创新发展能力作出客观评价。因此,重视用户的反馈信息、加强基地与用户的协同,不仅能帮助实践基地有效识别市场需求,促进新技术研发与应用,也有利于传播非遗知识,增强社会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意识,为非遗实践基地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与教育部门合作实施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计划,在中小学设立非遗教学传承基地,通过课堂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将民间文化传承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大力开展非遗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接触非遗,增进对非遗的了解,代表性的有南锣鼓巷非遗体验基地,该基地由南锣鼓巷商会与北京丝路新图文化创意公司联袂打造,15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集体入驻,开办以刘海戏金蟾为主题的“北京财神”专卖店,设立免费的“非遗公益大讲堂”,旨在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弘扬传统文化。非遗体验活动的兴起为非遗文化传播提供契机。另外,可充分利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吸纳社会资金,利用非遗实践基地所掌握的人才和技术资源,建立非遗学院和民间技艺学习班,非遗学院主要针对日后从事非遗研究的专业人才设立,民间技艺学习班则多设在农村,吸引更多对非遗感兴趣的社会人员学习非遗技艺。可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利用传统手工技艺致富,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传承。为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促进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的结合,2015年5月文化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工作,以传统工艺为中心,借助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传承人群的教育培训。目前该计划已顺利进行了研修与普及培训工作,共有23所试点院校举办了33期研修班和普及培训班,培训学员1700人,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之,在非遗实践基地建设过程中,各主体应建立有效的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政府部门作为引导者,制定配套的政策制度,营造良好环境氛围;以企业为主体,为非遗实践基地发展注入活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积极配合,为实践基地提供人才供给和技术研发支持,帮助其提升创新能力;坚持以目标用户为导向,增强社会大众非遗保护意识与参与基地建设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赵娜.五位一体的政产学研用合作策略研究[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12):97-98.
摘要:溱潼会船节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近年来,以船会友,以节招商,促进了当地新农村建设,本文以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总结当地对会船节的一些保护和开发现状以期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基础性研究。
关键词:溱潼会船节 开发 现状
2004年国家文化部、财政部等联合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全国掀起了包括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一股非遗保护热潮。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错综复杂,不同自然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衍生了带有鲜明的区域性技术风格、素质特点、民族品格的体育文化特征。
当今时代,重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的传统文化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使它成为全民健身的一部分,成为现代社会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对其保护、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溱潼会船节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近年来,当地政府本着以船会友,以节招商的基本思想,带动当地新农村建设,本文对会船节的一些保护和开发现状进行归纳,以期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基础性研究。
1.会船节传承的来源和沿革
公元1131年,相传南宋时期岳飞的义军与金兵激战溱湖,金兵大败,义军伤亡惨重,当地百姓为了祭奠死亡将士,在清明节,自发组成篙子船争先祭扫。以后,每年的清明节第二天,来自四乡八镇的船只、船民来此聚会,会船成为习俗。
以溱潼会船节在组织模式上仍然采用生活风俗遗传,以“溱潼会船”为主要品牌的民间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影响力,2008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2.溱潼会船节开发现状
2.1扩大影响,形成品牌
会船的主要场所——溱湖,建成溱湖国家湿地公园,2010年7月开始进行创建5A风景区的准备。湿地公园内现有植物110多种,野生动物70多种,每年都有30多种近10万只候鸟在此栖息,风景区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形成以溱湖为主体的水环境景区,会船节为品牌的湿地人文景观。
每年会船节前夕,奔赴上海、南京等地召开新闻会,扩大会船节的影响。邀请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高密度、大容量的报道,到2010年,溱湖风景区已与长三角及周边省市1500多家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
“一湖、一地、一镇、一园”特色鲜明。一湖,即溱湖,一地,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一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溱潼,一园,江苏河横生态科技园,开发了百年牡丹观赏、千亩油菜花观光、循环经济园等农业旅游项目,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现代农业、接受环保教育、体验农家风情的基地。
“十一五”期间,把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新兴产业、支柱产业来抓,形成了以“泰州华侨城、溱湖风景区、溱潼古镇”为重点的旅游核心区,促进了旅游业由“开发型”向“品牌型”转变。
2.2溱潼会船节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作为现代体育旅游的一个重要内容,溱潼会船节独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比现代体育项目的开发更为优势的地位。会船节拓展了当地的旅游文化空间, 成功培植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坚实基础。近年来,溱潼镇依托悠久的历史资源优势、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深厚的人文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让这个千年古镇赢得了越来越多外地游客的青睐。
以溱潼会船节为品牌,旅游业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旅游景区周边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在溱潼会船节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下,当地居民利用地域饮食文化和自然资源,在自家门前办起了农家乐,用自家美食招待五湖四海的宾朋。
2007年接待游客18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3亿元,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2.3溱潼会船节对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影响
溱潼会船节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年来由于会船节的知名度在国内不断增强,会船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调查中发现仅篙船一项就达65条之多,参加会船人数达数千人。为了保证会船节的秩序及观赏性,大会不得不规定限制各乡镇参加比赛的船只数量。
近年来,会船节期间增加了群众体育节,溱潼镇因此获得了群众艺术之乡、体育强镇等殊荣。2010年被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组委会评选为年度体育旅游精品。 转贴于
2.4溱潼会船节对当地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
2005年以后形成以“会船节”为文化支撑的,实行产业联动通过品牌效应,实现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近年来更是在会船设计上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2008年的时候有设计祥云、鸟巢等的会船,溱湖上出现天天有篙手,日日来会船的场面,促进了当地群众的参与程度,增加了就业机会,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增加知名度,打造品牌,并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链。在历届会船节的活动安排中,文化活动由2004年的群众文化表演,民间艺人表演,到2010年的茶文化节、古茶花观赏节、中国湿地论坛等多项文化活动,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这里共展风华。
当地相关部门在拯救保护里下河这一水乡水上庙会,使其成为本地区特有风俗的活化石的同时,正极力拯救和保护一批与会船相关的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对其进行原汁原味的保存、传承。带动了当地一大批富有民俗特色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热潮。
农村传统体育文化是农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发展具有鲜明娱乐性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R] 2008(19)
城市记忆的形成、发展和演化是一个被集体不断创造、修正、重构或遗忘的过程。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类型[2],城市记忆更强调在城市空间中产生的对历史的记忆,是反映城市中的社会群体对城市各个时间断面内所有有形物质环境和无形精神文化的共同记忆。城市记忆是城市主体和城市客体在时空交汇中产生的相互作用过程[27]。在城市建筑和文化景观的演化过程中,地方信息的传递、改变和遗失促使城市主体形成特定的地方感知,从而建构了具有特定场所精神的城市记忆。城市记忆还受到来自社会性要素的深刻影响,作为展现城市创造力和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城市记忆受到社会群体的理想、信仰、制度、伦理和价值观等的深刻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城市记忆反映的正是城市的集体记忆,二者具有重合性。事实上,在西方研究语境中,城市记忆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概念往往不存在较大意义的分歧,研究者多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性地使用或混用[28]。在此,本文沿袭这一观点,将城市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概念视为内涵一致、相互可以替代的概念,将城市记忆界定为处于特定时空范围内,对城市发展具有纪念性或重要意义的事件或人物及其相关历史文化信息的集体性记忆。从记忆综合角度出发,深入挖掘城市记忆蕴含的多维要素和多重价值,对构建和谐发展的文化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区概况
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位于南京老城南,以夫子庙建筑为中心,以秦淮河为纽带,东起东水关淮青桥秦淮水亭,越过文德桥,直到中华门城堡延伸至西水关①的内秦淮河地带,集古迹、园林、画舫、市街、楼阁和民俗民风于一体,还有闻名遐迩的金陵灯会、传统民俗、秦淮风味小吃等,可谓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旅游局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进行了整饬和修复,逐步恢复了明清江南街市商肆风貌,秦淮河再度成为中国著名的游览胜地。2010年,被正式确定为国家首个开放式5A级旅游景区。总体来看,该地见证了古城南京自六朝以来兴衰变迁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城市记忆功能,对其开展研究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3研究设计
3.1城市记忆要素分类
基于城市记忆的研究视角,构建主客双方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游后感知维度的概念模型,应建立在对该地存蓄的城市记忆要素系统分类和梳理的基础上。为此,本文主要从物质和非物质形态两个层面,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存蓄的城市记忆要素进行分类(表1)。
3.2问卷设计与调查
调查问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用于测量主客双方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集体记忆的维度,在参考相关研究者量表设计的基础上[29-32],结合上述城市记忆要素的分类,设计了22个测量题项作为主客双方游后感知维度的观测变量(表2)。其中,10个题项测量物质要素的游后感知维度(X),包括4个潜变量的测量,即休闲生活设施(X1)、历史建筑景观(X2)、遗存故居(X3)和传统美食店铺(X4);另外12个题项用于测量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Y),包括4个潜变量的测量,即市井民俗活动(Y1)、地方传统美食特色(Y2)、历史文化氛围(Y3)、街巷生活氛围(Y4)。由此形成从1表示“完全不赞同”到5表示“完全赞同”的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第二部分为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月收入、文化程度、本地居民的居住年限和到访频次,外地游客的客源地和游览次数等内容。问卷调查对象为已经游览过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其中,对本地居民采用景区实地调研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对外地游客则采用景区实地调研和旅行团跟踪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为确保调查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事先进行了预调研,分别向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发放预调查问卷各50份;之后,将受访对象有疑惑或有歧义的题项进行了修改和删减,同时还请旅游行业专家对预调查问卷提出优化建议,由此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2012年8~10月,调研小组成员分别到夫子庙核心景区、瞻园景区、白鹭洲景区、泊秦淮景区和明城墙景区展开调查。向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发放调查问卷各800份,分别回收问卷731份和659份,剔除无效样本,最终有效问卷分别为665份和553份,问卷有效率分别为91.0%和83.9%。此外,分别选取了36位本地居民和28位外地游客进行深度访谈,从性别、年龄、职业、月收入、本地居民居住年限、外地游客游览次数等方面对访谈对象进行多向度选择,以提高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和覆盖面。
3.3样本概况
样本结构中,男女比例基本适宜;年龄层次中,18岁以下的本地居民(R=6.8%)和外地游客(T=6.0%)样本量相对偏少;职业构成中,农民(R=3.2%,T=0.9%)、医生(R=1.4%,T=1.6%)、律师(R=0.9%,T=1.1%)3类人群的样本量相对较少,其他都基本适宜;文化程度中,本地居民以具备大学(R=37.7%)和硕士及以上(R=37.4%)学历的居多,外地游客则以具备高中(含中专和技校)(T=29.8%)和大学(T=37.6%)学历的居多;月收入构成中,以2000元及以下(R=43.8%,T=38.9%)的中低收入阶层居多;此外,本地居民在居住年限和游览频次上,分别以“30年以上”(R=30.4%)和“一年来几次”(R=35.5%)的最多;外地游客在游览次数上,以第1次(T=41.8%)到访的居多。客源地构成中,以江苏省内(不含南京本地)的游客居多(T=34.2%),其次为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游客(T=29.3%),而来自浙江(T=11.9%)、上海(T=14.1%)和港澳台(T=10.5%)等地区的样本量相对较少。整体来看,研究样本结构合理,适合用于分析研究。
4结果分析
4.1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factoranalysis,EFA)
首先,运用SPSS16.0软件对测量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分析发现,主客双方测量量表的克朗巴哈信度系数(Cronbach’sα)分别达到0.850和0.813,说明测量量表的信度较好。量表的结构效度可通过下面的因素分析得到检验。运用KMO抽样适度测定值(Kaiser-Meyer-Olkinmeasureofsamplingadequacy)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Bartlett’stestofsphericity)进行因素分析的适用性检验。经检验,KMO统计量分别为0.826和0.796,均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发现变量间均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因而适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依据因子载荷≥0.5的标准选取测量指标因子,发现“Y43街巷生活氛围优良”在两组群体中的检验结果均未能达到0.5的因子载荷标准,删除该题后再次进行因素分析。利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分别提取了两组群体各8个公因子(表3)。累计方差贡献率显示8个公因子分别解释了主客双方83.527%和82.287%的信息,说明提取的8个公因子是合理的。由此可知,预设的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潜变量即X1、X2、X3和X4和Y1、Y2、Y3、Y4均成立,主客双方的游后感知存在维度结构特征,同时也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4.2假设关系模型构建
就目前关于城市记忆和游后感知维度的关系而言,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有卢威科等(Lewicka,etal.)学者就城市记忆和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33]。为此,本研究在借鉴其研究经验的同时,基于上述EFA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参考游后感知的相关研究内容[24,32,33],构建主客双方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游后感知维度的假设关系模型。
4.3测量模型检验(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CFA)
运用AMOS18.0软件,分别对主客双方的样本数据进行拟合检验。结果表明,潜变量X1、X2、X3、X4之间和潜变量Y1、Y2、Y3、Y4之间相互影响的假设关系不成立。从理论上讲,物质或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的各个分维度之间,应是一种平行的关系,由此才能较准确反映单个维度的影响程度,并尽可能避免因不同维度间的相互影响而对游后感知不同维度产生交叉影响,这表明模型分析结果是合理的。主客双方的测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基本适配指标中,估计参数都未出现负的误差方差,误差变异均达到显著水平(t>1.96),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负荷都介于0.5~0.95之间,基本达到模型拟合的标准,模型的基本适配度良好。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分别大于0.7和0.5(表3),都符合检验标准,模型的内在质量较好。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表明,本地居民(R)和外地游客(T)的绝对适配度指数(如RMSEA、GFI、AGFI)、增值适配度指数(如NFI、NNFI、RFI、IFI、CFI)和简约适配度指数(如PGFI、PNFI),除了AGFI略低于0.90的检验标准外,其他均达到了相应的标准,说明整体模型适配良好。此外,AIC值和CAIC值均小于独立模型值和饱和模型值,说明整体模型拟合较好(表4)。
4.4结构模型检验
采用极大似然法(maximumlikelihood,ML)分别对主客双方的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模型检验,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各个分维度的潜变量路径系数均大于0.50的参数标准,其C.R.值和P值检验结果也呈显著性,而XY(R=0.52,T=0.57)的二阶潜变量路径系数检验结果也呈显著性,因而预先的假设关系H1、H2、H4、H5、H6、H7、H8和H9都成立。唯有X3对二阶潜变量X的路径系数(R=0.41,T=0.32)小于0.50,其P值检验结果也不显著,因而H3不成立。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快速城市化发展中现代西洋元素和商业文化在冲击旅游地传承的本土地域文化同时,修复重建的历史建筑景观,也因城市记忆要素、原真性文化内涵及地方性特色等因素的缺失,无形中弱化了主客双方的游后感知。
4.5游后感知维度均值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主客双方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游后感知维度的差异特征,运用均值计算和专家打分的方法,分别对物质和非物质要素4个分维度的各观测变量都赋予一定权重,具体分别为X11(0.3)、X12(0.3)、X13(0.4),X21(0.5)、X22(0.5),X31(0.4)、X32(0.3)、X33(0.3),X41(0.5)、X42(0.5),Y11(0.3)、Y12(0.4)、Y13(0.3),Y21(0.4)、Y22(0.3)、Y23(0.3),Y31(0.4)、Y32(0.3)、Y33(0.3),Y41(0.5)、Y42(0.5)。然后,分别将各分维度所属的测量变量权重与其对应均值的乘积加总,得到每个分维度均值(表3)。从中看出,主客双方对物质要素游后感知基本一致,都表现为“休闲生活设施(X1,R=4.89/T=4.61)历史建筑景观(X2,R=4.74/T=4.18)传统美食店铺(X4,R=4.41/T=3.56)遗存故居(X3,R=4.17/T=3.24)”依次递减的特征。但是,对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却存有差异,即本地居民呈现“市井民俗活动(Y1,R=4.72)地方传统美食特色(Y2,R=4.33)历史文化氛围(Y3,R=3.91)街巷生活氛围(Y4,R=3.76)”逐次降低的特征,而外地游客则呈现“地方传统美食特色(Y2,T=4.21)历史文化氛围(Y3,T=3.88)市井民俗活动(Y1,T=3.73)街巷生活氛围(Y4,T=3.07)”依次减弱的特征。该结果为客观审视主客双方游后感知维度分异的影响因素提供依据。
5游后感知维度分异的机理解析
基于上述分析,深入探究主客双方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分异一致性和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分异差异性的机理,发现以下主要影响因素:
5.1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分异一致性分析
5.1.1城市化发展中的现代元素有机融入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主客双方对传统文化旅游地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本地居民希望增加更多便利的休闲、生活、交通等设施,外地游客除了具有求知和审美的欲望,还希望在旅游地体验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包括夜间旅游、夜间休闲等活动。因此,两类人群对“休闲娱乐设施丰富齐全”(X11,R=4.86/T=4.61)和“旅游交通便利”(X13,R=4.92/T=4.82)的感知评价都居于前列,而本地居民对“居民生活设施便利”(X12,R=4.88)的感知评价值也很高。因此,“休闲生活设施”(X1)就成为主客双方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的焦点。5.1.2建筑景观的价值弥足珍贵人的记忆在特定的场景或氛围中能够被再次唤醒。历史上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曾是一个庙市街景繁华的场所,而十里秦淮、城河相依的景观格局也成为表征南京城市记忆的标志性景观。本地居民尤其是居住年限在30年以上的周边居民对该地的历史景象记忆深刻,而外地游客通过各种现代信息传递媒介也对此有所认知。当他们到达该地并对其进行“在场”的即时体验时,亲眼看到保存完整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景观,就会唤起他们对历史景象的回忆,并再次强化对建筑景观存有的较好感知。因此,主客双方对“历史建筑风貌古朴”(X21,R=4.72/T=4.33)和“沿袭城河相依景观格局”(X22,R=4.75/T=4.02)的游后感知评价都相对较好,而“历史建筑景观”(X2)也成为主客双方游后感知较好的内容。5.1.3自我“造血”和外来“补给”功能的匮乏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传统美食店铺,在经历商业利益驱动下的文化资本和空间权利快速置换的同时,其自身的内外生存环境堪忧。一方面,因其相对落后的传统手工艺、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使其自身缺乏“造血”功能;另一方面,快速城市化中衍生的经济价值驱动、旅游地原先存蓄的文化资本被更多的外来与商业资本置换,这些都使得传统美食店铺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逐渐退出景区的核心范围,取而代之的是用餐环境更加舒适、食品供应更加便利的西洋美食和现代连锁餐饮企业。因此,主客双方对“老字号美食店铺多”(X41,R=4.36/T=3.73)和“传统家庭式美食店铺经营有特色”(X42,R=4.45/T=3.39)的游后感知和评价都较低,也使得对“传统美食店铺”(X4)的游后感知相对较弱。6.1.4单一静态的陈列展示方式历史上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曾是古代科举考试的最大考场,当时的号舍数量多达2万余间,因此也成为全国各地文人雅士荟萃之所。如今,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都感到陈列展示的遗存故居与记忆中的名人故居形象存在较大落差,因而未能激起较大游兴,这从主客双方对“遗存遗迹丰富”(X31,R=4.23/T=3.38)、“名人故居保护较好”(X32,R=4.22/T=3.06)和“遗存故居的宣传展示到位”(X33,R=4.05/T=3.22)的较低评价中可以看出。由此,“遗存故居”(X3)也沦落为主客双方游后感知中的最低维度。
5.2非物质要素游后感知维度分异的差异性分析
5.2.1非遗传承载体和方式的弱化市井民俗活动本身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而当下景区非遗传承载体的缺失,传承方式的弱化,都无形中降低了人们对历史上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呈现的市井民俗繁华景象的感知。从游后感知角度看,如今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除了本地居民大多每年春节期间到此观赏的秦淮灯会风俗依然沿袭外,其他的民间曲艺家、民间艺术家大多搬离景区,而以前这里定期举办的民俗活动、民间绝技表演也逐渐淡出,加之相对滞后、单一被动的宣传推广方式,除了一些本地常住居民对其还存有较深记忆和较好感知,多数外地游客没有机会体验那些颇具金陵地方特色的市井民俗活动(除非在节庆假日到访)。因此,造成主客双方对“民俗活动丰富”(Y11,R=4.68/T=3.67)和“民间艺人表演精彩”(Y13,R=4.52/T=3.31)的感知评价差别较大,对“秦淮灯会热闹”(Y12,R=4.89/T=4.09)的感知差别稍小。整体来看,本地居民对“市井民俗活动”(Y1)的游后感知较好,外地游客则感知较差。5.2.2地方传统美食颇具特色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保存至今的金陵风味小吃、秦淮八绝等地方传统美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多数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对“风味小吃纯正”(Y21,R=4.41/T=4.31)、“金陵美食有特色”(Y22,R=4.39/T=4.02)和“秦淮小吃制作技艺高超”(Y23,R=4.17/T=4.26)的游后感知与评价都较好,也使得“地方传统美食”(Y2)游后感知排序相对靠前。但是,在深度访谈中也了解到,部分本地居民,特别是居住年限在30年以上的本地居民对如今的秦淮小吃存有抱怨,认为其缺乏原汁原味,和儿时记忆中的味道比起来差了很多,而一些老字号店铺也正在逐渐消失,这些都值得学界的反思和重视。5.2.3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文化涵化进程加快基于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南京城市发展的中心区域和重要节点,其呈现的浓厚西洋与商业文化氛围是中西文化涵化的结果。各种外来和商业文化,经由本土化的包装和精心设计,较好满足旅游者体验休闲、娱乐和餐饮美食等多种需求,在强烈冲击文化旅游地历史文化氛围的同时,也在强化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对其游后感知和印象。因此,主客双方对“儒学文化鼎盛”(Y31,R=3.92/T=4.15)、“科举文化兴旺”(Y32,R=3.83/T=4.08)和“名人雅士氛围浓”(Y33,R=3.99/T=3.32)的感知评价都较弱,从而使得“历史文化氛围”(Y3)的游后感知排序整体靠后。5.2.4街巷生活环境遭受“挤压”和“形变”现代旅游者对传统文化旅游地的需求不断增加,由原先的单一观光旅游需求发展为对休闲、娱乐、购物、文化体验等多层面的需求,而当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原空间形态、结构、布局与功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游客的多种旅游需求时,就会采用借取空间的方式,此时,原街巷空间就会遭受“挤压”和“形变”,将原先的“生长”空间被迫出让。因此,老地名开始流失,传统街巷空间的生活气息开始减弱,从主客双方对“街巷老地名丰富”(Y41,R=3.73/T=3.02)和“街巷生活气息浓郁”(Y42,R=3.79/T=3.11)的最低评价值即可看出,这也使得“街巷生活氛围”(Y4)的整体游后感知排序居于末端。
6结论与讨论
【关键词】国有企业 组织变革 组织惯例
国有企业组织变革,实际上就是通过推覆并重构原有的组织惯例,从而不断地形成国有企业的一种新的运作,以及做事的方式,进而打造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以适应不断深刻变化和发展的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以至于保证国有企业的永久可持续发展。
1.国内外组织变革和组织惯例研究综诉
1.1国外组织变革和组织惯例研究情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Stene提出了组织惯例的概念,后来在Nelson和W inter为主要代表的很多学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Nelson和Winter在《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一文中具体地指出并解释了惯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这为之后的惯例的研究过程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更多的学者开始把惯例当成一种基本的分析工具进行对组织问题的研究。1995年8月,Cohen、Burkhart和Dosi等多位学者一度在圣达菲研究所对于惯例研究的8个主题展开了4天的深入探讨,并于第二年在“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上发表了所达成的的意见。虽然他们在组织理论中惯例已经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存在,并且在应用上非常地普遍,但到现在为止,关于它的有关参考文献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不清楚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
1.2国内组织变革和组织惯例研究情况
演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学科,它认为企业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的系统,有着无法逆转的一个历史的演变的进程。在这个深究的过程中,把改革、创新、进取和学习作为了重要的内容。我们似乎一直在追寻一个答案,到底是什么打破了我们所认同的均衡状态,让经济发展发生了改变,最后还引起了改革运动。而惯例作为我们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后盾,对于企业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具有“稳定性”、“可复制”、“可遗传”、“可选择”、“可变异”等等特征。
2.国有企业组织变革中组织惯例演化对其改革的意义
不同的国有企业它的组织惯例差异巨大,所呈现处理的发展特征也各不相同。研究国有企业的惯例不,仅有助于认识组织变化,也是理解组织能力如何积累、转移和应用的核心,对我们国有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1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组织效能
惯性对于国有企业组织,对于企业的协调和控制力上有一个强化的作用,另外降低了不确定因素的情况的发生。这有利于员工按程序化进行作业,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员工有序地参与到工作的进程中,加强了管理人员对员工的统一协调和控制,把握了工程或者项目的整体的进度。
2.2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组织的学习
国有企业的组织的知识存在于每一个员工的脑海里,同样也存在于国有企业组织所使用技术和组织惯例中。我们可以得出,组织的学习是一种把惯例作为基础,通过把以往积累的一些推论变成惯例而来指导行为。因为惯例的存在,国有企业组织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进行评估和、反馈,因为惯例为学习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准来评估和反馈,这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具有内涵和深度的环境。
3.国有企业组织惯例演化分析及启示
国有企业发展到今天,规模不断地壮大,这是由于惯性和变异相结合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由于国有企业组织惯例的一种刚性和惯性,让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传承,又能够不断创新,继往开来。在对于原有的一些吃苦耐劳、艰苦创业、以人为本、兢兢业业等传统能够秉承,而对于新的事物能够吸收。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对新事物的阻碍和抵制,对于新的制度的落实还是受到旧制度的影响等方面的约束。二是让品牌信誉深入人心,国有企业对于大众来说一般都比较值得信赖,无论在信誉还是在资金的运作上都是有比较扎实的后盾为做一个支撑。三是不断的改革创新,国有企业把技术作为产业升级的核心,把品牌、质量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在经历私有,公有,股份化的制度改革,管理上集权化,领导个人风格也突显出来,他们在顺应客户的需求上加注了更多的创新力,从传统的角度转化为了专业化的角度,核心竞争力不断地加强。
那么从演化经济学上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国有企业组织改革任重而道远。我们该怎么做呢?一方面,我们要重视惯例的在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影响作用,我们要在竞争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搜寻新的知识和新的企业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于创新系统的一个学习,关注其中的知识新奇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作用。再者,我们要加强对于制度的安排,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的制度,更离不开整个大环境环境,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制度对技术改革和创新的一个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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