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人的培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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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

法律应赋予非遗传承人自愿传承的权利。因为自愿是非遗传承人主观独立意识的体现，也是其自的基础。只有出于自愿，非遗传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做到积极有效地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实现此权利，关键是政府，即在实践中政府和其他组织应充分尊重非遗传承人的自愿传承权利，做到是否传承完全出自非遗传承人自主决定，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其他违法行为。同时，政府还应发挥其保护职责，创造各种条件，帮助非遗传承人实现这项权利。自主决定传承内容与方式。在自愿传承的基础上，非遗传承人还应享有自主决定传承内容和选择传承方式的权利。非遗传承人可根据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决定传承哪些内容、不传承哪些内容。对此，政府和其他组织不得横加干涉，但可采用探讨、研究等其他辅助方法引导传承人对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进行删选，在保有其“原味”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优化传承内容，保证传承质量。此外，在传承方式上，非遗传承人还享有选择权。非遗传承人可自主选择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也可选择现代“培训班”的方式，甚至是“职业教育”等多种方式，只要合法，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法律均许可。获得资助权获得资助权是指为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政策支持和精神鼓励的权利。政府应提供传承活动所需的场所、条件，创设有利于传承活动的环境，给予优秀者精神上的鼓励。为此，非遗法第30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提供必要场所、必要经费、支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文化部45号令第12条也出台了相关具体规定。这些法律以政府法律义务的形式客观上承认了非遗传承人应享有获得资助的权利。实践中，非遗传承人的资助权已获得了部分落实，如中央财政从2008年起专门资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而文化部表示，从2011年开始，对非遗传承人每年的资助从原来的8000元增加到1万元[6]。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可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获得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一些权利，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享有著作权，而某些传统药物、自然成分及组合也可经过申请获得专利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主要义务传承是传承人的权利更是义务。非遗传承人传承的不仅是技术、艺术、历史知识，更是一个民族、地区的传统道德、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故传承人必须积极履行传承义务。非遗法第31条概括性地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需承担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等四项原则性义务。同时，为督促非遗传承人认真履行义务，该法条第2款还创造性地规定了非遗传承人的“退出”制度，即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或确实无法履行规定义务时，文化主管部门可取消其资格，重新认定其他人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此法条改变了原来非遗传承人“终身制”的规定，标志着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重心由“申请阶段”转入到“管理阶段”，是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管理制度上的一大突破，体现出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管理制度正日趋成熟。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2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人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因子，呈现出了文化的多元性。当下，面对全球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应审时度势，全面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提高文化事业发展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价值解读

保持文化的多元性，提高文化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群众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创造演绎出来的，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文化的精义，是文明的结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不仅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也能维护文化的多元性，促进文化发展。此外，全面做好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能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中蕴含重要力量，尤其是具有独到的艺术造诣、思维模式及情感表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社会、艺术、文学以及科技等方面的价值，是维系民族情感，提高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实现文化发展创新的源泉，彰显了文化软实力。

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多样，不仅有民间美术、戏曲、民间传说，也有节日风俗、传统杂技等，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当下，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不仅能更好保护传统的精神文化，使其更为丰富；也能够结合时代需要，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产品，满足广大群众化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

传承人的匮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大难点是传承人缺乏。由于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效益不佳，学艺过程中充满艰辛，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实效，再加上学艺也需要个人禀赋等方面的综合因素，以及传承人并未受到社会的认可及社会地位不高，使得非遗项目难以找到合适的传承人。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独门绝技，传承人作为非遗项目核心，如果缺少传承人，就会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传承陷入尴尬。

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堪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变化，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遭受到较大冲击。特别是人们的生活理念、方式的变化，传统的民风民俗难以被年轻人所认可，传统的信息资源、文化符号渐渐被扭曲，出现了变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土壤渐渐受到了破坏。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靠独特的土壤才能生存，这无疑加剧了其消失的进程。

重视申报开发，缺少保护管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还存在重视申报开发，缺少保护管理的困境。有的地方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之后，保护措施不到位，出现了超负荷利用，甚至是破坏性开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是金字招牌，专注于挖掘其含金量，缺少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原则

一是系统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要与当地的经济、科技、文化与政治等实际紧密结合，系统性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特殊技艺，突出其经济价值，加快推进当地特色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也要深入探讨曲艺、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推动道德体系的建构。还要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其不仅是文化整体，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形态，虽然在内涵、形式及功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但都是民族情感的衍生品，具备一致性，是民族文化的共同体，是相互联系的。

二是可持续原则。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终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到的领域多，并有着较广泛的覆盖面，内容相对来讲，也较为庞杂，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一定要摈弃急功近利的错误理念，开展科学规划，逐步实施，做到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结合。特别是对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可行性研究，逐步推进，长期坚持，确定合理的规划，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举措

首先，全面做好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及培养工作。一方面，做好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一是构建完善的经济保障模式。非遗项目文化传承人确定后，需要解决其生活方面的问题，对其进行一定的生活补助是非常有必要的。非遗项目所在地要设立非遗传承人资助方面专项资金，给予其必要的生活补贴，不仅体现政府对非遗保护的重视，也能确保非遗传承工作能顺利进行。与此同时，在全面掌握传承人现状后，对各级名录的传承人加以认定与命名，特别是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应给予额外的资金补贴，确保资金及时到位。二是还要给予荣誉称号，让其成为文化市场领域的“带头人”，以此来更好地传承技艺。

另一方面，加强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培养工作。要着眼于非遗项目发展的未来，科学合理制定传承人培养制度。政府不仅要提升传统师徒制培养模式下传承人的工资待遇，同时，也要给予那些自愿加入到非遗项目传承中的人必要的生活补助，搭建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非遗传承人积极参与非遗项目展示平台，提升非遗项目收益水平，进而激发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非遗项目传承中来，扩大非遗传承项目传承队伍，培养大量的专门人才，提升管理效能。再者，政府也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为那些新参与进来的传承人提供政策保障，让其无后顾之忧，更好融入到非遗项目的钻研中，提高非遗项目的传承水平。

其次，创建非遗项目文化生态区。非遗项目本身有着自己的文化生态，在建设文化生态区的过程中，要将原生性保护置于首位，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特别是依附于农耕文明的非遗项目，其所依靠的社会经济基础在逐渐消解，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以活态保护为主，静态保护为辅的方式，落实好非遗项目的保护，打造非遗项目保护的生态博物馆，为实现静态保护提供更好指导。另外，还要不断壮大保护主体，需要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动因，非遗项目从不同角度、层面满足大众的生活、生产及精神需要。善于利用非遗项目充分满足人们日常需要，也能收获较好的经济效益。

最后，激发非遗项目的生命力，提升开发与保护档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自民间，有较重的乡土气息。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多元化的日益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及文化土壤出现了诸多新变。但是，考虑到非遗项目的主体是民间，要实现非遗项目的传承，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更加注重非遗项目在民众生活中的生命力与具体功能。因此，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必要的创新变革，实现与时俱进。要善于取其精华，重点发展，适当引入新的形式与题材，将传统的艺术文化和当代思想、科技手段相融合，让具有传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当代文化实现相融共生，演绎符合当代人审美、娱乐需要的非遗项目作品。同时，也要积极实行适当的产业化运作。要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产业，激发其潜在的价值，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参考文献】

①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

第3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范文

(一)专业讲座

主要依托于本区域非遗传承教学的各级各类专业学校及各个高职院校的教育资源的支持。在目前，地区通过校企合作形式的非遗传承项目教学开展较为普遍，均取得了一定的传承效果。在这过程中，培养了一批院校专业教师对非遗的传承，也促进了非遗项目传承人对现代教学体制的新型教学方式的体验。专业讲座讲授中的人的视频、物的视频、活动的视频，均以专业性极强的讲述讲解描述非遗项目，传达非遗精髓。以视频的形式来集合优质的非遗传承教育的案例，并通过视频形式的记载上传至网站，为公众所共享。这种形式是远程教育中最为常见、利用率最高的教育形式。

(二)名家授课

非遗项目本身具有典型的活态特征，众多非遗项目传承依赖于传承人的活动。所以，传承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活的资源、活的教材。他们的高超技艺技能具有极大的磁场，甚至是行业的标杆。名家的社会影响力在网络社会更是具有极大价值。非遗传承教育中名家授课可谓起点高、专业性强、号召力大、宣扬面广。名家授课这种形式，通过专业演示对普世教育来讲，更直观、更能接受消化。同时，名家授课既是个人才艺技能学识的展示，也是对自我项目的推广宣扬。此外，从组织方来看更具有专业性强以及权威性的特点。

(三)教学课件

教学课件包括了PPT、讲课音频、微课等类别。把非遗传承教育的教学课件共享于数字博物馆，可为公众自由下载。教学课件下载后，可以自我更改、补充、完善。这样的教学课件对于企业培训或是学校教学，有着更加明确的针对性，不同的教育对象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课件页面设计可更加灵活多变。

(四)动画游戏

苏州非遗数字博物馆的受众分析中，学生群体占有很大比例。学生喜好、接受事物以兴趣为先导。动画游戏是远程教育中较为受欢迎的一种。由于其参与性强、体验感明显，历来受到学生的欢迎。趣味性、娱乐性、专业性合为一体，使得非遗传统文化更容易被年轻一代接受消化吸纳。

(五)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其他网络教学模式

网络教育形式丰富多彩，例如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网络教育形式。以网络化的开发教育学为基础，与传统的学校课程一样循序渐进地让学生从初学者成长为高级人才。课程将分布于各个不同地方的授课者和学习者通过非遗某个话题或主题联系起来。非遗的传承打破了原有的一对一、一对多的传统模式，而将非遗传承、普及教学面向了普通的公众。

二、非遗数字博物馆教育的成果

(一)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中的古籍、图书、期刊、典章等所记录的知识，是传播继承的最有效手段，也是非遗活动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的最基本手段。通过现代影印技术和翻拍技术将其数字化，上传至网络，形成电子文献资料库，便于信息的保存、检索。

(二)科普视频

由于众多非遗项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地方性与独特性，一般不宜为公众所详知。普及性的非遗教育通过视频来以浅显的、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向大众介绍非遗的科学知识或技艺技能价值所在。

(三)教案教材

在非遗传承中已经有很多院校积累了丰富的传承教学的优质资源。教案教材的编制为非遗教学在大众化的条件下，更显得通俗易懂，尤其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讲，更具有实战指导价值和参考价值。

(四)传承基地

非遗传承工作有多种形式，既有传承人工作室的师徒制，又有院校现代教育的课堂制，还有校企合作的传承基地模式。规模无论大或小，都是非遗传承的一种实践，但不可否定的是，传承基地的建设为非遗更好地培植公众土壤起到了更直接的影响，更深远的作用。

三、非遗数字博物馆教育的交流

(一)学术交流交流层面具有广泛性

浏览数字博物馆的人群本身具有较多的随机性，各色各样的人群都存在着可能。不同职业专业、不同行业部门、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技能专长的人们汇集在这里，思考问题的角度、深度等，使得学术论坛的交流改变了以往严谨的面目，更多的是谈论、讨论、发表观点的平台，具有随意轻松的氛围。

(二)行情交流非遗文化也是行业，有企业、有院校、有民众的多方参与

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来自于自身价值在社会经济的价格体现。非遗产品的行情起落在很多关注非遗文化的人来讲无疑是重要的，因此交流内容定会涉及到行情价格问题。

(三)活动交流作为非遗项目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第4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范文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15111108128”为你整理了这篇关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成立调研组，赴屯溪区、休宁县、徽州区和歙县调研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调研组实地察看了非物质文化保护和创新性发展情况，深入了解了全市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下步建议。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我国第一个跨省区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面积13881平方公里，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全境、宣城市绩溪县，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总人口200万。2010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程”项目入选2010年十大“国家文化创新工程”。2019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入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正式公布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为首批公布的七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我市作为保护区核心区域，近年来一直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布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深入实施科学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原生态、原真性保护，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经济、发展旅游和文化创新深度融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持续完善工作机制。根据《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保护区和管理条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试点保护工作条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重点项目保护工作条例》等，结合黄山实际，先后出台《黄山市徽州古建筑保护条例》《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黄山市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深入推进落实非遗保护利用工作机制。

2.全面做好普查登记。全市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民间舞蹈、传统手工技艺、民间传统知识等项目，包括世界级2项（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和程大位珠算法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非遗名录），国家级21项，省级63项，市级127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3人，省级154人，市级658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处，省级传习基地（所）27处，省级非遗教育传习基地5处，市级传习基地85处。现存的非遗种类和数量均列全省第一。

3.深入落实保护措施。成立黄山市非遗保护中心作为保护区常设机构运行。设立专项资金作为保护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开设“非遗贷”、“徽艺贷”等个人循环贷款，重点支持非遗企业生产和经营。成立黄山市文房四宝协会、徽菜烹饪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扶持建立徽派雕刻博物馆、徽墨文房博物馆等博物馆集群，依托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省行知学校等非遗传习基地，开设相关课目，多渠道加强对非遗传承的保护和扶持，增强传承人的技能培训，致力培养非遗特色人才，进而带动行业兴起。

4.着力打造文创品牌。积极开展非遗品牌赛事和专题展示。组织了两年一届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歙砚技能大赛等非遗品牌活动。举办“徽匠神韵——安徽徽州传统工艺故宫特展”“明月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新安八家书画展”等专题展览。打造了歙县徽州古城非遗夜市、屯溪黎阳IN巷非遗购物节等知名景区旅游品牌项目。通过专题宣传、实物展示、活态展演等多种方式，积极推介我市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果，提升地域文化影响力。

二、存在问题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系统繁复的大工程，目前仍存在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1.工作经费仍不足。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国家、省级专项资金拔付和政府财政投入，我市作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核心区域，“十三五”规划中建设资金需求约3亿元，我市每年争取和投入经常性非遗工作经费仅有1250万元左右，“十三五”期间共争取到资金仅5500万元，远远不能满足非遗各项保护工作的实际需求。且吸引社会资本较少，群众参与度低，文化消费比重仍然不高。

2.保护力度尚不够。主要是受市场经济影响，非遗项目中经济效益好的，保护传承的积极性高、效果好；经济效益低的，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应尽的保护。现今社会对非遗项目的保护意识依然较为淡薄，部分非生产性的项目，特别依靠是口传心授的非生产性的非遗项目，传承的老艺人或知情人数少,年事高，技艺正面临着失传，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的风险。加上自然性损坏、不合理利用和过度开发等原因，造成文物破坏消亡的速度加快，保护形势严峻。

3.?专门人才较匮乏。目前，非遗保护基层组织机构仍较薄弱。部分区（县）专门保护工作机构尚未建立或健全，且没有专门工作人员，保护工作队伍存在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流动性大、基础薄弱等问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还不能适应非遗保护工作的需要，亟需建立一支对非遗工作充满热爱，具有非遗专业知识和技能，愿扎根、拼命干、肯钻研、能创新的队伍。

4.市场活力还不高。非遗传统工艺的开发虽然被开始重视，但是适应市场需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机制仍处于探索之中。大多数非遗传承人擅长的是非遗传统的技艺，制作的是传统的产品，产品创新、研发和营销的精力、经验严重不足。受传承主观、客观等多方面制约，大多非遗工艺还是属于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仅仅停留在个性化的消费阶段，没有条件形成大规模公司化经营，导致有些非遗项目只是以静态被动接受的方式存续着，没有在市场中激发活力。

三、工作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我市非遗门类众多,分布面广，文化表现形式不同，自身传承发展规律也不尽相同。因此，要针对各地非遗门类的共性和个性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成立相应机构，更加科学、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财政每年经常性非遗工作经费要适度倾斜，加大对非遗保护资金的投入，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且要按照财政年度收入比例逐年调整增幅。同时，也要鼓励吸收多渠道投资，形成政府资金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模式，为非遗传统工艺保护和振兴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撑。

二是要进一步培养专业队伍。要从非遗传统工艺传承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落实相关人才政策措施，支持和推进生产性示范基地和传习研学基地建设，为非遗项目传承人带徒授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载体。要加强对专业人才和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培训，引导他们深入开展非遗技艺的探索研究，通过不断实践创新，促进他们成长为更具实力和活力的非遗传承群体，开发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非遗传统工艺产品。

第5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范文

人们常说，华夏文明看山西。作为一名山西人，这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山西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非常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类繁多，是一座蕴藏极丰富的宝库，是中华民族文化当中最亮丽、最精彩、最生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存活于老百姓的生活中，因此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民间技艺的需要，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促进山西文化繁荣昌盛的需要。正如在2016年两会上，代表委员聚焦非遗保护与传承，亮出的观点是：让非遗“活”在当下、“火”在民间，提出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力度、增强非遗发展后劲。这和我们宣传非遗的主旨高度一致。

本刊倾力打造的特色阅读专栏“传承”，主旨是：关注非遗，助力传承。作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的会刊，任务是为全省各非遗单位及非遗传承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宣传及销售平台，并让更多的人走近和了解非遗文化，使非遗项目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科学之友》每期精选一至两个非遗项目，全方位、多角度深入宣传，展示非遗魅力，领略非遗技艺，分享非遗文化，传承传统精髓。

对于非遗项目的专题宣传，在省文化厅非遗保护促进会的协作下，我们提前策划选题，通过寻找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从历史溯源、工艺制作步骤、传承人谱系以及项目的现状前景入手，来做深度的挖掘和系统梳理。自2015年起至今做过的非遗项目全部来自省内，分别为芮城县永乐木雕、繁峙县晋绣坊、介休市唐源古建琉璃制品、太原市梅花剪工作室、长治市黎城县黎侯虎、阳泉张文亮刻花瓷、晋中鱼羊包、平遥道虎壁王氏妇科、稷山螺钿漆器、晋中雾酒疗法、临汾市襄汾县晋作家具、平定砂器、芮城布艺、大同铜器、交城堆绫、侯马蝴蝶杯、交城琉璃圪嘣等。

本刊非遗专题的呈现，受到了非遗方的喜爱，吸引了更多关注的目光，在弘扬、宣传非遗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对非遗项目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大力宣传非遗项目，有效增强了其创新能力，并带动了非遗产品的销售，并且因为其产品已广泛推向省内外、国内外市场，如“晋酒”“晋醋”“晋药”等，促进了人们对山西非遗文化的直观感受和深刻体会，进而提升了山西的文化形象和影响力。

十年发展看经济，百年发展看制度，千年发展看文化。山西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的底气。作为非遗会刊，我们在不断宣传非遗项目的基础上，今后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一宣传平台，不断提高非遗产品的知名度和其自身的文化魅力，给山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第6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范文

【关键词】蓝印 非遗 进校园 探索 理论 实践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非遗有了新的价值观，渐渐地有更多人自觉关注、宣传、保护非遗。从校内校外分析，如：校外非遗文化有了法律法规的保障、建立了非遗研究中心、推荐非遗传承人等；校内举办非遗文艺演出、非遗宣传日活动、非遗讲座、非遗展览等，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非遗文化逐渐凸显了它的地位。蓝印花布是非遗文化形式之一，它是一项由刻版―上浆―印染―刮浆等一系列过程组成的手工技艺，蓝印花布的教学实施需要学生通过反复直接经验的探索，有计划、分阶段、分层次地学习才能掌握技术；此外它也是一种精神内涵，在实践中磨练学生的意志，培养学生的人格，宣扬名族文化，进技于道是它的最高境界。

基于“进技”原则的校园非遗传承课外活动方式

为了宣传蓝印文化特色，我校二甲中学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曹晓峰蓝印工作室，将传统蓝印花布的技术直接引入到我校展览室，便于学生直观了解这门技术的操作流程；且曹晓峰老师作为蓝印传承人带领着我们深入到传统艺人的生活，体验蓝印制作的不朽和蓝印成品的魅力，切身体会蓝印文化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需要艺术家的不断努力实践、探索、创新才能永保物质生命力，才能保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永垂不朽。

学校蓝印社团的开展进一步丰富了学生对于蓝印文化的认知。为了扩大蓝印的影响力，我校将蓝印元素渗透于各个社团和各个活动中，如演讲社团和音乐社团都有代表性的蓝印服饰，美术社团有统一蓝印画本……在艺术节、元旦等节日，举办一些以蓝印为主题的成品展示：如时装T台秀、变脸谱……除了本校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外，上级领导也关注我校并在我校开展相关艺术教育活动，如2016年11月教研室相关领导在我校组织开展美术骨干教师培训活动，通过互动学习传承发扬蓝印文化，将蓝印文化的传播深入到我们教师群体，切实体现由上至下对于非遗传承的重视。

基于“进技”原则的校园非遗传承课堂渗透方式

如果说课外侧重于宣传和展示，那么课内更多是实践创新。非遗文化的传播在课堂教学中因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必备的理论基础上，逐步探索落入课堂实施，反复实践，传承创新，从量变到质变，实现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对于初中低年级学生我们主要以蓝印社团课为主，从部分学生调动整体学生，课程安排较简单轻松，内容形式以扎染和针染为主，鼓励学生学习创新，作品成果效果显著。作品展示为了让学生意识到对非遗文化的学习是一件有意思、有意义且弥足珍贵的事，我将开始的部分学生的作品展示在学校东门展示栏，并要求学生将自己的作品写上制作过程或有何创新之处，然后写上自己的姓名班级，其他感兴趣的同学凭此可一进步与以上同学交流学习；定期安排以上学生在学校活动课或课余时间在此做大家的咨询小专家，也可现场提供材料学生做简单教授，由于时间有限设置了限报名和名单登记预约政策……这些活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整体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性，我便适时将蓝印课程穿插引入课堂，学生自愿学习蓝印技术，配合程度高，课堂氛围轻松有活力。初二学段蓝印教学进入课本课堂，主要是让学生体验蓝印印染制作的全过程，主动探索蓝印制作的各个阶段的盲点和创新点，记录总结应用于备案。如在蓝印刻版阶段，播放一组蓝印连续纹样和剪纸连续纹样，让学生观察两者的异同，最后发现要想保证画面的连续性必须确保物体间有连接点，那是否意味着两者是一样的原理呢？于是我将事先画好刻好的两组纹样（一组蓝印纹样，一组剪纸纹样）做了刮浆演示，学生发现剪纸纹样因为物体间的连接点少，所以在刮浆的过程中会出现积浆和版纸翘边的情况，整个过程结束学生掌握了刻版的原理，从而避免在接下来设计环节学生会忽略一些盲区。此外，我们还对蓝印制作的每个阶段的材料做了尝试，在掌握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大胆尝试创新，让学生由衷体会艺术的快乐，通过努力获得成就感，萌生对艺术的崇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非遗进校园的效果和意义

蓝印文化的宣传和蓝印教学的探索验证了非遗进校园有其存在的价值。

第一非遗文化融入美术教学，增添了课堂的文化氛围，丰富了教学。在反复实践中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

第二美术教学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进一步突破传统教学的模式，在艺术创作中探索如何将非遗传统文化用现代的形式进行展现，学生的创意灵感在课堂讨论、手稿修改过程中不断碰撞激发，从而达到技术与技艺的统一。

第三校园蓝印作品的展示活动不仅是对非遗文化物质的宣扬，更是一种精神的弘P。通过物质载体，让青少年学会欣赏它、尊敬它，进而通过实践探索体会其精神内涵，磨炼学生的意志，影响学生的人格，弘扬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 王仕平. 浅谈非遗进课堂的“三性”[J]. 群文天地，2011（2）：87-88.

[2] 沙志辉、陈潘. 浅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工作[J]. 黑龙江史志，2013（17）：303-304.

第7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范文

一、非遗保护困境与出路的研究范式探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在当代情境之下如何操作方可绝地反击是目前大热的一个思考向度，一时间众说纷纭，大有“百家争鸣”之势。笔者认为，对于现存的种类繁多而看似彼此互不相关的多种非遗保护困境与出路探析提法，均可以根据其研究方式归入两类范式:“逻辑学范式”和“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的思考向度是抽取出最简单的共同范式。其研究方式注重于从纷繁杂多的内容分析现场中抽离出一个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公式”，以逐渐形成一个规范体系。“逻辑学范式”的优点在于可以使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步骤化、框架化，使得非遗保护实践确实做到“有方法可循”，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广泛的重要意义。但其封闭性空间向度与无实质内容的理想框架形式，往往会导致非遗保护或是落入模式化了的框架之中，使实际保护实践敷衍了事真正的非遗保护越走越远;或是使得非遗保护受制于主流话语权的操控之中，对非遗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渗透，使得保护手段异化成为破坏手段，“伪文化”或“被同质化”、“物化”的非遗层出不穷。［1］“现象学范式”则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做法，从个案的现象本身入手以期最终抵达本质层面。“现象学范式”采取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的做法，其在实践中往往跨学科进行个案分析，拒绝对所有个案采取统一对策。但“现象学范式”本身也并非尽善尽美，其缺陷在于容易导致某种离散与互不相关。“现象学范式”将非遗保护个案独立于非遗保护体系之外运作，其看不到总体保护体系，未能及时有效地借鉴体系之内早已存在的优秀经验与经验教训。［2］为了避免论述偏颇的弊病，较为理想的做法便是借用刘勰《文心雕龙》所提的“唯务折衷”方式，综合此二范式之所长，对非遗在当前时代视域中的传承保护之困境与出路加以探析，以期为濒危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提供全面、具体、恰到好处的思路整合。

二、“逻辑学范式”探析

(一)“无人的非遗”

“无人的非遗”困境主要表现在传承主体的缺失与保护主体的越俎代庖之上。非遗传承链的断裂问题往往是导致特定非遗个案濒危的直接因素。非遗保护应当采取“保护主体搭台，传承主体唱戏”的形式。在此，非遗的传承主体直指非遗传承人，而保护主体则是一个涵括了政府与其他民间相关群体在内的概念。首先，传承主体应当自觉担当起非遗保护实践的“唱戏”主角要务。当非遗的传承主体无有效性的保护作为时，保护主体再如何努力都回天乏术、收效甚微。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代情境之下，非遗传承主体往往会因为缺失一种对于文化体认的自觉而导致特定非遗个案的“边缘化”危机。在此，必须警惕本族文化在非遗传承保护中“被精英化”的陷阱。在此，“民族认同”是个重要的心理无意识表征层面，指涉“在民族互动过程中以民族间的差异性为基础而产生的”。［3］换言之，“民族认同即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4］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感知基础，是导致非遗保护传承日渐力不从心的直接原因。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文化视阙下的集体智慧结晶及核心价值观获得其在公众心理认同机制中的合法性与穿透力，继而将“民族凝聚力”透过“创新传承”模式与“审美教育”的纯粹向度自然内化。于是乎，在保护传承实践运作中，非遗所包孕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因子便于潜移默化中重构中华民族文化之时代精神内核，契合时代语境的崭新可持续发展模式应运而生。要走出“无人的非遗”困境，我们应当首先聚焦于培养非遗传承主体的“民族认同”上。其次，保护主体的适度协助是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非遗保护传承作为一个尴尬的在场，经受着双重压迫———“后现代”的解构与“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针对此况，传承主体应当各司其职，各显神通，共同为非遗的传承保护实践“搭台”。同时，在“后申遗时代”，传承主体必须警惕一个职权行使的“度”的问题，切勿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如在政府方面，其正确的向度应当是采取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引导式”做法，集中全社会的物力财力资源以建构非遗的有效性保护传承空间。政府作为“领路人”，可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直接开展针对“传承主体”的评选、认定与培训工作，试行新型的教育理念而将传统的“师徒传承”观念拓展为“师生传承”方式，或面向更为广义层面的社会受众而进行非遗相关知识的社会普及活动等，诸如此类的举措均对杜绝“无人的非遗”窘境具积极意义。综上，对抗“无人的非遗”的保护困境必须综合调动非遗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主动积极性，并能确实保证“权职分明，和而不同”的保护实践局面。

(二)“物化的非遗”

针对非遗精神性、抽象性、无形性的特质，当代的非遗保护实践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将其转换为具体的有形物质形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存在一个非遗“物化”的困境问题———高科技对于非遗本身文化内涵的“冻结式保护”模式运作以及“保护性破坏”行为。首先，非遗项目被“冻结式”地保存于博物馆、档案馆、数据库之中成为人们凝固的记忆标本是个较为普遍化的运作陷阱。“冻结式保护”将非遗的序列边缘人为关闭，彻底隔断其时间与空间的维系，而将其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统一运作系统，如此保护行径实则变相提前宣告了非遗的消亡。其次，“物化的非遗”往往可能将某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分歧淡化、隐去，乃至于完全消解。扎根于“传统”与“自然”的非遗，以原始朴素的纯粹生命体验为思维向度，其基础意识层印记着人类童真时期的隐喻式的原初符号表达———巫术、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这些因子似乎与“科学”话语主导的时代视阈格格不入。而当非遗诉诸科技手段进入“物化”程式之中时，这些因素被人为地遮蔽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非遗相关信息，大抵都是带上明显官方印记的“赞歌”与震撼人心的“呼吁”，但对神秘、未经“物化”浸渍的非遗却知之甚少。要抵达真实，只有直面现场，身临其境地到特定的非遗知识承载空间中进行考察，否则其保护传承只能是落入闭门造车的程式。再者，作为没有文字记载而仅靠口传心授方式得以传承的非遗，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其转化为具体物质形态以保存下来是必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非遗原本传承方式的单一与脆弱。但在当前媒体话语膨胀、图像泛滥的现场，如何建立非遗知识的“纯粹性抵御场”以消解高科技潜移默化间的“霸权意识渗透”是个重要思索维度。毋庸置疑，科技的仿真手段较之非遗知识本身似乎能够给予其受众更多的真实感与具象感。如此一来，诉诸科技手段而造就的虚拟现实仿佛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其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具象化后的非遗更为广泛的公众穿透力与知识合法性。在日常生活“拟象世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中，社会受众对于科技虚拟后的非遗产生了某种欲望(我们暂且不论其为消费指向抑或审美指向)。“非遗意识”被移植至大众流行心理层，保护传承的工作被误认为是初具成效。然而，问题却亦接踵而至:活态无形的非遗本身与被科技固定下来的固定物化的拟象之间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物化的非遗”作为一种模型生成的具象，其所传达的信息是否可以保证非遗知识的纯粹性?另外，作为后现代视阈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的科技手段是否会在运作的同时，将其“解构”策略(消解深度，瓦解叙事)一并带入意义生成与传播的现场，从而引起非遗在浑然不觉之间的“异化”?倘若科技的在场当真存在置换概念的操作———将非遗变作“空壳文化”，借其幌子大行科技话语表征之实———抵抗的空间与时间向度是否需要斟酌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科技本身内涵着一种科学独霸的话语冲动，其彻底摧毁人文叙事知识历史根基的内在欲望甚至一度将人文叙事逼仄至危机失语的非合法化状态。如此，慎用科技手段开展非遗传承保护以预防其“保护性破坏”行为。总之，非遗保护可借用高科技的一臂之力，但切莫让高科技喧宾夺主，使得非遗的高科技保护本末倒置，在触及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应当首先顾及非遗的保护。切忌将非遗保护等同于“束之高阁”式的“盖棺定论”。非遗的保护在于传承发展，非遗是动态流变的过程，而非永久固定下来的、仅仅是摆在博物馆等场所中供研究的静态遗产。非遗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与发扬，如将非遗通过高科技形式的胶片具象化，使得非遗保护向有形的形式转化;适度的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相结合以收获经济利益并达到非遗的宣传效果;以及通过建立动态型的流动开放展览馆模式来进行非遗的保护，都是非常成功的做法。#p#分页标题#e#

(三)“被同质化的非遗”

“被同质化的非遗”是当代非遗保护的又一困境。首先，这里存在一个关于“文化相对主义”视域下的“精英文化”压迫机制问题，一个指涉文化自尊与自信窘境的问题。在当代全球一体化情境下滋生的“精英文化”往往是使用“自然化”策略对“边缘文化”进行意识渗透的。“自然化”策略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主体在构建“自我/他者”等级关系中惯用的伎俩，目的在于使得“差异”本身剥落“被强加的意识形态”的痕迹，继而表征成为一种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因素。如此一来，“差异”被期望可被永久固定而防止意义随情境的滑动倾向。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当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举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旗帜大行“文化霸权”之实;“精英文化”对于“边缘文化”的意识渗透总是在“自然化”策略的掩护之下潜移默化进行的，“自然化”策略总是将“边缘文化”“定型化”作一种劣等文化形式。“鉴于对少数者声音的历史性的持久否定，我们必须认识到少数话语首先是主导文化对少数文化系统地摧毁的结果。［5］因而，在进行非遗保护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精英文化”的“自然化”策略压迫，确保非遗保护个案中的传承主体是在怀揣着本民族“文化自尊与自信”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实践的。在这点上，我们可以采取的葛兰西“霸权”移置“主导”的思路。作为霸权的来源，权力被精英阶层的不同主体所争夺，文化间的谈判产生。而在此文化谈判以实现霸权的过程中，主导意识不可避免要被重设，边缘意识从而可以获得绝地反击的契机。

其次，“文化孤立主义”的制造的非遗保护困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向其极境向度发展而落入“文化孤立主义”的窠臼。“葱剥到最后是空的”。［6］(P4)作为对抗“精英文化”与“文化中心论”而诞生的“文化相对主义”，其核心内涵在于消解文化不同形态之间的等级之分。但在为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局面大唱赞歌之际，“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却又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所有文化都将其定位作“最优秀的文化”而自足于其内部价值标准与自有方式，盲目排外乃至于压制其它“异己”文化形态的话，“文化孤立主义”的转向便会不可避免。在“主体/他者”幻想建筑的同时，“文化孤立主义”关闭了其所有的序列，自行终止与任何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非遗的保护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非遗个案陷入“文化孤立主义”的黑洞之中，盲目排他，乃至于无视基本事实与历史动态的演变进程，苑囿于一己的封闭空间内，采取静止片面的观点虚构着自身的种种“文化原貌”叙事。于是乎，真正的保护越走越远。此外，后现代语境下的非遗保护传承还存在一个“时代情境异化”的陷阱，这是导致非遗保护举步维艰的又一要素。哈拉维用“积体电路”(IntegratedCircuits)指称当前后现代语境下的混乱、平面化、网络状的社会与文化现实。当代的文化情境存在一个消解深度、瓦解叙事的向度。［7］(P273)在这里被聚焦的问题包括非遗纯粹性捍卫的可能性。后现代以“支配的信息科学”(InformaticsofDomination)的即兴生产代替意义的谨慎再现，时代视域下的主体期待习惯了文化的“平面化”与“网络状”的表层混乱表征模式。［8］(P278)文化发展总是通过“离异”与“认同”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向前推进的。［9］(P1)如此，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转型时期”大背景给非遗保护实践提出了一个悖论:非遗活态传承中的动态流变因子与时代情境之间的相互抵触而又唇亡齿寒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核心的深层文化结构维度与时代情境下的流行文化表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非遗保护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时代情境对非遗所进行的遮蔽、封存，乃至“异化”、“同质化”意识渗透行径，防止非遗发展掉入“空壳文化”的陷阱;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动态因子特质，却又在一定层面上赋予其随时代境遇的发展流变以合理性。德里达在其著名的“意义的循环”理论中提到过，在现存的二元对立秩序下，任何对于意义作出终极阐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阐释只会导致更多的阐释，终究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意义循环的怪圈。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切勿对非遗个案作刻意的意义扭转，如此之举只会给非遗本身带来意识形态操控层面上的书写印迹，让“原汁原味”越走越远。

事实上，对于非遗意义的阐释有如羊皮卷的书写，初始的意义从来不会消逝，只会不断地被重释、叠加。非遗作为一项纯粹的存在本身，其意义被时代视域下的不同主体所期待，继而以编码的方式植入其中。在经由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动态演变之后，非遗的意义实质也随之发生了“羊皮卷书写式”的流变:初始的意义从未被抹杀(有些记忆只是暂时被封存了起来)，而新的阐释已经完成了其渗入、叠加的进程。如此，只要依旧存在薪火相传的非遗传承主体自觉地对其族群文化进行体认，只要非遗个案中的特定文化群体认同基因未被社会机制抽离而作为一种“经验的存封”淡出人们的视野，只要非遗个案依旧是作为一项活态传承的文化遗产而非被冻结式地保护或者完全从世界上消匿，那么非遗的核心初始意义就可对抗其被同质化的危险而得以完整性保存。换言之，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的出路首先在于重构非遗传承空间并保障其传承主体的有效性实践。刘启锐在电影《岁月神偷》中曾指出:记忆是种权力而非本能。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无形的、靠口传心授得以传承的文化遗产，其价值核心在于自身所承载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生命记忆。在这里存在一个文化自觉的体认问题。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我们还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难题，却有同时是一个突破口，非遗的传承主体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同时，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大众流行心理层面的问题，政府应当大力推行非遗保护的宣传教育，以在当前文化氛围内潜移默化地加入“非遗大众保护意识”因子，在时代视阈下的大众流行心理中形成一个“集体无意识”层面。#p#分页标题#e#

(四)非遗的当代“消费符码”转向机械复制时代的一大特征首先是知识与商业合谋，文化消费变得异常昂贵。作为审美，乃至于文化层面的奢侈品，非遗这一素被称作人民智慧结晶的历史文化积淀物却开始了从人们日常的消费比例中日渐被抽离的征途。它们被迫以“物化”形态作为特定族群的历史记忆标本，被冻结存封于诸如博物馆、档案馆、私人收藏者的橱窗中，还硬生生地给贴上了“文化奢侈品”、“高级审美趣味”一类的标签。如此，非遗不幸在传承过程中被消费符号化了。又或者，非遗就直接被揪着耳朵扔进了“文化产业化”的大熔炉，还美言其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途径。只是，当传统文化因子在被商业化摆上了机械化复制时代轨道之刻，精神文化维度的相关物已被统一移离了其特有的专属区。而非遗本身的价值内涵，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改写、分解、抽离，甚至被伪造的危机。作为特定族群文化记忆传承的动态因子，非遗首先是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符码存在的，是人类历史文化多样性的瑰宝。但生产性保护背后的商业运作机制，其关注焦点却在大规模的生产普及与经济效益之上。如此冲突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非遗本身的文化内涵被商业化过程潜移默化地抽空，贵州侗族的傩文化与祭萨风俗就曾落入此陷阱。“生产性保护”是个有待商榷的保护手段，因为在实际操作中，非遗“被产业化保护”的度始终是个边界模糊的问题。在“后申遗时代”的今天，我们似乎应该采取“激情的疏离”的态度，从沸沸扬扬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呼吁现场中抽离出来，冷静再思考这一商业化做法的实际可行性。

三、“现象学范式”探析

(一)诉诸现象本身

在“后申遗时代”，非遗保护的手段正逐渐形成一个类似于“逻辑学范式”的规范体系，各类非遗保护模式框架基本成型，似乎所有个案都可以从中轻易对号入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步骤化、框架化，使得保护实践更加易于落实。但世界上尚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如果所有的非遗个案都一以贯之以其所属种类的保护做法，那么必然会导致非遗保护走向模式僵化、形式化、敷衍化的命运。对于非遗的保护，我们似乎更应该采取的是一种对现存的时代境遇下流行的“逻辑学范式”采取“激情地离散，理性地反思”的态度，抽离模式化、抽象化的后现代狂迷的“逻辑学范式”现场。对于非遗保护个案，我们应当诉诸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面向意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动采取具体的“现象学范式”，主动逃离权威、消解中心、发挥创造力，并注意克服“现象学范式”可能导致的某种离散化与互不相关的弊病。对于非遗保护项目采取个案分析策略，对目标非遗保护对象加以内部能力与外部情境因素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思考，并结合其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相关要素加以整合，有针对性地进行对策思考。如此，便可避免落入非遗保护个案分析层面上的偏颇陷阱，并能有效避免以呆板有限的模板框架套用所有个案的敷衍性保护实践。

(二)个案分析———赫哲族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

1．濒危的非遗:“伊玛堪”“伊玛堪”是赫哲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唱说交融，浑然一体，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伊玛堪”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满格木莫日根》、《木竹林莫日根》、《满斗莫日根》、《阿格第夏日莫日根》、《亚热勾》、《西热勾》等，演出风格有“大唱”(以说为主)和“小唱”(以唱为主)之分。其腔调因内容不同而各异，历代演唱人在“赫尼那调”基础上演化出如欢乐调、叙述调、女调、少年调等。“伊玛堪”故事篇幅通常较长，一个故事要唱上好几天才能完成。其唱腔又各具特色，随区域与“伊玛卡乞发”(演唱艺人)的不同而不同。演出者身穿“鱼皮衣”，可以即兴在演出过程中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编入“伊玛堪”之中，加以润色。“伊玛堪”是赫哲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艺术品类与审美娱乐方式，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11月23日，“伊玛堪”在第六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被列合国“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面对濒危的命运，保护“伊玛堪”的行动刻不容缓。

2．“现象学范式”的运作诚如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呼唤，“现象学范式”拒绝宏大叙事，主张通过“绝对意识”(AbsoluteCon-sciousness)［10］(P107)关注研究对象本身。在实际操作中，“现象学范式”往往采用发散性的创新思维，集思广益式地对非遗保护个案进行跨学科的深入具体分析，而拒绝使用已经僵化定型的“程式化”规范进行实践操作。因而，“现象学范式”下的非遗保护往往诉诸诸如SWOT分析模型、PEST分析模型等途径对非遗保护个案进行全面剖析，力求将对象置于时代情境背景之下，综合其自身的优劣势以及外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等相关影响因素，以为非遗保护个案“量身定制”适合的保护方案。如表1为“伊玛堪”的SWOT分析。

第8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范文

1.1利他主义的起源与研究背景 

“利他主义”最早起源于拉丁语“alter”，意为“他人的”。19世纪，“利他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由法国社会学创始人A·孔德引入伦理学体系，又由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H. Spencer）等人沿用。利他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行为价值观，一定程度抑制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2] 

最早提出的当属中国儒家的孔子（约公元前500年）。孔子思想中有两大核心——“礼”和“仁”，其中“仁”指“仁爱”，表现为“利他主义”，由远及近，由亲至疏，从孝悌之爱推及到爱众爱民。墨家的核心范畴“兼”也是无私利他：“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 

中世纪基督教提出“爱人如己”的道德训条，宣扬不仅要爱亲友而且要爱敌人。这种仁爱的宗教的利他主义受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T.霍布斯、B.孟德维尔等人的批判。他们从利己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宗教的利他主义不过是盼望个人得救的伪装的利己主义。 

直至今天“利他主义”进入现代，仍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1.2利他主义的内涵 

生物学意义上的利他主义是指个体牺牲自身适合度（指个体的存活能力和繁殖能力）而提高其他个体适合度的行为。社会生物学家则提出人类社会不仅存在为他人牺牲自己利益的纯粹利他主义，还广泛的存在互惠利他主义。 

社会学家则更注重利他主义的社会性，强调人类一切行为包括利他行为并非遗传，而是后天学习和教育的结果。 

经济学家从经济利益和行为动机等方面分析了利他主义，强调利他偏好作为一种行为动机可归结为道德情感，即利他者在实施利他行为后的道德感能给他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并且在经济活动中这种利他偏好有利于追求效用最大化。 

组织行为学中，在众多测量组织公民行为的量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Organ在1988年开发的包括利他主义、文明礼貌、运动员精神、责任意识和公民美德5个维度。 

2.利他主义作为前因变量 

2.1利他主义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 

在国内学者赵宜萱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在中国的企业中员工利他主义与团队凝聚力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将人的秉性归纳为利己和利他两种，结果显示，积极的、正能量的人之间会自然产生凝聚力，员工间的利他主义创造较强的团队凝聚力，能建立共同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提升业绩。 

同样在NING.LI和BRADLEYL.KIRKMAN的研究中，他们更倾向于一种利他团队行为模式，强调协调和整合个人利他行为，认为团队的利他行为更有利于组织的效能实现与提升。[3] 

2.2利他主义对社会交换关系的影响 

在外文文献中，GARYA，BALLINGER和KEVINW，ROCKMANN对利他主义以及社会交换关系做了相关论证，其中，对于锚定时间而言，利他主义可以使其抛开自身利益而使得整个事件的效益最大化，这可以提升社会交换关系中的目标效益最大化，这是一种积极地单向状态。 

3.利他主义作为结果变量 

3.1主动性人格对利他主义行为的影响 

在国内学者刘伟国的研究中引入由Bateman和Crant在1993年首次提出的主动性人格量表，提出假定主动性人格的人会自愿采取利他行为，在团队中，他们更容易掌握决策权，体会到强烈的主人意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共存。在这种情况下，就愈发驱动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进行利他行為，在提高团队整体绩效的同时赢得个人的社会支持。 

员工的主动性人格对利他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对员工个人和组织整体带来的影响显得尤其重要。[4] 

3.2文化传承与基因遗传对利他主义的影响 

玲与陈净提出，当今多数的社会学家坚持“文化决定论”，强调人性、人类一切行为以及伦理道德观念都是经过后天学习培养和教化熏陶的产物，而非基因决定。但同时也有反对声高呼，这促使一些学者把分析文化传播品质与分析遗传学传播品质结合起来提出了全新的理论。 

国外学者威尔逊注意到自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的“文化进化”速度和作用远远超过“基因进化”的速度和作用，利他主义很大程度由文化决定，又并非是全部文化的产物。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的协同关系决定着人类利他行为的进化与传承，即基因—文化协同进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理论。 

为了更好地论证这一观点，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的谜米理论认为，人是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一旦基因赋予了人类模仿能力，人类的行为方式就会通过谜米广为传播，促进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方式又抗拒着自然选择的压力，从而使利他主义代代传承。 

4.结论 

利他主义作为人口社会学的一部分，并非只属于组织公民行为领域，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则更有效的提升最终目标效益、实现最大化。个体的利他行为可以提升团队凝聚力，通过遵循较为一致的企业组织文化和价值观，提升企业效益，实现社会利益。 

其次，我们将利他主义分别作为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可以得知其影响半径以及利他主义的来源。利他主义同时源于生物学基因遗传和文化传承，这就告诉我们在可塑环境的条件下，应注重文化的培养和传承，注重价值观的根植，发扬利他主义的奉献精神，更好的投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培养主动性人格，敢于攻坚克难。

     　注释： 

[1]赵宜萱，利他主义：提升团队凝聚力[J]，北大商業管理，2015，01：114-119 

[2]王海明，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辨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19-27 

[3]赵宜萱，员工利他主义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4，11：1631-1638 

[4]刘伟国，施俊琦，主动性人格对员工工作投入与利他行为的影响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54-64 

参考文献： 

[1]NING LI（AUTHOR），KIRKMAN，BRADLEY L.2（AUTHOR）PORTER，CHRISTOPHER O.L.H.3（AUTHOR），‘TOWARD A MODEL OF WORK TEAM ALTRUISM'，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 39 Issue 4， p541-565.[Oct 2014]. 

[2]BALLINGER， GARY A.1，ROCKMANN， KEVIN W.2，‘CHUTES VERSUS LADDERS： ANCHORING EVENTS AND A PUNCTUATED-EQUILIBRIUM PERSPECTIVE ON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35 Issue 3， p373-391.[Jul 2010]. 

[3]Locke，Edwin A.1，Becker，Thomas E.2，REBUTTAL TO A SUBJECTIVIST CRITIQUE OF AN OBJECTIVIST APPROACH TO INTEGRITY IN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3 Issue 1， p170-175. 6p [Jan 1998]. 

[4]赵宜萱.利他主义：提升团队凝聚力[J].北大商业管理，2015，01：114-119 

[5]王海明.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辨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19-27 

第9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化；活态传承；工匠精神

早在2006年，及教育部就已经将9月定为每年的“传承月”，希望通过该手段能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在学校学生中的宣传教育。江阴作为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政府及文化部门积极响应，多次尝试将本土的传统手工艺带进校园，采用不同的形式开展校园活动，因其形式丰富多彩，展出作品颇具特色又精致少见，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校园文化的方式传承逐渐体现了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1 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现状分析

近年来，江阴市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精神的活动开始逐步地走入校园，长泾实验小学就开众学校之先河，率先推出了“口袋书”文化，这些“口袋书”只有扑克牌大小，刚好可以装入学生的衣服口袋，十分的便携，内容丰富，涵盖了《衍纸》《剪纸》《超轻粘土》《发禄袋》等校本教材。[1]校长濮亚娟表示，在近几年教学教改期间，学校发现孩子们对这些传统手工艺十分感兴趣，但是由于能力有限，所以存在着一定的探索障碍。恰恰是这几年，基础教育体系中，劳技课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没有一个合适的课程体系，多数都是通过购买现成的材料进行简单操作，学生觉得无趣，老师也觉得没有意义，加上偶尔还被语数外常规课程占用，孩子们能锻炼动手能力和思考创新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长泾实验小学的领导班子思考着将传统手工艺和劳技课结合起来，编写了一套具有非遗特色的校本教材，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

传统的课本，学生在接受程度上存在着不足，甚至有些学生刚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角色转换并不到位，因此对常规书籍存在抵触心理。长泾实小在编写教材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推出了这些模块化，主体化，图文并茂的彩色印刷的口袋书，这些小册子包含了作品赏析，学生作品展示，制作过程，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学生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无法获取的知识，都能从小册子上找到答案。编写“口袋书”体现了长泾实验小学劳技课的地方特色，也引领了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基础教育校园文化的潮流。然而，这只是长泾实小劳技课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小小缩影，学校致力于挖掘地方文化，引导学生把自己成长的环境每一处都作为学习的场所，把蚕种场，叶飞园艺，张大烈民俗文化作为实践基地，还阶段性地邀请传承地方手工艺文化的民间艺人匠人到学校来，聘请他们作为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让每个学生能参与进来，希望通过努力，在培养学生对乡土文化自豪感的同时，培养和开发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将本土传统文化“活态化”传承。江阴市长泾镇在传承本土传统手工艺的体验中培养中小学生的劳动品质，从小树立起工匠精神，不失为一举两得。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本土传承与实现途径

2.1 基础教育阶段的“参与性”传承

江阴作为连续几年的百强县之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了“低龄化”的趋势，青少年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的机会越来越多，甚至连能掌握吴语方言的青少年队伍也在逐渐萎缩，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除了现有课程资源，大量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和开发，这就需要学校在课程教学外组织学生深入本土非遗文化生存的环境采风，融入环境，理解背后蕴含的文化因素，让他们从了解到认同，进而传承，使非遗发展延续的纽带在基础教育中得到良好的延续。

在不久前刚落下帷幕的第一个非遗纪念日里，南闸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就在南闸实验学校举行了工艺《百寿图》非遗传承进校园系列活动。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应当是一种“活态化”“可持续”的传承，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其实现途径主要要突破三个方面：一是结合学校办学理念，形成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将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现有课程相结合。其次基础教育阶段还是以最终的升学为目标，因此将传统文化的校园传承融入学生的教育、活动中去的同时，不能增加老师和学生的额外负担。最重要的一点是构建多元化的实施渠道，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以一个文化形态再现者的角度主动地理性地去亲近传统文化。

2.2 高校教育阶段“专业化”传承

专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已被纳入了学科建设规划之中，一方面可以培育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才，另一方面还能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相关课程也逐步被高校纳入公选课，素质拓展课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博士点硕士点陆续通过审批，可见国家在培养复合型非遗保护的管理人才上不遗余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传承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的更新换代推动着文化本身的更新再造，高校应当利用好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平台，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合理架构，为静态型数据到动态化转变奠定基础。

高校不仅要维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思考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平台上提出创新，高校有着大量的优秀学术研究群体，可以凭借学力量作为支点，推广传统文化的传承，让更多人关注到传统文化，认可传统文化。

“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消失，[2]这一特殊性要求高校教育阶段的非遗传承突破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校开辟资金通道，鼓励师生田野调查，深入传统文化的发源地调研一线资料，丰富原有课题成果，近年来，不断有各地的高校开展“非遗周”、“非遗行”等一系列活动，并成功申报了一大批以非遗为主题的教科研课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次落实校内外学术讲座与学术研究，增强师生和民众的非遗文化传承认同感，如江阴学院的师生联合当地政府相关文化部门拍摄了数量可观的非遗数字纪录片，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学校教育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广大学生支持传统文化的传承，才能有发展的动力和支撑。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手艺“工匠精神”的当代校园培育

溯本追源，我国的工匠文化源远流长，历代能工巧匠对于历史的文明创造功不可没。作为一个以实用技术见长的民族，我国的丝绸与瓷器早在千年以前就享誉海内外，这无不体现着每个领域工匠的高超技艺，这些精湛的技术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西学东渐近代工业化的迭起，半自动全自动工业制度逐渐替代了传统手工艺制度，大量优秀的传统工匠技艺走向衰败甚至失传。

3.1 搭建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性平台

受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的影响，现代学徒制逐步被引入我国职业教育模式，为培养学生往高精尖技能的方向发展，这对“校企结合”的联合办学机制的诉求更为迫切。纵观本土校园的教学硬件，往往困难重重，资金不到位，设备陈旧，管理体制的缺陷等等原因让学生失去了更多实践技能培养的机会。拿高校来讲，学生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做精致的PPT，演练如何在众多专业老师面前侃侃而谈，或是用充满视觉刺激感的展板，数万字的长篇大论赢得成绩册上一个漂亮的分数，我们的学生不能只有伶俐的口齿和良好的表达能力，他们需要有善于发现的大脑和忙于执行的双手，校园为培养的是能工巧匠，不是空洞的演说家。从这个层面上讲，切实有效的搭建实践性操作平台，在推动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同时也培养成功成熟的技能操作能手，这是一条必须经历的道路

3.2 培养具备合格“工匠精神”的师生队伍

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品牌企业各技术部门中薪酬最高的，往往不是管理层，而是老技术工人，他们甚至可能没有大学文凭，但是论经验和解决实际状况的能力无人可及，而这些个体化的知识和积淀无法从课本中汲取。因此政府和学校应当支持鼓励工匠们走进校园，长期与各专业建立起实际性的合作，引领工匠精神的示范，与专任教师及学生建立严密的团队，从自身专业，传统艺术工艺特点结合现代化发展趋势，不断突破，同时，应当从职业技术认证的角度思考，强化职业资格认证，提高职业水准和职业荣誉感。对手艺与匠艺的尊重，既保护了传统手工艺技术又同时提高了其社会地位，让师生在社会和学校大环境的鼓励和倡导下有序地组织起来，在自己所归属的领域持续创新。

3.3 弘扬“工匠精神”与工匠作风的校园氛围

精神教育只有通过体验才能产生感受，通过每年固定的宣传日发动讲座组织学生进行纪录片的观看仅仅是对以非遗传统手工艺为载体的工匠精的了解，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当同心协力将这些技能或手艺拼纳入教学教育中，强调“学技能，练技能，比技能”。工作与学习中强调工匠作风，踏实肯干、认真细致。带动工匠精神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学习钻研的态度，指导学生们自发的组成小组，“一带一”，“一带多”的形式形成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小团队，求精求实的开展学习和工作，把从传统匠人那里带来的优秀品质传播在校园里。作为学校的领导层更应该看到这样的启示与力量，以真切的工匠精神引领工作，以务实的工匠作风开创事业，传播校园正能量。

4 结语

几经反思，在国家大力宣传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以及工匠精神的信仰，背后更多的是时代竞争带来的劣势，提到中国，人们无不联想到廉价劳动力，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却无法生产出质量过硬的产品，还随之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究其根本，是外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内在精神世界的匮乏。民间技艺，民间美术等民间文化是传统精神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它在民众的精神世界里连接着过去和未来，随着社会的推进，年轻的一代对于经过历史长河淘洗沉淀的传统文化态度越来越淡漠。传统收工技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是历经无数劳动者磨练之后的民族文化精髓，是人民群众心手相连的艺术，守住传统文化，才能守住维系族群发展的核心动力。校园是指引社会新生力量的圣地，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传统优良精神的传承延续，责任重大，我们还在践行的路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