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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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格局变化；金融危机

2008年，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全球的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阴影，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外债高柱的现象。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时宣称，美国与欧盟依然处在国际金融的引领世界，但是在当前的国际金融行情中，发达国家的地位出现动摇现象已经是不容更改的事实，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所处的地位在不断的呈现是上升的趋势。

一、国际金融格局变化标志

1.债务危机的风险从发展中的国家蔓延到发达国家

债务危机曾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出现在发展中的国家，当时、所造成的影响十分的严重，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遭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近些年来，债务危机在发达国家出现了，绝大多数出现的地方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以及国家军队的费用开支，使得发达国家的财政出现长期的负债现象。到目前为止，全球共有15个发达国家的债务出现了危机情况，其中，美国与欧盟等国的债务危机都远远的超出了最高警戒线，美国欠下的中国债务已经上亿万，还有诸多国家的财政在等待发展中国家的救助[1]。

2.金融危机的影响从发展中的国家蔓延到发达国家

从70年代起，到90年代，全球共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次不同程度的系统性银行危机，其中，大量的银行危机都发生在欠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其中，比较严重的几次危机较集中的发生在90年代，但是，2000年之后，诸多的金融危机情况出现在发达国家，其中，经济体系最大的国家尤为严重，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影响最严重、影响范围也是最大的金融危机代表。

二、发达国家金融地位动摇

1.美国的金融地位在下降

美国的支柱产业就是金融业，金融业在美国所占的GDP有20%，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结果导致美国的金融体系整体都处在危险的处境当中。出现该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与美国自身的财政支出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美国的金融系统过分的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撑，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许多投资银行的企业都先后破产，而幸免于难的相关企业也迫不得已的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了银行方面，美国的银行一次次的面临倒闭的浪潮，美国的政府也被迫出面给予金融机构体系支撑；

其次，美国的货币政策是有限的，为了缓解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影响，美国政府先后实施了宽松货币的政策，然而，效果并不是十分显著，2011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再一次的出现了下降，而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量的投放货币都投进了金融系统中，而并非实体经济中，实体经济根本上并没有发生好转情况。

2.欧盟金融的地位受创

欧盟国家购买了大量的有毒资产，金融产业被拉入了危机的深渊当中，欧盟在金融业方面与美国有着密切的关联，美国的金融业受到重创后，欧盟的金融业就无法避免金融上的创伤。除此之外，欧盟的债务危机业想着银行的方向蔓延，金融危机发生后，使得许多银行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欧债危机，美国相关企业国债在申请破产之后，欧债危机更加严峻。同时，欧盟金融业的实体经济复苏的比较缓慢，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的欧盟成员国都先后爆发了债务的危机，这些国家都想获得欧盟的援助，因此，被迫的接受了裁员以及紧缩财政开支等要求，欧盟的实体经济复苏的速度更加的缓慢。

3.日本由于多方面原因陷于困境

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经济、金融强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日本同时遭受到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与此同时，日本还先后面临了地震引发的海啸以及核扩散等灾害问题，使得日本遭受到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三方面的共同打击，日本的经济比美国欧盟都衰退的更加严重。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地位上升

当金融危机出现后，诸多发展中的国家所遭受到的冲击力度较小，在金融方面都保存和加强了实力，其中，中国和印度最为突出，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债券较少，远不及欧盟和日本，而印度金融业基本上是全封闭的体制，完全没有购买美国有毒资产。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金融地位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而发展中的国家由于受到的重创较小，因此，在金融界中的地位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并且在国际上，中国大公资信评级机构成为了首家发展中国家资信评级机构。除此之外，中国建立起以上海为国际金融的中心，人民币逐渐走向国际市场领域。

四、结束语

目前，国际金融的格局发生变动，并不能说明金融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但是艰巨性和长期性在新兴国家得到主导性地位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的，经过次贷危机，奥巴马所主导的美国金融体制发生了最严厉的改革，国际金融制度也显现出重大的缺陷，而中国的国际金融建设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存在着艰巨性，中国在该方面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傅梦孜.国际金融格局变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J]. 国际经济合作.2009，（04）；19-20.

[2] 陈凤英，陶坚.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及思考[J]. 现代国际关系. 2011，（12）；22-23.

第2篇：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欧洲债务危机；GDP增长率；经济结构；赤字；储蓄投资转化率

中图分类号：F015；F8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5—0122—07

欧洲债务危机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在欧盟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它起源於希腊，由於应对不利，后来迅速向欧盟核心国蔓延。郑联盛（2010）分析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演进和发展，大致将欧洲债务危机分为“外向型”债务危机，以北欧小国冰岛为代表；“外来型”债务危机，以部分东欧国家为代表；第三种就是本文所涉及的“传统型”债务危机，以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为主要代表。上述分类对区分欧洲债务危机类型和进一步探讨其成因和影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为什么在上述五国会集体爆发类似的债务危机？五国到底在哪些方面具有相似的特点而导致危机的爆发？再进一步说，下一个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将会是哪里，或者债务危机是不是已经离欧洲而去？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进，爆发危机的国家越来越多，在欧元区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高，对欧洲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对欧洲债务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危机的相关情况，也涉及了债务危机爆发的背景和原因等内容。如陈江生（2010）认为主观价值量对客观价值量偏离带来的能量积累到相当程度导致危机爆发，这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黄永忠（2011）将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欧元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二元结构以及高赤字的传统；陈志昂等（2011）从劳动力的视角出发，认为希腊等国在国际经济中尴尬的夹层效应是爆发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姜艳霞（2010）认为正是欧元区的制度困境和设计与执行存在的不一致导致了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

笔者认为，上述专家学者的分析，只是从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视角相对单一，程度相对浅显。本文试图从欧债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人手，从浅入深，由表及里，将最核心的部分加以提炼和分析，并以此为戒，警示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国的债务危机更多地是由於各国（中央）政府大规模发行国债超过了其自身的清偿能力，造成无力偿还或必须延期偿还。简单地说债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在於债务规模超过了偿债能力，出现了严重违约的可能性。这导致了在公共债务持续攀升，赤字规模不断累积，财政支出急剧扩大的背景下，在金融危机冲击后爆发了欧债危机。

（一）公共负债持续攀升

要分析欧洲诸国爆发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首先要了解各国的公共债务情况。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增长公约》的具体要求，欧元区国家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与GDP的比值）必须保持在60%的水平以下，而事实上完全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增长公约》要求的国家少之又少，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国债规模普遍上升，不少国债比例较低的国家也纷纷打破了国债上限约束。从图1可以看出欧洲各国的国债负担率。其中，爱沙尼亚的国债负担率最低，为9.68%；希腊的最高，为152.55%。只有5个欧元区国家的国债负担率低於《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红线，其他国家均高於红线。公共负债持续攀升的原因在於社会福利较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

1.社会高福利导致国债负担率过高

高福利制度是欧洲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是欧洲国家的骄傲、人民的自豪。高福利体制的运转建立在高就业和高劳动流动性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社会必须有足够多的纳税人来支持高税收制度，维持福利体制的运作（谢世清，2011）。但是，欧洲人已经养成了躺在高福利的温床上坐享其成的惰性。欧洲国家试图进行改革，但是阻力重重。为了维持现有的高福利制度，国家负债水平持续攀升。以2011年为例，按照国债占GDP的比例并参考预期因素，可将整个欧元区以及英国的负债情况分为四大板块。

（1）负债较健康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国债负担率低於《马约》规定的60%的红线，主要有爱沙尼亚、卢森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芬兰。

（2）负债一般健康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在60%～80%之间，主要有荷兰、西班牙和奥地利。

（3）负债比较不健康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在80%～100%之间，主要有德国、法国、英国和比利时，作为欧盟三驾马车英、法、德的国债情况均不是很乐观。

（4）负债很不健康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国债负担率高於100%，分别是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希腊，其中希腊和意大利两国负债占GDP的比重常年高於120%，且无好转迹象。过高的国债负担率从侧面说明了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必须依靠不断借债来维持政府运行及社会经济开支。

通过以上分类可以看出，后两类国家恰恰是社会福利水平过高、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缓慢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还未采取有效的手段改革高福利制度，改变国人的观念，债务与GDP之比值将会进一步增加。

2.人口老龄化成本加剧了债务状况的恶化

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也是老龄化趋势最为严峻的地区。老龄化不仅拖累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提高了福利成本，加剧了财政负担，最终导致国家债务的恶化（新川陆一，2011）。

（1）人口老龄化成本的广义含义包括老龄化趋势带来的三个潜在风险，即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公共支出增加，三者共同构成了“老龄化成本”的广义含义，成为国家财政恶化和债务攀高的潜在因素。近20年来，欧洲人口老龄化和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必将影响其经济增长。换言之，未来50年中，由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和公共支出增加的三个潜在风险并存和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必将使欧洲各国时刻警惕其债务危机的风险，提高其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2）人口老龄化成本的狭义含义包括老龄化带来的主要财务成本，即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保险支出五个福利项目。从理论上讲，人口老龄化越迫近和越严峻，前三项便越会不断攀升，而后两项则会逐渐下降。在欧洲国家普遍实行的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险制度架构下，参保人的养老金权益在本质上是一种隐性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寿命预期的延长，“养老金财富总值”形成的这个隐性负债将不断显性化和货币化。

（二）赤字规模不断累积

欧洲国家国债负担率高企的直接原因是巨额的财政赤字。为了维持国内福利开支和政府运作，部分欧洲国家常年保持着较高的赤字规模（王鹤，2003）。

1.赤字规模的分类

根据OECD的统计，就整个欧元区而言，同样可以将其财政状况按照赤字规模分为四大类。

（1）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这类国家常年基本无财政赤字，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稍许上升，主要有卢森堡、芬兰和爱沙尼亚。

（2）财政状况一般的国家。这类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保持在欧盟所规定3%的范围内，金融危机后稍有上升，主要有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

（3）财政状况较差的国家。这类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常年高於3%的上限，金融危机后继续攀升，主要有法国、意大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4）财政状况很差的国家。这类国家财政赤字常年高於3%的上限，在金融危机后赤字比例急剧上升且均超过10%，主要有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其中，爱尔兰的财政状况最糟糕，2010年赤字比例高达32.4%；希腊（10.41%）、英国（10.34%）、西班牙（9.24%）和葡萄牙（9.17%）紧随其后，同期OECD国家的赤字比为7.7%。

2，与新兴经济体赤字规模的比较

可以作为比较的是，2010年巴西的赤字比例为2.5%，中国为0.7%，印度7.7%，俄罗斯4.3%，南非4.5%，与新兴经济体相比，欧元区部分国家赤字占GDP的比重畸高，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赤字比则更高。高额的赤字就需要不断地通过发行国债进行平衡，当国债发行遇到问题，甚至新发国债已经无法偿还到期本息时，债务危机自然不期而至。过高的财政赤字既是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成因，同时也向外界传递了一国财政恶化和对外偿付能力严重下降的信号，继而使得政府的借债行为受到抵制，间接催生了债务危机。

（三）政府支出急剧扩大

巨额财政赤字说明政府收支倒挂，支出大於收入。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大部分来源於税收，税率往往通过法律形式被固定下来，因此税收收入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欧元区15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保持在45%左右的水平。通过比较发生债务危机的部分国家数据可以发现，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都维持在比较固定的水平，分别为39%、35%、46%、40%和35%。之所以造成大量财政赤字，主要还是因为政府支出在危机后急剧扩大。以爱尔兰为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36%一路上扬，2009、2010和2011年分别达到42.7%、48.2%、67.0%，在收入没有出现同比例上升的情况下，支出的急剧上升导致赤字规模逐步放大。2010年欧元区政府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为50.47%，同期OECD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44.49%，对应的欧元区和OECD国家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44.49%和36.83%。对比这两组简单的数据基本可以发现，欧元区国家政府参与国民经济的程度高於整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基本可以看出欧元区国家福利型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通过积极的转移支付力求实现社会均衡。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另一股主要力量，同时也承担了参与经济活动的相应风险。因此，在发生金融危机后，市场风险很容易通过政府活动转移到政府身上，从而更易形成债务危机。

从以上的分析基本可以看出为什么此轮债务危机首先在希腊爆发，接着蔓延至欧元区其他国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是希腊；赤字负担率最高的国家是爱尔兰，其次便是希腊；经常收支逆差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同样是希腊，希腊已经成为欧元区国家“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及居民消费方式，债务危机很可能会一波接着一波袭向欧元区其他国家，照这个发展方式看，法国、英国似乎都有可能成为危机下一步蔓延的方向。事实上，无论是债务比、赤字负担率，都只是我们观察欧元区经济的表面现象，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才是其背后的最终决定因素。

二、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

虽然不同国家的历史国情不同，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地理文化资源禀赋不同，三次产业发展的结构也可能千差万别，但是产业结构演化的规律却是基本一致的，即经济体总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发展，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向第三产业发展（Chenery等，1968，Salant等，1983，这一过程也必然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因而三次产业的结构往往就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OECD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三版），欧元区的“优等生”德国2009年一、二、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是0.81%、19.3%和79.89%，同年希腊的该占比则分别是3.14%、10.7%和86.16%。将希腊等国与德国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希腊第一产业比重高於德国，人均收入水平也低於德国，但第三产业的比重却高於德国。从这个比例也可以基本看出，希腊在产业结构上过度偏向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和运输业。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情况与希腊相比较为接近，旅游业所在的批零餐饮业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分别达到了17.9%和14.91%。在国民经济结构上，过度依赖单一产业，不仅导致在遇到危机时难以有效地进行抵御和防范，反而会因危机而陷入更深的危机循环，同时过度依赖单一产业会因对新兴产业重视不够而忽视培育，造成国家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产生所谓“夹层效应”。爱尔兰似乎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曾经的“凯尔特猛虎”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毫无节制地吸引外资流入来发展房地产业，试图再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随着金融危机传染到欧洲，爱尔兰房地产泡沫随即破灭，为了拯救国内银行业，爱尔兰政府采用“地毯式”注资，最终导致财政吃紧赤字急剧攀升（张锐，2011）。

（二）经济发展水平缓慢

GDP增长率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情况最常用，也是最核心的指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唯有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才能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相反，经济发展乏力不仅无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现已存在的问题，而且甚至会带来各种新问题。如图2所示，2006—2010年间，欧元区和OECD国家经济增长均呈现先抑后扬态势，在2009年之后经济状况普遍复苏。但是，希腊经济增长一路下探，2010年经济负增长4.47%。而爱尔兰经济增长态势虽基本与欧元区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但其经济波动的幅度远远高於欧元区其他国家，2010年同样经济负增长1.04%。希爱意西葡等国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低於欧元区平均水平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经济使得上述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后，不但没有办法实现自救，更会进一步恶化本已艰难的经济形势，唯有依仗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救助才能勉强度日。

人均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图3显示，2010年希腊人均GDP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5 020美元，西班牙为26 939美元，意大利为26 760美元，葡萄牙为21 668美元，上述四国人均GDP不仅低於欧元区平均水平，也低於欧盟的平均水平，在整个欧元区来看或许只能算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也比较容易成为危机的爆发口。

（三）投资储蓄结构倒挂

在构成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中，可以发现“希爱意西葡”等国均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加上上述国家的消费和生产结构，短期内看，这三驾马车不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投资是构成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观察上述国家的投资与储蓄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上述国家投资率和储蓄率水平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爱尔兰和希腊的投资率分别只有10%和14.56%，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处於比较低的水平。希腊的储蓄率则更低，仅为4.11%，甚至大大低於以过度消费而著称的美国；葡萄牙和爱尔兰的储蓄率也仅为10%，同样低於美国。反观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其投资率和储蓄率大致维持在20%左右。其中美英两国偏低，但这是由一系列条件所决定的：美元是国际硬通币，而英镑也是重要的结算货币之一，美英两国在本国货币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同时拥有独立的财政货币政策；同时上述两国FDI流入较多，美国是世界第一大FDI流入国，英国吸引的FDI也居世界前列；纽约和伦敦分别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很明显，希腊等国并不具备美英这样的优势条件，不断下降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制约了希腊等国的经济发展，制约了希腊等国进行技术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的资金来源，制约了希腊等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以希腊为例，2010年其投资率为14.56%、储蓄率为4.11%，意味着储蓄投资转化率高达3.54，详见图4。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处於较高的水平，与希腊等国爆发了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相联系，肯定不是巧合。储蓄投资转化率与一国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深化程度和转化效率密切相关（Murphy，1984；Guiso等2004；Summers，1988）。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要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必然要求放大金融体系的信贷杠杆率，要求有繁荣与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工具，更要求拥有相应的完善法律监督监管体系，以防止金融市场的过度泡沫。与美国和英国相比，希腊等国金融市场发达程度要远远落后美英两国，如此之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背后一定存在着监管松懈、信贷放纵，甚至故意为之的隐患。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已经雄辩地告诉世界，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任其发展会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幸的是，在消费成瘾、工业萎缩、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希腊等国政府似乎已经别无良策。

按照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储蓄或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储蓄率的提高是一国经济向稳态发展的重要途径。@按照希腊等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投资储蓄结构来看，很难摆脱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国内经济状况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OECD预测，2012年希腊的产出缺口将高达11%以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将都在7%以上；而OECD的平均产出缺口为2.43%，法国为2.87%，英国为2.68%，美国为2.43%，德国为-0.33%。

三、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原因得出以下结论。

1.人口结构不平衡，逐步进入老龄化

而且这一趋势没有得到明显控制，还在进一步发展。

2.刚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导致其财政赤字猛增

2008—2010年，爱尔兰和希腊的GDP都出现了负增长，西班牙近两年也出现了负增长，而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并没有因此减少，这最终导致了其财政赤字猛增。

3.产业结构不平衡，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发展脆弱

在欧盟国家中，希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配置极其不合理，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显得异常脆弱；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的意大利在危机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随着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和竞争的加剧，意大利原有的竞争优势正逐渐消失。而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西班牙和爱尔兰的经济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

除了本文阐述的主要成因，欧债危机的形成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银行业的信贷大幅扩张，以及欧元与美元之争等，在这里不做赘述。

（二）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启示

1.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不可否认，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传导作用。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判断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贸易方面。在中国的总出口中，欧洲占了20%左右，具有重要的外贸地位。欧洲因经济低迷出现的对外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造成的中国对欧出口困难，以及贸易融资下降都对中欧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根据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的数据，2010—2011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从40%回落到7%。

（2）金融方面。如果希腊再次引爆欧债危机，欧洲银行业将在短期出现明显的资本金缺口，其海外资金回抽可能产生连带效应，造成全球银行业“紧缩”，亚洲乃至中国的外部融资环境将出现恶化。

（3）心理方面。除了可能来自银行系统的风险外，欧债危机催生的全球资金风险偏好转移、避险情绪回潮等，也会传导至中国的股市等。而这种市场悲观情绪，可能进一步挫伤投资和消费信心，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第3篇：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动荡起伏。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经济震荡余波未息，欧美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又给国际经济形势再添变数，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以便有效应对其中的风险和挑战，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对江瑞平教授进行了专访。

回升进程出现波折

记 者：去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有人认为在整个“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存在着多层面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请问江院长对此有何看法？可否对全球经济的走势为我们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江瑞平：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总体上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走出衰退，处在回升过程当中；二是回升进程出现波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停滞，并存有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总体上比较平稳。尤其是美国，以新经济为牵引，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2000年3月，美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2001年遭遇9·11冲击后，使美国经济彻底陷入一次周期性的衰退；2002年，美国从经济发展的低迷中走出，并带动全球经济进入比较平稳的增长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另外一个泡沫却在急剧膨胀，就是房地产泡沫。2007年夏季，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了。这是我们分析全球经济形势总体状态的基本起点。

美国的房市泡沫破灭之后，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只是金融系统这一庞大链条当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环节，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贷款出现了危机。但是这样一个非常细小的金融环节的问题，很快就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同时迅速超出了美国的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使得全球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继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第一个年度负增长。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全球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的迹象；2010年初，全球经济回升的态势仍然在持续。但是，就在新一轮的经济回升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了，这使得好不容易走出衰退的全球经济在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回升状态之后又出现了低迷、陷入了停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开始出现明显的萎缩，国际投资也出现剧烈的波动。

对这一轮的经济衰退，学界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直接结果，全球经济失衡是这一次经济衰退的重要根源。虽然衰退之后全球经济失衡在相当程度得到了缓解，但是伴随着2009~2010年的经济回升，已经存在的全球经济失衡又再度恶化，使得再平衡成为目前全球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具体说，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是经常收支的失衡，其集中表现是美国的经常收支，尤其是贸易收支存在着巨额的逆差。失衡是衰退的根源，衰退使失衡缓解，回升又使失衡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运行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甚至是其他许多重要问题的根源所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处在一个极度失衡的状态，而只要这一状态得不到改变，世界经济的风险就难以根除。

西方深陷三重危机

记 者：您曾经说过，欧洲的债务危机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您是否可以详细地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观点？

江瑞平：当前，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是最核心、最根本、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债务是指国家欠的债务，债务危机实质上就是财政危机。而目前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债务危机或财政危机又不是孤立的，它是此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并与金融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恶性互动，又进一步导致了经济衰退。所以，目前在欧洲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所揭示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这三个层面的同步危机的一个恶性循环，而且解决起来会顾此失彼。那么，这样一个三重循环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可以通过三条脉络来进行分析。

一是金融危机恶化了财政状况，导致了债务危机

这次经济衰退的后半程，是因为前半程的金融危机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恶化，导致了债务危机。至少有三个路径使得金融危机能够恶化财政状况、导致财政危机。

第一，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政府不得不用财政资金救助，扩大了财政支出。金融机构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关系到经济与社会的各个主要层面，相当程度上维系着社会的稳定。正常情况下，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不会轻易允许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怎么办？动用财政资金来救助。但是，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救助金融机构增加大量的财政支出，财政收支状况肯定就会因此而恶化。第二，金融危机爆发还导致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此时政府不得不推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得不增加公共事业投资，不得不增加更多的失业救济金。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财政收入不变、财政支出增加了，同样导致财政状况恶化。第三，危机导致经济衰退、收入减少，在累进税制下必然以更大的幅度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西方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于税收，在税收当中占很大比重的是所得税，所得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累进税制。这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的状况一定比经济衰退的状况更严重；反之，财政收入增加的状况一定比经济回升的状况更好。现在经济衰退了，收入减少了，结果一定是财政收入比经济衰退以更严重的幅度和速度在减少。

可见，前两个路径导致财政支出大量增加，后一个路径导致财政收入大规模减少，这都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结果就是财政状况恶化，直到引发财政危机、债务危机。

二是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动荡

财政危机不断恶化，金融系统又出现了问题。一些重要的国际评级机构从去年6月份之后，已经把评估的对象转向了金融机构，包括大型民间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级别的下调，带来整个股市动荡。这意味着：之前是金融危机导致财政危机，现在财政危机还没有解决，而且有可能会愈演愈烈，财政危机又再次引发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动荡。

首先是系统危机。由债务危机引发债券市场危机，再导致金融市场危机，直至整个金融系统危机。国债也是有价证券，国债这部分出问题了，整个债券市场都会遇到危机。而债券市场又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金融市场也会因此而危机。金融市场的危机也就意味着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

其次是机构风险。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被迫减免债务导致严重亏损、经营困难。以希腊为例。大家都注意到，现在希腊政府又通过了第二轮的救助方案，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与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希望其自愿来减免债务。这对金融机构意味着什么？比如说银行，它去买希腊政府的债券，它用的是老百姓的存款。但是用这个钱去买了希腊政府的国债之后，希腊政府没有能力偿还，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金融机构自身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面临经营的大面积亏损，甚至也可能出现由于风险过大而破产倒闭这样的趋向。

再次是汇市波动。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波动，从而引发汇市波动。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整个外汇市场上总的趋势就是美元一种货币在贬值。而目前有了第二个，就是欧元。欧洲债务危机一恶化，欧元就贬值，美元对欧元就会升值；而美国的问题一暴露，美元又贬值。所以，一旦欧洲债务危机恶化，就会导致欧元波动，致使整个外汇市场波动。这是金融市场震荡的一个重要表现。

最后是股市震荡。每有信用评级下调的信息，股市就会应声而落。围绕欧洲债务危机，每当有一个新的恶化的信息传递过来，我们就会发现主要股市都会应声而落。而股市显而易见是金融大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了财政危机又回过头来导致金融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三是财金危机导致经济停滞

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财金危机。财金危机恶化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欧洲爆发债务危机最严重的五个国家，不仅都是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也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同时还是经济停滞最严重的国家。这五国中，希腊连续4年都是负增长，最严重的2011年为负的5.0%；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或者只有零点几的增长。这意味着财政金融的危机已经导致了经济衰退。这是因为：财政危机导致政府必须进行财政紧缩，财政紧缩的结果就是社会公共投资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减少、需求不足、经济衰退。对金融机构来讲，金融系统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得不紧缩银根，不敢大胆地发放贷款，投资需求不足。政府欠了那么多钱，只能靠纳税人纳的税来还。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一时期一定会增税、提高税率，就产生了强烈的增税预期，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内可支配收入一定会减少。对此，老百姓所采取的直接的经济行为就是节衣缩食、抑制消费。而消费需求恰好占到了总需求的60%以上，消费需求减少了，经济就会停滞。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股市波动，股市大幅度的下滑。股市一旦萧条了，就会减少家庭的可支配资产，从而既影响消费能力，也影响消费欲望，只能紧衣缩食，带来的结果就是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所谓逆资产效应。财金危机还会冲击汇市。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国际投资、国际贸易这些国际实体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条件和保证，现在这也保证不了了。

所以，目前西方世界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先出现金融危机导致了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又回过头来加剧了金融危机，而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叠加在一起又导致了经济危机。这三重危机使得西方不堪重负。

东亚经济逆势而上

记 者：目前与西方深陷三重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东亚，经济形势应该说是非常好。请您就此为我们作一些分析。

江瑞平：在全球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东亚经济也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冲击。从东亚的10个主要经济体的状况来看，在2008年、2009年，绝大部分也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此后回升的势头却非常强劲。同时，东亚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的地位也在快速提升，目前新一轮全球经济回升所依靠的不再是欧美，而主要是东亚。

东亚近五年的GDP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更明显高于美国和欧盟。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这三年的全球经济回升过程中，东亚的10个主要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2%、40.1%和42.2%，都超过了40%。

但是，全球经济的回升，并没有给东亚带来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在战后很长时期，东亚经济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区外市场，主要是靠美国的市场。目前，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就是，东亚经济得以回升，主要依靠的是区域内部的市场，尤其是依靠中国的市场。这主要得益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的一系列进展。

首先是东盟，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国家，他们在搞经济一体化；其次，中、日、韩合作后来居上；再有，多个“10+1”合作，10就是指东盟10国，1分别代表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一系列的10+1自贸区形成一个网，也陆续到了收官阶段；然后是“10+3”，就是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3国的合作，也正全面展开；另外，就是东亚峰会的框架，即EAS框架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去年这个框架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非典型意义上的东亚经济体也加入了东亚峰会的框架。美、俄、中、日、印度等都处在这个框架之中，他们之间的合作影响会是多么大啊；还有一个是对中国很不利的合作机制，就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组织，该组织在美国主导之下对东亚经济合作带来了巨大冲击；最后一个就是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还有一些一系列的合作，双边的、多边的，等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世界性潮流。在这个潮流之中，东亚地区原本处在十分滞后的状态。在欧洲，欧盟框架下的合作是最快的，然后是北美快速跟进，美国和加拿大先搞了自贸区，墨西哥加入之后就形成了北美自贸区，就是NAFTA。199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起召开了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其中一个重要倡议，就是要搞大美洲自由贸易区。大到什么程度呢？整个美洲除了古巴之外，34个国家全部要参加的，从地理位置上讲，就是北起美国的阿拉斯加，南到阿根廷的火地岛，形成一个大的自贸区。当然，这个合作框架后来的进展并不顺利。而现在，真正引领着全球区域合作潮流的是东亚。东亚经济合作在逆势而上，为东亚经济总体上逆势而上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

总之，东亚在目前全球经济回升的架构中，一是自己的发展形势非常好，二是国际地位在整体提升，三是支撑着全球经济的回升。

发展模式艰难转型

记 者：您提到西方之所以深陷三重危机，是其整体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请问到底是怎样的一些问题呢？

江瑞平：我们先来看一些基本的现象。

从2010年到2011年上半年，媒体上都在报道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而在欧洲，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专门去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总部前面的非常小的广场上拍了许多照片，当时，有很多像嬉皮士一样的年轻人在那里搭了帐篷、埋锅造饭，他们的口号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美国叫“占领华尔街”，在欧洲一开始叫“占领欧洲央行”，后来就叫“反对资本主义”了。

为什么要“占领华尔街”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政府，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就用财政资金大规模地进行了救助，但是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却利用政府的救济款为自己增加津贴、发放奖金。再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华尔街的这些所谓金融精英在进行恶意炒作，在炒作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赚了一笔又一笔。结果泡沫破了，金融机构本身陷入倒闭，政府又用财政资金、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予以救助，而救助款项又被拿去发放奖金、增加津贴。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欧洲人认为这不仅是华尔街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三重危机揭示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危机。

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资本主义基本上崇尚的是自由主义，一切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都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掌控。一个好的政府就是最无所作为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财政危机，也不会有金融危机。因为财政的规模是由实体经济的规模决定的，每年度财政的收和支都必需平衡，所以不会产生赤字，不会产生赤字危机，也就不会产生债危机。金融的核心工具就是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实体经济的交易服务。因此货币的规模，金融的规模，应该是由实体经济的规模来决定的，所以也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由金融主动引导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也不会出现由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所以，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在自由主义条件之下，当时的资本主义不会出现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但是，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济衰退。

正因为出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就是通过动用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性问题。这一政策的核心是赤字财政政策，所以就有了经济的财政化，这就意味着财政规模在经济总量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扩大。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欧洲，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规模都占到经济总量的40%以上，将近50%的国民收入被政府拿走，政府还要以超出这些收入的更大的规模来扩大财政支出。所以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财政化；另一方面，赤字财政又导致了债务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造成财政危机。

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迅速盛行，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上是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之下实现的。但是，到70年代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为所谓的滞胀，就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长期并存。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本身也遇到了问题，必须进行改革。80年代，美国政府进行了8年探索，以费里德曼为核心，推出了新自由主义，并取得一定成效。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全面推开。

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不是要彻底放弃政府的宏观调控，而是政府要放松监管。金融系统在这方面走得最快。90年代以后，整个金融系统完全自由化了，而且通过“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推开。有了新自由主义才会有经济金融化，有了经济金融化才会出现在美国的、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贷款这么一个小小的金融环节出了问题，马上就会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可能。其根源就在于经济金融化，就在于新自由主义。

但是新自由主义现在也不行了，什么主义可行呢？如果要选榜样的话选谁呢？不可能选择小的国家、小的经济体，因为它们发展得再好，也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只能找大国。

二战以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且带动了整个东亚。但是，1985年一个“广场协议”就把日本经济打乱了，到现在还一蹶不振。3·11大地震使日本失去的不只是20年的发展，很可能是30年。日本模式是不行的。美国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可以说独霸全球，但是，2000年，美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而且破灭得极其惨烈，2007年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而且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可见美国模式也不行。遍察世界大国，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发展形势最好的可能是中国和印度。整个西方媒体一直都说印度好，口径非常一致，一边倒地肯定印度。近两年，我认真考察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现，尽管印度的富人俱乐部里面是那么的奢靡，可出了富人俱乐部，大概相距10米都不到，就能看到露宿街头的人。从新德里到泰姬陵那么短的距离，居然要走八九个小时，而且奔驰车可以和牛一路同行。我感觉，印度学不得，没法学。但是，中国（模式）就能被人所学吗？我们知道，我们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可即使全是好的，其他国家也是学不来的。所以，虽然西方现有的模式不得不转型，但是转型是极其艰难的。

世界格局深度变化

记 者：我们注意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格局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对此，您是怎样认识的？

江瑞平：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非常引人注目，表现很多，我把它概括为“三个化”。

一是全球经济亚太化：从欧美到亚太

就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或者说是重心，从西边向东边转移了，越来越从欧美向亚太转移了。我们知道，世界经济的中心最早是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然后是欧洲，然后是北美，美欧长期以来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欧洲早就不行了，现在尤其如此。2010年全球经济GDP增长当中欧盟仅仅贡献了8%，美国和东亚加在一起贡献了54%。这个数字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种亚太化趋向。金融危机之后，这个趋向更加明显了。

二是亚太经济东亚化：从美国到东亚

在亚太经济格局中，从北边向南边转移了，就是越来越从美国向东亚转移了。2010年，美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2%，而东亚达到42%，这就构成了美国和东亚加在一起贡献的54%，其中东亚比美国的贡献率高出了30多个百分点。

三是东亚经济中国化：从日本到中国

东亚的经济格局是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东往西转移。东亚经济增长率很长时期主要靠日本来带动，现在，越来越依靠中国了。2010年在东亚经济的增长当中，日本仅仅贡献了4%，中国贡献了26%。

这“三个化”放在一起，表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快速提升。尤其是从流量、动态的指标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是靠中国拉动的。为什么要重新强调这个趋向？我们会注意到，目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当中的所有的重大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与这样的全球经济的中国化有直接关系。现有的世界格局、国际体制是在中国毫无影响、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建立、形成的，西方世界也习惯了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中国的整体实力在最近这30多年却是在快速增长，国际地位也在快速提升。

国际体系直面改革

记 者：当前，国际体系主要是国际经济体系，正处在变革过程当中。请教江院长，在这样的变革中出现了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的动向？在这些动向当中，中国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江瑞平：当今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变革，变革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正常地运行和发展经济，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体系，这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体系，在公共选择理论上就叫做国际公共商品。国际公共商品最好是由一个世界政府来提供，最好由一个世界议会来制定法律，有一个相当于各国中央政府的真正的联合国，由它来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控经济的运行。这不是指现在的联合国，现在的联合国远远达不到一个世界政府的水平。所以，非常不幸，目前这个世界政府并不存在。那么，谁来提供国际公共商品呢？——大国。

历史上很长时间，是英国在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把英国彻底拖垮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这都是传统的大国主导，采取的是传统的主导方式，或者叫“主导的传统”。这个传统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战争崛起。要想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必定是通过战争，从原来的大国手里把主导权夺过来。有了这样的国际体系之后，最早称霸的是荷兰，荷兰的海上霸权是当时国际体系的核心。之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打败荷兰之后控制了海上的霸权，主导了国际体系。进入到近代资本主义时期之后，英国控制了海上霸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世界，建立了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由于英国自身的危机，欧洲大陆连年战乱，最后被美国从中渔利，获取了世界霸权。可见，从荷兰到葡萄牙、西班牙，到英国，到美国，根据这样的历史演变先例，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在现代国际关系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就是霸权稳定论，有霸则稳，无霸则乱。现在，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理念，主要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理论。所以，第二条就有了，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大国主导的传统，就是以强凌弱。谁说了算？大国说了算，国际民主化氛围非常淡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任何一个重大的决策，只有美国同意了才能够实行，因为他有一票否决权。所以，主导的传统就是，战争崛起，以强凌弱。

现在的问题是，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大国遇到了很多问题。与此同时，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在快速崛起，尤其是其中的大国，国际地位在快速提升。于是，就有了一个新的概念——新兴市场大国。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他们的快速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这五个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要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2006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这五年当中，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37%、42%、57%、44%、48%。尤其是2008年，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当中，金砖五国的贡献率高达57%。

新兴大国正在快速崛起，国际秩序还是由过去的传统大国在主导，这显然是矛盾的。作为主导者的大国的地位在下降，而原来的顺从者的地位却在提升，就难免会产生摩擦、矛盾，要解决这些摩擦、矛盾，就一定要变革整个国际体系。

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是由IMF引领的，集中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份额投票权在增加。实际上世行也是如此。但是，即使份额再增加，美国有一个不可触动的硬指标、生命线，就是美国的投票权一定始终保持在15%以上。因为IMF有规定，重大的决策必须有85%的股权同意之后才能够实施，而美国一个国家就占到15%以上，也就是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有一票否决权。这个底线是不能触动的。所以，国际经济体系虽然正在变革，但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合理状态，为期还十分遥远，进程也会十分艰难。在欧洲债务危机中，IMF想方设法地想让中国来伸以援手，但是，又不给中国增加相应的份额，只是要求以特殊贷款的形式向中国要钱，这肯定是不行的。另外，IMF的改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重要举措就是增加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但是，迟迟未能有进展。现在之所以有进展，是因为有了G20。

第4篇：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中心国；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国

2007年开始爆发的美国次债危机将全世界拖入了新一轮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之中，与以往经常发生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不是从新兴市场国家发端，而是直接从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爆发，进而蔓延到欧洲大陆、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几乎无一幸免，从股市暴跌到银行系统倒闭，从全球需求急剧下降到世界经济陷入前所未有衰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受到这场金融风暴的巨大影响。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将带来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终结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如何看待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图探讨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以期透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变革方向，也为中国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些建议。

一、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

关于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国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所做的相关研究，在他的专著《全球化的资本：国际货币体系史》（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中对从金币本位制开始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描绘，巴里•埃森格林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通常会与金融危机的发生相伴相生，并具有一种“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旧的国际货币体系通常会终结于一次大的金融危机。这些结论为我们探讨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提供了角。［1］

国内方面，代表性研究如钟伟回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他把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分成五个阶段：(1)1870―1914年间的古典金本位时期；(2)1915―1945年间的前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3)1945―1975年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4)1975年以后以全球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5)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货币区域化和美元化时期。［2］回顾这些历史，钟伟认为：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寻找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形成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货币体系的更替通常是由于原有的本位货币和货币体系已经难于适应最新世界经济的情况和需求，从而导致大规模国际失衡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进而导致新的货币体系的产生。最后的结论是：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史几乎同时也就是百年危机史，旧的货币体系常常因一场大的国际性金融危机而终结，全球各个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防范则常常引来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

在我们看来，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因为在每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下，都有所谓的“中心国家”和“国家”，［3］中心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上的统治地位和主导作用，通常起到引导和稳定整个货币体系的作用，国家则采用盯住中心国家的策略来进行相应制度的安排(包括汇率、储备货币的选择、危机的救助等)，并以中心国发行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在这种安排下中心国和国的关系变化势必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并有可能直接诱发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具体来说，在一个货币体系的早期，中心国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中心国无论在资源和生产力上都处于最高级，因此它此时主要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向国家提供资金，从而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储备货币，并说明国家通过借贷获得资金用来向中心国家购买商品，进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国家的生产能力。随着发展，在货币体系的后期，情况一般会发生逆转，此时中心国的地位开始明显下降，即国家开始实现顺差，中心国家实现逆差，中心国家通过逆差的方式输出货币、获得实物资源，国家则通过输出实物资源的方式获得中心国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中心国霸权地位的逐步下降，［4］随着其对资本输入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心国家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国家对其发行的储备货币价值的信心下降和这种模式的难以为继，储备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带来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同时从历史来看，中心国出现储备货币信心危机通常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只有当中心国出现债务危机时，旧的国际货币体系才会到达终点。即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的体系的诞生，通常是以中心国发生债务危机为标志。另外，旧的体系瓦解和新的体系诞生通常还需要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以替代原有中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综上所述，在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过程中，中心国通常会出现两类金融危机：一个是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具体表现为中心国的货币危机；另外一个就是中心国的债务危机。下面我们来分别分析：

（一）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机制

这类金融危机主要指随着中心国的经济实力和霸权垄断地位的下降，国对其发行货币的信心开始下降，并抛售该种储备货币的行为，通常发生机制如下：中心国国际储备货币供应过大世界各国对储备货币信心下降各国纷纷抛出储备货币，购入黄金或其他货币储备货币的汇率大幅贬值，中心国出现货币危机为维持各国的贸易竞争力，可能出现各国汇率竞相贬值的情况各主要国家出面联合干预，以稳定货币当信心彻底难于扭转，中心国的储备货币地位消失，新的储备货币替代原有储备货币。

根据上面的逻辑推演，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储备货币发行过大会导致储备货币发行国，即中心国家自身出现货币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主要为美国。根据我们的统计，如果将一国货币在一年内贬值15%以上的情形定义为货币危机，从1945年至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共发生了4次货币危机，具体年份为： 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5］我们将1960―2009年间每年美国M2的增长率数据与美国发生货币危机的时间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下图。

根据上图我们发现，美国在经历较高的M2增长年份后，自身随后通常容易发生货币危机，危机发生的时间离美国货币扩张时间会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为1―2年）。如1969年、1971年美国发生货币危机，在此之前两年的美国M2的增长率在1967年为9.16%，1968年为7.9%，这两次货币危机最终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5年美国再次爆发货币危机，而之前的1971年、1972年美国的M2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13.28%，12.92%，1973年、1974年开始回调但仍然维持在5%以上，当1975年M2增长率再次上升到12.65%时候，货币危机马上触发；2002年美国再次发生货币危机，同样的，在此之前是美元M2大幅飙升的时期，2001年美国的M2增长率为10.52%。本次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为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潭而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货币，这使得美元大幅贬值的风险正在不断积聚。

（二）中心国的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

关于中心国的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我们将主要采用“事件研究法”来进行分析，回顾历史上英国发生危机并最终将中心国家过渡给美国的例子来进行论证和总结。下面的历史片段描述主要来自巴里•埃森格林的专著《全球化的资本：国际货币体系史》，相关总结和分析为本文自行归纳和梳理。

中心国的更替，以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和英国中心地位的丧失为例。从1925年回归金本位开始，英格兰银行一直与黄金储备的流失做斗争。这种斗争的一种重要支撑就是这个国家“看不见的盈利”：它包括英国在海外投资的利息和分红；外国游客来英国的旅游收入；海上运输和保险带来的收入；为外国人提供的金融服务带来的收入。然而从1930年开始，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外国工业的竞争，很多国家开始对贸易施加高额的关税，这直接严重打击了世界贸易，从而减少了英国从海上运输和保险所带来的收入。另外由于1930年全世界商业环境的恶化，英国在海外投资的收益和分红也大幅下降。1931年，拉美的债务危机以及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等国对利息转移支付的禁止进一步恶化了英国在投资方面的收益和分红。1929―1931年之间英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6000万英镑，更致命的是，英国“看不见的盈利”减少了1.2亿英镑，是贸易逆差增加额的两倍，这导致英格兰银行保持英镑与黄金的官方兑换比率越来越困难，英镑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1930年下半年，英国的黄金储备流失进一步加剧，这迫使法兰西银行、美国的美联储不得不联合进场对汇率进行干预，以支持英镑保持黄金平价。但即使这样，英镑的汇率还是从4.86（1/4）美元每英镑下跌到了4.85（1/2）美元每英镑。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不断恶化的经常账户正不断抽干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同时也招来了对英镑的投机攻击。按理说，英格兰银行此时仍然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来应对这种情况，那就是提高贴现率，英格兰银行实际上也这么做了，它在1931年7月23日将贴现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一星期后再次提高了1个百分点，希望以此吸引黄金的流入，从而对冲经常账户恶化导致的储备流失。然而，黄金储备却仍然继续流出，因为市场上已经开始认为英格兰银行上调贴现率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过高的利率将进一步提高已经很高的失业率，同时还将削弱在议会中已经不占多数的工党政府所得到的支持。利率上升同时还将提高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到中欧经济停滞影响导致盈利下降的英国银行体系的经营状况。另外，高利率还将提高政府国债的融资成本并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由于政府在一战中累积了大量的“战争负债”，并且其利息支出占到了英国政府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一。利率的上升使得英国政府在1930―1931年期间进一步掉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潭。投机者们认为，如果英国的失业率进一步恶化，财政赤字进一步上升，英格兰银行放弃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变得不可避免，因此，投机者们开始出售英镑。

历史学家认为，尽管英国的失业率维持在20%的高位，如果没有投机者们的攻击，英格兰银行还是可以通过3.5%的贴现率（1931年7月23日的水平）来维持英镑的黄金平价。然而由于德国危机带来市场对欧洲复苏前景的进一步暗淡，市场上对英镑的投机进一步加大，投资者们坚信民选政府无法在面对20%的失业率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利率，因此，对英镑贬值的投机攻击进一步加剧。终于，1931年9月19日，英格兰银行停止了英镑与黄金的可兑换，从而宣布了英国退出金本位制，作为一战前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绝对中心国家，一战后的世界双中心国家之一（和美国），英国退出金本位制宣告了世界金本位制的解体。英镑也在随后的3个月内对黄金的比价贬值了三分之一。这种下降同时摧毁了世界对其他信用货币的信心，各国央行纷纷将其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这种行为进一步压缩了世界货币体系的储备供应。从1932年开始，世界上大约24个国家放弃了原来的金平价水平，并将其货币贬值，从而彻底宣告金本位制成为一种历史。在英镑危机发生之后，1932年开始，英国接着出现债务危机，这彻底标志着英国不再担任世界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角色，其中心国家的角色逐渐被美国所取代。

从英国作为中心国家衰落的历史中，我们总结出一个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中心国家已经从原来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为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入的角色，并且在中后期严重依赖资本账户资金的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的逆差。如英国到后期严重依赖其“看不见的收益”来支撑其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出。(2)原来的中心国家经济实力占世界经济的垄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世界上已经出现潜在的中心国家接任者。我们认为英国出现英镑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统治地位的崛起，它为世界寻找新的中心国家找到了支点，这也加速了世界各国对英镑信心的丧失。(3)中心国家的更替最重要的因素会是世界对中心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信心的下降，直接表现为国家对中心国货币的抛售，从而带来中心国货币大幅贬值的压力。在1929-1933年这段历史中直接表现为“英镑危机”。(4)中心国家发生货币危机还不是该中心国家中心地位彻底终结的标志，其发生债务危机才是其中心地位彻底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另外中心国家更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继任者的出现。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

在英国之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一直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心国家”，下面我们回顾一下美国的历次货币危机和其他类型的金融危机。

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美国成为中心国家后，已经在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发生了多次货币危机。其中的1969年和1971年的货币危机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典型的中心国家霸权垄断地位下降所引致的金融危机范例。从70年代开始，美国也完成了从原来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为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入的角色，并且在后期严重依赖资本账户资金的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的逆差。然而，与英国的更替不同，即使到今天，世界上还一直没有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中心国家，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强的，虽然危机多次发生后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减低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欧元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在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除美元外，世界上其他国家还可以以欧元作为储备资产之一，但从美国和美元的实际影响力上来看，美国仍然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心国家。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是否在不断下降？未来的新的中心国家会是哪个？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是什么？下面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中对各国实际GDP的估计和测算，我们将美国、中国、德国、印度、日本这5个国家以国际元（million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①）为单位的实际GDP除以世界的实际GDP，得到各国从1970―2008年实际GDP在世界GDP中的占比，从而得到表1。

我们发现，在2000年之前，美国一个国家的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20%以上，日本即使在其本国经济最辉煌的80年代，其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比重的峰值（8.7%）也一直远低于美国，从来没有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真正的威胁。然而2000年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迅速崛起似乎正在改变这一趋势，根据上表2008年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实际GDP占世界的比例已经达到17.5%，而美国已经下降到18.6%。不过就此判断中国将在未来替代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国位置还为时尚早。

根据前面对英国例子的分析，我们认为一个中心国家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将是这个中心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同时它的前提条件是新的中心国家替代者正在出现。如果说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增加了这种更替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新的货币体系的更替或者说美国中心国家地位的丧失将是等待美国债务危机的出现。表2为美国国债目前前10个持有者的数据。

根据美国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截止2011年2月底，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数额已经达到了42743亿美元，其中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占美国全部国债的25.79%，这与上一次中心国家更替时新中心国家美国是旧中心国家英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极其相似。我们认为，美国中心地位衰落的标志性事件或许就是美国国债危机的爆发，即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不愿意再持有美国国债。这也就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

三、结 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当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霸权地位开始逐步下降后，随着其对资本输入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心国家的力量会开始不断地削弱，并带来国家对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的下降和这种模式的难以为继，中心国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带来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同时从历史来看，中心国出现储备货币信心危机通常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只有当中心国出现债务危机时，旧的国际货币体系才会到达终点。即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的体系的诞生，通常会是以中心国发生债务危机为标志。另外，旧的体系瓦解和新的体系诞生通常还需要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以替代原有中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中国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的霸权垄断地位不断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还没有发生，究其原因，一个是能够替代美国的中心国家还未真正出现；另一个是美国虽然爆发了次贷危机，新一轮的美元货币危机的发生压力也在增大，但其目前还未出现债务危机的情况，因此中国作为国家和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应重点关注美国国债市场的变化趋势，并及时做好应对措施。

注 释：

①国际元（英语： Geary-Khamis dollar），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相同购买力的假设通货单位。1990年或2000年常用作基准，与其他年份作比较。国际元由罗伊•C•吉尔里于1958年提出，萨利姆•汉纳•哈米斯于1970―1972年发展而成。国际元建基于通货购买力平价与日常用品国际平均价格的双生概念。国际元和国际汇率皆可用作比较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在比较各地生活水平时，国际元比国际汇率更准确。

主要参考文献：

［1］Barry Eichengreen,2008:“Globalizing Capital: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nd ed, ISBN 978-0-691-13917-1

［2］钟 伟．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和远瞻［J］．国际金融研究，2001(4)．

［3］张 明，覃东海．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资源流动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2)．

［4］何 帆，张 明．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中的美元霸权因素［J］．财经问题研究，2005（7）．

［5］Carmen M.Reinhart and Kenneth S.Rogoff,2010:“From Financial Crash to Debt Crisis”［R］.NBER Working Paper No. w15795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 TianpengAbstract: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es have a close linkage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hen the central country's hegemonic dominance begin to decline, the periphery will lose the confidence in the central country's currency and induce the currency crisis in the central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ill be symbolized by the sovereign default in the central country, not the currency crisis.Considering China is still a peripheral country in the monetary system,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U.S. Treasury Bond market and select the correct response.

Key words：Central country;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eripheral Country

第5篇：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金融;脆弱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四种基本均衡与四大金融危机

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全局体系的风险因素,相对于的是一种局部性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危害性较大的金融风险,其破坏性极强,极易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一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建立在一定均衡的基础上。这种均衡体现在四个方面:货币供求方面的均衡、资金借贷方面的均衡、资本市场方面的均衡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均衡。其中货币供求方面的均衡体现在币值稳定上;资金借贷方面的均衡体现在信用关系的稳定上;资本市场方面的均衡体现在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上;而国际收支方面的均衡体现在汇价和国际资金流动的稳定上。如果这四种均衡被破坏,就会导致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根据其表现形式不同也可以分为四种:货币型金融危机、银行型金融危机、资本市场型金融危机、债务型金融危机。货币型金融危机是由货币贬值引发的金融危机,由于货币的贬值,导致外汇储备短缺,金融资本向国外转移,固定汇率体制被破坏,发生通货膨胀。银行型金融危机是由银行业自身出现亏损引发的金融危机,在银行体系中出现10%以上坏账,导致部分银行濒临破产开始倒闭,从而影响到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资本市场型金融危机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崩溃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例如股市或楼市出现价格的暴跌。债务型金融危机是由无力偿还外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

二、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主要表现

笔者上面分析了四类金融危机,那么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下,能否引发金融危机的发生?下面就分析一下我国潜在的金融危机。

(一)我国潜在货币危机

从我国现今的实际汇率上看,人民币一直存在一定空间的升值压力。而且通过与美国的对比,发现我国现今的通货膨胀率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经常账户上看,我国一直维持贸易顺差,因此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说明国家具有一定抵抗风险的能力。从资本和金融账户上看,因为从2005年开始我国放缓了对外国投资资金的吸收速度,因此外债资本流入中短期外债比重不断攀升,所以应该引起对这一方面的高度重视,以防引发短期投机资金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外汇储备上看,我国外汇储备很充裕,是现今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这是我国一种金融保险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会爆发货币危机。

(二)我国潜在资本市场危机

在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关键原因是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渐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证券市场投资环境不断完善,投资者的信心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应该在不断上升中,向“牛市”进发。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也不会爆发资本市场危机。

(三)我国潜在债务危机

我国现在的对外债务一直保持在安全的状态下,连续7年我国外债负担率、外债偿债率和外债债务率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近几年,我国对外债务的结构也在不断的变化,短期外债比例从2003年开始超出25%的国际警戒线。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要,但我国现今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

(四)我国潜在银行危机

我国现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中最不安全的因素在银行业,是最需要关注和预防的。第一,我国现在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率仍有可能反弹。虽然政府一直在干预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每年降低不良贷款2-3个百分点,,到2005年不良贷款率降到8.6%。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随着贷款力度的加大,不良贷款也会随之加大,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下,会出现银行不良资产的新的高峰。第二,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缺口仍旧巨大。虽然银行业股份制改革解决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充足问题,但资本不足一直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据有关估计,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标的话需要补充1·7万亿元。第三,我国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依然偏弱。银行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80%以上来源于此,其他收入只占19%左右。而在国外银行的盈余中其他收入占到35%以上。第四,政府解决银行危机的成本较高。从近几年国家解决>！

三、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全面管理对策

(一)加强金融监管

从世界各国发展态势上看,金融监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发展,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发展。因此,我国应该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金融业的全面监管。我国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模式,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国家金融协调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协调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弥补现有金融监管的不足与缺陷。

(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现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把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来维护金融稳定,我国一般是由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再贷款的方式,救助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救助危机银行机构时,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贷款人职责。

(三)建立与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

通过国际上先进经验可以看出,建立一些相关的投资人保护制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一般来说可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建立寿险投保者风险补偿制度等等,来有效的预防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从而催动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参考文献:

苏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思考[J].现代经济2008.(8):25-27.

2.马宇等.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为何如此之大[J].经济学家2008.(3):92-98.

第6篇：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

    (一)三代危机模型迄今为止,国际上已经发展了三代成熟的金融危机模型。第一代危机模型是货币危机模型,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为解释拉美货币危机而建立的。1972年墨西哥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墨西哥政府向中央银行发行债券,导致基础货币增长过快,随后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投资者纷纷抛售比索,资本外流加速。当外汇储备耗尽时,墨西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墨西哥危机后,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拉美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危机。经济学家把拉美货币危机归因于进口替展战略和不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论上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反映了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不可能三元悖论。克鲁格曼认为,维持固定汇率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即FXt≥ae-DCt,其中FXt表示外汇储备,DCt表示国内信贷)。[1]在固定汇率下,国内信贷的扩张必然产生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外流、外汇储备下降。一旦外汇储备耗尽,固定汇率将难以维持,本币贬值将不可避免。第二代危机模型也是货币危机模型,是为解释欧洲货币危机和英镑危机而建立的。1990年东西德国统一之后,德国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因担心通货膨胀,德国政府于1992年7月把贴现率提高到8.75%。德国提高利率后,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兑换成德国马克,导致芬兰马克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持续下跌。此前,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自动挂钩,芬兰央行为维持比价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而购进芬兰马克。但由于芬兰央行的德国马克储备有限,因而这一举措并没有抑制住芬兰马克下跌。1992年9月8日,芬兰政府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实现自由浮动。接下来,类似的现象在英镑、里拉市场发生,投资者纷纷抛售英镑,抢购德国马克,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欧洲货币危机由此爆发。与拉美危机不同,当英镑危机发生时,英国不仅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而且其财政状况也没有出现与其汇率制度不和谐的情况。也就是说,英镑危机不是政府的债务货币化政策引起的,第一代金融危机模型不能对其进行合理解释。从表面上看,英镑危机、芬兰马克和意大利里拉危机都是德国提高利率引起的,利差导致资本的异常流动,资本流动导致外汇储备的减少,产生汇率贬值预期。各国利率政策不协调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国别差异。奥布斯菲尔德通过政府目标的多重性来解释欧洲货币危机。他认为,政府有维持汇率稳定和经济稳定的双重目标,必须在汇率稳定和经济稳定之间进行权衡,需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后才能决定是否放弃固定汇率。当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大于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时,放弃固定汇率是理性的选择。[2]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由此而产生。第三代危机属于银行危机,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货币危机过程。1997年7月始于泰国、波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重创东南亚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与拉美货币危机和欧洲货币危机不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充足的外汇储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没有异常变化。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显然不能用第一代和第二代危机模型来解释,要阐明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和演变的机理,就必须跳出货币和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由此创建了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有学者从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风险、金融脆弱性、政府腐败等角度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3][4][5][6]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国际上大量的廉价资金以较低的利率借给东南亚地区银行,然后由银行投入到高风险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当资产泡沫破灭时,银行不良贷款急剧增加,银行破产风险增大。由于银行破产具有高度的外部性,投资者相信政府不会对陷入困境的国内银行袖手旁观,因而投资者并不担心银行因为不良贷款增加而破产。基于这种认识,投资者敢于借钱给银行,银行也敢于将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行业,国内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最终将转化为财政赤字。因此,银行的不良贷款与财政赤字是等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没有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也会发生。

    (二)金融危机的变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演变为不同的形式,出现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不同的危机变种。对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很难给出合理解释,需要建立新的框架进行综合分析。不论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还是政府债务危机,必然体现在家庭、企业、银行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中。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关系的失衡都可能导致另一种或者另几种关系的失衡。所以,每一类危机都至少对应两种非均衡关系。[8]长期的财政赤字将导致债务率的提升,政府债务货币化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如拉美货币危机就与政府赤字货币化的操作有关。企业投资来自于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来自于储蓄存款,所以银行是连接居民和企业的纽带,他们之间存在存款和贷款与贷款和投资这两种均衡关系。存款、贷款和投资之间又存在期限结构错配风险、货币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些风险都会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当不良贷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储户恐慌和挤兑,银行危机便因此而爆发。如果政府出手救助银行,银行不良贷款即转化为政府债务,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如果货币政策是非独立的,政府还可以通过债务货币化化解债务危机,则债务危机将进一步影响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进而演变为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或危机。这正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欧盟五国正面临的局面。如果没有政府的救助,就必须提高外贸部门的竞争力,通过扩大出口去化解危机,但这需要汇率贬值的配合。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决定外汇储备的增减。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在固定汇率下,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演化为国内货币扩张,从而导致经济的全面泡沫化。一旦资本流出,外汇储备耗尽,则将导致固定汇率机制崩溃,引发货币危机。在浮动汇率下资本流动异常也可引发金融危机。日本泡沫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属于这种类型。各种失衡与利率、汇率政策有关,固定汇率、热钱、低利率、贸易顺差都是产生经济泡沫和资产泡沫的因素,应该说中国银行业具备滋生金融危机的条件,但是中央银行通过人为地压低存款利率、抬高贷款利率、扩大存贷款利差,实现了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利益输送,使银行轻而易举地获得暴利。这种制度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储户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高利贷、企业破产、房地产泡沫、中小企业融资难等皆与此有关。如果增加的货币是由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则本币面临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容易导致资本内流,催生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日本的泡沫经济和当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与贸易顺差过大和货币升值有关。一旦资本流动方向发生逆转,就会引发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如果说拉美货币危机是货币数量扩张的结果,则英镑危机就是由货币价格(利率)的突变造成的。德国提高利率导致资本非正常流动,产生了英镑贬值预期,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导致了英镑危机。东南亚危机是外向型经济和国际套利资本融合的产物,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信用的极度扩张,这种增长模式对外部冲击极为敏感,对东南亚的小国经济来说,更是如此。

    体制性因素及金融危机的生成与传递

    有很多学者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与负债属于存量,存量是流量长期积累的表现,因此,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一个动态、漫长的过程。如果按照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财政赤字上限和60%的国债上限,一个国家国债从零积累到60%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衍生品泛滥、银行顺周期操作、道德风险、国际货币体系的僵化和金融监管缺位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都会影响资本流动和债务积累的过程,因而它们都与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

    (一)增长与繁荣的预期三木谷良一在总结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条件时指出,作为初始条件整个宏观经济必须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经济状况不好绝对不会产生泡沫经济。宏观经济这种好的状态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使人们产生一种极其乐观的憧憬,相信经济景气会一直持续下去,经济周期消失了,即使存在经济周期,经济下滑也不会马上到来。[12]这种状态在日本出现过,当年日本东京证券指数上冲4万点,东京土地价值超过美国全国的土地价值,就是靠这种对未来的无限憧憬。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繁荣时期,持续上升的股市也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甚至出现经典经济理论已经失效、经济周期已经消失、股票价格与互联网点击率成正比而与收益无关等谬论。接着股改红利和宏观经济繁荣,中国股市在2007年一度上冲到6000点以上,虽然泡沫已经很大,但还有不少人预测10000点即在眼前。

第7篇：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

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功能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靠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新问题，还有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靠或中心主导和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和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靠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否根本上在于中心和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向，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新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向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靠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假如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熟悉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向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向。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新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功能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和易崩溃的特征。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新问题得到缓解，主要新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假如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向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新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靠，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非凡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非凡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新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和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新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功能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假如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功能。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摘要：（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功能，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向。这种趋向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和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探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定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第8篇：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

本书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高级经济师、硕士生导师安国俊。安国俊先后就职于财政部、中国工商银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债券市场委员会，曾参加政府投资、政府债务管理、债券市场改革与发展等多项具体工作，曾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的相关论坛和研究项目。在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安国俊乃著此书，业内权威专家对此寄予了较高评价。

本书基于对全球金融危机反思的视角，对债券市场协调发展与金融稳定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从资产负债表与财政金融稳定的连锁关系角度分析了政府债务的最佳组合和风险预警方案。借鉴国际经验，从债券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中小企业融资等方面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本书的探讨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政策制定者和金融业界大有裨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共

安国俊博士从全球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通过总结全球金融危机传导机制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提出了债券市场协调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命题，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提出了全球债券市场发展目标，在此框架下，结合参与中国债券市场改革发展的实践，对中国债券市场协调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和系统性解决方案。据此，本书值得我国债券界等金融实务人士和对此感兴趣的研究人员阅读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司长 郭建伟

一个健康有效的债券市场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及其改革与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在国内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近些年来，美国、希腊等国家围绕债市相继出现的问题又从反方向告诉世人，当代债券市场一旦发生危机，对于经济金融乃至政治的冲击力并不亚于甚至可能超过股市。因此，静下心来全面深入地研究债券市场的规律并认真遵循之，是我们必须持有的态度。青年学者安国俊孜孜不倦，结合自己的从业经历长期致力于债券市场的研究，成果丰富，实属难得。本书既有理论深度也有实践参考价值，在债券市场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和新挑战的今天，有此专著问世，可谓相关学界与业界的福音。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平

第9篇：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

然而在一片繁荣的景象中，由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失落的20年”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些现象背后，资产泡沫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资本市场的繁荣一方面给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了充裕的流动性，为新兴经济体引入了大量国际投资，另一方面造成房地产价格和股票市值上涨，资产泡沫不断扩大。

以此为背景展开的研究，可以将近30年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的10年。在每个阶段中，汇率波动与经常项目失衡；资本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都已引起学术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

汇率波动与经常项目失衡。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世界主要货币与美元汇率已大幅调整。20世纪80年代这10年间，世界各主要国家为稳定外汇市场展开了多轮谈判，达成多项共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85年的广场协定与1987年的卢浮宫协定。协定通过联合干预，将美元的汇率波动范围限制在一个大致的“目标行情范围”内。

协议对减少市场中的不确定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也逐步转移到消除主要国家的经常项目不平衡，更加注意日本、德国等国的贸易顺差，而不是美国的赤字问题。事实上，日本1986年的贸易盈余约为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年赤字的60％。期间，主要国家关于宏观经济以及针对长期贸易顺差问题的日美双边会谈、G5国家间的多国磋商得到加强，基于一系列经济指标的监管机制得以建立。

从日本的情况看，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日元兑美元的飞速升值累积的通缩效应(日元汇率从1982年的271日元兑1美元上升至1988年的123日元兑1美元)，日本银行在1986年至1989年被迫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充足的基础货币供应与银行积极放贷导致了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上涨，金融自由化的措施也大大促进了日本进口。

在多种政策的综合影响下，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从1986年4.2％的峰值下降到1990年的1.5％。美国贸易赤字占GDP比重也从1987年3.4%的峰值下降到1990年相对平衡的水平。

资本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资本和金融市场整体保持了稳定的态势，但是包括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在内的主要拉丁美洲国家还是陆续受到债务危机的侵袭。危机除了对这些国家经济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外，还对这些国家的国际债权人形成了冲击，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当时，这些银行还同时受到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以及来自日本和欧洲大陆其他银行的激烈竞争。

为了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增强本国银行在复杂环境下的竞争力，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设计出一系列新资本规则，并以此为主要议题展开广泛的国际讨论。经过一系列艰难的磋商，1988年，新规则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应用，即“巴塞尔协议I”。

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

汇率波动与经常项目失衡。经过20世纪80年代世界货币体系的调整，世界汇率市场在90年代逐渐恢复了稳定。监管机构对外汇市场的大规模干预仅发生在以下几次事件中：1992年英镑贬值，1995年日元升值，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元、泰铢等亚洲货币贬值。

在以上案例中，货币的波动更多是由有关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造成，而不是美元自身的扰动性变化造成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重新增长，最终达到3000亿美元，占GDP的3，2％。当时，由IT及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的发展使经常项目赤字的增加，并吸引了更多外国资本进入美国投资。

从日本的情况看，对外贸易依然保持顺差，期间虽然有一定幅度波动，但基本维持在占GDP2.4％的平均水平，相对于80年代占GDP2.1％的水平没有太大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汇率制度的议题在G7等国际论坛上的关注度下降，各监管部门也仅在汇率出现非正常波动的情况下进行适度干预。

资本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回望20世纪90年代，1995年的墨西哥债务危机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应该是国际资本和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典型。而日本在同期遭受的金融困境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影响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在日本国内，危机深深地渗透到国家经济的每一个环节，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1世纪，甚至到2010年，日本名义GDP还无法突破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相较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日本的资产泡沫膨胀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而泡沫的破灭就是此次危机的直接诱因。当时日本股市和房价急剧下降，甚至持续至今，对贷款公司和放款银行造成沉重打击。受损公司和银行对整个金融产业链造成冲击，形成恶性循环，几近崩溃。据估算，日本在此次危机中的财富流失可能高达15万亿美元。而日本国民经济增长潜力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影响下也逐渐衰弱。

随着“巴塞尔协议I”在1993年正式生效，以及由此造成的监管准则的变化，推动了日本金融格局的加速调整。然而这却是一场“创造性的打击，对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银行注资造成了更大的负面影响，日本脆弱的经济再次遭到强烈的负面冲击，经济衰退进一步深化。

为改善这种境况，日本随即推出了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动用公共资金向资产不足的银行注资。同时，日本央行也放松了货币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日本经济仍然顽固地维持弱势。

2000年以后的发展

汇率波动与经常项目失衡。在最近10年里发生了许多预料之外的大事件，包括2007～2009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尽管世界主要国家的经常项目不平衡仍然存在，全球市场的汇率波动却较为平静。期间，值得重点关注的情况有两方面：一是在2002～2003年，以及2010年，日元汇率两次出现增长。当时日本经济仍然弱势，对外贸易只有少量顺差，因此，这两次增长的根源耐人寻味。二是欧元在2000～2008年出现大幅升值，随后又急剧下降。在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部分欧元区国家发生的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洲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风险加大。

在以上案例中，监管当局的应对措施形成鲜明对比。在案例一中，日本监管当局强势干预市场，协助日本央行推行宽松

的货币政策。在案例二中，除了2000年支持欧元的联合行动之外，欧元区监管机构在多数情况下对欧元不予干预。主要原因在于欧元在1999年刚刚诞生和推广，欧洲人对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变动较有信心。

目前世界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世界主要国家的经常项目不平衡重新成为G20的主要议题。回顾过去10年，美国贸易赤字在2006年达到峰值，约为8000亿美元，占GDP的6％，而中国2008年贸易顺差达到4300亿美元，占GDP的10％，两者占GDP的比重随后均出现回落趋势。

为了减弱这种不平衡的趋势，中美双方已经展开了多年的定期双边谈话。这种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关系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如今中美两国间不平衡的规模更加庞大，而且中国政府持有更多的美国国债。

日本的经验表明，在当前中美之间的谈判中，不论对贸易顺差国家还是贸易赤字国家都必须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如果贸易顺差国家的调整负担过重(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将会对该国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不论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是中国的外汇干预政策，在谈判中都应该平等对待。

日本的经验还表明，贸易顺差国家不应高估谈判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可能引起的货币通缩效应，一个产生大量贸易顺差的经济体的活力和抗压力可能高于监管机构的估计。

资本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至今尚未终结，美国损失9000亿美元，欧元区损失6000亿美元，英国则为4000亿美元。虽然日本金融机构在此次危机中的损失约为200亿美元，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很难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来阻止未来资产泡沫的产生。尽管日本资产价格的增长已超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水平(被日本央行副行长形容为“坐于干柴之上”)，日本也将经济调整为服务为主，但多数日本民众还是倾向于相信资产价格上涨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因此，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和经济上单纯依靠严格的货币政策来阻止资产泡沫的增长。从效果看，应该更加注重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而不是关注名义GDP的增长。

其次，在泡沫破灭之后，处置有毒资产、收购问题金融机构及问题债务人不可避免。同时，还应该注意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紧缩性冲击，尤其是那些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那样陷入停滞的经济体。

再次，稳固的金融系统需要银行在社会基础设施和上市公司两个角色间微妙的平衡。如果银行不能真正在内部建立起审慎的管理体系，即使推行再严厉的监管新则(如“巴塞尔协议Ⅲ”)也只能是一个寻缺补漏的过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表明，银行完全可以通过在房地产信贷市场上设立下属机构来隐藏问题贷款和投资。

最后，任何修正政府财政部平衡的尝试，包括对银行有毒资产的处置，都会对经济产生相似的通缩效应，因此，颁布新措施的时机相当重要。根据日本的经验，1997年日本国民消费税率从3％增长至5％，不巧的是，同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部分大型银行倒闭，使日本脆弱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回顾过去三十年，日本经济从如日中天到“失落的二十年”，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汇率长期大幅波动、经常项目失衡、金融监管松紧不一、金融市场动荡等等。当今国际货币体系虽然经过多次经济危机的洗礼，不断改革创新，但仍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

一是多元化储备体系的不稳定性。在多元化储备体系下，各储备货币发行国，尤其是美国仍然享受着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特权，虽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清偿能力明显增强，但与世界经济均衡增长的形势相适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形势下，金本位条件下的自发调节机制已基本丧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不具备全面控制国际清偿力增长的能力，因此容易引发或加剧世界性的通货膨胀。

二是汇率的不稳定。实际情况表明，实施浮动汇率制的货币不仅在短期内经常波动，而且长期看也是大起大落，增加了汇率风险，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

三是国内经济仍受外部冲击。各主要国家对市场汇率进行干预，即所谓的“肮脏浮动”，并不能隔绝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

四是国际收支失衡严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仍不健全，各种调节机制都有局限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和监督能力有限。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日趋严重，一些赤字国长期赤字，盈余国也是长期盈余，而且赤字或盈余的规模越来越大，使世界经济增长偏离了协调和均衡的增长路径。

五是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的币值稳定与为世界提供流动性之间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凸显。

六是从全球来看，以个别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如果缺乏适当的监督和约束，会导致系统脆弱性。极少数国家担当储备货币的发行，既可能面对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力不从心，又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展望

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危机虽然重创了美欧金融机构及其整体金融实力，但全球经济政治和金融实力的版图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短期内还没有任何货币可以撼动美元的领头地位，因此不能寄希望在短期内对现行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是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由局部到整体，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步伐。

从短期来看，欧元和人民币由于其自身的显著弱点决定难以代替美元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可行的措施包括：一是就资本流入的政策达成一致，建立对各国资本管制、储备和汇率政策的国际监督框架，从而消除出现“货币战争”的风险。二是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积极改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