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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语境 高校 人文素质教育 路径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2C-0109-03
文化遗产与民族历史发展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不只是传统的技艺和实物,更是民众的非遗意识和思想的传承,是非遗“主体”实践,保持非遗本质的“生命力”。因此,高校非遗教育实质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人的基本素质教育。
一、非遗内涵与非遗传承
关于非遗的内涵,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遗定义来看,它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非遗的无形文化,包括文化思想、观念、精神、技能等,反映着地区性的群众心理、性格特征,在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发展、创造中,能够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这是非遗本质的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二是非遗的有形文化,诸如各种社会实践、知识、技能的表现形式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是非遗的无形转化为有形的主要载体,体现和展示非遗存在的部分,并构成了非遗的完整性。就非遗本质而言,非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凝聚了民族的智慧、品格和美德等宝贵的思想文化,是其独特发展及形态形成的内在动力。非遗的精髓不是物化的技艺,更在于其中所蕴含的特殊的表达方式、情感和创造力。比如壮锦,经典的图案和精湛的技术体现了壮族人民的智慧、审美、特殊情感、表达方式等,承载着壮族的各种风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又如少数民族的歌舞,承载着民族生活生产情景、民族思想文化,是民族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记载着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与民族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非遗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大部分植根于农村社会。在农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原有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传统文化受到切割,非遗碎片化现象明显。碎片化不仅体现在非遗构成要素及发展方面,也反映在非遗调查、研究、保护、传承及管理方面的表面化、形式化、简单化。比如壮锦,作为礼品和旅游商品,只看重其造型、图案、色彩等外在的东西,而对其内在的工艺质量、文化内涵不太关注。又如侗族大歌,其逐渐走向“舞台化”,逐渐剥离出侗家日常生活,创作动机、创作热情、创作机制受到制约,发展空间日趋萎缩。各种非遗的调查、研究也基本上局限于表面、肤浅地介绍知识,研究人员缺乏耐心和时间与人们进行情感沟通和深层感受,深入地了解非遗与当地人的情感联系,挖掘非遗所蕴含的深层精神文化。如安徽芜湖铁画,人们更多的只是欣赏其题材、构图、技法、笔意,而对其历史变迁、文化内涵以及艺人们的创作心态、人画互动、审美价值等缺乏关心和了解,无法体悟一种源自生活的艺术表达和文化体验。
在民俗学视阈下,非遗的注意力应该关注民俗的主体“人”,关注负载着“俗”的“民”和他们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异彩纷呈的“俗”。民俗传承不是理论上概括出来的行为特征,而是来自人在实践中的具体行为,理应关注传承人或传承者、民俗传人的主置,不能只见“俗”而不见“民”,见“物”而不见“人”。非遗保护在传授传统技艺、艺术的同时,更要挖掘非z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促使人们更透彻地理解民族文化,增加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激发人们文化自觉意识,确立“主体”的地位,只有建立这样动态文化传承系统,非遗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永续传承、发展、繁荣。简言之,非遗是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观念等,并在实践中以人的口述、身传、心授等方式表达和传承,非遗研究、保护和传承不应该只是工具、实物或表现形式等内容,而是非遗“主体”实践,保证非遗核心内容的“生命力”。
二、高校非遗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标价360元的一壶两杯竹编茶具,一天能卖出好几套,邛崃竹编干脆临时在展柜前设起销售点;云南建水的紫陶、四川泸州的油纸伞、重庆的荣昌折扇、甘肃的庆阳香包等展品,都引来不少人驻足欣赏,“忍不住开启了买买买模式”、“每样都想入手”成为了许许多多观展者的共同心声;在“巴蜀工匠・非遗精品展”现场,一个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展柜上,贴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展品不卖,如欲购买,请移步文殊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成都银丝花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道安大师推出的各种精致的银花丝项链、戒指等首饰,令不少观展者“一见钟情”、“恋恋不舍”,询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似乎无法止息……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传统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名简称)“满血复活”成为了抢手货。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高不可攀”。6月10日上午,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部主场活动开幕式举行,淅淅沥沥的雨任性地从成都的天空中飘洒至大地,观展者的崆槿此亢敛患酰他们举着伞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来自全世界的1100多项非遗项目,将从这一天开始直至6月18日,持续“烹饪”出一场场历史与文化的饕餮盛宴。在这里,小朋友们围着提线木偶、皮影、年画看得津津有味;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拜非遗传承人为师,有的体验做糖画,有的学起了面塑、竹编;老年人可以围坐在一起,欣赏“寻找天籁之音――四川省非物质文化声音档案”视听展。
非遗的“身影”,其实不仅仅在“非遗节”期间才能随处可见,日常逛街的时候,或许吸人眼球的“中国风”女包恰恰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工艺织就的;外出休闲旅游的时候,或许能偶遇巧夺天工的徽州歙砚,品味到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冲泡的佳茗……
那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动起来”、“传下去”,非遗传承人有何绝招?
让“活在当下”不再尴尬
当《小康》杂志记者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见到留着披肩长发、戴着特色民族头饰、穿着羌族传统服饰的沈艳燕时,距离“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西南民族大学羌绣班的结业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对于培训的收获,这位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平武羌绣代表性传承人仍然念念不忘,“这次培训主要是开拓眼界、发散思维,让大家领悟民族艺术的传承不是一味守旧,也不是盲目创新。”
在这个由39名羌绣传承人组成的班级里,四川平武县明阳村大地社社长王晓兵是唯一的男学员,也是羌族少有的男绣郎。他十四五岁时就会羌绣了,但对于羌绣的文化价值却并不清楚,只是把它当作日常的一门手艺。参加完培训,王晓兵不但了解到各种针法,还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盛大开幕 2017年6月10日,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盛大开幕。
地地道道的羌族绣娘吴小蓉则领悟到,只需要稍许改变,传统羌绣便可以与现代时尚接轨。许多羌族女孩都是从记事起就会使用绣花针的,技法则是由家中的老人言传身教,以前,吴小蓉觉得作品的颜色越鲜艳越漂亮,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搭配,作品也不外乎被套、传统服饰、茶席等,通过这次培训,她才知道,传统羌族刺绣在现代服饰中也可以灵活运用,色彩淡雅的羌绣更容易被都市白领接受。
民族精神的DNA――这是中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誉。“如果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我们损失的不只是一门技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寄寓其中的宝贵智慧和精神血脉。”多年从事民俗与非遗保护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丰明认为,非遗虽然大多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它们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有一定的生命力,只有将其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
然而就在三年前,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状况还显得有些“尴尬”。2014年年底,第七届潘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易博览会邀请了包括面人彭、毛猴孙、风车王、皮影周等诸多非遗手工艺品的工艺大师和收藏专家,聊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些传承人普遍袒露出比较担忧的心态。风车王讲述道,他最开始学做风车,主要目的是为补贴家用,当时家境贫寒、工资不高,一家人帮别人糊火柴盒挣点外快,火柴盒的价格极低,糊好1200个还要打包送到买主那里,才挣六毛钱,可是当时糊一个风车轮子就能挣两毛钱。但是现在,很少有人玩风车了,能坚持制作风车,也只是为了自己心里的信念,要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但若要真正地传承,首要的事情――收徒弟,就是一大难题。
沈艳燕也曾有过类似的担忧。2008年的汶川地震,受损的不仅是她家乡的房屋建筑,还有那些早已濒危的羌族非遗技艺。由于羌绣技法几千年来都是通过家庭内部口传亲授,加之强震影响,更是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如何才能让“养在深闺、不为人知、后继乏人”的羌绣得以传承?仅靠沈艳燕的一己之力,肯定不行。
这样的状况引起了文化部领导的注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一部分以手工艺为主要生计来源的传统工艺项目传承人群,面临产品需求萎缩、收入不足以解决生计的困境,致使年轻人不愿学习和传承手工艺,传承后继乏人。”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部主场活动开幕式召开的当日下午,第六届成都非遗节国际论坛举办,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发表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为主题的主旨演讲时提到,“为此,我们把努力实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改善生活、丰富生活的统一,提升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传承活力与后劲,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
“研培计划”助力匠人妙手生新品
在文化部领导和工作人员们看来,能力建设直接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传承人群的传承与当代实践能力,包括对本地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深度,对相关遗产知识和技艺的掌握程度,进行再创造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也包括在一些项目传承实践中获得相应经济收益的能力。
“帮助传承人群获得和增强这些能力,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着力点。”项兆伦介绍道。而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为“研培计划”),便是一项重要的举措。文化部和教育部一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大学的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持,通过对以持有者和从业者为主体的传承人群的短期培训,帮助他们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强化对相关遗产知识、技艺和流变脉络的认识与把握,了解时代变迁带来的审美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丰富艺术、材料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 匠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匠人匠心,每一位非遗传承人都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示着他们的匠心之作。
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首次设立的板块“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暨研培计划成果展”就是旨在总结2015年、2016年研培计划和传统工艺工作站的成果,让观展者近距离接触其中的优秀作品,集中向公众展现非遗传承人群对于“将传统技艺融入当代生活”的诸多思考。这一板块共展出作品680余套,遴选自57家研培计划参与高校和5家传统工艺工作站推荐的1500余套作品。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云南省代表性传承人田静的“承瑜”套件作品便位列其中。
从1996年开始,田静就在建水当地拜制陶的老手艺人为师了,后来,她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现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瓷造型设计,毕业以后又回到建水跟随师傅学习。建水紫陶是云南省建水县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始于元末明初。用建水近郊五色陶土(红黄青褐白)制作成型,经过书画、雕刻、填刮、烧炼、磨光等工序,陶器色泽深紫,花纹雪白,叩声如磐。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于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上被列为我国四大名陶之一,与江苏宜兴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驾齐名。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水紫陶能传承近千年并名扬大江南北,与其制作、烧成技艺不无关系,在制作技艺上,建水陶保留了传统的手工制泥工艺,经过24道程序之后的泥才可以拿来制作陶器。
2015年年底,“非遗传承人群清华研修班”第二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拉开帷幕,田静全程参与了研修班学习。在研修期间,班里的21名学员利用半天时间在校园里进行了现场展演,当时的京城已是隆冬,又有雾霾萦城,但依旧挡不住参观者的热情。田静一边进行手工演示,一边为粉丝们答疑解惑,忙得不亦乐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传承人共同学习、相互交流,除了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外,田静还和同班的陈俐宇发生了一场“美丽的误会”。
陈俐宇是河南太行山麓悠久的野王器髹饰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在一次展出中,田静发现了陈俐宇的一套化妆盒。“你让现代女性用这么好的东西,调制颜料,再化妆,可能性很小。”田静提议,“能不能用你这庙堂之上的盒子,给我放一些小茶食?”她的合作就此展开。
两人的技艺都具有丰富的内容,但为了让河南野王器髹饰技艺与建水紫陶烧制技艺这两种古法能够穿越时空、搭配协调、完美交融,陈俐宇和田静开始狠心“做减法”。器具形状的搭配是两个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陈俐宇的漆器为圆形,也是整套作品的轮廓主体,田静为了配合她,舍弃了建水陶中最经典的圆壶造型,打造了一把精致的小方壶。第二个让彼此感到“纠结”的是颜色的协调。野王器以华丽、高贵著称,这是建水陶很难具备的,为此,陈俐宇舍弃了漆器上的全部精美花纹,只留下野王器中最具识别性的红与黑色调,而为了迎合红与黑的色调,田静也舍弃了建水陶的特有泥色,选择了淡雅的灰胎。
经过两位“匠人”的妙手生“新”,一套由两种非遗技艺组成,淡雅、清新、脱俗的作品呈现出来。以前,野王器髹饰技艺并没有很好的市场,虽然陈俐宇全家都在坚守着这门技艺,但却只能靠做家具生意维持生计,相对而言,伴随着茶具飞入寻常百姓家,建水紫陶烧制技艺的市场较为广阔。而当被田静形容为“美丽的误会”的合作展开后,野王器生机重现,原本放在壶承上面的建水陶茶具也增色不少,最让陈俐宇和田静感到振奋的是,经过创新和“再设计”,野王器髹饰技艺如今拥有了走向市场的可能性。
类似的案例在“研培计划”中不胜枚举。原本互不相识的徽墨、湖笔、曹氏宣纸的传承人,通过“研培计划”,受到了中国“整体性保护”非遗原则的启发,于是缔结联盟、开启了新征程――文房瑰宝重聚首,成品比以往的单品更具特色。钧窑传承人刘红生与徽州菠萝漆传承人俞均鹏也携起手来,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上,他们合作的花瓶引人驻足。
一个人能带动一批项目和一片地区吗?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因为“研培计划”,全国1万多名曾一门心思埋头于手艺的人走进校园,拓宽了眼界,提高了技艺,并且对所持项目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对自己手艺的价值和潜力有了更强的自信。“2017年参与大学已达78所。到2020年,参加人数将超过10万。”项兆伦称。
无疑,对于非遗保护和传承而言,“研培计划”显得弥足珍贵,培训一人,带动的往往是一批非遗项目和一片地区的非遗传承人。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部署促进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振兴,也为“研培计划”提供了制度保障。
家住青海塔尔寺附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满曾经带着困惑走进清华大学,在他的家乡,“灰头土脸的手艺人总被瞧不起”,他见过太多的匠人一个个外出靠打工来赚钱,在机器能大批快速制造银铜器的时候,手艺人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
“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着力支持传承实践”也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去年,中国政府将给予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补助经费由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至2万元,不少地方也相应增加了补助。2009年以来,已支持各地建设了3000多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和11000多处传习中心,命名了100多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了153个保护利用设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又规划了219个保护利用设施的建设任务。
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在青海湟中拥有300多年的悠久历史,素以形薄、光亮、轻柔、质纯等特点著称,使用敲、錾等技巧,通过浮雕、平雕、掐丝等表现手法,加以独特的技艺――鎏金,一锤一錾敲打出青藏高原独有的“奢华”之色。学习银器制作非常艰苦,没有七八年的磨练根本学不好手艺。从16岁开始,何满就跟随父亲学艺,手艺传到他这里已是第三代。
这些年国家政策对非遗保护的倾斜,让何满感受到融融暖意。参加“研培计划”后,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何满听艺术史的老师们讲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看了不少国内外艺术精品,他还和其他传承人一起参观了故宫、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馆,在打开了眼界的同时,他从心底感觉到了“匠人”的伟大。
研培结束后,出自于何满手上的银铜器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再局限于民族或宗教用具,而是贴近实用生活;他练就了40多年的鎏金手艺也不仅仅贡献于寺庙,新开发的拇指大小的转经筒挂饰广受青年喜爱。
如今,在何满的家乡,非遗受到了热捧,何满的儿子还在山西攻读硕士研究生,但已有了把所学用于非遗的念头;何满的女儿出嫁了,却产生了回家学手艺的想法;何满的徒弟们纷纷立志,表达了坚守传承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的愿望。今年3月底被选为“研培计划”咨询专家的何满,已经促成了年轻的湟中银铜器制作手艺人赴北京学习的事宜。
从2008年开始致力于羌绣传承发展的沈艳燕,原来只是想用羌绣来治愈汶川地震的创伤,结果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西南民族大学羌绣班参加培训之后,沈艳燕想运用学到的知识,联合当地的人一起把羌绣做成一个文化产业,让大家的手工羌绣进入市场,带来收益,改善生活水平。羌绣有了名气之后,也不断有高校教师、艺术工作者走进羌寨,引导绣师们将作品更好地融入市场。沈艳燕希望,通过羌绣技艺与现代艺术的结合,古老的羌文化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现代生活。
平武县平通镇益泉村村民任朝清就是在沈艳燕的劝说下,开始系统学习刺绣,成为一名绣娘的。在系统学习之前,任朝清平时就有刺绣和剪纸的爱好。现在,农忙之余,任朝清从事羌绣便能增加几千元的收入。沈艳燕把羌绣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旅游、农业等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以羌民俗文化、古羌梅文化、茶文化等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品牌,形成了“小针头带动大产业”的商业模式。家住锁江羌族乡的贫困户彭贵秀在沈艳燕的带领下学会了羌绣,成为云朵绣坊里的一名绣娘;豆叩镇银岭村村民赵熠雯外出打工返乡后,在沈艳燕的帮助下开办了以茶文化为主题的“羌韵雯绣”农家乐和云朵绣坊,游客在采茶、品茶的同时还能亲手绣茶花……如今,平武羌绣已带动200余户贫困村民致富,并带动了50多家农家乐的发展。
新生代传承人的非遗生意经
截至目前,全世界共有42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作365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47项,优秀实践名册17项。其中,中国共入选39项,代表作31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7项,优秀实践名册1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中国跻身为非遗大国,而随着近几年非遗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工作的不断加强、完善,非遗“新生代”开始渐露锋芒。
去年3月27日,“研培划”试点成果汇报展在春意盎然的水木清华拉开帷幕,41名学员初尝收获,140套、300余件传统工艺精品亮相,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研究者、《中国画学刊》副主编,艺术独立评论人张书云应邀观展后,在《不负春光 传承正当时》一文中写道,“说到非遗传承人,常常会让人联想到白发苍苍的老者,而我看到参加清华学习的非遗学员不少是年轻面孔:开封朱仙镇木板年画传人李力、蜀绣、钧窑炼制技艺传人刘红生、徽州漆器传承人俞均鹏等一批人为70后,他们现在正是非遗传承的主要力量;另有一些经历过高等美术教育的,江苏南通蓝印花布研究名家吴元新的女儿吴灵姝、南京剪纸第六代传人张钧、潮绣传人詹惠娜等一批学员为80后;年龄最小的是河南唐三彩传人高贺,是90后传承人中的佼佼者。”
几乎每一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其中有辉煌、亦有坎坷,而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执着坚守。
在泸州,年轻的小伙子毕原绅帮着父亲毕六福把油纸伞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被誉为“中国伞王”的毕六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泸州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的油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方式是家族式的,一代代传下来,到毕六福这里已是第六代了。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的毕原绅原本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事业上顺风顺水,只是如果坚持做下去,父亲一辈子的心血和家族的努力可能都白费了。于是,2009年年底,毕原绅回到家乡,用3年时间,跟着父亲系统地学习如何从选料到做成一把油纸伞。
为了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2010年,毕原绅牵头成立泸州市江阳区毕六福伞业有限公司,同时注册“毕六福”为油纸伞品牌,整合了油纸伞的制作、销售、推广、展示等环节,致力于提升分水油纸伞的知名度,传播油纸伞文化。在制作环节,毕原绅在传统花鸟、风景的图案基础上,尝试加入现代的喷绘、彩绘方式,以扩大市场。这位年轻人还尝试着采用“互联网+非遗”的全新商业模式,在网上卖油纸伞,并通过分析消费者的偏好,推出个性化产品。
采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档保护工作的内部条件、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结合“依靠内部优势,克服内部劣势,利用外部机遇,回避外部威胁”的战略制定原则,得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档保护工作发展的4种策略组合,以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立档保护 SWOT分析 发展策略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为“非遗”)活动及非遗保护活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以下简称为“非遗档案”)作为非遗活动、非遗保护活动的原始记录,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至关重要。非遗保护有两类最重要的途径――活态保护及固态保护,受制于环境变化、文化传承等条件,前者往往难以实现,而固态保护是最具普遍适用价值、最具效率的长期保护方式。将非遗转化为非遗档案正是非遗固态保护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1]为此,非遗立档保护工作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SWOT分析方法,对非遗立档保护工作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与威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提出非遗立档保护工作的发展策略,旨在为推进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SWOT分析是指综合考虑组织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评价,从而选择最佳经营战略的方法。S(Strengths)指组织的内部优势,W(Weaknesses)指组织内部的劣势,O(Opportunities)指组织外部环境的机遇,T(threats)指组织外部环境的威胁 [2] 。本文将非遗立档保护工作看作一主体,运用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将这一工作所存在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因素、外部环境潜在的机遇与威胁因素进行相互匹配,分析研究,探讨最佳的战略组合,制定符合这一工作未来发展要求的战略规划。
1.1 优势分析
1.1.1 档案载体的物质性使得非遗物质化,能更好地发挥价值
非遗具有非物质性,并且都有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如传统的手工技能、社会风俗、礼仪等,大都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并且没有明显的物质载体,大多依赖于人们的口耳相传、言传身教,极易流失,对其保护与传承大为不利。而对非遗进行档案化保护,可以使其有效地物质化,对于其长久传承是大有裨益的。与此同时,对非遗进行档案化保护,相当于为非遗提供了物质载体,使其“外物质化再现”,例如,若将某些传统手工艺以档案形式留存下来,学者在学习时便可有档可查,有据可依,也可适当减轻非遗保护工作对某些传承人的过度依赖。
1.1.2 档案载体的多样性使得非遗表现形式多样化,能更好地被传承保护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档案的载体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从一般的纸张到新型载体,档案的载体形式不断丰富完善。因此,对非遗进行档案化保护,可以实现从文字到声音、图像、视频的全方位多媒体化的呈现效果,使得非遗的表现形式多样化,便于将其内涵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来,更容易吸引受众的眼球,进而有效地促进其被保护传承。
1.1.3 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使得非遗更具真实性,使人们可以更放心地传承沿袭
档案是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直接记录着这些活动的历史过程,因此,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后形成的,它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记录着各个民族的特色文化、日常生活与生产习惯,也具有原始记录性。”[3]但由于其大都存留于精神世界,依赖于人们的口耳相传,代代沿袭,有时会被人们认为不可信。因此对非遗进行档案化保护,借助档案的物质载体将其客观呈现,会强化其真实性。
1.2 劣势分析
1.2.1 非遗立档保护工作不完善,非遗档案保管效果差强人意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非遗档案广泛分散在政府、文化事业单位和个人手中。不同的保管主体有着各自的保管优势 [4] ,但各机构间缺乏协调管理,使得非遗立档保护工作出现微观求全而宏观无序的局面,难以完整有序地展现非遗全貌。除非遗档案保管分散外,非遗立档保护及其档案管理法规不健全,载体形式不统一,立档保护各环节存有一些纰漏等因素也使得整个非遗档案保管效果差强人意。
1.2.2 档案载体耗费一定成本且生命有限,长久保存效益不乐观
档案载体都有各自不同的生命期限,即便需要长久保存的档案资料也会随着载体的日渐损坏而承担着流失损毁的风险,而非遗资料大都是需要长久保存的珍贵信息,这便与档案载体有限的生命力产生一定的矛盾。此外,非遗立档保护工作中,除档案载体本身具有一定成本外,对其定期的维护、专业保管人员的费用及占用大量库房空间等因素都将耗费相当成本,长久保存效益并不是那么乐观。
1.2.3 非遗立档保护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非遗立档保护工作的现代化转变迫在眉睫,而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工作人员专业水准的与时俱进、整体素质的大幅提高。目前,非遗立档保护工作正面临擅长传统工作方式的人员渐次退休、新兴专业复合型人才日渐上位的交替阶段,对立档保护专业人才需求相当迫切。因此,专业复合型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我国非遗立档保护工作进一步发展完善的一大障碍,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1.3 机遇分析
1.3.1 国家政策实施带来的新机遇
自200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要为非遗建档以来,非遗立档保护工作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大力支持,发展较为迅速。国家对非遗保护的重视为非遗立档保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目前,文化部门较多采用节目和影片等宣传方式体现非遗的重要性,而这些宣传影片或其中的某些资料都将成为重要的非遗档案。如2010年10月16日至21日在济南举办的首届中国非遗博览会上,借助于实物载体、声像手段以及直接以档案的形式展出多种非遗技艺,这些都将有力地促进非遗的立档保护工作。此外,很多地方政府、组织等为促进当地非遗传承,不仅大力投资支持非遗发展,而且积极举办一些非遗档案资料的展览、知识问答、比赛等活动,这对非遗宣传及立档保护工作也大有好处。
1.3.2 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非遗立档保护工作带来的机遇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档案载体日益多元化,从单一的文字、实物载体到图像、声音、视频一体化的立体式载体,从静态物质载体扩展到动态虚拟载体,非遗的呈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宣传效果更加令人满意。另一方面,档案保护技术进一步发展,档案存储能力进一步提升。档案的电子化存储成为可能,在“云存储”背景下,档案信息存储空间将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随着档案载体质量的提高和档案保护技术的改进,档案寿命将更加长久,保存时间将大大延长。
1.4威胁分析
1.4.1 社会公众档案意识薄弱,非遗立档保护的人文土壤贫瘠
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对档案的价值与作用认识尚浅,档案意识并不强烈,他们大都在需要查档考据时才会想到档案部门,这也是许多档案馆前面门可罗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目前而言,公众对非遗立档的了解和认知仍十分有限,许多地方人们对非遗立档保护的认识尚不到位,经费十分紧缺,仅限于档案部门的孤军奋战,还没有整合和凝聚起社会力量,更没有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和自觉行为。
1.4.2 非遗传承人档案资料匮乏,受市场经济冲击严重
非遗立档保护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威胁是目前处于非遗立档保护关键和核心地位、掌握非遗技艺的多为中老年人,随时可能“人亡艺息,艺随人走” [5] 。这些中老年传承人大都档案意识薄弱,往往将珍贵的非遗技艺贮存于自己脑中。与此同时,受市场经济冲击及“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非遗立档保护工作的潜在价值难以被社会公众所发现。大多数非遗从艺人员仅能勉强糊口,尚不足以养家,更谈不上发财致富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鲜见年轻一代积极继承沿袭非遗技艺了。再加上师徒传承、口传心授的独特方式决定了非遗从艺授业期限较长,难于大规模迅速复制存档,这些都将对非遗立档保护工作形成重大威胁。
上文借助SWOT分析法就非遗立档保护工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其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遇和威胁这4个方面进行探讨,结合“依靠内部优势,克服内部劣势,利用外部机遇,回避外部威胁”的战略制定原则,得到“非遗立档保护的发展策略组合” :SO策略、ST策略、WO策略、WT策略,见表1。
2.1 SO策略
2.1.1 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
非遗立档保护工作的发展,应该从思想认识入手,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之差乃成败之差;观念常新,则事业常新[6]。非遗立档保护工作要想进一步发展,就要充分利用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与措施,不遗余力地加深人们对非遗立档保护工作的认识。例如,可以借助举办非遗档案展览的契机,让人们见识到多种存在形式的非遗技艺,让人们切实感受到非遗立档的良好效果,进而加深他们对非遗立档保护工作的认识。
2.1.2 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非遗立档保护的现代化发展
要积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非遗立档保护工作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保证非遗载体形式的现代化,实现非遗全方位、立体式、多媒体化的呈现,能迅速吸引到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要保证非遗档案的保存管理现代化,做到运用现代化的保管思想、保管方法、保管技术与设施实现非遗档案的“延年益寿”。
2.2 ST策略
2.2.1 利用全媒体宣传路径,实现立体化宣传效果
实践证明,广泛宣传是增强社会公众档案意识的重要手段。为加深大家对档案的认识,培育非遗立档保护的人文土壤,相关工作人员要将非遗立档保护的宣传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不仅要对组织内部,更要面向社会,面向国外,加强相关交流与合作。在宣传途径上,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采用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实物等全媒体的宣传方式,加强与电视台、网络媒体等的联系,使非遗信息与档案信息不时
“飞入寻常百姓家”。
2.2.2 加强非遗与市场的结合,培育、壮大传承人队伍
要改善非遗传承人的经济条件,不仅要加大对他们的补给力度,还要将他们的技艺与市场相结合,促进他们凭借技艺致富。可以邀请他们参加演出、参演纪录片等,不仅可以促进非遗宣传,而且可以使他们获得相当收入。与此同时,各地宜结合本地实际,筛选代表性突出的非遗项目,举办少儿培训班,在中小学以及大学中开设相应选修课程,为非遗传承培养广大后备军。
2.3 WO策略
2.3.1 加强各级机构统筹规划,保障非遗立档工作协调划一
为打破非遗立档保护工作微观求全而宏观无序的局面,解决非遗档案保管分散及存在的相关问题,各级政府机构、组织间加强协调与配合十分重要。要保障政府政令的上行下达,上级政府做好宏观规划,地方政府具体灵活执行,真正做到宏观与微观的灵活统一,协调有序。
保证设备器材与时俱进,实现非遗档案长效保存
档案部门要跟上时代步伐,保障相关设备器材的与时俱进。首先,要保障档案载体的现代化,采用高质量的纸张、光盘等,切实保障其顽强的“生命力”。再者,要采用现代化的维护技术,建设现代化、数字化的库房,提高档案保管效果。此外,还要做到非遗档案的专室、专人、专业管理,实现非遗档案长效保存。
利用社会资金与现代化科技,培养壮大专业人才力量
要做好非遗立档保护工作,需要政府及社会资金的大力资助,以保证相关部门有足够的力量来运用现代化科技,引进、培养专业化立档管档人员,保障非遗档案的质量与保管效果。一方面,要做好对工作人员的培训与监督,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形成团队内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要注重引入计算机学科、材料学科等各学科专业人才,充实非遗立档管档队伍,提升整个团队的素质。
2.4 WT策略
【关键词】历史教学 中学历史 心理因素
长期以来,历史课堂教学往往注重教师的讲、学生的学等具体的行为过程,而忽略了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心理因素,从而导致了教学目标难以达到。因此,中学教学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历史真正走进课堂,走进学生的心里,达到历史学科的教育目的,符合新课程历史的教学目标。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综合能力的新一代人才,而其本质任务是培养学生成为人的基本素养:一个是科学精神,一个是人文精神。而中学历史,作为一门陶冶人的学科,它对于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在历史教育中启迪学生的心智、培养学生的爱心,使学生在心灵上受到历史的感染,其素质得以全面提高是历史教师的根本责任。从更加宏观的意义上来审视历史教学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哲人说:“科学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技术告诉我们能做什么,人文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由此可见,培养学生的科学与技术素质是自然科学的使命,而培养人文素质的是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社会学科;另一方面是传承民族文化和塑造民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象征,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我们,会随之失去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寄托。”综合性很强的历史学科是一门传承民族文化和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学科。
一、学生历史学习的心理因素
1.遗传素质因素。遗传素质指人们从父母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与生俱来的解剖生理特征,如机体的构造、形态、感官和神经系统特征等。它是学生历史心理发展的生理前提和自然条件,也是学生历史心理发展的必要条件。素质在高级神经系统所表现出来的速度、强度、灵活性等,给气质和性格的行为方式带上一定的色彩,影响着个性。遗传对儿童心理的影响因年龄而有所不同,总的趋势是遗传因素对心理的影响随着年龄增大而减弱。
2.史学习动机。对历史学习来说,比较典型的学习模式是加涅的加工模式。这种信息加工的模式来看历史学习过程,其实就是学习者通过对来自环境刺激信息进行内在的信息加工而获得能力的过程。学习一个历史学习情景,通过感官转移成一定的神经传递信息,这些神经信息又经过神经系统的转换,使之能储存和被回忆起来,这种被回忆起来的信息又再次被转换成另一类神经传递信息,这种转换的结果就是创作、重现、辨别等历史实践活动。这些形形的转换式,就是历史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应参与的心理活动,如感知、记忆、思维构成了历史学习的基本心理过程。使得学生从小受到的历史智慧的熏陶,加强其历史学习的动机是提高历史教学质量的有效新途径。
二、教师提高历史教学质量的心理策略
加强对中学生的心理引导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新形势下,在历史教学中面对学生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各种心理问题,我们迫切感到,通过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通过使用心理策略来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刻不容缓。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如何通过历史课程的独特优势,将历史教学与学生的心理因素有机结合,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以及其优良品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教师也可以有意识找学生谈心,特别是后进生。及时检查教学效果,了解学生接受和理解的程度,以便不断改进教学。
笔者通过对学生心理因素的剖析,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增强学生自信心,营造和谐的历史课堂气氛。从心理学角度看,要想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必须创建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才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从而使得在面对升学考试带来的压力时师生关系轻松和谐,历史课堂充满生机,学生不会感觉枯燥、压抑,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
2.掘优秀人物的成长历程,发挥优秀历史人物的感召力。没有坚强的意志,一个人智力水平再高,也不可能成才。因此,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要注重挖掘教材中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成长历程,引导、教育学生分析、总结他们成功的原因,特别是逆境成才的动人事迹,这对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耐挫力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再者,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感悟优秀历史人物的成长历程,可以培养他们稳定的情感、顽强的意志和健全的人格。
3.强化史实教学,培养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现在的中学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部分学生冷漠狭隘、缺乏竞争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差。在历史教学中,春秋争霸、战国争雄、楚汉之争、玄武门之变、靖难之役等都是激烈竞争的结果。要敢于让学生正视这些有着强烈竞争意识的史实,在这种竞争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由此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通过这些史实分析,可培养学生敢于承担风险、参与竞争的精神。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剪纸 传承 保护 美术学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进入美术院校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保护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中国传统民间剪纸艺术,又称剪花、窗花、刻纸,是中华民俗文化的重要体现,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为满足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在生活中创造、又回归于生活的一种主要民间美术形式。在群众的民俗礼仪、衣食住行、等等的社会活动中处处展现。它是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之一,维系着整个民间艺术最本源的文化根基,因此为艺术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源泉。剪纸于2003年被我国列为中国十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从此开始了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发掘和保护工作[1]。
(二)美术学院参与非遗剪纸保护工作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教学体系仍处在一个单一化的视觉教育价值观,即以西方近现代视觉文化价值为主导的教育体系。但是人类美术传统是多样性的,中国积淀深厚、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民间美术传统更是不能忽视的活态文化传统。我们的美术教育应该有这个传统的一席之地,也应该认真的通过教育传承去梳理其中蕴含的独特艺术价值和本土文化精神。教育不应该放弃对民族文化根性的认知、探索与反思[2]。
民间剪纸从它诞生开始,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民族性很强。综合其独特的造型特征、题材、表现形式和创作心理等,都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也处处体现着传统文化[3]。在强调艺术创作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今天,可以从传统民间剪纸艺术这种民族文化的本源中寻找启示,从中寻找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符号和思维上的突破,并与国际通行的艺术理念相接轨,进而产生新的飞跃。使现代艺术创作能够建立在传统文化的脉络上,从而在国际设计舞台上演绎出独一无二的中国风采。美术学院作为传播民间艺术,传承民族文化,培养新一代艺术家的重要场所,我们应该汲取传统民间剪纸中的优秀基因,把传统民间剪纸与现代艺术创作密切结合起来,更好地发展现代艺术,因此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工作中责无旁贷。如何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下去,如何更好地继承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间美术的瑰宝,是非常值得美术学院师生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的迫切的课题。
二、美术学院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存在的问题
(一)提高美术学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的保护意识。
笔者对宁夏大学美术学院5个专业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230份,进行关于“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的认识”的问卷调查,显示:1.关注程度偏低;2.院内了解途径较窄;3.院外实践活动较少。
(二)开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课程,加强学科建设。
美术院校师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生力军,对他们的培养主要依靠独立学科建设、科研政策扶持和相关专业课程的开设。总体上看,我国高校大多没有开设与剪纸艺术相关的课程;就少部分院校开设的课程而言,也是起步较晚、涉及面较窄,并没有被系统化,且没有长远规划。
(三)主题活动开展少、形式单一。
由于保护、传承剪纸艺术在全国部分美术院校才刚刚起步,所以多数的美术院校缺乏经验,开展的关于剪纸艺术的文化活动主要是以讲座、展览等形式展开,很少能达到与学生互动的效果。学生普遍认为活动单一,无法调动参与的积极性,对剪纸艺术的了解和参与保护的意愿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关于剪纸艺术的主题活动非常重要[4]。
(四)活动覆盖面窄,效果不显著。
美术院校开展相关的活动一般只在本学院开展,而且多流于形式,在活动结束后也缺乏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导致传承剪纸艺术的深度和延续性很难达到。
(五)学术研究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掘。
美术院校对于剪纸艺术的相关科研立项较少,且缺乏与其他院校、民间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
(六)师资力量缺乏。
由于美术院校师资力量的匮乏,造成科研力量薄弱,研究成果少,从而影响了美术院校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的作用。
(七)与专业实践碰撞较少。
剪纸艺术的传承与美院传统专业艺术创作的实践联系较少,导致不能让美院师生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创作的积极性和灵感,严重阻碍了剪纸艺术的传承。
针对上述研究成果,呈现出诸多美术学院保护和传承剪纸艺术的问题。对此,笔者根据美术学院师生调查问卷的结果,走访其他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学者,深入剪纸艺术的传承人的创作,提出以下有利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的可行性措施。
三、美术学院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保护工作的可行性对策
(一)统一思想认识、明确重要性、确立方向。
1.提高美术学院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度,明确其重要性。
2.美术学院要了解自身院系特点,包括办学理念、发展规划、人文环境等,再结合本土资源、地域民族特点,运用科学的方法传承、发展剪纸艺术。
(二)教学模式秉承“走出去,请进来”的理念[5],开展派遣保护工作。
1.走进校园,走近师生。宁夏大学美术学院曾多次邀请剪纸领域的学者、民间艺术家、非遗传承人来校举办讲座、报告会、作品展等民间艺术团体走进校园的活动,一场场精彩的演讲和作品展,极大地吸引了广大学生,拉近了学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之间的距离,使剪纸艺术在校园不断“升温”,激发了不少美院师生的创作欲望,开拓了许多科研新视角。
2.组织美院师生定期采风、写生。定期安排美院师生组队,深入非遗项目剪纸的发源地,亲身体验和学习剪纸艺术,与民间艺人深入交谈,了解其背后的创作环境、创作心理、题材来源,并组织师生研讨会,最后实地进行艺术创作活动,从而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好地与当下艺术创作发生碰撞,产生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
此外,许多师生通过深入农村对民间艺术的学习,还对农村、农民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他们被这些艺术传人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所感染。师生不但领略到艺术的魅力,还培养了一种不怕苦、不怕累,不服输,敢于拼搏的精神,激发出对学习、对生活、对工作的巨大热情。
3.举办主题座谈活动。组织、学习、研讨关于非物质文化产剪纸的相关知识,邀请其他学院的师生,如人文学院、民族学院、甚至是理工院系的师生一起参与研讨会,集思广益,百家争鸣,为剪纸艺术的传承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
4.成立艺术社团。学院给予一定资金投入,鼓励学生成立、加入剪纸社团,学习民间剪纸艺术,体会民族精神,形成良好的群众传播氛围和长效传承机制。一些学生把民间艺人请到学院言传身教,为学生进行现场表演;一些学生组织研讨会、报告会,观看剪纸有关的艺术作品展;一些学生组织成员深入到剪纸艺术所在地,亲身体验和学习当地的民间艺术。多一种艺术体验、多一份艺术感受,为今后的艺术创作提供源泉。我院2009级学生借鉴剪纸的呈像特点,利用聚光灯投射幕布产生阴影的剪纸效果编排了大型剧目《毕业生》,幕布呈现出一幅幅流动的剪纸画面,反映了四年的大学生活,生动又有新意,获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
5.政策积极扶持。宁夏大学美术学院在每年的年度预算中拨出一笔资金用于剪纸艺术传承的专项基金,鼓励全院师生开展剪纸相关的科研工作。在申请科研项目时,学院出台了部分倾斜政策助推有关剪纸传承的专题立项。
6.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学院将开设民间艺术选修课程,推进剪纸艺术进课堂。具体的课程设置,我们根据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按照民间美术教育实践观,以及全国普通高校美术学本科必修课程教材《中国民间美术》关于不同类型的民间美术艺术实践课程进行开设。将民间美术作为必修课已是中央美院多年来开展的项目,具有相对成熟可借鉴的经验。例如,中央美院非遗研究学者乔晓光教授,多年来对于剪纸艺术做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借鉴剪纸艺术的造型语言和意向文化,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油画水彩作品。他指导学生大胆创新,多方借鉴剪纸艺术,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艺术作品,从而取得了传承剪纸创新艺术的丰硕成果。
7.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学院对于传承剪纸艺术活动的文字、图片、视屏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实现资源的传承和共享。学院还利用学生资源,建立专题网站,进行文字图片资料的上传,同时加大宣传的广度和力度。
8.积极支持举办作品汇报展、作品比赛。民间剪纸艺术进校园,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热情。每年学院都会举办剪纸主题的作品大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了这一行列,并取得佳绩。很多学生认为,通过参加这一活动,个人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艺术品位也得到提升。
结语
剪纸这项包含深厚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背景,迎接了机遇与挑战。美术学院作为艺术传承的主要力量,对于剪纸艺术的保护责无旁贷。我们要不断加深对剪纸艺术价值的认识,并将其精华加以传承和发扬;不断总结规律与经验,使传统剪纸艺术与现代艺术及设计相结合,创作出富有中国色彩的现代剪纸,让传统的剪纸艺术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同时,让它更真切地融入我们当下的艺术生活。我们坚信,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在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努力下,剪纸必将在更多领域绽放其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1]乔晓光,著.活态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73.
[2]乔晓光,著.中国民间美术[M].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17.
[3]靳之林,著.中国民间美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109.
孝,善事父母也
传统孝观念,最初孝观念。最初含义是指什么?考古发现“孝”字最初见于殷卜辞。商代金文中有一例用于人名,在博物馆的青铜器上刻着“孝”的象形图形,古文字学家释为“孝”的篆体。因人老了,弯腰弓背、手拄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上老下子作服侍状。《尔雅•释训》的“孝”解释是“善事父母”。
中华民族讲孝道已几千年了,无论哪位文人、圣贤从各个角度解释,当然有见仁见智的说法,从古到今,千言万语,殊途同归,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幼尊长。家庭的孝,是指赡养父母,衣、食、住、行、思想上照顾老人,尽人子之责。家庭外,家庭宗亲长辈、外戚长者、还指社会上所有长辈。所以孝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生活,实现长辈的愿望,还应力求上进、实现人生价值、最终报效民族和国家。孝道是民族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几千年沿袭的做人准则,也是中华文化的本源之一。
孝是仁爱的基石
上古先民们的生活,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信仰习俗包括祖先敬奉、礼仪、祸福观等。在宗法社会里,祖辈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十分重视血统的传延与继承,把祖先作为宗族或家族血缘的象征,因而将祖先奉为神明。在殷周时代中国就形成了祖先崇拜的传统,祖宗神被抬到了仅次于上帝神、社稷神的地位,年复一年地受到后代的祭奠。
在春秋战乱并吞、臣弑君、子弑父、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把挽救天下作为已任。当时神鬼宗教占据了人们的思想,上至君王将相处理国家大事,下至黎民百姓解决日常琐事,都援于鬼神。在孔子推行仁学思想的同时,看到了孝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孝是仁爱的基础。鲁迅先生有过一段议述:“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活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
周人以对孝慈有了教化和对祖先的追孝,提出了孝道的内涵和孝行赞扬,总之周人孝初是从祭祀祖先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的,所以孝观念形成于周初、春秋,成熟于战国。
孝是一种情怀
孝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德操,更是一种基本的人性表达。它是作为当事人对于遗传的真诚接受,也是对遗传继续的一种自豪态度,也是对作为人的自我内心的发现。同样,孝也是一种自然的本能。但是它也最为脆弱,因为孝更是一种天真和理想的本能。
在充满自信和自强,以及自尊、自爱之后,孝被完全地表达。这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因为肯定了自我,所以由此将固有的本能,天真尽情地展现于恩赐我们这种能力的父母和祖辈面前,以表达我们真切的感恩。
就算保守一点推算,人类从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劳动号子,到相对完整地表达意思,当不会晚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大约10万年。如果再把这10万年看作是1年的话,那么,文字的发明和使用,都是发生在人类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里——可见其历史的短暂。约略地说,埃及书写传统产生在 12月11日那天。一天以后,苏美尔发明象形文字。中国的表意文字、希腊的线形文字乙(Linear B)等,发生在12月18日。腓尼基人的字母书写体(所有现代欧洲书写体的基础)发生在12月20日。美洲的玛雅文字出现在12月22日。中国印刷术出现在12月26日。欧洲的第一本书(Gutenberg’s printing press)出现在1445年,大约相当于12月29日。至于1867年出现的打字机,是人类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中午才发明的。当今已然盛行的英特网技术,具有“超文本”属性,不能简单归属“书面文化”。
可见,书写技术其实是我们的一宗相当晚近的发明。即便是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我们终于有了文字可用,也因为掌握文字需要专门的训练,文字的使用长期以来都是一小部分人的专利。他们享有特权,受到崇拜。当人们说谁是所谓“有教养的”、“文明的”人士时,那一定是指一位受过教育的、能读会写的可敬人士。可是剿灭文盲的任务不是短期内能够轻易实现的。欧洲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文盲(爱尔兰还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功能性文盲)。中国文盲人数一向庞大,这几十年里才逐步下降。退一步说,即使消灭了文盲,口头传承文化也不会寿终正寝。口头的信息传递(可能借助电子技术,如电话和广播,也可能就是口耳相传)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还是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多亏了那两个氨基酸的突变,让我们能够如此便捷有效地沟通和交流!
然而公平地说,书写技术的发明虽晚,但它的威力却是不可小觑——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信息交换和保存的方式和规则。也因此引起了关于口承文化与书写文化关系的探讨。1960年,被尊为口头程式理论“圣经”的洛德的《故事的歌手》由哈佛大学出版。稍后,我们便见到多种著述不谋而合地在几个欧美国家问世,围绕“口承—书写”问题,展开了论辩。唇枪舌剑之间尤以“大分野”——The Great Divide,即在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是否存在人类认知与现代心智的鸿沟——为焦点。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传播学家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以及古典学者埃瑞克·哈夫洛克都参与到这场论辩中来,并引发了多个学科的热烈反应和踊跃参与。挂一漏万地讲,“书写论”派认为,逻辑思维(演绎推理、形式运算,高次心理过程)的发展取决于书写。而他们的对立面“连续论”学派的持论,则针锋相对,认为口承与书写在本质上都负载着相似的功能,它们在心理学上的差异不应过分强调,二者的载体确有物质上的区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两极间谱系关系。与此相呼应地,就有学者出来呼吁,说人们长久以来过于关注与书写相关联的精英文化产品,而轻视民间口承文化传统。这种偏向会造成人类不可挽回的损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倾听了这些意见,就形成了若干文件,如《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建议书》(1989年)。所谓“传统民间文化”(traditional folk culture)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它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联络和信息(例如非洲鼓语)。此后联合国进一步提议建立“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1997年)。“代表作”要求是能够体现人类天才创造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代表性的非物质遗产,或是从历史、艺术、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角度具有突出价值并广为流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2001年5月,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国内传媒一时谈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成风,各地纷纷掀起了至今令有关部门头疼不已的口头非物质遗产“申报热”。
在联合国的文件中称这些遗产为oral, non-material, intangible,分别对应中文“口头/口述的”,“非物质的”和“无形的”。从联合国文献里给出的界定看,它们的内涵有相通处,又各有侧重面。非物质文化不必一定是彻头彻尾的口头传统,但形态特异如非洲“鼓语”,在传承和使用中,大抵也没有完全脱离口头表述。总之,“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一直是整个非物质文化中最重要的环节。
对口头传统的认识和评述,在人文学术领域,有其漫长的传统。但真正意识到口头传统的重要性和特异规则,还是晚近的事情。而且由于口头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俗学课题,所以以往的成果比较多地集中在这个领域,也是自然的。简单地说,口头传统是在三个层面上显现出它的内涵的:第一,口头传统是文化的反映和文化的创造;第二,口头传统反映了文化内容和文化期待;第三,口头传统满足文化需求(见《口头传承研究方法纵谈》,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载《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第3页)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跨学科的方向,“口头传统”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的“大理论”(Grand Theories)时期。“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理论”、“太阳神话学说”等理论,分别把口头传统看作是一个民族的“档案馆”,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或者看作是“文化遗留物”,它再现了人类的“原始知识”;乃至看作是“远古的回声”,直到“语言疾病”破坏了我们对它的理解云云。赫德尔、泰勒、朗和缪勒(Johann Gottfried Herder, Edward Burnett Tylor, Andrew Lang, Max Müller)分别是这些学说的领军人物。以阿尔奈、汤普森(Antti Aarne, Stith Thompson)为代表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和以博厄斯(Franz Boas)为代表的“地域—年代假设”则开创了“机械论”的口头传统起源研究。前者的研究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书面文本地理分布的采集分析,后者的,则是口头文本的地理分布分析。“大理论”时期的学术取向与孔子的“礼失求诸野”,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让“口头传统”具备学科体系特征,是20世纪学者们的贡献。哈佛大学英年早逝的天才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通过研究荷马史诗,率先提出荷马史诗必定是“传统的”,进而必定是“口头的”论断。这个说法曾令古典学学者们痛心疾首:他们心目中伟大的诗人荷马,怎么会是个“粗鄙的文盲”?随后,他的学生和追随者艾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将他所开创的学术方向进行了系统化和体系化工作,成就了以他们两人命名的“帕里—洛德理论”(又叫做“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关于此学派的“博学而生动的教程”,可参见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洛德不仅引入了比较诗学的概念,完成了在不同口头传统之间进行平行类比的研究,还着手建立了口头诗歌的研究范式。
公允地讲,口头程式理论确实是“20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少数民俗学理论之一”(邓迪斯语)。它研究口头传统的方法,对相邻学科的启迪作用是巨大的。虽然它擅长的,还不是口头表演本身,而是表演中唱词的文本阐释,这个听起来多少有点讽刺,但正是在这个地方,泄露出了其早期开创者帕里和洛德的学术背景:古典学、语文学和文学。现在回过头来读他们对荷马、对南斯拉夫英雄歌的精妙解析,依然是很大的享受。19世纪德国语文学的成就,在他们手中被发扬光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很长时间里都不愿意在这块领地上耕作。
战争年代诞生的动人精神今天想起来依然催人泪下令人激奋,但战争年代那种在特定时刻、特定情境下所采取的某些极端的举措是否应当在和平建设时期不加取舍地传承?战争年代遗传下来的某些“惯性思维”是否仍应成为今人的思维模式?
譬如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我们就有作一番反思的必要。在反击西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指责时我们最为有力的驳词便是“我们已经解决了十三亿中国人的生存问题”,生存权自然是人权的第一要义,这固然已经十分不易,但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这“生存”的质量和品位。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健康、快乐地生活恐怕更是一个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时下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正是为了从物质上保证每个国民的生存质量,而“健康至上、生命至尊”这一理念也同样应成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固守于我们的价值体系之中。而这种追求健康、敬畏生命的全民意识的构建,其重要性甚至并不在物质上的巨大投入之下。
出此言,乃是有感于我们平素所耳闻目睹的无视健康、轻慢生命的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多了。且不谈社会对贩夫走卒民工乞丐等弱势群体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危的漠视,就算对我们的“社会精英”的健康与生命,我们的社会又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随便翻开任何一本英雄、劳模的先进事迹汇编,“十个英模八个病,还有两个不要命(英勇牺牲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一语基本可以涵盖其全部内容。是因为他们的自我牺牲换得了这份荣誉,还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只是将褒奖的眼光盯着那些因正义事业而非死即病的人?
笔者供职于教育系统,应该说我工作环境的安全系数要比砖窑、煤矿、隧道……高出许多,可我每年都能从媒体上看到我的老老少少的同行们猝死于讲台前、长眠于办公桌旁或是晕倒在下班路上的新闻。前不久还看到过苏南一位刚刚年届不惑的女校长癌症术后放弃休息最终倒在校园里的消息。自然,事发之后都是由政府部门出面主持隆重的表彰仪式,进行各种荣誉称号的追认,以至掀起学习某某同志的热潮……可这能换回一条鲜活的生命吗?能换来一个圆满的家庭吗?那些工作真的比一个人的生命还重要?家庭里失去一名重要成员、教育界失去一位优秀教师、地球上失去一个永不复还的生命与少上几周课、丢下几个月工作相比到底孰轻孰重?这类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需要的究竟是“学习”还是反思?
关键词:婚姻;俄亚纳西族;伙婚制;安达;婚姻伦理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32-03
婚姻伦理属于性伦理学的范畴,是性伦理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性在婚姻中具有很大的价值,在现代的婚姻关系中,婚姻当事人最关心的就是以性为主的爱情的满足。虽然性在婚姻中很重要,但是对于社会来说,男女只有结成了夫妻,才可以发生,这样的关系才是合乎规范的。因为婚姻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性的行为,社会为了调整婚姻关系,产生了这样一种专门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就叫做婚姻伦理。
一、俄亚纳西族的婚姻形式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共有56个民族。虽然现在的中国已经迈入21世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现代化的趋势,但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保留了当地传统的婚姻形式,比如俄亚纳西族。
纳西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滇州之间。各地的纳西族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婚姻的形式也不相同。泸沽湖地区的纳西族保留了走婚和母系制;丽江等县实行一夫一妻制和父系小家庭;而居住在四川木里俄亚地区的俄亚纳西族则盛行伙婚制。
(一)姊妹共夫
这是伙婚制的第一种形式。姊妹共夫,即女娶男嫁,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一夫多妻。但是这里所说的一夫多妻制,并不是狭义上的,也就是说,“它不完全指父权制下男子娶一个以上的妻妾而言”。①姊妹共夫是广义的类型,俄亚纳西族并没有一个男子占有若干妻妾的形式,而是几个姊妹共娶一个丈夫。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在这样的婚姻家庭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子女的姓氏也随母亲,是个母系的家庭。
据不完全统计,在俄亚村姊妹共夫这种婚姻关系共有36例。为什么俄亚地区流行姊妹共夫这种婚姻形式?这源于两种社会原因:首先,生产的需要。俄亚纳西族是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家庭是每个人的生存的根本保证。但是,在繁衍问题上,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保证一定会有男孩。有的家庭就是有女无男,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家庭只能选择放弃男娶女嫁,改为女娶男嫁,从而来维持家庭的存在和发展。其次,在俄亚纳西族中,妇女和母系血统有较高的地位,这也为女娶男嫁提供了很大的可能。男子嫁到女方家就是女方家的人了,要从妻姓,为妻家增加了劳动人手。在俄亚地区,姊妹共夫只是一种比较协调的婚姻家庭形式。
(二)兄弟共妻
这是伙婚制的第二种形式。“兄弟共妻,就是以兄弟的名义娶一妻子,其他的弟弟也有权力同兄弟的妻子发生关系,或者以兄弟若干共娶一妻,少者两兄弟,多者六兄弟共有一妻。”②这是大多数的兄弟共妻的类型。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有的家庭是独生子,没有办法实现兄弟共妻,父母则会过继一个两个男孩,从而实行兄弟共妻的家庭。
为什么定要实行兄弟共妻的家庭?原因同上面的姊妹共夫一样有两个:首先,生产的需要。俄亚纳西族是以家庭为生活和生产单位的,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于农耕,家庭人口少,分担农活的人也就少了,收成少家里的人就会饿肚子,不利于整个家庭的延续和发展。其次,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孩多的家庭必定就会娶很多个媳妇,妯娌之间很容易矛盾,有的媳妇甚至会提出分家,想要自己过,这样不利于家庭的团结。这是俄亚纳西族流行兄弟共妻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二、俄亚纳西族婚姻伦理的体现及其特点
(一)俄亚纳西族婚姻伦理的体现
1.恋爱自由,婚姻包办。在恋爱的问题上,父母是不过问的。男女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可以寻找自己的安达。安达,在俄亚地区就是朋友的意思。建立安达的方法有很多,最公开的形式就是绩麻线,私密一点的就是拉安达。在结婚之前,俄亚纳西族的男女是可以自由结交安达的,结交多个也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缔结婚姻的时候却是要父母给包办。父母说娶谁或嫁给谁子女是不能反抗的,必须听从父母的安排。夫妻之间的私生活,父母是不管的。就比如在一些兄弟共妻的家庭,一个妻子满足不了几个丈夫,这些男子可以外出去找安达,父母和妻子是不管的。这种情况在当地是符合道德准则的。
2.盛行血缘婚,婚配情况复杂。在俄亚纳西族当地,血缘婚是很普遍的,而且非常盛行。近亲婚中包括非等辈血缘婚:姑姑和侄子结婚、舅舅和外甥女结婚,也包括同辈血缘婚:堂兄妹结婚、表兄妹结婚等。俄亚纳西族的血缘婚,基本上属于亚血缘婚。这样的婚姻有3个优点:第一,加强了骨肉联系,有利于亲友的团结;第二,因为是血缘婚,有利于夫妻关系的维持,对老人也比较尊重;第三,避免了沉重的彩礼。血缘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近亲结婚。像这样的近亲结婚,男女双方一开始都会觉得很别扭。通常在举行完婚礼之后,夫妻双方是不发生关系的。夫妻双方可以去找自己的安达,这样的情况通常会持续好几年。等夫妻双方发生关系,感情逐渐好了起来;家里的农活多的时候,夫妻双方也就没有时间去找安达,从而断了安达关系。
3.不落夫家,搭伙不同房。在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新娘要回娘家。而且是长住娘家,不回夫家,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夫妻双方依然在各自的家里生活,彼此之间不享受夫妻的权力也不履行夫妻的义务,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形式,双方并没有因为结婚而发生任何改变。双方可以过着各自的安达生活,一直到女子生有子女才会到夫家去住,结束不落夫家的生活。女子常住夫家之后,夫妻并不在一个房间同寝。男子住在三楼的单独的房间里,女子则跟公婆住在二楼的主室内。夫妻双方可以去找自己的安达。男子去拜访女安达可以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家;或者女子去男安达家过夜,这些夫妻双方都不能干涉。
4.带孩子嫁人,不受歧视。虽然俄亚纳西族的男女可以自由地结交安达,但是他们在选择安达的时候的是有一定条件的。男子要求女安达:身体好、长得漂亮、年纪轻、家庭富裕、有生育能力;女子要求男安达:长得魁梧、身体好,这样生出的孩子才会好;能干活,家庭不要太穷。从男女双方的要求中,都提到了“为了下一代”的相关的要求,可见在俄亚地区婚前生子是被允许的,且符合道德的。不仅如此,女子到了结婚的年龄,在嫁人的时候,婚前所生的孩子,是可以带到夫家的,这样的情况在俄亚纳西族地区是很普遍的。并且这个孩子不会受到歧视,和其他的婚生子女享受同等的待遇。与安达所生的孩子一直跟随母亲,由母亲哺育、培养,生父没有抚养的义务。在母亲不落夫家之前由娘家照顾,母亲结婚后则跟着母亲去夫家。
(二)俄亚纳西族婚姻伦理的特点
婚姻伦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以及时间、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婚姻伦理表现出了相应的特点。俄亚纳西族的婚姻伦理亦是如此。
1.民族性的特点。俄亚纳西族的婚姻伦理具有民族性。“婚姻伦理的民族性,是指婚姻伦理因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③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因其和文化习惯的不同,其婚姻伦理也呈现出了非常大的不同。在俄亚纳西族的婚姻中,盛行兄弟共妻制和姊妹共夫制,这样的婚姻关系是符合他们的婚姻伦理的。只有俄亚纳西族才具有这样的婚姻伦理,其他民族是不被允许的,这体现了俄亚纳西族婚姻伦理民族性的特点。
2.传承性的特点。俄亚纳西族的婚姻伦理具有传承性。“婚姻伦理的传承性,是指婚姻伦理世代相袭、承上启下的延续特性。”④婚姻伦理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必定与当时的社会相适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俄亚纳西族的婚姻伦理传承下去。俄亚纳西族独特的婚姻伦理虽然一直延续至今,但是相比过去,它也有进步的地方。在以前的俄亚村,子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的;而现在,一些走出俄亚村的青年男女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配偶和婚姻,父母都是接受的,这也符合俄亚纳西族现在的婚姻伦理。
3.地域性的特点。俄亚纳西族的婚姻伦理具有地域性。“婚姻伦理的地域性,是指婚姻伦理因时空距离而有所差异的特性,即婚姻伦理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⑤有两个具体的含义:第一个是在不同的国家之内,所提倡和奉行的婚姻伦理的不同;第二个是在不同的地域之内,所提倡和奉行的婚姻伦理的不同。这两点不同都是受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简而言之,婚姻伦理的地域性是与其所在地方的文化密切相连的。俄亚纳西族的居所地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俄亚村,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和特殊,俄亚纳西族的婚姻只能局限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并且是上一代传承下来的婚姻形式。这体现了俄亚纳西族婚姻伦理地域性的特点。
三、俄亚纳西族婚姻伦理所引发的思考
俄亚纳西族是我国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他们的婚姻关系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国虽然倡导要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但我们在探究俄亚纳西族婚姻伦理的同时依然发现了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俄亚纳西族婚姻伦理存在的问题
第一,近亲结婚现象泛滥。由于俄亚纳西族生活在偏远地区,仍然保留着近亲结婚的旧习俗。他们单纯地认为这是“亲上加亲,不断亲缘”,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所带来的危害是相当大的。近亲结婚增加了下一代遗传性疾病发生的机会,近亲结婚所生孩子患遗传性疾病的风险要比非近亲结婚者大得多。曾有人统计过,近亲结婚后他们下一代儿童死亡率比非近亲结婚的死亡率要高出3倍,即使孩子平安出生后也多为智障、痴呆儿童。
第二,包办婚姻风气盛行。俄亚纳西族男女的恋爱虽然是自由的,但婚姻依旧是由父母包办的,子女没有权利选择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包办婚姻存在着很大的危害,由于婚前感情空白,婚后由于两个人性格不合、意见相左等因素,矛盾会逐渐显露出来,最终导致婚姻出现畸形的状态。
第三,形式婚姻状况严重。由于俄亚纳西族“不落夫家,搭伙不同房”的风俗,夫妻双方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家里,彼此间不享受夫妻的权利也不履行夫妻的义务,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使婚姻变成了一种形式,没有实质内容。直到有了孩子,妻子才会到丈夫家去居住。尽管如此,夫妻仍然不在一个房间同寝。这样不仅不利于夫妻感情,也会让孩子感觉不到家的温暖,犹如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
第四,民族融合进程受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维系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我们国家走向富强的基本前提。而俄亚纳西族的婚姻模式无疑在本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树起了一座高墙。一方面,这种现象容易造成俄亚纳西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出现障碍,从而不利于民族文化吸收其他文化中的营养自身发展很难做到与时俱进,会长远地影响整个民族的进步发展;另一方面,受地域性限制,还有本民族通婚观念的影响,俄亚纳西族容易产生“不与其他民族来往”的“排外”思想,这也对民族团结提出了考验。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实现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又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所以,打破传统观念束缚、促进民族融合十分重要。
(二)俄亚纳西族婚姻伦理问题的解决
首先,针对近亲结婚现象,国家应该多多宣传婚姻法律制度与生理卫生健康知识,开展这两个方面的讲座,让俄亚纳西族的人民了解到近亲结婚给个人、家庭、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杜绝近亲结婚。
其次,由于俄亚纳西族的婚姻伦理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所以想要改变其包办婚姻的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包办婚姻,在法律的层面上来说,是一种强制性婚姻,是父母强迫子女婚姻的行为。这种行为侵犯了子女的婚姻自由权利,是违法行为。国家应在俄亚纳西族地区多进行普法宣传,让俄亚纳西族人民知法懂法,让法律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通过日积月累,慢慢地改变他们传统的包办婚姻观念。
再次,应该避免形式婚姻现象的产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夫妻关系的好坏对生活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俄亚纳西族的形式婚姻不仅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和谐,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由于孩子长期跟着母亲吃住,很少见到父亲,感受不到父爱,会使孩子性格变得懦弱。为了孩子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成长,父母应该生活在一起,避免形式婚姻,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
最后,对于俄亚纳西族通婚的观念改造可以由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方面,发挥俄亚纳西族本民族的主人翁意识。通过政府的大力宣传,使他们从内心认可各民族通婚需要通过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把其它民族文化中优秀部分吸取过来,使本民族文化得到丰富发展,让他们切实感觉到文化交流借鉴、多彩的文化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改变,认识到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带来的成就,从而开始接受、支持通婚;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通婚。政府应该鼓励各个民族之间互通婚姻、少数民族与汉族互通婚姻,给予互通婚姻家庭一定的政策优惠。这样不仅使俄亚纳西族自身认识到了民族通婚的重要性,而且通过政府相关政策推行实施,民族通婚必将很好地得到推广实现。
注 释:
①②宋兆麟.共夫制与共妻制[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139,113.
③④⑤王歌雅.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6.
参考文献:
〔1〕王伟,高玉兰.性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78, 111.
〔2〕甘绍平.余涌.应用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刘希.论少数民族婚姻多样性与我国《婚姻法》的冲突与调适[J].民族学院学报,2008,(1).
〔4〕王林.中国传统婚姻伦理演变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