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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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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

第1篇: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理论检验在科学进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者可以利用不同数据源实现对理论的检验。这些数据来源大致可按两个维度进行划分(FriedmanandSunder,1994):一是实际数据(happenstancedata)和实验数据(experimentaldata);二是实地数据(fielddata)和实验室数据(laboratorydata)。实际数据是未加控制的、自然发生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实验数据是在受控条件下,为了明确的科学目的而人为创造的。实地数据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实验室数据来源于实验室环境。这两种维度的数据可构成四种组合数据。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看作是运用实地实际数据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如失业率、工资水平、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均属于实地实际数据。既然实地实际数据如此丰富,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并创造自己的数据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实验研究方法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优势。

(一)实验研究对相关影响因素的严格控制

锦标赛理论得名于体育比赛,是指员工通过竞争以获得某项奖励(如薪酬增加或晋升),胜出者由相对绩效排序决定。在锦标赛理论中,员工的均衡努力水平被定义为边际努力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努力水平。边际收益取决于奖金数额以及获胜的机率,并与后者呈负相关关系(LazearandRosen,1981),给定均衡努力的选择就可以直接导出最优奖励的水平和结构。现以锦标赛理论的检验阐释实验研究具有可控制性的潜在优势。

若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的实证检验,首先要求研究者知道参与竞争的员工数目,奖励的确切大小,员工努力的成本函数,以及生产函数(包括误差项的性质)。同时,为了确定最优奖励水平,还需要了解企业的支付函数与员工的参与约束。所有这些信息在实验室实验中都是确定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予以设定。通过观察实验被试所选择的努力水平和获奖情况,就有可能对最优报酬作出精确地预测并进行检验,而采用实地实际数据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使用实地数据时,研究者很少能确切地知道以上提及的各种因素;而且研究者也很难保证实地环境与理论假设的环境高度相似。例如在锦标赛理论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员工在竞赛中有消极的破坏竞争对手绩效表现的行为,努力与奖励的最优水平同不存在破坏行为情况下的结果将是大相径庭的。

相同的道理,使用实地数据的研究者很少能知道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次博弈还是重复博弈,然而重复博弈的理论预测往往明显不同于一次博弈的结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员工彼此之间了解程度如何?员工之间的沟通及同伴压力怎样,有无形成共谋的可能?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公开还是匿名?在实地实验中,以上因素及其他环境细节都会影响研究对象的行为,却不能被有效控制。与之相反,在实验室实验中,这些环境因素能够被严格控制,因此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在实验室实验中,对一次博弈与重复博弈情形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对匿名互动与“面对面”互动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将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这种能对影响因素进行更好地控制的优势不局限于锦标赛理论的研究。例如,在关于不同行业间工资差异的争论中,很难判断所观察到的差异是反映出的真实“租金”,还是不可观察的异方差性(GibbonsandKatz,1992)。同样地,几乎不可能依据实地数据来判断失业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即很难判断失业员工在低于现行工资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愿意继续工作。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采用实验室实验研究,控制员工的外部选择,则能对上述问题轻易作出回答(FehrandFalk,1999)。以上例子极具说服力地表明,实验室研究较之于实地研究,能对相关影响因素实施更好的控制。

(二)实验研究能够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验室实验的另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形成因果关系推论的可靠性。在实地研究中,许多有意义的变量是内生决定的,多数情况下最多也只能确认变量之间是相关的,而很难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实验研究是确认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最有效手段。

(三)实验研究的结论易于重复验证

实验研究具有易于复制的特征。传统的经验数据作为检验数据,具有不可重复性的缺陷,即所谓的“历史不能重演”。而对理论的证实或证伪都需要大量的检验。Smith(1962)指出,实验研究的可重复性克服了所有观察结论所普遍存在的一次性的缺陷。其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实验设计,进行独立验证,从而证实或者证伪专题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实验数据的应用可避免某些理论没有经过一个可重复的严格证明或证伪的过程而被称之为所谓的“传教士的理论”。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反对意见

首先,由于实验中的被试常常为学生,实验研究常被批评存在被试选择偏差,批评者认为学生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缺乏实践经验。其次,主要针对实验中的支付(payoff)问题,由于一般情况下被试在实验中获得的支付较低①,他们可能不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决策。第三种批评主要针对被试数目太少的问题,实验研究结论往往受到置疑。第四种批评主要来自于实验研究结论能否推而广之,对现实是否具有预测和指导作用,即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问题。尽管这些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克服和解决。

(一)被试选择偏差

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学生作为被试,主要是出于方便性的考虑。学生容易招募,能够迅速理解实验规则,而且他们的机会成本相当低。但是,并没有根本的理由来排斥其他对象,而且非学生被试的使用也在逐渐增加。其次,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和与实施,有可能发现不同被试样本在行为上的有趣差异。List(2003)对市场经验是否能消除禀赋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Cooperetal(1999)利用中国学生和中国中层经理作为实验被试,检验了起源于效率工资激励的棘轮效应理论。同样地FehrandList(2003)以企业CEO作为实验被试,研究他们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程度以及如何对这种激励作出反应。

List(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表现出了禀赋效应,而在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身上却没有发现这种效应。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之所以没有体现出禀赋效应,不是由于选择效应,而是由于市场经验本身。Cooperetal(1999)在实验研究中观察到,经理和学生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收敛于混同均衡。因此,被试样本之间的行为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实验的初期,他们观察到不同样本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如果实验指导语用一种抽象的、无关经理决策的具体环境的语言来描述,那么学生的行为较之于经理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相反,如果实验指导书中含有大量的与企业计划者和经理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的内容,那么,经理的行为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FehrandList(2003)发现学生和CEO之间的确存在行为差异,CEO明显比学生更信任他人,而且也更值得他人信任。虽然如此,两个被试样本仍然作出了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相同选择,尽管该方式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些例子均表明,被试样本差异可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也显示出了不同的被试样本在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根本性的不同。在Cooperetal(1999)的研究中,学生和经理们的行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是高度相似的。同样,在FehrandList(2003)的研究中,根据理论推断,如果假定所有实验的参与者是完全自利的,信任行为则不会存在,但作为被试的学生和经理们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信任行为。此外,两类被试样本都显示出大量利他的、互惠式公平的行为。因此,虽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被试样本选择偏差,但是不同样本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却是非常相似的。

(二)被试所获支付较低

被试在实验中所获得的支付水平(stakelevel)较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者一致认为更高的支付水平能显著地降低被试行为的方差(CamererandHogarth,1999)。这就表明当被试在实验中能获得更高的利益时,他们会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参与实验。但是CamererandHogarth(1999)在回顾了大量检验支付大小效应的研究后发现,核心的行为趋势极少因为支付水平的变化而改变。尽管支付(利益)对于实验被试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利益大小的变化往往不会改变核心行为趋势。一个有趣且重要的例外出现在HoltandLaury(2002)的研究彩票选择实验中,随着平均支付从70美元增加到230美元,实验被试表现出明显增强的风险厌恶型特征。相反,在公平偏好实验中,支付水平的增加很少或者不会影响公平行为反应的发生。

(三)被试样本量太少

关于实验被试样本数量较实际数据过少的问题也是能够克服的。首先,增加或补充实验的观测数目是可能的;其次,以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代表性问题为对象进行大规模的实验研究也已成为可能。近来,Harrison,LauandWilliams(2002)采用丹麦人口总体的一个典型样本,推导出了贴现率;而BellemareandKrger(2003)则以荷兰为样本,进行了信任博弈的实验。其研究结论显示并不存在被试选择偏差。

(四)外部有效性问题

对实验室实验更为普遍的批评涉及到内、外部有效性问题,内部有效性指从某一实验中获得可靠性的原因和结论的可能性,而外部有效性是指从试验研究的外部环境联系中归纳出可靠结论的可能性。内部有效性涉及到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实验控制、敏感度设计及正确的数据分析问题,相对而言,外部有效性的问题则更为严重。批评者认为把实验室的研究结论推广到实地中去,其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外部有效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从一般意义上说,当归纳法原理成立时,外部有效性将会是较高的。根据这个原理,只要绝大部分相关的潜在条件保持不变,那么,行为规则在新环境中也会持续不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便保持所有条件不变,也难以保证实验结果在现实环境中可以被完全复制。虽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批评也不是仅仅针对实验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能够确保在同样的条件下复制出完全相同的结果。第二,实验研究是否抓住了现实中的主要条件。置疑者认为某些实验因为忽略了现实中的许多关键性特征,从而不具有外部有效性,也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验研究者的回答往往是尽可能模拟出这些被忽略的条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研究和经济学模型一样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们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这种抽象也正是一种优点,惟其如此才能够使人们增加对相关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由于对现实性的强调实际上取决于实验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实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理论,或者理解理论失灵的原因。因此,实验证据对理论构建非常重要,但是对理解现实却不那么重要。

三、增加实验研究现实性的途径

(一)实地实验

无庸置疑,实验的可控性是其主要优势。然而关于实验室环境和现实生活环境是否一致的问题,可能将备受争议。可以说实验室实验不是对传统的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替代,而是对其的有益补充。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实地实验,让研究者在自然的环境中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FalkandIchino(2003)进行了一个典型的实地实验——将实验控制和现实环境的优点结合起来,研究同伴压力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实验是在日常工作环境中进行的,被试被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其产出被分别测量。在处理组中,两个被试在相同的房间中一起工作;而在控制组中,每个被试分别在一个房间内单独工作。从技术上来讲,实验被试所从事的任务彼此完全独立。研究结论之一显示,与被试单独工作情形下的产出相比,随机选择的配对被试工作时的产出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另一个实地实验中,FehrandGtte(2002)研究了一个企业中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努力的跨期替代问题。在某一段时期内,他们对公司的一半员工按照更高的计件工资给付薪酬,而对公司的另一半员工按照固定的计件工资支付。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创造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处理组,用以测量计件工资的增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程度。

(二)“真实努力”实验

使实验室实验环境更贴近现实的另一个途径是进行所谓的“真实努力”实验。在一个典型的实验室实验中,工作努力的选择由一个递增的货币函数来表示,被试不是选择真实的努力水平,而是选择一个有经济意义的数字。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锦标赛实验中(Bulletal.,1987)和效率工资实验中(FehrandFalk,1999)。然而在“真实努力”实验中,努力代表的是完成一种真实的任务。例如,在FahrandIrlenbusch(2000)的研究中,实验被试的任务是剥胡桃;vanDijk,SonnemansandvanWinden(2001)要求实验被试利用计算机解决难度较大的双变量优化问题;在Gneezy(2003)的研究中,实验被试需在计算机上解决“迷宫”难题。“真实努力”确实能够增强实验的现实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以失去可控性为代价的——因为如果实验者不了解员工的努力成本,那么也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数量预测。

(三)项目评价实验

实验技术在项目评价领域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不幸的是,基本上不能够获得来自随机的大规模社会项目实验的数据,尤其是在欧洲,政策制定者对实施这样的社会实验往往持着犹豫不决的态度。尽管如此,研究者自己收集数据也是可能的。例如,Falketal(2002)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项目评价方法,它允许在弱假设条件下确认参加培训项目与被邀请参加面试的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基本思想是通过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对参与项目的同一个体实施前测和后测,以此对项目进行评价。其程序如下:首先,研究者招募一些失业者参与一个特定的培训项目,然后在这些人完成培训课程之前,向外投递求职申请书。当这些人已经成功完成培训课程并获得证书后,又发出第二次求职申请。两次求职申请内容完全一样,只是第二次多了一个课程证书而已。由此可以检验参加培训项目对获邀参加面试的概率是否有影响。相似的方法已经应用于对女性员工的歧视(Weichselbaumer,即出)和失业粘性的(OberholzerGee,2000)的研究。

四、展望

过去的20多年,经济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应用也呈现出稳步增加的态势,这种增加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事实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DanielKahneman和VernonSmith,可能使实验经济学家们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实验研究方法在诸多经济学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其中很多领域都与劳动经济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理论与实验方法不可偏废,二者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经济理论使我们能够在制度或者参数族(如税率)的框架下对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测,而实验方法能够为不同制度环境的运行效果提供经验证据,从而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此外,在实验过程中对于人类行为的观察,也将促使研究者更严肃地对待个体动机和有限理性问题。从长期来看,这有助于我们对人的本性进行更现实的刻画。实验研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公平、互惠、损失规避、过分自信、非指数贴现等现实经济社会现象,通过研究它们对激励和契约的影响,对组织设计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可以大大增进对企业、家庭与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解。

注释:

①一般而言,研究者为了模拟出真实的市场环境,往往为被试在实验中的绩效表现支付一些数额不大的报酬,以增强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相关性,提高被试的认真程度,并以此确保实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参考文献:

[1]Friedman,D.,Sunder,S.,1994.ExperimentalMethods.APrimerforEconomists.CambridgeUniv.Press,Cambridge.

[2]Lazear,E.,Rosen,S.Rank-ordertournamentsasoptimumlaborcontract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81(89):841-864.

[3]Gibbons,R.,Katz,L.Doesunmeasuredabilityexplaininter-industrywagedifferentials.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92(59):515-535.

[4]Fehr,E.,Falk,A.Wagerigidityinacompetitiveincompletecontractmarket.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9(107):106-134.

[5]Smith,V.L.Anexperimentalstudyofcompetitivemarketbehavior.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62,70(3):111-137.

[6]Cooper,D.J.,Kagel,J.H.,Lo,W.,Gu,Q.L.Gamintagainstmanagersinincentivesystems:experimentalresultswithChinesestudentsandChinesemanage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9(89):781-804.

[7]List,J.A.Doesmarketexperienceeliminatemarketanomalie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03(118):41-71.

[8]Kahneman,D.,Knetsch,J.L.,Thaler,R.Fairnessasaconstraintonprofitseeking:entitlementsinthemarket.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6(76):728-741.

[9]Fehr,E.,List,J.,2003.TheHiddenCostsandReturnsofIncentives—TrustandTrustworthinessamongCEOs.WP134.InstituteforEmpiricalResearchinEconomics,UniversityofZurich,Zurich.

第2篇: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区域收入差距;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055-07

陈 恩(1956―),男,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港澳经济与区域经济;于 绯(1983―),女,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广东广州 5106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从内陆向沿海区域的流动日趋频繁,经济活动集聚造就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但同时我国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拉大。毋庸置疑,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密切相关。虽然学术界对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研究颇为丰富,但是大多数文献关注现实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建议的制定,对理论演变的探索和内生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本文分析了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过程,立足于学者们普遍沿袭的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范式,总结主要的实证成果,并且对两种理论范式下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撇清现实生活中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劳动力流动”①与“劳动力迁移”。White & Wood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将迁移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居住地在管辖区间发生变化”。学术界普遍认为,如果劳动力在空间上流动导致了常住地的变更,这种流动就是迁移;如果劳动力流动不涉及常住地的变化,这种流动就是通勤者。但是在实证研究中,由于劳动力迁移比劳动力流动的数据更容易统计和获得,所以,学者们通常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本文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将它们视为同义。

一、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演变

(一)理论演变过程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无论是实际的还是预期的区域收入差距都会引发劳动力流动,因此区域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机制。Hicks就明确指出,“纯经济利益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William Arthur 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创立了“二元经济理论”和“无限过剩劳动力发展模式”,奠定了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乡二元模式的里程碑。Harris-Todaro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他们不仅将就业概率引入劳动力的效用函数,而且摒弃了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假设,进而认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影响机制是劳动力对区域之间预期收入差距的估计而不仅限于实际收入差距,因此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是一个关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净贴现值的增函数。虽然新古典迁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但是根据区域收入差距来判断劳动力是否迁移,决策因素过于单一。

然而在现实中,即使面对相同的区域收入差距和外部条件,不同劳动者也会做出迥异的迁移决策,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中找到合理解释。因为人力资本特征是存在差异的,这正是个人迁移回报率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例如地区i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地区j,只要这个人的人力资本特征能够保证他未来收入增加,他也可能从地区i迁入地区j。由于人力资本难于量化,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 Theodore W.将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概括为五项,②第五项“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就标志着迁移活动也可作为一项人力资本③。Sjaastad沿袭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引进“成本―收益法”,认为劳动者为了增进个人利益,在比较其所有可能目的地(包括现住地)的净收益,决定是否迁移。虽然人力资本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④,但是没有考虑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并且暗示潜在的迁移者是孤立于社会的,忽略了所在家庭和群体对劳动者迁移决策的影响。

在工业化水平较低和社会保障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家庭财富的收益和风险是普遍现象,劳动力迁移往往成为整个家庭生存及发展的策略。Stark et al.首先提出“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该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投资组合理论。农村家庭要对内部劳动力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配置,派出部分成员外出从事非农产业,通过家庭成员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布控制其财富的风险⑤,以消除或减缓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第二,契约安排理论。家庭与迁移者之间的汇款往来可视为一种“自愿契约”。迁移初期,通常由家庭向迁移者提供资助,帮助移民适应新的环境。当移民的职业及收入稳定后,开始向家庭提供资助⑥。而家庭为了防范风险,也会强化这种契约关系。

不同于前述迁移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吸收了Marshall的外部性理论、Myrdal的循环因果理论和Arthur的路径依赖思想,利用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从产业空间集聚的层面阐述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的结果。向心力表现为“需求关联效应”⑦和“成本关联效应”⑧的循环累积因果;而离心力是指:“要素市场拥挤效应”⑨和“产品市场拥挤效应”⑩的共同作用。当贸易自由度大于临界值时,向心力开始大于离心力,区域对称分布均衡被打破,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开始向某一区域集中,直到形成“中心(制造业)―(农业)”的均衡格局??。在此过程中,众多厂商因某一区域的需求优势而在该区域集中起来,市场需求份额增加会导致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同时,厂商竞争使中心区域商品种类丰富,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越少,节约的贸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就降低了劳动力的生活支出,导致该区域实际工资水平提高,形成“生活成本效应”??。可见,一旦劳动力流动引起集聚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从而导致“中心―”均衡格局的形成,中心区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就会拉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理论演变特征

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演变的过程中,都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改善福利状况是劳动力流动的根本目的。但在此过程中,考察劳动力迁移决策的视角越来越重视微观因素,变量由外生转变为内生,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强。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是区域收入差距或者预期收入差距。而人力资本迁移理论认为,除了区域收入差距和外部条件,人力资本差异也会导致个人之间迁移回报率的不同,成为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原因。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迁移决策是由与潜在迁移者密切相关的群体共同决定的结果。以上迁移理论的共同假设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而新经济地理学将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贸易(运输)成本等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按照“劳动力流动―产业空间集聚―区域收入差距”的逻辑链条来阐释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关系。

二、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实证经验

(一)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

1.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收入水平的影响

第一,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之分。从短期来看,劳动力流出降低了迁出地的农业生产率,不利于区域收入水平的提高。但长期中,移民汇款汇往迁出地,增加了迁出地的投资,从而提高了迁出地的生产率和农业产出。Rozelle,Taylor, De-Brauw以我国河北省及辽宁省的农村家庭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第二,移民汇款的种类、劳动力迁移的阶段和规模影响迁出地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国内汇款可以降低迁出地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国际汇款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原因在于移民存在选择性,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是两类不同素质的群体。McKenzie在研究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国际迁移时发现,当迁移规模较小时,位于财富分布上端的家庭从迁移中获得更大利益,使迁出地收入差距扩大。随着移民分布的家庭越广、移民规模扩大,位于财富分布下端的家庭获利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迁出地内部的收入差距。我们可以认为,随着迁移阶段的进行和迁移规模的扩大,迁出地内部收入不平等与国际移民汇款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2.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收入水平的影响取决于职业选择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多数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与迁入者职业相同的本地劳动者将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下降;而与迁入者职业形成互补关系的本地劳动者,则会受到互补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上升。形成互补关系的迁入者与本地劳动力是否产生竞争效应?这与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有关。Knight,Song and Huaibin通过分析中国的案例发现农村移民往往承担了城市居民不愿意承担的工作,两者之间并未构成竞争效应。但Roberts的研究表明,上海的外来劳动力与从国有企业下岗的本地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形成了竞争关系。

3.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收敛性的作用

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首先,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劳动力总是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而资本则是从资本回报率较低的区域流向较高的区域,因此区域收入增长倾向于趋同。第二,劳动力通常从落后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就会降低落后区域的相对人口增长速度,使得落后区域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提高,因此可以缓解区域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表明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区域收入收敛。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往往与上述理论不符。Barro and Sala-i-Martin对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较长时间序列进行收敛性分析,发现人口迁移促进一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收敛,而为另一部分国家带来发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在于迁移的劳动力往往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群体,尽管这些群体向发达地区迁移,使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增加,但会加剧两个区域的人力资本差距,产生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Shioji利用日本1960―1990年39个地区的数据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收入收敛性的作用。他发现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差异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经济收敛,但影响较小,不至于使区域收入水平绝对的发散。Rappaport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的理论模型??,当劳动力从小国流向工资较高的大国时,小国劳动力减少会降低小国资本的边际产品,小国居民的投资率就会降低,由此减慢了经济收敛速度,说明劳动力流动对促进区域收入收敛的作用十分有限。[1]Larramona and Sanso演绎了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收敛的动态变动规律。当达到稳态时,各国将以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收敛,但这并不表示各国人均工资水平也具备收敛性,各国人均收入仍可能长期存在差距。[2]因此可以认为,劳动力流动不必然导致区域收入的绝对收敛,只存在条件收敛机制。

(二)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

1.空间均衡状态与实际工资差距

根据中心―理论,名义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市场潜力的大小,但实际工资率差距取决于产业空间状态。如图1所示,l1表示贸易成本较高的集聚过程,区域1产业份额任意小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实际工资率的下降,所以劳动力不会流动,区域对称分布是唯一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此时两区域的实际工资水平相等。 l2表示贸易成本处于中间水平的集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多重均衡,但是内点不对称均衡(不完全集聚)在长期中是不稳定的,只有完全集聚均衡才是长期稳定的。因此只有达到完全集聚的中心―状态,区域实际工资水平才会产生差距。l3表示贸易成本较低的集聚过程,在产业份额的1/2点,工资差距曲线的斜率为正,表明区域1产业份额的任意小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工资率的上升,于是劳动力流动与实际工资率上升形成一个循环累积因果,最终导致中心―的空间收入差距格局。[3][4]可见,只有完全集聚的中心―状态才存在实际工资差距,而在其他长期均衡状态下,实际工资差距为0。

2.集聚对不同区域产生的福利效应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集聚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会产生以下几种福利效应:第一,集聚会同时促进中心和区域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但区域间的福利差距存在扩大趋势。[5]因为集聚带来地方化的知识溢出使中心区域增长率高于,并且创新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当贸易成本低于临界点,中心区域就会获得较高的增长路径而实现经济起飞,而区域会享受到中心区域经济起飞带来的好处,福利水平大幅上升。但是只要贸易成本不为0,两区域的相对福利差距是持续扩大的。第二,地方化的知识溢出促进创新成本降低,从而使现有厂商资产缩水,对中心和区域都产生负效应。由于中心区域资本存量较高,所以对中心带来的负效应比更大。第三,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会影响交易费用,给中心带来交易费用下降的正效应,而给则带来相反的负效应。

3.集聚状态对异质劳动力产生的福利效应??

当贸易成本较高时,熟练劳动力均匀分布在两个区域使他们的总体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当运输成本较低时,经济集聚也会导致熟练劳动力总体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但是对于不熟练劳动力而言,无论贸易成本如何变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最有利的??。Ottaviano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Vanessa Strauss-Kahn进而提出就业不平等的空间模型,他把劳动力分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并且各自分布于两个区域。两类工人可以选择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或者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但是不可以跨区域流动。当技术创新相对集中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将向高技能工人所在区域流动,如果相对工资保持不变,低技能工人所在区域就会存在较高的失业率,福利水平大幅降低。此外,Mu-rata、Mossay、Tabuchi & Thisse的研究显示,工人对原居住地的特有偏好、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向心力与异质偏好产生的离心力构成一对相反的作用力。这一对作用力随着贸易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影响着集聚的规模和速度,导致区域工资差距也随之发生改变。

4.异质劳动力流动与集聚

虽然Walz的研究表明,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知识和技术信息在区域间的转移,为落后地区形成产业集聚和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有利条件,但Wolfgang的分析表明,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随知识起源地与扩散地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的。[6]Takatoshi Tabuchi et al把劳动力流动的异质性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强调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因素影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劳动力流动将呈现多元化趋势。[7]近十年来欧洲国家迁移流的变化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欧洲国家以低素质劳动力流动为主的传统模式逐渐被打破,有技术的高素质劳动力在欧盟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所以,劳动力的异质性对“中心―”模式具有明显的分散效应,劳动力异质性程度越高的区域,经济活动的离心力就越强。可以预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贸易壁垒的逐渐消除,劳动力的经济活动将经历“分散―集聚―分散”的演变。

5.异质空间与收入不平等

空间的异质性对空间收入结构会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有关学者15年来的经验研究,可以认为异质空间正是通过以下三类地理特征影响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集聚过程,从而促进空间收入不平等。第一类地理特征是指[8],运输成本、要素禀赋、矿山资源、交通枢纽、贸易港口等区域优势将有利于产业集聚。第二类地理特征是指,[8]需求、供给和知识创新的接近以及规模经济等因素会引发产业集聚,使生产和销售节约成本,获得更多利润,并且这些因素具有自我强化作用。第三类地理特征是指社会基础制度特征。Bao Shuming et al.运用我国1978―1998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沿海各省具有自然地理优势,造成较低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这些地理特征提高了要素报酬率,从而吸引劳动力和FDI向沿海区域集聚。检验结果表明,沿海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各省增长率差距的60%,肯定了空间异质性因素对人均收入水平的显著贡献。Songhua Lin利用Redding-Venables模型对我国1988―1998年的工资差距进行检验,发现区位差异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力十分显著,并且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

三、对两种理论范式下的研究的比较

(一)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不同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区域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通过影响迁出地收入水平、迁入地收入水平、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方向、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变化等,达到缓解区域收入不平等的目的,并且只存在劳动力流动导致区域间收入收敛的条件收敛机制。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发集聚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变化促使区域形成产业完全集聚的“中心―”均衡格局,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中心区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就会拉大中心与区域的收入差距。其中,制造业名义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市场潜力大小,市场规模扩大和劳动力流动的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会导致中心与区域的名义工资差距扩大。与名义工资率差距不同,实际工资率差距与产业空间集聚状态密切相关。只有劳动力流动导致“中心―”这种完全集聚的长期均衡状态时,才会产生中心区域高于的实际工资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各异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移民汇款种类、劳动力迁移的阶段和规模、职业选择的替代和互补效应、人力资本竞争效应等是作用于区域内收入差距的机制;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迁移者人力资本水平等是作用于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机制。这些影响机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既可以加剧也可以缓解区域收入差距水平。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贸易(运输)成本、市场潜力大小、产业集聚状态、劳动力的异质性、空间异质性是导致区域间形成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贸易(运输)成本越小、市场潜力越大、产业完全集聚、流动的劳动力异质性越低,越容易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形成。

(三)劳动力与区域的内在关系不同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根据劳动力迁出地和迁入地内的收入水平,以及区域之间收入的收敛性来探讨区域收入差距,可见区域的存在是先验的,并且区域之间相互独立。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发集聚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变化促使区域形成完全集聚的“中心―”均衡格局,只有在这种完全集聚的长期均衡状态下,区域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才会产生,而在其他均衡状态下不存在实际工资差距。可见,区域存在与劳动力流动是一种内生关系,并且区域之间相辅相成。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理论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各方面观点尚未达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二者通常互为因果,并且导致二者产生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对于这一命题今后的研究方向可能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原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继续拓宽假设前提和微观基础,如考虑更加多样化的消费者偏好函数、更多细分的劳动力异质性、更多种运输成本类型等等,使研究结论更加具备一般性意义。第二,将多种外部性纳入劳动力流动导致的集聚过程,如异质性知识外溢,进一步建立动态的分析框架探讨空间均衡路径,从更加接近现实的角度考察区域收入差距。第三,从空间经济视角对区域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区域基础设施和福利政策进行分析,从而找到缓解劳动力流动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政策办法。

注释:

①可分为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水平流动”通常指劳动力在相似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的工作变动。“垂直流动”通常指劳动力从一种职位流向更高级别或更低级别的职位,如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从一般工人向管理人员的流动等。

②这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分别是: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在职培训;正规的教育;成人教育;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

③虽然迁移本身并不改变人力资本存量,但是能够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来扩大人力资本的潜力。

④如年轻、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

⑤包括缺失的或者不完备的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家庭财富造成的损失。

⑥从迁移者的角度看,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除了互助及利他精神以外,很大程度源于迁入地就业的不稳定、教育开支、继承家庭财产的愿望、维护自己在家乡的社会地位等等。

⑦当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一个偶然因素会使厂商在某一区域集中。厂商为了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利益而扩大规模,不断流入的劳动力同时成为消费者,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大,于是市场规模扩大吸引更多厂商的进驻,这就是“后向关联效应”,也称为“需求关联效应”。

⑧厂商集中会刺激名义工资上升,而产品市场竞争力会导致产品多样化和运输成本减少,于是劳动力生活成本降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提高,又会刺激更多的劳动力流向这个区域,这就是“前向关联效应”,也称为“成本关联效应”。

⑨“要素市场拥挤效应”表现为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附性,使得农业的生产必须分散进行,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又不具有替代性,于是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农产品运输成本的存在增强了分散力。

⑩“产品市场拥挤效应”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随着一个区域生产份额的提高,如果相对市场规模一定,将会降低该区域每个厂商的销售额,从而降低流动要素的收益,这显然不利于厂商集中的分散力。

⑾人们对工业品的支出份额越大,工业产品的种类越多,导致向心力就越强,临界值ΦB就越早出现。当贸易完全开放,即贸易自由度为1时,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都不复存在,企业选择任何区位都是一样的。

⑿可视为一种“需求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

⒀可视为一种“成本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

⒁典型实例改革开放初期“孔雀东南飞”现象。

⒂该理论模型中包括一个已经达到均衡的大国经济和一个未达到均衡点的小国经济。

⒃标准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中假设流动要素是同质的,偏好是相似的,并且他们根据实际工资率的高低决定是否迁移。因此只有完全集聚状态下,中心和区域的实际工资率才会存在差距,否则,两区域之间的工资率是相等的,但实际情况比这种假设复杂得多。

⒄当熟练劳动力向中心区域集中时,既没有考虑移民增加带来的竞争加剧给当地企业造成的负外部性,也没有考虑导致市场需求扩大给企业带来的正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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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olfgang Keller,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1, Mar),2002.

第3篇: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 老年期痴呆;行为学评价;学习记忆;组织病理学

[中图分类号] R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2(a)-0034-04

Study on rats model of senile dementia by ligation of carotid arteries combined with injection of D-galactose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behavioral evaluation

ZHAO Guizhi1 WANG Xuping1 HUANG Xiaowen1 YANG Mingyan2 SHOU Dan1

1.Zhejia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07, China; 2.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reparation methods on learning and memory of senile dementia rats model, and to offer effective rats model for efficacy evaluation. Methods Totally 40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2-VO+ D-galactose injected group (group A); D-galactose injected+2-VO group (group B); 2-VO group (group C); D-galactose injected group (group D); normal control group (group E); 8 rats in each group. Except the group E, unilateral common carotid artery were permanently ligated in the rats of group A, the other lateral artery then were permanently ligated after 7 days. With the interval of one week, the rats were injected with D-galactose (60 mg/kg, once every day ) for 6 consecutive weeks. The rats of group B were injected with D-galactose (60 mg/kg) for 6 consecutive weeks, then their bilateral common carotid arteries were permanently ligated, the bilateral common carotid arteries were permanently ligated only in the rats of group C. The rats of group D were injected peritoneally with D-galactose for 6 consecutive weeks only. Finally, the water maze experiment was taken to explore the place navigation and spatial experiments; and their hippocampal CA1 region in the rats of each group were observed with electron microscope. Results Compared with group C and E, the swimming time and distance in the rats of group A, B and D reduced obviously (P < 0.01), but there were rarely differents between the rats of group A with the rats of group B and D (P > 0.05). 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obvious loss of pyramidal cells hippocampal CA1 were found in every other group, and their cerebral pathology had significantly changes. Conclusion The senile dementia rats model established by the method of permanent bilateral common carotid artery ligation combined with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with D-galactose shows obvious loss in learning and memory, and has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ir cerebral pathology, which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nile dementia.

[Key words] Senile dementia; Learning and memory; Behavioral evaluation; Histopathology

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老年性痴呆发病率持续上升,老年痴呆患者人群不断扩大,其中以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及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D)为主,两种类型痴呆的临床表现、神经生物化学及神经生理学特点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错;相关研究已证实两者在发病机制及病理变化方面存在本质的相似[1-4]。由于在临床痴呆人群中,“混合性痴呆”具有较高的流行趋势[5],现有的模型制备通常将两者严格区分,笔者前期已优化血管性痴呆大鼠模型制备方法[6],研究证实脑衰老及脑低灌注是AD及VD发病过程中的两大关键因素[7-10]。

基于AD和VD发病的多因性及相似性,本文尝试利用腹腔注射半乳糖促老化,分期永久结扎双侧颈总动脉致脑低灌注的方法,制备脑衰老与脑低灌注两种关键因素联合作用的痴呆大鼠[11]。并进一步通过大鼠的学习记忆和空间记忆等行为学改变[12],以及脑海马组织病理学改变进行模型验证与评价,以期为老年期痴呆的发病机制及药物作用评价研究提供动物模型。

1 材料与方法

1.1 设备、材料与试剂

Morris水迷宫实验仪及Ethovision 3.0分析软件(荷兰);DM2500生物显微镜(德国徕卡);D-半乳糖(D-galactose),购自美国Sigmal试剂公司;手术剪、止血钳、眼科弯镊、缝针及0~3号缝线。

1.2 实验动物与分组

1.2.1 实验动物 Wistar大鼠,雄性,体重190~210 g,购自上海思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饲养于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实验动物中心,动物使用许可证号:SYXK(浙)2009-0122。

1.2.1 分组 实验大鼠40只,随机分为5组,每组8只。A组:分期双侧颈总动脉永久结扎后D-半乳糖注射组(2VO + Gal组);B组:半乳糖注射后分期双侧颈总动脉永久结扎组(Gal + 2VO组);C组:单次双侧颈总动脉永久结扎组(2VO组);D组:半乳糖注射组(Gal组);E组:正常对照组。

1.3 手术操作

A组:术前8~12 h禁食不禁饮水,10%水合氯醛以350 mg/kg剂量腹腔注射麻醉,仰卧位固定于保温手术台上,颈部皮肤备皮消毒后行颈侧向切口,用0号丝线永久结扎左侧颈总动脉,缝合皮肤。复苏后正常饲养,观察手术创口愈合情况,1周后行右侧颈总动脉结扎术。术后第8天开始腹腔注射D-半乳糖,剂量60 mg/kg,每天1次,连续注射42 d。

B组:先腹腔注射D-半乳糖42 d,第41、48天分期行双侧颈总动脉永久结扎术,其余处理同A组。

C组:仅一次性双侧颈总动脉永久结扎,不注射半乳糖,其余处理同A组。

D组:仅腹腔注射D-半乳糖42 d,不行颈总动脉接扎术,其余处理同A组。

E组:不给予任何手术或药物处理,与前4组大鼠同等条件饲养。

1.4 行为学实验

实验系统主要由圆形不锈钢水池(直径和深度分别为1.50 m和0.45 m)及图像自动采集、处理系统组成。池内加水至水位高度为0.38 m,水中加碳素墨水使之浑浊,水温(22±2)℃。水面以原点为中心均等划分为L、P、R、O四个象限区,在P区中央放置一圆形有机玻璃平台(直径12 cm,高度0.36 m)。从与平台相对的象限区(即O象限),自距水面20 cm高度处以面向池壁方式抛投大鼠入水,到达平台顶部后在平台上休息30 s后重复操作,记录其自入水至登上平台所需的时间(即逃避潜伏期)、游泳路径与游泳距离。如果大鼠180 s内未到达平台,则由实验者引导其至平台,此时潜伏期为最高值(180 s)。实验共进行7 d,前5天进行同样的定位航行训练,每天1次;第6天将实验入水点改为相邻的左侧象限 (L象限)区,同法操作并记录数据;第7天行空间探索实验,即撤去平台,并将大鼠入水点恢复为O象限,观察大鼠入水后60 s内的游泳情况并记录路径。A、D组于腹腔注射D-半乳糖后42 d,B、C组大鼠于双侧颈总动脉永久结扎术后1周,与E组大鼠同时进行行为学实验。

记录大鼠在水池各象限区的游泳距离与时间,并分别计算其占游泳总距离与总时间的百分比,以此作为大鼠学习记忆成绩的评价指标。

1.5 脑海马病理组织学观察

1.5.1 病理切片制片及染色 行为学实验结束后,将每组大鼠断头处死,在冰盘上小心迅速取出完整脑组织,剥离出双侧海马组织,用5%甲醛固定24 h,经系列梯度酒精脱水,石蜡包埋后切片,并采用苏木素-伊红HE染色[13],于电镜下观察海马的病理变化。

1.5.2 脑海马病理组织学改变判断方法 脑缺血所致的脑神经细胞损伤与死亡,受损细胞类型与脑缺血的诱因、程度以及持续时间直接相关。由大脑中动脉(MCA)梗塞引起的脑缺血时,缺血中心区域的损伤表现以神经元细胞(如纹状体、皮层神经元、海马)坏死为主,表现为核固缩、破裂,细胞分界线消失。缺血梗死灶边缘区域则以神经元细胞凋亡为主,表现为细胞体积变小、胞浆皱缩、胞核固缩等[15]。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8.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动物外观及行为活动

A、B及D组大鼠在半乳糖注射过程中,均逐渐出现行为异常,如活动减少、动作迟缓、精神不振等。A、B、C组大鼠颈总动脉永久结扎后,C组大鼠死亡2只,补充2只。C组术后有1只出现眼睑下垂,术后第1天时大鼠自发活动均有所减少,但术后2 d后,除C组外的其余各组基本恢复至术前状态,C组4 d后恢复术前状态,各组饮水、摄食均未见明显异常。

2.2 行为学分析结果

行为学分析结果见表1、2。由表1可知,C、E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A、B及D组时间比与距离比均较C、E组减小,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但A组与B、D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2显示A、B、D组大鼠在P象限的游泳时间显著少于正常对照组。

表1 空间探索实验中各组大鼠原平台象限游泳时间比与距离比分析(x±s)

注:与E组比较,*P < 0.01;与C组比较,#P < 0.01

2.3 脑海马病理组织学改变

各组脑海马病理组织学改变见图1。E组大鼠海马CA1区树突呈条索状分布,锥体细胞3~4层,排列紧密、整齐;胞体完整,界线清晰,无变性坏死,胞核大而圆。A、B组大鼠海马CA1区树突明显破坏,几乎呈阴性染色,锥体细胞减少,细胞1~2层,排列松散,界限不清;可见变性坏死细胞,核固缩、破碎,呈深蓝色,胞浆浓缩;C、D组海马细胞丢失,排列紊乱,周围结缔组织增生情况较模型组明显减少。

3 讨论

以双侧颈总动脉同时永久结扎的方法制备的痴呆大鼠模型,由于短时间脑内供血骤降,易导致较高的动物死亡率。本文采用间隔1周,分期手术的方式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在手术间隔期,椎动脉缓慢代偿性供血,逐渐形成前脑供血不足的病理状态,其过程及表现与临床慢性脑缺血更为接近[16],且大鼠死亡率下降,术后恢复较快。因而采用分期颈总动脉永久结扎方式用于老年期痴呆大鼠的模型制备,具有动物死亡率低,术后运动功能恢复快,病理特征与临床相似等特点。

本研究中的大鼠模型结合了脑衰老与脑低灌注两种关键因素的作用,利用腹腔注射半乳糖促老化,使大鼠体内产生大量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对脑组织产生过氧化损害;同时由于细胞内存积D-半乳糖后干预了细胞内物质代谢,细胞代谢功能下降,导致鼠快速衰老[17];永久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则导致脑内低灌流,细胞代谢能力进一步下降。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使模型大鼠呈现明显的学习、记忆能力减退特征,具备了老年期痴呆的临床表现。且该造模过程较符合老年期痴呆临床患者的病理历程,因而适用于研究痴呆患者脑组织的形态及病理、生理变化,能够为老年期痴呆的基础研究及药效评价提供有益参考。

此外,术后7 d,A组大鼠的原平台象限游泳距离比、时间比等各项指标与B、D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低灌注联合半乳糖诱导记忆功能损伤无长期效应,此种现象可能与机体自身代偿有关。据此推断本模型仍属急性-亚急性范畴,提示下一步工作应致力于更具实用性的亚急性-慢性模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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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摘要: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致力于建立一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经济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很有可能。本文从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三个方面浅析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关键词: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对立统一

1 社会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性资源有效配置的科学。萨缪尔森曾在他的《经济学》中讲到,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来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作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要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在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有效地利用生产性资源。因为人们有效利用生产性资源是一种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所以说,西方经济学是一门侧重生产力研究的学科,它的强项不是生产关系研究。

而经济学,是一门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它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马克思终生致力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背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的方面讲,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确是对立的关系。

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对立的,但二者又是紧密相联、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在对立的统一中发展变化的。经济学中讲到,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客观上存在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研究生产力变化规律的西方经济学与研究生产关系变化规律的经济学,不应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经济学也是十分重视生产力研究的,不然,就提不出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论断了。但经济学又没把生产力作为一个主要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也很重视生产关系问题,然而,又理智地拒绝研究生产关系,人为地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但是,就系统、完整的这门经济学来讲,它应是全面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研究,而不该顾此失彼。

2 理论基础: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的对立统一

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长期争论而不能统一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者指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效用价值论)是主观唯心的庸俗理论,判定只有劳动价值论才是客观唯物的科学理论。他们认为,商品是以它的使用价值而不是效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一经生产出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发生边际变化,从而是一个客观的唯物的概念。由此得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因它的主观唯心性而不具有科学性。劳动价值论把使用价值当作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客体,是具有客观唯物性的,因此也就具有了科学性。

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主观地使其完全对立起来,二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效用价值被认为是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其显著特征是有用性和稀少性。在效用价值论者看来,物有用而不稀少,没有价值;物稀少而无用,也没有价值;只有既稀少又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效用价值论者把物的有用性作为效用价值的一个特征看待,则劳动价值论者把物的有用性作为使用价值的定义看待。因此,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的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看作商品的两个因素,认为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及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进而为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因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体系是以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体系是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且由于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两者的对立统一,所以就有了统一的可能。

3 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求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可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学理论。因为我国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发展市场经济,所以就必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既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又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成分,这就为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奠定了现实基础。

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太完善,法律法规亦不健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不和谐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和谐的问题仍很突出。若我们不把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机统一起来,就会因看到这些不和谐现象而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会否定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环境下,是因为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而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而否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话,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而需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必然要求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统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篇: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问题;策略

作者简介:刘晓玲(1975-),女,河南长垣人,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河南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培训的成人教育策略研究”(编号:2015-JKGHZD-0019),主持人:刘晓玲;河南省教育厅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创业教育背景下基于工作分析视角的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编号:2015-JSJYYB-051),主持人:刘晓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30-0062-05

作为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教育经济学是以成人教育与经济增长和成人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出发点,探讨成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揭示成人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成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发展和变动趋势的学科[1]。近年来,成人教育经济学逐渐受到我国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旨在对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较为系统地归纳和梳理,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成人教育经济学并非空穴来风,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有研究者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有代表性的是李志远和朱建文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通过教育、医疗保健、劳动者的迁移、移民和信息获得等途径形成。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人的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的资本投资的作用,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物力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鉴于此,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通过教育实现“收入均等化”,稳定社会秩序;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适应动态经济的需求,增强国家竞争实力;注重劳动培训,促进劳动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行业和区域间迁移[2]。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应立足于的政治经济学,以教育与经济的基本关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紧紧围绕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以教育与劳动力、干部专家培养的问题为立足点来构建成人教育经济学科体系[3]。

(二)成人教育经济功能

李文鹏结合老龄化社会的特征,分析成人教育经济功能,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塑造人才的功能。成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主要指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企业塑造人才。二是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不断提高成人的学识素养或者使他们习得一技之长,从而作为新增劳动力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三是社会福利的功能。对企业员工开展教育培训是一项重要的福利,超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传统福利项目。此外,他还指出为更好地实现成人教育经济功能,一方面,就成人教育而言,要注重调整与转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学内容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便于学员接受。另一方面,就社会而言,要对成人教育进行良性干预,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结合自身国情,给予成人教育各方面的保障;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为成人教育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4]。吴农对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教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重要因素。一是教育投资的产业性与市场性。成人教育投资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向社会和市场;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及个人需求制定招生计划和设置专业,注重有效性和回报率;较少由政府进行投资,而主要依靠企业和个人投资。二是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针对在职人员的需要和特点,根据职业岗位(群)的人才规格、人才素质要求设置课程,彰显职业性和实用性,注重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三是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教学方法要着眼于创造力的培养,着眼于主体意识的提升,着眼于在未来社会中适应能力的增强[5]。

(三)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相对而言,研究者对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探讨较多,比较典型的赵光鼎认为,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是指成人教育投资为社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速效性与长效性、有限性与多效性、低投人与高产出、复杂性与近似性等特征。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不仅表现在成人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益方面,还表现在个体经济收益方面。由于成人教育过程是形成与提高教育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是教师劳动转化为受教育者素质的过程,是受教育者将科学知识与生产技能内化成自己精神财富的过程,是教育资源向人的智力转化的过程,因此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形成于成人教育过程之中[6]。贾玲玉和孙莉华则从职工教育和农民教育两个方面分析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一方面,职工教育对工业生产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职工教育可以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和企业管理科学化。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对农民生产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民教育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农业经营管理水平[7]。

第6篇: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药物经济学 研究设计 方法学要点

中图分类号:R956;R9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1)06-0285-04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 DVT)是指血液在深静脉腔内不正常凝结,从而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常继发于外伤、手术和肿瘤等疾病,其中骨科大手术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极高危因素。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导致致死性肺栓塞和血栓形成后综合征等严重临床后果,造成患者劳动力丧失、生活质量下降和疾病负担增加。笔者以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的治疗为例,通过对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药物治疗的经济学评价文献进行方法学综述,从而归纳出药物经济学评价设计阶段需要考虑的方法学要点,同时也为其它药物经济学研究提供借鉴。

1材料与方法

1.1文献来源

通过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三大医药数据库检索骨科大手术后防治DVT的药物经济学文献。为了研究最新进展,将时限设定为最近10年(2000-2010年)。排除单独的成本研究、临床试验报告和综述以及经济学评价方法描述不完整的文献。

1.2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以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的药物治疗为例,对药物经济学研究设计的方法学要点进行讨论。Avorn等[1] 指出,在静脉血栓预防药物的经济学研究文献中,方法学上的设计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药物防治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为例,许多要点如经济学分析的研究角度(全社会角度还是医保支付方)、试验数据的限制(如研究时限的长短)、结果的定义(治疗失败的临床后果以及不良反应)和成本的测量方法等都会影响经济学评价结果。因此,在描述药物的临床和经济性的评价研究中,一些方法学要点需要纳入考虑,见表1。

2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了20篇药物经济学文献[2~21]。其中有15篇选择不同药物进行比较,其余5篇是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比较。20篇文献全部采用了决策分析模型,研究时限分为短期(90 d)和长期(5年)。研究结果均出自西欧和北美国家,且主要采用社会/国家卫生服务角度(6篇)和医保支付方的角度(14篇)。按照上文所述的各方法学要点,作具体论述如下。

2.1对照方案的选择

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对照方案的选择十分关键,对照药物不同,结果可能出现差异。对照方案的选择包括标准方案(最有效的药物或方法)、常规方案(最常用的药物或方法)、最小成本方案、安慰剂和空白对照等形式。临床试验是为了验证试验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与安慰剂比较是其最理想的对照选择。然而,药物经济学评价则不同,它是基于适应证相同的不同药物或者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比较,因此,选择常规方案和标准治疗更具有经济性的意义。例如,在深静脉血栓的抗凝治疗方案中,依诺肝素是临床医疗实践中应用广泛的一种低分子肝素,在与华法林、肝素比较的众多文献分析中都显示具有经济性,是美国胸内科医师学会推荐的标准治疗方案。因此,在设计治疗深静脉血栓的新的药物经济学方案时最好采用依诺肝素这一标准治疗药物为对照方案。在本研究纳入的15篇比较不同药物经济性的文献中,有13篇都采用了依诺肝素为对照方案。

药物经济学研究也可以使用安慰剂对照或者空白对照,此时试验药物或方案往往是作为现有治疗的一种补充治疗手段,或者所针对的疾病仍无有效的治疗干预措施。例如,在深静脉血栓的抗凝治疗方案中,在常规治疗期后选择继续延长一段时期服用抗凝药物,这种治疗方案属于新的治疗方案的尝试,不是完全替代现有的方案。因此,在这段延长期内可以采取空白对照。

2.2研究时限

一项临床研究的研究时限往往可以设定为患者的住院期间、临件的发作期或是患者的整个生命周期,它取决于研究疾病的种类、治疗目标和预期产出。临床试验数据所描述的时间范围常常比患者、医师和卫生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时间范围要短一些。在治疗深静脉血栓的研究中,由于人为地规定了较短的研究时限,只能收集在给定住院治疗期间所发生的临床数据,要想获得试验后数月或数年的可能受益和风险,就要通过决策分析模型外推获得。当用模型法评价治疗期后某一严重疾病状态(如肺栓塞、血栓后综合征)在长期的发作和影响时,除了列出长期治疗的模拟时限,还要列出短期的原始数据和研究时限。

2.3试验场所

试验场所的差异对试验结果的外推有很大影响。外推包括两种情形:1)将药物在一国的试验数据应用到另一国的研究中。由于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如不同的人群种族、医疗环境和健康水平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使药物的治疗效果发生变化。因此,在本国的研究中引用药物在他国的临床数据时需要谨慎。2)将理想环境下的数据推广到实际医疗环境中。 与实际医疗环境相比,在理想环境下患者会得到更高水平的监测和护理,能更好地发现和控制不良事件的发生。因此,理想条件下的“疗效”应谨慎地推广为实际环境中的“效果”。比如,Capri 等[2]在比较依诺肝素和磺达肝素的经济性时,药物的安全、有效性数据来自美国和北欧的文献数据,这时就需假定意大利的环境背景与文献发表国家相同,该药物在意大利具有相同的安全性、有效性,再将文献数据应用到意大利的医疗环境中进行研究。

2.4结果定义

在预防血栓的抗凝药物研究中可能存在多种结果:出血这一不良反应可能是轻微的也可能致命;药物预防失败可能导致严重的肺栓塞也可能只是无症状的远端静脉血栓。这些严重程度不同的临床结果会对患者产生不同的临床和经济影响。因此,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一定要考虑观察的临床结果是如何确定和选择的。以预防失败导致的临床后果为例,无症状的远端静脉血栓的发生对患者产生的临床影响和成本花费都远远不如肺栓塞对患者的影响,虽然前者也是一个相关的临床结果,但是其重要程度比后者小得多,因此,后者更应被指定为观察的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的指标选择与研究时限也有关系。从给药至90 d可定义为短期时限,这个时期应主要关注的临床结果是有症状的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和大出血;从91 d至5年可定义为长期时限,这个时期主要关注的临床结果是静脉血栓复发率和血栓形成后综合征。除了定义与疾病相关的临床结果,研究中还应定义或测量与患者健康相关的效用结果,如获得生命年(LYG)和生命质量调整年(QALY)。

2.5成本测量

药物经济学研究中的成本测量范围很广,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理论上一切与治疗相关的资源消耗都应计算。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成本测量范围可以适当调整,如在骨科抗凝药物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多为老年患者,已经退休或无工作的情况占大多数,不存在劳动力的损失,因此患者的间接成本不考虑在内,只测量直接医疗成本。以治疗深静脉血栓为例,成本测量范围包括预防成本、诊断和治疗深静脉血栓、诊断和治疗肺栓塞、疑似静脉血栓的诊断成本、确诊静脉血栓的治疗成本、不良反应成本和长期并发症成本等。

成本测量的方法就是将各成本项目的花费总和起来,可以用公式“总成本=单位成本(资源单位价格)×资源使用量”来计算。单位成本可以采用两种形式体现,一种是平均单位价格,如次均检查费用、日均住院费用和次均门诊费用等;一种是明细单位价格,即逐项计算各项具体医疗资源和劳务的费用。药品费用、检查费用、住院费用的单位成本可以从本国医疗卫生服务价格表或医院调研数据中获得,而管理费用(护理、给药和出诊)往往是用专家调查法或从文献中提取获得。

2.6数据来源

文中所纳入的20篇文献全部采用了决策分析模型。当大量基础数据不易得到、研究时限很长且研究预算受约束时,模型法便十分有用。利用决策分析模型进行经济学评价要利用所有相关的数据,不仅有效果数据,还应包括资源利用数据、单位成本数据、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和偏好数据等。很少出现所有数据都来自一个单一来源的情形,一般都必须从多个不同的来源获得所需要的数据。在骨科术后抗凝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决策分析模型中,效果数据就是各种临床结果的发生率(如早期DVT、PE的发生率,大出血的发生率,以及后期VTE复发率和PTS发生率),这些效果数据主要来源于随机临床试验、观察性研究、文献系统评价和流行病学调查;健康效用数据主要来自文献;资源利用和单位成本数据主要来自本国医疗卫生服务标准、本国医院调研数据或诊断调查组(DRG)以及医保数据库。当这些来源均无法获得数据时则可采用专家问卷调查和参考其它经济学文献。

3结语

除了文中所论述的各方法学要点以外,确定合适的样本量也是药物经济学研究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样本量的大小可以决定不同试验方法的成本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以及临床更优方案的成本效果比是否更显著地低于预定参考值。本研究中文献均采用模型法,样本量直接假定为1 000人的队列,避开了样本量的计算。而在以临床试验为基础的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样本量需要通过经济学样本估算公式获得。而当估算公式中的各个参数难以获得时,每组患者样本量应不得低于按临床试验或队列研究样本量估计公式计算的样本量。

目前,国内针对骨科术后DVT治疗的药物经济学文献极少,但随着抗血栓药物在我国的广泛应用,新型抗血栓药物如利伐沙班、达比加群酯等在我国的应用,治疗骨科术后DVT的药物经济学研究也会越来越多,故在设计新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时,需要像国外的药物经济学研究那样,考虑对照选择、研究时限、试验场所、成本测量、结果定义和数据来源等方法要点,并结合具体研究目的和条件对这些要点进行严谨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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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经济学研究

研究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对事实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思维活动。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引进别的学科研究方法或开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之服务。这些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及相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确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经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经济研究中的两种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哪一种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学界,主张定量分析的观点认为,采用数学语言,遵循数学所固有的逻辑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思想,使概念精确,论证富有逻辑性,避免曲解和混乱,混乱,如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转换有助于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观点认为,虽然严格地遵循数学逻辑程序,能使混乱的思想呈清,但数学只是经济认识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质的分析,滥用数学手段,也会产生许多谬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种转换不仅无益,而且涉及到一种陈腐的智力几何学。结合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争论,本文试图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义其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义及特点

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质、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所谓质,即指事物成为其自身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呈现出多样性,是其自身与他物相区别,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而只有清楚地认识事物本身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现象、性质来确定概念,判断其未来的发展程度,对事物进行非数量化的分析。如对方针、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整引起的生产和市场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形势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带动下购买力投向的变化等,这些都难以准确地用数量来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计和判断。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它对长期远规划、重大问题的发展前景、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以及制定工作计划和企业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象的本质上,归纳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各主要因素间的抽象关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比较适合个案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和多侧面的分析研究。如专家调查法、主观概率法、意见集合法、相互关系分析法、历史经验分析法等等,都是属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够具体,有一定的主观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断者的情绪和形势气氛的影响。

二、定量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用数量指标来分析研究事物的实践结果和发展趋势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计量学、概率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方程、摸型、图表和计算机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经营动态分析、商品调运分析、库存分析、成本核算、费用效益、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市场动态分析等各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学研究中数理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因素量、时间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定量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确性和客观性。定量分析相对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经验事实,可以通过数学或计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状态趋势给予客观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应的判断。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以数量或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数学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边际革命”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运用了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李嘉图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对等级地租、工资、资本周转和比较成本等问题的论述,就多次运用了数学图表分析。20世纪初,计量经济学鼻祖费里希·丁伯根也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计量数学结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学的抽象性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变得清晰。数学的精确性可使经济范畴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精确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经济范畴得到精确的定义。数学的严密的逻辑性可使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论中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数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数学方法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好坏全在于人对它的使用。同时作为进行量的分析手段,数学分析的运用必须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再者,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有不少经济现象很难简单的运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和说明。强性使用数学模型将一些因素量化反会导致与经济想象的偏离、失真或者脱离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状况。凯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了的符号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的洞察力。”

然而,当今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对于量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国内外许多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上很难迅速出成果,就纷纷在数学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经济现象或事物的本质,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直观判断和价值的认识,只注重数学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复杂性。更有甚者,为了使论文和研究满足数学逻辑一致性,编造经济数据,并拼凑参数范围,从而得到“理想”的实证结果,最终不是使经济研究的内容脱离现实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义。定量分析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对大量样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确研究,所以只能对经济现象的比较表层的、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但无法对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刻剖析。经济研究的正确取向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不同质的事物拥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围。一方面,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量变超过了数量的界限,事物的质就会改变。所以,质和量是互相结合、互相规定的,并形成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即度”。同样的,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质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关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现象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假设验证、结果评价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定量研究中的逻辑命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都自然应当建立在对基本问题或理论假设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并通过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经济学现象本身的量变以及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达到对于经济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

四、结论

总之,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研究在既定资源约束下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科学。人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进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释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单一,而应该容多角度的不同侧面进行求证分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论加以深化。因此,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兼容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作到定性与定量分析想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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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廖士祥.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社会利学院出版社,1991.

[3]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ml.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j].国际新闻界,1997(5).

第8篇: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经济学研究

研究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对事实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思维活动。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引进别的学科研究方法或开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之服务。这些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及相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确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经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经济研究中的两种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哪一种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学界,主张定量分析的观点认为,采用数学语言,遵循数学所固有的逻辑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思想,使概念精确,论证富有逻辑性,避免曲解和混乱,混乱,如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转换有助于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观点认为,虽然严格地遵循数学逻辑程序,能使混乱的思想呈清,但数学只是经济认识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质的分析,滥用数学手段,也会产生许多谬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种转换不仅无益,而且涉及到一种陈腐的智力几何学。结合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争论,本文试图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义其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义及特点

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质、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所谓质,即指事物成为其自身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呈现出多样性,是其自身与他物相区别,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而只有清楚地认识事物本身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现象、性质来确定概念,判断其未来的发展程度,对事物进行非数量化的分析。如对方针、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整引起的生产和市场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形势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带动下购买力投向的变化等,这些都难以准确地用数量来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计和判断。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它对长期远规划、重大问题的发展前景、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以及制定工作计划和企业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象的本质上,归纳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各主要因素间的抽象关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比较适合个案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和多侧面的分析研究。如专家调查法、主观概率法、意见集合法、相互关系分析法、历史经验分析法等等,都是属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够具体,有一定的主观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断者的情绪和形势气氛的影响。

二、定量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用数量指标来分析研究事物的实践结果和发展趋势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计量学、概率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方程、摸型、图表和计算机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经营动态分析、商品调运分析、库存分析、成本核算、费用效益、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市场动态分析等各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学研究中数理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因素量、时间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定量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确性和客观性。定量分析相对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经验事实,可以通过数学或计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状态趋势给予客观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应的判断。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以数量或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数学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边际革命”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运用了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李嘉图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对等级地租、工资、资本周转和比较成本等问题的论述,就多次运用了数学图表分析。20世纪初,计量经济学鼻祖费里希・丁伯根也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计量数学结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学的抽象性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变得清晰。数学的精确性可使经济范畴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精确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经济范畴得到精确的定义。数学的严密的逻辑性可使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论中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数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数学方法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好坏全在于人对它的使用。同时作为进行量的分析手段,数学分析的运用必须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再者,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有不少经济现象很难简单的运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和说明。强性使用数学模型将一些因素量化反会导致与经济想象的偏离、失真或者脱离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状况。凯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了的符号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的洞察力。”

然而,当今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对于量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国内外许多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上很难迅速出成果,就纷纷在数学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经济现象或事物的本质,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直观判断和价值的认识,只注重数学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复杂性。更有甚者,为了使论文和研究满足数学逻辑一致性,编造经济数据,并拼凑参数范围,从而得到“理想”的实证结果,最终不是使经济研究的内容脱离现实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义。定量分析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对大量样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确研究,所以只能对经济现象的比较表层的、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但无法对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刻剖析。经济研究的正确取向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不同质的事物拥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围。一方面,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量变超过了数量的界限,事物的质就会改变。所以,质和量是互相结合、互相规定的,并形成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即度”。同样的,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质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关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现象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假设验证、结果评价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定量研究中的逻辑命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都自然应当建立在对基本问题或理论假设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并通过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经济学现象本身的量变以及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达到对于经济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

四、结论

总之,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研究在既定资源约束下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科学。人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进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释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单一,而应该容多角度的不同侧面进行求证分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论加以深化。因此,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兼容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作到定性与定量分析想结合。

参考文献

[1][美]唐・埃思里奇.朱纲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l.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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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其昌.经济学研究工作要自觉地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J].前线,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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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英文名称:China Territory Today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

出版周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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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1-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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