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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rotection;development model;authenticity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2-0024-03
0 引言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遗公约》,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概念,学术界开始了对非遗各方面的研究。非遗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到非遗的理论研究、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非遗的利用。非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旅游开发利用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近十年关于非遗旅游开发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众多学者对非遗旅游的保护与传承、非遗旅游的开发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文章选择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期刊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为检索项进行主题检索,以2006年到2015年为时间节点,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318篇,其中期刊共1505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文章共375篇,博硕论文共482篇。
1.2 研究方法
文章选取375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章中的关键词进行整理,提取词频高于5的20个关键词运用UCINET软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得到结果如图1。
通过图1分析可以看出,非遗、旅游开发模式、旅游开发、旅游资源的连线较密集,即对非遗旅游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开发模式、旅游价值、原真性、旅游的保护与开发以及传承上。
2 非遗旅游的研究内容
2.1 非遗保护与旅游研究
关于非遗的保护与旅游的研究,尤其是关于非遗原真性的保护问题是众多学者最关注的方面。马育倩、左晓丽[1]认为非遗和旅游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发展旅游促进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在发展旅游的同时要注重保持非遗的原真性,并且提出了“前台―后台”的发展模式,既要不断创新非遗的舞台表演形式,又要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徐茜[2]以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提出了火把节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的具体策略,突出了旅游专业人员、原住民与当地政府在火把节原真性保护和旅游开发中的作用。雷蓉、胡北明[3]从保护和传承的视角分析了非遗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及对非遗保护的作用,他提出旅游开发可以为非遗提供保护资金、为其发展提供生存空间、为其传承提供群众基础,同时还可以提升遗产旅游地的品牌与价值。顾金孚、王显成[4]提出了保护性旅游开发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提出要科学规划非遗,合理分区,分类保护。适度引进高科技术对非遗进行保护。赵悦、石美玉[5]通过分析非遗的价值和多种保护途径,提出了对非遗的保护性开发对策,并提出了一些开发模式以解决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华春霞、贾鸿雁[6]从旅游系统的三大主体即旅游者、旅游资源和旅游业三个方面论述了非遗开发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旅游开发对非遗的保护意义。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开发措施。邓小燕运用了建构主义原真性理论,既注重旅游客体的原真性,又强调旅游主体即旅游者的自身的体验。通过建构非遗原真性模型以土家族摆手舞为例,指出理解原真性的概念要从动态和互动的角度出发,理解其是动态的复杂过程[7]。通过构建非遗原真性模型来分析非遗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互动和动态关系可以直观的为非遗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提供指导方法。贾鸿雁[8]指出要实现非遗旅游的保护性开发,需要建立行政机制、经济机制、规划机制、教育科研机制、法制机制共同组成的保障机制来实现非遗的保护性旅游开发。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到高新技术对非遗保护性旅游开发的作用。非遗的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关于非遗旅游开发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和破坏。
2.2 非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如何进行非遗的开发,众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开发模式。总体来说,非遗的开发模式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静态开发模式,即静态的展示方式,包括建立博物馆、展览馆等;活态开发模式,即包括大型舞台剧、生态博物馆、民俗村、文化村、情景体验等反方式;商品旅游开发模式,主要是通过纪念品、工艺品等形式来凸显非遗的特色;综合旅游开发模式,将非遗的类型结合起来进行组合开发,通过旅游资源的异质性特点来吸引旅游者。此外,阚如良[9]等提出了主题村落再造的开发模式,以主题村落为载体,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主要通过活化传承的方式,突出文化旅游的功能,并采取集聚开发的手段形成生态文化博物村落,为传统的手工技艺类的非遗旅游开发提供了借鉴意义。
雷蓉、胡北明[10]根据我国非遗的分类将其分为六大类,针对不同的非遗项目提出了各自有针对性的开发对策,为非遗的旅游开发提出了具体的开发模式。为其他非遗的开发也提供了很好地借鉴意义。
非遗的旅游开发模式已经初具模型,可以为各种非遗的旅游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在借鉴各种开发模式的过程中,要注重非遗的原真性保护和活化传承,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2.3 非遗旅游评价研究
对非遗的旅游开发的评价包括适宜性评价、价值评价、开发潜力评估等方面。
肖刚等[11]指出非遗的旅游价值包括文化、审美、教育、科考、经济和历史价值。尹华光[12]等通过调查问卷提出了非遗旅游开发潜力评估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利益相关者、旅游产品开发、遗产本身价值、遗产承载力共4项一级指标29项二级指标,为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顾金孚、王显成对非遗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体系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遗产旅游开发价值、遗产生态敏感度[13]等5个指标构建了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对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等级分类。
2.4 非遗旅游多主体的研究
随着对非遗旅游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寻找不同的角度对非遗旅游进行研究。
虞阳、戴其文[14]从游客的角度来分析桂林非遗旅游开发的重点。通过对旅游对桂林非遗旅游和旅游产品的偏好,发现旅游者对传统音乐类非遗很感兴趣,其次是传统舞蹈类。并且得出了旅游者最喜欢的非遗旅游产品是主题公园的结论;游客基本上认同保护非遗的重要性并对以上几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策略。这些理论分析为桂林非遗旅游的开发提供了积极地指导意义。
王红宝、谷立霞[15]从旅游体验的角度分析了非遗的旅游开发问题。文中突出了非遗的原真性和活态性的特点,构建了旅游体验与非遗旅游开发的关系模型,强调非遗是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以旅游体验进行旅游开发是保护非遗的有效途径。作者提出了基于旅游体验的非遗保护性旅游开发策略,更加关注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和情感需求,并且要深入挖掘非遗的活态性。
周丽洁、易伟新[16]从消费者响应的角度来分析非遗的旅游开发。消费者响应实质上是指消费者对非遗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反映效果,及消费者对非遗产品和服务产生的共鸣,使旅游者达到满意的体验效果。消费者响应重在强调旅游者对非遗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效果。作者提出了提高消费者响应的措施,即挖掘非遗的活态性,保护原真性,增加体验性,关注消费者需求,注重非遗的教育和当地居民的参与性。作者从消费者响应的影响因素入手,为提高旅游者体验满意度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
邓小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探讨社区参与的非遗旅游开发。社区参与的研究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社区旅游是以社区为依托的旅游方式,“社区+旅游”是社区旅游的基本特征[17]。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有利于保护非遗的生存空间,可以凸显传承主题的文化自觉意识,是当下非遗旅游开发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式。
朱晗、赵荣[18]运用RMP理论以济南市为例对非遗的旅游开发做出了研究。作者通过对济南市非遗的旅游开发资源(R)、旅游开发市场(M)以及旅游开发产品(P)的分析,得出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关系,并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旅游开发措施。
秦美玉[19]从遗产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方面入手,以西昌彝族火把节为例,分写了当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对非遗旅游开发的影响。通过调查问卷和SPSS分析法对问卷中的5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地缘条件差异导致火把节遗产发源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对于非遗旅游开发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非遗与旅游开发的保护性开发关系、开发模式的研究,对于不同主体和不同角度以及运用新理论对非遗的旅游开发的研究更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以及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以期促进非遗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从消费者响应、旅游体验、社区参与、旅游者感知、旅游体验、旅游者、传承人等多个利益主体等多角度研究非遗的旅游开发可以更好地分析非遗的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 结论
3.1 非遗保护与开发的互动关系
大部分学者都认同旅游开发是对非遗的一种保护途径,有针对性地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可以为非遗保护提供需要的资金、技术支持,增强群众保护非遗的意识,为非遗提供发展空间,促进非遗的传承。非遗保护的重点是要保留非遗的原真性。如何处理好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保持非遗的原真性和活化性,使非遗处于原生态环境,需要非遗传承人、当地居民、当地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3.2 非遗旅游开发模式多样化
非遗旅游的开发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多种非遗综合开发,一类是按照非遗的分类进行个体开发。如表1、表2。
3.3 研究主体的多样性
学者从多个主体角度研究非遗旅游。从多个角度入手,可以更全面的反映非遗旅游开发的价值与应用。如表3。
3.4 非遗旅游价值评价是基础
非遗旅游价值评价体系的构建是非遗旅游开发的重要前提。非遗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是否具备旅游价值是决定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据。非遗价值评价指标的选择也是决定非遗旅游价值的关键。
樊:我是参与了一些全国性的民歌展演(比赛)活动,因此可以谈一点个人的想法和体会,但不可能由我来总结。这次在绵阳搞这样的一个“民歌盛典”,包括几场展演、一场论坛,倒可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活动。因为参加这次演出的单位与歌手都是十年当中涌现出来的,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也大多是十年中参与过这方面工作的,对情况比较了解。民歌展演活动最初搞起来,我想可能与“集成后”的思考有关,集成工作主要是纸质的文献,而音乐本身则首先是音响,虽然各部音乐集成收入了那么多的曲目,但大家听不到,真正好的东西都还保留在民间,于是开始想搞一个民歌的展演活动。活动的名称最早也不叫“原生态”,出现这个词以后,开始我也是赞同的,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这个词用于舞台上的民歌演唱有一点问题,即“原生态”民歌一旦搬上舞台,其生态改变了,也就不再是“原生态”的了。民歌手在日常的歌唱跟上了台的演唱是不一样的:第一、原来唱民歌是歌手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上了舞台就成了一种音乐表演形式了;第二、唱民歌原来是自娱自乐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到了台上,就主要是唱给观众听的了;第三、在民歌形态上出现了一些改动,这种改动最多的是加了伴奏,有的加得好,有的加得不好,其中有的伴奏乐队的音量大大超过演唱者本身,风格也不尽一致等等,这是由于舞台化造成的影响。后来我也曾提出建议改用“原生性”,或者叫做“原生民歌”。因为民歌本身是原生的,由于生态改变了,环境改变了,就不要叫“原生态”。但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很大的,现在“原生态”的叫法已经深入人心,我想只要理解了它的本意,也不必苛求名称。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称为“原生态”民歌,一种是歌手在原生环境中所唱的民歌;另一种是通过录像播放出来的在原生环境中所唱的民歌。展演活动时可以适当放宽对民歌概念的外延,依据舞台表演的需要可以稍有改变,但如果改变到创作的成分多于原来民歌的成分,我想就不能列入民歌的范畴,而应该放到创作的范畴。把民歌与具有民歌风的创作歌曲混为一谈,会模糊民歌与非民歌的界线,最终将会是民歌的消失。现在很多人都在谈民歌的发展问题。我认为民歌是一种活态流变的艺术,从总体来说,它们本身就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之中,但这种发展是民歌手自己的、渐变式发展,他们在长时期的歌唱过程中,对民歌的音乐与风格极其熟悉,根据新的表现需要和艺术创造的冲动,常会或多或少地予以改变(发展),在得到群众认可后又进一步广泛流传。这种发展与专业音乐家吸取民歌素材而创作的方式属于不同的发展形式,二者不要混同。从传承的角度来讲,我们之所以强调原生民歌的传承,主要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基因和种源。但是各地在组织民歌展演活动时,却常常要求“发展”,这里有组织者的观念问题,他们认为原生民歌太原始了,艺术性不够高,就请人去加工,有些加工得都不像原来的民歌了。譬如,原本一首很朴实、很有表现力的单旋律民歌,非要加上以三度叠置构成的和声等等,而且还要算作是“原生态”民歌,这就是个问题。其实,许多民歌本身就已非常完整,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我们的第一任务是好好学习,学懂它、掌握它,而不要去做“画蛇添足”的事情。想要发展,首先要继承。从这次活动的情况来看,多数是原生的,但是也有不少是经过加工的,甚至是创作的,看来各地的组织者中有人对这个概念还不是十分清楚。
张:十年来,从展演(比赛)活动的组织上、歌手的演唱上,有没有发展变化?
樊:从组织上来看,各地都比较重视了,因为展演活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使原来地域性的民歌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这大大激发了当地老百姓对自己音乐文化的自豪感,也促进了民歌的传播与传承。许多地方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好,譬如贵州,他们对侗族大歌、苗族反排情歌等曲目的推出,大都比较成熟。原生民歌的展演活动要求尽量不去改编音乐本身,因此他们往往只在舞台化上(如表演、服装等)下功夫。而有的地方组织节目的人就不太清楚,所以拿出来的曲目就往往不太符合展演活动的要求。我参加过几次民歌比赛,有些根本不是民歌的曲目他们也拿来,所以组织者很重要。二是推出了一大批歌手,成为各地青年们效法的榜样。其中屡获大奖的歌手,有不少被专业团体要去了,成为了专业歌手,转成专业演员的歌手在专业团体中,接受了很多新的知识,受到了不同唱法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能不能保持他们原来的歌唱风格,是一个问题。就像少数民族歌手进了音乐院校一样,如果学校的教师能够特别尽心而能因材施教的话,他可能会保持原来的风格。如果教师的办法就是按我的学,我是教美声的,你就改成美声,有一些就唱坏了,美声的没有学会,原来的也唱不了了。现在民族地区的音乐院校招收了不少民歌手进校学习,这是大好事,但如何进行教学,如何使学员在原有风格基础上得到提高,这是当前最需要关注、最值得重视的问题。其实,我们老一辈的声乐教育家们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品素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教了才旦卓玛、何纪光等不少学生,获得很大成功。这方面的经验(包括观念与方法),应当认真总结,予以推广。
张:在音乐院校中,“原生态”唱法经常被说成是“不科学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樊: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不少优秀的歌手,他们虽然没有经过音乐院校的声乐训练,但其演唱的方法也是合乎客观规律的,因而也是科学的。不要形成民族唱法和民间唱法的对立,在我看来,中国民族唱法的根在民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唱法,应该向民间优秀的唱法学习,把他们的经验认真地总结起来,充实到民族唱法中去。中国的民族声乐,可以而且应该走更为宽阔的路子。训练的方法,既可以以美声打基础,进一步做好美声唱法的民族化;也可以按中国传统唱法的路子训练。中国的戏曲、曲艺,都有一整套训练演员的办法,许多优秀的戏曲、曲艺演唱家(比如骆玉笙等等),唱了那么多年,又唱得那么好,难道不科学?肯定有一套好的东西,需要好好研究和总结。诚然,做这个研究工作的难度很大,但总要有人先开始做。希望有志于此的声乐艺术家、教育家、理论家和声学医学家们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为我们民族声乐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张:对于“原生态”民歌的比赛,有人认为,“原生态”民歌是各具风格和特点的,怎么可以比呢?是不具有可比性的。
樊:我认为民歌比赛实际上是民歌演唱比赛,不是这个民族的民歌跟那个民族的民歌比,而是比歌手的演唱水平,比对于风格的把握,这个是可以比的。民歌上了台,它的标准有所变化,成了艺术品,艺术的感染力是可以比的。所以我一直讲是“民歌演唱比赛”。
张:有些歌手,年纪比较大了,不太适应舞台,比如这次有一个佤族的老人,我在下面听说他会的东西特别多,不仅是歌,还有乐器等等,但是他上了台都不知道怎么去表现,手足无措,结果成绩不好。
樊:比赛有很多正面的效应,但也有负面效应,你所说的情况就是负面效应的一种。而负面效应中最突出的是对于歌曲的选择。有看点的、有卖点的,兴旺起来了;叙事性的、更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慢慢地淡化了。比如侗族大歌其实有很多类别,但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声音大歌中的一种,那些讲历史文化的、叙事的歌我们都听不到。学的人也不学这个,急功近利,他们只学好听的,能出名,能挣钱,这方面的负面效应很大。当然这个不能由歌手来负责。所以对于展演活动,有的民歌不适合上舞台的,主管部门应该用其他方式去推进保护传承工作。我去年到南方参加了一个县的“三月三”歌会,大失所望,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歌圩”成了政府组织的舞台“音乐会”。我觉得当地政府应该去关注民间原来的歌唱方式,用政策引导、经济投入,帮助民间的歌会组织去开展工作。原来民间的歌唱方式很多,我们组织的展演活动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不同的展演场合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歌,现在听来听去就那几种了。
张:目前我们国家对于“非遗”保护工作非常重视,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您觉得除了现在的工作以外,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展开?
樊:保护“非遗”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以下两点我觉得要尽快地展开:
在这里,人们都用了“纪念”这组字眼。但在事实看来,但无论是哪种由来,端午节都本应是一个悼念日。可是,我所感受到的端午节,是一个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喜庆日子。
姑且从被广泛认同的屈原说谈起。
屈原,中国著名的爱国诗人。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如此悲壮的伟人,如此悲壮的事迹。时过境迁数千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忘了这一切一切。我们所记得的,只是粽子,只是龙舟,只是刚被国家确立的法定节日。没有多少人会记得几千年前的今天,有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心如刀割,绝望地投江自尽。
除端午节外,其他的节日亦是如此:
“六·一国际儿童节”本是悼念在战争在被无辜屠杀的儿童,而我们却用来位给儿童庆祝。在庆祝之时,可否先教育儿童应该珍惜现时的幸福生活?而中西方情人节本都是用来悼念亡魂与离鸯,悼念在迫害之下徇死去的恋人,还有不死的神话。然而沉醉于情人节中的依依恋人,在花前月下之时可曾想过瓦伦丁还安葬于圣普拉教堂;牛郎织女还在九曲鹊桥两边等待着每年的一次相遇。
节日,我们应该先反思、先自省、先悼念、先教育。
端午节所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还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
前些年被广泛争议的“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对作为起源国的中国来说,也是敲一下警钟:在无形文化遗产方面如何进行保护和发展。
这事情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一、政府重视,文化管理部门重视程度不足。这些重视是有意地培育和保护,而培育也加上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包括现代的有些游戏规则也放到传统文化里头去了,使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必须是有世界性影响的。我们有很多的传统节日像春节、中秋节等只是停留在民间的传统节日上,很平淡,这样不可能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
三、民间的对传统节日重视不足。可是说不是法定放假的节日,在民间得到的重视都相对教低。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崇洋媚外的思想甚重。甚至对西方节日的重视程度比中国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还要高。
四、必须是有创造性。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文化,必须有创新并且和现代形式结合的这种新创意,这样才能保护这些无形文化遗产。
老艺术家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联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让基层群众共享老艺术家们的精品佳作,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传递他们为艺术奋力拼搏、一以贯之、执着追求的精神,由市文联主办、市文明办指导的“浦江流芳—2013上海美术·书法·摄影老艺术家作品邀请展暨社区巡展”在上海图书馆一楼展厅拉开序幕。本次展览共有55位老艺术家参展,平均年龄为73岁,最年长的作者高式熊先生已93岁高龄。参展作者中囊括了上海美术界、书法界、摄影界的一大批名人大家,展出的作品中有徐昌酩的公鸡图、汪观清的钟馗抓痒图、王克文的夏荫图、郑家声的醉八仙、龚继先的荷花图、唐逸览的百年苍松图以及高式熊、陈佩秋、周慧珺、韩天衡等书法名家创作的各类书体的条幅、斗方、对联等上品佳作。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受邀的12位老摄影家所创作的作品,不仅展示了他们高超的摄影技巧,许多作品更是记录了上海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如左家忠在和上海工人共庆“五一”时留下的珍贵画面,尹福康在1956年记录下的梅兰芳在舞台上献演的精彩瞬间等。此次首展结束后,文联培训指导中心将联合市东方宣教中心、青浦区徐泾镇文化中心,赴全市各区县巡回展出15场。
2013上海文艺知识产权论坛成功举行
《上海文艺知识产权年度报告(2012)》会暨“2013上海文艺知识产权论坛”在上海品牌交易中心国际俱乐部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市文联、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上海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联盟主办,上海市文学艺术家权益维护中心、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平台、东方知识产权俱乐部和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承办,来自行政部门、企业、高校、律所和知识产权公司的70多名知识产权理论研究和实务人员参加。论坛上,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文化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主题,分别就“文化产业发展与版权保护”、“网络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问题”和“文化贸易中的法律问题”等相关专题发表演讲。论坛以专题研讨的形式,深入探讨了当前文艺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沿问题,为版权制度的完善建言献策,进一步推动了上海文学艺术知识产权的学术研究,增强了文艺界与知识产权理论界、实务界的联系与互动,为知识产权制度如何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何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提供很好的切入点。
纪念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逝世一周年系列活动举行
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影资料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瑞草芳华——纪念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逝世一周年系列活动”近日在新落成的上海电影博物馆一楼艺术影厅隆重举行。开幕式上,上影集团副总裁、上海电影博物馆筹备组组长王小军向张瑞芳的亲属颁发捐赠证书,感谢他们把张瑞芳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实物捐赠给上海电影博物馆。张瑞芳亲属代表顾毓青接受证书并发言。上海电影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范奕蓉向来宾介绍了上海电影博物馆展出的有关张瑞芳的各个展项。最后,嘉宾们共同观赏了1957年由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张瑞芳主演的电影《凤凰之歌》。此次活动还展映了张瑞芳主演的《李双双》《松花江上》《南征北战》《聂耳》《泉水叮咚》《三八河边》《万紫千红总是春》和《家》等经典影片。同时,张瑞芳艺术人生研讨会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会议室举行,电影界专家学者、张瑞芳生前亲朋好友共同参与了研讨。
第十七届“江南之春”画展开幕
由上海市美协、解放日报、上海市群艺馆、上海市农民书画协会、刘海粟美术馆共同主办的第十七届“江南之春”画展在上海农业展览馆隆重开幕。该画展是上海画坛一个以群众美术为主的展示类品牌项目,是上海画坛一个“老字号”的双年命题展。经过34年的发展,拥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得到社会认同的“文化标识”。本届“江南之春”画展作为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以“都市—乡情”为主题,所展出的作品中既有根植民间土壤的农民画、剪纸,反映现代新农民、新农村的优秀作品,也有反映都市情怀、都市风貌的作品,体现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多样性和当代美术多样化的创作状态。展览共评出入选作品162件,获奖作品50件,其中一等奖5件,二等奖10件,三等奖15件,优秀作品20件。同时授予上海的金山、松江和宝山等画乡创作团队等9名美术辅导者为“现代民间绘画优秀辅导员”;7名农民画家当选为“优秀现代民间绘画艺术家”。本次展览的部分获奖作品还将送评今年9月由上海市美协主办的“上海美术大展”。
《上海爷叔讲上海》研讨会在沪举行
日前,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举办的《上海爷叔讲上海》研讨会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举行,相关专家学者30余人与会。《上海爷叔讲上海》于今年5月首轮在上海兰心大戏院连演8场,出票率100%,票房超过152万元,引起业界关注。与会专家表示,姚勇儿出身艺术世家,表演既有其父姚慕双老道幽默风格,又传承叔叔周柏春软逗阴噱流派,演出信息量非常大,更难得的是整场演出自然流畅,一气呵成,显示了他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淀。在上海方言亟待普及和推广的今天,这样一台内涵丰富、饶有趣味的演出在申城舞台上出现是很值得赞赏的。有专家提出,姚勇儿虽然是一个人撑满整场演出,但他不同于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也不同于北方的单口相声,他的表演,知识性远多于娱乐性,是普及沪语、上海文化的正能量。也有专家将演出形象称之为纪实频道剧场版,可以激发了解上海、寻根上海的意识。会上,大家对这一本土方言类脱口秀演出如何进一步提高纷纷支招,期待将此打造成可持续挖掘的系列性演出,成为一个弘扬海派文化的新亮点。
音协组织召开“海上新梦”音乐会专题会议
日前,上海音协组织沪上20多位著名词曲作家赴崇明岛进行采风并召开音乐创作专题会议。会议总结了“海上新梦Ⅶ”举办经验,并研究部署了“海上新梦Ⅷ”的筹备工作。会上,艺术家们各抒己见,踊跃发言,就通过“海上新梦”平台推动音乐创作繁荣,提出了一系列中肯的建议。与会者们认为,在中国的音乐节中,组织本土作品的演出非常重要。因为西洋乐的发展不会因中国作曲家不参与而受到影响,但中国音乐如果没有中国作曲家的支持,就无法在世界立足,很高兴上海音协有这样的远见和胸襟。采风过程中,艺术家们还前往崇明博物馆、规划馆、三民文化村、杨刚音乐馆参观,并观看了崇明本土山歌表演和瀛洲丝竹乐的演奏,为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积累了宝贵素材。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研讨会举行
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表十周年,6月8日也是我国第八个“文化遗产日”。为扎实推进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上海民协、宝山区文广局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联合主办了“纪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颁布10周年——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研讨会”。市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以及各区县文广局、非遗保护分中心负责人等10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该是孤立的文化事象,对其保护应牢固树立整体保护意识,不仅要强调单个项目技艺的传承,而且要让项目在当今社会环境中活态传承,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和体制,确保其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密切关联和共同发展。研讨会结束后,与会人员欣赏了由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张静娴,古琴艺术和江南丝竹保护项目传承人表演的昆曲、古琴、江南丝竹等部分保护项目的汇报演出。
著名导演汤晓丹电影作品回顾展开幕式举行
中国著名导演汤晓丹素以拍摄军事题材影片见长,这位从未侧身行伍的布衣导演,被人们冠以“银幕将军”的美誉。在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海影协联合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向大师致敬——著名导演汤晓丹电影作品回顾展”,展映汤晓丹执导的《南征北战》《红日》和《渡江侦察记》3部观众非常熟悉的影片。日前,主办单位在上海影城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开幕式,并放映了开幕影片《红日》。今年正值影片《红日》公映50周年,为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开幕式上,汤晓丹导演的夫人、影片《红日》的剪辑师蓝为洁,《红日》的摄影师马林发,作曲吕其明,制片沈锡元,演员张云立以及参与《南征北战》《傲蕾·一兰》演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仲星火,《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的特技设计戈永良和《廖仲恺》的制片杨公敏一一上台与观众见面,共同回忆当年与汤晓丹导演合作的美好岁月。
引言历史研究,以其探究事物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溯求根本,成为人类全面认识世界的基础步骤。戏曲音乐的历史观察是戏曲音乐研究的学术架构基础。戏曲是一种以文学、音乐、表演为核心形态要素的综合艺术形式。戏曲音乐的历史学研究并非仅有音乐而孤立其他,而是从音乐入手,观察在音乐制约之下的文学、唱腔、念白、板式、曲牌、器乐等。历史研究是以史料作为结论的提取素材,戏曲音乐的历史关照,其文字性史料,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剧本、戏词,辑录于各类文献中相关“演剧”景况的描述性文字。曲谱属于符号性与文字性共有的史料。此外,演剧图像史料、文物、遗演剧址等实物,都可以作为论证过程中重要的论据。另有口述传说,也可作为相互作证而用。本文所论,侧重在文字性史料及乐谱史料的关照。音乐研究是不能脱离曲谱的,戏曲音乐如是。但戏曲音乐直接相关的乐谱史料,比其文字性史料来说,数量匮乏,地方戏曲更是难见晚清以前的曲谱存世。因此,戏曲音乐的历史研究,进展缓慢,目前只能在形态学上进行曲体结构分析、表演艺术上进行唱腔分析等研究角度有所积累。本文所指历史研究,即立足史料,对某剧种或其下属某声腔、某板式等结构单位的音乐形态进行其风格、特色的历时性动态的演进,观其变化等学术论证。本文仅提出“构想”,因广西戏曲音乐以文字史料和曲谱结合进行体系化研究尚未形成,遂提出构想及论证,呼吁未来有更多同仁关注研究并参与其中。广西曾可见有桂剧、壮剧、彩调剧、邕剧、丝弦戏(剧)、采茶戏(剧)、牛娘戏、牛歌戏、鹿儿戏、客家戏、文场戏、唱灯戏、师公戏、壮师剧(戏)、侗戏(剧)、毛南戏(剧)、苗戏(剧)、鹩戏、仫佬戏①等20个戏曲剧种。目前,在广西区图书馆的文学书库、地方文献库和广西地方报刊库进行史料搜集工作所获史料所记载的信息,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剧本、音乐曲谱、演剧情况、源流、戏俗、科班艺人等,下文将对此进行简要陈述。
一、文字史料与曲谱概述
(一)剧目剧目即剧本。现有桂剧、彩调、邕剧等剧种的传统剧目汇编书籍中,如1963年的《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共64集),包含了彩调、桂剧、邕剧三个剧种上千个剧目。这些剧目剧本,描述故事并有简单提示演员的动作、走位。其他剧种的剧本,主要在《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如苗剧、仫佬剧等建国才产生的剧种。现刊行的剧目,基本为故事讲述的戏剧台本,少见曲谱随附。在广西上世纪50-80年代的期刊,如《广西艺术》、《广西文艺》、《广西戏剧通讯》、《漓江》,这些期刊选登有粤剧(当时分为小型粤剧、新粤曲)、彩调(当时1955年前称调子戏)、桂剧、采茶剧的剧目剧本。《广西文艺》仅在1954-1956两年,共24期(有12期未留藏本)就刊登了34个剧目剧本。另外还有专门刊登某一剧种剧目的刊物,如《彩调丛刊》(1-6)《桂剧丛刊》(1-4)。这些刊载或有重复,但剧目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还有大量的单个剧目成册出版。
(二)唱腔收录及曲谱汇编现有唱腔曲谱以彩调、桂剧最多,其次有采茶戏、壮剧;其他剧种较少。主要集中于《彩调常用曲调集》(1964)《桂剧音乐》(1961)等书中,有一小部分则见于《广西文艺》等期刊中。《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两部大型集成,收录了上述彩调、桂剧等广西可见的,相对成熟①的所有剧种。戏曲唱腔因流派风格有异,演员传谱有异,常见同一唱段有多个版本记谱,体现不同艺人演唱、不同研究者记谱。不同版本记谱,会有旋律片段、唱词上的差别。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特点,也可给研究带来困难,但也是比较研究的宽广空间。地方性剧种,如桂南采茶戏的曲目曲谱,则曲谱比较多且集中。在广西艺术研究所编写的《桂南采茶音乐》(1985年)一书中,就有广西各地区采茶的茶腔、茶插(小调)、曲牌、锣鼓音乐的曲谱,此辑曲谱的学术性较强,记谱者不仅尽量再现音乐及歌词原貌,甚至顾及到方言的差异,体现地方戏音乐的核心特色:地方语言与音乐的结合。
(三)记载演剧、戏俗的志书在《广西戏剧史料集》(下文称《史料集》)和《广西戏剧史料散论集》(下文称《散论集》)中,《史料集》收录私人著作中相关广西戏曲文字的摘抄、近代广西戏剧活动的各项文件和启示、艺人墓碑碑文、各地区历代县志中描述戏剧的片段摘录。《散论集》有编者对一些文字史料及口述史料的对照论述以及部分桂剧科班史料。志书、笔记、游记中所录史料大多是某文字片段中涉及此地有剧,这类文字如远观异事,一言带过。唐宋时期,此地多见为傀儡、傩等属于民间歌舞戏形态阶段的戏曲雏形、多附在祭祀巫卜这样功能性较强的行为中,其艺术形态较为简单,与现今可见的仪式音乐较接近,音乐性不强。而且史料中所述景况,更多可明确为歌舞形式,是否演故事不得辨之,即是否具备了戏曲的必须特性尚不明确。这样的史料记载为今日的地方戏曲研究带来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有些艺术种类,如文场,应归其为戏曲还是曲艺②,在一些后人所编文献的分类中,有将文场归置于戏曲类,也有归置于曲艺类,虽然今天将其视为曲艺的居多,但既有不统一的现象存在,可见学术研究上所基于的解答还不够充分。在布告所录文字这类史料中,“剧”之针对性就比较强,如《宣传部函知南宁市各戏院听候派员审查戏剧文》,《广西省戏剧审查会为改良禁演桂剧先行试演征求社会公评启事》这样的篇目,前例应还包含了话剧等剧类,而后例就比较明确是针对桂剧所发。此类史料,描述事由、条例等较为周详,甚至还能涉及剧目罗列,但音乐风格、艺术形式等,就不得所见。各地方的县志所录文字中,有各种民间演剧风俗,体现了民间崇拜、节庆、文化联谊等不同层面的演剧模式,大都简单明了的,信息相对齐全。
(四)科班、艺人传略专门将此单独呈现,因这类内容在史料中所占比重较大,且关于科班的记载,多是口述形式,也有部分是表演艺人兼地方文化部门工作者执笔而作,即现今所指“口述史”。这部分口述史料,大部分由各地区戏剧研究室或市戏剧研究室研究员,采集于上世纪50~60年代。艺人传略方面也以在世老艺人或其子女的口述资料为主。如《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就有不少口述史料。桂剧、彩调、粤剧和壮剧的科班与艺人史料相对要多,主要呈现科班开办时间地点、科班教师、教学情况以及各行当演员。口述史料一般作为佐证而用,也有些专题,只见口述史料存世,但也必须多有佐证,下结论便更为强调“客观”以衡定。(五)《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所呈戏曲“所有事”作为编撰针对性较强的志书,《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下文称《戏曲志》)史料呈分类式辑录。《戏曲志》所列出大事年表、剧种表、广西地方剧种分布图、志略、剧种、剧目、音乐(声腔与腔调、剧种音乐)、表演(脚色行当体制与沿革、表演身段和特技)、舞台美术(化妆与脸谱、服装、装扮选例、砌末道具、舞台陈设与布景、舞台布景选例、舞台灯光与效果)、机构(科班、学校及训练班;班社、剧团;业余剧团;作坊与工厂;群众团体、研究机构;演出公司)、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行话、诗词•楹联、传记等18个类项,以及附录中有戏曲会演、调演、摄制电影、录音唱片、磁带名录等。该分类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戏曲研究学术构架,附录的学术参考价值也非常高。《戏曲志》所录史料,虽不尽然齐全,但其方向指引的意义是非凡的。#p#分页标题#e#
二、立足于文字史料与曲谱现状的广西戏曲音乐历史研究构想
从上述史料内容来看,广西戏曲音乐史料虽然不多,但也还未能获得充分利用。如要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构建广西戏曲音乐理论,则需要再提炼出更多的角度。
(一)戏曲音乐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王国维先生为戏曲定义于“歌舞演故事”之时,便体现了“音乐”在剧中的调控中心的地位。戏曲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带有“遗产、传统”这样具有时间、时空代沟的标签,因此,戏曲音乐研究大都与历史挖掘是分不开的。戏曲音乐的历史观察是戏曲音乐研究前提和基础,如寻找剧本的文学叙事与音乐的叙事逻辑相协调的内在机制,要剖析剧本文学的戏剧性设计与音乐发展思维,需要历史研究先解决古典戏曲如元杂剧的曲牌连缀、宫调转换、昆曲的南北合套等规则。还要理解古典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手法以及社会情感价值趋向。再如要分析唱腔、声腔的风格,需要历史研究将戏词中的字位、腔节、五音四呼、辙韵、念白、宾白等专用术语先行考证释名,甚至需要查阅典籍,进行某些字音的训诂、区分好一个剧种里出现几种地方声韵问题;再有,板腔体音乐的板式伸缩原则分析,需要先读懂工尺谱的记谱与符号含义,这需要历史研究汇集典籍中的释文,说文解字之,才能转译为到今日通用乐谱。可见,戏曲音乐的历史研究是如同字典工具书一般,足够全面,才能展开更多的专题探索。
戏曲音乐所隶属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正乘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政府热衷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趋势,地方戏曲也相应有了关注的目光,戏曲如何现代化、如何改革出新,并不是简单的以时代故事为剧本,加上时尚的舞台和装扮、搭配交响乐就能拼贴成功,要将原有的形式深层解剖,找到戏曲艺术的内在核心特性和外部程式,不动核心,更新外部,才能调制出有时代元素却又还保持特色的艺术品。这个对原有形式的探求,就是需要戏曲音乐历史研究才完成的任务。在此之上,才能让地方戏曲音乐,为当今的音乐创作提供更多可选用的参考素材,对歌唱表演艺术的风格借鉴给予有效的理论补充,对音乐鉴赏等陶冶艺术素养的培养丰富了文化美学的类别。这些时代需求,也可以对应成为研究的选题及长期研究的逐步构建。
(二)广西戏曲音乐曲谱史料的历史研究构想
要进行戏曲音乐风格探析,首先要有曲谱所依。现有曲谱多为后人就演员所唱记谱,而建国以前所记曲谱尚待考证。为何需要考虑是否建国前的记谱,尽管“建国前”也仅是指代过往的时期,非特定时期。因为中国传统的戏曲、曲艺、民歌、器乐等音乐形态,在传承上有“口传心授”这样的特点,这与中国传统的记谱法有一些关系。中国传统记谱法有很多种,见于记载歌唱类型的,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①记载南戏、北杂剧、明、清传奇等宫调谱所用的是文字型律吕谱②;其他的,也有用文字与符号共有的戏曲工尺谱③记谱的。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之后,才逐渐有以符号为主的简谱、五线谱记谱的应用和普及,如刘天华所记《梅兰芳歌曲谱》④就用了工尺谱和五线谱的对照呈现。无论是那种记谱法,目前都无法尽全记录歌调和歌唱的全部,且现今对记谱法的解读,尚须专门研究考证来解决实践应用问题。于是乎,师徒的口头传承就成为书面记录的一个必须的对照,甚至一度是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记谱辅之,遂今日多见剧目而不见曲调谱字。因此,戏曲等艺术形态才具备了“非物质形态”留存传承的特殊性,今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顺势进入历史舞台。鉴于此,乐谱的记载问题也是具备时代性的,也会出现记谱上的差别。现有乐谱资料,能肯定其所代表的记谱时间该年代的剧种唱腔的形态,如要进行历史风格的考察,比如唱腔风格的分析,包括流派的创腔、流派的历史沿革等,那就应该持有多个年代的记谱,方能进行客观的观察。这些角度,在地方性戏曲音乐研究中是属于基础研究,无可规避。这体现在剧种曲调多样化来源的剧种中,而这些剧种又是影响、流传较为广远的。如京剧流传到桂地以后地方化的研究;粤剧中的二黄腔系;采茶戏中的曲调来源;南北路壮剧的比较;桂剧唱腔研究;广西祁剧曲调等,都只能依据乐谱来说话。地方戏在民间生存发展,要吸收多种外来素材为本体所用,且吸收的标准是非常宽松的,历史的优胜劣汰,体现了变化、融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以曲谱进行风格、唱腔、流派等分析,是最具科学性、最具说服力的论证方式。
当然,乐谱史料现状带来的研究构想有两类,第一类即为乐谱本身的研究,此类研究为乐谱符号的释义,也有专门的学术领域关照,如古谱学,工尺谱研究还专门辟有戏曲工尺谱专类。第二类,通过乐谱研究获得唱腔的分析,如曲与词在声韵上的用韵、用字规则,格律字位,板腔体音乐的腔节调控原则等;古典戏曲有不少是元曲、宋词等词调歌曲的遗留,这类音乐的记谱常遗有一些板式上的空白,是留给演员个性化阐释的部分,或长或短,可顿挫可圆连,以此角度探析古典戏曲曲调的构成及创腔模式,可见先人丰富多彩的创作智慧。广西戏曲剧种中,具有多地源曲调结合的桂剧、彩调、壮剧、粤剧,都可以立足曲谱,展开具有深度的音乐风格分析和地域文化传播交融的规律提炼。虽然广西大部分剧种所存曲调、曲谱有限,但在今天,人们也开始重视对现有活态的剧种的曲调记谱,并有数码录制声像等科技手段介入,即便记谱法不够完善,但有相应的声像进行参照,会日趋完善。今日的记录便成为明日的史料,后人可比照,各个时代的活态曲调,如何演进,如何进化,从中获得该艺术种类生生不息的循环规律。
(三)广西戏曲音乐文字史料的历史研究构想
上文所呈现广西戏曲音乐的文字史料,可从戏俗、演剧境况、演员传记等文字提炼得出演剧文化、演剧功能、艺人等方面的专题。这相对曲谱史料来说还算多见,研究模式也普遍。较有地域特色的是少数民族风俗中涉及到的早期歌舞戏时期的仪式过程、演剧故事等;从中可以析出某剧的流播、嬗变、渊源等专题。但还需要侧面多种信息的佐证,包括文物、遗址以及地方志的补充、民族研究的介入等等。这些文字史料对很多地方戏研究来说,还不能成为有力的例证,在民间,剧种自身的命名就比较随意,因此文字记载更是不易准确。渊源辨析,对于今日的文化转换生产力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地方搞活经济所聚焦的文化生态旅游等诸多项目开发,这虽然不乏商业行为,但如果把持得当,也可视为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平台。此类可有所作为的选题,诸如某地有某种戏俗,其源流考释,所得种种细致结论,可作为今日旅游文化生态挖掘之参考。此文不论如何进行后期再操作,但作为史料素材提供给专家进行考证,进行深广的挖掘,进行学术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可开辟为专门领域进行研究。#p#分页标题#e#
少数民族剧种的历史研究、渊源溯考,除了曲谱、上文所示史料、文物等,还是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借鉴民族学研究的视角,如族源考释,包括田野调查、访谈等口述史调查,才能一点点的逆向串联历史的碎片,进而揭示过往的足迹。族源考释等民族学的研究,在广西,以壮学研究为代表,可借鉴的成果还是非常丰厚的,其他的诸如苗族、侗族、瑶族等,都有专门的研究队伍及相当规模的学术成果集中呈现。广西现今的少数民族,作为百越民族后裔,其族系复杂,语言繁多,习俗有融合汉族,亦有群居各族的元素,甚至还有跨省、跨国的民族迁徙。历史上疆域划分也对今日的文化区域形成文化上的多重基因现象。因此,追溯族源,即时文化分析,也是民族历史的重温和修补,以戏曲为载体,最直接关联到信仰、宗教、习俗、伦理、语言等跟民族文化传承息息相关的层面,这些信息,实则为现今文化挖掘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因此,地方性的戏曲音乐研究,不能忽视地方性文化特色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阅历课程的背景
课程的生成以学校的办学目标为依据。学校把“办一所具有中国气质与世界胸怀的现代学校”作为办学目标,以“引领幸福人生,培育中华栋梁”为培养目标,旨在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强健之体、仁爱之心、创造之力、尚美之情、报国之志、世界之襟”的中华栋梁,而在中华栋梁这六项核心素养的实现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起着撬动这些核心素养达成的杠杆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
新一轮课程改革明确提出,只有真正被学生经历、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才称得上课程。亲身经历是对学生身心发展极有价值的教育因素,它不仅可以促进对知识的理解,更能激发学生生命活力,促进学生成长。体验探究是学生对学习活动的思考与体验,让学生在真实、生动的情境中进行探究,能培养学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认识和感悟世界的能力。因此,学校开发“中华文化寻根之旅”阅历课程,让学生亲自踏上中华文化寻根之旅,零距离感触悠久的中华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
阅历课程的目标
1.课程目标
实施“中华文化寻根之旅”课程,目的是使学生完整经历问题探究的过程,初步学会社会调查与访问、文献收集与分析等基本研究方法;发展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进学生对社会、对文化、对历史的了解与认识,增强学生文化底蕴,培养社交能力,树立热爱文化、关心社会的意识和敢于负责的态度;通过文化寻根,把优秀文化成果内化为学生的思想内涵,升华为道德行为。
2.三类“寻根之旅”课程目标
“文化寻根――西安行”。通过“文化寻根――西安行”,让学生领略中国历史上建都最多的西安风采;通过对千年古都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民俗风情、饮食风情的学习、探究、参观、采访,使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这座城市;通过这个城市兴衰成败的缩影来感知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使学生真实地感受中华民族摇篮、中华文明发祥地、中华文化杰出代表的魅力。
“文化寻根――中原行”。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摇篮和主干,我们启动“文化寻根――中原行”,目的是让学生实地感受中原文化中的汉字文化、农耕文化、科技文化、武术文化、民俗文化等,体会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的根源性和包容性,理解中原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长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中华崛起的高地,与根深叶茂的繁荣文化是分不开的深刻道理,从而明白优秀文化在民族文明形成、民族精神传承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文化寻根――齐鲁行”。通过“文化寻根――齐鲁行”,感知齐鲁文化,了解文化的融合、方言的魅力、儒学的影响,亲身接触具有民族精神象征的泰山,零距离体会孔圣人的文化遗产,从而不仅了解齐鲁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学习齐鲁文化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
阅历课程的实施
1.精心的准备,让阅历课程丰富而有序
设计学习单。在阅历课程的准备阶段,北京中学的教师会依据行程,结合学科的教学内容设计制作学习单。在齐鲁行中,教师制定了31份学习单,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其中的3份来完成。学习单上的题目,有些需要学生在行前通过文献搜集进行知识的储备,大部分则要求学生在参观的过程中与小组成员合作完成。例如,有的教师设计了《招幌文化学习单》,学生需要在台儿庄古城中的招幌博物馆里边参观边完成;有的教师设计了《“儒联”学习单》,学生需要在整个行程中寻找体现儒家文化的对联;有的教师设计了《皮影戏学习单》,在完成学习单的过程中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引入课题研究。除了学习单之外,我们还把综合实践活动中的研究性学习引入到活动中。对于六年级的学生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阅历课程,对于如何进行课题研究还缺乏实践经验。因此,我们首先招募了课题学长,以课题学长为核心自愿组合成包含两名六年级学生、两名七年级学生的四人研究小组。小组成员可以在民族精神、自然景观、民俗文化这三个领域中选择感兴趣的话题并提出问题,确定主题,选择课题的指导教师。例如:有的小组进行了《日升昌记纸币票面设计研究》,有的小组进行了《台儿庄的招牌文化探究》,有的小组进行了《寻找泰山成为“双遗”的证据》的研究……准备工作就绪,接下来就是制定课题研究的方案,进行开题答辩。
成立志愿服务组。北京中学的每一名学生从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志愿者,在“文化寻根”的阅历课程中,“服务他人”无疑也是对学生的一种锻炼和培养。阅历课程中有四个志愿服务组,分别是生活管理组、活动策划组、导游服务组、宣传报道组。服务组的成员是经过招募和选拔最终才确定下来的,学生以能够参加志愿服务组为荣。生活管理组要设计评价表格,每晚查房,策划入住酒店期间每晚的安全演练。活动策划组要结合行程设计相应的活动。导游服务组要对行程中要讲解的景点进行分工并准备导游词。宣传报道组把所有的家长拉进微信群,他们在群中发文字报道、手绘报道、活动照片、视频,让家长可以实时看到学生活动的情景。
2.扎实的实践,使阅历课程实在而深入
在阅历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学生的任务非常明确。首先,他们要边参观边利用iPad根据行程中的发现、体验、感悟,通过小组合作完成自己所选的三份学习单。为了完成《山东饮食文化的学习单》,学生们围在做煎饼的手艺人身边又是拍照,又是品尝,又是提问。看到学生一手拿着煎饼,一手做学习单的情景,真是让人感慨他们的天真与乐学。其次,小组的成员要在行程中开展本组的课题研究。就拿《皮影你怎么了》这个课题小组来说,学生认为“传承”这个词经常被提到,但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们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山皮影“十不闲”的传人范正安老先生进行了采访。
3.丰富的展示,让阅历课程完整而生动
在成果汇报会上,方南山根据行程中学生的经历编排了一个相声段子,学生爬泰山时的情景仿佛又出现在眼前。《皮影你怎么了》研究小组,通过对范正安老人的采访深刻地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应该从他们做起。根据范老师的传授,他们把皮影的制作技术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制作出了机器猫等学生感兴趣的动漫人物。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皮影事业,学生还亲手绘制了皮影宣传卡,发放给同学、老师和路人。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皮影,认识中华优秀文化,让更多的人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他们的队伍。
阅历课程的实施效果
1.学生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中华文化寻根之旅”运用多形式的活动,让学生在体验探究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引发了思考,触动了灵魂。学生产生了敬畏之情,文化修养和人文修养也随之不断提高,从而对知识的获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学生学会了研究,包括如何写调查问卷、做统计图、给资料分类;学会了合作与受挫、关爱与感恩,特别是学会了自理:烧开水、使用浴室里的地垫、整理行李、保管财务。有的同学在活动后这样写道:这一次没有父母在我身边,我才感到原来父母一直在照顾我,他们为我做了很多,我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自理能力,也希望学生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更要关注生活技能,在家里不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2.教师专业成长迅速
一、2012年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落实工作职能,积极服务中小企业发展
一是根据自治区经信委和财政厅《关于做好2012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侧重深入轻工成长型企业、小微企业进行了调研,推荐6家企业无偿资金项目并推荐人员参加了经信委组织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项目评审工作。通过验收检查进一步提高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使项目资金真正在扶持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产业升级、改进项目技术工艺、提高当地经济和社会效益、解决农牧民就业创收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积极调查研究,全面了解轻工中小企业发展情况。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就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等问题,深入到和田、喀什、阿克苏、巴州等地进行了调研,积极了解轻工中小企业发展情况,为着力做好企业服务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三是按照总社下发的《关于开展“联合发展”有关情况调查的通知》(总社资财[2012]12号)精神,新疆联社对全疆15个地、州(市)轻工集体经济联社及所属企业通过何种形式参与联合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二)依托自治区民生工业推进计划,不断提升联社的影响力
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从2012年开始,由自治区财政每年拿出5000万元对全区具有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文化用品、特色小食品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及小微企业进行资金支持。在自治区经信委的牵头组织下,新疆联社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制订了《创建自治区民生工业示范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和鼓励、支持民生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出民生工业专项资金使用导向和管理办法。先后分两批共命名了10个自治区民生工业示范基地,21个示范项目并全部给予了专项资金扶持。根据各地州统计,10个示范基地2012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0.66亿元,实现销售收入8.58亿元,民生工业从业人员达到7.1万人,其中新增2720人。
二是开展民生工业调研。今年3月,会同自治区财政厅、经信委分3个调研组赴南疆、东疆、伊犁州、塔城、阿勒泰、乌昌地区民生工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期间参加座谈会9次,实地考察企业70多家,有扶持、有监督、有考核,为自治区民生工业收集资料并提出意见、建议。
三是积极协助基层联社申报民生工业项目。2012年,喀什地区莎车县联社的地毯厂获30万元自治区民生工业专项资金支持。2013年,在区联社的帮助下,由莎车县联社地毯厂和耐菲斯刺绣协会等20家企业联合申报的“莎车县民族手工业示范基地”、且末县联社下属的缝纫生产联合社“民族服饰、花帽生产加工与培训在扩建项目”均已通过专家评审。
四是组织全区24家联社企业共36人参加了2012年10月25至29日在南昌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取得了2金、4银、4铜、7个优秀奖的好成绩。
五是积极开展人才培养,进一步为联社发展提供后劲。举办了为期6天、40课时、120人参加的“自治区民生工业――2012年新疆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培训班”。这次培训对提高素养,更新理念,开阔视野,培养传承与发展、继承与创新型人才意义重大。2012年12月,在乌鲁木齐、伊犁州、和田地区分别举办了三期自治区民生工业绣品、地毯设计制作与质量管理培训班,培训人员近300人。对小微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培养高技能人才、服务区域经济、促进我区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是携手“靓丽工程”共谋促进自治区传统手工业发展。今年2月28日,联社与新疆妇联召开座谈会,就“自治区民生工业促进计划”和“新疆女性靓丽工程”项目展开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实现优势互补,真正使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项目和最需要的人身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经商议,双方达成合作意向,一致同意在制订规划、人才培训、品牌宣传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三)大力推进新疆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
一是《中国工艺美术全集・新疆卷》编撰工作正式启动。今年2月召开了启动仪式大会,建立了《中国工艺美术全集・新疆卷》编撰工作领导组织机构,从今年开始将用6年时间、投入数百万资金、介入数百人完成此项目。这是新疆工艺美术行业的重大工程和重要课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二是在全疆工艺美术行业普查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疆工艺美术人才、藏馆、专业和科研机构、专业市场、珍稀原材料等行业基本情况信息库。
三是积极开展申遗工作,保护和传承传统技艺。通过挖掘和组织申报,目前新疆工艺美术手工技艺已有19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47项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四是做好全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经过层层选拔、推荐申报,经专家评审、领导小组审批,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2012年第52号公告公布了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名单,新疆玉文化雕刻研究所所长赵敏获此殊荣。至此,新疆共有3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五是组织企业和大师参加全国各类展会,扩大影响。2012年组织参加了在扬州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第47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及“2009-2011中国工艺美术国家级培训项目学员优秀作品展评奖”等活动。荣获“2012‘百花・玉缘杯’中国玉石雕精品奖”3个、银奖3个、铜奖4个、优秀奖1个;荣获“金凤凰”创新设计大奖赛银奖1个、铜奖3个、优秀奖1个;荣获“2009-2011中国工艺美术国家级培训项目学员优秀作品展评奖”入围奖25个、“最佳作品奖”5个,取得了可喜成绩。
2013年4月,组织参加了在扬州举办的“第48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组织了18家工艺美术企业32人参加展会,推荐39件作品参评。荣获“2013‘金凤凰・扬州赛区’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1个、银奖4个、铜奖4个;荣获“2013‘百花・玉缘杯’中国玉石雕精品奖”金奖5个、银奖3个、铜奖3个、优秀奖2个。
(四)加强协调服务,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确定了“以工作为突破、以困难群众为重点、以稳定发展为宗旨”的工作理念,多渠道协调解决已改制集体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认真做好工作。对于职工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积极反映协调,确保了企业和社会稳定。仅乌鲁木齐市联社全年就接待了涉及26个企业上访人员3954人次,发挥了政府与群众间桥梁和纽带作用。
(五)盘活联社资产,确保联社资产的保值增值
新疆联社制定了《房屋出租管理办法》,所有出租房屋严格按照公开、透明、竞争的方式出租。喀什市联社加强对联社资产的有效管理,在老办公楼面临拆迁、出租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根据喀什市出租市场的实际,及时调整租金单价,2012年实际向市国资局上缴租金33万元。
(六)加强沟通交流,拓宽了协作渠道
一是参加了总社七届二次理事会议、《中国集体经济》杂志年会、联社财务会议等,加强了与各地的交流。二是乌鲁木齐和喀什市联社就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做好联社工作、拓展新领域、开展新业务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三是成功举办了以“加强协作、改革创新、推进发展”为主题的第七届全国省会城市集体经济联社主任联席会议,强化了信息交流,拓宽了协作渠道。四是利用今年2月召开全疆轻工业行业座谈会的契机,召集全疆6家基层联社和各地州经信委领导进行座谈,就今后加强沟通协作达成了共识。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创新,开创轻工集体经济的发展思路上不够解放,观念不够更新,开拓创新意识不强;二是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部分遗留问题有待进一步落实,资产处置、职工安置、养老待遇等问题还时有发生。
二、2013年重点工作
(一)贯彻落实党的十和中央、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强联社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提高领导能力,扎扎实实为集体企业职工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决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二)把维护集体资产的完整性放到首位,继续盘活联社资产。
(三)按照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做好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在改革发展中提高联社的地位和作用。
(四)大力发展手工业经济,繁荣工艺美术产业,使民生工业专项资金向传统手工业倾斜,力争50%资金投向传统手工业。
(五)组织开展新疆优秀旅游纪念品的评选。积极与自治区民宗委、旅游局和妇联协调,四家联合举办一次新疆优秀旅游纪念品评选活动,积极促进新疆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和生产,提升产品品质。
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并曾经为世界文化和整个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其他文化无法企及的卓越贡献。公元前4世纪后,汉字就相继传入朝鲜、越南、日本等国,成为通行于这些国度的唯一公用文字以及国际交往的通用文字。随着汉字的流传,中国的典章制度及哲学、宗教、科技、文学艺术亦传播于各国,形成具有共同文化要素的中国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1]232事实上,中国文化对这些国家文化的影响至今仍然可见。此外,中国的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曾经对欧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指出笛卡儿的以太旋涡学说与宋明关于气的学说惊人地相似,他把气论称为前笛卡儿的笛卡儿哲学,并推测笛卡儿曾受到宋明哲学的影响。[2]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称赞孔子“卓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示,他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伏尔泰还仿照元曲《赵氏孤儿》编写了诗剧《中国孤儿》。[1]240-241另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遗憾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日渐式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地位显著攀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文化的输出相对落后,中外文化传播很不对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加上报纸、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文化界、艺术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直至普通民众,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语言习惯等方面对外来文化的崇拜、追捧、向往、模仿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国产影片对“好莱坞式”大片的跟风模仿日甚一日;文学、艺术创作中所谓的“后现代”、“先锋派”作品大肆泛滥;学术研究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吃洋快餐、用外国名牌、买西式家具、看欧美电影、听交响乐等等,不仅成了时尚而且已经被人们当作现代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而大加追捧。在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全球化规则面前,不顾客观实际,渴望强国认可,且以他人标准为准则的文化焦虑症候,从而盲目操作,甚至削足适履,误入他人的文化藩篱,成为强势文化的附庸。而强势文化容易同化并影响弱势文化的发展,甚至连强势文化衍生的流行文化也比弱势文化更容易受人青睐。弱势一方容易把强势文化预设为一种现代的、发达的、时髦的东西。而人们在享用其方便、快捷、实用的同时,也伴有价值判断的认同,其背后,实际上是弱势对强势的响应和臣服。由此而一味的妄自菲薄、随波逐流,将会在急切的文化焦虑中乱了自己的阵脚。[4]外来文化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在对光怪陆离、眼花缭乱的外来文化的追捧中,人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渐行渐远。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我们的社会的确创造了经济奇迹,人们的财富和生活的确有了大幅度提高,文化、娱乐、消遣方式的确丰富多彩极了。但是,在这些物质的背后,心灵深处却是虚无的,这种虚无蔓延到人们精神的各个层面:个人的信仰、个体的私德与公德、怜悯之心、公民精神,等等。人们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整个社会因此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焦虑症。”[5]这正是由于缺少文化自信导致民族精神不振的表现。一个缺少文化自信的民族必然是精神乏力的民族,一个精神乏力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的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导致当代中国人普遍性的“精神缺钙”。因此,我们“应当保持自己的文化定力,坚守清醒的民族意识,坚守本土的文化自信,在外来文化铺天盖地涌入时,从容不迫,沉着应对,以丰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文化底蕴,展示无可替代的文化魅力。努力争取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必须用自己气大道正的文化产品去赢得世界的尊重和认可。”
二向世界传播什么:“第三极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第三极文化”命名的理论基础“第三极文化”是我们因应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和理论设想。地理学上用南极、北极、“第三极”(指青藏高原)指代地球上在地理位置上最具特点的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的特点分别是最南、最北、最高。在这里,“极”有两层含义。一层指在某一个范畴内部最为突出、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如南极在“南”这个范畴中最为突出,“南”的特点达到了极致。北极、“第三极”同样如此。“极”的另一层含义,指在一个范畴内部最为突出之外,在更宽阔的视阈和背景下,与其他范畴相比较具有非常鲜明和独立的个性、品质和特点。南极、北极、“第三极”,是各自范畴内的“极”,每一极自身最突出的特点(最南、最北、最高)都是其他“极”所不具备的。也就是说,同其他“极”相比较,每一“极”都有其独立、鲜明的个性、品质和特点,这些特点使得“三极”(今后或许会发现更多的“极”)并行不悖、相映成趣,一起成为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我们正是在这两层含义上借用“第三极”的概念,提出“第三极文化”的理论设想。“第三极文化”的第一层含义是指首先要在中国文化自身系统内部进一步梳理、总结、继承和发扬其最为突出、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些内容成为中国文化自身范畴内的“极”。这个“极”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确立、巩固并为人们普遍认同、自觉遵守、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和基于这些核心价值所生成和建构的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品格和道德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和道义担当;“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的宇宙观、人生观;“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文追求等。“第三极文化”的第二层含义指,在梳理、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最为突出、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基础上,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观照。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堪称世界文化的“两极”。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其独特性、影响力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上,足以成为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之外的“第三极文化”,它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及所有其他文化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图景。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极文化”借用地理学上“极”的概念,仅仅是为了形象描述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影响较大、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文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三极”与地理上的“三极”关系完全等同。地理上的“三极”各有特色、相互独立、互不影响,文化上的“三极”(包括世界各种文化)不是相互隔绝、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或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另外,国际政治中也有所谓“极”的提法,如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这个“极”带有明显的对抗和斗争的含义。“第三极文化”并不是要和其他“极”对抗和斗争,而是要相互借鉴和吸收,取长补短。经济领域中也有所谓“极”的提法,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有时被称作我国经济的“两极”,天津滨海新区被称作“第三极”,这里的“极”是要达到或超过某种量化的经济指标以获得超越或领先地位的意思。“第三极文化”不是要超越其他文化,而是与其他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二)“第三极文化”的内涵“第三极文化”的内涵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息繁衍过程中逐步创造、积累并传承下来的文化复合体。其中最重要的内涵是,作为主导文化的儒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派别(道家、墨家、法家等)、少数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共存共生、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确立、巩固并为人们普遍认同、自觉遵守、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和基于这些核心价值所生成的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和维护人的价值之人文精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精神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论述中就已经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如《孝经•圣治》中,“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是天地宇宙中“最贵者”,人的尊严、价值被看做头等大事,必须加以维护。乃至传承至今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等古籍经典,无不蕴含着人的尊严高于生命的价值取向。
2.标举“君子为上”的道德品格、精神气节,指向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至今依然具有生命力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首先强调个人的道德品格、精神气节。如《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象》)。再如《论语》所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所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等格言,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精神追求。另外,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也包括按照伦理准则为人处世。如《论语》中所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梁惠王上》),以上等等,在当今纷乱的世界中具有人生准则的现实意义。
3.强调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道义担当。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作为社会、国家、民族的一分子,人不能只考虑一己私利,要心系他人、心怀社稷,“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个人要志存高远,以生民安康、社稷太平、家国昌盛为己任。正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再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全集•近思录》),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当可作为每个社会人理应保有的文化精神。
4.崇尚“和合”的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所谓“和”,包含和谐、和顺、和气、和平等意。“和”有利于人伦关系、道德弘扬以及社会发展。正如古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所谓“合”,主要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是把人与社会、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看作统一整体加以观照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庄子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都在强调人与自然、与宇宙的整体性、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另外,“天人合一”也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强调人要尊重自然规律。概言之,“和”是“合”的前提和基础,“合”是“和”的目的和旨归。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人人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和合”世界观,正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涵之一,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即包容天下的胸怀和海纳百川的气度。“第三极文化”的宗旨,是把民族文化中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进一步继承、发扬,同时结合时展需要,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第三极文化”的内涵,使“第三极文化”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及各种文化一道,为构建和谐的世界文化、推动整个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第三极文化”的主要特质
1.“第三极文化”植根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传统。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知行合一”、“道法自然”等价值观构建了中国文化之魂,以强烈的文化色彩、底板、主调,展现出民族的心理、个性、品格特色,在当今社会依然闪烁着灿烂的智慧之光。这些传统价值观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可以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为解决好人与人、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源。我们需要守住民族文化的本性,寻找源头,不断创造自己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第三极文化”,包括“第三极艺术文化”、“第三极电影文化”等等。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梳理下来,五千年来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夏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的绝妙千古,如万里长城、千里运河的雄浑传奇,如汉唐文化的绚丽缤纷,如“赵氏孤儿”的大义凛然,文天祥的慷慨就义,等等,蕴涵在民族文化之中的民族理想人格:献身精神、牺牲精神、奋斗精神等不朽的精神品位,正是中国文化的底板色彩,在中国人的心里保存着永久的记忆。而百年来中国人不畏,前赴后继之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故事,同样雄辩地印证着从古到今的民族精神,影响着国人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们不妨举出一个现实的例证:亿万中国农民工拿着美国或欧洲发达国家工人几十分之一的薪水,完成着超过他们几倍的工作量,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坚韧、勤劳和奉献精神,何谈什么中国崛起!在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背后,确有很多值得总结的文化精神,皆应属于“第三极文化”范畴。再例如,美国人挣钱主要给自己花,甚至提前花未来的钱;而大多数中国人挣钱却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为了赡养父母和抚养孩子。这不是简单的消费观和家庭观的差异,而能够从中看到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崇高精神。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总能够创造奇迹,我相信亦能从文化中找到部分答案。
2.“第三极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它不主张重返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老路,而主张对传统也要扬弃,主张不断吐故纳新,既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吸取力量,又积极学习、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经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开创新的文化,汤一介先生称之为“返本开新”。建设第三极文化,需要沉下心来,探究中国文化的源流及其深厚底蕴与内涵;需要深入丰富的现实生活,重新阐释文化,造就历史,以中国人的智慧眼光,看中国,看世界,深刻揭示现代人的思想和灵魂,追求艺术的极致,才能出大师———登顶“第三极”,这是我们的一份使命与担当。
3.“第三极文化”以倡导文化多元化为前提。第三极文化不排斥其他文化,它尊重文化的多元与差异,同时也承认文化有主流和支流之分,它不主张搞文化中心主义,它反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而主张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推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呈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甚一日,科技迅猛发展,尤其是信息传播技术已将世界连成一片,世界文化不可能各自为政,独立发展,而必然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中国式的“第三极文化”以“和谐”为理念,践行创造。正如歌咏“昆仑”所抒发的:“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可以认为,其中体现了伟人的高瞻远瞩与理想境界。从来不拒绝人类文化之精华,但从来走的是自己的路。“第三极文化”要攀登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绝不为独占,而为了拥抱全世界,三极在此分享而用之也。我们要充分估计一种强势文化艺术(如电影)的力量。如果经过奋斗,出现强大的“第三极文化艺术”,不仅能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更能让中国的特色制度、特色文化、特色生活方式扩展到世界,以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展开交流,从而对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尽到一份民族的责任,达到一种民族的贡献。总之,“第三极文化”有坚实的生成基础和现实条件,有可以期待的发展前景与潜力,并非空中楼阁的臆想,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想象,而是顺应当前世界文化格局而提出的一种具有独立性、包容性、开放式的理论构想,它是一种文化立场和理论姿态。它珍视自身文化传统,返本寻根、固守本土,但是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并对一味回归民族文化传统、对其他文化置若罔闻的部落主义保持警惕。“第三极文化”主张多元文化的互动与对话,也不认为中国文化是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努力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身位置,自主适应时代变化,与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建一套共同认可的秩序和守则,期待多种文化和平共处,各取所长,联手发展,和谐共生,一起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愿景。
三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第三极文化”目标实现的路径
研究并推动“第三极文化”的发展,把中国文化更有力地推向世界,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应该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是政府、业界和学界肩负的共同使命。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的策略和路径:
(一)学术研究:丰富理论内涵学术研究既包括基础研究,更包括应用研究。“第三极文化”的研究命题具有鲜明的当下性,研究者应当结合时代要求,直面社会现实,带着问题意识去研究,关注当前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存在什么问题,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必须解决哪些问题,这是文化自觉的一种体现。例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如何定位?文化与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三极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何在?如何甄别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怎样同其他文化和谐共生?学校教育、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中如何体现“第三极文化”?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提出“第三极文化”理论设想后,我们先后在《大连大学学报》《艺术评论》《文艺研究》《现代传播》《山西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阐述其理论内涵。2010年7月,我们召开了“第三极文化艺术理论”研讨会,国内外文化界、影视界、学术界50余位专家、学者、艺术家参加研讨会并积极发言或提交论文,在此基础上我们出版了《“第三极文化”论丛(第一辑)》。“第三极文化”理论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第三极文化”理论研究正在稳步开展并逐渐深入。
(二)艺术创作:在实践层面拓展“第三极文化”“第三极文化”既是基于实践的理论总结,也应当反过来指导和影响创作实践。如果说旨在进一步明确和丰富“第三极文化”内涵的学术研究,为发展“第三极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下大力气创作大量原创性的、具有深厚“第三极文化”底蕴、充分体现“第三极文化”特色的、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也包括影视、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则是推动“第三极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实践手段。这种创作要在植根传统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时代精神,表现创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重原创,不媚俗,戒模仿。
(三)文化传播:让“第三极文化”的意义为世界瞩目我们不能止于书斋,要有行动。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国文化再好,也需要传播才能实现其价值。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但更应注意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同样在支配着世界文化格局。我们需要设计打造一些易于被识别、易于传播、具有丰富内涵和时代精神的中国文化符号,努力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尤其要注重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积极运用互联网、手机、IPAD等新媒体传播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必定能够借助新的科技手段,绽放新的花朵,散发新的芳香。
(四)资源整合:壮大“第三极文化”的发展力量研究、创作和传播,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诸多资源。发展“第三极文化”需要吸收和团结社会多方面力量,需要资源整合,需要学界、业界、政府、高校、企业共同行动。例如募集发展基金、沿用新机制创立文化发展机构,组织项目课题,培养专业人才等。这些都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
2010年11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共同组建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旨在有效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的优势资源,通过开展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创作,把中国文化更有力地推向世界,为构建和谐的世界文化贡献力量。研究院主要工作有:(1)开展“第三极文化”国际传播理论研究;(2)开展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体制机制改革研究;(3)培养具有创新观念、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专门人才;(4)创作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原创性艺术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5)为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和规划提供咨询服务;(6)开展3D、IMAX等数字多媒体技术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7)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促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