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兽医发展史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趋势之一:舆论宣传阵地
人民日报手机报代表了手机报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即舆论宣传阵地。人民日报手机报在内容设计上呈现出新特色,它的订阅前景也较为可观。人民日报手机报在广东地区试运行期间,虽然业务开展时间较短,但订阅用户已经达到了16万。正式向全国铺开后,其发展前景也是看好的。
人民日报手机报在两会期间的突出表现,实际上已经将党报的宣传工作延伸到第五媒体领域,这标志着手机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的结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①
趋势之二:多媒体信息搜索定制
现有的手机报形式,只是手机报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用户群体的培养、技术条件的成熟和手机自身的媒体化进程,手机报必然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到那时,手机报的表现形式就不单单是文字+图片+声音,而是一种多媒体化、交互式信息服务。那么,未来手机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
首先,就是彩信技术及替代技术构成的多媒体信息搜索定制服务。
目前,手机报多采用彩信技术,因为相对而言,彩信技术更具有稳定性,较手机WAP上网技术更成熟。但是彩信技术存在着容量限制的缺陷。而随着相关替代技术的研发,小众化、个性化的发展道路,会有一定的空间。
在手机报中,人们对各种生活实用信息的需求非常突出。一些在传统媒体上并非主流的内容显得越来越重要。对这种现象,“长尾理论”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商品是一个坚硬的头部,而海量的、零散而无序的个性化需求则形成了一条长而细的尾巴。将长尾上个性化的需求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主流商品还要大的市场。长尾理论要求在大众化产品之外提供众多的个性化定制,从而做到区别对待每一个个体的客户。在新媒体时代,必须切实将用户需求切分、编织得极为细密,才能网罗到这一新兴市场的每一个用户。②
这种个性化的新闻信息搜索定制服务,实际上就是内容分众化、分级化运营。根据手机报用户不同的需求情况,对其内容按照不同类型、不同质量和价值分级,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套餐。目前,有一些手机报已经在开发这一市场。如浙江手机报除开发综合精华版之外,还提供10余个子报,有专门的财经版、娱乐版,更有面对农民用户的手机报。虽然表现形式还较为单一,但是毕竟开始有意圈占这一小众类别市场了。
在技术较为成熟、用户需求切分准确、内容信息源丰富的情况下,手机报可向多媒体信息搜索定制服务道路迈进。
趋势之三:无线信息服务网站
目前,存在着利用WAP上网技术和二元条形码技术的手机报,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也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WAP形式的手机报,互动性优势更为明显;而二元条形码为内容提供商和用户之间搭建了直通平台,更为未来的手机广告市场提供了技术前提。这为未来以手机为发送和接收终端,建立无线信息服务网站奠定了基础。
截至2006年12月31日,中国通过手机上网的人数为1700万人,占网民总数的12.4%。尽管这个数量在13700万人的网民总数中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但这个数据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代表着中国网民上网方式、上网终端设备的多样化发展。
著名互联网分析师程天宇在接受新浪网的电话连线时表示,手机上网人数的增长比预想要小,全国4.5亿手机用户,只有1700万上网,可见,真正的增长还没开始,大幅上涨将出现在3G应用之后。③
由此我们预测,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并普及之后,无线信息网站的开创将会获得真正的基础和发展动力,手机报才能够真正发挥效力和优势。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代码860。赵红艳、李钟隽为本文作出一定贡献]
注释:
① 潘天翠:《人民网抢滩手机媒体》,《网络传播》2007年第3期
② 张垒吴长伟:《需求拉动创新――从受众使用看新媒体发展》,《中国记者》2006年第11期
[关键词]地图产品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中图分类号:E2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4-0271-01
社会效益指有益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文化效果。经济效益是指一个文化企业通过组织生产、销售文化产品或提供文化服务所获得的一定的利润回报,具体反映在经济指标和统计数字上。两者实现形式大不相同,衡量标准和尺度也不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农业产品,随着商品的出售就实现了价值,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些产品的消费过程就是产生社会效益的过程。一般不存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对抗。
一、地图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地图产品是特殊的商品,也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体。好的地图类读物,既能取得经济效益,又能实现社会效益,两者是一致的、统一的。没有读者的地图产品,不可能产生社会效益,更谈不上有经济效益。
地图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其使用价值既可能产生正面的社会效用,也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效用,所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既可能一致,也可能不同甚至对抗。
优秀的地图产品具有查询、统计分析、规划等功能,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产生良好社会效益。不能带来利润甚至是亏本的优秀出版物,如关注人群较少的学术类著作,虽能产生社会效益,却不能带来高的经济效益,从短期来看,两者是对立的。与此相对的,单纯追求产出量,不顾及质量的地图产品,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版图的尊严,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
二、地图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1. 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文化产品不同于寻常的物质产品,其对使用者的意义,不只是“消费”那么简单。对一名消费者而言,一辆自行车也许只是一辆自行车,而一张碟片、一本书却有可能意味着很多内容,甚至会改变其思想,改变某些行为方式。这是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根本区别。正因如此,文化产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一种必然。如果文化产业也奉行经济发展的习惯性思路“经济效益至上”,就可能导致媚俗、粗制滥造等行为,使文化产品的质量日益低下,从而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现代社会,地图作为文化产品的一种,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对外交流、教育科研以及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最基本的地名、路线查询,到国家区域开发战略的制定,人口、资源、环境的宏观调控,从交通旅游与日常生活,到市政建设、电子商务,从知识传播到行政管理、企业规划,这些无疑都是地图产生的积极效果。
相反,牺牲社会效益的地图,从小的方面来说,提供错误的地理要素信息,会误导读者,给读者造成不便或带来损失。从大的方面来说,划定边界时,地图被公认为具有法律意义的附件,错误的地图,可能给国家边界谈判带来不利,甚至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所以地图出版者应当看中社会效益。要求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是要求地图产品要始终对社会产生积极效果,也就是方便人们生活,提供知识,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2. 经济效益是实现社会效益的保障
肯定社会效益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否定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龚自珍说“著书都为稻梁谋”,地图出版社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出版社生存不能不顾及经济效益,但是决不能把神圣的事业变成唯利是图的赚钱方式。在地图行业竞争激烈的今天,地图出版社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只有拥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才可能扩大再生产,研发新型地图产品,引进好的国外选题,投资更多社会效益好的精品图书。否则,持续的经营亏损不仅会造成经营规模的萎缩,而且会危及出版社的生存。
3.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
经济效益代表了人民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社会效益则代表了人民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对于人民来说,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长远利益兼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整体利益兼顾局部利益。从人民利益的角度来说,这就要求地图出版社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在两个效益可以兼顾时,首先考虑社会效益,在两个效益发生矛盾、难以兼顾时,更要优先考虑社会效益。从出版社的发展来说,尽管有时在局部上、短期内,经济效益可能受损,但在整体上,可持续发展上,由于有“质量意识”、“精品意识”,经济效益会随着社会效益的提高而提高,从而实现两个效益的结合。那些不断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出版社,正是秉持这一观点,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三、地图产品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统一的途径
从长远来看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书籍,会直接或间接的产生经济效益。作为地图出版者,我们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这不仅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出版社生存的要求。
1. 地图怎样实现其社会效益
推动地图文化的发展,促进地图出版工作的繁荣,满足人民群众对地图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地图出版者的工作方针。
(1) 深入读者调查工作,细分读者群,紧贴读者需要,为读者提供准确、及时、多样的地图产品。
(2) 发挥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为国家的宏观调控,灾害预警,行政管理等提供依据。
(3) 以宣传地图知识、先进测绘技术为己任,推动测绘事业的进步,普及测绘知识。
(4) 制作军队使用地图,发挥其在国防建设中的作用。
(5) 通过地图弘扬爱国主义、弘扬中华文化,应用其宣传教育的功效。
(6) 拓展选题范围,提高研发能力,作为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工具。
(7) 继续发展网络地图、电子地图等新媒体地图,方便人民生活。
地图除了与其它图书一样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外,还是国家版图的主要表现形式,国家的象征,这也是地图出版业的神圣之处。维护国家版图尊严和地图的严肃性,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至关重要。
2. 地图产品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地图类产品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是否定其要创造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图也是商品,只不过它提供精神产品,它一样能产生经济效益。
实际上社会效益好的作品,往往它的经济效益也好;因为一个作品的读者越多,它的社会效益就得到更广泛、更充分的发挥。即使暂时不能产生好的经济效益的书籍,其好的社会效益,能够树立一个出版社的品牌和良好的形象,得到读者的认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潜在的经济效益。可以说,地图的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的根,也是地图能否立足于社会的生命线。
电视文化鉴赏类节目是传播族群文化、释放人文内涵、推动传统更新的重要平台,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所营造的视听感官体验细腻真实,对于有形文化的展现尤其鲜活真切。而泥塑作为一种极具民间文化传承性的手工艺术品,其所蕴含的视觉观赏性与文化承载性都毋庸置疑,通过电视文化鉴赏类节目的视听化呈现,也完成了媒体价值凸显与社会传播扩散的交互同步。而在品类众多的泥塑作品中,有“苏北重镇、霸王乡梓”之称的宿迁地区所产的泥塑工艺品,尤为业界推崇、民众喜爱,并频繁出现在电视文化鉴赏类节目中,逐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展现手法。鉴于泥塑属于静态化的实物美术艺术形式,宿迁泥塑又偏重“宜静乐幽”的特点,所以在节目的编排上,一些电视文化鉴赏类节目灵活采取了动态化音像摄录的处理方式,通过镜头角度调整、模拟动画、局部特写等表现手法,来充分强化宿迁泥塑工艺品简约灵动、清新超然的视觉美感。通过以上表现手法的运用,使电视文化鉴赏类节目中宿迁泥塑工艺品所释放的人文艺术魅力鲜活醇美、绵远无尽。
一、运用不同镜头视角,展现作品多变的轮廓线条,突出精致高超的雕刻笔法
作为一种将人文文化转化为可视媒体形式的电视节目载体,电视文化鉴赏类节目一直讲求视觉感官体验与文化内涵释放之间的水融。宿迁泥塑是苏北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之一,其历史可上溯至北宋之初,在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其他美术流派的影响、诸多艺人的改良,继而形成了注重线条观感、崇尚简约灵动的独特风格。为了让观众更为真切地感知到这一美术珍品整体性的外观美感,在电视节目之中,通过运用平视、俯视以及仰视等不同视角的镜头切入,来直观展示各类泥塑工艺品的鲜活姿态,如人物类作品中的肢体动作,山水类作品中的清幽佳境等。而在不同视角镜头的捕捉呈现之下,观众可以清晰得见工艺品上粗细长短不同、深浅绵延各异的雕划线条,为泥塑艺人精致高超的雕刻笔法所深深折服。例如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走遍中国》、山东卫视的《旅游365》、北京卫视的《四海漫游》等人文鉴赏类电视节目之中,就曾对宿迁泥塑进行过专门的介绍与探访。
《走遍中国》中的三集纪录片“走进古彭城”,以一集的时间长度,系统概述了宿迁泥塑的发展历史与时下现状,其中以多样化镜头来展示各类泥塑工艺品的外观美感,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这一流传数百年的民间美术工艺品的独特韵味。在“走进古彭城”系列纪录片的第二集中,栏目探访了位于骆马湖畔的泥塑园区,其先以平视镜头来展示该园区内随处可见的泥塑半成品,接着选择了一组以舞蹈为主题的人像泥塑,通过近景镜头的平视前推,可以清晰得见泥塑制作者使用尖口长刀轻快凿雕出环绕方石一周的方折细线,接着调整为侧面俯视镜头,突出人物倾斜头部、扭动腰肢以及伸屈双腿等具体动作,泥塑制作者再用斜尖口长刀雕划出人物高帽、衣裳以及手握的乐器,其线丝凝动宛转而疏淡连贯,翩然起舞的盈盈之态遂生石上。再通过大角度的仰拍镜头,以观众的视角为支点,可以得见泥塑制作者又以轻夹斜尖口长刀竖向用刀、横向浅转短毛粗笔的方式,快速凿划出两名卧坐观舞的人像轮廓,其线丝虽略显圆润散漫,然而稀疏有致,恰与构成舞者翩跹姿态的疏淡线丝彼此呼应,令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二、借助丰富的模拟动画,讲解具体品类的形态造型,阐述巧妙出众的设计构思
得益于影音技术与媒体设备的提升、改良,时下的文化鉴赏类电视节目,已经不再局限于之前单一的旁白解说、简略的影像配合以及冗杂的文字介绍,而是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一些新颖趣味的互动元素,以凸显娱乐性与人性化。考虑到宿迁泥塑的美术工艺品属性,在一些以年轻观众为对象的电视节目中,开始引入先进的媒体影音设备,借助丰富多样、生动逼真的模拟动画,来对具体的泥塑品类的形态造型进行细致讲解。如人物类作品中的四肢与衣裳的搭配比例、花鸟类作品中的花卉鸟兽摆放堆叠、山水类作品中的峰峦草木的纵横呼应等等,都可以通过模拟动画来一一展现给观众。而通过观赏泥塑工艺品制造流程的动画模拟,观众也可以了解到一些常用的艺术设计手法,如焦点烘托、框景放大、层次交叉等,从而领会宿迁泥塑巧妙出众的设计构思。
以山东卫视的《旅游365》为例,该节目偏重传统文化的全新视角解读,力求向年轻一辈的观众普及相应的传统文化常识。其呈现形式也相对新颖,善于将深受青年受众喜爱的动画元素进行灵活融入。如,在2014年宿迁泥塑作为重要道具,出现在民国奇情偶像剧《战道天问》之中后,引发了不少年轻观众的探究兴致,《旅游365》为此深入宿迁北部泥塑集聚区,细致记录了该地区泥塑工艺品从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为了让观众更为真切地感知这一美术工艺品所体现的艺术构思,其通过模拟动画的形式,结合对泥塑工艺品的实地拍摄,分别解析了各类泥塑工艺品中人像、饰物、鸟兽、花木、峰峦、溪流等等的位置,利用简单的动画演示,介绍了何为众星拱月式的焦点烘衬,何为纵横交叉的中心点缀,何为叠加镶嵌的留白造景等。与单一的文字表述所不同的是,简洁明快的模拟动画,可以让观众清晰感受到点、线、面之间的各种构造关系,如山水类作品之中点与点之间的距离、方位的调整,人物类作品之中点与线之间的相交、平行的拿捏,花鸟类作品之中线与面之间的叠加、穿梭等,都显得一目了然、简易鲜活。所以,利用丰富多样的模拟动画讲解各类泥塑种类,可以使观众更为细致地领略作品的设计构思。
三、采取目标特写,品鉴代表佳作的斑斓色韵,彰显细腻灵动的色彩运用
关键词:畜牧兽医;前景;发展趋势;就业
在我国农业发展建设的过程中,畜牧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通过加强对畜牧业的推进作用,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比如肉、蛋、奶等;另一方面,加强畜牧业的发展,还有助于带动其他行业的进步,例如种植业、加工产业等,所以从当前的发展形势看,畜牧业已经变成农民增加自身收入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重点推动了惠农政策的落实,所以畜牧业的发展速度也相对较快,与此同时,养殖业的总产量较种植业相比,其自身的比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因此这就要进一步加强畜牧业的发展速度,才能够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前提就是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并且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因此本文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阐述。
1、我国畜牧业的发展趋势
在我国当前发展的过程中,畜牧业的发展速度十分之快。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受到专业养殖技术的影响,对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阻碍性的作用。我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并且自然经济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在养殖方面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家庭散养或者是家庭养殖,也就是说在农民的收益中,养殖业只是占据副业的地位,并且我国在专业的畜牧技术方面是十分匮乏的。通过散养模式和现代化养殖模式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发现,散养模式不具有科学化、体系化的特点,因此经常会产生动物疾病,一旦动物疾病无法得到有效的防治,那么就会造成畜牧业的发展受到阻碍。
通过对兽医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当前十分稀缺这方面的人才,因此其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首先,家对兽医专业十分的重视,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三农问题的解决才能够带动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而要想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应该大力加强畜牧业的进步,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同时,也能够解决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方面的问题。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人们对一些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就会带动畜牧业的发展,而要想保证畜牧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就需要畜牧兽医为此保驾护航,所以培养这方面的专业性人才是十分必要的。第三,我现在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可以说畜牧产业在当前已经遇到了崭新的发展机遇,要想抓住这一机遇,就需要不断提高我国畜牧产品的质量,并且我国在价格方面也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可以带动畜牧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
2、现代化畜牧兽医的职业现状
在当前畜牧业发展不断加快的前提下,上述的这些问题逐渐的显现出来,并且在离城市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尤其的显著,一些兽医工作缺少统一的管理,主要采用的是家庭经营的方式,因此严重缺少拥有专业知识的兽医人员。从技术人员的年龄结构进行分析,其年龄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年轻的力量十分的匮乏,而平时又缺少定期的培训以及信息的传递,这样新的技术就无法准确及时的传达给兽医,一些新的疾病就无法得到有效地预防,用现有的技术对动物疾病进行整治显然是不合理的。
地方防疫机构工作条件艰苦,工作环境工资待遇不如其他专业好,一些学历较高的兽医技术人员不愿意到偏远的地区工作,导致地方上人员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不合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乡村基础设施较差,仪器设备的使用不够规范,导致动物之间出现交叉感染现象严重。乡镇防疫技术力量薄弱,很难承担繁重的疫病预防防治工作,缺乏应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
城市医疗管理机构忽视了对乡村地区的医疗卫生管理,不对兽医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忽视了基层兽医管理机构在公益服务方面的特殊性,致使大量兽医基础性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动物防疫和畜产品安全隐患严重。基层防疫组织和队伍不稳,经费得不到保障,防疫工作的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使动物防疫的基础受到动摇。
3、畜牧兽医的发展趋势
有预测显示,畜牧兽医这一专业将成为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9大专业之一,这个曾经的“冷门专业”突然华丽转身,其背后也必然存在很多的社会原因。国家对畜牧业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且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饮食大体已经完成了从吃饱到吃好的转变,但是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专业人才,即畜牧兽医,而在这方面,我国的人才资源还是很短缺的。在当前环境下,家禽动物的疾病千变万化,面对突然的家禽病毒,需要专业的畜牧人员掌握专业的畜牧兽医知识,这一点很重要也很急迫,当前我国在畜牧方面的疾病解决主要还在预防阶段,还没有专业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畜牧疾病,以扎实的专业技术去应对解决多变的疾病困扰。就业前景好。学习精懂畜牧兽医方面的知识技术,就业选择性很大,不但可以到各种外资兽药、或者各饲料企业去当工作,还可以到规模养殖厂做技术厂长或是技术专家,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己办养殖业,可以自办兽药、饲料门市部、兽医门诊等,自己当老板。总之,在畜牧业发展前景好的现代社会,学好畜牧兽医不用愁就业问题,冷门不冷,就业为本。
此外,还应该改革现状,提高教学质量寻求出路。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要抓好教师的传、帮、带活动,老教师带新教师,经验丰富的教师带经验不足的教师,人人都是帮扶者和被帮者,帮扶对象明朗化,有帮扶计划和检查评比,这样一来,教师间可相互提高;第二,有计划地派遣教师到对口高校深造,或到现代化养殖场学习;第三,要打破用人界限,聘请对口专业高校毕业生和社会畜牧兽医专业的名人到校执教,充分发挥名人效应。
4、结语
文章研究我国的畜牧业、畜牧兽医的现状,着重分析畜牧兽医的未来发展方向,各种存在现象和解决手段都要求我国注重畜牧人才的培养,以提高畜牧业发展质量,并且开发功能型、保健型的肉蛋奶等畜牧业产品,满足当今人们对于保健和美食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群.试论我国近代畜禽品种结构与畜牧经营方式[J].农业考古,2003(1).
【关键词】二手品 市场 发展 福利
引言
我们的社会由千千万万的家庭组成,每个家里都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物品。如果把家中所有的物品整理并按使用频率分类,每个家庭都会得到一个或长或短的“闲置物品”清单。这些闲置物品可能来自朋友的赠送,公司福利发放,家庭成员某次冲动的消费,或是家里“更新换代”的产物。它们之所以会被存放起来而未被当做废品丢弃,是因为这些物品的功能并未丧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可用”。这些物品,即构成了潜在的二手品。换句话说,只要原来拥有它们的家庭愿意并通过一定渠道出让/转手,它们即会作为二手品加入新的家庭并继续发挥它们的功用。疏通二手品流通渠道,即发展二手品交易市场,对于个人、社会福利的增加都有助益。
一、支持二手物品市场发展是个人与社会的双赢牌
1.对出让方:降低存储成本,释放可用空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济学上对存储成本的定义。存储成本是指物资存放在仓库经过一定时期后所发生的全部成本,即为保持存货而发生的成本。存储成本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因为对实物的保管而发生的多种支出,如仓库的折旧费、保险费、修理费、冷暖气费、通风照明费等仓储费用,以及仓库内部的装卸搬运费、仓库管理费等;二是因为存储的货物本身占用资金的费用,为储存物资占用资金而支付的利息或占用费、物资陈旧变质、损坏、拆耗所发生的损失等。
笔者认为这个对存储成本的定义同样适用于单个家庭。将不使用的物品放置在家中,同样要付出保管的相关费用,如置物架、空调、照明等;同时,这些物品同样会变质、损坏、折耗,会给物主带来损失。如果有便利的渠道使各家庭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出清闲置物品,即可释放可用空间。在大城市空间资源日益稀缺昂贵的今天,这点变得越来越重要。
2.是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的有效渠道
在各大城市,还存在着大量的低收入群体。这些群体可以糊口,但生活质量低,又达不到所谓“救济”的标准,属于灰色地带人群。笔者认为,二手市场恰恰可以成为这类人群的福利。他们在二手市场上可以作为交易者得到尊重,亦有渠道以合理的价格拿到自己平时用不起的物品,提高生活质量。在二手市场上,物品根据需求流通,无需分拣环节。只需出让与接受双方达成一致,物品即完成转手,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确定甚至免费转让,运输工作由买卖双方分别承担一部分,市场无需额外付出物流成本,依靠其基本的“需求导向”功能,即可成为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
3.物尽其用――低成本的环保手段
环境保护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所谓环保,保的是资源。环保手段目前有很多种,笔者认为大致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开源节流。所谓开源,是寻找目前资源的可替代产物(如新能源开发),或者研究资源的再利用(如废品回收);所谓节流,是减少资源的消耗,3月26号是世界地球日,当天的熄灯一小时活动,即是对“节流”的一种行动响应。从成本分析角度来看,开源与节流这两大类手段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新能源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科研工作,这自不必说,而资源循环利用,即使利用目前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依然需要设备、人工甚至物流方面的投入;节流,更多的则是一种态度和观念。那么,只有抑制自己的消费或者购买欲才能做到“节”吗?笔者认为,认可和使用二手物品,亦可成为“节”的一种手段。一个尚未丧失使用功能的物品如果被直接当做垃圾丢弃,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资源浪费,即使物品本身或某种成分可以通过处理循环再利用,也需要消耗一系列的分拣、物流、再加工成本,而且,这一系列循环手段被使用的同时也在消耗资源。相对的,这类物品如果能通过二手市场流通,延长其使用寿命,则可以相对小的成本投入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达到“节流”环保的目的。
4.对消费:增加新的购买动机形成的几率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指引购买活动去满足某种需要的内部驱动力,而购买动机的实现除了要具备主体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产品”之外,还会受到其它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消费者的购买力及其自然特征和行为特征。其中,消费者的自然特征主要包括社会阶层、职业、收入、出身、年龄、健康、外貌、知识、性别、居住区域及其性质、人口规模等方面。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则主要包括生活方式、性念、价值观、习惯等方面。
伴随着近年来物价上涨,“勤俭节约”这个所谓的老观念又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精打细算,这不仅体现在购买东西时的货比三家,对于已有物品的更新换代也会三思而行。物主通过二手市场出让物品的同时,可以或多或少的获得收益(纯粹为出让物品的免费赠送不在此范围内)。这种类型的交易符合很多人的价值观,而获得的收益因为其“额外收入”(相对于计划收入,如工资、理财收入等)的特性,对增加新的购买动机形成的几率很有助益。
二、小型商品二手市场的现状
1.交易渠道受限
目前国内大城市里缺乏针对个体出让/受让者的二手小商品实体交易市场。目前各大城市中,二手市场通常局限于一些大型商品,且不提供个体出让/受让者交易平台。大型商品如家具等的二手市场,因其中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而具备一定规模,而小型商品的二手市场则是真空地带。人们只能将不用的东西束之高阁或者惋惜的丢进垃圾箱。虽然通过亲朋好友间的交流可以馈赠转让,但这种流通方式受交际圈限制而非常有限。
2.虚拟二手市场缺乏诚信保障
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提供了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广阔平台。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供个人二手商品信息的网站,如百姓网、赶集网等等,可供人们足不出户的选购二手商品。互联网的快速和便捷的确是无可比拟,但是它对于二手商品交易来说,却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不利因素,即:诚信保障。当今社会电子商务非常发达,网购占消费者购物总量的比重也越来越高,但二手商品交易在网购的总比例占有率上却少得可怜。究其根源不难发现,消费者购买全新的物品,有商家为质量、性能等做担保,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性能不满足消费者需求,可协商退换货事宜,这也是商品交易中最基本的诚信保障。但是,二手物品缺乏这样的保障。出让方对于物品新旧的描述及定价,也没有一个标准或者一种渠道可以衡量。放在互联网这个双方无法当面沟通和确认货品的平台上,这种缺乏诚信基础的交易,产生纠纷的几率非常高,而且纠纷本身也会影响人们对于这种交易形式的认同感。因此,二手商品的网上交易市场,并没有形成规模。
二手物品市场的管理与建议
1.面临的问题:缺乏发展的动力及相关的市场规范
二手商品交易,尤其是小型商品,利润非常有限,少许的摊位租赁费可以维持市场的管理成本却算不上可观收入。而且二手市场的影响力和作用既不明显又很缓慢,如果没有政策大方向上的引导和支持,愿意开展相关方面工作的人员自然少之又。英语中对于二手市场有一个非常形象的称呼:Flee Market,即跳蚤市场。这个名字充分体现了市场内商品和交易人员的庞杂。治安保障,费用收取,纠纷处理,这一切都需要建立相关的市场规范,以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
2.一些建议
凡事都不可一蹴而就,发展二手商品交易市场也需要从开展试点开始。关于如何试点,笔者有两点建议:
(1)挑选一些社区试点运作。可要求社区管委会开辟一块地方作为交易场所(这点需要政府予以政策上的扶持),以周为单位自由开放给居民进行交易。这样做的好处有几点:社区的人群以居民为主,管理相对容易;居民在离自己住所很近的地方进行交易,无需担心运输成本,这种形式也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交易的同时也可加强社区居民的相互沟通。
(2)请高校指定一些校内区域,定期或不定期的开放给附近的居民作为交易场所。各大高校每年都有校内二手商品交易,但因为只对学生开放,交易内容多局限在二手教科书等学生用品上,规模很小。现成的空间,加上一定的管理,如能发展起来,高校二手品市场对于附近的居民和本校学生,都会是个不错的福利。
参考文献
[1]MBA智库.百科.
关键词:序列空间表现;意象形态空间表现;文化移植空间表现;情感意境空间表现
1 关于珠村
第一,珠村简介,广州珠村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内,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它因“乞巧节”闻名广东,起源于南宋的珠村,居民以潘、钟两姓为主。村落向心布局,水乡风格突出,有历史建筑,也有古树名木。珠村民俗活动精彩纷呈,保留有舞狮、拜猫、拜太公、扒龙舟、摆七娘、唱大戏等。城中村,是老城发展的烙印,是城市的文化符号。第二,展示的意义:一是展示珠村的典型民俗文化,提高民俗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感,并提出文化介入城中村改造的设想;二是现实意义:关注城市发展问题;三是衍生意义:城中村不只是栖息的场所,更是农民工、外来工除了故乡以外的另一个归宿。第三,展场空间,珠村民俗文化展厅位于广东省博物馆第三层艺术馆临时展厅,展场面积约1500m2。
2 民俗文化展厅表现手法
2.1 序列空间的设计表现手法(图1)
(1)以文化为主线划分整体的展厅空间。基于城市道路系统分析,城中村道路系统呈现自由型分布的无序状态,从空间形态上,采用主轴线贯穿、分割整体空间;将文化作为主线索,这样共同形成展场空间的平面分布,形成空间的二维图形。展场划分为三个展厅。分别为:第一展厅:城中村发展烙印展厅――珠村发展历史;第二展厅:城中村的民俗记忆展厅――珠村历史文化介入城中村;第三展厅:城中村的未来设想展厅――未来发展方向的可能性。
(2)以时间为轴线设计展厅布局,现状――过去――未来。由城中村现今的矛盾、无序、错乱的现实,到城中村过去传统民俗文化、特色的民俗节日(乞巧节、拜猫节、龙舟节),再到城中村未来的设想与希望。以探讨问题思维模式: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整体空间序列安排:序厅――第一展厅――过厅――第二展厅――过厅――第三展厅――尾厅。
2.2 意象形态空间的表现手法
意象形态的空间表现主要是通过提炼抽象化图形化的“象”同构现实空间内容的“意”。第一展厅为城中村发展烙印展厅,通过提炼城中村杂乱的线条、裂缝、狭窄过道,传递城中村的现状和历程。
第一,展厅整体以无序、散乱空间布局意象表达城中村自由散乱的现状。第二,序厅空间造型上呈现不规则,不稳定的形态,天花的垂落造型,不平整的地面,破砖为材料主题墙面,共同还原传递了城中村的肌理(图2)。第三,通道墙面上错落的裂缝造型,交叉天花造型,配合上灯光,让人犹如穿行在城中村,狭窄、阴暗以及电线乱穿的杂乱天际里。第四,异形墙面,作为城市近展变迁的照片墙,在灯光衬托下,展现过去城市发展变迁的巨大变化。第五,“一线天”过道,天花“一线”造型;墙面裂缝造型以及意向性的建筑立面;加上不规则、非常规的阶梯。共同营造“握手楼”“一线天”、坑坑洼洼的城中村印象。让参观者从视觉、触觉等多方位的体验城中村的发展历史。
2.3 文化移植空间的表现手法
移植不是简单的挪用和复制。移植不是被动的、客观的,或漠然的,而是积极的、主观的、充满目的的。第二展厅为城中村的民俗记忆展厅,通过移植民俗文化的符号和场景,展示和传达珠村的民俗文化记忆。第二展厅整体分为三大展区:乞巧节展区、拜猫节展区、龙舟节展区。
第一,过厅通过移植的古代村落的牌坊,平整的地面铺仿古砖,渐渐进入竖立的两排牌匾,依次营造村落的民俗建筑文化。第二,整体材质以清混凝土,实木为主。色彩以素色,木色、灰色为主。灯光以暖黄色为主,冷蓝色为辅。第三,以点的形式,将民俗展品嵌入不规则的墙体,配合重点照明,寓意传统文化犹如星点存在于城中村文化中,却不失为不同地域、不同城市的文化符号。第四,乞巧节展区、拜猫节展区、龙舟节展区,通过展示的精美手工艺品、龙舟模型、图腾纹样展示特色民俗节日活动,通过写真全景雕塑、虚拟影幕、多媒体声光电等再现民俗节竞技场景,让参观者对民俗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认知和欣赏。(图3)
2.4 情感意境空间的表现手法
境,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氛围,更是一种启发、期盼、思考、设想。民俗文化的传承、城市村落的延续、外来工栖息的场所、新旧文化的冲突等城中村的发展与改造,是当今城市发展的一大难题。它是一个集社会发展、城市变迁、人文历史,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碰撞与矛盾的产物。第三展厅为城中村的未来设想展厅,将文化介入到改造的设想,启发参观者对城市发展、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思考与设想。
第一,过厅在布局上引用圆形向心与发散的图形特征,倾斜的半球造型是珠村电子地图屏幕。以电线为意象的天花垂落半空配合地面交错的黑色线条,寓意文化与现状的碰撞,现在与未来的交叉。第二,新旧文化墙的设计,不规则、不平整的墙面寓意城中村各不相同的建筑立面,绘上传统民俗节日相关图画,以及现代艺术墙绘、涂鸦等。尝试将现在城中村不统一、极不协调的建筑外观,通过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加以改造,形成文化与艺术的氛围,达到文化在现状矛盾中的共融。第三,未来设想展厅利用先进常用的城市公共导视系统与传统元素相结合。缓解城中村自由分散道路的指示问题,并作为辅助路灯的功能。同时,用文化在弥补公共导视下生硬的效果,达到功能与形式的共同结合。第四,曲面的墙体造型、不规则的意向建筑造型、LED地幕、水雾、绿色的倒影共同创设一种较虚幻的空间,启发参观者对水与建筑、水与城市关系的问题的思考。第五,冥想空间整体上营造相对独立的空灵的空间氛围。造型上以围合的“盒子”为基型,构建相对封闭的异形“盒子”,地面四周低中间高,中心垂吊水晶玻璃球泡,形成向心、向上的视觉感受,引导并启发参观者驻足、思考、反思、设想。(图4)第六,尾厅由错落的墙体变化到曲面体,寓意城中村的发展,由错乱、矛盾突出的现状,向柔和、和谐的未来发展。曲面造型内置曲面的投影幕,展示城中村未来蓝图的构想。地面错落的条形呈交叉向门方向延伸,寓意“新希望”的发展方向。
3 民俗文化展厅给城中村改造带来的设想
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个现实的大问题,相比以往拆迁带来的“暴力”改造,“旧城换新城”的改造代价是巨大的。在政策上拆迁成为政府与村民,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在经济发展上,投资商与村民征地补偿上也是冲突连连;在文化上,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甚至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在冲突与矛盾的改造过程中,通过思考“变与不变”的哲学思想,希望达到改造或缓解激烈矛盾的前提,并将改造的损失和破坏程度降低,最终达到城市发展和城中村改造的和谐与良性的发展。
通过介入当地民俗文化,我们提出了对改造的设想:第一,采用现代城市导视系统,改变城中村现今的村道,并结合当地民俗文化,辨清村道方向的同时,传播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增强文化的认同感。第二,采用文化和艺术的手段,利用墙绘、喷绘、涂鸦等的方式,将城中村的不统一、杂乱建筑外立面进行“装饰”,将城中村改造成为具有特色的,“文化村”或“艺术村”。第三,完善城中村的信息传播和文化宣传形式,同时利用特色文化作为装裱,将科技产品与文化相结合,达到信息的快速与准确第传播,并体现特色的城中村民俗风情。第四,利用城中村原有宗祠、祠堂等传统的公共场所,改造成为城中村的活动中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向外来人口开放,共同创设具有归宿感的综合公共场所。将文化的“小”影响渗透进城中村的“大”改造当中,将文化作为“软力量”植入城中村“硬”改造当中。这是我们对未来城中村改造的设想,也是我们对未来城中村的愿景。
参考文献:
[1] 林琳,欧莹莹.改革开放后广州市居住区演进特征分析[J].观察与评论,2006(9).
[2] 储冬爱.城中村的民俗记忆――广州珠村调查[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3] 刘沛林.正在消失的中国文明――古村落[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
[4] 简・雅各布斯(加).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M].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
税收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能够集中而深刻地反映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水平、性质。因此,领略中国税收的历史,可以从核心部位把握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两千多年中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败盛衰的运动过程,从而为参透中国历史“迷津”,正确把握中国历史传统,提供一个明晰的新的视角。
夏、商、周( 西周) 三代的三种赋税形态,史称“贡”、“助”、“彻”。尽管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总的税率大致都是十分之一,即所谓“什一而税”。夏之贡近似于定 额课征形式;商之助和周之彻,均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前者为劳役课征形式,后者为劳役向实物课征的过渡形式。共同的特点是:税率低,贡赋并重,租税合一。它反映了在国家出现的早期阶段,实行分封制政体,税收的初级形态,也反映了税收从自下而上的自愿形式向自上而下的强制形式的演化过程。三代时期的“工商食官”、“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到了西周后期,有了“关市之征”,即有了初始的商税。
春秋、战国时期,税制改革成为各国政治经济变革的重要内容。从鲁国的“初税亩”到秦国的商鞅变法――废井田、履亩而税,反映了土地由分封制步入国有制,由公共占有制到私人占有制,以及税制由租税合一进入税人税地的发展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提出,加重工商税,出现了国家专卖制度。
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税收制度,以“繁 法严刑”加以保证和规范。其特点是:
第一,通过土地登记和户籍制度,“令黔首自实田”,标志着土地私人占有制的确立。
第二,施行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从而把农民牢牢地固着在土地上,确保国家田赋、兵役和力役的稳定来源,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构筑了经济基础。
第三,实行“急政暴虐”的极权政治,赋税达到横征暴敛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载云:“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制二十倍于古”,乃是秦朝迅即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代承袭和发展了秦朝的税制,特别在重农抑商方面把秦制推向极致。在抑商方面,除苛征商人的关、市等税外,从汉武帝开始,还对商人重征财产税――“算缗”;施行国家绝对垄断的盐铁专卖;国家直接经营商业、运输业,称“平准均输”;加倍征收商人的人头税和其他附加税,正如汉高祖《贱商令》所云:“重租税以困辱之”。
在所谓重农方面,汉代虽然吸取了秦朝覆灭的教训,强调“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汉高祖行十五税一,汉景帝行三十税一,而且终汉四百年而不改,但事实上,汉代施行的是轻田赋重口税的政策。
汉代的税制集中体现了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政略,把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税制加以系统化、法律化、制度化,对之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莫大的影响。
三国时期,各国为解决军饷和财政问题实行大规模屯田,并调整税制。最有成效者当属曹魏政权。值得注意的有两项:
一为组织军屯和民屯,把汉武帝始行的屯田制提到新的高度。官府和屯户分配额为二五中分( 使用官牛的为分成),虽然退回到租税混一的课征,但这一举措却使大批流民有所归宿,回到土地上来。
二为实施“租调令”,把汉例三十税一田租改为计亩定额税;取消汉代人头税,改行按户征收“户调”( 户税),户调开始成为常税。
晋统一“三国”,在全国范围实施占田、课田制和户调式。即平民计口,规定男女人口可占田地亩数;计丁规定应征田租亩数;计资分等级规定户调负担。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北方,孝文帝创行一体化的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均田制等举措为北齐、北周承袭,并对隋唐两代影响至深。
魏晋南北朝,北方商品经济遭战乱、少数民族政权割据破坏严重,而南方却出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南方六朝的工商杂税成为政府重要收入之一。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把北魏开创的均田制推向全国,并提高授田数量。在精减机构、裁汰冗员、减少国家负担的同时,实行租调制,减免田赋徭役。更难能可贵的是,着力鼓励工商――除山泽之禁,去盐铁之专利,免入市税及盐铁等税。重农抑商的传统税收政策得以空前驰放。在短短二十年间,经济迅速发展,创历代最好之财税。马端临《文献通考》称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个中奥妙值得深思。
唐代把中国古代税收和税制发展到更高阶段。特别是唐初的租庸调制和唐中的两税法两次税制改革,对传统税制有着明显的突破。主要有:
1. 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发展;
2. 从税人到税物、税资的发展;
3. 徭役的赋税化;
4. 商税正式成为一项国税,工商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份额不断增大;
5. 国家税制统一,法律对税收起了重要的保证和规范作用;
6. 确立“量入为出”的财税原则,并根据经济多元发展而采取了拓宽税种、简约税制等措施。
所有这些,反映了自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反映了传统重农抑商政策和非经济强制对人身束缚的弱化。
五代和宋代的税收基本上因袭了唐制。
宋代为防止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重演,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向更高阶段,财税大权一统于中央,标志着中国古代专制主义集权制国家财税制度发展的高峰。
宋代把两税中的地税和田税划一为以田亩为标准,人称有田则有税,无田则无税,反映了当时土地买卖的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
宋代大大拓宽了赋税领域,了规范商业税的《商税则例》,设立了专管商税的机构“商税务”和专管外贸及进口关税的“市舶司”。工商税收跃为国家大税,反映了商品经济特别是商业外贸的空前发展。
宋代专卖项目繁多,但突破了官本格局而演化为官商合办、官商共利的局面,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使然。
宋太祖开始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恤商”政策;而王安石新法虽有可取之处,但仍以陈腐的重农抑商为宗旨,把历史拉向倒退,其失败自是势所难免。
宋代“生不逢时”,民族战争频仍,内忧外患严重,军费开支几达税收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税制发展变化最为迅速的朝代,但又是历史上财政最为困难的朝代。以后几代,在税制方面虽有深度和广度的进展,但并未见有质的方面的突破。
辽、金、元三代均属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税制都表现为中原原来先进制度与游牧民族带来的落后生产方式和政策的混合。
元代的官府和贵族、官僚兼并了大量土地。官田因战乱、掠夺急剧增多。官田多实行屯田制,回到原始的租税合一的课征形态,而屯户事实上成为贵族与官府的农奴。私田因贵族、官僚以权占田而致集中,与宋代以钱买田而导致的集中,形成鲜明对比。元代税收因地、因户而异;政府为满足财政急需,允许大户包税;重视商业,商人可享减免税收或包税等优惠。元朝税收制度最为混乱,比唐、宋甚至辽、金都有明显的倒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财税上仍从清整户籍、土地入手,先后实行“黄册”和“鱼鳞册”制度,比较有效地解决了累代积存的土地和赋税的混乱局面,增加了税收。
明代中期,朝廷为摆脱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及财税困难,先后推行过征一法、鼠尾法、 一串铃法、十段锦法等税制改革。万历九年(1581 年) 在全国颁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按地亩征银。它的简约税役、折银征课,比唐宋两税法更加彻底,因而也更适应于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时势。一条鞭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业税的至高形态。以后虽然有清朝的“摊丁入亩”,但也只在局部方面有所发展。
明代在财税问题上,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既极权又腐败的特质。一条鞭税法在维护和巩固明朝专制集权统治上取得了短暂的“中兴”效应,但无法改变专制国家江河日下的历史趋势。
清代的税制以为分水岭,分出前期与后期。前期沿着历史传统道路发展;后期因失败、外国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而被迫开始改弦易辙。
前期在税制上最突出的事件为“摊丁入亩”。明代一条鞭法没有彻底解决地丁合一问题,人丁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清代经康、雍、乾三朝,摊丁入亩终于在全国铺开,完成了地与丁、赋与役一统于田亩征银的历史任务。到此,两千年来一直纠缠不清的税人与税地及人头税问题总算在法律上得以解决。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制,应是中国古典税制的终结。
明、清两代都实行某种方式的海禁,清朝前期又实行矿禁,因而外贸税收和工商税收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对唐、宋、元开放政策的一个倒退。
后,税制开始出现质的变化,走出一条似可称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税制变更道路。即旧的传统仍保留着,但为适应国门被打开的局面,开始逐步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税收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变动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国资本列强的侵入和强制,形成一种半封建专制半殖民地的税制形态。
以后,清代税收最大的变化是:两千年来一直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命根的田赋,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下降,逐步退为地方税;而五口通商后新设的海关( 初称“洋关”) 的关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上升,成为国家主要收入。从1842 年到清朝覆灭, 中国境内共设有60 余个海关。
税收的半封建专制形态主要表现为,在标榜“轻徭薄赋”的同时,不顾百姓死活,以各种强制手段增加传统的田赋、矿税、盐课、茶税及各种工商杂税,甚至采用借税、厘金、义谷等手段横征暴敛。
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海关自的丧失,不平等条约确定的“协定关税”,以海关作为战争赔款和政府对外借款的抵押,海关管理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等; 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不平等条约确定的海关低关税制,进出口税的失衡,中国人和外国人纳税的不平等……,从而为外国资本商品倾销大开绿灯,严重影响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中国旧税制的突破和对部分国外新税制内容的吸收,也意味着中国开始走上与世界近现代税收文明接轨的漫长之路。
中篇 中国古代税收历史的思考
检视中国古代二十几个朝代赋税制度的因袭变迁,我们不能不为中国作为人类税收文明重要发祥地,积累了四千年绵延不断,丰富、系统、辉煌、完备的税收文字历史而惊叹不已。但是,从历史的长河看,四千年来税制的发展,还是十分缓慢的。特别是唐宋以后近六百年间,税收体制也和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结构、制度一样,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质的重大突破,甚至更加保守、封闭、落后。这是值得深思的。税收体制有古典体制和现代体制。现代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普遍运用于生产领域、民主政治形态,以及自觉的纳税意识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税收属于古典体制。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的发展历史,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发展过程的一面镜子。从赋税的国家职能角度而言,这种税制可以定性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税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税收理所当然地是为满足朝廷和皇室的财政需要。为了收税,官府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征税与纳税直接反映着统治与被统治、强制与服从的关系。
第二,这种税制是由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秦王朝确立的。法家主张国家至上、君主至上,主张“国富民贫”。汉武帝修正为“外儒内法”,道德伦理上宣扬儒家的“轻徭薄赋”,但实际上行法家的原则,总是赋敛不已。除正税外,巧立名目征收各种附加税。以后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外儒内法”的政略。这种税制的重要特征,是中央政府统揽财税大权,没有明确的地方税,从而加剧了地方官吏的苛征苛派。
第三,这种税制是以农业为基础,把农民死死地固着在土地上,追求地产增殖的最大化,以实现国家对财税和劳力需求的稳定性。它有强烈的人身束缚性和超经济强制,税田、 税人常常搅和在一起。除田税外,还有兵役、劳役、杂役等徭役,以及户税和人头税。历代赋役制度虽有更易,但只是程度和形式上的不同。
第四,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往往还以政权为依托,垄断商业、手工业、矿业、交通运输等重要行业,其形式包括官工、专卖、禁榷、屯田、平准、均输等,兼收利税之益。可视为古代的国营企业和统购统销政策。
第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税收体制,必然会出现专制而不能集权的局面。于是,严重腐败现象就会出现。税收中的腐败是这种税制的必然产物。
事实上,自有国家以来,土地国有观念和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它强烈地反映在税收制度上,并制约着中国古代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发展过程大致是:
首先,夏、商、周三代,是分封制下的土地宗族公共占有制。西周时期,国有观念已然明确。有“诗”为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可见,当时的舆论不仅认为土地属国家( 最高统治者) 所有,而且臣民也属国家所有。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争霸争统中纷纷进行土地、税役制度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明确土地国有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土地分配权归国家。从“初税亩”到“授田制”,从“废井田”到“令黔首自实田”――这一史称“土地私有化”的运动过程,只是终结了分封制下土地的宗族公共占有制,完成了从土地私人使用权到私人占有权的转变。国家通过直接掌握土地,以保证对税赋、兵役、劳役的征调。
再次,秦汉以后,“私有化”的进程更加迅猛。汉代的土地买卖已十分普遍,到唐宋及以后各代,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佃关系更一发不可收;地主经济、自耕小农经济成长为农村经济结构的主体;国家对土地控制和对土地上民户的人身控制日呈弱化;税制的发展――从“两税法”到“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等,都反映了土地私有化的深入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土地和土地上户籍的控制也并未放松,表现出国家对土地的主宰权。历代所推行的诸如“授田制”,“限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及“方田均税法”,开展的“削豪强”、“抑兼并”、“平赋税”的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汉武帝通过“告缗”措施,就“罚没”私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此 ”(《史记・平准书》),全国的总数更可想见;官府、贵族、官僚倚仗国家权势强占民田,元代、清代入关之初实行“圈地”运动;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公私土地具有“终极所有权”。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从法权意义来说,还是有限的,不彻底、不完全的。
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土地产权不明晰状况,顽强地反映在税收体制上,造成税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的消极、被动、滞后的局面,从而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土地国有观念和事实上存在的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及其税收体制运行的重要根据。
四、“重农抑商”是贯穿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经济政策和税收制度的“主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税收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传统。
商业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所谓社会分配不公和部分农民弃农经商的问题,使正处战争环境中的列国君主为之震惊。他们把工商业看成是对农业、对专制国家秩序的最大威胁。因为他们需要稳定的农业和农民,以满足他们对粮草( 赋税)、兵源的需求。于是,“农本工商末”、“重农抑商”、以及“农战”、“轻重”的思潮汹涌澎湃起来,其代表人物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家李悝、商鞅、李斯、韩非等。商鞅在变法中严厉贯彻了重农抑商原则,提出“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对不经批准从事工商业的农民,要罚作奴隶等;韩非更把工商业者指斥为国家“五蠹”( 五种蠹虫)之一。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把重农抑商(“上本除末”) 定为国策。汉代继承秦制,全面实行对商人的“重租税以困辱之”( 汉高祖) 的赋税方针。“重农抑商”思想从此成为两千多年经济政策、税收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重农抑商”之“重农”,并不是重在农业生产和保障农民利益。商鞅是重农抑商的鼻祖之一。他主张的是兵强民弱、国富民贫,甚至要农民成为“家不积粟”的赤贫。汉武帝标榜“轻徭薄赋”,但实际是轻田租而重口赋,连三岁的孩子也要上人头税。“重农”之重在于把农民世代锁定在土地上,重在稳定赋税,稳定兵源,稳定极权统治。“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常态。抑商的主要手段是:
第一,利用税收作杠杆,“重租税以困辱之”,这是经济上抑商的最主要手段。汉代抑商最厉害,对商人的赋税课征也最重。除市、关、资源等商业税外,还要重课各种名目的财产税 ( 缗钱税)、双倍的人头税及各种附加税。又如唐朝的“借商”、五代的“免行钱”、宋朝的 “和买”,都是对商人的挖空心思的巧取豪夺。
第二,强力剥夺。一种是直接剥夺,如秦朝对商人。一种是类似税罚,如汉武帝的“告缗”。有点像搞政治运动,发动民众告发偷税漏税的商人,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 史记・平准书》)
第三,通过国家专卖( 或禁榷)、平准、均输等方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某些商品的生产、运销实施垄断经营,达到既利税双收,又挤压商人的目的。汉代、宋朝国家专卖都搞得很厉害,汉代是国家直接垄断,宋朝是国家吸收大商人合作,实现垄断。后者固然是商品经济发展使然,但仍严重限制着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这种国家直接参与、操纵、控制经济的传统,一直流传到近现代中国。
第四,国家从法律上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从伦理道德上损坏商人的人格,造成轻商、忌商、恶商、恐商、不敢言商的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在今天的社会也未曾泯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并不如政策制定者所想。西汉力主“重农抑商”的晁错,已经看到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己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汉书・食货志》) 商业虽然还在发展,在持续的“重农抑商”高压下,造成了经济形态的扭曲。其后果为以下三点:
一是商人为安稳计,普遍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到农村,购买土地房宅。工商业资本相当一部分转化为田地产,工商业者兼地主,形成中国古代经济形态一大特色。其结果是加剧了农村土地的集中,而这些工商业者兼地主,往往又成为国家“抑兼并、平赋税”的对象。
二是商人并没有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而是分割成小块,以租佃关系出租给农民。商业资本以这种方式进入农村,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反而使这种封闭的落后经济更加稳固。加之大商人又以金钱收买权力,出现了商人、地主、官僚一体化,并跻身于封建专制的权力体系之中,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一根支柱。
三是“重农抑商”之抑,从根本上说,并不仅仅损害了商人( 或工商业者) 的利益,更主要的在于它栓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正常渠道,不论农业还是工商业,都不能沿着正常的商品经济发展渠道发展。这是要害所在。
专制集权制的税收体制――土地国家终极所有权――重农抑商政策和工商业中的国家垄断( 专卖) 制度,似横亘于中国古代税收历史进程中的三座闸门。认真研究、充分了解这三大存在,或是开启中国几千年税收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
下篇 中国古代税收的文化传统
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倡言文化。然而,什么是文化? 它和历史是什么关系? 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去考虑它。
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
特别是文化传统,它渗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论著述、行为习惯中,渗透在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之中。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积极或消极的,也不论人们对它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总之,它已沉淀凝结成一种人们的活动氛围和社会环境。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强大的文化传统力量,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做法,后果自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正确、科学地认识它,积极地对待它,就会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历史动力;反之,就会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力。
税收本来就属于历史范畴,而且是社会演进、历史变迁中举足轻重的历史范畴。所以学习税收历史,把握税收文化传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税收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历史和国家一样悠远。
税收以国家为主体,通过超经济手段、无偿的方式,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税收所得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保障。
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的一根杠杆。几千年来,牵系着千家万户,牵系着国计民生,牵系着社会经济、社会活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社会贫困、社会灾难、社会腐败的渊薮。税收是一个多元的历史范畴:作为国家的职能,决定于也影响着国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范畴;作为特殊的社会分配方式,制约着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发展,因而融入了经济的范畴;而税收的历史轨迹、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论著述、文书表格、行为规范、教育培训、信息媒体,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反映等,又融入了文化的范畴。
税收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古代传统的税收,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职能,但归根结底是为国家服务的。当国家的政治体制从专制集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化时,当经济体制从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时,税收体制也会亦步亦趋地跟着转化。它的职能也会从主要为国家官僚机构服务转为主要为社会、为人民、为纳税者服务,并以公开化、法制化、规范化,严格的监督机制为其主要特征,从而浮现出现代税收体制与古代税收体制的分水岭。
什么是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如何看待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中国税收文化传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有着世界最悠久的历史,而且体制完备,内容丰富,文字记载几千年,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税收文化的一大宝藏。
第二,在中国税收文化传统中,最深入人心的,当属于“轻徭薄赋”、“富民强国”这一具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而且两千多年前就已明确。先秦诸子中,如管子的“薄税敛,毋苟( 苛) 于民”;孔子的“惠民”,“敛从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罚、薄赋敛”;老子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墨子的“诸加费,不利于民者,圣之弗为”……他们的税收思想和原则对后代有巨大深远的影响。在先秦诸子中大概只有少数的法家代表人物唱了反调。如商鞅主张国富民贫;韩非主张重税,反对足民。从思想文化而言,不是主流。汉初“轻徭薄赋”和隋初“恤商益民”的政策,都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历史上的统治集团的贪欲总是和“轻徭薄赋”、“富民强国”思想原则相悖,而且现代学者也有人简单地把这一思想原则斥为“小农意识”,但它毕竟反映了广大民众――纳税者的愿望和要求。这应该算是中国传统税收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三,与上面相联系的又一优良传统,就是税收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思想原则。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国家税收才能多起来。如春秋初年,辅佐齐桓公取得霸业的管仲就提出:“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孟子也认为,合理的税收能够促进生产,不仅可以富民,也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荀子也认为“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 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强调“务本节用财无极”。西汉司马迁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执掌中央财政达三十年的西汉桑弘羊清醒地提出,为扩大国家税收范围,不仅要重视农业,更要促进农工商互动协调发展。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工商师各得所欲”。北宋王安石更明确主张,税收的基础应是发展生产,“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种税收原则愈到后代,愈趋明确。
第四,强调税收的社会协调、社会保障的职能。就是说,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除用于皇室,用于养活官吏和官府的开销,还要用于社会事业,备荒、济贫、赈灾、治水、修桥、修路等。如韩非提出:“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西汉的贾谊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张通过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可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可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南北朝时代梁武帝还推行“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算是中国最早官办的孤老院、孤儿院。在历朝历代税收机制、设施和规定上,也对这种财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设“常平仓”,收“义仓税”,实行“蠲免”等,在救灾、救难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第五,主张税收“取民有制”或“有度”、“有常”,要求税收规范化、制度化。管仲最早提出:“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孔子提出税收要“度于礼”;其后墨子提出“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孟子提出“取于民有制”。西汉初年,朝廷把“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 作为税收原则。到了西晋,傅玄更明确提出“赋役有常”的主张,他强调“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也,以奉常数,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务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之争,也都是为了体现“有常”――要求规范化、制度化。
当然,中国税收文化中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传统,如根据社会要求,对税收问题和原则开展公开争论;根据政治、经济变化开展变法改制;等等。
但是,中国毕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历史,近百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三十年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运行的历史。这些历史的积淀交揉融汇在一起,互为作用,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成为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沉重包袱。
第一,税收的属性本是国家的职能,而且以强制性、无偿性为其基本特征。在几千年的中国税收史中,这种特征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而税收的社会性和与百姓利益的关切,则完全处于从属的微弱地位。中国古代虽不乏明君贤相,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财税主张和措施客观上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也反映了人民大众一定的要求和愿望,但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以君王为代表的国家官僚机器的需求。收税者和纳税者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是不可能一致的。
第二,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是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农业国。从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强调农业为本、重农抑商,并在税收思想和税收制度中占主导地位,从经济上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从政治上强化了封建的专制和集权。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或与此有关。中国文化传统,包括税收文化传统中的农本主义、重农抑商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一大历史包袱,人们自有深切感受。
第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在中国税收文化中形成的最突出特点是,税收作为国家一项职能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企业,公民作为纳税人没有主体性资格( 甚至纳税人身份亦被掩盖),征纳双方的权力( 权利)、责任和义务严重不对称。国家的征税权力被提高到绝对的程度。国家是原生物和至高无上的存在,而财富的创造者和纳税人则只是国家的衍生物。因此,在税收的立法、征收、监督等方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什么公开化、规范化、法制化,更不可能产生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
2011年底,在履新后首次公开亮相时,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未来我国要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逐步研究推动地方债、机构债、市政债、高收益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创新”。2012年以来,证监会及深沪交易所的相关领导也积极通过各种场合宣传推广高收益债券,引起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发展高收益债市场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
高收益债券也即垃圾债券,译自英文Junk bond。Junk意指旧货、假货、废品、哄骗等,之所以将其作为债券的一项形容词,是因为这种债券投资利息高(一般较国债高4个百分点)、风险大,对投资人本金保障较弱。高收益债券是投机性债券或非投资级债券,是指资信等级低于投资级别的债券。相当于Moody公司评级低于Baa或S&P公司评级低于BBB的债券。这些债券,可能是在发行时尚属投资级别而后来降为非投资级的,也可能是在发行之时即被评为非投资级的债券。
虽然垃圾债券一词并不动听而且不乏贬义,但在八十年代高收益债券——作为一种革命性的金融创新工具却一直是发展最快的证券品种。事实上,垃圾债券并不真的象“垃圾”那样毫无用处,有时候它们还真的非常有诱惑力。我国资本市场已经逐渐成熟,投资者也日趋理性,高收益债券的引入也有其可能。目前,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湖北、重庆和浙江8省引入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试点,私募债具有高收益债的部分属性,我们认为在我国引入高收益债券之前,了解美国高收益债券的发展历程以及美国在这方面的监管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二、高收益债券的发展历程
上世纪70年源于美国的高收益债由“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M.Milken)在80年代首先运用于公司并购,并为企业界和投资界广泛接受。高收益债券市场的出现反映了经济结构的转变、企业融资需求以及投资者对更高投资回报的要求。
(一)20世纪80年代前是高收益债券的起源与发展阶段
正如前面所述,高收益债券就是垃圾债券,它的历史几乎与证券市场同龄。正如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Robert Sobel指出的,Alexander Hamilton为了偿还外债发行的“独立票据”(Sovereign Notes)可以说是最早的高收益债券。它用预计的出售公共地的收入来支付利息,发行利率为6%,高于当时的其他各种利率。再者,许多知名的美国大公司都是靠发行高收益债券融资而起家的。
(二)20世纪80年代是高收益债券的鼎盛阶段
70年代中期以后,“高收益债券”逐渐成为投资者狂热追捧的投资工具,债券的发行规模尽管不断扩大,却时常供不应求,结果债券价格节节上升。无论投资者,还是投机者均争先恐后地涌入“高收益债券”市场,唯恐错过发财的大好时机。“高收益债券”迅速达到其鼎盛时期,当时市场急剧膨胀,这个时期美国共发行“高收益债券”1700多亿美元,到1988年“高收益债券”的总市值已达到2000亿美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收益债券风险释放,一度让高收益债券市场进入衰退期。
(三)21世纪是高收益债券的复苏阶段
虽然“高收益债券”曾经在九十年代一度低迷。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近年来国际上的“高收益债券”市场有强劲的复苏势头。2009年全球垃圾债的发行总金额甚至达到2578亿美元。美国在高收益债券发行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2010年美国发行“高收益债券”达500亿美元。高收益债券的复苏,可能来源于金融危机之后资本开始迅速积累与公司的财务状况普遍有所改善,再者,大量资金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因而也促进了高收益债券的大热。
三、美国高收益债券违约风险监控的基本制度安排
在美国实践中,由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管债券市场,目前主要是在投资者保护制度、社会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其他中介机构的操作制度要求与高收益债券发行企业内部高管行为管理的相关要求中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目的是从制度上降低高收益债券违约的可能性,使高收益债的发行尽可能地朝有利于投资者的方向发展。
(一)投资者保护制度
1.担保制度
美国证券交易法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的考虑,要求高收益债券的发行必须有担保,如果发行公司为控股公司,那么担保方涵盖了控股公司的所有子公司。当债券违约时,投资者可以向发行主体追偿,也可以选择控股公司下的所有子公司行使追偿权。
2.利息支付保证制度
该制度要求高收益债的发行前1-2年内的利息支付必须得到保证,即通过设置第三方托管的储备账户,将债券发行所得款项的一定比例存放于该账户中,从而达到初期利息能够足额支付的目的。
(二)中介机构操作制度
1.信用评级机构操作制度
首先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要求高收益债券必须由美国国内一家以上的资深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并且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将信用评级结果在其公司网站予以公布;其次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到现场与发行主体进行面谈,也就是说,信用评级机构必须有现场调研过程,其目的在于评级机构在现场可以获取关于企业经营组织管理效率和水平的一个感性认识,从而对书面材料起一个佐证的作用;最后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必须时刻关注高收益债券的发行主体的经营变动,定期对其进行跟踪信用评级,如发生重大不确定性事件对公司信用等级产生影响的,可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2.社会审计机构操作制度
独立性是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必须得到保证的根本点,审计机构如果为该企业提供管理服务、经纪人或经销商、投资顾问或投资银行服务,将被视为与该客户关系不独立,将受到置疑与处罚。在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0A-3条规则中对审计机构的职责也做了详细的规定。
(三)对高收益债券发行企业内部高管人员行为管理的相关要求的制度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规定高收益债发行的董事和高管们不能采取任何方式来欺诈、胁迫、操纵或误导审计人员审核公司报表,这是专门针对高收益债券发行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人员行为方面的限制。同时,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必须为高收益债券发行公司的提交给美国SEC定期报告的准确性负责。
(四)涉及信息披露过程中欺诈等行为的刑事处罚制度
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被界定为渎职犯罪,如存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不当行为,美国刑法还将对当事人追加刑事处罚,在美国证券法第11条中明确了针对高收益债券欺诈犯罪的处罚规定,并且《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延长了证券欺诈犯罪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由原来从违法行为发生起3年延长至5年,当违法行为被发现起1年起延长至2年。诉讼时效的延长有利于挖掘原规定时效内已过期的证券欺诈犯罪,提高了证券欺诈犯罪的成本。
四、高收益债券的作用与启示
在许多行业里,诸如医药、化工、计算机、半导体、仪器仪表等,正是在高收益债券的帮助下,其产品创新和应用最终得以顺利实现。高收益债券现在仍然在它的传统市场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为原本资产状况优良的企业重铸辉煌提供融资机会。高收益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高收益债券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有重要现实意义
高收益债券市场削弱了大公司原有的优势地位。因此,对于高收益债券持有恶意的政治势力还很强大,他们对于经济权力的置换和重组的重视程度高于其对于商业战略、科技进步、内部事件的关注。关键问题是,高收益债券在开辟中小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渠道的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以前只属于大公司的特权。除了经济因素,高收益债券也带来了社会的变革。中小型企业从此不再需要获得政府强制分配权力的特许,就可以筹集企业发展所亟需的资本。基于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理财原则的要求,又鉴于中国的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制度背景,因此长期以来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贷款难以得到我国金融机构的亲睐,即使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地方城市商业银行也将主要目标转移到大客户身上。允许中小企业发行高收益债券是符合基本理财原则要求的,这将使投资者获得与风险相一致的收益,也是突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发行高收益债似乎表面上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融资压力的存在,中小企业的某些融资成本可能超过30%。以美国1978-2007年发行的高收益债的利率的历史来看,整个期间的平均利率为12.09%,仅比10年期美国国债高4.84%。
(二)发行高收益债券必须从源头控制风险
国外将高收益债券的信用级别界定为BBB级以下,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否能够直接应用我国资本市场,这实际是一个对于我国高收益债券发行主体门槛的设定,相比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但是投资者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不足,因此应该适宜提高发行主体准入门槛。当然,如此处理就会存在如下问题,门槛过高势必将部分有资金需求的企业限制在门外,降低高收益债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的作用;门槛过低势必将部分偿债能力较差的企业纳入高收益债券的发行范围之中,提高了高收益债违约的概率,伤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这就要求监管方兼顾发行主体和投资者双方的利益,设定一个合理门槛,适当高于发达国家所设定的门槛。
(三)高收益债券必须引入信用评级机制
高收益债券也指那些未被评级的债券,但并不是指所有没有评级的。因此,这说明高收益债券可以在评级与不评级之间进行选择。鉴于目前我国投资者的成熟度不高,有必要引入专业的信用评级机构对高收益债券进行评级。同时,应对高收益债券评级机构的相关评级行为进行较为严格的监管。目前私募债试点过程中,私募债大多引入信用评级机制。这一方面说明信用评级在私募债发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独立的第三方对发行方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价将有利于私募债的顺利发行。可见,在高收益债券发行中引入信用评级机制是有必要的。
(四)高收益债券应引入必要的信用增级措施
信用增级是指在债券发行中,发行者为吸引投资者并降低融资成本,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提高债券的信用级别,并在实质上为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保护的行为,信用增级在国外金融市场上已非常普遍。目前对债券产品的信用增级措施一般可以分为外部增级和内部增级两大类。所谓外部信用增级是由独立第三方为金融产品提供的担保,其形式表现为政府担保、银行信用证、付款保险、专业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等。抵押担保企业债券以企业现有的不动产、工厂或设备作为抵押品,若公司倒闭,投资人可从拍卖的价款中获得偿还。目前国内比较重要的担保措施是由专业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从而达到信用增级的目的。内部信用增级是指由发起人或发行人为金融产品提供的担保,其形式表现为信用分层、超额担保、储备基金等。
(五)合格投资者的标准
风险与收益是匹配的,高收益债券的高收益对应着高风险,在国外高收益债券的市场上活跃的多是机构投资者,我国引入高收益债券必须制定投资者准入的相应标准。目前,限制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进入高收益债券市场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通过风险能力测试,结合投资资本市场的时间,并考虑投资者资本市场的资产规模等,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准入门槛,避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难以承受高收益带来的高风险。
五、结束语
IFA大展长年来与美国拉斯维加斯CES各据一方,争夺全球第一大消费与家用电子展会的桂冠,而CE China 2016的开场亮相,与CES上海展再次在中国对垒,两大展会的竞争蔓延到中国,战火继续升级。看来,无论是CES还是IFA,看重的都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消费市场,尤其是爆买全球的中国消费者已经成了欧美巨头的香饽饽,势在必得,正如IFA执行董事何彦思所说,CE China的决策与CES竞争无关,是深研中国市场多年后作出的自然选择,因为“到2020年,全世界2/3的中产阶级将生活在中国。”
推动创新
中国吸引众多行业巨头折腰的还不仅仅是超强的购买力,而且中国消费者偏好创新,已经成为消费电子和家电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力。根据GfK的市场调查,无论是家电还是消费电子,中国消费者对创新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都在全球领先,譬如中国电商很发达,而消费者也习惯在线购买和手机支付,相关比例都领先于其他市场。在4K超高清电视上,GfK预测2016年亚太地区销售将由上年的1,600万台激增70%到2,700万台,而中国一骑绝尘遥遥领先。
另一家市场调研公司IHS的预测数据也完全支持GfK的观点。IHS认为,当前4K和HDR等技术的应用已经蔚然成风,而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消费者对新技术的偏好,而这又得益于中国得天独厚的强大电子制造业,为中国消费者的创新爱好提供了基础。它预测,到2019年4K超高清电视的销售量将达到2.9亿台,而中国将一直占据最大比重,作为单一国家市场,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如下图所示),成为4K超高清市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增长亮点
一年一度的IFA全球新闻会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电新闻媒体记者最大的聚会,IFA柏林展通过与GfK和IHS及全球领先制造企业的合作,技术和市场趋势,引导行业发展。按照GfK的报告,大家电销售台数仍将增长,而小家电前景看好,全球家电及消费电子行业仍将受到持续增长的人口及中产阶级扩容的支撑,城市化、联网、健康意识将成为突出的趋势。然而,由于美元的强势,尽管大家电销售数量增长,但销售金额却会有所下降。可喜的是,小家电市场却势头强劲,尤其是中国,将达到32%的超高速度,而扫地机器人、电饭煲和空气净化器等成为明星增长品类。手机的增长继续保持势头,而智能家居、智能娱乐也将成为家喻户晓的词语。
GfK全球消费电子总监Juergen Boyny还特别关注无人机市场,他估计2015年430万台无人机被交付使用,销售额高达1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67%,有着惊人的市场潜力。一些大企业也在投入无人机,并开发出创新应用。亚马逊用无人机投递2.5公斤以下的包裹,而EasyJet则用无人机进行飞机的安全检测,既可以降低成本,还能提供效率效益。作为消费品,无人机市场也显示了充沛的活力,2015年的销售额便达120亿英镑,仅礼品一项,就十分可观。当然,无人机市场尚未成熟,譬如缺乏夜视,电池时间较短,负载不大,所以依然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
VR受关注
VR系当前科技与投资界最受关注的热点,这也顺理成章地成为IFA全球新闻会的焦点。像素的提高,画质的改善,手机尤其是手机视频的迅速普及,外加全景照相摄影手段,为廉价插卡式 VR提供了可能。但如果廉价插卡式VR盛行,破坏消费者对VR的感观和认知,专家们担心却可能给这个方兴未艾的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IHS首席分析师Paul Grey预期VR既不会沦为3D式的泡沫,但也不会成为下一个大爆品,VR将会逐渐找到一些扎实的有效的行业尼基应用,目前趋之若鹜的插卡式VR眼镜将难以持久,新的VR技术会出现改变前景,而其中VR内容的制作将至关重要。他介绍,Magic Leap对视网膜投影的资本高达14亿美元,开发与现实重置的AR互动,相处两地的研发人员可以共享科研,开发商可让客户虚拟选房,佳节可以跟远方的亲人共处,异地相恋的牛郎织女们也找到了更逼真的幽会手段,这是否会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游戏呢?
Paul还指出,由于奈飞之类的非传统玩家的出现跟随互联网走遍世界,视频内容呈现全球化的趋势,这带来了全新的版权与营销的问题与挑战。
Juergen Boyny同样认为全球性的电视互联网呼之欲出,他引述奈飞共同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瑞德哈斯庭说,到2019年,80%的因特网流量都将是视频,消费者将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任何设备观看任何电视,而智能电视网络电视到2018年将高达20亿台,其中一半为平板电视。中国及其香港地区所售电视,80%以上已经都能够上网。时移电视(15%),视频点播(21%),以及流媒体视频(29%)正在不断攻城略地,传统广播的份额只占35%,远远不足一半。人们观看的不再仅限于电视节目、电影,专业视频,甚至业余视频都在广泛传播,而且在年轻群体里,兴趣爱好更广泛。多屏化观看也成为时尚,电脑、平板和手机等非电视屏的观看时间在18-34岁的群体已经达到51%,超出传统电视机。
任重道远
IFA新闻会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云集了几乎全球所有的相关媒体,中国自然要有所表现。中兴通讯作为会的合作伙伴,再次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全球第一的专利申请量,不断推陈出新的产品,扎扎实实的销售业绩,的确为中国企业长了脸,为IFA全球新闻会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