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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生差异;思想政治课教学;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3-0062-03
笔者在多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中,逐步意识到不同专业,主要是文科专业和理工科专业两大类学生在学习上存在差异。尽管有研究注意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个体差异的学习效应,但是并没有文献专门针对这种差异性及其教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笔者在深圳大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简称“毛概”)的教学基础上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试图探讨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中体现的差异性,最终体现“因材施教”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地调查的基本情况
调查主要是以深圳大学“毛概”教学为代表,以连续五年的“毛概”教学实践作为基础。在调查中,主要是把学生分成“文科类”和“理工科类”两大类别。而最近五年的“毛概”教学安排,为调查文科学生与理工科学生的学习差异性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环境。主要的实地调查包括几个方面。
(一)问卷调查
对深圳大学2011级学生“毛概”课程效果各因素相关性的调查。这次调查对结束“毛概”学习的10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个别交谈及相关统计分析。调查的1000名(有效问卷918份)中,文、理科学生各占一半。调查的主要结论项是对《毛概》课程效果的评价,选取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类。(1)学科分类(理工科、文科);(2)教学相关因素,如教材内容、教学方式、学生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学生的基础知识准备等;(3)学生社会关注度方面,如对社会新闻的关注度、是否有打工经历、是否经常上网发言等;(4)有关社会参与情况,包括是否参加学生会、是否参与社团、是否参与社会考察活动、是否参与党员培训;(5)社会流状况,如是否经常与老师交流、是否经常和家人、同学讨论社会问题等。除此之外,还对学生的一些活动方式进行了调查,比如看新闻的途径、希望教材和教学方式做怎样的改进等。
我们以“教学效果”为因变量,其他各项选项作为自变量,进行了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的分析显示,“毛概”课程的教学效果,有几个显著相关的因素,除了“教材”、“教学方式”之外,还有文科和理工科的“学生类别”这个因素。这多少印证了经验中有关文科和理工科学生的差异性。这种显著性可能意味着:第一,文科学生和理工科学生对于“毛概”课程学习的需求有所差别;第二,文科学生和理工科学生对于“毛概”学习的讲授方面有不同需求;第三,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在课程的学习方面有不同特征。
(二)其他调查
除了这种大范围的调查,还进行了一系列追踪调查和抽样调查,比如在最近对600多名文科和理工科两个大类学生的学习、阅读和交流情况细节的调查;对学生金钱观念、文凭认知等方面的抽样调查。
(三)对调查结果的文本分析
在问卷调查之外,还有对文科学生和理工科学生的文本分析。在连续五年教学中,都有即时作业的安排,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当堂完成各种议题的作业。这个安排旨在考察学生目前思维和理论水平,即学生运用概念、理论建构文章的能力。同时,还有一些即时的演讲和辩论,也是针对学生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观察形式。
考察学生学习差异性,对这些因素与教学效果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目的是得出更普遍性的结论,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模式及教学模式提供选择。
二、基于学生专业差异性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相关基础知识储备的差别
受教育者的认知水平是教育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只有切合现实生活及受教育者的认知基础,教育过程才能产生“共振”,从而收到良好的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实践维度,一个是理论维度。就“毛概”课程而言,讲述的不仅是思想发展史,更是一部实践史。要理解书中的内容,并产生兴趣,必须有基本的相关知识储备,文科和理工科学生在这种储备上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专业和学生在课程上的学习需求。
1.中学文理分科造成的知识短板。大学生现有思想政治课的基础是中学阶段的学习,由于中学文理分科造成的课程类别上的差别,理工科学生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储备相对不足。
2.“思想政治课教条”。从文科学生的角度来说,中学阶段政治、历史学科是必修课程,“毛概”教材所涵盖的历史事件,学生几乎通过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有了基本了解。但是,糟糕的是,高考压力下的“填鸭式”教学使文科类学生对于有关知识记忆深刻,但是并不感兴趣。再加上教材的文件性、纲领性、条文性、结论性特征,使文科学生对相关课程产生了“思想政治课教条”,即枯燥、教化、无趣,因而缺乏学习积极性。
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调查中,无论在“教材内容”方面还是在“教学方式”上,选择“不满意”的都占到60%以上。教材和教学方式没有针对学生的知识体系进行适应性建设,大概是主要原因。
(二)学习需求的差别
基于文科和理工科学生不同的知识结构,文科和理工科学生在课程的学习需求方面也存在差异。
在调查中,有理科同学认为,思想政治理论是理工科学生仅有的了解社会、了解国情的课程,而这也体现了理工科学生对课程的要求和期望。对很多理科学生来说,“毛概”课程作为一门融合历史、社会发展的人文类课程具有吸引力。
而对于文科学生来说,不仅很多内容在高中阶段学习过,而且社会科学理论和学习贯穿专业学习,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方面并不具有稀缺性,因而希望能在课堂上进行现实案例的分析和深度讲述。
(三)阅读情况的调查
在对“是否经常看社会科学类书籍”的调查中,有41%表示“经常看”,有59%表示“不看或不经常看”。而对不同专业学生阅读的进一步调查显示,在阅读取向方面,96%的“文科”类学生和97%的理工科类学生是按照兴趣来阅读。调查显示,文科和理科学生在社会科学类书籍的阅读上显示了较大差别。文科学生阅读社科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居多。
(四)社会性的交流方面的差别
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群体性特征,往往通过家庭启蒙、社会示范、社会舆论等途径发挥教化功能,通过生活常态化的、不知不觉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行为与价值观念。基于此,我们调查了学生在家庭、学校的交流情况以及学生的主要交流方式。
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即使与父母很少交流的同学,也趋向于赞同父母的意见,这个稍显意外的结果反映了学生对于经验的一种普遍的尊重和认同。这个调查中另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学生之间几乎很少交流社会时政方面的话题。究其原因,有同学认为,社会离自己远,没有兴趣;也有同学说同学间意见差异很大、争论没有结果等。
实际上,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兴趣缺乏,正是反映为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兴趣缺乏。
手机、上网这种信息交流方式对学生的认识是否产生影响?对此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在最近的一个跟踪调查中,“文科”和“理工科”学生在“手机、上网是否影响你对社会的认识”这个问题上,均99%以上回答“有影响”或“影响很大”。而也有大部分同学清楚认识到了网络的两面性。
(五)思维习惯的区别
在了解学生思维习惯的调查方面,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观察学生的课堂作业和课堂发言。学生当堂完成作业的过程也是一个运用自身已有知识和话语建构社会认识的过程。目前看来,文科学生和理工科学生在作业中表现了明显差异:理科学生更多是事实描述和个人经验描述,论述较为简单而且缺乏联系;而文科学生经常使用相关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解释和分析。
三、“因材施教”意义的教学模式改进
基于调查结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要更进一步提高,应使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学习目的对接,同时使社会发展经验和学生的个人体验相结合,这是达到教学有效性的途径。而这种对接,必须体现在尊重学生差异性的基础上。
(一)教材的改进:深度与广度
在教学中,因应不同学科学生的学习特征和学习需求,对课程内容进行取舍,以满足学生需求。
对于理工科学生相关基础知识较少的现实,思想政治课教学应该有更多的承载内容。比如发展过程、社会发展各项指标的内容、社会经济运行和组织等方面,从历史事件和演进历程,建立分析的条件和链条,以体现理论的科学性,同时通过现代中国的蓬勃发展彰显其价值理性。
文科学生的特点是价值观更加多元化,因而容易产生混乱。因此,在针对文科生的讲述中,必须明确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然后,结合现实案例,从理论角度解读,让学生进行对比和分析。
(二)教材的文本解读:互补与适应
知识结构的不同使学生运用的话语及暗含的话语体系不同,这是一个教学呼应的前提条件。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进入学生的话语体系,引起学生第一时间的兴趣和响应。能进入其话语体系,才能使问题真正成为“问题”。所以,必须根据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的思维习惯和接受习惯对教材文本进行不同解读,让课程内容和不同学科的话语体系接轨,通过学科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渗透主流意识形态,达到课程的教育目的。
基于这些要求,教学组织方式上要进行改革。按照文科类和理工科类分类组织课堂教材,同时安排更具针对性、专业适应性的教师,按照学生需要组织教学内容。
同时,学生的教材体系必须提供更多支持。比如推出权威的介绍中国历史事件的辅助教材和比较其他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教学辅助内容,经典著作选读等。这些辅助教学内容使教材更丰富,也更具有选择性。
(三)教学方式的组织
1.教学过程,必须是一个平等的交流过程。从现实和数据出发,提出问题,建立思考问题的方法,明确目标,得出结论,然后再进行修正,这应该是更为科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学路径。除此之外,课堂的深化也是必须的。比如,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国文化的资源,也应该是学习的内容之一。
2.学生的社会参与和叙事、记录。鼓励学生的社会参与实践,并且通过对自己参与行为的总结,进行对社会的认识。这种参与性叙事可以是自身家庭的交流,也可以是自己参与活动的总结。
3.课程的考试方式创新。以一系列课堂作业和小组讨论作为主要的考试形式;或者通过课堂作业、开卷考试和社会调查实践报告综合起来考察;或者在网络上通过与老师的交流内容进行考核。这些方式应更能真正发现学生的学习效果。
(四)网络及隐形资源的运用。
要使学生更好了解课程,必须使课堂深化。如何使网络成为提供大量投入资源的空间和交流空间。如何把各种相关资料置入其中,利于学生学习和讨论,以及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是要探讨的地方。
本文只是主要针对文科和理工科的学科分类进行考察,因此,对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分析来说,尚有不足之处。尽管如此,本着教育“因材施教”的观念,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差异性进行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模式的调整和改进,应能更好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赋予的价值。
参考文献:
关键词:微型计算机安装与维护;教学模式;理实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5-0062-02
一、引言
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岗位技能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环节。当前在实践教学上用理论来讲实践,或单纯的操作的现象还依然存在,这样的实践教学,既不能达到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自然衔接,更不能达到培养学生岗位技能的目的,使实践教学变成走马观花,失去应有的意义。微机安装与维护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是从事计算机工作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长期以来,传统的课堂教学一贯采用理论课堂加实验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为本位,忽视了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一知半解,难以系统深入地进行学习。学生缺乏真正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所以等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面对微机也是局限于有限的课本知识及一些简单的应用操作,再加上日新月异的微机技术,一旦微机系统出现故障,就无从下手解决!而理实一体化教学方式将理论与实践融合,甚至理论成为了学生实践的背景体系,淡化以往的理论、实训章节割裂的状态,打乱原有的按知识学习组织授课的章节序列,围绕一个工作任务或项目来组织教学,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将所学理论与实践完全融合起来。
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理实一体化教学是指教学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即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将理论、实验、实训等教学内容一体化设置;讲授、听课与实验、操作等教学形式一体化实施;教室、实验室与实训场地等教学条件一体化设置;知识、技能与素质等职业要求一体化训练,由此形成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的一体化教学模式。理实一体化教学主要的优点是把抽象而枯燥的理论知识有效地转化到生动而有趣的实践过程中去,在实践中加以验证,让学生直接在课堂上学到今后就业所必须的操作技能,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参与,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能有效地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
三、微机安装与维护课程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实施
1.面对繁多的知识,教学内容的筛选非常重要。笔者认为,对计算机的产生与发展、计算机的结构组成部分的功能、微机的特点及应用范围、微机的种类与档次、微机的基本配置及硬件结构等是学生应具备的起码的计算机基础知识。这部分知识在计算机应用基础中有重复的地方,可简略的讲解。微机系统的组装与维护实验则是微机组装与维护课程的重头戏,应该运用一体化教学,以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只有教学目标明确后,教师才可针对课程性质和培养目标来准备相关教学资料。
2.教学过程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理实一体化教学中,根据学生特点,精选教材内容和重点突出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根据教学目标和任务,将知识点分解成实践训练任务,有计划地开展技能训练,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教学内容充分体现教、学、做三合一的思想,学生将来做什么、学生要学什么,教师就教什么,下面具体通过微机组装与维护课程中的硬件组装来具体说明一体化教学过程。在实践过程中,可结合提问的方式进行。比如在主机基本部件安装完成后的第一次加电测试时,机器未启动前,可以向学生们提问“显示器的屏幕会显示什么?”这些内容理论课上讲过,但教学反馈的结果是很多学生印象不深,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重新讲解。经过在实践中师生的互动,学生的印象会很深。另外,可使用教学与实际相结合的办法,可以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业余时间为学校、老师、同学乃至社会进行微机的组装、维修、维护服务。特别是对于品学兼优的学生,可让他们参与学校机房的管理,协助教师维护机房,这样既能巩固所学知识,也能增加他们的实际维护经验。
3.注重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教学评价。如果只有单纯的教学与实验,学生没有压力和动力,往往不能发挥学习的主动性,教学目的难以达到。上完每堂课后,教师应及时写出教学反思及作业、考试等反馈信息,如知识难点、知识缺陷、思维障碍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总结出来。这样可以及时发现教学收获与教学遗憾,有效地反思自己的教学,以便在以后的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实施补救。
考核是微机组装与维护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考核往往只依据期末考试的理论成绩,很难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实际上,考核应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既有基本的理论,又有实际操作,而且还要有创新思维的意识。因此考核应能客观、可靠地反映出该门课的教学效果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以及学生运用这些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为此,笔者对该门课程尝试了新的考核方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即在本课程中结合劳动部“计算机调试工(中级)”职业技能鉴定标准,采取以课堂实践操作、作业和期末考试评价的综合评价方法。综合起来就是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实际操作(应会)及期末理论(应知)考核几个部分。具体分配如下:
(1)平时考核占该课程成绩的20%。主要是根据学生出勤和课堂纪律情况,完成一系列平时作业及实验报告情况和对待实验的认真态度,来给出平时成绩。
(2)实际操作(应会)占该课程成绩的30%。它强调硬件设备动手拆装能力及检测能力。可预先设置一些计算机常见的故障,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故障原因,排除故障,使其能正常运行。考核时,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要求的操作。同时在考核过程中,学生要随时回答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验情况提出的一些问题。教师对每位学生在考核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都要做记录,作为评分的依据。
(3)调查目前的电脑市场,设计微型计算机的配置单占该课程成绩的10%。
(4)期末理论(应知)考核占该课程成绩的40%,以微型计算机理论知识为主。该项考核主要反映学生对此门课程基本知识和实际应用掌握的程度。
四、结语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了教学过程的互动,培养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
[1]王乃和,张居晓.《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教学思考[J].内江科技,2006,(09).
[2]田建仲.《微机组装与维护》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与研究[C].信息技术教育研究论文集,2005.
[3]耿旭东.计算机组装课程教学的思考[J].现代技能开发,2003,(5).
关键词:智慧;育人;深化;重新启蒙
如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取得实质性成效,需从传统“填鸭式”、“满堂灌”教学模式转变过来,以促进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积极探索实现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
一、从“知识”的传授到对“智慧”的启迪
在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学生们已不再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的单纯知识性的传授模式。调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关键之一在于教师要转变教学目标,从知识的传授向智慧的启迪转变。
智慧不同于知识,如果说知识帮助人们正确了解客观世界,智慧则在于帮助人们从整体上对人类生活有一种洞见和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启迪和教会学生对人生和人类生活有整体的洞见和把握。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关于事情真与假、对与错的知识体系,而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实践学说,关于人类如何走出异化实现人的解放的生存性智慧学说,这一学说只有在对社会现实的积极领悟和批判中才能积极地呈现出来。教师要能够把与时代问题相结合,在批判性的分析时代问题的同时传递智慧和思想,真正做到用分析时代问题解答时代问题。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的关键就是怎么让这些内容与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怎么让课堂内容带给学生更多的智慧和思想启迪。实际上,理论是者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思考和领悟,它的一些原理是在现实基础上的抽象和概括,它的衡量标准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懂不懂的问题。如何把这些关于现实世界的智慧传授给学生呢?这就需要教师有批判的眼光和善于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以智慧和思想的启迪作为教学的目的,阐发的当代意义及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思考,讲出它的历史渊源、历史变革、当代意义,深入浅出地把抽象的原理讲得通俗易懂,以广博的知识和理论的深刻性使学生产生兴趣和吸引力。这样学生所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有思想,它是领悟后所获得的,是内化于心的。同时,把知识性的传授转化成思想和智慧的启迪,也是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重要渠道。
二、从“灌输”式的教学向“育人”式的教学的转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讲解不应仅仅停留于以客观知识的传授为目的的灌输式的教学,它的更重要的目的是育人。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就认为,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具有某些专门技能的人,教育的崇高目标,应当是培养使其他德行相形见绌的真正的至善人格的人。
育人式教学要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那么究竟什么是“以学生为中心”呢?是否是以学生的要求和趣味为中心?在今天的思政课上,有的教师的课件以新颖感、趣味感、流行时尚等吸引学生。如果课堂教育真正以学生为中心,那么就不应仅满足于传授知识,而是让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有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并认为学习不仅仅是获得知识,更是学识和境界的提高。针对当代大学生的功利主义倾向等,基本原理课更应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知识,更是对智慧、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如果思政课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就要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能力为目的。而这比起单纯传授客观知识更为重要。因为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是学生学会学习和能有创造力的前提。如果思政课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就要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想学生们所想,急学生们所急,有针对性的回答社会变化给青年学生的思想带来的种种新问题,把所学内容与大学生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用学生也能懂的语言打开学生的心灵之门,走进(近)大学生,与学生做朋友,学生就会和你做朋友。让大学生不再感到基本原理课是一门高高在上的学科,而是学生们的紧密朋友。
思政课教学的根本的目的是育人,把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既懂科学,又懂人文,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复旦大学现任校长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没有德的学生一旦有知识将对社会造成更大威胁。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转化呢?首先,教学理念上转化。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不是简单的知识的接受者,而是要教会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在课堂教学中,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鼓励和引导大学生通过讨论、讲演等形式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问题的能力。当代大学生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他们思维活跃,希望能有机会表现自己,锻炼自己,发表自己观点。因此,当前的思想政治课不能像传统的一言堂或满堂灌教学模式那样。这样学生感到老师既高高在上,思想政治课也高高在上,提不起学生的兴趣。思想政治课要变单项讲授为多项互动,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通过社会热点讨论、思维疑点对话、问题辩论、演讲比赛、读书比赛、征文竞赛等方式把学生吸引到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来。其次,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文教育。“人文”源于拉丁文humanists,即人性与教养,亦即人的精神文化。在今天,人们把人文教育也称作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是以文、史、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其主旨是关于人之为人的教育。在教学中,要求教师打通学科界限,以文史哲为背景阐发的当代意义。
1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逐步走向逻辑与历史统一 的过程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所以能够作为考察一个具有 哲学特性的学科建构的根据,是因为人类所构建的任 何逻辑体系必须与人类认识史和人类发展史相统一才 可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所提供给中国医 学伦理学进步的基础和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医疗卫生实践伴随中国改革进程的加快而出 现的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医疗卫生逐步脱离原有公益化道 路向市场化的迈进,导致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现 代新的医疗危机初现端倪;生命和健康受到由于社会 有限卫生资源不合理分配导致的不公平日益加剧;经 济利益强大的驱动力量导致的医师职业精神的缺失也 成为新形势下一种医疗行业的顽疾;科学主义和技术 主义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给医疗行业蒙上了一 层“医学非人学”的阴影,如此等等。二是生命科学和 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产生与30年前的美国同 样的或者类似的生命伦理问题和难题,这些问题不仅 对医务界和生命科学界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冲击,而且 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生命道德和生命道德心理都带来不 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界过去只是在学术信 息和理论层面所了解的问题突然变成了身边不断涌现 的现实问题和难题,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不能不去面 对。三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进程和法治进程的加快, 带来了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进步和权利意识的增强, 这种民主和权利意识从社会层面向医疗卫生领域的延 伸和演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患者自主意识、维权 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升,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标
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以及患者群体文化和道德素养的参差不齐,带来医患 关系不和谐局面的凸显。四是中国城乡、区域政治经 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大量出现。五 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害事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 来的公众健康受损,公共健康伦理成为不可忽视的伦 理问题。六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的磕磕绊绊 和社会的漫长等待,让公众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助引发的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 的伦理问题突出。七是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进程 和速度的加快,带来的各类研究和试验对受试对象的 保护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甚至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引 发的对动植物生命关注的伦理问题,都成为生命伦理 学的课题。总而言之‘30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 给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产生提供孕育和生长的条件。而 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 同样让社会产生了一种对医学道德的强烈需求,因为 当年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同样出现在今天的 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化的问题、现代医疗危机的问题、 医患关系的问题、临床医疗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 问题、医疗科研商业化的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 等等。加上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医学领域的发展 和应用,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就显得异常突出和尖锐。 当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经 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包括当 年的美国社会在内的其他社会形态可能不会出现的新 问题,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医疗卫生 资源分配悬殊过大而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如果说30 年前的中国没有提供让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 上迅速成长和不断成熟的条件,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 不仅给中国医学伦理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课题和问 题,而且从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到整个学术环境和学 术氛围的不断优化,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未来也许没有 理由再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推给历史。1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年中,学科自身的演 化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断探索医学伦理学 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学科框架。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还 是没有能够解决好,但是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积极努 力和大胆尝试,也许初衷并未是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 但是厘清了医学伦理学多方面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 念,对学科的基本建设不无裨益。二是研究方法呈多 样化发展态势。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研究 方法上呈单一化和简单化,一方面是深受 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零散编译国外 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一些主要的观点和问 题,因为当时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同样起步不久,很 多学术成果尚在形成过程中,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162和思想尚不能系统和全面介绍。中国式的研究和对国 外相关思想的介绍构成当时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主 要方法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科发展过 程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医 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曰益凸显,原有方法无法解释 和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加之国外学者的思想和 一些重要著作的系统翻译引进,在中国对该领域的研 究也不断扩展,多个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 这个学科的进展,根据个人兴趣和知识结构以及工作 环境而选择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开始进入多样化和系统 化的阶段。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学界因为研究方式选 择上的不同,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和学术共同体性的学 术性初期分化,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开始形成一种学术 力量,特别是与国际学界联系密切的一些学者和组织, 完全采用与国外研究同步的方法,研究国内的问题和 力求解决国内的问题。也有学者注重理论层面的学科 基础性建设,大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思想基础 和寻求本体论承诺,将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得以 成立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根据的构建和探索上,这些学 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试图 能够从区别于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哲学根据的 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求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伦理学研 究不断走向繁荣,也需要多种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相互 间的协同与交流。三是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深 化。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研究内容上 日益丰富和广泛,学科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伦理视角和 医学道德尺度观察和衡量所有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问 题,从国家政策层面到个体的行为层面,从医疗卫生的 外围要素到医疗卫生行业内部运行,从精神、思想和理 论的形而上层面到医学伦理的可操作层面,医学伦理 学无不加以渗透和深入。
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30年成就 所认为的那样,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因为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性,可以被认为具有了初步的学科形态。一是 从对传统的医学与道德关系的关注,扩展为对医学与 伦理、生命与伦理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统摄在医 学伦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下,而且力求建立逻辑自洽的 学理性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二是不断探索和试图形成 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力求建立一整套能够作为学科 体系的哲学、道德哲学支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 的理念、精神和思想系统。从学科发展过程看,这种生 命伦理文化构建和理论上的终极承诺所获得的进步在 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程度。三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一 直力求建立自身的伦理公理,并把这种公理用医学伦 理原则的形式通过学科体系表现出来,最大化地让原 则渗透到医学伦理学各层面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 去。尽管这些原则构建更多的是移植和借鉴,但是对
完善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系统具有重要的过程性价 值。四是中国医学伦理学从没有放弃建立与形而上学 承诺统一起来的医学伦理学方法论的努力。但是因为 如前所述的形而上学承诺本身尚存差距,加之当代医 学伦理学关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研究重心向生命伦理 现实问题的下沉,方法论对层出不穷的具体研究方法 的统摄作用不断被突破,方法论的形成总是处在一个 过程之中而尚未构建成理论系统。五是中国医学伦理 学在发展中越发凸显其应用性,对医学及整个生命科 学领域现实、具体问题的审视和关注更加深入,涉及生 命科学和技术操作的诸多制度和规范越来越多地体现 出伦理精神,诸如伦理审查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等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都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 科建设的肯定。此外,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间,这个 学科的教学已经在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拥有了一定的学 科地位;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 标志学科建设的社会性要素都不断成熟;医学伦理学 概念和医学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医学 界和生命科学界特别是有些具有人文情怀和哲学思想 的学者对这个学科的作用有了较强烈的认同感,媒体 能从医学伦理角度报道相关的新闻事件和典型个案; 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特别是有关案例通过各种信息 传播方式也开始有所了解和参与讨论。所有这一切都 表明,30年历史造就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基本上构 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形态,1而这种相对的成熟,正是 逻辑与历史不断趋于统一的过程使然。
2中国医学伦理学界需要正视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如何衡量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成就这一问题本身就 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学科是一个跨度大而涉及面广的 学科,可以设定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我们 可以因为这个学科是具有应用特性的学科,而从其对 医学发展的实际作用上衡量这个学科的成就如何;但 是又应该看到,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特性还决定了 对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具体和实际作用上的,还应该正 视其思想和精神这个层面的无形价值和长远意义。 ‘‘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伦理文化、伦理精 神层面到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再到对现实生命伦理 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空间跨度之大和历史纵深之 长,是很多学科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 年,不断地将很多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赋予这个学 科,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本性和应用特性,决定了这个学 科必须背负生命伦理理性和伦理精神构建的重任,也 要将这种形而上学承诺连接到可触摸的现实生命伦理 难题和问题上来。1 30年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 究成就和学科的社会和科学作用值得充分肯定,确有 很多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活跃在这个领 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点 贡献,学科发展史都会铭记。但是整体地分析中国医 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承认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 的方面。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条 件下,医学伦理学自身逻辑上需要调整和纠偏的一些问 题。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医学伦理学 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学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 寻找问题和原因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
笔者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概括起来说 就是三方面问题和四种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 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 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 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 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 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 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 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 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 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 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 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 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 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 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 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 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 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 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 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 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 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 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 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 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 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 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 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 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 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 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 因此也就不能 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 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 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 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 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命 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 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 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 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 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 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 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 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 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
再次,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维方式缺陷和文化 层面研究缺失的直接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 带有较大惯性的“学术范式”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 和学科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讨论
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 不是否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成就;而是学界要清 楚地认识到学科发展还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以便 确立起未来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 是一个走近而没有走进医学的学术状态,至少应该认 为还没有完全走进医学。 应该说走进医学是医学伦理 学的目的,但是走不进医学,不能把责任推给医学本身 的不接纳,还是要从医学伦理学自身几种对话能力不 足寻求原因。从学科或者从领域整体上说,中国医学 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对话能力上 的不足。一是缺少能够与哲学、伦理学进行直接对话 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毕竟在出身上具有无法摆脱的哲 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血统,医学和整个生命科学领 域中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而微,只要具有道德诉求和 纳入医学伦理学视野,哲学就一定会通过与之相连的 胳带向它输送养分和提供‘‘生命”的支持。中国医学 伦理学在自身不能构建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的情况 下,就必须学会与哲学和伦理学对话。与哲学的对话 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二是欠缺流畅地与医学 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必须承认自己是 应用伦理学的构成部分。而应用伦理学只有把“应 用”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自身的人文特性通过解决 实际问题体现出来,这个学科才有精神见之于现实的 实在价值。医学伦理学必须直面现实的医学和生命道 德问题并试图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 响,所以医学伦理学的这一实践追求使其在社会生活 中所发挥的作用,又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不可同日而 语,已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医学生活抉择的理智力量。
1生命伦理学学科国内外发展现状
国外对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看,发展都较为迅速。
从学理层面上看,首先,从宗教的角度对高新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上的批判和评价。西方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对高新生命科学技术进行回应。
其次,偏重于理论思辨的哲学化解读。对于技术本质的探讨是当代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汉斯约纳斯在《技术、医学与伦理学》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即“哲学伦理学可以以自己的力量同新的技术力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约纳斯提出责任伦理这—概念之后将视角转向了医疗技术领域,在此书中详细的讨论了克隆、优生、基因技术等现代医疗技术面临的伦理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再次,偏重于学理讨论的案例研究模式。西方主流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模式是借助于案例讨论、并建立在原则论基础上的一套理论模式。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比彻姆和查尔瑞斯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罗纳德蒙森的《干预与反思:医学伦理学基本问题》、格里高利彭斯的《医学伦理学经典案例》等。主要的研究机构包括肯尼迪伦理研究所、哈斯汀中心以及各高校的医学人文系科。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期刊包括:医学与哲学、理论医学与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等。
从实践层面上看,偏重于政策咨询层面的伦理与立法探索。这个维度是生命伦理学诞生之初的主要视角与关注点所在。生命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后期的美国,该学科的产生与医疗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联。美国是世界上生命伦理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设立了国家级别的生命伦理委员会。自1974年成立第一个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以来,相继设立了6个性质相似的委员会,为生物医学技术发展所涉及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提供咨询,也为美国的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价值论争的场所。如小布什建立生命伦理学总统委员会(Presi¬dent7sCouncilonBioethics,PCB)的动因即是解决是否支持干细胞研究这一问题。国家级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为当代医疗技术产生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价值论证。同时,正如著名的贝尔蒙三原则是起源于听证制度一样,生命伦理学以及相应的司法判例都得益于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的建立。
总体而言,国外对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比较深入,并且是原发的、基于自身文化基础上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而该领域研究最新的趋势是结合自身宗教、文化、种族等差异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对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本质进行哲学化的追问与反思。
中国生命伦理学经历了一个生成、发展和深化的过程,纵观30年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生命伦理学自其从西方引入起就成为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成果较为丰富和最为活跃的一个学科。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领域已经出现了理论研究、实践研究、政策参与、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学术建设的,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基本出现了包括基础理论、具体问题和实践策略研究三位一体的大格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即便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中国生命伦理学仍然没有进入到成熟的阶段。
1 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挑战
面对国外生命伦理学的迅猛发展势头,反思当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1 学术理论层面的挑战
早在1979年,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H.TristramEngelhardtJr.)首次访华时,曾敏锐的观察到,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缺乏对道德判断、观念和实践进行严格的概念上和分析性的哲学追究。在其旅行报告中,他写下了对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初步观感和直率批评。他认为:“在中国,有许多诚挚而专注研究着我们美国毫无疑问属于生命伦理学的各种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在中国并没有激起同样的睿智探究。他们缺乏一种批评和辩论的讨论道德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缺乏一种健全的哲学传统质询种种基本的约定,也不对伦理学和科学中各色主张做出根基性证明。”在他看来,这种哲学反思精神素质的缺乏可能根源于:中国人和中国学者对多种不同道德系统的差异性缺乏广泛的体验;不习惯将确立某个单一道德体系的实际需要与通过比较发现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智识长处区分开来;辩证唯物主义将道德和伦理的沉思从属于经济的力量。
在恩格尔哈特做出以上评论的时候,中国的生命伦理学还处在传统医学伦理学的阶段,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新兴的学科,理论基础的缺乏是一种无奈的必然。时至今日,中国生命伦理学已有了重要发展,但仍然缺乏形而上的深刻探讨,其理论建构尚缺乏有力的哲学支撑。当然,这种挑战可以细化为以下几个。
首先,在中国,生命伦理学依然被广泛的视为应用伦理学。如果这一理解基于知识和学科分工的必要,强调生命伦理学不直接研究一般的伦理理论和命题,而主要关注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困惑,则未尝不可。不幸的是,当人们强调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应用伦理学时,这每每成了忽视或逃避生命伦理学哲学反思功能和使命的一个遁词。当代的生命伦理学有着更广阔的内含:生命伦理学应当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1然而,以为生命伦理学仅仅是一门应用伦理学,故无须对医疗卫生的道德根基进行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探索,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生命伦理学本身。忽视医学伦理学的哲学反思特质,便使之沦为一块没有灵魂的学科。
其次,研究队伍的理论水平参差不齐。目前,我国业已形成了一股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热潮,但不少人或者缺乏哲学、伦理学的学习背景或者缺乏必要的医学领域知识的训练,于是在研究生命伦理问题的过程中,要么就事论事,触及不到问题的理论深处,要么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脱离实践,无法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与此相关的现象是:很多医学院校的《生命伦理学》或者《医学伦理学》教材相对陈旧,在深度与广度上都与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相脱节。
第三,诸多学者热衷于研究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相关的热点伦理问题,忽视了对基本理论的探究。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引起了很多新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值得重视。但是在关注这些热点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不可以忽略对中国生命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而后者的研究基础直接决定着前者的研究水平。徐宗良教授指出,对具体的问题进行伦理判断,在对有关的准则、规范展开争议之际,着重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功能本身做一番认真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其建设寻求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美国学者古尔德所言:确定‘‘应该是怎样”的前提条件必须依靠逻辑的连贯性,以及对前提条件存在的原因进行哲学的研究。这就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研究者应当对哲学包括生命哲学、道德哲学,甚至神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生命伦理学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对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原则进行哲学探索并随着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是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需要挖掘中国本土传统哲学,如儒释道的生命伦理思想,这关系到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1.2 具体实践层面的挑战
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来自于实践的挑战,其成因大致在于对诸多重大生命伦理问题的研究似乎停滞在消化西方生命伦理学研究成果的讨论过程中,如卫生制度改革问题、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带来的相关问题,乃至当下的临床医患关系问题等等。那些引自西方社会的生命伦理学原则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比彻姆的‘‘四原则”说。比彻姆等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对西方生命伦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从它的第一版问世以来,它已经占据了生命伦理学,成为生命伦理学的主导”。H比彻姆的‘‘四原则”在中国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中国当下“四原则”已经成为一种伦理思维定势并占有话语权威,它的伦理分析框架被各种教科书、案例集所采纳,并成为临床医生行医的重要伦理指导规范,俨然成为生命伦理学的范本。
不可否认“四原则”的引入有力的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于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原则的思考,但是在中国本土语境下,来自西方的比彻姆“四原则”最多只能是一个相对的行动指南,在运用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有些学者在运用生命伦理学原则解决实践问题的时候,理论和实际问题分析不紧密,或者只是简单的套用。
而纵观医学实践,僵化的原则主义显然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如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农民的基本卫生医疗及医疗保险问题;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艾滋病防治问题;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医疗公正问题等。然而,解决这些实践中的生命伦理难题,医疗制度改革是关键。但是中国的医疗制度能否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市场化,市场化后有什么样的伦理后果?这些同样是生命伦理学的议题。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必然要结合中国的文化语境去分析。中国的脑死亡立法、安乐死合法化的困境在什么地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各种形式(人工授精、体外授精、母亲、DNA复制等)在中国能否应用?应用的限度又是什么?在应用的过程中应当有什么样的伦理规约?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应该结合自身的国情,运用本土化的伦理资源积极地去回答这些问题。
2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趋势
挑战迫使中国生命伦理学界越来越注重于提出和思考生命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而不再拘泥于建立某种普遍化的原则。对各个伦理问题的论证也不再只依赖于一个前提,而需考量更多综合因素。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把握以下趋势。
2.1 本土化意识与全球化视野的互补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既不可封锁自闭也不可以妄自菲薄,既不可无视全球化的文化浪潮而死守传统的德目,也不可照搬西方的价值系统,实施简单的拿来主义。
当下,中国生命伦理学体系建设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即两个层次共同发展:第一个层次,立足于本国具体国情,面向现实的生命伦理问题,构建符合本土道德共同体的普世伦理规范体系,如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活伦理学等,坚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更需要坚守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核心原则,S按照自己的道德信仰去生活;第二个层次,面对全球化趋势,发展程序性的道德规范。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道德异乡人的生活,用本土特色的语言可以表述为“他所不欲,勿施他人”。H西方学者也敏锐的发现“中国在生命伦理学方面坚持正义的道德任务,首先应该重新获得和吸收其自身的文化资源,从而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化语言重新预设生命伦理学弘扬的意义。”7汉语化的生命伦理学的重新铸造,无疑将会对一些当下起着主导作用的重要道德观念,即那些经常是不加批判的各种欧美的生命伦理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些曾经从西方出口、进口到世界各地的生命伦理学需要重新评价,这种重新评价需要包括对所谓的生命伦理学原则的重新审视,也包括对晚期欧洲文化革命中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俗世概念的重新审视。
2.2 理论探索的多元化与制度建设的规范化并存
后现代语境下的道德多元化是不争的事实。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一种含混而庞杂的社会思潮,除了反映出当代人在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的巨大裂变之外,亦揭示了他们在认知视野和方法上的根本变化。就其社会形态而言,后现代主义反映了西方后工业社会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一些全新特征;而从其精神状态来看,它则由新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和女权主义的兴起而形成其文化氛围。与之相伴随的,乃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影响的逐渐消退。K这种思潮从西方伊始,席卷全世界。多元化是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因为后现代主义首先体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创新。后现代多元化又直接导致人们在选择上的多样性。后现代主义反对文化上的“霸权”,倡导一种多元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这对于避免思维视角的单一和僵化是必需的。但是随着医学相关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技术带给具体个人裨益的同时,继之而来的社会负面效应更不可低估。人工辅助生殖、基因研究、胚胎研究、克隆技术、安乐死等等,这些生命伦理命题引起多方面的争论,尽管世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以是多元的,但是在行为选择的多元性却要受到限制与规范,尽可能发挥高技术的正面效应同时减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社会整体而言,道德体系的稳定性是必须去维护的,更何况如果没有伦理和法律对其做出规范,被滥用的可能就增大。因此,一方面,尊重个人和团体的自由和创造性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建构生命伦理学的原则规范,既要具有“准绝对性”,又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理解力去尊重道德选择上的多样性。
2.3 实践中的工具理性与专业上的精神追求共融
后现代主义反对把科学认知方式当成哲学思维的样板,反对把丰富多彩的世界还原为一种基质,反对用一种僵硬的思维模式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反对在宇宙和人类中预设中心,这些都是与哲学的使命及本性相合的,因为哲学思维的前提就是反思和批判,不承认一切先入之见,但同时面对当下人类生存与信仰的危机往往表现出对科学、自由理性之信心的减弱或者丧失。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均表达了对理性的蔑视。在生命伦理学的建构中,不能寄希望于建立一种单一的、抽象的、绝对的道德理念。我们应认识到,麦金泰尔所描述的现代启蒙工程的失败,并不是理性的终结,而是暴露出理性的限度,理性的限度并不代表理性的无能,对理性限度的反思正是理性本身的贡献。
〔关键词〕公共卫生伦理学;公共卫生;医学伦理学;伦理思考
1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兴起
1.1公共卫生与公共卫生伦理学
公共卫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为保障人人健康的各种条件所采取的集体行动[1]。这是1988年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ofMedicine)关于公共卫生的里程碑式的定义。公共卫生,是指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2]。这是中国首次提出的公共卫生定义,论及首次,仅仅因为中国对公共卫生基本概念的探索和研究较少,但实际上,公共卫生的实践确是极其丰富的[3]。长期以来,公共卫生对流行病学、传染病学、预防医学、政策法规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公共卫生伦理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开垦阶段。公共卫生伦理学是探讨与促进群体健康、预防疾病和伤害行动相关的规范,主要关注群体层次的伦理学问题,特别是政府、公共卫生机构及其成员、医疗机构及其成员、公民的义务和责任等问题。它一方面用于指导培养公共卫生机构和人员的专业精神,以维护公众的信任;另一方面,阐明指导公共卫生政策与措施的伦理价值,以促进人群健康和社会公正[4]。简而言之,公共卫生伦理学是一门旨在探究与公共卫生行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的伦理学科[5]。
1.2公共卫生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
公共卫生问题是医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也是医学伦理学必须重视的问题。但是,公共卫生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侧重面不同,因此,应建立不同的伦理框架。传统医学伦理学以医患关系为中心,以个体的生命健康为主题,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人体试验、器官移植、生殖技术、生态污染这些伦理问题扩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医学伦理学进入生命伦理学阶段。生命伦理学仍然以个体权利为中心,强调病患个人的理性自主。1989年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和丘卓斯合著《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提出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成为指导医学伦理实践的基本的四原则。传统公共卫生以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治为重点,现代公共卫生除了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外,越来越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健康问题,以及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下的社会政策和法规问题。公共卫生伦理学侧重的是群体健康和社会的整体价值。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生命伦理学家认识到,医学伦理学的原则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解决公共卫生领域的伦理学问题,开始探索公共卫生伦理学的伦理框架。西方较早的学者有NancyKass[6]和Upshur[7]以及2003年国内《公共卫生领域中的伦理学》一文[8],试图探索公共卫生伦理学的适用原则和伦理框架。2002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关于“公共卫生的伦理实践原则”中,提出12条应该性原则(PublicHealthShould),内容涉及疾病预防、个人权利、社区健康、尊重个人和社区文化、保护环境及公众信任等[9]。在《试论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10],提出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效用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互助原则和相称性原则。
2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思考方式
2.1适度多元化,避免主义化
功效、自由和平等,这些是公共卫生领域中最基本的、合理的、独立的伦理价值观,当这些伦理价值发生冲突时,应该制约平衡,任何一个都不是绝对优先的。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制约平衡?当功效与自由发生冲突时,要考虑当前获得的功效是否值得牺牲相当多的个人自由。通常,人们会选择最低程度地限制个人自由以取得最大社会功效。功效主义、自由主义或平等主义任何一个主义都不适合解决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公共卫生伦理学的相称性原则就是基于这种思考。当人们比较功效、自由和平等哪个更优先时,不能固定化,而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境,包括医疗资源供给、疾病性质、社会经济发展、公众信任度等。当然,功效、自由和平等并不是所有情境下都发生冲突,三者可以同时取得。
2.2处在关系中的思考方式
处在关系中的思考方式[11]认为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应该基于关系中的自主、关系下的社会正义和关系中的社会团结。公共卫生的实践需要一种社会团结和互相信任的氛围,特别是得到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女性主义和社群主义视角将对个人权利的重视转移到关系中来,公共卫生伦理也需引入这种关系的视角。关系中的个人自主。即使我们谈论尊重个人自,这种自也不是绝对的。个人总是存在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背景中,只有和其他个人产生互动和关系才能突出个体的身份和权利。个体的健康状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即便与生物遗传因素相关,也存在于家族谱系的关系之中。关系中的个人是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不可能完全平等。建立在关系中的社会正义。不同于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出的分配正义,IrisMarionYoung1990年在《正义与不同的政策》书中提出基于社会结构的社会正义,即存在五种不公正的社会压迫形式:剥削(Ex-ploit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无权力(Powerless-ness)、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imperialism)和暴力(Vio-lence)[12]。这种社会正义是一种对人们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式的理解。人们要尽量去纠正不同关系组群之间的不公正,而不是强化这种不公正。Powers和Fa-den2008年在《社会正义: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的道德基础》一书中[13],提出社会正义是公共卫生最基本的道德辩护,与Young的关系组群不同,他们认为社会正义基于可以衡量人类幸福的六个维度:健康、个人安全、理性、尊重、依恋和自主。这几种不同维度是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的。关系视野下的公共卫生伦理学应该特别重视识别和揭示复杂人际网中处于特权和处于不利的群体。关系中的社会团结。一些生命伦理学家提出团结也是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观。一个社会的法律、机构和习俗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行动方式,就像个人行为表达出个人动机一样,社会的行动也表达出社会群体的信念[14]。社会团结强调的是一种利他性和互惠关系,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尤其能从同情和移情的互助中受益。公共卫生中,通常处于社会地位最低和最没有权势的群体的健康风险越大,我们应该更多考虑这些群体。生存、安全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不能把不利的群体或社会当作他们,有优势的群体或社会当作我们,不管我们还是他们,在公共卫生伦理中,健康和幸福永远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追求。
3公共卫生伦理学研究内容及相关伦理问题
3.1疾病防治中的伦理问题
3.1.1传染性疾病防治与相关伦理问题。
公共卫生一直关注传染性疾病、流行性疾病和危机事件。人类历史上曾数次爆发过大规模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性疾病,数以万计的人在瘟疫中丧生。虽然这些疾病有的已经灭绝,有的只是小规模再发,但新的传染性疾病仍时有发生。在面对传染性疾病时,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冲突,即监管与隐私权的冲突;强制疫苗、测试和治疗与是否对医学干预的知情同意权的冲突;强制社会隔离的措施与个人自由权利的冲突;政府对公众的义务、管理能力与信息透明性的社会不安定之间的冲突。
3.1.2非传染性疾病防治与相关伦理问题。
近几十年,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NCDs)的致死率已占到全世界死亡率的63%。联合国2011年在纽约召开关于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大会,这是继AIDS以后联合国大会第二次召开健康疾病相关议题的会议,敦促世界各国做好NCDs的防治工作[15]。除以上NCDs外,美国特别关注肥胖和超重,以及相关的饮食习惯、生态问题[16]。非传染性疾病主要与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环境因素相关,它主要的伦理问题涉及个体健康和行为对他人、社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与个人自由、社会公正。
3.2以群体为单位的伦理问题
3.2.1弱势人群、重点人群的伦理问题。
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自身原因或社会原因造成的出现生活障碍的人群,比如年老体弱者、残疾人、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主要指儿童和孕产妇。在《儿童健康,公共卫生》这篇文章中[17],作者认为儿童应该受到有益的干预措施以保护健康,这些措施包括常规疫苗、新生儿筛查、营养摄入和早期疾病的预防。孕产妇需开展孕期保健服务和产后访视。这些群体涉及到的伦理问题主要有政府责任与义务、国家父权干涉与家长自由、卫生公平与效率、卫生资源合理分配。
3.2.2特殊人群伦理问题。
这部分群体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变性人、双性人(LGBT),他们因为不同的种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不同的个体,只是因为与性相关的特殊性集合在一起。实际上,LGBT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不同的群体,他们有各自的健康伦理问题。社会受二元论思想影响,男女两性以及两性结合的思想根深蒂固,LGBT因为动摇了社会主流思想而处于非主流地位,很多人根本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无法享受一般公民基本的权利。LGBT的伦理问题主要有社会公正、尊重与宽容、隐私保护、AIDS伦理[18]。
3.2.3医务人员面向社会服务的伦理问题。
医务人员肩负对病人和对社会的双重义务。在对社会的义务中,医务人员主要承担面向社会预防保健的责任、提高生命质量的责任、参加抢险救灾的责任、发展医学科学的责任。预防保健指向公众进行健康教育宣传,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抢险救灾是指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及时赶赴现场,提供健康服务。发展医学科学指不断钻研医学知识,促进医学科学发展。医务人员提供公共健康服务时主要的伦理问题有医务人员的义务、疫病流行时的资源分配、政府的职能、国际组织的作用。
3.3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中的伦理问题
公共卫生政策制定需要对其目标设定和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反思。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一定要兼顾效益与公平。公共卫生政策要提高政府的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使人人都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最重要的是集中公共资源提供真正的公共产品,比如公共卫生与医疗保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改善公共卫生等措施在内的预防疾病的条件,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解决弱势群体看病难的问题[19]。
3.4生物科学影响下的伦理问题
生物科学的发展也带给公共卫生新的伦理问题。比如,器官移植发展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不仅会影响临床治疗,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生物银行(Biobank)也是医学伦理与公共卫生伦理共同关注的问题。HGP由美国科学家1985年提出,1990年正式启动,2005年完成,是人类为探索自身奥秘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一方面HGP企求更深层次地认识人体,通过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战胜疾病和促进健康;另一方面却引起隐私权、人类尊严的亵渎、基因歧视等伦理问题。近几年来,生物银行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但也带来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ELSI)各种问题,包括社会公正、个人自主知情同意、基因咨询和意外发现(IFs)的处理[20]。
3.5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问题
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一切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技术的应用,都必须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审查。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最核心的伦理问题是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受试者招募可能是弱势群体,有些研究是针对某特定人群和社区的健康需求,所有人体试验的研究目的最终是为了促进整个人类的健康,这些都与公共卫生伦理密切相关。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个人或社区知情同意、风险利益的公平分配、利益冲突、国际合作的伦理审查。
4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未来发展
1.1临床医学生关于医学院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重视程度的评价不同性别、是否是独生子女对医学院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重视程度看法是没有差异的(P>0.05),不同民族、不同学龄的同学认为医学院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P<0.05),见表1。
1.2对加强医学伦理学必要性的认识不同民族、是否独生子女对加强医学伦理学必要性的认识没有差异(P>0.05),不同性别、不同学龄的同学对加强医学伦理学的必要性认识是不一样的(P<0.05),见表2。
1.3是否愿意选修医学伦理学及相应的理由有29.2%(260/890)的同学愿意选修医学伦理学是因为可以提高自身医德修养,26.5%(236/890)的同学是为了提高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6.1%(54/890)的同学则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学分,37.8%(336/890)的同学是为的提高自身修养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0.4%(4/890)的同学是因为其他理由选修。34.62%(9/26)的同学不愿选修的理由是以前学过,38.46%(10/26)的同学则认为教学内容不贴近临床实际需要,15.38%(4/26)的同学因为其他选修课程太多没空选修医学伦理学,11.54%(3/26)的同学因为其他理由不愿意选修。
1.4对各相关教育环节医德教育成效的评价临床医学生对各相关教育环节医德教育成效的评价中认为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成效显著和较好的分别为51.9%、24.0%,临床伦理专题讲座成效显著和较好的分别为46.7%、27.3%,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管理工作显著和较好的分别为41.9%、32.0%,导师与上级医师的言传身教成效显著和较好的分别为38.5%、43.1%,医疗社会实践成效显著和较好的分别为48.6%、36.8%。临床医学生对不同教育环节的评价结果是有差异的(P<0.05)。见表3。
2讨论
医学院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医药卫生预备队和生力军的主要地方。医德是医疗卫生领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医院管理中教育医务人员,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必须抓好的极为根本的一环。医学生的道德修养直接影响到他们走上医疗工作岗位后行业的道德品质,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带来直接影响。医学伦理学作为医学生医学伦理素质教育的最主要手段,正日益受到世界医学教育领域的重视。但中国在医学生的医学伦理学素养教育方面起步较晚,多引用外国的经验,采用“灌输式”教学模式进行课堂理论讲授,授课老师从未做过临床医师,教学未重视与临床实际结合,理论与实际相对脱节,难以说服学生,并缺乏连续性,教育效果不理想。
2.1关于学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分析从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临床医学生认为学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重视程度这一问题看法上是有差异的,因为不同的民族形式构成了不同的民族特点,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以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不同民族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看法有差异。从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学龄的临床医学生认为学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重视程度是有差异的,不同年级的人安排的课程不一样,接受教育的内容不同,导致临床医学生认为学校对医学伦理学的重视程度是有差异的,这就要求在教育方面要统筹兼顾,全面和大局地统一规划。
2.2关于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分析通过医学伦理学教育,对医学领域道德价值进行识别与判定,以帮助医学生对医学领域的善做出真正的理解并产生强烈的感情,从而获得对善与恶的鲜明的辨别力。从表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学龄的临床医学生对医学伦理学教育必要性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开设时间和形式都值得综合考虑,不同年级的学生对课程的认识不同,低年级的学生接受的医疗知识有限而服务医疗事业的热情很高;而高年级学生已经接受了比较多的临床知识,如此对于教学内容的安排,不同专业的学生也要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偏重。中国大部分医学院都开设医学伦理学的课程,但事实却是学生进入临床以前没有任何处理医患关系、与病人沟通的技巧。而反观国外许多医学院,他们的做法及特点对中国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有重要的启示。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贯穿于整个医学交易过程中,其中临床前期课“医生—病人”的主题就是医患关系,内容包括精通于患者的沟通技巧,讨论医患关系中的社会、伦理和心理问题。
2.3临床医学生愿意选修医学伦理学的理由分析临床医学生愿意选修医学伦理学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人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有97.16%的人愿意选修医学伦理学,这说明了医学生医德认知状态是良好的,也说明绝大多数学生认识到学好这门课程对自己成才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学生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提高医学伦理教育质量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学校要真正重视伦理学教学,要有相关的举措予以保障,做好课程的安排,解决目前国内对该门课程的重视度不够的问题。
2.4相关医德伦理课堂教育成效分析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对相关课堂教育成效的评价是有差异的。首先,伦理学教育缺乏层次性,教学人员素质、结构不同,自身具备的伦理学基础各异,老同志教德教风基础较好,年轻教师教学基础较薄弱,而且目前多数学校的伦理学教育缺乏层次性,搞“一刀切”的上大课、开大会的教育方式,结果导致有些人缺乏兴趣或听不懂。其次,伦理学教育缺乏立体多维性。伦理学教育必须实施跨学科的纵向整合,临床前和临床见习期间的伦理学课程缺少协调,以及三四年级学生分散在医院中接受以科室为单位的临床实习,这对课程内聚力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医学由分科精细又趋向综合,多学科互相渗透、互相结合,伦理学教育的特点是教育分化、教学分离与综合并存,呈现立体多维性的伦理学教育结构体系。因此现行的单纯伦理学教育的模式,难以取得良好的伦理学教育效果。可增加对主讲伦理学概论客座教师的需求,客座教师的参加可以扩大伦理学教学的洞察力,另外角色示范对学生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可以纵向利用角色演示的形式进行伦理学教育。
3小结
关键词:全科医生;医德培训;继续教育;契机
中图分类号:G724 文献标识码:A
一、到2020年我国将初步建立全科医生制度
2011年7月7日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初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这对保障和改善城乡居民健康,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科医生作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是基层卫生服务的主力,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是能够独立处理多种临床和公共卫生问题的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
总理在6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全科医生的培养和使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全科医生数量严重不足。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具有重要意义。会议要求,到2012年使每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乡镇卫生院都有合格的全科医生;再经过几年努力,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至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当前,存在着全科医生急需与规范化培养周期较长之间的矛盾,要着力解决。应采取多种措施培养合格的全科医生,不要急功近利,要步入规范,走向正规。
二、全科医生培训是继续医学教育的要求
由于医学科学发展迅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承诺并参加终身学习即贯穿整个执业生涯的、持续终身的培训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世界医学全球标准,对医生有继续教育的要求。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制订的“医学教育全球标准”包括本科生医学教育全球标准、毕业后医学教育全球标准、继续医学教育等全球标准。
继续医学教育(CME)是医学教育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是指个人整个职业生涯中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连续过程。由于本科生医学教育和毕业后医学教育难以保证医生的终身能力,因此为了保持医生的能力,补救技能上的不足,使卫生专业人员具备适应知识和技术迅速增长、卫生需求改变和医学实践中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挑战的能力,继续医学教育是非常必要的。[1]
基层卫生人才队伍承担着为广大居民群众提供基本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指导等重要工作任务。基层卫生人才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居民群众的健康保障水平。在基层,全科医生是医疗活动的“守门人”,随着社区首诊制的推行,全科医生在整个医疗系统内的责任会更加重大。[2]
全科医生是经过全科医学专门训练,工作在基层的临床医生,能够为病人个体及其家庭成员以及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方便、经济有效、全方位负责式的健康管理。其服务对象涵盖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其服务内容涉及生理、心理、社会各层面的健康问题;能在所有与健康相关的问题上,为每个服务对象当好健康人。[3]
为加快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卫生人才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对基层全科医生进行培训是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是医生自身素质提高的需要。
三、医德是全科医生职业素质的重要内容
继续医学教育其目的是维护和进一步发展医生个人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以适应病人的需要,它也是提高卫生保健质量的先决条件。
继续医学教育过程必须为强化医生的职业素质服务,学习应当为职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供保证,使医生能按病人和公众的最大利益行事。
医德是医生职业素质的重要内容,对全科医生进行医德教育是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内,加强医学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作为未来工作者的硬件所需,而高尚的医德品质、崇高的医学敬业精神的培养则是未来医务人员的精神需求,是塑造完备医学人才的过程。[4]现如今,医德教育是通过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来实现的。学习医学伦理学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医学职业,指导医学实践。
借全科医生培训之际,抓住继续教育的契机,进行医学伦理学的强化,提高全科医生医德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效具有现实意义。
四、全科医生医德培训的内容设计
由于医学本身就含有伦理因素,医学临床实践、医学科学研究和其它医学活动过程中都体现了伦理价值和道德追求,因此,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相互交融的边缘学科。它不能脱离医学专业教育,又具有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特殊的规范性要求。合格的全科医生,需要在医疗实践中有伦理道德的规范,医德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才能做成有良知和素养的真正的医生。
基层全科医生有临床实践经验,但由于缺乏系统医德理论的指导,这样会影响工作实施的效果。
医德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理论依据是系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在基层全科医生岗位培训里应该有医学伦理学的内容。教育内容的设计要针对性强,适应继续教育的现实。应让学员对医学伦理学由浅表的印象变为深刻的认识。明确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明白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把基本原则、基本规范牢记于心,并且能结合专业特点,把医学伦理学的具体原则实际应用,掌握审慎、慎独等基本范畴,从而具有事业心、责任心及人文情怀。
医疗人际关系,是必须处理好的与患者、与同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医生必须做到尽个体义务与社会义务的统一,认识到尊重对方权利及履行各自义务是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是重塑医生良好形象、密切医患关系的必须。
现代医学模式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应进行新医学模式的渗透,深入理解新医学模式的内涵,明确社会、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机制和防治措施。
计生工作、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是全科医生的基础工作,所以,计生伦理及公共卫生中的健康教育、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事件等具体工作伦理是必须掌握的理论。为了推动全科医学的发展,参与科研,具备科学研究伦理素质应该是全科医生一定要培训的医德内容。
医学发展到现代,需要用生命伦理学来为医学的发展做指引,为高新科技的应用做辩护,为伦理困境的辨明提供依据,为伦理问题的决策指明方向,这是现代医学对医生的必然要求。
五、全科医生医德培训的方法探究
要提高全科医生医德培训的实效,理论支撑、实践经验、相关的方法,三者缺一不可。除了讲授理论,还得找准医德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要教会方法。
在实际培训工作中发现,参加全科医生培训的学员差异性较大,主要表现为:年龄跨度较大、学历层次参差不齐、专业方向不尽相同。表现在教学上就要求采取多样的教学方法,避免授课过于单一、枯燥,充分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自主性。在教学研究中钻研成人教育的特点,努力采取病例分析、小组讨论、视听教学等多样的教学方法,力争通过各种方式将问题讲清、讲透。
首先,训练思维,锻炼能力。医学伦理学属于道德哲学,辩证的、历史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等哲学的方法,要学员全面综合,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其次,要提高医学伦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效性,全科医生还必须具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动力――热情、自觉性、修养。必须在实践中,加强知、情、意、信、行的锤炼及增强与患者多方面的互动,使自身品质得以完善,真实地感受到医学伦理学的价值和力量。
总之,要很好地实践,需要理论指导,逻辑推演,加上大脑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拓展,这样的实践更有方向性,也更有效率。
参考文献
[1]梅人郎,陈刚,杨益等.医学教育全球标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2]响石潭.全科医生应具备的素质[EB/OL] [2009-3-17]. 省略/
【关键词】基本原则;基本道德规范;研究视野;研究视角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Sports Ethics (2)
LI Hong-bi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Henan)
【Abstract】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perspectives, such as Philosophy, Ethics, etc, the paper explores into the law 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Ethics and reveal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oral norms of Sports Ethics, so as to set up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Sports Ethics.
【Keywords】 basic principles, fundamental moral norms, perspective of study, angle of study
一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如果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就不能称其为学科;如果其理论体系不完整或不能适应该学科发展的需要,那么,这种理论体系就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体育伦理学理论体系建构,应忠实于研究主题而展开其研究内容。
1体育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体育伦理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主要内容,应以以下的顺序展开。
1.1体育伦理学的基本理论
要把握体育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掌握体育伦理学的知识,必须从体育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入手。什么是体育伦理学,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体育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体育伦理学的研究视野、视角和方法以及和其它应用伦理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等。
1.2社会体育道德
体育道德的产生与发展,根植于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取决于整个社会道德的形成与发展。体育是人类特殊的文明方式和特殊的实践方式,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文化、教育、科技、艺术等紧密结合,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因此,只有立足具体社会存在、社会现实,从社会道德入手,才能挖掘体育道德的根源,揭示体育道德的本质、特征、结构、功能和社会作用;寻找体育道德运行的社会制约因素和一般社会伦理道德等上层建筑其它因素对体育道德的影响;考察体育道德演变的曲折的历史过程和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的规律性;把握社会主义体育道德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其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对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作用。
1.3个体体育道德
社会体育道德的实现是以个体体育道德的完成为前提的。体育道德必须面向实际从事体育活动的个体的人,为他(她)们接受和认同,并内化为自己的观念、信仰、良心和荣誉等,自觉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体育道德才能成为现实。当然,从事体育活动的个体不是被动的受体,而是能动的主体,在个体体育道德形成过程中,必然受到其成长的具体环境、独特的生活经验、个性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影响,打上个性烙印,呈现出差异,因而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样式。研究个体体育道德的生成和发展、结构和功能、运行的规律和机制,成为体育伦理学研究的又一重要使命。个体体育道德是通过个人的体育道德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得以表现,是社会体育道德的内化。个体体育道德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心理机制――个体的道德自我意识,其发展过程是由他律到自律再到二者的有机统一,从而确立自己的价值目标,完善自己的体育道德人格。
个体体育道德作为社会体育道德的内化,同社会体育道德的调控密不可分。研究社会体育道德调控的实质、特点和方式,阐明其在个体体育道德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和实现途径;结合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实施社会的奖惩;明确社会体育道德评价的意义和标准,树立社会主义善恶观;研究社会体育道德教育的任务、特点、方法和途径,加强社会体育道德教育。
社会体育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就在于能否推动个体进行积极的体育道德活动,将社会体育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体的体育道德品质。个体的体育道德活动是个体体育道德运行的微观机制,也是个体体育道德状况的动态表现。结合“体育实践”这一个体体育道德活动的动力,研究个体体育道德活动的一般特征和结构;由个体的体育道德认识、情感和意志活动构成的个体体育道德意识活动;体育的道德冲突和个体体育道德的行为选择;个体体育道德修养的特征、实质、方法和途径。
1.4社会主义体育道德规范
无论是社会体育道德调控,还是个体的体育道德活动,都不是纯主观的、随意的,而是以一定的社会体育道德原则和规范为准绳的。社会主义体育道德规范是我国现阶段体育道德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反映,是我国长期以来进行体育道德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的凝结,是加速发展社会主义体育市场,实现体育现代化,振兴中华体育所必须的伦理精神的体现,是当代世界体育道德发展的大趋势的反映。研究它的基本内容,揭示它对人类体育道德完善化的意义和作用,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体育道德调控和价值导向提供科学依据,为个体体育道德活动的人格完善和人生价值实现指明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体育道德规范包括基本道德原则和主要道德规范两方面内容。
1.5体育道德体系的价值原则
第一,集体主义原则。这一原则既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体育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第二,公正原则。体育公正的内涵包括社会体育制度、体制和机制的设置问题,体育资源的分配(体育设施建设、场馆的利用、区域配置等)问题,参与体育活动的人(群、种)的机会问题,竞技体育中的规制、规则和裁判判罚的尺度问题等。第三,必要“有害”原则,或称限度“有害”原则。它是上述二原则补充,也是体育自身的特殊规定性。没有这一原则,就无法说明和解释体育活动中伤害现象的合理存在。如体育竞赛中运动员被对手所伤(非恶意的)而不承担责任。体育自身的特殊规定性表现有二:首先,体育活动主要表现是身体活动,而身体活动的最基本的承载是人的体力。体力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再生能力;其次,体育竞赛的对抗性、争先性和观赏性的满足(参赛选手和观众)导致了对非恶意伤害的宽容和忍让,这是必要“有害”存在的心理基础。必要“有害”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因此,进一步研究如何把握和运用这一原则,是十分必要的。第四,生态原则。如果说上述三原则是处理体育活动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的话,那么,生态原则则是处理体育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体育发展和传统体育相比,无论是在组织、规模和参与的人数上,还是在对抗激烈的程度和科技含量上,都远胜传统体育。如果说传统体育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和谐依存的关系的话,那么,现代体育和自然之间则是一种破坏依存关系。确立体育生态原则,树立体育生态意识,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措施,是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五,可持续发展原则。这一原则最大的特点是综合性、协调性和连续性。这一原则是以体育的持续发展为最高目标,要求任何体育行为都必须保证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
1.6体育道德的主要道德规范
所谓体育道德规范,就是根据体育道德体系的基本价值精神和原则,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时,必须普遍遵循的具体行为的准则,它是实际的体育道德关系的概括,体现了从事体育活动的人们在处理这些体育道德关系时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它对人们的行为主要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倡导,二是约束。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规范时,应把握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接受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指导,换句话说,就是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依据,二是要以现代社会的体育实际(实践)为基础。据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体育主要道德规范应该是:热爱祖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尊己尊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敬畏生命,树立体育健康观;公平竞赛,确立和平进步思想;顽强拼搏,塑造创造型体育人;服务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保护环境,树立生态体育观。“热爱祖国”,“尊己尊人”,“敬畏生命”,“公平竞赛”,“顽强拼搏”,“服务社会”,“保护环境”这七个方面,就构成了社会主义体育道德体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它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现阶段体育道德关系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基本价值精神和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应进一步对这七个主要体育道德规范的合理性根据和价值本性作深入的阐释和真切的把握,使其真正内化为人们内心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另外,体育道德规范和一般的社会公德等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是我们研究的任务之一。
1.7体育道德建设及热点问题
明确体育道德体系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地位,建立和健全体育道德的外部保障系统和内部调适机制,采取体育道德和法律协同建构的途径,建立多元一体的体育道德价值导向体系。
体育道德的热点问题虽不象其他领域(如经济、生命医学等领域)的道德问题那样突出,但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道德问题,同时还有一些潜在的体育道德问题,如果不及时地追踪和研究这些问题,就势必会给体育道德理论和体育实践带来混乱。体育道德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济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体育一体化和体育价值多元化的矛盾和冲突;体育的市场化和“举国体制”的矛盾;全民健身运动和体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矛盾;“假球黑哨”和“兴奋剂”等有违体育道德的问题;弱势群体平等体育权利问题;体育资源的浪费问题;体育与环境保护问题。这些只是已经出现了的问题,还有诸如拿运动员做力竭实验,改变运动员的遗传基因以提高运动成绩,甚至克隆优秀运动员等潜在的或已露出苗头的问题对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应从体育伦理的视角予以研究。
2研究的视野与视角
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体育伦理学,其研究方法不应拘泥于某几种具体研究方法,而是需要有多个视野多种视角融为一体的方法群。因为,“一般情况下,一种研究视野包含多个考察视角。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种研究视野可能狭窄到只包括一个考察视角。在不同的研究视野中,人们对同一对象的认识必定不同;即便在同一研究视野中,若考察视角不同,人们对同一对象的认识亦有别。采纳单一的视野和视角,人们往往不能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本真。”〔1〕〔P113-114〕因此,我们应采取多种多样的视野和视角。
2.1研究视野
哲学视野是伦理学的本己视野,也是体育伦理学的本己视野,我们应从“实践――精神”的视野把握体育的运作过程与伦理道德的关联性,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体育道德的合理性。体育道德是社会规范文化的主体之一,是社会人文精神的具体集中表现,但又受到其他人文因素的影响,必须广泛地吸收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成果,因此,我们还要采取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生态学、教育学等视野。体育活动是一种规律性极强的务实活动,伦理道德不应是凌驾于体育之上或游离于体育之外的抽象的东西,必须包含于体育活动之中。体育活动不但要遵循一定的人文规则,还有其特定的技术,还遵循自然科学的规则,因此,对其研究还应有医学、运动力学、生物学、统计学等视野。
2.2研究视角
在探究体育道德根源和基础、体育道德的原则和标准、体育道德价值的前提、若干体育道德范畴的本质等问题时,应运用存在论的视角。在思考体育道德认知的特性和方式、体育道德观念的产生和演变、体育道德思维的方法等问题时应运用认识论视角。在研究体育道德价值的本质、特性、要素、前提、理想,体育道德评价的目的、标准、方法、意义,不同体育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应运用价值视角。在考察体育道德的内在依据、体育道德的根本目的、体育道德的心理影响、体育道德的社会功能等问题时应运用人性论视角。在讨论体育对人生处境和样态、人生的态度和方式、人生的意义或价值、人生的目的或理想的影响等问题时应运用生存论视角。在体育道德的心理机制、体育道德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关系、体育道德与个体心理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应运用潜意识论视角。在需要和体育道德的关系、自我实现和体育道德之间的关系、体育的境界等问题上应运用需要―动机论视角。在体育道德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意志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实质、道德惩罚的效果、道德责任的归属等问题上应运用环境―行为论视角。在体育道德与人格的关系、体育道德人格的结构和特征、体育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完善等问题上应运用人格的视角。总之,体育伦理学研究的视野和视角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应避免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和片面性,这样才能使体育伦理学的丰富内容得以展开。
体育伦理学的培植和建树是一个大的理论研究工程,需要体育学工作者和伦理学工作者的协同努力。我们在此无意作开启性宣示,但决意为这一年轻的学科增砖添瓦。当然,探求体育伦理的体系建构,给伦理学以创造性的文化成果,扩展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揭示体育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本“论纲”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