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遗文化的传承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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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非遗文化的传承方法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辩证关系

1　前言

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4]18号)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非遗文献化就是对非遗开展田野调查，运用文字、口述访谈、录音、录像、数字技术等手段手集，通过学术分类，加以整理、分析、存储，保存文献、图片、声音、影像及历史资料。

非遗文献化给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非文字、非实体的活态文化知识的采集与收藏。文献化过程中对传承人的保护，非遗原生态空间和模拟生态空间的转换、数字化的技术开发与研究，文献化后的知识产权问题，用户使用层面的管理及服务模式，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应用哲学方法对非遗概念中“非物质”与“物质”、非遗的生存时空、载体及文献化实践活动的目的进行分析，认识和把握文献化的本质和规律。理清这几组关系对开展实践工作具有普遍指导的意义。

2　非遗文献化的几组辩证关系

2.1　非遗概念的哲学理解：“非物质”“物质”之辩

首先，非遗属于物质观的“物质”范畴。物质观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存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据此，客观存在性是物质的根本特性，在哲学里人类实践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被列人物质的范畴。非遗的“非物质”概念是针对载体形态而言，非遗作为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属于物质观的“物质”范畴，同其他一切物质一样处在运动之中，时间和空间是其存在形式。

其次，非遗概念中的“非物质”依托“物质”来表达和呈现。“物质形态”是促使非物质文化得以流传、使之成为遗产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离开了物质的成分，非物质也就无从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单一的超物质的非遗，非遗依附于物质遗产上，它与物质文化遗产相依相存，相靠相生。甚至可以说，没有物质文化的层面就没有非遗，脱离物质层面来谈非遗的保护显然不科学，不合乎实际。

2.2　非遗传承的时序：“古”“今”之辩

对非遗，它的存在形式、生存空间以及发生过程都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内容。在非遗文献化过程中，不能单方面强调其某一阶段的价值内涵而否定或忽视其整体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区域和族群的人对非遗的理解和认知不同。随着人类历史的纵向推进，受到不同主流文化思潮和政治的影响，一些非遗发生蜕变、甚至消亡，时间成了传承非遗要经受的最大考验。以昆曲为例。昆曲始于元代末年的江苏昆山一带，它兴盛和称霸剧坛的时间长达约二百三十年之久(1570—1800)，即从明代隆庆、万历之交开始，到清代嘉庆初年。从晚明开始，昆曲经常在封建贵族及宫廷中演出，日益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形式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到清代中叶便转入衰落时期。由于后人大多不能理解它的唱腔，只偏重于曲词的欣赏，导致其题材范围日益狭小，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改进。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剧坛上出现了“花部”与“雅部”之争，直接导致了昆剧消衰。为了经受时间的考验，人们尝试将三维虚拟世界应用于昆曲表演与保护，演员们在一个三维影像捕捉和投影的环境中演出，屏幕是一个随着演员的动作、演唱以及伴奏乐器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虚拟场景。昆曲与交互式三维立体影像技术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昆曲的“古”貌，经受住了时间对非遗的考验，让“时间”停留，对“古”“今”之辩作了解答。昆曲的这一尝试也为解决其他非遗的“古”“今”之疑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2.3　非遗的生存环境：“自在世界”“人为世界”之辩

如果将非遗原始生存环境看作是“自在世界”，将信息交流频繁、对其原始生存环境产生影响的外界看作是“人为世界”，不难发现，“自在世界”和“人为世界”在当前人类交流频繁的社会大环境下正在相互影响，“自在世界”不断转化为“人为世界”，“人为世界”不断影响和改变着“自在世界”。非遗产生于特殊的区域和族群中，通过口传身授得以延续传承，相对封闭的地形保证了它的原汁原味，在这种环境中，非遗的原生形态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但同时也局限了它的发展，使之不得不面对诸如传承中断等问题。随着社会进步，信息交流频繁、经济社会开放、商业化开发等新形势促使非遗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非遗在新环境中与“人为世界”产生冲突。通过环境构建，将“人为世界”转化成适于非遗生存的“自在世界”，形成拟原生环境，使其与人和自然重归于和谐。反之，如果不重新构建新环境，非遗在全新的环境下不再良性生存，假以时日，就面临着损坏、甚至消亡。认真思考非遗在新社会环境下的生存问题和价值问题，提高人们的遗产价值观和保护意识，是解决“自在世界”和“人为世界”矛盾的首要条件。“人为世界”提供的文献化手段更有利于保护与传承非遗，力争使其在保留原始属性的同时实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2.4　非遗的传统栽体与文献化后的载体：“言”“意”之辩

庄子对文艺创作客体的审美风格这样论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指出文艺创作应该顺合、恪守自然本性，寻求自然的最高境界之美；文艺创作的手段是为了取得素朴的效果，素朴的美超过天下任何一种美的类型。非遗出自民间，是最为素朴的天地之大美，在悠远的岁月之河中固执地保留着它的“顺物自然”之美。将非遗文献化，即是将这种自然之美“既雕既琢”，能否“复归于朴”，也是对非遗文献化工作的一个挑战。更何况，将非遗由活态性转化成静态性，由活态的人转化成文字、影像，或是录音等等，又会遇到另一个问题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固化的文献载体无法将非遗活态的“意”尽善尽美地表现出来，只有通过活态的人才能完美地演绎它的自然之美。

非遗的存在和传承最显著的特征是以人的智能及其表现形式为主体来实现的，其文化内涵必须要由技艺拥有者个性化的表演或操作才能展现出来，如果作为传承和载体的人不复存在，那么，这种以人的活动(不管是脑力活动还是体力活动)为主要体现形式的非遗就不可能存在。要解决“言”“意”之间的矛盾，在非遗原生环境发生改变和信息载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重构非遗的信息特征，使其适应现代信息环境，促进非遗的信息化生存与发展。

2.5　非遗文献化的目的：“藏”“用”之辩

藏与用历来是文献资料保存中相互矛盾的两方。如果仅为了“藏”，不体现出“用”，那文献资料就失去了实用价值，反之，如果只“用”而不注意典藏，文献资料就失去了延续性和可持续性。这是一对矛盾的主体，这两个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运动和变化。非遗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精神财富，被人为固化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一人类的共同财产，在达到收藏目的的同时，要辩证地对待“藏”与“用”的矛盾，不能为了片面追逐经济价值，就任由非遗在商业利益下消失殆尽，也就是说，要考虑如何“用”才不会损耗非遗的原貌与神韵，在怎样的保护制度和保护措施下“用”才会真正实现非遗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要解决这对矛盾，必须解决非遗文献化的法律问题、技术标准、用户层面的管理问题及服务等。对于非遗保护与使用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人们已经做出了深入探讨，这使得文献化工作能够有法可依；三维影像等高科技已经应用于非遗保护，在技术手段上提供了可行之法；在使用层面对用户的管理及服务模式还需要借助于相关技术手段作深入探讨。

第2篇：关于非遗文化的传承方法范文

关键词：非遗;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在文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对其宣传报道正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有力补充和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一种动态的、活态的传播，主要以人为载体，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代际传承。现代的社会变革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传承人老龄化、后继乏人、经济压力大、文化心理自卑等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巨大传承危机。我国非物质文化的抢救，到了十分紧迫的关头，原因有三：

第一，受现代科技的冲击，一些富有特色的民俗礼仪不断简化蜕变，以至萎缩或消失，民间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经费得不到有力保障，更没有形成科学的抢救保护体系，导致保护和抢救工作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第三，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文化产业运作机制，长期以来民间民俗老艺人收入低，生活难以维持，有的转行，以至民间民俗艺人出现断层、断代的严峻局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应运而生。要使非物质文化得到更好抢救和保护，必须以非遗文化为依托，把民间民俗文化资源转化成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竞争力，才能使民间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形成“源头活水”的良性循环。任何文化资源，必须通过整合、加工、提炼，使其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所以，民间民俗文化抢救保护下来后，想要继续发挥作用，必须经历现代文化产业的转换，即便有阵痛也决不能有丝毫犹豫。只有通过产业化形式再创造，才能使抢救和保护的民间民俗文化生存下来，并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一、大众传媒策略

2006年国家设立了“文化遗产日”，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被更多的民众了解，关注度日益提高，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对于非遗认知和宣传的热潮。著名学者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的“文化享受，丰富精神世界，社会遗产传承”的三功能说，他认为“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 大众媒介传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了留存时间，并扩展了其分布空间。文化与传播两者是互动一体的，所有的传播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传播。文化不进行交流与传播，便失去了生机和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代代传承的民族文化，其传承本身就具有传播的特性。而文化的传播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一种普遍的认同，因而特别需要大众媒介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体现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交际范围无限扩大和交流方式多样化，非遗也需要有更具宣传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渠道，而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就是对其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信息量的不断上升和增加，一个属于非遗自身的“媒介语境”已经形成并逐渐完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植入媒介语境之中，并借助现代传媒的各种优势，能使其获得更好的传承和延续。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设施和传播载体，在传承文化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综合性文化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承与变迁深受大众传媒的影响.

二、网络平台数字化传播策略

信息时代的到来，以数字化的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对话优势，从传播学的现实意义出发，可以使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从理论上的可能变为现实中的实践。我们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行为来研究，深入探索网络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模式，充分利用多媒体和数字化手段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传播的手段和方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络传播平台，有效地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播规律和大众传播规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牵手非物质文化遗产，试图探讨虚拟旅游产品开发的可行性。

三、非遗旅游开发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既要通过旅游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游客体验的层次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更要通过旅游开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传播拓宽途径，要实现这一目标，对旅游和文化两方面因素都必须认真审查，之后才能确定如何对其进行开发和管理。对“非遗”进行适当的旅游开发，一是增加民众对“非遗”认知的机会。由于“非遗”自身特性，所知者、所深知者很少。如果只在大众媒体上呼吁对它的保护，而大众却又对其“不甚了解”，那么这种宣传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是有益于“非遗”传承。如向云驹所说，当文化遗产的价值经过专门学科和专门家的研究，得到充分揭示的时候;当文化遗产在大自然的霜刀雪剑、日晒雨淋、风吹雾蚀下面目全非的时候;当文化遗产在人类新生活、社会新发展中不相适应、淡出历史舞台之际，保护保存这些文化遗产的课题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旅游，就有益于保护和传承。各地以民间文化特色形式开发开放旅游市场也一地热过一地。如民间工艺、民间艺术品就极具市场潜力。三是丰富文化旅游资源。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旅游资源的种类很多，而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尤其值得高度关注。“非遗”的众多项目，无疑丰富了各地文化类的旅游资源。四是对于以保护为前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进行旅游开发既需要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内涵、存在形态，也需要考虑遗产地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组合状况、遗产地的地理区位、可进入性、遗产的市场吸引力等开发条件，更需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分析遗产-资源-产品的适宜性转化，分析旅游开发对遗产造成负面影响的程度和遗产的承载力，慎对“产业化”。 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的发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商品化和市场化。

参考文献：

[1]杨艳丽;旅游业与非遗文化产业融合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33期

[2]拉斯韦尔;《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

第3篇：关于非遗文化的传承方法范文

【关键词】刘爱云大师 湘绣资料 英译研究

一、引言

湘绣作为中国著名的四大刺绣之一，2006年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集诗、书、画、绣、金石为一体，是具有极强艺术特色与鲜明湖湘文化特色的刺绣。湘绣不仅是湖湘文化的特色与瑰宝，更是我国甚至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经过2000多年漫长的历史传承与洗礼，汲取了特有的湖湘文化和区域民族的特色，以及现代的先进工艺。在紧密结合国家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三大前提下，湘绣文化也迫切需要走向世界。

二、刘爱云大师的湘绣资料研究

刘爱云大师是湖南长沙人，1938年出生，是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代表传承人。她的个人简历中各种奖项荣誉堆积，技艺特点包括湘绣的各N针法以及特殊针法传承，专业词汇频现，艺术成就、社会效益中出现大量的湘绣作品名，具有中国文化喜用溢美之词、四字格用词的特点。如何准确地翻译这些资料，诠释湘绣文化，对译者来说具有一定难度。本文认为可以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入手。宏观上对原文进行结构调整、删减等。微观上准确把握专业特色词汇的翻译，并把溢美词、四字格词汇意译朴实化等。通过这些翻译方法与策略，译文可以更好地实现湘绣资源文化传播，带动湘绣文化在海外的发展与传播。

1.奖项荣誉词汇翻译。刘爱云大师的个人简历中频频出现各种奖项荣誉词汇，比如：……1992年，被评为湖南省二轻工业系统‘巾帼建功’先进职工三八红旗手；1993年荣获全国轻工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1995年，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1996年，被国家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14年，荣获第三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这些奖项中有些是国内外辨识度较高或者是比较简单通过直译后，外国人比较能够理解的，如“工艺美术师”可译为“Master of Arts and Crafts”；“先进工作者”可译为“advanced worker”。但是“巾帼建功先进职工三八红旗手”、“薪传奖”这些就不太好直译了。“巾帼”原指古代妇女的高贵装饰，人们便称女中豪杰为“巾帼英雄”，后人又把“巾帼”作为妇女的尊称。巾帼建功这个名词是在1991年，全国妇联在全国城镇发起“巾帼建功”活动，号召广大城镇妇女在各自的岗位建功立业，因此是称扬妇女建功立业的意思。“三八红旗手”是指我国在三月八号妇女节颁给优秀劳动妇女的荣誉称号。主要是表彰在中国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显著成绩的妇女先进人物和集体。其中的“三八”也是指代的“妇女”，“红旗手”则是指“先进人物”。因此 “巾帼建功先进职工三八红旗手”这个奖项的意思实则表扬各行各业妇女中的先进人物，中文喜用重复词，三个词组意思差不多，英文只需译为“Woman Pace-setter”。“薪传奖”意为“柴虽烧尽，火种仍可留传。比喻道术学术相传不绝。”因此，“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可译为“‘Xin Chuan’Prize for Inheritor of Chinese Intangible Heritage Culture”。

2.专业术语翻译。湘绣作为一个具有中国民族区域特色的本土文化行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行业词汇，文化的差异导致在译入语文化中相应词汇的空缺，这些专业术语由于在译入语的语言环境中处于缺省状态，译者往往采取比较灵活的各种翻译方法来进行翻译，以达到交际的目的。比如：刘爱云大师是湘绣毛针技艺第一代传承人，拥有极丰富的“毛针法”单面绣、双面绣、双面全异绣经验，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技艺特点。其中“毛针”、“单面绣”、“双面绣”、“双面全异绣”都是属于湘绣有的专业词汇。“”是繁体字，为“蓬松”的意思，“毛针”意为一种能绣出蓬松毛发感觉的针法，是一种当代湘绣新创造出来的一种针法，对于字面上的文化特点可以予以保留，因此可直译为“Fluffy Hair Stitch”，体现出它的特色。“单面绣”、“双面绣”、“双面全异绣”可以分别意译为“single-sided embroidery which done only on one side of a piece of fabric”，“double-sided embroidery where both sides embroidered the same design in same color”，“disparate double-faced embroidery where different design，color and stitches on either side of a piece of fabric”。再如：1973年，她以毛针、花游针相结合的绣法绣制了二幅双面绣狮子，突破了传统用伴游针及简单掺针方法绣狮子的呆板形象。其中“花游针”、“伴游针”在其它刺绣针法里面没有出现过，属于湘绣的特殊专业针法，因此也没有相对应的术语翻译，可以用音译加上释意的方法来分别说明：“Huayou stitch（a kind of irregular and overlapping stitch embroidered along with the object shape）”，“Banyou stitch（a kind of regular stitch embroidered along with the object shape）”。

3.四字格等特色词翻译。溢美之词以及四字格的词汇经常会出现在湘绣资料的翻译中，常见于湘绣作品名称、湘绣技艺特点等之类的说明中。比如：“以针”、“以线晕色”，享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其独创的“毛针法”技艺高超，享誉天下。这句话中的 “以针”、“以线晕色”、“技艺高超”、“享誉天下”这种连续的四字格，在视觉上给读者造成冲击，增强语义效果，形式工整，结构灵活，符合汉语的用词特点。在翻译时，四字格需要分析其语法结构，偏正结构翻译时尽量采用中心语结合修饰语，并列结构翻译时可以对重复的语义进行删减，符合英语简明扼要的特点。再如一些著名的湘绣作品名称有《百鸟朝凤・洞庭春色》、《锦绣潇湘》等，也多用四字格的溢美之词形式，可根据此法，分别译为“Hundreds Birds Worshipping The Phoenix・Spring in Dongting Lake”，“Splendid Hunan”。

三、结语

通过对国家湘绣非遗传承人刘爱云大师的资料进行翻译实践和研究，并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探讨了具体的典型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将有利于湘绣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并对其它相关湘绣资源的英译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穆凤良，许建平.源语意图的识别与翻译―关于翻译的文化因素思考[J].中国翻译，2001（04）.

第4篇：关于非遗文化的传承方法范文

【关键词】歙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传承

砚一一中国的文房用具，从来都与笔、墨、纸齐名。唐以来，四大名砚发端，其中，歙砚以独特的品质赢得皇室贵胄及各界文士的青睐。如今，砚台不再是我们书写的必需品，甚至只充当案头摆设，但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蕴含着无数匠人的巧思与寄意，对传续中国文房文化，以及中国人文精神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一、歙砚的发展历程

好砚源于好石。歙石以婺源与歙县交界处的龙尾山下溪涧为最优，因此，人们常把歙砚称为龙尾砚。而砚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当时的研磨器被认为是砚台的雏形。及至汉代，砚台有了纹饰雕刻，砚面也出现了墨堂、墨池的功能分区。随着制砚技术的不断成熟，唐代采取专用砚石制砚，四大名砚（歙砚、端砚、洮河砚、澄泥砚）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雏形。自此，歙砚以独特的石质、石纹、石色，被奉为御赐品，广受追捧与好评。唐代文学家李山甫不惜赞叹道：“追逐他山石，方圆一勺深，抱才唯守墨，求用每虚心。波浪因纹起，尘埃为废侵，凭君更研究，何帚值千金。”

如果说唐代是歙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那么宋代便是歙砚兴盛的又一个“春天”。在这个崇文抑武、文人至上的朝代，歙砚艺术达到顶峰状态，出现了线雕、浮雕、阳雕，运用歙石星晕纹路的技巧，雕刻手法日趋完善。

然而受战乱影响，元代歙砚技术有所退步。加上采石时疏忽保护，歙砚石坑洞不断崩塌，歙砚生产每况愈下。直至明清时期，歙砚才慢慢恢复生产。但好景不长，民国时期再次停产，解放后恢复正常。

几经波折，如今的歙砚工艺集成了唐宋制砚技艺的精华，成为书画爱好者与收藏家眼中的珍品。2006年5月20日，歙砚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履行着文化传承的使命。

二、歙砚的当代价值

歙砚被如此“厚爱”，当然与其自身品质和内在价值有关。南唐后主李煜视歙砚为“天下冠”，专门在歙州设置“砚务”及“砚务官”，为皇室制作佳砚；宋代文学大家苏轼对砚石情有独钟，亲自设计抄手砚，在《龙尾砚歌并序》一文中称道“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与天作石来几时，与人作砚初不辞”；黄庭坚更是赋诗称赞：“不轻不燥禀凛然，重视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

为一睹歙砚的风采，以下将选取两种经典砚式聊供赏析。

唐代箕形歙砚，长19.4厘米，上宽11.4厘米，下宽13.5厘米，高2.5厘米。1958年出土于安徽省合肥市，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砚作箕形状，底部前端有二方足，呈现出前高后低的形状。砚石呈淡青色，质地细腻，形制古朴，无多余的线条纹饰，为早期歙砚的典型（见图1）

。

宋代枣心眉纹歙砚，长21.3厘米，宽13.5厘米，高2.5厘米。1953年出土于安徽省歙县小北门宋代窖藏。砚心由椭圆形眉纹石片嵌入砚体而成，可取出（见图2）。这种巧妙的设计，为古砚形制之最奇特者。

尽管各个时代的歙砚技艺与风格不尽相同，但歙砚魅力不减，便在于它的“秀外慧中”一一集实用性、艺术性、收藏性为一体。

（一）实用价值

歙砚的石料产于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其石质温润莹洁，宛如“孩儿面”，具有不吸水、不拒墨、不损笔、贮水不涸、易清洗的特质。徐毅在《歙砚辑考》中便提到：“凡石质坚者必不嫩，润者必多滑，惟歙砚则嫩而坚，润而不滑，叩之有声，抚之若肤，磨之如锋，兼以纹理烂漫，色拟碧天，虽用久之，涤之略无墨渍，此其所以远过于端溪也。”

歙石从纹色上可分为罗纹、眉子、金星、银星等几类，其中以罗纹、眉子奇特者为上品，而犀罗纹、暗细罗纹又为最名贵的。歙石中的金星、金晕虽属硫化铁一类的顽杂之物，但其特有的明丽色泽恰巧又成为一大特色。有经验的制砚家会巧妙地运用歙石的瑕疵，造出意料外的视觉效果。

（二）艺术价值

歙砚的雕刻技艺继承了宋砚古朴雅洁的风格，也吸收了徽雕技术的精华。一方好砚需要经历整形、立图、破刻的复杂程序。雕刻过程中又要“因材施刻”，灵活运用“敲、靠、扎、冲、破、剔、磨、过、渡、带”等手法，所以，每一方砚都是匠心独运的成果。触感细腻的石材，形象生动的造型，自然雅致的风格，一枚歙砚置于案头，自然平添了一份儒雅的艺术气息。

（三）收藏价值

当然，砚台不仅仅是案头的一方文房器物，它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更值得人们珍视、传续。砚雕与绘画、文学有所关联，它的构图、风格通常带有一个时代特有的审美情趣与精神风貌。砚台上的题铭及古人传续的痕迹，更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物证。如此看来，收藏家竞相争求好砚便不足为奇了。

三、歙砚的传承状况与困境

时至今日，歙砚这门技艺正以师徒传承的方式保留着。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传承使命显得意义重大。

（一）传承现状

1.歙砚生产性保护现状

为宣传歙砚文化，满足顾客的购买需求，歙砚凭借“非遗热”的大势，知名度不断提升，尤以歙县、婺源等为主要的供应地。在黄山市屯溪区和歙县还分别建有专业的传习基地――歙砚世家暨黄山市王祖伟砚雕艺术中心和安徽省行知中学。入选第一批歙砚传承人的曹阶铭，师从砚雕世家汪律森、方见尘，曾任安徽省歙县工艺厂（安徽歙砚厂）副厂长、歙砚研究所副所长。他在企业内亲自带出数十名砚雕新秀，并与安徽省行知中学合作开办砚雕美术班，亲自教授歙砚制作技艺。目前，歙砚传习基地继续带徒传艺的机制，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进行开发、传承活动。市面上以曹阶铭、吴锦华、朱岱、王祖伟、胡中泰等歙雕家的作品最具歙砚技艺的代表性，深受消费者喜爱（见图3、图4）。

就在国内市场这个主阵地上，歙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重新获得了大众的认知，成为文房界、工艺行当的宠儿。然而，其保护现状并非乐观。在“非遗”这一热频词的背后，隐现出市场的躁动与传承的危机。譬如，旅游景区的歙砚商品，大多就粗制滥造，甚至名不副实，为歙砚技艺的传承埋下了隐患。

2.歙砚传承人现状

歙砚的传承，亟待后继之才。目前，安徽省国家级歙砚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曹阶铭（第一批）、郑寒（第三批）、王祖伟（第四批）；省级歙砚代表性传承人除了以上提到的郑寒（第一批）、王祖伟（第二批），还有方见尘、程苏禄、蔡永江（第三批）。不过，出师是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完整的传艺程序要经历选徒、收徒、授徒、出徒，这不仅要求学徒要掌握基本的砚雕知识与技法，还需要一定的悟性，去领会琢磨歙砚的艺术内涵。如今，歙砚的传承人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传承人技术水平还属于参差不齐的状态，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传承梯队。

（二）传承困境

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但我国的非遗保护起步晚、层次低，许多传承问题不可规避。

1.传承意识的淡薄

非遗的概念在我国宣传的时间不长，很多人闻其名而不知其深意。加之，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任务落在了少数人的肩上。以歙砚技艺为例，一门技艺的传承实际上是“民间智慧”的传承，这种传承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现在人们弘扬非遗文化的自觉意识还比较薄弱，大多因为政府的鼓励、申报项目的好处才又重新重视起来，而利益链外的人主要采取“观望”态度。传承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不高，导致非遗的保护落不到实处。

另外，由于缺少大众的参与与监督，传承思维容易形成固式。几个制砚师的力量是微小的，他们可能精于歙砚的雕刻技术，却不一定对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驾轻就熟。这就需要非遗传承人与非遗工作者、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2.传承梯队的缺失

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对应不同的保护方式。针对歙砚制作这类手工技艺，首要的就是结合歙砚自身生产性、效益性的规律，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传承下去。但缺乏后继人才是当前及将来都要面临的难题。一方面，歙砚技艺的许多鬼斧神工易学难精，难以照搬照旧，出师须花大把时间；另一方面，尽管延续了师徒制，但还未建成层次分明的传承梯队。没有明确的传承梯队，后继者的创新力与实践力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造成传承断代的危机。

3.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

在“非遗热”势头下，如何保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是歙砚传承中的又一大难题。为了保障传承人及各个利益链的经济效益，制砚商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准则，生产大批拥有繁复雕花的砚台。在赢取经济利益的时候，渐渐丧失了歙砚技艺的精髓以及传承的本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使歙砚技艺的传承有可能沦陷在商品经济之中。

四、歙砚的开发策略与传承反思

（一）关于歙砚开发的建议

为使保护具有意义，培养人才、建立品牌、加强合作乃当务之急。

1.加快传承梯队的构建

乌丙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一书就介绍到：“带徒传艺活动，作为一种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民间艺术传承机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能技巧的传习方式和民间知识的传授方法，而是悠久的农耕文明时代民间文化特有的传承法则。手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手工艺的口传心授习惯，甚至在一些民族地区还沿袭着古老的口传心授的规矩或依靠学徒自身的灵性、悟性‘偷艺’的习俗。”传承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的过程。传习者在反复模仿、练习中，渐渐将实践力内化于身体之中，再经由实践消化、融合，形成带有自己风格的创造。

事实上，“非遗热”造就了一批机会主义者。他们将传承置于高度规训的政治与商业空间，使传承失去存在的情境土壤。为纠正这种错误导向，歙砚传承应加快建设传承梯队，将传承群体分为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等层次，使传承覆盖到整个群体。这样一个金字塔式的传承梯队，将不同年龄、能力、经验的人集中到一起，有利于良性传承体的形成，且让传承者更快地获得身份认同、价值认同。

2.加强歙砚品牌的建立

歙砚的生产还应加强品牌的建立与管理。歙砚品牌的建立与维护，可以让歙砚技艺与文化得到更充分地传播，同时可以更好地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产权，维护传承人的权益。

3.提高歙砚保护的参与度

除了传承者的努力，歙砚技艺的保护还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参与。提高歙砚保护参与度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寻求企业或其他相关行业的合作与支持，既能缓解资金短缺问题，还能开拓保护思维，得到更多技术、想法上的支持；另外，可以加强与学校的交流合作。一方面将歙砚技艺带到校园，培养青少年了解歙砚文化的兴趣，激发他们弘扬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将歙砚技艺带到高校，为歙砚技艺发掘技术人才与研究人才，保障歙砚传承后继有人。

第5篇：关于非遗文化的传承方法范文

关键词：文化馆；美术书法；对策

凤山县文化馆简介

凤山县文化馆始建于1953年9月，是县人民政府设立的副科级建制文化事业单位，编制9人，系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局二层机构。文化馆业务办公基础设施建筑面积为3039.32平方米，内设馆务办公室、非遗文化研究室、文学创作室、音乐舞蹈室、美术、书画、摄影、戏曲山歌创作研究室、综合辅导室、展览厅、多功能厅等。文化馆主要职能是积极开展各种群众文化活动，为群众提供文化服务公共场所并免费对外开放，辅导和培训当地音乐、舞蹈、书画摄影等文化骨干；扶持乡村业余文艺队开展活动；挖掘收集、整理研究、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先进文化，丰富城乡群众文化生活。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升公民文化修养和社会公德素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服务。

一、文化馆在开展美术书法活动中面临的难题

（一）管理人员缺乏对美术书法教育培养意识。群众对美术书法活动已经不满足于以前的观摩和参观，需要的的是亲身体验，而管理人员则缺乏美术书法培养意识，导致美术书法水平停留在以前的欣赏水平。

（二）美术书法教育活动缺乏资金支持。财政拨款是文化馆唯一的经济来源，凤山县是一个贫困县，经济发展本身落后，所以在文化活动方面投资的就少。加之，开展美术书法活动需要的原材料成本相对比较高以及需要更多地工作人员参与，这都需要资金支撑才能解决。

（三）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文化馆属于事业单位，要开展美术书法教育活动，必须具备专业的辅导人才，然而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均为群众文化工作人员，对美术书法也是一知半解，像凤山县文化馆，编制共有9人，除去领导，专门从事文化的工作人员最多三四个，而且都忙于文化馆日常各项工作，所以几乎无具备像美术书法这样的专业人才。同时文化馆的工作重心在于组织群众开展一些大众化的文化工作，并非这种专业技术性很强的美术书法辅导，所以文化馆的美术书法辅导活动难以开展。

（四）缺乏完善的配套设施，开展美术书法活动，一是需要场地，像凤山县文化馆，共计只有3039.32O，除去办公区域和公共生化场所设施，就无多余空间开展美术书法活动；二是需要优质的材质，比如笔墨纸砚，书法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如果一味采购便宜的材质，对活动开展和文化传播都极为不利，何况文化馆本身资金匮乏。这都成为这门文化顺利开展的拦路虎。

二、多措并举，确保文化馆美术书法活动顺利开展

（一）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宣传，提高群众对美术书法兴趣。像凤山县文化馆可以充分利用文化馆的上级部门，凤山县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局做依靠，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美术书法文化宣传，美术书法的传承和发扬需要广大爱好者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美术书法艺术要在文化馆取得发展，必须得到群众的认同，必须坚持我国书法艺术传统特点，必选树立起对民族优秀文化的推崇和赞赏，作为文化馆，要加强美术艺术文化的宣传，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媒体进行美术书法在文化领域的重要性进行宣传，让更多地民众喜欢书法文化，并接受它，然后积极参加有关美术书法活动。

（二）通过各种渠道，拓展资金来源。一是文化馆所属地方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大文化产业资金投入倾斜，增加对文化领域财政预算，把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来发展，只有在资金支持下，文化馆才能施展拳脚开展活动；二是文化馆作为事业单位，虽然属于全额财政拨划款供养，但是也可以通过组织文化演出挣演出费，号召社会知名人士募捐等方式为筹资，只有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多渠道筹资，才能确保文化在充沛的财力支持下开展活动，尤其像美术书法活动，需要的的材质价格高，更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

（三）积极开展关于美术书法活动交流会，营造美术书法交流平台

为了使美术书法活动在文化馆顺利开展，首先，要善于发现和培养美术书法人才，文化馆管理者必须要从实践中大力挖掘艺术人才。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展一次书法大赛，其能够有效地吸引广大的美术书法艺术爱好者聚集在一起，通过大赛的方式调动美术书法爱好者创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文化馆可以积极地成立美术书法爱好者协会，并且开办美术书法报刊杂志，从而将更多的美术书法交流和学习来提供给美术书法爱好者。再次，美术书法学习者和爱好者的另一个学习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就是互联网，因此文化馆要积极地鼓励广大的美术书法学习者和爱好者通过全国美术书法大赛交流论坛、中国美术书法学习网站、贴吧等与其他地区的美术书法学习者和爱好者进行交流，这样对于当地美术书法学习者和爱好者的美术书法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最后文化馆可以积极联系争取当地在书法协会或者在书法书有知名度的书法家，在县城文化馆开展书法专题讲座，书法现场指导，或者春节时候免费送春联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书法爱好者，通过观摩学习等方式产生书法爱好兴趣，参加到文化馆美术书法活动中来。

三、结语

总之，县级文化馆作为一个活动平台，为广大美术书法爱好者提供一个培养兴趣的舞台，美术书法作为一种国粹，需要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不断继承和发扬才能广大，尤其像凤山县文化馆，要不断地文化其文化传播功能，不断地创新发展模式，在当地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各方支持，解决当下遇到的困难，在文化馆顺利开展美术书法活动，为美术书法的发扬光大做贡献，也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吕松影.加强文化馆建设促进精神文明发展[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4（05）.

第6篇：关于非遗文化的传承方法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RMP分析；商业模式；隆回县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2) 02-0056-07

Research on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culture card show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the combined effect and cultural brand it implied determin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a region,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regional soft power, it can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linkage between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paper, taking Longhui for example, analyzes count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y using RMP, and then investigates the path of reconstructing business model in order to prote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tter and form country cultural industrial economies of scale,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MP, business mode, Longhui

一、引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高度，被誉为民间文化历史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 [1]，它接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表征着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和民族凝聚力。按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头传说和表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主要表现为地域性、活态性、传承性和变异性[3]。所谓地域性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是由其产生地域的独特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等共同决定的。活态性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于人们的行为活动来表现，存在形式是活态的，在与自然、社会的互动中不断变异和创新。传承性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代代相传而保留下来，其传承方式大体有群体自发的传衍和父子、师徒口耳相授两种。变异性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人们不仅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偏好等主观因素重新解释、评估文化价值而且会繁衍出许多新的文化和意义。传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自己的轨迹持续稳定演化，变异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强大的生命力，它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生不息之源[4]。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然而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它却是脆弱的文化链条，淡出了现代人的记忆，渐行渐远。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正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时期[5]，文化的力量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当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可行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准公共产品，介于私人产品与纯公共产品之间，供给方式是多元的，从产业化角度可以将其分为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6]。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研究等，不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对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由政府注入资金，以文物保存的方式保护，这种施与式保护方式见效快，作用显著。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戏剧等，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对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实行开发式保护，把过去私相授受、零散学习民间技艺的形式，变成一个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经济形式，以达到规模得当、规格统一、资源整合、利润可观的水平[7]。本文所探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是指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产业化势在必行，因为尽管保护非遗的工作已经全面上升为国家意志，但是被动的保护却难以阻挡强势文化冲击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式微；此外，施与式保护入不敷出，为数众多的非遗保护全靠政府将难以为继。因此，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走自我图强的产业化发展道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吉光片羽，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种类繁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之丰富令世人艳羡。截至目前，中国拥有联合国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12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570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92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处，丰富的资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运作奠定了基石。此外，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不断增加，消费结构也向着精神层次转变，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需求递增。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比较优势，增强了县域经济竞争优势，文化经济的一体化已经成为改善区域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社会整体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二、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RMP分析――以隆回县为例

昂普（RMP）是著名学者吴必虎针对区域旅游产业出现的产品结构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开发由“R―P共生型”转向“R―P提升型”等现象提出的，从资源（Resource）、市场（Market）、产品（Product）进行论证的分析模式[8]，2001年，吴必虎首次运用于洛阳市旅游开发研究中，此后，有众多学者将昂普分析模式应用于旅游产品的评价、开发研究[9-11]，均取得了良好的评价效果。本文运用昂普分析模式对湖南省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以期对该县产业培育实施路径的选择，提供参考意见。

（一）资源（R性）分析――资源评价与产品转化

湖南省隆回县地处湘中偏西南、位于梅山文化中心圈，总面积2866平方公里、辖26个乡镇1005个村（居委会）、总人口近130万。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拥有3项国家级、2项省级、11项市级、12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南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县域之一，占邵阳市的一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高、历史悠久，起源于汉代的花瑶挑花，被誉为“世界第一流的挑花”，花瑶挑花服饰被中国美术馆、民族博物馆列为珍品收藏。滩头年画历经三百多年风采依旧，已经远涉重洋，成为英、美、日等多国大型博物馆的珍藏，在首届文物仿制品暨民间工艺品大展中，获中国传统工艺品金奖。同时，这些资源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沿袭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的花瑶讨僚皈是花瑶人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每年此时瑶汉同胞都要进行大型民俗风情表演。节日三天，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来到这里，除了本地人外，邻县的溆浦、洞口、新化等地的商贩、游客，以及省内外一些游客也慕名而来。2011年6月在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宣传评选中，隆回县跻身“湖南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强县”。

产品与资源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资源终究只是制造产品的生产要素[9]。将资源转化为产品需要高额投入，对于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将资源转化产品的任务更为艰巨，虽然在产品开发方面有一些积极的尝试，例如对滩头年画和花瑶民俗的开发，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隆回县财政收入有限，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东部沿海一个镇或村，政府无力投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隆回处大湘西、环洞庭－长株潭、湘南－桂林旅游圈的包围之中，与张家界、凤凰、德夯、湄江、山、云山相比，优势不明显，而且没有将县域内的优势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移植与整合[12]。也就是说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固然丰富，却“养在深闺人未知”，旅游产品无法给游客带来非凡的体验价值。此外，长期以来，隆回县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通过师徒间口传相授方式来传承的，束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和发展。花瑶挑花的技艺大多藏于民间，而一批有着深厚造诣的艺人先后辞世，健在的大多也是耋耄老人，年轻人不愿学习，丰富的艺术精华濒临失传。

（二）市场（M性）分析――产品弹性与消费者偏好

非遗产品的消费属于高层次消费，需要以居民手中拥有较多的可支配收入为前提。相比较于中短途的观光旅游、周末短途假旅游和远途旅游，文化旅游的需求弹性是最大的。消费者稍有不满意或因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就会放弃选择，例如消费者自身的相关知识储备。众所周知，隆回县周边的居民素质在短期内很难达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感兴趣的程度，而且相关因素的变化都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需求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前，个性化旅游趋势越来越明显，消费者注重参与和体验，不断求新、求奇、求特。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消费者不仅希望得到身心的享受，还期望在体验异域风情的过程中丰富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拓宽视野。隆回县花瑶民俗探险区注重展示整个湘西南花瑶民族的风情特色与探险休闲，每年都举行盛大的民俗风情表演，游客可以参与其中，学习花瑶挑花，体验价值较高。

（三）产品（P性）分析――产品创新与空间布局

非遗产品创新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不能独立完成，它与非遗资源本身的开发、建设有关，也与县域经济结构、城市规划等密切相关。隆回县在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创新的外部环境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建立“政府为主”的保护机制，出台了加强非遗保护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2010年还成立了独立建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挖掘、整理、申报、传承、保护和管理等工作。同时，也非常重视保护队伍建设，遴选并确定了11名非遗传承人，鼓励他们带徒传艺。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近些年来，隆回县虽然不断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但一直将重点放在工业上，对于非遗产业，多半采取“守株待兔式”的被动招商，主动上门招商较少，有目的性、针对性“上门恳谈式”招商少之又少，在招商过程中缺乏度量，往往将目标锁定在一些老乡企业家，而不是真正有实力、有意向的企业家身上。

旅游产品是一种组合，必须遵循组合的规律才能有效整合各种要素。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大多采用的是地域组合方式布局，将分布在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景点相结合。例如，把花瑶民俗移植到魏源文化生态区，让游客在这里领略到花瑶的民族风情；在魏源故居一带建土特产品一条街，消费者在这里品尝和购买具有隆回地方特色的食品、隆回手工艺品等旅游产品，提高了旅游的体验性和参与性。

三、产业培育实施路径――商业模式创新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软实力刻不容缓，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在创新点上寻求新突破的客观要求，也是隆回县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努力的方向。商业模式是决定产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它以客户为导向，在充分把握客户需求的基础上运用各种信息技术、管理工具和手段，对产业内各个创新要素和创新内容进行选择、集成和优化，形成优势互补的有机体[13]。结合隆回县非遗产业的特点与发展现状，商业模式应当包括五个模块――价值主张模式、价值创造模式、价值传递模式、价值网络模式、价值实现模式。致力于商业模式五个模块的变革和创新是培育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有效路径。

（一）价值主张模式创新

价值主张是建立在以客户价值为中心，为客户创造持久的价值基础之上，通过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带来的一系列既得利益。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价值主张模式创新包括界定目标客户和挖掘价值需求两个因素。界定目标客户需要对客户市场进行细分，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和特征分成若干个次级市场，并且针对不同的市场设计个性化的服务，本文从地理、人口特征、心理和行为对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户市场进行细分。根据中国城市居民出游客源市场在距离上的分配研究（吴必虎等，1997），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户市场范围在隆回县周边250km半径范围内。游客以中青年为主，尤以青年学生为甚，同时由于花瑶挑花，滩头年画等技艺古老，中老年市场也是不容忽视的。游客受教育程度比一般的旅游者高，从职业角度考虑，文教科技、公务员、学生及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消费者，它们拥有较高收入水平和较多的闲暇时间。就目前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现状而言，将目标客户定位在以湖南省为主，周边省区为辅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其中，一级市场包括隆回周边县市，邵阳、娄底、怀化、永州、衡阳、长沙、株洲、湘潭八市市区；二级市场包括湖南省内其他地区、重庆、黔东南、桂林的部分地区；三级市场包括国内其他市场及海外市场。顾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费行为是由价值驱动的，价值需求可以分为功能价值需求、体验价值需求、信息价值需求和文化价值需求。在满足顾客功能价值需求方面，隆回县应该加强商品设计，例如滩头竹器、花瑶刺绣等手工艺品及服饰，花瑶土菜等旅游食品，以及花瑶明信片等宣传资料，让顾客获得一种标准化的有形产品。当前个性化旅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俗风情、探险体验等项目受到普遍欢迎，隆回旅游在湘西南旅游板块乃至整个湖南省内向来以人文观光、休闲度假、游憩探险为特色，因此，在满足顾客体验价值需求方面，可以在虎形山花瑶景区做体验旅游，在峡谷增设防护设施，配套旅游设施，如小亭子、石凳子、保护性扶手，把隆回打造成湘西南民俗休闲探险胜地，让顾客通过亲身体验和感受来认知隆回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满足顾客信息价值需求方面，应该建立花瑶民俗文化馆，向顾客集中展示花瑶挑花、花瑶呜哇山歌、滩头年画，让顾客更具体的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文化价值需求方面，因为隆回是产生“睁眼看世界”、“与时俱变”的地方，隆回可以宣扬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让顾客产生文化认同感。

（二）价值创造模式创新

价值创造是在投入产出过程中，产出价值大于投入价值而实现的增值活动，其本质是对资源的占有、使用和获取回报，这是产业存在的基础。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价值创造模式创新包括业务活动创新和成本管理创新两个因素。在业务活动创新方面，隆回县非遗产业应当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社会参与”的经营模式，做到权责清晰，分工明确。政府拥有所有权，对产业进行管理，为非遗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企业拥有经营权，负责对产业进行投资建设及宣传运作；当地居民与组织享有参与权，对非遗产业进行开发[14]。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骨干型角色，发现汇总顾客需求，聚焦于更具报酬递增的价值模块，为自身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整个系统创造价值。而政府与社会是缝隙型供应者，占据系统的大部分空间，并且构成了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成本包括诸多因素，例如餐饮营业成本、旅行社营业成本、商品销售成本、服务人员工资和福利、展览、租赁、保险、广告费用等等。成本管理创新要把握成本布局创新和成本控制创新两个方面。隆回县非遗产业的投资目前以政府为主，鉴于县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在成本布局创新方面，应逐步加大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的力量，试图建立旅游营销基金，一部分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一部分来源于旅游企业的上缴费用，一部分为其他来源的经费（如各级职能部门的拨款、馈赠等）。产业投资应当逐步向以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为主导过渡，才能保证经费充足、滚动增值。此外，成本控制应该突破局限于生产环节这一狭小领域，把重心转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整体转让经营和委托投资经营的所有活动中，从管理费用、宣传费用和投入建设费用三方面着手进行全方位、全过程控制，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价值传递模式创新

价值传递模式是将产品和服务传递给目标客户的分销和传播活动。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锁在深闺人未知”就是因为价值传递模式没能为顾客和企业创造价值。传统的价值传递模式仅限于根据市场调查寻找需求，投资回报率低，根不上市场的变化。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传递模式创新应该把握顾客并不是非遗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而是直接面对的分销商或经营商这一原则。要利用电视、报纸、杂志、电视剧、MTV、书籍、网络、DM单、画册、户外广告、车体广告等进行大众传播，重点在《中国旅游报》、旅游卫视、中国旅游营销网、《风景名胜》、《旅行》、《中国旅游》等媒体上进行宣传。通过隆回同乡会、邵阳同乡会、各种媒体的工作人员、县域外的隆回籍政商界进行人际传播[12]。通过隆回非物质文化遗产形象代言人组织和开展各种活动，多角度、全方位、高效率地传播隆回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多层次的媒体广告能帮助顾客甄别选择，并向其身边的潜在客户宣传推介。另外，将广告与销售模式配套，每个广告设置特定的热线电话和网络联系方式以便为客户提供跟多更快捷的服务。此外，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云服务，发挥众包模式的作用，让用户创造内容，建立主页，客户在主页界面上可以查询相关的住宿、交通、旅游社等信息；开通BBS，让游客充分发表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见闻和心得，彼此之间进行交流互动；开展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征文比赛；完善客户信息库，建立客户跟踪统计系统，邀请顾客参加采风活动。

（四）价值网络模式创新

价值网络模式是供应商、生产者和顾客等各相关利益方，在价值网所有资产的基础上通过生产、交易和消费联合投资的行为。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加工服务业、高效农业、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企业、旅游协会多个市场主体合力完成，必须打破传统价值链的线性思维，注重价值网络上各节点的联系，按照整体价值最优原则重构价值链，使不同市场主体创造的价值大于各个主体单独运营所创造的价值之和。价值网络模式创新包括伙伴关系创新和网络形态创新。目前隆回县非遗产业发展过程中过多依赖政府，大多数企业都是政府的下属机构，许多网络公司、传媒公司、报业集团都从属于文化局、宣传部，很少有自，无论是非遗产品的设计、文化博物馆建设还是产业投资几乎由政府一手包办。真正从事非遗产业的主体不是市场化的民营文化企业，而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它们却基本上是事业性质的文化机构，民营文化企业在享受企业贷款、项目审批、科研支持、土地及固定资产支持、政府投资补贴等方面远不及国有文化企业的待遇，更不用谈及两者间核心能力互补、共担风险和成本，共享市场和收益的平等关系。主体间这种伙伴关系亟需发展为基于高度信任、共享竞争优势和利益的长期性、战略性协同发展关系，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利润在价值网不同环节的合理分配，创新收益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通过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源整合、职工安置、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步骤，推进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同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非遗文化市场，重塑非遗市场微观主体。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降低准入门槛，支持、鼓励投资者用股权、债权和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作为出资方式，鼓励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政府的专项资金应着重投在产业规划、人才培养和先进产业观念传播方面。此外，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厘清社会服务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关系，改各种由政府垄断的旅游协会、学会、基金会组织为非政府组织，因为它们不是社会福利机构、不是社会公益机构，而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社会服务机构，它们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有偿的文化服务[15]。只有让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价值网中的每一个成员共同创造产品和服务，形成动态有机的价值创造体系，才能实现双赢，优化产业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五）价值实现模式创新

价值实现即如何赢利，追逐利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经营的主要目标，企业如何赢利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赢利模式是市场竞争中关注的焦点，是商业模式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之所以发展尚不成熟，就是因为没有设计出完整、有效的新型商业模式，或者说忽视了商业模式创新中价值实现方面的因素。从RMP分析结果来看，隆回县非遗产业要实现价值实现模式创新，可以从集聚协作开始，在产业集聚中实现互惠共生、资源互补、竞争协同，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16]。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提升产业竞争优势，产生产业关联效应，带动旅游、餐饮等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非遗产业价值链的增值。基于集聚协作的赢利模式，是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最重要的赢利模式。以滩头年画为例，通过集聚协作，能让聚集在隆回的众多中小企业分工协作，形成从年画设计到画框制作的产供销一体化产业链，降低顾客搜索成本，通过资源共享开发出更富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滩头年画，同时，处于集聚协作关系中的企业不仅可以从最终消费者那里获得收益，还可以从协作的其他企业中获取收益。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区域经济优势的来源。本文以隆回县为例，对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昂普（RMP）分析，并且指出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是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实施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成为文化旅游的主要构成部分，成为一种新兴文化产业。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但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它有着自身无法规避的缺点和弊病。产业发展以市场为核心，以利润为目的，容易忽略生态文化发展规律，忽视非遗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难于持续发展。因此在开发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产业化运作，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环境下传承和发展的市场机遇，借势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在产业化的同时，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后的评估、监测、规范等管理机制与收入分配体系，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积极寻求新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马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保护――以衡水冀派内画产业为例[D].中央民族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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