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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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新迁移经济学；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08－03

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如何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行为？许多专家学者对该行为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或者模型。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新迁移经济学。

一、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据Stark（1991）的论述，新迁移经济学建立在四个基本前提之上。

1.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更多相关的人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单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为。与新古典迁移理论把迁移决策作为独立的个体行为不一样，新迁移经济学将迁移研究的关注点由独立的个人转向了相互依赖的个人。如此以来，家庭内部的一些行为（如汇款行为）就被纳入了迁移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时，迁移者的行为和绩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迁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约束来加以解释。

2.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比如，农业部门受到恶劣的气候因素影响，农产品歉收，家庭的农业收入大幅下降，家庭还可以从迁移者那里获得工资性收入（通常是以汇款的方式）以补偿农业歉收的损失。从根本上来说，劳动力的迁移并不像水的流动那样，必然从高处流向低处。

3.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新迁移理论指出，在发达国家，家庭的风险通常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项目得到保障，但发展中国家还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场以分散风险；同时，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发达的资本信贷市场，家庭获得投资启动资金的代价较小，可能性较大，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轻易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诸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比如，居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无法了解到发达地区某项产业的发展状况，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有了迁移的欲望。

4.决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一定的群体相比较，由此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或者失落感。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系内的相对贫困感。人总是有与周围的人作比较的心理，如看到邻居迁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迁移的动机。

新迁移经济学试图以上述四个前提为基础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该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更广阔、更复杂、更真实的背景下讨论迁移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思想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户通过家庭成员的迁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级生产技术中的两个主要的障碍，即投资资金的匮乏（信贷市场的约束）及风险规避工具的短缺（保险市场的约束）。解释了家庭这样的主体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发现最有利的时机，在若干市场上采取战略性的行为，并在这些市场间进行劳动力分配，使其行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现。

二、新迁移经济学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上述新迁移经济学的四大基本前提，与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比较吻合。

（一）关于迁移的决策主体

新古典迁移理论或者模型都将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决策的主体。这种假设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新迁移经济学与其他迁移理论不同的关键点就在于它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如家庭或家户）作出的。不同迁移决策主体的假设，对于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政策的设计和政策的实施效应是有着直接影响的。

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决策通常是由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其他家庭成员）联合作出的。而转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之间隐含的契约安排中所规定的分配规则在二者之间被共担/共享的。例如，家庭转移成员转移需要的车旅费以及生活费都是家庭非转移成员提供的，而转移成员获得收入后常以汇款的方式寄回家。新迁移理论的出发点由独立的人变成相互联系的人，即它将迁移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或盲目乐观的行动。

将家庭而不是个人置于迁移决策的中心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当然这不一定非得意味着家庭成员全部迁移）。这种理论并不是忽略迁移个体行为，而是把个体迁移行为作为分析的基础置于迁移框架之内。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联盟”――一个由面对周围的世界彼此承诺采取统一行动的单位。而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间或范围经济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规模不经济。

由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可知，把相互联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户）作为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决策主体在我国更具合理性。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第二，我国农村地区的强化了农户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其留在农村地区的家庭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82%的人定期给农村家庭汇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农村家里看望一次（蔡，1996）。第四，根据近几年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参与乡城迁移或转移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积蓄、学到相应的知识或技术后，纷纷返回家乡创业。这些特点充分显示了转移到城市的农民个人与其在农村的家庭之间密切的生产生活联系，也证明了农户作为决策主体的正确性。

（二）关于迁移的动机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吗？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庭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不仅最大化其预期收入，而且最小化其风险并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Stark and Levhari，1982；Stark，1984；Katz and Stark， 1986；Lauby and Stark，1988；Taylor，1986）。如果迁移者仅仅是追求其预期收入最大化，那么，当城市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水平之间的差异为零时就不存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

在我国现实中，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转移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散家庭风险，使其风险最小化。正如投资某个项目一样，人力资本的分散投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个体是风险厌恶型时，他通常宁可接受当前某一确定的工资也不愿意接受与当前收入数额相等的一个含不确定的预期收入，于是工资零差异可能带来农民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而当他是风险中性或者偏好时，并且他对闲暇附加了一定的价值，那么，即便城乡工资差异为零，迁移仍有可能。简单地说，给定一个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Wr和一个更高的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Wu（假设从事城市部门工作的概率为p），并假设在两个部门中的标准工作时间都是S，更具体地说，假设在农业部门工作S天可获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门工作S天则可获得Wu，即便pWu-Wr=0的情况下，农村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0，Wr）则取决于城市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的状况[（1-p）S，pWu]，从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就会发生（Stark，198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

（三）关于市场制度、金融制度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经济学第三个假设前提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我国市场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经济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不完整、不完善对于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使用上、从而对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上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

1.农作物保险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农户家庭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播种某种作物上时，他们总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他们可以将这些产品卖掉换成现金以购买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将这些产品用于农户家庭的消费。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恶劣的气候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减产甚至绝产，从而使得农户家庭面临收入减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的风险。同样地，新的农业技术的引入（诸如高产良种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变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如果农业技术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使用新的改良种子可以增加农民的产出；如果农业专家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户便面临着将来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风险。在发达国家，这一类的主观和客观风险是通过正规的保险体系来解决的。在这种保险体系下，农业生产者向保险公司或政府机构交一定的费用获得相应的保险，以求在将来农业生产遇到损失时获得相应的补偿。一旦将来在生产过程中农户遇到诸如干旱、洪水、新技术推广失败等风险，保险机构将按照所保险的农作物市场价值赔偿农户的损失，从而确保农户的经济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农作物保险无法得到，农户就会倾向于通过将一个或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保障，以确保在即便出现收成下降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

2.资本市场

许多农村家庭除了追求现金收入、经营收入最大化外，同时也希望增加其资产的生产率，为此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用于追加投资的资本。比如，农户会希望灌溉农田、施用化肥、购买良种、购买机械等，但他们可能同时缺乏用于购买这些投入要素的货币。非农民家庭会希望投资于家庭成员的教育或培训、寻求获得资本品用以生产某种能够在消费品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但是他们也可能缺乏用于这些方面的投入的货币。在发达国家，投资要么来源于私人储蓄，要么来源于借贷。储蓄也好，借贷也好，都取决于你能否顺利进入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如果收入有波动，借贷还可以帮助抵御消费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储蓄制度是不稳定的或不发达的，借贷也是很困难的。这或者是因为农户家庭通常缺乏获得贷款的担保，或者是因为借贷资本的短缺，或者是因为银行系统的服务范围有限等。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唯一的能够获得贷款的渠道通常是来自于当地的高利贷者，这种高利贷由于交易费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再一次被视作获得资本来源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过它积累资本用于改善生产效率、稳定消费水平。因此，处在这种处境中的家庭此时具有很强的将其某个家庭成员转出农业生产领域、迁移至城市地区以增加储蓄并通过往回汇款的方式将资本转移回家庭的强烈动机。

3.期货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农户在播种时总是期望所播种的作物在将来收获后会按照一个理想的、足以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状况的收入的价格出售。但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农作物价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从而导致家庭歉收的风险。在发达国家里，价格风险是通过期货市场加以控制的。通过期货市场，农户可以按照现在确定下来的价格在将来出售其全部或部分农产品。如果未来价格跌至约定价格以下，则投资者承担损失；如果未来价格升至约定价格以上，则投资者获得盈余。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么不存在期货市场，要么虽然存在但低收入的农户通常无法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提供了一种农户自我保险、抵御由农产品未来价格波动而导致的收入风险的机制。

4.社会保障

无论是农民家庭还是非农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员的收入维持。如果当地的经济状况恶化、就业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状况就会由于收入的减少而受到威胁。在许多国家里，政府设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以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遭这种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针对失业者和伤病者的保险体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这同样促使农户家庭将其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地区以求实现自我保障。而在我国，农民几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会保障，这一因素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使得农民减缓了这一风险。

（四）社会环境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群体内的相对贫困感。即RD（relative deprivation）动机，即相对剥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相对贫困（蔡、都阳，2002），以下都称做RD。农村家庭之所以将某个家庭成员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迁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为了增加其绝对收入，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其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贫困程度（Stark，Taylor and Yitzhaki，1986；Stark and Yitzhaki，1988；Stark and 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为代表的新迁移学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农村乡城转移的RD模型。他们认为单位i的效用如下：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绝对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带来的相对失落。由效用对绝对收入、相对贫困的偏导可知，效用随着其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着RD的增加而减少。假设F（y）为累积收入分布， 而h[1 - F（y）]代表一个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说是y +Δ） 而产生的不满足感，那么，该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对贫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况下，这一表达式等同于以下两项的乘积：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这些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与y之间的平均差距（额）。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给个体带来的效用不仅在于绝对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该收入在特定参照群体内的位置，即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特定群体内的他人的收入比较。该思想更贴近中国的实际。

为了进一步理解相对收入这一概念，我们假设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贫困家庭的收入不变，那么贫困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与相对贫困程度呈负相关，那么，即便贫困家庭的绝对收入和迁移后的预期收入保持不变，只要通过其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改善其在所处参照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水平，该家庭参与迁移的动机依然会增强。由此可以说，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该家庭参与迁移的概率会增加。制约了贫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机会的种种市场失败也会增加迁移对贫困家庭的吸引力，因为此时通过迁移贫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对收入状况。

相对收入（贫困）因素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佐证。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虽然农村地区各类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与转移的农民工中，在参与转移前其家庭在农村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数。这说明迁移与原本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相对收入水平是有着相当明显的联系的，也说明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地区转移时在其转移动机中是有着较强的对家庭相对收入水平（或相对贫困状况）的考虑的。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看，新迁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与我国农村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在这些前提下，沿着新迁移经济学的思路来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理论和逻辑障碍。

三、对待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应有的态度

在运用一种理论分析我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它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态度。最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势头较猛，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释这种行为。而新迁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就引起了国内外迁移理论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根据以上新迁移理论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适用性分析，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有如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明确的：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与新古典迁移理论关键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迁移决策主体的不同，二是迁移动机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异包括政策含义的不同都是由这两点衍生出来的。其中，迁移动机的假设不同，是导致新迁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迁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迁移经济学在理论前提、相关假设方面与我国国情的高度吻合决定了它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有较强的适用性。但是，它并不是为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时，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迁移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方法为指导，对我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不能包罗经济世界的全部现象，新迁移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在用新迁移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实践时，同时，也要学会借鉴其他迁移理论的科学方面，将此结合起来，用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Stark，Oded （1991） The Migration of Labor. Cambridge 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 Stark， Oded and D. Levhari（1982）“On Migration and Risk in LD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Change 31：p191-196.

[3] Stark，Oded （1984） “Bargaining， Altruism and Dmographic Phenome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Review 10： 679-92.

[4] Stark，Oded， J. Edward Ta∫∫ylor， and Shlomo Yitzhaki（1986）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The EconomicJournal 96： p722-740.

[5] Stark，Oded， J. Edward Taylor， and Shlomo Yitzhaki（1988）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A Sensitivity Analysis Using the Extended Gini Index”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8： p309-322.

[6] Stark，Oded（1982）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Surplus Labour： Reservations on Bhatia.” Oxford EconomicPapers 34：569-73

[7] Stark，Oded， J. Edward Taylor， and Shlomo Yitzhaki（1986）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The EconomicJournal 96： p722-740.

[8] Stark，Oded and Shlomo Yitzhaki（1988） “Labor Migration as a Response to Relative Deprivation”，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 p57-70.

[9] Stark，Oded and J. Edward Taylor（198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y 26： p1-14.

[10] Stark，Oded and J. Edward Taylor（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01： p1163-1178.

[11] Taylor，J. Edward （1986） “Differential Migration，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Risk”. in Oded Stark （ed.） “Rsearch in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Vol. 4，Migration，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Greenwich，Conn.： JAL Press， p147-171.

[12] 蔡.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6，（春季卷）：120-135.

第2篇：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第3篇：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3-0008-02

1 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 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 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 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 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 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 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 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 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 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 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 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6， （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 （3） :181.

第4篇：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我们回顾整个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可以说将人本主义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也正是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1 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探讨了人。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 “异化劳动”与经济学中的人本性质

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此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 马克思经济思想人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下转第6页）（上接第40页）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思考，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主权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们应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则强调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7]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第5篇：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形而上学；异化劳动；历史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95-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要批判国民经济学就必须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就必须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到底与国民经济学有着怎样的关联，马克思又对二者进行了怎样的批判与继承，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围绕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展开的，然而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却用一整章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黑格尔的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及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国民经济学是对人们经济生活状况的抽象，它将私有财产作为前提，没有对这一前提进行必要的揭示。同样，黑格尔哲学将人们现实的生活抽象为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黑格尔构建了意识自我设定物性，进而扬弃物性实现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是自我意识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观念的历史；国民经济学则是从客体的私有财产——资本出发，进而意识到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对客体化资本的扬弃，也就是扬弃了在人自身之外的异化的财富，而将私有财产回归到人，当作人的本质，人本身成为了私有财产。黑格尔只看到了抽象的劳动，正如国民经济学家他们只看到了劳动积极的方面，却没有看到在现实的劳动中他们宣称的人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人变成了帽子，而黑格尔则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正体现了二者殊途同归的谬误，二者都对人及其现实的劳动进行了抽象，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时，也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劳动，人的历史。

其次，国民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发展逻辑。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意识到自由理性与物质利益的冲突问题，意识到人作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没有以理性为活动的基本准则，而是以物质利益为标准，这就使马克思开始与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发生分裂。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的冲突根源在于黑格尔国家哲学、法哲学的谬误，黑格尔倡导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实质是人分裂为公人与私人。《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分裂理解上发现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中确立了对宗教的批判，进而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实质是对国家、法的批判，而对国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从而确立了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这一系列的思想演进都为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正式转向现实的人及人的经济现状，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意识到了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对立的实质在于劳动与资本发生对立，意味着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人自身内部的分裂，因而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演进的线索就再次证明了国民经济学家批判与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超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1]4，他“是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96尽管如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1]4，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实现对黑格尔的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观的方式理解自然与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进而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失去对象性的人与自然是孤独的、无声的个体。

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尽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尔体系中对人的抽象，但他们用思辨的运动代替现实感性的历史运动。因此，他们拯救出来的不是从事现实感性活动的人，而是观念的人。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是纯粹主观的，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外化与复归是容主客体于一体的。因而，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都没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因而对黑格尔的批判显得尤为必要。

综上所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黑格尔只是将国民经济学的抽象、规律、原理上升为了哲学体系，这样，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必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二者的批判是同一个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对二者进行了批判的继承，进而为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劳动”，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106而马克思则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控制，工人成为了私有财产，成为了资本。

其次，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没有将对象化和异化进行区分，没有看到异化劳动对工人的统治，没有看到国民经济学家对于异化劳动事实的掩盖，马克思则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指出了国民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其实质是异化劳动。

再次，同国民经济学用物来遮盖人一样，黑格尔则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而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尔的意识扬弃外化和对象性，同时将它们收回自身的观点“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如果将对象性一并扬弃，那就必然导致虚无。黑格尔辩证法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主体，只是把历史过程当作“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黑格尔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现实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及黑格尔的批判旨在复归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历史。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101，马克思将这一积极方面与费尔巴哈“类本质”相结合，提出了人的类本质的概念，将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真正作为人的本质来对待。进而从哲学的视角分析了经济领域的异化劳动现象。

马克思哲学中的劳动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其基本运行轨迹构成了人的历史画卷：首先，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生成着自己为人的本质；其次，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类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物；最后，当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之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一秘密暴露出来的时候，私有财产将被扬弃，人将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1]63。这是一种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根本的转变。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用意在于恢复人的真正主体地位，在于还原真正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述的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是作为剧作者，又作为剧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历史的历史进程。

三、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其基础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在这里奠定了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同时，为其唯物史观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奠定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基础：一是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认为蒲鲁东扔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义，把资产阶级的概念、范畴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充斥着非历史性，而这些观念实质上是历史的、暂时的。《导言》说明经济学研究要从抽象到具体。这个方法一直贯穿到其《资本论》的研究中。二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批判。国民经济学实质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但国民经济学家却将其变为物的关系，而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被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样为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后来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实践过程，提出了人是历史性的存在，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人是历史绝对的主体，而历史是人的各种可能性的展开，我们应在人的目光下观照历史，更应在历史中审视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立场”展开了批判，这既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更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其中我们应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也应意识到二者不仅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道路，更在理论上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6篇：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劳动经济学；劳动者；劳动力；最低工资；劳动动机

一、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学术定义和研究范畴

劳动社会学(labor sociology)是研究劳动者及其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以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劳动社会，也叫产业社会。

劳动社会学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起步较早。8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社会学研究活跃起来，以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最为著名。劳动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劳动者群体行为规律，了解劳动组织的运行规律和劳动制度的发展变迁规律，提高劳动管理的科学性，有效解决劳工问题。

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研究活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

劳动经济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的劳工问题。我国建国后，苏联的劳动经济学传入并发展，研究内容包括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劳动力的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工资、劳动保险中的经济问题、劳动效率。

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联系密切，二者都研究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问题，但研究角度不同。下文将从人、最低工资、劳动动机三个方面说明两个学科的不同视角。

二、关于人的不同视角

劳动社会学把人看作劳动者，关心的是劳动者行为的社会效益，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诸如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劳动者的心理状态对工资决策的影响，人际关系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等，其目的是使劳动社会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

劳动社会学把人看成“社会人”，认为人都是乐于工作的，经济报酬并不是影响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首要因素，人们会主动承担责任。一个普通的社会人要想变成一个合格的劳动者需要进行劳动者社会化，在劳动者社会化过程中，劳动者要训练并掌握劳动技能，学习组织的劳动规范和制度，与其他劳动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认同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劳动者社会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以通过培训完成，其中认同企业价值观标志着劳动者社会化任务的完成。

劳动经济学把人看作劳动力，关心的是劳动者行为的经济效益，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诸如劳动力配置与流动的规律，劳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等，其目的通过生产要素的最合理配置获得最大的价值产出。

劳动经济学把人看成“经济人”，认为人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报酬，人们喜欢逃避责任，安于现状。劳动力和资本一样被作为生产要素，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成本的一部分，企业要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的最合理配置来达到成本最小化，实现最大的价值产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被作为商品可以买卖，劳动力的价格就是工资，并且工资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三、关于最低工资的不同视角

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工资的最低限额，能够制止企业过分压低工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证企业员工至少获得某一数额的工资，满足其自身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改善员工生活，同时还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最低工资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本地区消费水平、物价水平、平均工资、劳动力供求状况、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最低工资标准也要相应调整。

从劳动经济学来看，实行最低工资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果某部门实行了最低工资，其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减少，由此产生的多余劳动力增加了未实行最低工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压低未实行最低工资部门的工资，劳动力只能选择接受低工资到未实行最低工资的部门就业或者陷入失业状态。如果立法强制所有的部门都实行最低工资，那么整个社会的失业率将会上升。

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既要根据公平原则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保护劳动者权益，又要顾及企业的成本增加和对就业产生的消极影响。

四、关于劳动动机的不同视角

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人们进行劳动的动机包括社会动机、成就动机和接触动机。社会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发挥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反映了劳动者希望得到社会认同的愿望。成就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在劳动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取得职业进步，反映了劳动者自我肯定的需要。接触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参加组织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与人合作，反映了劳动者希望得到组织所提供的保护的需要。

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人们进行劳动的动机主要是物质报酬的动机。人们从事劳动是为了获得报酬来维持自身的生存，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物质报酬主要体现为工资、资金、津贴等形式。报酬被雇主和雇员共同接受，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标准，工作绩效高则报酬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者自我肯定的需要。另外，由于绝大多数企业中报酬的高低与职位的高低相挂钩，报酬也反映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因此追求高报酬可以作为职业进步的一个解释。

现代企业对员工的激励往往综合考虑了这几种动机，促使员工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例如绩效管理主要从报酬动机的角度进行激励，岗位轮换制、矩阵制组织结构则是从成就动机和接触动机起到激励作用。

参考文献

[1]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1.

第7篇：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一、农业经济的基本概念

农业经济的基本概念可以简单地进行如下定义：研究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运动科学规律，称为劳动经济学，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依赖于劳动力资源的占有以及配置。从概念上理解可以看出农业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农业生产和生产力的科学，其农业经济活动的关系是围绕着优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来开展农业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紧紧抓住农业经济的核心内容，明确其目的和使命，对农业经济概念进行详细的理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才可以取得积极的成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作用非常明显，对农业经济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二)概念理解要通过对农业经济劳动力资源的理解

劳动力资源在农业经济中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它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或是现代的农业经济，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快速发展就必须要正确理解和了解劳动力资源优势，理解农业经济的概念并学会利用于劳动力资源。所以，我们需要从劳动力资源的理解方面着手，对农业经济的整体概念进行细化。

(三)农业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实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的配置优化

从农业经济的概念出发，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置优化。所以，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其中的含义，理解农业经济的概念，在实际开发的过程中注重劳动力在农业经济和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使农业经济实现快速健康的发展，提高效率。

二、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开发和利用

我国对于农业经济的关注程度是在日益加强的，农业经济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不断提高了自己的发展水平，寻找可靠的理论依据。从当前的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已逐步学习并使用经济学对农业经济实践进行指导，实现了农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切实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站在实践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原理对一些经济行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用，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原理指导发展农业经济。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的利用及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经济学原理指导了农业对经济的发展，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

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步伐缓慢，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学习如何使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学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学原理的发展方式优化了农业结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高效发展

经济学原理的意义是对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结构进行了优化，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指导的作用，经济学原理可以及时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的变量结构，并且确保了发展结构的优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率。所以，这一点被视为经济学的原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大力地推动作用。

(三)经济学原理为农业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中国，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平衡的，农业经济的发展环境与地区的不同导致了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中如果不及时解决，将制约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达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都学会了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经济学原理对于农业经济的直接作用

使用经济学原理对发展农业经济进行指导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使用的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经济发展，可以让农业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发展规模和发展成效。

(一)经济学原理直接促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健康、快速

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经济学原理有效地指导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此积极的作用。

(二)经济学原理直接促成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其高效发展

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目标是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让农业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被快速实现。而这些目标的达成是应该依靠经济的使用原理，从当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分析，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可以实现了农业经济朝着高效的农业经济发展，促使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第8篇：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劳动关系；重要意义

一、前言

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科学，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劳动关系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突出作用。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经济增速较快，经济增长与劳动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要想在新形势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必须依托劳动关系理论，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内涵，做好劳动经济学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在增速和内容上都能满足实际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应认真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劳动经济学概述

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关系和经济发展相关内容的，对于我国而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联系，劳动力再生产的本质是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为此，我们应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解读劳动力再生产行为。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是保证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动力，只有把握劳动力利用原则，实现对劳动力的综合利用，并重视劳动力再生产，才能够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应包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这两方面内容。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再生产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重要的概念。为此，我们应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有全面的认识，应积极扩大劳动力再生产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才能提高劳动力供给，进而满足社会劳动力需求。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在相适应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就会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会造成劳动力浪费，劳动力供不应求，会制约经济发展。所以，劳动力供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从劳动力资源入手，优化劳动力结构，保持劳动力供给在短期及长期都处于平衡状态，才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3）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目前劳动就业已经纳入了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并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保增长促就业。劳动就业是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劳动就业率是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劳动就业率高，则表明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循环，整体经济增速也比较高。在劳动就业中，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是劳动就业率的具体体现。在对劳动就业进行研究中，我们还要正确分析就业与工资的发展关系，并做好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满足劳动就业需要。所以，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应认识到劳动就业的概念。（4）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的宏观管理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劳动力的宏观管理中，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保证。此外，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需要建立专门的劳务市场对其进行管理，同时也需要配套的劳务市场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和引导。在目前劳动力资源的宏观管理中，建立适合劳动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从这一点来看，劳动力的宏观管理要想取得积极效果，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内容。

三、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劳动经济学以其专业的学术特征，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重要性，解释了劳动力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考虑到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及特殊性，劳动经济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理论支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2）劳动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方向，找准经济增长点，并努力突破发展瓶颈。劳动经济学的出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对劳动力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劳动经济学不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保证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正确利用。（3）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理论较多，涵盖了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其中劳动经济学由于对劳动力资源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这一点来看，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要认识到劳动经济学的作用，以及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明确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正确利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促进经济发展。

四、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由于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为此，我们应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到个人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准确概括，加深了对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为此，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研究，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达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将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生产活动的认识从普通理论层面上升到了经济学层面，对经济活动实现了准确概括。所以，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的作用。（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来看待，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使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4）劳动经济学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是要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对劳动经济学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五、结论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袁伦渠，林原.劳动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1（06）.

[2] 熊新发，陈玉杰.劳动科学研究的特征分析——基于学术界对《劳动合同法》争论的反思[J].现代管理科学，2011（06）.

[3] 王露萱.论劳动关系的劳动经济学研究视角[J].商场现代化，2010（28）.

[4] 闫威，陈长怀，韩美清.劳动经济学的实验研究方法[J].商业研究，2010（03）.

第9篇：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效率；经济分析方法；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3—0127—02

一、法律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

法律经济学（Economics of Law），是一门“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按波斯纳所言，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1]。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

法律经济学产生并形成于20世纪中期，但萌芽于18世纪中期。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述“刑罚应当与犯罪相对称”这一原则时指出，此原则必须依赖于对刑罚与犯罪所获得的利益之间的比较和衡量。立法者“在政治算术中，需要以可能性的计算代替数学中计算的精确性”[2]。对此，边沁做出了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用成本效益来解释罪罚相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此后，经济学思想开始被用于对法律制度、规范的分析。

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性的越来越明显，旧制度经济学者们企图利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现有制度的动态演进，并通过对制度的改良来缓解经济发展周期性问题。与此同时，以弗兰克、卢埃林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兴起。在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西蒙斯和艾伦·迪莱克特开始利用微观经济学来研究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法。艾伦·迪莱克特教授在1958年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亦译《法律经济学杂志》），即为后来法律经济学建立的标志之一。这个时期，法律经济学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基本局限于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的公共管制等个别领域，区别于后来对法律作出全面经济分析的新时期，这个时期通称为“旧经济分析时期”。

以1960年罗纳德·科斯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为标志，法律经济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新经济分析时期”。就学术流派而言，主要有产权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经济分析的范围，除了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外，逐步向侵权法、财产法、劳动法、婚姻家庭法等领域全面扩展。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A.波斯纳，他的《法律的经济分析》集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律分析之大成，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较为平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传统的法律经济学流派依然采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这种描述分析案例的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研究进程较为缓慢。另一种“非主流”学派强调“法律的经济哲学分析”，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分析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研究和探索选择各种不同社会模式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4]。这两种方式相互排斥，相互影响，主导着现今的主流研究方向。

纵观以上的法律经济学发展历史，笔者在此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自然会受制于历史进程中一定的社会规律，那么真正贯穿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二、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法律”还是“经济”

以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制度分析的。因此，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公平”、“正义”这一类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在很多情形下，经济学的分析模式都可以得出与法律分析相同的结论。所以可以用“经济效率”去取代“正义”之类的传统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将法律转为经济学。鉴于此，法律经济学一直被作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来看待。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律经济学最初的研究目的，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和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5]法律经济学显然是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研究法律制度中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那么我们进行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明显，利用研究得出的成果，改变法律制度与法律实践中的经济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上去。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一文中，科斯指出：“科斯世界正是他极力说服经济学家离开的世界，传统经济学错就错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人们应该研究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如果不对交易赖以进行的制度详细地加以规定，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交换过程的讨论就毫无意义。”[6]这说明，即使科斯本人，也认可提出科斯定理的目的在于修正现实中的法律制度。

因此，即使法律经济学中以大量的经济分析方法为基本工具，法律经济学首先也应当是一门法律学科。因为作为区分学科的重要标准——研究对象是法律及相关制度。经济只是工具，法律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