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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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史研究范文

本文所说的傣泰民族即是国际上所称的Tai系诸民族,包括今分布在中国云南边疆地区的傣族和分布在越南西北地区的泰族、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缅甸的掸族、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阿洪姆人以及这些民族的诸多支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关系。然而,关于这些民族的起源地,国内外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不仅一直是国际泰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而且也是中国地方史和中国民族史、东南亚史、特别是东南亚的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早期历史乃至印度地方史和民族史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及印度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热点。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人们根据各自所掌握的资料和对资料的理解,对傣泰民族的起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乎“迁徙说”和“土著说”两种观点。

在“迁徙说”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就是:“泰族”或傣泰民族起源于中国北方或更远的地方,后来,在中国人的驱赶下,“泰族”不断向南方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一度停留在云南,建立了著名的南诏王国。忽必烈平大理以后,“泰族”才被赶到他们今天居住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建立起来他们的邦国。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是一些西方的学者。

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说法便不断遭到中国学者的批驳。

但是,批驳拉古伯里和杜德等人的观点以及论证南诏不是泰人建立的国家和忽必烈平大理并没有引起泰族的大量南迁并不等于解决了傣泰族的起源问题。为了探索泰族和与之有关系的掸、傣、老族等民族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我国一些学者在批判西方学者的“泰族南迁说”的基础上,对泰族或与之有关的民族的起源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从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情况来看,在这些见解中,傣泰民族“土著说”越来越成了在中国学者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这些学者都认为,今天分布在中国云南的傣族和与他们居住地相邻的越南的泰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以及印度的阿洪姆人等傣泰民族不是从别的地方迁去的,而是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他们今天生活的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或者至少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居住在当地了。

一般认为,傣族及与之有关的境外掸族、老族、泰族均由古代的“百越”族群演化而来,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可是,现在中国傣族及缅甸掸族乃至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等傣泰语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与史书记载的“百越”区域相距这么远,他们与百越会有什么联系呢?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云南特别是现在傣族的主要聚居区西双版纳和德宏以及境外中南半岛是不是也是古越人的分布区?或者说,云南及境外中南半岛中西部地区在我国史书提及早期“百越”族群的这个时期是不是也有属于“越”族群?从近几十年的研究情况来看,许多学者都倾向认为,云南和中南半岛同华南地区一样,也是越人的分布区之一,傣族和中南半岛的泰语民族就是他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土著。

语言学的资料证明壮族和傣泰民族是同源的,而今天壮族和傣泰民族又分布在不同的地区,那么,他们中必然有一个群体是从他们早先居住的地方迁徙出去的。如果说傣泰民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他们今天居住的地方的话,那么,与他们同源的壮族就应该是从今天傣泰民族的分布区迁徙过去的了。但是,好像没有哪个学者持这样的看法。而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也表明,壮族就是由古代分布在岭南地区的“百越”民族的支系演化而来的。今天主要居住在滇西南和滇西的傣族和境外中南半岛的西部和中部的掸族、老族和泰族等傣泰民族既然被证明与壮族同源,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傣族、掸族、老族、泰族等傣泰民族就是从今天壮族的分布区域内迁徙过去的。

什么时候迁徙过去的呢?多年来,一些学者也不断试图对傣泰民族的先民从今天壮族居住区迁徙出去的时间进行探讨。而黄兴球在其《壮泰族群分化考》一书中,利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壮泰族群分化的时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考证。

作者通过“数词语音的时代特征”、“语言分化的年代测算”、“使用桌子和椅子”、“外来作物的传播”、“用瓦盖房的时间”、“板―勐结构的出现”等六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了考察后,得出了壮泰族群最早开始分化的时间是公元6世纪的结论。作者认为,6世纪时,中国中原地区的桌椅文化传向岭南地区,壮泰族群中的泰族、佬族、族已不受其影响,他们直到现在还有使用桌椅的习惯,说明他们当时已经离开岭南地区。芥菜与白菜泰族和佬族语言中同名,说明他们没有将这两种植物区别开来,亦即6世纪大白菜在中国北方被培育出来,其名义传播到岭南地区时,泰族、佬族和族已经离开那里。8世纪时,中国的地方官努力“教民陶瓦”的时候,泰族、佬族和族也已经离开岭南,所以他们一直用茅草、木板和树叶来盖自己的干栏房。另外,作者认为,从壮泰族群借自汉语的整套具有中古汉语语音特征的数词来看,他们的分化只能发生在唐末(9世纪)以前。“勐”体制出现于壮泰族群社会的时间是9―10世纪。壮语和岱侬语、壮语和老挝语、岱侬语和泰语的斯瓦迪思一百词、二百词的分化年代测算,它们的分化都发生在唐朝末年的9世纪。所以,作者的结论是:从6世纪开始,壮泰族群就开始分化了,这种分化行为一直向后延续到8、9世纪甚至更晚的时间。

作者的结论进一步否定了傣泰民族是土著居民和他们的先民在公元前或公元初就已经居住在今天傣泰民族分布的地区并在当地建立了国家的观点。此前,我国一些学者为了证明傣泰民族是土著以及证明今天的傣、泰、老、掸、阿洪姆人等民族就是在今天他们居住的这片地区发展形成的,常常把中国史籍中提到的西汉时期在“昆明以西千余里”的“滇越”和东汉时期几次到中国来朝贡的“掸国”说成是傣泰民族在今天德宏和缅甸北部一带建立的国家。作者在其《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这部书中,根据其对所掌握的资料和对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资料的深入分析,认为,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交趾”西边的那些包括“滇越”在内的“西南夷”应该被排除在“百越”的范围之外。公元初前往中国朝贡的“掸国”也与今天缅甸境内的族没有关系。这些看法虽然此前就有学者提出过,但是,黄兴球在该书中用令人信服的新方法和新资料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证实,显得更令人信服。

第2篇：民族史研究范文

中华民族服饰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富有中国气派、博大精深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系。它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合，以及审美主体内心炽热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特定民族生活习俗和民族审美理念，以纯真、质朴、平淡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高度艺术化地概括反映了民族服饰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体现出我国民族服饰语言从审美意象到具体化艺术符号情和意的整合构筑与传达。

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族服饰情感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民族服饰因接受了这许许多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便促使其生成了多种特色服饰语言文化，因此，民族服饰具有区域性和标志性的特性，并作为文化见证和信息传达媒体，展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精神，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表现形式和历史文化确证。

民族服饰历经数千年演变之后，除继续负载传递服饰文化信息和展示服饰文化信息的使命之外，还通过其凝聚着的特定历史文化语言，向人们诠释服饰自身诞生的历史时期或时代印记，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涵义。

从审美意象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国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来自:第一

回顾历史，先秦时期盛行的具有粗犷之感的粗亚麻布装，隋唐时期质地细腻的丝绸、锦缎等服饰，这些都从某一侧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我国早期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纺织业及服装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以其特有的艺术气质及艺术表现语言，准确地传达服饰的结构美和纹饰美，以及服饰本身所蕴含着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思想语义。因此说，服饰不仅是形象化展示艺术的载体、人们情感意念的寄托物，而且具有文化概念和历史属性，具有承载历史文化、撰写历史文化的功能。

尽管民族服饰在人类文化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人类历史所禁锢，被人们的观念所束缚，被生产工艺所限制，被文化、环境、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所制约，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及表现形式的不完整性。

中华民族服饰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造物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各族人民在这个过程中，依据本民族的习俗、思想、情感以及欣赏习惯，不断变更着式样、色彩、材质、结构等构成要素，满足探寻美、创造美的欲望，促进了情感的抒发和新的审美形式的变化和发展。

人类求新、求异、求变、求美的本性，决定了情感与形式之间的稳定性结合只是相对的、短暂的，人类的情感和形式语言间总是在相互交融的运动之中寻觅着一种新的结合与平衡，从而产生出诸多各具民族特色的服饰艺术视觉交流语言及服饰语义传达符号，这些语言和符号既构筑起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特定造物文化。

论文从审美意象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国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来自

因此说，中华民族服饰是各族人民情感的表述和记录，它的历史流变，记载下了一部广大劳动人民情感积淀、凝聚、物化、释放的演变史，是民族造物工艺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从以最初的物质文化功能，即服饰的使用功能为主导、转向追求精神愉悦及阐释审美情感为主流的装饰欣赏功能，从朦胧意识的纷乱状态，走向视觉语言定位传达的历史性突破和划时代的变革，从一个侧面演绎出工艺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民族服饰美感本身是无形的、抽象的概念，只有将其转化成具体形态才能被人们所认同或感知。而且情感的视觉化、形象化表述只能依附于具体的形态。“造型是运用艺术手段依赖美的规律，将处于变化运动中的事物予以概括、综合、凝聚、固定的物化与升华的过程；创作过程中对形象的提炼，加工以至必要的夸张、变形，都是为了更有效地突出形象本身审美特点；造型不是创作的最终目的，而是揭示艺术基本主题的手段”。[1]

民族服饰语言的造型传达是多层面的复合结构，可概括为内在本质和外在表象两大范畴。外在表象是根据民族传统理念、民族习俗、民族事象等选择的恰当艺术组成方式、造型元素，如廓型、色彩、装饰、材质等，为揭示民族服饰主题本质服务，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的客观具体存在，是依附载体体现出来的具体形象和形式特征。而内在本质的表达则通过外在表象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在性格、精神、本质通过色彩及纹样等外在造型形式的反映；传达物化于其中的人的思想情感、精神追求、审美观念、文化传统等，则是将造型语言形式化、人格化，形、意交融于一体，抒发人的情感，展现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念的和谐统一，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需求。

民族服饰展示的不仅仅是形体语言，而且通过形体语言，延伸了审美心理空间和审美心理感应，传达出形体所隐藏的情感语汇，将有限的形体物理空间转换成了无限的心理想象空间。换言之，外在表象因素的表情也起着重要作用，正确地把握其形体的性格特征，有利于更准确更恰当地传达视觉信息，从而减少与观众沟通的障碍，更好地进行情感交流。

民族服饰与整个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民族审美、民族风格、生活习俗甚至民族的经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民族服饰的这些品格，均可通过一定的服饰造型设计及服饰图案设计呈现出来，通过特定的民族服饰形体语言和形式特征，使人们体味出它的舒适、美观和其中所隐喻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和民族审美习惯，领略它的装饰美以及朴素纯真的艺术品格。

如我国广大农村的许多地方至今仍可见到小孩穿的“虎头鞋”，其造型稚拙、憨厚、质朴，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统的装饰风格，它以情感为纽带，以事物固有性格特征为核心，通过特定的极度夸张的外形特征，张扬事物的真、善、美，舍弃老虎的威猛凶暴，以猫温柔可爱的品格取而代之，没有了“沉重、恐怖、神秘和紧张，而是生机、活泼、纯朴、天真，是一派生机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2]在这里，老虎的形象被作为寄托情感的言情物，假借老虎的某些品格，倾吐内心的情感，希望自己的孩子虎头虎脑、无病无灾、健康快乐成长，表达了母亲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和护生的民俗心态。不仅如此，细心的母亲还常在老虎尾部加上了上翘的虎尾巴，方便孩子提鞋，这又将实用功能与装饰功能有机完美地融合于一体。

在我国民族服饰中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充分显示出母爱的细致入微，博大无私。从艺术角色看，虎头鞋的造型，凝结的是情感审美艺术物态化的表现形式，整个造型交织着情和爱，体现出审美情感与实用艺术、平面装饰造型与立体空间造型完美结合的现代设计理念，透射出浓烈的民族情感和炽热的艺术激情，是我国劳动人民朴素、纯真、善良、憨厚优良品格的真诚流露。

从审美意象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国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来自:第一

图案是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服饰乃至整个民间美术体系中都起着传情达意的作用，它不是简单地模拟对象形体的外形，而是同民族服饰整体造型艺术一样，以舍形取意的方式，视对象为传达审美情感和文化的视觉信息符号，传达一定的社会文化信息和人的审美情感。不同民族的宗教信息、崇拜偶像均不相同，这些信仰和图腾文化在民族服饰文化体系中突出地表现出来。

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妇女，将多种图腾崇拜的形象融合于一体，以水牛的头和角、羊胡、虾须、蛇身、鱼尾等整合为意象中的“苗龙”形象，刺绣在自己的衣服和围裙上，表达自己的民族信仰。

这些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不仅对服装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使服装呈现千姿百态、靓丽夺目的艺术效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以形象化的创造性语言，记录下了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世界的演变，为研究民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佐证。同时，这些信息符号也反映了勤劳智慧的苗族超凡的艺术概括和对装饰艺术的大胆追求。

民族服饰的图案造型设计，均与民族心态、民族习俗紧密相连，重在表达一种审美思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态崇尚吉祥、喜庆、圆满、幸福和稳定，这一理念反映在民族服饰图案上，则表现为追求饱满、丰厚、完整、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情感意愿，通过图案造型，向人们展示民俗文化理念的深层底蕴和生命情感。

我国北方民族喜欢在嫁妆的鞋垫、肚兜上刺绣鸳鸯戏水、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富贵白头、并蒂莲、连理枝、蝶恋花及双鱼等民俗图案，以隐喻的形式，将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白头到老的纯真爱情注入到形象化的视觉语言之中，反映了朴素纯洁的民俗婚姻观，同时，赋予纹样造型以生命的律动，表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勃勃生机。而方胜、如意纹、盘长等造型符号和纹样，则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真诚期盼，表达朴素纯真的审美情趣。

色彩是民族服饰视觉情感语义传达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民族服饰色彩语义的传达依附于展示媒体，通过视觉被人们认知，不同的色彩其色彩性格不同，作用于人的视觉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视觉效果也不尽相同，因而具有了冷热、轻重、强弱、刚柔等色彩情调，既可表达安全感、飘逸感、扩张感、沉稳感、兴奋感或沉痛感等情感效应，也可表达纯洁、神圣、热情、吉祥、喜气、神秘、高贵、优美等抽象性的寓意。民族服饰色彩多运用鲜艳亮丽的饱和色，以色块的并置使色彩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视觉美感，明亮、鲜艳、热烈、奔放，显示出鲜明的色彩对比效果。

民族服饰的图案色彩经营，完全脱离了事物原始图像的固有特征，自然界中的红花绿叶，在民族服饰图案中已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转变成为纯粹的色彩情感信息符号，一切为表现审美情感服务，“画画儿无正经，好看就中”，民间艺人们正是依据这一原则随心所欲地驾驭色彩，以满足人们的情感欲望。

民族服饰色彩的形成和传达，在很大程度上，受独特的人文意识的渗透和民族习俗的影响。

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以“人—地—天—道—自然”五位一体的宇宙观，追求素朴天真的自然之道，成为民族文明的主流意识。这一哲学理念反映在对民族服饰色彩情感的感悟和表达上，常以青、白二色为服饰主色调，表达一种质朴浑厚、洁净爽朗、简朴素净的自然之美，再辅以红、黄、绿、紫等为装饰对比色，在使用面积、色彩冷暖和肌理纹饰等方面，既形成强烈的艺术对比，又协调统一，体现出承载实用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审美品格。

民族服饰视觉情感语义的准确传达，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表达方式。

民族服饰的表现材料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它的运用、发展和终结，均与各民族服饰的民族审美意识和民族心理密切相关。材料的更新替代，始终以审美信息传达为中心并为之服务，式样、色彩、纹理、结构等构成元素的变更，产生了诸多不同的艺术交流语言，这些艺术语言即构成了不同民族特定的造物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又与服饰文化、民族习俗、民族传统、民族意识等相互交织、渗透、聚积和综合反应，促进并形成富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审美文化体系的历史延续。织花、刺绣、蜡染、挑花、银饰等多种材质及形式混合并置，传达着共同的主题思想。但无论采取何种材料或何种表达方式，都具有装饰和表意的双重功能，具有符号性的表征意义及明显的地域特征，甚至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重要标志。

第3篇：民族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复线历史范式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075―06

杜赞奇是当前美国中国学学界十分有影响的学者。他以《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之后，他转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他的这一研究同样在中国研究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尤以他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下简称《拯救历史》)中建构的复线历史研究范式最为突出。杜赞奇对复线历史范式是这样解释的：“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解释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这里可以看出，杜赞奇建构复线历史研究范式是通过解构线性历史范式，并针对线性历史的弊端而提出，进而揭示了其对于历史及历史撰述的认知。

一、多元的历史主体

线性历史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社会进化史观为其主要理论基础。1822－1825年黑格尔写下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的目的，即其进步方式，是精神即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展现。杜赞奇认为：“黑格尔强调精神的特殊性总是体现在民族中，只有当一个民族完全摆脱朦胧暗淡的历史感悟，如神话传说诗意理想并在历史中彻底意识到自我，才能够获得成数的个性。”所以，在线性历史视野里历史是进化的，进化的表征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样在线性历史中同样也就构建了一个主体――民族。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理念通过其后的马克斯・韦伯等人逐步成为西方对于历史理解的主流观念。

但是，在杜赞奇看来，线性历史对于历史的这种理解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为西方国家入侵其他地区、为西方中心历史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杜赞奇认为：“进化论历史一直是优越种族进步的角录。”线性进化历史意味着停滞、落后的种族是没有历史的，而先进的民族国家由于其先进性必然要征服落后地区。“只有具有充分历史意识的国家才能实现自由，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那些尚未形成民族的部落组织和帝国之类，既不能要求也没有权利。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这样民族国家又变成帝国”。在线性民族历史中落后地区必然要被西方所征服，而落后地区要是避免被征服就必然要以西方为发展目标模式，走向民族国家。这样线性历史在非民族国家又建构了民族，这里的民族就是以西方为模式的，于是“西方中心论”也就获得了理论上的依据。“历史是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在东亚及世界各地，历史成为民族的生存形式，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有利于民族国家以历史主体的资格进行自卫，但与此同时，采用此种启蒙历史就必然要以现代性为其最终目标。”

其次，线性历史造成了历史的压抑与遗忘。在线性历史中，杜赞奇认为由于它建构了民族这一单一的主体，那么在线性历史观里除了民族之外，其他的都将被边缘化甚至压抑与遗忘化。杜赞奇强调，线性历史不仅通过提供西方发展模式的方式建构民族，而且使得民族成为线性历史必不可少的主体。“没有主体，现代历史将毫无意义；主体在变，但不会消失。”“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王权、国家、阶级、个人、身份认同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参照系总是民族。……民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暗示专业与通俗的历史：它才是历史的支配主体。”然而，民族一旦成为历史的主体带来的缺失是民族之外历史的遗忘。“即使最优秀的社会史和地方史专家也不去质疑这个前提或在理论上探求这个无时无刻不在的民族以外的选择。”因此，“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其它历史就没有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建构于线性历史理念上的历史是只有民族这一个主体的。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历史的撰述，即历史撰述中除了民族、民族主义之外其他皆被压抑、遗忘，被排除在历史考量和撰述之外。

为了克服线性历史的问题，复线历史首先从历史横断面的认知上进行了新的建构。杜赞奇认为，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历史中的主体并不只有民族一个，而是多样的，即有多个身份认同的。他通过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指出：“在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均同时认同于若干不同的想像的共同体，这些身份认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相互之间常常有矛盾冲突。无论是在印度历史还是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都曾认同于不同的群体表述。”不仅如此，在杜赞奇看来就是民族、民族主义同样也是多样的，而并非如安德森等人认为的是统一的或者具有统一功能的意识。“民族主义虽然宣称是统一的或具有统一功能的身份认同，但实际上是一种包含差异的现象。”而且，杜赞奇还认为，在近代中国伴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勃兴，还同时存在着超民族主义意识，这就意味着民族、民族主义并非是近代中国惟一的认同。那么民族和民族主义在复线历史中被认为是怎样的呢?杜赞奇并不否认民族、民族主义是身份认同，但是他认为，“使用身份认同来指称由某些表述在与其他表述的关系中所产生的主置。”也就是说，身份的认同是在关于自身的表述与其他的表述的关系网中才得以确认的，并且在复线历史研究范式中还强调，由于民族主义的多样性以及政治认同的变动不定性，那么最好把民族主义看做相对性的身份。至于民族的形成，杜赞奇依据社会学理论认为，它依赖于群体刚性边界的形成。社会学理论把群体看做是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变动的边界以限定其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边界可以分为柔性的和刚性的。那种代表着一个群体但又不阻止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分享或不自觉地采纳其他群体实践的一种或多种文化实践，就可以被看做是柔性的边界。“当群体界限的观念被改造，即当柔性的界限变成刚性的界限时，新的民族已经开始形成。”

由此可见，在杜赞奇看来，民族的形成是依赖于群体认同的刚性边界的形成，而在民族、民族主义内部却又是相对的、变动的、不稳定的。与此同时，与民族同时存在是其他大量的身份认同。民族、民族主义是处于这样多种认同网络中的一种，它也只有在这种网络关系中才得以存在。因此，在复线历史中就不仅要考察民族、民族主义这个对象，同样也必须从线性历史的单一性中解放出来，而顾及到其他的群体，并且要在这样复杂的网络中考察各种认同间相互竞争的关系，等等。所以，杜赞奇强调：复线历史要“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复线的历史观揭示了启蒙历史范畴之外的历 史，即被压迫者的复归。”

二、历史是复线时间中现在与过去的交易

杜赞奇通过对线性历史关于时间和因果性认识的解构进一步阐述了复线历史观。复线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复线时间中过去与现在的复杂交易。

第一，复线的历史时间。

时间对于历史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历史存在的途径和方式。然而，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中的时间观造成了无法克服的悖论。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最重要的手段是进化的叙述结构，它通过历史主体为未来增加了一层稳定感：进化的事物(不管道德上是进步的还是中性的)在变化中保持不变。历史主体是一个形而上的统一体，用来对付线性时间经验的困境，即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流动的时间与永恒的时间之间的脱节。”在线性历史中，它建构了民族这一惟一主体，而民族、民族主义的返祖现象和它的现代化目的又是悖论的(即一方面民族要在自身的传统(祖先)那里找到自己，但同时又要求与之决裂)。与此同时，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还无法克服时间上流动和永恒的悖论，即现象学时间观念是把时间看成是无限个“现在”的连续，进而产生“有限之悲哀”，“在宇宙层面上，我们的生命周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是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周期里所有有意义的问题都被提了出来。”虽然这两个问题在线性历史中通过建构民族这个主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加以克服。杜赞奇通过李科尔的时间哲学观点解构了线性历史在时间上的困顿。在李科尔看来，“有限之悲哀”是不能用哲学的手段克服的。由于现象学时间观念是把时间看成是无限个“现在”的连续，虽然，历史时间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感觉，减轻因时间流动如一系列的现在而带来的焦虑。“然而历史连续性是靠建构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来实现的，而这个统一体绝非是普遍性的东西。”这就是说民族自身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而且其无法克服在传统与现代的悖论，实际上就无法由它来解决时间上变动与永恒的悖论。相反，线性历史暴露了其在时间问题上的困顿。

对时间的理解决定了线性历史在认识和撰述历史的时候常常采用单一的分期方法，于是在线性历史中往往就能够看到诸如：古代、中世纪、现代，前现代、现代等等的分期模式。杜赞奇认为，这样单一的分期会进一步造成对民族历史之外的其他历史的压抑。不仅如此，他还分析了由于在历史时间理解上的困顿造成的线性历史叙述上的其他问题：线性历史时间上的困顿往往被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所利用；民族时间中的裂隙有时被表达为特殊与普遍的对立，在亚洲研究领域则表现为东、西方的对立；在叙述结构上的失败表现为强调民族古代本源者与强调新鲜的现代性者之间的政治冲突，既一方面要歌颂古老的永恒的特性，但同时又要强调民族的空前现代性；在“人民”的观念中也包含时间性分裂的政治蕴涵，即人民既是一个古老的但是又是民族的基础，在民族主义线性历史的框架内他们必须获得新生以参与新世界，那么在民族主义历史中往往就要面对这样一个分裂：一方面承认人民的基础性、现代性，但是面对着的却是古老性，于是人民的塑造与再塑造就成了时间问题在政治上的表达：历史的形而上学等同于统一体的进化。于是唤醒人民便成了众所周知的话题了。

为了克服线性历史时间观的困顿，杜赞奇在建构复线历史时就强调要对于时间问题进行反思。他认为，作为研究者主观的历史分期实际上会反过来建构客体的，“如果追问的客体被当做一个线性的实体而建构出来，那么制定分期的方法必然会决定这个客体的建构。”他以近代中国历史中通过历史分期而建构民族的现象论证了这一点。他认为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分期方法一方面直接受到西方线性历史分期的启发，另一方面他们的分期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如何建构民族这一中国历史的主体而展开。虽然像雷海宗、顾颉刚等人对欧洲史学的分期原则霸权提出挑战，但是，“雷氏始于解构历史，却归结于我们熟悉的复建民族的工程，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普鲁士王朝换成了中华民国而已。”“顾颉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却依然属于民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杜赞奇强调：“我们处在现代历史学家的主置上，线性历史所假定的透明性使我们看不到它为了包含这些压制，为了阻止民族体内部的分裂所采用的战略。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反省像历史分期、特殊时代之类的基本范畴，认识到它们并不仅仅是阻止材料的便捷方法，也不仅仅是通向现代性的目的论大道，而是为了隐匿断顿与压抑的修辞战略，因为这是主导叙述结构所需要的。”

鉴于线性历史在时间上的困顿和对历史主体是变动的、相对的、复杂的网络关系的理解，杜赞奇提出了关于复线历史时间的思考：“出路何在?我们是否需要将时间过程进行更加深入的分类?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流动的时间分层?”“确实，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依赖于我们要如何构想历史的作用。我们可以简单地认识到历史塑造个人认同和排除多元文化主义的力量。或者我们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怎样才能用历史――它不仅仅是人类用来对照自身的一面镜子――扩展人类对自我的了解。历史作为过去的时间，不同于人的死亡或物种的绝迹，正如谚语所说‘你就是历史’。这是对一个时代孕育的多种可能性的探寻，寻找其中的发生、压制、紧张关系。如果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时代的主导趋势是如何建构，这种建构不一定是通过强迫手段，也可以通过对其他发展可能的道德化和标准化来完成，这样我们就将获得一个承认其自生权力模式的分期图式。”杜赞奇在这里对时间的思考主要有：时间的分期是建立在人们对历史作用认识的基础上的；在线性历史中由于服从于强势的分期原则就造成了对其他历史的压制；而复线历史就是要在时间的分类和分层上进一步多元化，从而有助于揭示历史。

第二，现在与历史互为因果性的复杂交易。

第4篇：民族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单元式”；民间民族舞蹈；教学法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已经逐渐缩小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距，逐渐在教学和实践活动中将自身的指导作用发挥出来，促进了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课程的进一步完善。其中“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方法就是从教学的步骤、内容和方法等多层面进行研究，将民族民间舞蹈的理论体系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对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导，为学生提供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此外，在开展“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优势，将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规律与现实舞蹈教学挂钩，为研究者提供多层次的视角，促进民族民间舞蹈的进步和发展。为此，研究者有必要对“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并进行不断的改善。

1 对“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法的分析

目前针对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综合式”教学方式，另一种是“单元式”教学方式。其中“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是教师在单位课时内只对学生进行单一民族民间舞蹈的教授，加强学生对此单一民族民间舞蹈风格的深入了解。“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模式的教授对象主要针对于经过专业训练的学员，采用横向性的比较将民族民间舞蹈单元化实现各民族民间舞蹈的相对独立，达到为国家培养高素质舞蹈人才的目的。此外，“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具有自身独特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具有特色的教学方法。首先，“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学生通过自己努力达到每一个单元目标；其次，“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采用纵横协作比较的教学方法，即教师按照教学要求树立教学培养目标，促进各“单元”间的横向联系，对教学内容进一步优化；其二，具有自身特色的师资配置。教育管理者根据“单元”教学的特色进行师资队伍规划，促进各“单元”的相关老师对其教学内容进行探索和研究，对教学课程进行合理安排，从而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2 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的现状

由于我国关于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还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导致许多学校在进行舞蹈教学时都是摸石头过河，但是，在教学实践中教育者逐渐认识到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为了培养高素质的民族民间舞蹈人才，必须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此外，目前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开展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课程群的设置，虽然课程群的设置让学生难以自发找到学习的重点，让学生感觉课程知识不够集中，但是课程群的设置丰富了学生知识，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了各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背景和内涵，促进其对各类民族民间舞蹈的掌握；其二，进行讲座式授课，这种教授方式是教师对各类民族民间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让学生初步了解民族民间舞蹈的形式和内容，激发他的激情和斗志，产生对民族民间舞蹈的兴趣。另外，通过对教学现状的研究发现，我国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为充分发挥自身的指挥作用，促进了“单元式”教学模式的发展，但是受到自身理论知识的限制，“单元式”教学并未与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有机地结合，导致舞蹈教学的课程设计不够合理。

3 如何促进“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实施

（1）为“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提供构建的基础。其一，进行教学经验的总结。面对当前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教学法现状，国内权威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者必须树立精益求精的研究和教学态度，对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先进经验进行总结，为“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的实施提供实践的基础；其二，对课时量的增加。由于民族民间舞蹈院校的管理者认识到民族民间舞蹈的重要性，对民族民间舞蹈的课程设计进行了调整，希望通过课时的增加为教学提供空间。

（2）为“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提供构建的框架。首先，需要了解“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的教学特点和基础。其中包括对教学方法的单元化，并通过各自的单元化教学发现其中的共同特点，将此特点作为“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的框架。另外，需对“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的共性和特性需要进行初步的了解。其次，进行“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的总结。在进行教学法的总结时，研究者可以先对独立存在的“单元”进行研究，然后对各“单元”的教学方法进行归类连接形成完善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法框架。最后，将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因为“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注重舞蹈特色和民族文化，注重对各类知识的相互总结和加强知识间的联系。

4 结语

“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作为民族民间舞蹈的一种有效教学方法，应该得到教育家的高度重视。此外，通过对“单元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法的研究，实现了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民族民间舞蹈人才。

参考文献：

第5篇：民族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多语种；语音学；民族语音学；实验

一、现代语音学实验室的相关研究

1.语音实验室的发展

语音实验室在国外语言学科的建设可谓如火如荼，在美国、英国，上至著名学府，下到一般高等院校均成立了专门的语音学研究机构。对比国外高度重视语音学实践环节的现象，我国的语音学研究则相对落后，尤其是对声学分析方向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仅有部分高校及科研机构成立了语音实验室。由此不难看出语音学在我国的发展缺乏构建完备的实验系统，缺乏科技创新的设备支持，很难有所突破与创新。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逐步意识到语音学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纷纷加大了研发力度，构建了自主发展的特色研发中心，如嵌入式语音系统便是这一时期语音学从抽象的实验转入现实应用的鲜明例证。

2.现代汉语的语音学研究

语音学的发展自古而今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人文到自然的蜕变，改变了以往学科单一、人文色彩浓重的落后模式，转向了更广泛的现代科学研究领域。先进的信息技术、声乐艺术教学、声纹司法鉴定、口令、金融银行确认应用及公共安全等应用无不在语音学研究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并发展成为一项衍生出来的科学领域，构成了生理、声学、发音、认知、发声、仪器、司法及病理等语音学科。基于高科技的语音学研究特点，现代汉语的语音学发展也早已非同一般，汉语语音学的研究在先进仪器、科学设备的辅助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3.民族语音学研究

与汉语语音学研究领域广泛、成果突出的现状相比，我国对民族语音学的研究相对落后。目前，我国将民族语音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声学参数数据库上是十分科学并具有现实意义的，能充分适应我国民族语音学构建不完善、研究不彻底的现状。同时，有效地开展嗓音基础理论研究有利于我国民族语音学数据库的完善、多种类民族语音研究的全面及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构建多语种语音学实验室的优势

及主要措施

构建多语种语音学实验室理念的提出是科学的、先进的，针对目前我国民族语音学的研究水平相对落后、领域狭窄、手段单一的现状。依据国外语音学的成功经验构建面向各个领域的多语种语音库，完善语音实验室的建设，可为民族语音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基础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依据及科学的技术手段支持。因此我们应在深化重视、加大建设的基础上，注重对多语种语音学实验室软件及硬件的基础建设，配备先进的技术设备，并针对少数民族语音的特点，分析、采集语音素材，为多语种语音的识别、合成及翻译构建内容丰富、基础建设扎实、完备的语音资源库，从而为进一步丰富语音实验、环境分析，深入多语种语音学研究作出必要的贡献。首先我们可利用良好的语音资源对各语种进行横向与纵向的语音学分析比较，同时利用现代汉语语音实验的成功经验建立多语种专用的标音符号体系，使少数民族语音学包罗万象的数据资源库更加丰富，构建更加完备。为了使多语种语音学实验室的构建更加完备、系统，我们可通过集成有效语音分析算法的方式，借助实验室良好的设备配备，构建完善、清晰、自然、高效、连贯、优质的少数民族语音分析平台，从而为各类语音识别、合成及翻译环节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三、语音实验室的仪器、设备配备

随着语音学领域的拓宽及研究需要的进一步提升，先进的实验室仪器与设备的配备呈现出技术含量高、更新速度快、配置水平先进的特点。首先在语音生理的研究方向，我们可采用喉头仪、腭位仪等设备检测人们生理发音的细节变化，规避干扰，使语音信号的提取更加便利、准确；采用言语发声空气动力学系统通过气流面具及压力传感器来检测人们发音过程中的气流率、肺活量、声门及压力等参数，可有效地依据提取的参数进行语音产生的生理研究。为了判别与分析鼻音问题的来源我们还可配备鼻流计，用完备设计的头套装置分离口腔与鼻腔，从而收集两者的语音信号并计算出鼻音度，而后依据采集到的语音数据与正常数据的比较作出发音状况的进一步特征分析。呼吸带是一种通过采集人们胸围或腹围在发音过程中的变化来反应语音韵律特性的科学设备，该设备的引入对个人韵律风格的研究有较好的帮助，因此在语音教学及朗诵方面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第6篇：民族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素质教育；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资源；教学改革；民族地区；贵州

中图分类号：G75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136-05

一、问题的提出

贵州是我国西部由以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高原贫困省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至使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文献资料、数理统计等方法，对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存在的问题分析在贵州民族地区学校利用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在国家三级课程管理的体制下，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课程系统结构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实施素质教育的对策，对当前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2.1　问卷调查法：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份对贵州部分民族地区市、县、农村学校发出问卷调查表200份，收回问卷176份，有效回收率88％。

2.2　实地访谈法：深入实地走访贵州黔南、黔东南、黔西南、毕节等民族地区学校体育教师，召开座谈会进行访谈调查。

2.3　文献法：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从大量文献中获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2.4　数理统计法：论文数据的统计由计算机Excel统计软件完成。

二、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教育现状

(一)领导重视程度不够，体育经费与场地器材缺乏

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较低，表现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体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学校体育流于形式。调查发现，有81.2％的学校领导对体育重视程度不够；20.1％的学校没有开设体育课；69.6％的学校的体育课被占用；教学设施落后，场地器材缺乏，学校体育经费投入最少的仅为16元。

(二)体育教师的数量和质量调查发现，有11、2％农村学校没有专业体育教师，25、6％的学校只有1～2名体育教师(包括兼职教师和代课教师)；85％的农村乡镇学校体育教师从未参加过进修培训和从未在国家公开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从课程设置和管理模式等方面还明显反映出传统教育思想的痕迹，新的教学理念尚未建立，素质教育的全体l生、全面性和自主性在体育教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反应出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师资队伍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体育教师的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和保证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的需要。

(三)新《课标》执行情况

调查发现，民族地区学校完全实施新《课标》的只占28.8％；部分实施新《课标》的占64.5％；不能实施新《课标》的占6.75％。通过访谈调查了解，不能实施和执行的主要因素是缺乏师资、教材、经费、场地和器材。

(四)学生的身体素质令人担忧

调查发现，在体育教学中，学生的堕性心理增强，意志品质薄弱。据2006年贵州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显示，2007年与2002年相比，学生的速度、爆发力、力量等素质及反映肺功能的肺活量继续呈下降趋势；超量及肥胖学生明显增多；学生视力不良仍然居高不下。调查结果表明，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与全国横向相比呈严重落后状况。其影响因素是诸多方面的，有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师资的素质有待提高；场地、器材和体育经费投入的严重欠缺等。而社会经济发展滞缓和教育观念落后是制约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发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因素。

四、利用民族传统体育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素质教育是以树人、育人，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形成健全人格，提高主体意识、发展个性为目的教育。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独特的运动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人们的喜爱。民族传统体育对实施素质教育有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对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思想道德教育

中国武术是一种典型的将道德和审美等作为其重要文化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在武术的整个文化体系中，惩恶扬善、除强扶弱、已诺必诚、尊师重教、孝悌为先、救厄济困等是广泛推崇的道德标尺。陆草所倡导的谦和忍让、立身正直、见义勇为的道德规范，是学生习武的重要行为准则，它体现了传统武术观念对社会道德水准的构建具有独特影响和作用。武术的武德规范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所遵从的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的行为导向，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诚信做人、正气昂然、品德高尚的价值取向，让学生在参与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进行相互较量，切磋技艺、顽强拼搏，能领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二)个性发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能使学生在参与的活动中，各显其能，发泄内心的激情，充分展示自我，体验运动乐趣，满足个体需要，给学生带来愉快的心理体验，从而消除性情浮躁等不良心理障碍，使学生的情绪由消极、扭曲向积极、正常的方向发展。培养自信心，重新感悟自身的价值，在不断的参与中求得身心需要的动态平衡，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体现朝气蓬勃、充满活力、青春亮丽的特点，以促进大学生的个性发展。

(三)心理素质教育

胜负是体育比赛永衡的主题。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竞争性的特点，在运动中要伴随强烈的情绪体验和主观的意志努力。让大学生在具有胜负的比赛中经常体验困难与挫折、成功与失败、愉悦与惧怕的内在复杂心理，磨练身心承受能力，使大学生的克服困难、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得到增强，这对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心理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大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和立足社会的需要。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具有严格的纪律和规则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自制力、公平竞争和创新意识以及团结协作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四)身体素质教育

《公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身体素质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物质基础，提高身体素质是人类健康的需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如打格螺、抢花炮、摔跤、踩高跷等都要通过身体运动的方式来完成。通过运动锻炼，使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得到全面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特有的健身价值，能使大学生在参与中享受运动的乐趣，还能使他们在参与的活动中得到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

五、利用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实施素质教育的理论依据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决定民族地区利用民族传统体育实施素质教育更具有普适性

在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中，以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现代竞技运动如田径、体操、球类等项目因受场地器材、体育经费严重不足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资金投入小、简单易学，易于开展。在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中引入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不仅能解决学校体育办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减少经费投入，而且在对学生的强身健体、高尚娱乐、素质教育等方面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具有广泛的普适性。

(二)符合现代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要求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对课程三级管理的制定，即有统一的课程要求，又能结合当地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兴趣爱好，有利于在教学内容上反映地方特色。在贵州民族地区学校，根据体育教育的特点，在确立完成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利用民族自然资源优势，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选择多种教学资源内容，采用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去实现课程目标，将民族传统体育引入学校体育教育，对扩大素质教育的范围与作用能产生更深远的效应。

(三)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功能性是素质教育的良好素材

在贵州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中，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为青少年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打秋千、丢花包、抢花炮等活动热闹有趣，能愉悦身心；打陀螺、踢毽、跳绳等活动能培养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骑颈马、斗鸡、扳手腕等活动能培养竞争能力；踩高跷、板腰、扭扁担能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跳龙门、珍珠球、拔河、舞龙、舞狮能培养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感，能培养学生尊师重教、谦虚忍让、立身正气、见义勇为、公平竞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六、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课程系统结构

(一)选择合适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课堂教学化处理

选择合适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课堂教学化处理，一是要注重把对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相适应，动作内容丰富、规则简单易行、教育功能强、健身价值高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直接引入体育课堂。二是对所选择的项目在规则上对参加人数、场地的大小、方法的运用等方面进行教学化处理。三是选择的内容要以安全为前提。对竞技性和趣味性强、教学价值高、危险系数大、易发生伤害事故的项目要进行改造，降低其动作难度，淡化竞技性，以确保教学安全的需要。

(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教材内容的合理分配

在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要有针对性地选择符合教育原则要求的项目进入课堂教学。其中传统武术、打陀螺、踩高跷、珍珠球、斗鸡、芦笙舞等可以作为基本教材；有的可以用游戏的形式成为课的基本部分的辅助教材，如打秋千、棋类运动、拔河、蹴球、抢花灯、舞龙耍狮、踢鸡毛毽等；又有的可在分组轮换时运用组织教学，如板鞋、骑颈马、摔跤、扭扁担、扳手腕、打地老鼠等。而押加、踩高跷、骑颈马、扳手腕、扭扁担等可作为身体素质练习；太极拳、棋类运动、丢花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游戏可成为残疾学生锻炼身体的内容和形式。

(三)建立可操作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教学评价体系

学校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教学评价体系的建立，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学校体育教育，实现素质教育目标及可持续性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评价主要在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体验过程等方面，从素质教育内涵所设定的教学目标体系出发，改变传统的终结评价方式，重视对学生体育学习过程的评价，提倡过程评价与阶段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的结合，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强化评价的激励发展功能。

(四)民族传统体育在校园文化中的教育途径：

1　课堂教学

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课堂教学，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历史，掌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健身方法，并从参与的活动中得到身体锻炼，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培养努力奋进、勇于竞争、顽强拼搏的良好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2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练习是学生掌握运动技能的有效手段和方法

通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练习，能提高学生的自身素质和运动能力，在身体练习中，要注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合理运用，高标准，严要求。突出民族特色，增加项目的趣味性、对抗性和技能性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训练水平。

3　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和表演活动

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和表演活动，在课外活动中举行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和表演活动，它不仅能使学生的运动技术得到巩固和强化，实现课程内外的优势互补，而且活跃了校园文化生活，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现。项目的设置要突出趣味性、竞技性和观赏性，注重集体项目与个人项目的参与，以实现学生的“运动参与、运动能力、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课程教学目标，为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七、结论与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更新教育观念，加快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及素质教育的融合

在贵州民族地区学校全面推进学校体育的关键是观念的变革与创新。政府职能部门、学校领导和体育工作者在实施学校体育的过程中，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更新体育观念，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培养学生的能力人手，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加快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教育的融合，倡导以民族体育为特色的素质教育。

(二)建立保障学校体育工作正常运转的资金体系

针对贵州教育的客观现实，应加大财政对学校体育经费的投入，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宣传，引起社会各界、各阶层、各行业的高度重视，争取得到多方支持，设立贵州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和体育教育基金”，让全社会都对改变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和素质教育滞后现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以加快贵州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和素质教育的发展。

(三)加强体育教师对民族传统体育教材的整合能力与运用能力的培养

贵州民族地区学校在实施体育教育和素质教育过程中，应在教学计划、课程内容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等方面充分反应出不同民族体育文化特色，增加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育教师要注重知识更新，转变教育观念，提高专业素质。作为教育职能部门，要有针对性地组织有关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各种培训班和研讨会，引导教师开展对贵州民族地区学校如何利用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实施素质教育的研究，注重教师对民族传统体育教材的整合能力与运用能力的培养，提高教师在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专项技术和理论水平。要造就大批的训练有素的适合积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体育教师队伍，加强他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化的设计、选择、开发、实施和评价能力的培养，为民族传统体育转化为素质教育资源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推进素质教育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第7篇：民族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双链式旅游模式

中图分类号：F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073-03

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源泉。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那么如何将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并得到延续发展呢？我们提出了一种相比较低投入高产出的旅游模式，就是在旅游产业中融入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从而发展旅游及民族文化。这不仅可以将民族文化进一步让人熟知，同时也给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源泉动力。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云南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业中融入丰富的民族文化成为了旅游业新的发展方向。西部部分省市地区也将民族旅游作为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相应推出各民族的旅游文化开发项目。这些旅游开发项目的进展，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关乎着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决定民族文化变迁的发展方向。

一、双链式旅游模式的提出

（一）双链式旅游模式的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其自身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生活质量的要求，加快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让旅游业面临新的问题——市场开发的盲目性，旅游市场的低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实现开发者、游客和当地居民三方共赢？我们提出双链式旅游模式。双链式旅游模式是将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以适应游客的需求，追求更高层次的服务质量。

文化产业是将物化了的文化融入到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流通以及消费与传播等组成的经营性组织中，是以营利为目的、市场为目标的经济活动。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经济市场规模的扩大，形成了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交融的局势。文化通过物化的生产与流通、分配与消费，形成了产业化的形态文化。有关专家依据云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总结为：云南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只能走混合型、外向型、资源整合型和伴生型的发展模式。因此将文化融入到民族地区旅游中和以民族地区为特色、以民族地区居民为经营主体、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旅游活动为内容、以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为目的的开发活动中。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双链式旅游模式就旨在将物化了的文化结合到旅游活动中，使之成为新型的旅游模式，以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满足游客的需求。

（二）发展民族地区双链式旅游的意义

1.加快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民族地区双链式旅游主要针对的是民族地区的农村，发展民族地区农村旅游业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民族地区更好地抓住旅游业发展的机遇，拓展旅游市场。同时，促进民族地区的农村从单纯的农产品生产向高效益的第三产业转移，拓宽经济辐射的范围。民族地区农村旅游业的发展，使一三产业相互渗透，也有利于加快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增强发展动力。

2.保护和发展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

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及建筑文化等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内涵，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民族地区的历史积淀、文化潜质与自然景观通过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能得到完善的保护和继承。

3.解决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就业和改善生活环境

根据研究，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就能带动相关行业五个就业机会，发展民族地区的旅游业是民族地区的居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有助于解决剩余劳动力并提高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以达到缩小与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的目的。同时，生活水平提高对于改善教育体系，提高综合素质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文化传承的问题与挑战——以大理市大理镇龙龛村为例

（一）龙龛村概况

云南省大理市大理镇的洱海边，有个美丽的小渔村——龙龛村。龙龛村坐落在风景优美的洱海湖畔，可上观苍山雪，下望洱海月，是典型的白族聚居地。龙龛村由7个自然村庄组成，其中龙下登村临近龙龛生态园，以旅游开发为发展依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龙龛村因地制宜，在惠农政策支持下，抓住了生态环境发展方向，不仅突出了此地区的特色，还做大了产业经济的“蛋糕”，使之成为一个富裕新村。

龙龛村发挥当地优势，以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为目的，曾投入329.5万元的资金，重点实现旅游业的发展，突出产业经济支撑，将地区打造为新生态旅游村。该地区针对当地民族风俗特点，对本主文化、白族民居、龙龛古渡以及海宴庵等历史文化科学规划、综合整治，有效促进旅游资源、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多方面立体结合，共同促进本村经济发展。

（二）龙龛村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时代的进步，旅游业已经成为大理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旅游业发展的这个契机，不仅给龙龛村带来了一个支柱性产业，同时给这个小渔村分到了一块发展的大蛋糕。龙龛村凭借着自身旅游资源、村容村貌、浓郁的白族风情，吸引着各地游客。村民们纷纷从田地走出，利用旅游，脱贫致富，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另一方面，随着龙龛村旅游业的发展，也造成了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强烈冲击，逐渐汉化。从语言及服饰方面来看，民族语言使用越来越少，并出现了语言词汇加入汉语的趋势；民族服装只有在大型民族节日上才会出现，日常生活中几乎很少穿着。从民俗及建筑方面来看，传统古老的风俗逐渐失传，年轻人很少知道本民族古老风俗；建筑方面改变“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特色，以洋房洋楼所取代。这无疑给白族文化传承带来巨大影响。本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渐渐流失、传统习俗的变样或丧失等等都在告诉我们保护当地民族民俗文化的迫切性。理性地面对外来文化，去粗取精。同时，致力于保护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到本地与外地、本地和西方的最佳结合。在加强白族文化的保护、不被外来文化所侵蚀的同时应寻找白族文化在大融合的环境中传承和发展的新道路，确保民族文化更好地发掘与保护，并完整传承发展。

突出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是增强旅游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一是民族文化表现形式。可以通过民族村以及对民族特色家庭访问等表现。二是旅游资源与民族文化的结合发展。三是对民族文化深度挖掘，推出民族文化旅游系列的产品。例如：龙龛村属于大理地区典型的白族村落。旅游业可以和浓郁的白族风情有机结合，将秀美的自然风光与当地民族文化有效结合，实现地区的建筑文化、民俗风情与围绕该地区展示南诏文化、洞经古乐及苍洱风光等有效结合发展，这既能做到知名度的提高，很好地吸引游客，又能发扬民族特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加民族自我保护的意识。

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迫切又重要的问题。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必将导致与本地区传统文化的矛盾。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多方面来共同完成的。作为政府部门，要积极制定相关保护的法律法规，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大局上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积极支持当地保护传统文化。作为游客和当地居民，一定要从保护旅游资源的角度出发融入当地的民族特色文化中，自觉参与民族文化传承。政府和民众的合理配合，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和文化完整的传承。民族文化具有的独有魅力和风采也才能更好地向世人展示。

（三）龙龛村旅游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龙龛村加快旅游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一是旅游交通的进入性和通达性不平衡。由于龙龛村坐落洱海边缘，与海西的交往都以船舶为主，又随着大丽高速公路的开通，缩短了至周边旅游区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致使游客停留的时间缩短，忽略了该地区。二是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不平衡。到龙龛村游玩的游客大都是上午由旅游团带领到码头，坐船出游至南诏风情岛，在船上观看白族婚宴“掐新娘”，“绕山灵”等舞蹈和品尝特色茶道“三道茶”。在龙龛村停留的时间相对较少，影响了龙龛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市场占有不平衡。目前成功组建了大理旅游集团，并在大理市辖区内部对重点景点、洱海游船等市场进行了局部整合，但对龙龛地区的旅游文化，调控力度不足，仍处在被动地位，不利于龙龛村旅游开发。四是保护力度较弱，环境破坏严重。龙龛村濒临洱海，10多年前，其水可直接饮用，但随着旅游等开发使洱海水受到了污染。虽然政府实行了退耕还林，村委会也出台了村庄环境整顿措施，但还是存在相对环境问题。

虽然龙龛村的旅游开发与当地文化之间有一定的互动，但是龙龛村也面临着发展的新问题。比如，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如何提高资源利用率，解决好发展中伴随出现的民族特色淡化、吸引力不够和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稳定发展，最终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双链式旅游模式的结合发展。

三、旅游资源与文化资源融合的双链式旅游开发模式的探索

文化与旅游两大产业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离不开两者之间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以及全球休闲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与旅游的内在需求和保持民族特色的根本性决定了应积极探索推进旅游与文化发展的道路，实现两者融合共进。

（一）重塑旅游新形象，实现自然资源及人文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发展

一个地区的旅游发展，往往离不开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为建设旅游胜地奠定了自然基础。在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地区我们更要与民族文化资源进行融合，实现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在经营管理与服务中，体现出文化与旅游二者紧密的互动与依存关系。

1.秀美的自然资源为根本

对任何一个地区的旅游来说，自然风光都是重之又重的重要旅游资源。旅游的目的就是融入自然，融情于景，与自然和谐的相处为根本的发展，这也是自然的最大卖点了。龙龛地区拥有着独特的“银苍玉洱”、“风花雪月”景色，呈现出上有苍山、下有洱海的田园风景。苍山雄奇，洱海秀美，诗情画意，浪漫风雅，无不是一卷人人羡慕、流连忘返的天然画卷。

2.浓郁的民族文化为血肉

大理，凭借着绚丽多姿白族风情和浓郁的白族文化，跻身成为了“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历史悠久的白族文化也成为了大理旅游业振兴依托的“根”。白族文化在龙龛村等地区更具有浓厚的韵味，深入村寨更能体验民族风情与文化特色；也是少数能使用民族语言的地区之一。村寨中保留的传统特色文化，是旅游中独具特色的吸引点。

3.独具的特色、个性为衣裳

在旅游业中个性是发展的生命力，特色是发展的竞争力。在旅游业中突出地方的特色，就是将自然与文化有效结合，实现“人无我有，我有人无”的独具特点。龙龛村的风光：苍山、洱海；龙龛村的文化：白族文化、本主文化和民俗风情也是与其他地方所不同的。此等种种无法替代、无法仿制的风光与文化就是龙龛村旅游的最大特色。为避免同质化，我们就可以利用独特的资源形成独特的产品，最终提高旅游产品的档次。

4.民众的市场需求为依据

在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今天，充分利用旅游等资源，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产品是今天社会需求所决定的。双链式旅游模式充分利用资源，彰显个性，挖掘特色，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在旅游产品中注入民族文化的内涵，使其形成具有个性的村寨，在不失去原有文化特色的同时，具有新的市场活力与动力，拥有自我特色品牌。

（二）旅游业中充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是增强竞争力的有效方法

对于不同的区域和民族，由于各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形成了有异于其他地区、民族的独特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文化是在长久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固定性，不能随意去效仿，否则就会出现失真性。好比白族人民的“蝴蝶会”、“三月街”、“绕山灵“等传统节庆，体现的是白族文化的独特性，不能出现在其他民族文化中。类似属于本民族的民族活动只能在当地进行，如果迁徙到了其他地方就会失去其民族文化的真实性以及存在价值与意义，同时也就毫无独特魅力与吸引力可言。

对民族文化资源充分的挖掘，将会有利于民族文化资源品质的提升。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一定都是先进的、优秀的，其中部分内容存在落后性、愚昧性。对此，有必要将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内容摒弃或改善，并加大力度宣传民族文化中的先进内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优秀文化资源吸引广大游客。同时，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先进资源过程中，可以实现游客与当地居民交流，让游客零距离欣赏民族文化，真正走进民族文化中去，实现游客愿望的最大满足。放缓旅游活动的步伐，延长游客与当地居民交流与停留的时间，这不仅使游客得到满足，也提高了当地的收益，增强了当地旅游的竞争力。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双链式旅游模式就是为了达到满足游客旅游的目的，同时也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项目研究发现，只有将特色民族文化形成品牌才能打动游客并将其宣扬。而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遗产。怎么样才能达到共赢的目的？只能在文化产业上动手脚了。将文化产业物化，在物品上加入文化元素，如白族手工艺技术：“扎染”、“纸扎”、“泥塑”等。其中“扎染”的手工艺技术被国内外公司看中，其在国内国际旅游商品市场上拥有大好前景，企业纷纷和当地农户合作，以扎染工艺的原生地为基地经营扎染品。以期发展民族特色文化，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双链式旅游模式的开发、发展、共赢的目的。

四、余论

民族文化资源是各个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最珍贵的历史资源与社会财富，不仅是民族情感和精神的重要寄托，同时也是民族活力的体现和发展的源泉动力，更是民族地区旅游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和依据。但是大部分地区为了急切地摆脱该地区贫困、落后的现状，不重视环境资源的保护，肆意开发利用有效资源，结果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民族资源的庸俗化、价值取向歪曲化、特色文化淡化，不仅丢失地区拥有的珍贵民族文化，还阻碍了旅游开发的步伐。所以合理开发利用属于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既是保障了民族地区在旅游行业中持续的发展，更多的是保护民族智慧的结晶，保证民族文化不至于失去传承，所以有效、合理地深层次开发与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文华.大理民俗旅游的发展[J].昆明大学学报，2001，（1）：28-31.

[2]王丽珠.旅游资源与大理旅游经济[J].云南社会科学，1999，（5）：50-54.

[3]李燕萍.大理白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互动发展[J].天津大学学报，2011，13（1）.

第8篇：民族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民间口述传统资源；市场运作；专利保护

一、引言

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是指各民族用固定的语言、言传口授的方式，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音乐舞蹈、传统仪式、诗歌传说的民间文化的保留。按内容可划分为民间历史口述资源，民间文艺口述资源，民间宗教口述资源，民族伦理口述资源和民间民俗口述资源。

二、民间口述传统资源市场运作所面临的困境

（一）原生态的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正逐渐减少

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是指那些可以在公开场合进行传播的民间传统文化。在此，我们仅对有广泛的文化传播价值和利用价值的民间口述传统资源进行市场运作分析。

在传承过程中，许多经典的口传资源已经消失了。比如说藏族口传文化是藏族先民几千年前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将他们所了解的知识、经验和信仰不断传承下来的。藏族口传文化已兴盛数千年，口传资源采取的是口传身授的方式，付诸文字记录的少之又少，随着口述艺人的驾鹤仙去，许多口述资源因后继无人而成为历史的绝响。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口传资源消失速度愈发加快，原因主要有：1.传承人或者民间艺人迫于生活压力而从事与口传文化无关的经济活动，无时间、精力和动机从事口传资源活动，导致口述资源无法有效的传承；2.年轻人对于老一辈口传资源的兴趣不高；3.口传资源的传播环境和氛围正发生改变。

（二）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经营者市场运作过程中缺乏合作

口述传统资源经营者单独进行市场运作，运行效率通常较低，不能形成集口述传统资源产品开发、设计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效运营模式。当前，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经营者拥有对稀缺资源的独占性，能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和利益，故不愿公开分享自己所特有的口述传统资源。但是在口述传统资源市场化过程中，口述资源又较易被模仿学习，口述资源的独占优势很难长期维持，口述资源其口口相传的特点也决定其容易传播扩散，为一些口述资源投机者提供了生存土壤，盗版口述资源行为的存在挤压了正统口述资源的生存空间，从而加大了正统口述资源拥有者经营压力，难以维持自己的独占地位、市场份额和利益。

（三）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市场过于重经济利益而轻文化利益

在市场化和商业化过程中，商家的“断章取义”，让某些民间口述传统资源“支离破碎”，口述传统资源的开发和传承中出现“部分化”和“片面化”现象。在开发利用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性导致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未得到有效保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矛盾。1.人们在欣赏某种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文化时，主要以娱乐休闲体验为主，缺乏对口述传统资源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商家为迎合消费者，获取更多的收益，产品设计开发重心放在娱乐体验方面，而忽视了文化内涵的诠释；2.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产品的消费和体验是随性且短暂的，无法深入体会口传资源文化的奥妙，不利于吸引消费者再次消费。

（四） 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市场信息失真，市场定位不清晰

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市场信息失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人们对于民间口述传统资源的需求情况欠缺数据说明；2.需求信息披露不充分，需求信息质量不高；3.需求信息的不及时性导致口述传播人或者生产者往往变成“事后诸葛”；4.没有对该市场的需求供给进行理性分析和预测；5口述传播人的信息渠道相对较少，信息较为闭塞，这些情况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口述传统资源市场信息的可信度，致使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市场的传播存在困难。

（五） 口述传统资源易遭剽窃，智慧型产权保护遇“瓶颈”

在口述传统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剽窃是保持民间口述传统资源特色的最大困难，同时也是口述传统资源发展的最大障碍。口口相传的方式既能让该种文化有效传承下去，同时也可能会造成这种口述传统资源的过于泛滥，从而降低某些口述传统资源的质量和影响其市场利用价值。

三、保护民族民间口述传统资源市场平稳发展的建议

（一）增加民间口述传统资源传承的辅助形式

民间口述传统资源的传承方式口口相传可视为它的一个缺陷，如何弥补这一缺陷？我们的建议是在口述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形式如笔记、绘画等方式对口述文化进行记载，这些方式比较利于操作也能丰富口述文化的传承形式。而对于部分特别珍贵罕见的民间口述资源建议采取摄影、书本传记或者拍摄纪录片的方式记载下来，这将有利于该种文化资源的市场化传承和传播。

（二）鼓励民间口述传统资源拥有者申请专利保护

由于民间口述传统资源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易遭剽窃，这将会降低整个民间口述传统资源的质量，过多相同或相近的民间口述传统资源充斥市场会让消费者产生审美疲劳，并减少民间口述资源市场运作的总体效应和效益。

对于民间口述资源的拥有者，政府需要建立相应地支持体系，保障民间口述资源的有效传承，特别是鼓励和帮助资源拥有者申请专利保护。专利申请程序繁琐是专利申请人面临的一个障碍，专利申请程序需化繁为简的地方必须化繁为简，政府应该简化申请程序，减少专利申请时间。政府可以适当给予民间传统口述文化专利所有人一定的补助，鼓励他们进行口述资源的创新和创造。

（三）建立文化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平衡协调机制

在文化利益和经济利益失衡的情况下，建立两者的平衡协调机制是很有必要。对民间口述传统资源的市场化开发过程中，需要在文化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下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通过经济利益反哺文化利益。在协调两者的关系时，政府要发挥应有作用，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形式来平衡两者的关系。对于该民间口述传统资源使用的企业或者法人，政府可以根据其使用的范围和程度分别对其征收不同程度的税，转而补贴给民间口述传统资源的拥有者。

（四）深入市场调研，明确定位市场，建立科学的营销组合策略

在对传统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需要对该市场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对于该市场的主要顾客群体进行详细划分，着重进行对该市场感兴趣的潜在客户的调查，建立科学的营销组合策略。通过市场调研明确目标客户群体后，如何有效地向目标群体推荐和介绍该种文化是关键。建议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通过采取各种形式和渠道，使得目标客户群体成为民间口述文化的爱好者或成为可能的传承人。第二，通过市场的力量使得民间口述传统文化形成良性的产业链，从传承人（主体）民间口述传统资源（载体）顾客（客体）。第三，发挥教育的力量，为民间口述传统资源市场输送人才，向该文化产业链的下游输送人才。

（五）提高人民的参与度

人民的积极参与可以有效地促进民族口述传统资源的发展，当前人们的参与度和热情都不够，主要原因是在利用民间口述传统资源上，没有很好的照顾到民族群众，文化开发的收益没有反哺群众。要增加人民参与度，需要分享文化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收益，打破少数人独占局面。在西南地区的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该地区特有的文化形式，争取实现旅游与该文化的充分融合，通过旅游宣传吸引顾客群体。将旅游资源和口述文化有机结合，积极开发口述传统资源独特性衍生品，实现文化效益。

参考文献：

[1] 张晓霞.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口述档案建设研究[J].兰台世界.2012（20）

第9篇：民族史研究范文

摘要：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政治合格、素质过硬的重要举措，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客观要求。新疆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它直接影响校园和谐、社会稳定，因此不断强化这项工作，同时加大创新教育的途径是新疆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传承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符合这一形势的重要内容。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民族性、文化性和体育等特征，在新疆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具有他特殊的功能，在新疆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中传承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符合社情、区情和校情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族团结传承问题的提出：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人类是以民族的形式发展和存在的，这就形成了不同民族风格的文化类别，产生出各式的民族文化。从这一层面而言，新疆民族体育文化即为新疆体育文化，它不仅指长期居住于此地的汉民族的体育文化，还包括生活在这里的各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不仅包括各民族体育现实文化，也包括诸民族体育历史文化。［1］“新疆语言的多样性、生产方式的多样性、民族的多样性、信仰的多样性等，构成了新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2］“民族团结”是民族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在他所发表的文章《民族团结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将民族团结定义为“把分散的不同的民族联合起来，使之成为彼此具有相互依存的良性互动关系、并形成更大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和状态。”［3］民族团结是多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建构工程，民族团结教育在内容上是立体的。民族团结的态度、民族团结的情感是外显为民族团结行为的基础。

一、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在新疆高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首先必须确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观念。在新疆高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应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应是“体育”中的重要和主要内容。千百年来，在少数民族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具有特色的体育活动，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教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在新疆大学体育教学中，将武术作为大一学生体育课程的必修内容，使得武术文化在课程教学中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得到了传播和推广，得到了继承和弘扬。作为公共选修课程，刀郎健身操和麦西来甫等课程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喜欢和青睐。因此，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使学生全面发展，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民族传统体育中含有德育的因素。通过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民族风貌、集体主义等教育，消除自卑感，树立自信心。第二，加强各族学生之间的凝聚力。各族学生在课堂上分享民族传统体育的魅力、技术的传授、知识的学习，使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产生一种奋进向上，团结一致的因素。第三，民族传统体育中含有智育的因素。通过民族传统体育理论及实践的学习，可不断扩充知识面，丰富智育内容，促进兴趣多元化发展。

二、文化的认同与包容是实现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互交流与互动的现实要求

通过调查和访问，新疆高校各民族学生对于麦西来甫舞蹈有很高程度的认知和认同度，同时有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学习的求知欲。因此，这充分反映了麦西来甫作为新疆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种代表，作为文化传承具有极强的魅力。同时，麦西来甫在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增进民族互信、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新疆，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不同服饰、操着不同语言的民族群众在一起跳麦西来甫的场景，而这种场景正式新疆各族人民互相团结、互助互信和密切联系的真实写照，让麦西来甫中所体现出的廉耻、仁慈、豁达、平和、真诚、友善、谦虚等优秀特质在建立良好的人际、民族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是实现各民族学生接触与交往，达到民族团结教育实效性生成的基础

体育在教学过程中带有社交的功能。在新疆高校体育课的教学内容中有民族传统体育武术和太极拳的教学，通过教学使得各族学生了解到了中华武术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特点，意、气、劲、形四者和谐统一，这种内外合一的整体运动规律反映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各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但学习动作的“形”，通过交流和探讨，追求理解真正的“意”。在新疆大学校运动会开幕式表演上，各族学生身着民族服饰，一曲刀郎麦西来普唱响了各族学生的心声，加强了交流，增强了凝聚力。因此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教学和各种形式的文艺表演，能够有效实现各族同学亲密的接触和交往，使得学生在承认民族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尊重民族特点和文化差异，形成理性认知，从而形成相互尊重、互相谅解、互相承让、互相接近，友好交往的态势和局面。

四、新疆民族传统体育对各民族关系，其价值是和“大同世界”，这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都是以儒、道、佛等多种文化思想融合一体的文化体系，主要表现为“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以和为贵”的和谐原则，先人后己，先社会后个人的集体精神和爱国情操。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客观上要求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各利益群体间相互协调，有利于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协作，从而实现民族团结的价值取向。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级机关和学校团体举办的各种文艺表演，是实现这种价值取向的最有效形式。通过各种运动会和文艺表演，加强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从而加深感情，增进友谊，实现民族的大团结。

参考文献：

［1］雄飞朱梅新.论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