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认知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新闻传播学认知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关键词】现代新闻传播学 多媒体应用技术 教学

信息时代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新阶段，信息化使得人们获得并传递一切信息变得更快更便捷，从而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信息的采集、信息的加工、信息的传播、媒介的制作都是新闻传播学的基础，而新闻传播学是由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四个方面的研究构成的一门学科。传统新闻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领域的先行者定位准确发展稳健，但未来前景却并不乐观。近五年来，传统纸质媒体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这一现象将我们引入了怎样才能发展现代新闻学的思考中。现代新闻传播学除了传统的新闻功底的构建与积累学习基础性和学术性的知识以外还需要进行广告传播、影视文化、媒介经营管理、舆论学、文化产业活动等一系列专业知识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从传统单一的静态文字图像到以网络为载体影像、文字等媒体格式文件的无纸化传播，这使得现代新闻传播必须具备实时新闻信息量大，引发话题使受众积极参与讨论，生活服务类互动信息全面，并兼顾愉悦受众精神使受众获得身心健康休息的特点。新媒体时代更需要实现受众广泛、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整合度高的新闻传播效果，从这一点来看，想在电子时代建立现代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科研体系就必然需要多媒体软硬件技术的支撑。

多媒体技术是一门应用型的计算机技术，其主要实现手段是通过人对计算机软件的操作来完成文件的部分或整体效果。多媒体应用技术本身是结合了计算机多媒体软件工程专业、新闻传播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等多种专业课程综合而成的一门实际操作性很强的技术型学科。其业务范围涉及了媒体的包装及制作和媒体载体的包装及制作。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新闻传播学和多媒体应用技术有了更多的交集，新闻传播效果的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新闻传播对传播的效果做出了新的要求，更需要多媒体软硬件技术的支撑。多媒体应用技术所涵盖的内容又基本都是需要实际动手操作来实现的，这对于从事这个专业的大量从业人员又提出了不断创新进步的更高要求，除了需要大量更新资料以外还需要不断学习多种媒体类的实现方法。

随着计算机硬件的发展，计算机软件的更替变化也相当大，比如说在新闻传播业中发挥着巨大图文制作效果作用的photoshop，她是一款Adobe公司旗下最为出名的位图图像处理软件，1999年photoshop5.0刚刚被许多中国用户认识，这款带有图层功能和历史功能的图像处理软件允许用户在不同视觉层面中处理图片，然后合并压制成一张图片。这款软件的出现立即打破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以及广告从业人员“绘制基本靠手”的思路，13年来photoshop在不断更新完善中，成为在平面设计、图像修复、广告摄影、包装设计、插画设计、网页设计、后期修饰等方面的必备工具软件。而今时发展到photoshop CS6中软件已经带有3D图像编辑和内容识别修复功能。

在教学活动中，现今多媒体应用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多学科的辅助课堂教学活动，而在现代新闻传播学教学的过程中多媒体应用技术也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多媒体应用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学的限制，发挥其数字化、信息量大、互动性强、对学科适应性强的特点，填充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可以从网络上找到大量适用于教学的新素材新思路用来扩充教学内容中的各个模块，增大信息量，协调教学内容，提高备课的效率。在上课的环节中，以生动的媒体课件合理设计课堂内容，运用多种形式展现相关知识点，合理调节授课进度，扩大学生的思路，多角度的提高学生的兴趣。

在现代新闻传播学的实际的教学中，由于高校普遍建设多媒体专业相对较晚，而现有的新闻传播教学工作又基本是集中在课堂内完成，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单一的说教，学生很少能实际接触到平面的制作、新闻的采编、载体的包装制作等的实际操作流程，对技术性操作的掌握就更加的欠缺。那么合理的教学就需要现代新闻传播学专业和多媒体应用技术专业两方面结合，任课老师应随着多媒体应用技术的进步不断更新实例用以教学，只有任课教师与新技术的操作实施不脱节才可能教出与时俱进的学生。

在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上也需要设计新的教学手段，为参与教学活动的师生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让学生可以更宽泛的进行学习。如开设计算机文字录入及实际出稿排版、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数码摄影及后期处理、计算机图形图像的处理、视频采集及编辑、视频特效制作、动画制作、音频文件的采集与编辑、音频特效制作、网站网页、交互式多媒体等课程。在教学实践环节中，把学生组织成各个小团队，以团队的方式来完成一个或多个较大的教学主题课程设计，加强学生对社会需求的进一步认知对将来的工作能够有更深入的体验。在完成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学生能够主动体会学习的知识并在操作的过程中重新整理知识，探究最新技术。而教师在解决学生提出的疑问的过程中也可以验证及提高自身对新技术的学习认知程度。在教学中达到师生双向激发主动学习的目的。在课程设计环节中，教授学生设计制作的方法而不限制学生的思路。教师需注意不以自身主观意见来评价学生的作品，而是肯定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的表达。

多媒体应用技术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不断探索与更新，给予新媒体发展提供了可行性平台，而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出来的创新性方式方法又为主流媒体的新闻传播提供了新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促进了社会整体新闻传播水平的提高。现阶段各大院校是培养现代新闻传播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对多媒体应用技术方面知识与操作探索创新的重要场所，学校对于学生的培养更需要理论结合实际，现代新闻传播学与多媒体应用技术并行，为培养出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第2篇：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第3篇：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程曼丽在扩展传统传播学中的传播过程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如果说，普通的传播只需要一次编码―――将原始信息转换成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那么国际传播的编码就需要有两次，第二次编码是将本国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转换成为可被他国受众或全球受众接受的信息。

作者指出，“二次编码就是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如果说，语言转换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和浅层次的转换，那么文化对接就是一种深层次的转换。作者认为，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对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体系对接，即人们常说的“国际接轨”问题；二是与传播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这涉及传播的针对性问题。作者在书中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明确指出：绝大部分的二次编码必须由媒介完成。

我感到，作者正是以传播学者特有的学术话语回答了前政府公关总管提出的“赤字”问题。“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出在这个“第二次编码”上，我们的大众媒介虽然也把进入国际舞台作为目标并且作了很多努力，但既不熟悉国际通行的认知和规范体系，又没有很好研究人家的社会文化习俗，难免事倍功半。那些不成功的事例是大家知道的。对此赵启正是这样说的：“一方面由于中外文化存在着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在国际文化市场上还缺乏推销能力”。他们所涉及的其实是同一个话题，不过赵是指出问题，而程则是探求规律；而学术专著自比演讲更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

“二次编码”论只是《国际传播学教程》论述体系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国际传播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有关的理论探讨活动和文集、专著的出版都还只是本世纪的事情。作者经潜心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国际传播主体、国际传播的基本原则、国际传播效果测量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她认为一般大众传播学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这样五大领域，而国际传播作为以大众传播为手段的跨越国界的传播，有着明确的主体―――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使传播职能的政府，它们利用媒介进行传播，并对整个传播过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她也承认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也是参与国际传播的另外一些主体。据此，她认为国际传播学研究必须增添一项：对传播主体进行专门的研究。所以，程曼丽推出的这部“教程”，自辟蹊径，具有独特的理论框架，在以上诸方面，都不乏理论亮点。我举出“二次编码”论来介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实务意义，对于读者有较大的接近性，利于举例说明。而且“二次编码”论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有关提升“第二次编码”水平的话题，也只有在阅读和体会全书论述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完整的启示。例如既然政府是国际传播的主体，那么“第二次编码”虽然要由媒介来完成，而政府无疑也负有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责任，如制定合理的传播政策、改善控制手段、开发技术等等，都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国际传播提升水平、克服“赤字”，有赖于科学的指导，《国际传播学教程》以及其他同类研究成果，就可以发挥这样的效用。

第4篇：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新媒体；转型趋势；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台不够完善等等。

三、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四、理解生态

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人也不再是原来的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不论是新闻传播教学还是研究，都必须时刻把握不断变换的媒介环境，方能与时俱进。理解媒介生态的关键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人，理解那些我们曾经称之为“受众”的人们。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例如思维方式上，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具有更强的批判能力，不再认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是唯一的、甚至可信的信息来源，对新闻的理解也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行为方式上，Web2.0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是消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和生产者。同时，人们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浅层阅读逐渐取代了过去印刷媒体时代的深度阅读；多任务（multitasking）逐渐取代人们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等等。面对变化的环境和其中的人们，新闻传播教育不能熟视无睹。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弄清楚现在的人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新闻。以情感为例，传统的新闻报道不能掺杂新闻人的任何情感，记者编辑必须冷静客观地报道新闻。但研究表明，带有情感的新闻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更容易被人们记住。记者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倾向，反而会使读者更愿意相信。而且，在博客、微博这样的新平台上，带有个人感情的报道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称。第三人称毫无疑问是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但人们发现，用第一人称讲新闻，会使受众感到更有人情味，感到是在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媒介进行交流。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我们进行决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基金项目：本文是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微博动员信息的传播机制与效果研究”（G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韦路，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媒体传播研究。

参考文献

[1] Bradshaw， P. (2007). A model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sroom[OL].

[2] Grossman， L.. You — Yes， You — Are 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3] Pool， I.. Technologies of freedom[M]. Cambridge， MA: 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第5篇：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关键词：学科交叉课程 内容体系 构建原则 灾害信息传播学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院校为了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在课程设置上不断进行革新，根据社会需求开设学科交叉课程。笔者所在的防灾科技学院就开设了《灾害经济学》、《灾害心理学》、《灾害信息传播学》等课程，学科交叉课程往往缺乏现成的内容体系，需要开设课程的教师结合课程所涉及的学科体系进行自行设计。本文以《灾害信息传播学》为例，认为学科交叉课程内容体系构建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完整原则、融合原则、主次原则。

一、完整原则

学科交叉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首先要坚持完整原则，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至于什么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取决于课程的属性。在《灾害信息传播学》的内容体系中，充分借鉴了新闻传播学各种教材的编写体例，最终确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1.概说部分

这一部分分为三节，分别论述灾害信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灾害信息传播的概念，灾害信息传播学的理论基础。这三个部分属于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的基础内容，决定着整个课程的方法和内容。

2.简史部分

在《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体系中，专门有一章的内容是研究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的。历史的梳理有助于学生理解灾害信息传播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对原始传播时代、传统媒体传播时代中灾害信息传播形态和特征的了解，加深对当前新媒体时代灾害信息传播现象的理解。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站在一个宏观的视角，对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灾害信息传播实际进行了简述，对整个课程内容体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要素部分

《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内容体系的主体部分就是灾害信息传播要素，在全部的十章内容中此部分占到了四章（灾害信息传播者、灾害信息传播媒介、灾害讯息、灾害信息传播受众），几乎占到了全部章节的一半。这一部分详细地分析了各要素在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地位、特点、作用、表现形态，为灾害信息传播的整体认知服务。

4.机制和效果部分

这一部分包括两章内容，即灾害信息传播机制和灾害信息传播效果，传播机制部分分别从行业机制、道德机制和法律机制三个方面论述，传播效果则从积极效果的建立和消极效果的消除正反两方面论述。

5.案例部分

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应用理论知识，在课程教学中专门设立一章案例分析，选取了近年来发生的几起灾害事件，包括2008年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山西运城地震、甲型H1N1流感疫情报道，分析了这几起灾害事件中信息传播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升信息传播效度的对策等内容。这部分内容对于学生直观地了解灾害信息传播理论研究大有帮助。

6.研究现状部分

作为一门课程，需要向学生传播这个研究领域最前沿的知识。《灾害信息传播学》专门设置一章的内容讲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学术素养训练，指导学生如何在这个研究领域寻找研究选题和进行学术研究。

对于《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来说，以上的内容体系基本上体现了完整原则。不同的学科交叉课程应该有不同的内容体系，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内容体系，都应该设计完整，让学生对这一领域的知识有全面的认识。

二、融合原则

学科交叉课程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有些课程涉及到的学科比较接近，比如《新闻传播学》涉及到的是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同属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还有一些课程涉及的学科比较远，比如上面提及的《灾害心理学》等课程。无论什么样的学科交叉课程，既然是交叉，也就是说必须解决好学科融合的问题。《灾害信息传播学》涉及的学科知识包括传播学、新闻学、灾害学、管理学，这就需要寻找以上学科的交叉部分，在整个课程内容体系中有所体现。

学科交叉课程融合要实现各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新闻学和传播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灾害学属于自然科学，二者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学科交叉课程因为涉及到以上不同学科，所以《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在研究方法上也要进行融合。在本课程的概说部分专门有研究方法的论述，指出了该课程的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法、田野调查法、文化分析方法。其中，定性研究、田野调查和文化分析方法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而定量研究则更多地用于自然科学，灾害信息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但是在研究传播效果时，又常常会考虑到“灾害信息”这一特定的传播内容，经常会用到定量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融合。

学科交叉课程融合要实现各学科内容的融合。之所以开设学科交叉课程，就是因为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知识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学科交叉课程需要将所涉及到的学科知识融合到一起。《灾害信息传播学》涉及传播学、新闻学、灾害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因此在涉及课程内容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到内容融合。整个内容体系都是紧密围绕灾害信息传播设计的，如在《灾害信息传播媒介》一章中，针对灾害事件的特点，专门论述了各种媒体的物质依赖性及其应灾能力，在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广播媒介在灾害救助中发挥着生命线作用。在《灾害信息传播机制》一章中，其中的行业机制、道德机制和法律机制等内容，就要涉及到管理学的相关知识，只有将这几个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才能构建具有学科交叉特色的课程内容体系。

三、主次原则

构建学科交叉课程的内容体系并不是要将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平均使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坚持主次原则，也就是说，要分清主干学科和一般学科，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定它们在学科交叉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灾害信息传播学》涉及到传播学、新闻学、灾害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在这四个学科中，传播学是主干学科，灾害学是一般学科，而新闻学和管理学只是在某些章节中体现，并不贯穿所有内容，所以在课程体系构建中就明确了以传播学为主，灾害学为副，新闻学和管理学为辅的地位。

首先，以主干学科构建内容框架。《灾害信息传播学》尽管属于学科交叉课程，但是归根结底仍然属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课程组在构建课程内容体系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认为仍需参考传播学课程体系。在参考了国内外传播学教材体系的基础上，几经协商，最终确定了《灾害信息传播学》的课程体系：灾害信息传播概说、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灾害信息传播者、灾害信息传播媒介、灾害讯息、灾害信息传播受众、灾害信息传播机制、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灾害信息传播案例、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现状。

其次，以一般学科凸显特色。《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毕竟不等同于《传播学概论》课程，它是一门具有鲜明防灾减灾特色的课程，那么就需要在课程建设中体现这种特色，这就需要在课程体系的微观层面紧紧扣住灾害学学科知识。无论是简史，还是要素和效果，甚至案例分析，课程内容的前提都是灾害事件背景下的信息传播。比如对业余传播者作用的重新认识、对灾区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的研究、对广播媒介在灾害救助中的生命线作用的论述、对各种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进行的案例分析，都具有鲜明的特色。除此之外，在具体的章节中会涉及到新闻学和管理学的相关内容，这些学科知识只是对课程体系的进一步充实，以使得整个课程体系更具科学性，更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学科交叉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既要面向市场，也要充分考虑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实际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和反馈，才能打造出体系完整、知识融合、主次分明的课程内容体系。

参考文献：

[1] 何高奇、张启兵、李建华等，《多学科交叉课程软件知识产权管理的教学实践》[J]，《计算机教育》，2010（16）

[2] 陈海平，《动漫周边产品设计――动漫专业与工业设计学科交叉与整合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0（9）

[3] 杨晓波，《财经类院校学科交叉培养模式的研究》[J]，《科技资讯》，2010（8）

基金项目：防灾科技学院2011年度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201127）。

作者简介：

第6篇：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总体来看，我国关于新闻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中涉及“研究性教学”的比较少，大多是集中在“案例教学法”和“实践教学改革”这两大研究领域，这与开展研究性教学程序较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有效范式可供借鉴，如果实践效果不好往往得不偿失有关。当然，也有一些涉及新闻学课程改革的论文提及研究性教学，但只是作为论文中提出建议的一部分，没有对研究性教学的具体开展进行详细论述。可见，探讨研究性教学在新闻学相关课程中的应用，不仅能够弥补学术研究上的缺憾，还有利于教师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培养他们适应新闻行业岗位实际的技能，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内涵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杜威、克伯屈等提出“问题教学法”，倡导“从做中学”的教育思想，这为研究性教学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能力为目标，创设类似科学研究的教学情境，鼓励和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运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成果，通过对研究内容的深刻认识，产生新的观点，完善个人认知体系。“研究”的核心在于创新性思维。

新闻策划是新闻学的专业课程，重在阐述新闻报道策划的重要作用，让学生认识新闻策划在现实新闻行业中的具体实施，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本门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有其天然的优势，也更利于教师以此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将研究性教学循序渐进地拓展到其他课程。

二当前新闻策划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一）课程教学缺乏实践环节

与新闻写作、新闻评论学等课程不同，本门课程的实践必须有专业平台的支撑。有些教师对于“实践”的理解，就是让学生对某个活动进行新闻策划并形成策划文书，但这样的策划方案必须经过媒介实体来检验，然而这是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得到执行的，也就无法验证它的可行性或执行效度，仅凭教师的主观认定来判断新闻策划方案的优劣，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很多高校教师没有新闻行业的从业经历，缺乏实践经验和对新闻实务的直观感觉，只能从理论上来判定，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对新闻策划的深入理解。

（二）缺少与其他课程的结合

很多教师把新闻策划上成一门偏重理论的课程，只注重新闻策划单方面知识的讲解，与之前教授过的课程断裂开来。新闻策划与新闻采访写作、新闻学理论、传播学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一次新闻策划依赖众多的新闻写作才能实现，而很多新闻策划行为的深层次动因都可以从传播学理论上追根溯源。通过现有的教学模式，学生能够学会“怎样进行新闻策划”，但对“为什么要这样进行新闻策划”缺乏理论层面上的理解，同时对“在新闻写作中怎样表现策划的意图”这样的细节缺乏感知。

三新闻策划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实践

（一）结合传播学理论讲授新闻策划的重点知识

在传统教学中，理论教学占据了绝大部分课时，在研究性教学中，教师要精简理论的讲授，把重点提炼出来，留更多的课时用于指导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而在理论的讲授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将之前已经教授过的传播学理论与新闻策划的知识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回顾和巩固所学知识，另一方面能让学生从理论的层面加深对新闻策划的认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了解，为稍后将要开展的案例分析和策划实践奠定基础。

在实践中，笔者将“新闻策划的原则”“新闻策划的选题确定”“新闻策划的评价”“新闻策划的方案制订”作为讲解的重点；以案例教学的方式，对会议报道策划、典型报道策划、突发事件报道策划进行详细分析；开设两个专题研究，即“新闻策划与媒介经营”和“新闻策划与炒作”；在讲授过程中融入的传播学理论包括议程的设置、沉默的螺旋、培养分析、社会责任论、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同时介绍比较值得深思的观点，如“娱乐至死”、“危机传播”，以拓宽学生的视野。至于如何将传播学理论与新闻策划案例结合起来，则需要教师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选择案例的不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学范式。

（二）运用理论进行案例分析

在这个环节，学生正式进入新闻策划研究性学习的自主阶段，研究任务则是对报纸或网络上的某一新闻策划专题进行评述。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任务，学生自由组合，每组成员6～8名，设一名小组长，小组内经过协商合理分工。学生选取的案例不限时效性，近年内比较成功的新闻策划都可以作为分析对象，教师引导学生从事件背景、栏目规划、文本内容、版面编排、整体效果、媒介经营等方面对该策划进行深入研究，结合新闻学或传播学的理论对其分析。另外，教师要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提出要求：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能想出怎样的措施来完善这个策划。在这个环节，学生要运用已经学过的知识，以研究的形式来开展学习，教师可以鼓励他们采用“头脑风暴”的方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对该策划进行完善。这样，学生就能初步尝试以理论来指导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的地位，而教师只是一名指导者、引路人。

这个环节的任务必须提前布置，教师理论讲解结束后，马上进入案例分析的课程模块。每次课安排一组学生讲述对某新闻策划的分析，每位成员都必须上台发言，发言的内容在小组内分工确定，一般由小组长进行综述。该小组的评述结束后，由其他组的组员进行评价和补充，最后是教师评价。教师的评价要以鼓励为主，对于理论分析不到位的地方要及时指出，以便学生在稍后的实践环节中完善。

（三）提供新闻策划实践的平台

很多高校对“新闻策划”课程的实践环节重视不够，往往以学生写一份策划方案为考核方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缺少新闻策划的平台。对此，要动用多方资源，确保学生新闻策划的实践得到落实。笔者与校报编辑部联系，遇到校园大事件时，请校报编辑为新闻专业的学生预留一个版面，用于他们实施新闻策划。学生策划的新闻专题可以包括新生军训、校园运动会、社团活动、节日庆典，甚至是带有商业性质的“校园好声音”活动等，这些都是学生喜闻乐见或熟悉的活动，能够激发他们开展新闻策划的热情。完成的方式依然是小组合作，成员与案例分析环节相同，小组间相互沟通协调，选择不同的主题进行策划，每次策划的实现形式就是在校报刊登一个专版，从栏目的设置和版面的安排，再到新闻稿件的采写，均由学生自己完成。这样，学生不仅能完成新闻策划的实践，还能复习新闻写作的知识。

学生对于此次校园新闻专题的策划，必须经过调查和可行性分析，这是开展研究的必经环节，调查报告成果同样是作为实践考核的一部分。在实施新闻策划前，学生要对在校的老师、同学进行问卷调查，以利于在策划时根据受众的爱好和需求调整报道策略和版面设置。新闻专题刊登后，还要在校园范围内收集反馈信息，总结此次新闻策划的得与失。在这个阶段，学生充分经历了一次小型的调查研究，认识到只有经过实证调研以及行为分析，即有了理论研究的基础，新闻策划才能有明确的指向，实施效果才会更好。

（四）创建课程微博，利于日常指导

因为新闻策划实践的很多活动必须在课外进行，为确保学生遇到疑问时能及时得到解惑，在上课之初就创建一个课程微博，由教师进行日常管理。学生在理论学习、案例分析、新闻策划实践的过程中遇到疑问，都可以求助，教师要每天固定时间查看微博，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确保学生的研究性学习顺利开展。另外，教师要勤于更新课程微博，内容可以是转发媒体微博或名人微博对于最近热门时事的见解，也可以是自己对某报纸或网站专题策划的看法，表达自己的体会，与学生分享对事件的认知，或对于相关新闻策划的理解，引导学生进行多元化思考，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灵感，形成师生间的良性互动。

（五）考核方式的改革

研究性教学着重培养的是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意识，因此传统闭卷考试的终结性评价必须改革，转为形成性的评价方式，平时表现、案例分析报告、作品质量、调查研究的报告组成考核的四个内容，权重分别为20%、20%、40%、20%，作品即实践环节的校报专版。考核的主体也由传统单一的教师评价，改为小组自评、组间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主要根据各评价指标的创新性和整体效果进行评价。采用这样的评价方式，才能合理反映学生创新能力和职业技能培养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赵峻颖，吴亚春，孙建.高校开展研究性教学的策略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8（14）.

第7篇：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所谓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指的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传播技术产业和从事新闻和信息产品生产的媒体产业。而大众传播学恰巧是这两大领域有机联结的纽带，为国家建设和今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社会进入新时代之后，各种媒介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媒介进入融合时代。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如何进行大众传播学的教学工作，是高校教学管理者和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改革进行探索。

大众传播学的背景

大众传播学是从西方传进我国的一门学科，故“媒介融合”这个概念也是由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所谓媒介融合是指不同类型的媒介相结合。在科技、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多类型化的新媒介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种媒介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其多功能、覆盖广、发展多样等特征依然具有媒介的趋势，这种多元化的融合对传播业及传播学教学影响非常大。因此，也延伸到了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领域，而并非单一的影响新闻传播业。

“媒介的融合”以数字技术、电子通信技术以及网络技术为核心。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各个产业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并进行合作与整合，这也是传媒业发展的未来趋势。高职院校的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在新时展的需求下，应对其课程进行积极改进并得以推广，使其在今后发展中能够顺应新时代的要求。大众传播学课程也同样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行改革和创新，为适应新媒介融合的传播而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多有实践意义、多元化、多样性的知识，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同时，大众传播学教师也应该顺应发展，作出改变，不仅要摒弃传统、枯燥的教学理念和方式，还要不断创新，推进新的教学方式、方法，使学生主动去学、去认知，与此同时确定大众传播学课程在教学中合理而又重要的地位。

大众传播学的问题及现状分析

大众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与新闻学、信息科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其知识面较宽、理论性较强，又因为传播学理论起源于美国，属于舶来品，使得该课程内容更抽象难懂，所以在教学实践中也存着诸多差异。

首先，大众传播学课程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完善。这源于传播学与新闻学一直以来界限模糊，概念容易混淆，而传播学理论最初又是由新闻学引入，故新闻学对传播学理论的研究更集中于大众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在实际教学中，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其次，大众传播学的教材使用和师资结构存在配比问题。现在很多高校在大众传播学的教学中，教材引入较少，泛泛概论理论偏多，具备深度的理论研究教材偏少，同时师资结构设置配比不均。

第三，大众传播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存在显著弊端。目前国内各高校陈旧的教师一言堂教学模式与新时期下传播学人才培养明显不适应。大众传播学教学是以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为主，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这样不仅理论与实践脱节，且易形成教师一人独讲的教学现状。由于传播学的理论知识本身具有抽象性，在教学中容易形成填鸭式教学的模式，而这种灌输式的教学会让学生疲于记忆。

大众传播学的改革策略

受媒介融合的影响，大众传播学的教学要及时变革和创新，这已是当前教师们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但如何进行创新、如何改革，也是当前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大众传播学的教学需要在新环境的影响下与时俱进，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加强教学的改革步伐。

一是大众传播学发展到今时今日，已远远不再局限于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传播学早已扩展到高校各个专业的教学中，成为高校的基本专业课程。因此，大众传播学要注重多学科、交叉学科的教学，密切与各个专业相结合。

二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媒介应发挥其作用，教师应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其应用在课程中，并与其融合。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学质量、丰富教学内容、扩展教学手段，还能突出教学重点，更好地与学生形成互动模式，使学生主动参与其中。

三是媒介的融合促使传播者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播学也发生了传统意义上的改变，不再以传统的传播者为主导，而是以培养更多视野宽广的媒体工作者为核心任务。因此，为顺应时代的发展，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要作出相应的变革，首先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次构建多样化的媒体传播平台，最后让学生在掌握多种媒介传播方式的同时，受益匪浅。

四是传播学的教育绝不是单纯地告诉学生们理论知识是什么，让学生们死记硬背应付考试，更不是放几部电影让学生们观看，让大家哈哈一笑，告诉学生这就是传播。大众传播学是一门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学科，正是因为它的宽广性，这一双刃剑，可以让传播学沦为泛泛之谈，还可以让传播学在生活中成为真正能帮助我们的得力助手。

五是任何理论教学都不能与实践脱节，大众传播学更是如此。大众传播学在教学实践中要大胆探索，引入各种实践机会，也可以模拟实践，并且要拓展实践的范围，让学生要看到传播学的关联性和经济性，从而使学生明白理论学习的重要作用，在返回理论学习时能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理论课堂上，很多学生成为“低头一族”，看手机、看书成为课堂习惯。而传播学课堂教学，应尽可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师生互动。

六是大众传播学课程的教学方式应该是开放的。教师除了想办法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还应注重课下与学生互动交流。新媒体的发展层出不穷，使得网络传播方式具有巨大的优势，网络的互动与沟通是网络媒介强于传统媒介的地方。因此，加强小组学习的过程指导应该视为“合作式”研究性学习的中心。当然，组建小组和选择任务后，并不意味着教师撒手不管。在“合作式”的学习中，学生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媒介的优势，通过建立微信群、QQ群等方式及时回复并解答，有效提高课外的学习质量，保证研究性学习的顺利开展。

大众传播学不单单是让学生轻松娱乐，一笑而过地看几部专访，而是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传播学知识理论，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应用，有效地提升其综合素质及文化素养。

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改革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其改革与实践需要时间、知识的积累，需要学校、教师、学生等共同努力。只有重视大众传播学课程的发展，不断提升其教学体系，不断推进教学改革与实践创新，才能使传播学理论更好地服务学生、服务学校、服务大众，努力成为新媒介融合背景下进行传播的得力助手，为新媒介融合作出一定的贡献，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宋家玲、宋素丽：《影视艺术心理学》，中国传媒大学，2010。

[3]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潘源：《影视艺术传播学》，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

[5]尹鸿：《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电影艺术》1996年第3期。

[6]张国良：《新媒介研究的主流化和实证化：从日本大众传播学会，96秋季研讨会看当前研究动向》，《新闻大学》1997年。

[7]王怡红：《认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历史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

[8]张颐武：《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

作者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陕西西安

第8篇：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理论体系创新

Abstract:ThebooktitledJournalism&Communicationisonecreativeworksincommunicationtheorystudyfield.Itslogicalstructurereflectstheauthor''''sinstructiveattempttosystemizethecommunicationtheory.

KeyWords:CommunicationTheoreticalsystemCreation

郭庆光教授新著《传播学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读后，深感这是作者多年来深入、系统地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传播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之作。它虽然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教材，但仍处处显示理论著作独特的丰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本书的框架与布局，它是经作者精心考虑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书以横向论述为主，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逻辑框架结构。

1.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指导思想重新整合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把不同的传播方式划分为自我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在中外很多同类的书中都曾有过，但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这些内容，而是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依据，予以重新组合，使之更臻合理。书中，作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动物传播，并把人内传播(即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分别归为一类，深入探讨了这些内容。“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正因为二者之间联系如此紧密，才把它们当成一类；又如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作者认为它们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因而也把两者归为一类。因而，这不是一般的归纳整理，而是使理论研究系统化的一种体现。

2.从探讨传播制度入手，带出对传播过程相关因素的分析

以探讨传播制度牵头，再引出传播媒介、受众与传播效果等的研究，这也是作者力图使传播理论系统化的表现。并且为了突出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本书还加入了“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和“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两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结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传播效果研究”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详细分析戈尔丁等所划分的传播效果类型之后，并没有拘泥于前人见解，而是很有见地地提出了传播效果研究的五个课题，即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和传播对象等视角探求它们和传播效果的关系。作者清楚地表明，传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体，而应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予以剖析。这些理论视角，实际上就是传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这种对传播理论研究的逻辑归纳，反映了作者试图使传播理论体系化的有益尝试。这种带有原创性的学术见解，明显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论述，说明了作者在着力探求传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构与新方向。

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对本书的结构详加分析呢?主要是因为传播学具有多学科集纳而成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它影响(不是妨碍)着自身理论架构的形成。一方面，它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几乎所有社会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都可以介入传播研究，因而传播理论丰富多采，不断翻新，短短半个多世纪就从零散的理论观点变成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传播理论毕竟显得枝多叶蔓，头绪纷繁，怎样才能使之形成既开放又相对稳定的体系，至今仍无定论。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终其一生仍然未能达此目的。可见，传播理论体系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逻辑框架就是传播理论的体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阵”所必需，唯纲举才能目张之。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架构，不仅令初学者茫茫然毫无头绪，而且对研究者来说，也难以做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还不能说郭庆光已经完成了这一目的，但这种力图使之体系化的努力，至少会给同行们带来不少启迪。

二、其次，作者还在书中提供了许多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学有素养，且负笈东瀛，浸日本学术多年，因而在传播理论探讨中会给读者在研读中带来了新鲜感和满足感。

日本学者有很好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传统，从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对我国新闻学研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问世的《新闻学》，1903年即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我国最早推介的外国新闻学专著，它“介绍了欧美新闻事业及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被认为“标志着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①。二战以后，日本学者又很快接受了传播理论，加入了环太平洋地区以美国为首的传播学主流学派——经验学派。日本人研究学术历来有其传统。他们往往先大量引进，予以“克隆”(翻译)或模仿，然后再逐渐消化、创新并为我所用。对传播学、大众传播社会学的研究也不例外。郭庆光在书中对日本学者的创新、拓展之处做了许多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应当看到，这种介绍与分析，同样是取其精华和结合我国国情的科研成果。况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视野还偏及欧美的最新研究趋向，并能时时把握住的科研指针。

大体上说，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1.深入剖析传播学基本概念，阐发因此而起的研究导向

如在第一章中，对“传播”和“传播学”这一对耳熟能详的概念，作者使之联成一气，展开了学术式的长篇探讨。他没有限于对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类，而是从分析库利、皮尔士提出的传播概念入手，认为他们开创了界定这一概念的两个传统(社会学传统和符号学或语义学传统)，并根据这两个传统的融合，指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接着，又引向概念对传播概念的影响，并且把这种论述进一步和传播学概念的阐释结合起来，在肯定“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前提下，详细讨论了社会传播学的系统性、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及其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从传播概念到传播学概念、并把传播学纳入信息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论述，既一气呵成，挥洒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对“大众传播”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定义，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对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关章节显得相当丰满。其中，认为“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的新见解，颇有现实意义。作者论证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从事信息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并且大众传播的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有直接关系，加上它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任何国家“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目前，在我国，人们对媒介产业化的议题仍有争论，而作者的这一见解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这一争议，但却根据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过来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我们就应当自觉地研究和探索它的产业化进程。否则，便会无助于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无助于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明天。与此同时，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作者关注到施拉姆提出传播的“经济功能”，认为这种功能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服务，而是作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见解互相呼应的。

[page_break]

2.宏观着眼，中观剖析，微观入手

在写得相当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分析，就属于从宏观角度观察信息接受者这一涉及全局的问题。关于大众社会理论，台湾学者陈世敏曾经指出，美国传播学者德福勒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以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来说明大众社会的特质，“自是别具怀抱”。然而，他的论述仅限于对德福勒观点的介绍，并没有予以展开和延伸②。而郭庆光的研究则进了一步，他上溯19世纪有关的早期贵族主义观点，中转20世纪30年代后社会学家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下接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与日本学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结论式的意见。这样步步深入地厘清大众社会理论的演变和实质，努力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就使读者开阔了视野，看清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的必然联系。

如果说大众社会理论是一种宏观探讨的话，那么，受众观的阐述就属于一种中观的剖析。过去一般都仅限于把受众理解为信息接受或传播对象。但问题的实质应当是研究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和在传播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地位是否举足轻重，受众的角色是否可有可无。对此，作者先是以社会学观点提出“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接着，从市场学的经济角度提出“作为‘市场’的受众”；然后，又以法学的观点提出“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这种对受众多侧面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因为这已经从概念的微观认知提升到了中观剖析的高度。

为了说明受众与大众的区别，作者对“大众”这一概念的详细分析，便属于微观认知的范围。作者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逐一分析了大众既不同于初级群体或小群体，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众，而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会群体”。作者还认为，受众和少数权力精英同处于现代社会之中，“谁掌握了大众，谁就掌握了一切”。这种条分缕析的细微之处，很能体现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治学精神。

在传播理论研究中，掌握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是社会学的中观理论(MIDDLERANGE，又称“中程”理论、“中间范围”理论)研究的倡导者。关于中观理论的思想，是默顿和他的老师帕森斯论战时提出的。当时(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对准综合性的一般理论，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模式，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默顿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在社会学中寻找一般社会行为的规律是徒劳的。社会学研究应当避免两种极端：无事实的概括和无理论的事实。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观察并切合实际地限定其应用的解释。这种解释，处于对日常事件的观察与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之间，即中观研究理论。他说：“我们有理由去设想，社会学将会在这个程度上提升：它主要关注的是，要和中间环节的发展中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论上，那它就将会受挫。我相信，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发展应用的、特殊的理论以限定理论——数据的范围。——社会科学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会冒上风险。就像现代的舞台布置一样，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将会是缺少的、没有装饰的和不舒适的：所谓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都需要的说法，是‘正确’而陈腐的③。”他说，“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这些行为方式之间的理论联系，那就可能发展出一种属于中间环节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强化就是分离经验与假设的一致性④。”默顿以中观理论研究作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离轨行为的“失范”理论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导美国社会学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学术研究。传播学“议题设置功能”理论的提出者麦康姆斯很赞同默顿的见解，认为传播学除宏观水平和微观水平这两类理论研究外，同样存在着处于中间范围的中观理论研究。宏观研究着重于建立总体或最高理论，如桑德拉·鲍尔——洛斯奇提出的媒介关系依赖论；微观研究则注重实证主义方法或以实证为依据的若干变量的集合，如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而麦康姆斯认为他和唐纳德·肖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还有把关人理论、新闻社会学、“沉默的螺旋”传播模式等，都属于中观研究的理论成果⑤。笔者认为，中观理论已应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而麦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传播学理论的开拓。无论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我们不必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观理论，以免劳而无功；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力于研究和探索传播学的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再积以时日，聚沙成塔，把各种相关理论整合成一种或几种更完整、更高层次的宏观理论。

诚然，笔者以为，《传播学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第一章在阐述“信息”概念时，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内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传播学划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因为“非语言符号”只是一种模糊的界定，反映了传播学者对非语言符号的忽视，它离符号学对符号种类的科学划分相去甚远。还有，作者把符号分为信号和象征符两大类进行解释，确实是简单了一些。因为还有另一类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号(icon)是不应当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培养理论和知(识)沟理论都归之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这同该理论之一的提出者麦康姆斯认为那是中观理论研究的见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讨论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因内容较新而导致叙多论少；其中“文化帝国主义”的课题最具理论色彩，但又缺乏详细的历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论、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统论对传播学的重要影响。事实上，本书作者研究传播理论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书作者对符号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认为“符号是意义的携带者，任何一种符号都有其特定的意义”(第48页)，但又认为“所谓意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第47页)；“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而意义则是信息的精神内容”(第42页)。可见书中前后说法并不一致。在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图用信息去“统一”符号和意义，但却人为地把符号和意义割裂开来，并把符号仅仅看作是形式，这就违反了索绪尔提出符号是所指与能指相结合的这一科学论断。实际上，任何意义都必须存在于符号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号之外。至于信息和符号的区分，这是不同学科(信息论与符号学)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信息只能区别于物质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联系起来讨论的话，那就只能说信息论中的信息可以理解为符号学中的符号。或者说，任何信息都必须使之符号化，才能产生、编制、提取、传递和接收。

总之，以上提到本书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处，仅是笔者个人的见解，不一定正确，也原意和作者与同行们共同研讨。而应当重申的是，本书的理论成就是主要的。郭庆光教授治学严谨，厚积薄发，在传播学领域默默耕耘长达十余年，终于完成这一佳作。我们热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注释：

①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84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第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③罗件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英文版导言第9页，纽约，1968年版。

第9篇：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关键词：可供性；新闻生产；关系与互动；媒介与技术；物质性

“可供性”是最先诞生并应用于生态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概念，是一种强调“关系”与“互动”的理论，揭示“环境”与“行为”的协调关系。智能技术应用下的新兴融合新闻形态给新闻消费的社会形式与社会功能带来了深刻变化，学界的研究存在着“过度社会化（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化不足（技术决定论）”的两极对立，如何把行动的物质性与行动的社会性整合起来呢？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创新视角引入研究中。

一、可供性理论内涵与应用梳理

“可供性”最初是由生态心理学界著名学者吉布森提出，用于解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往我们看待周边的事物，总认为事物是独立存在的，这其实是一种割裂的视角，“可供性”告诉人们人与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实践的达成是建立在人与物的互动过程中的。

（一）可供性———强调“关系”与“互动”的生态心理学理论

吉布森认为动物具有选择性地感知环境中信息的能力，因为这些信息与动物的生存密切相关。生物感知环境不是通过它的本质，而是通过它能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此外，相同的物体对于不同的认知对象会提供不同的行动可能性，例如一棵树对于猴子而言就是躲避捕食者的避难所，而对于长颈鹿而言则主要是食物的来源。可供性理论的具体意指引发了后续生态心理学领域的广泛争议。Turvey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将可供性理解为一种环境的倾向性属性。有学者对Turvey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可供性是动物—环境系统的属性，它并不涉及具体的行为。可供性是行动的机会，立足“关系”的理解认为可供性根本就不是一种属性，而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学者孙凝翔、韩松（2020）认为，吉布森的“可供性”是针对唯意志论和决定论对立的二元论的立场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角，既维护主体之能动性使之摆脱控制，又严格拒绝知觉中的任何建构性。可供性理论采用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视角，提供了一种辩证但又不失敏锐度的认知工具，它在功能主义、个体能动与建构主义之间构建起一个关系性框架，关注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实践过程。

（二）可供性在其他研究领域中的使用

1.设计学研究美国认知科学及人机交互学者诺曼将可供性概念引入设计学领域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探讨日常用品的设计功能如何影响用户的使用行为，在技术设计和人机交互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诺曼认为在设计学领域，人们以设计的方式来塑造物体和环境的可供性，区分了“通过设计提供的行动可能”与“用户感知到的可供性”，认为设计师就是要确保设计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是容易被感知的。此外，学者Gaver提出用可供性的概念代替认知方法，认为可供性这一概念提供了知觉和行动之间的直接联系。他将可供性应用于人机交互的界面设计中，关注技术与用户之间的基本交互，并认为一些隐藏的或错误的可供性会给用户使用带来负面影响，而这一概念对于改进设计、提升产品的交互体验具有重要意义。2.信息技术系统研究可供性理论对于解释人和环境之间的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组织与技术、信息研究等领域中也应用到了可供性理论。有学者认为从现实主义或本质主义的角度看待可供性理论或对其进行关系性的解释，对于定义技术有着重要的影响。学者Faraj和Azad将可供性定义为“关系结构”，强调关系的多样性，认为它不是技术或者人的单一属性或功能。学者Fayard提出物质和社会两个维度的解释，同时承认可供性的倾向性和关系性，并且采取一个综合性视角来解释物质环境如何塑造实践，而不是决定实践。受到可供性理论的启发，学者逐渐意识到重点关注涉及技术的实践和行动的重要性，而不是孤立地关注技术，因此比起技术应用带来的可能性，人们更应该关注实践的可供性，例如交流、协作或非正式的互动。3.传播学研究随着社交媒体在全球的兴起和流行，“可供性”这一概念逐渐被传播学学者和媒介研究学者所关注，成为理解、分析媒体、技术与用户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概念，由此产生了可供性与社交媒体、互联网平台、智能技术等相结合的研究。学者Schrock认为可供性理论为研究移动媒体类技术如何实现常规化应用并影响人类的交流模式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传播可供性”的概念，以交流为中心，提出了移动媒体的四种可供性：便携性、可用性、可定位性和多媒体性。Rice、Evans、Pearce（2017）提出“媒介可供性”。潘忠党教授最早将可供性理论引入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并提出了分析媒介可供性的三个维度，分别是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有学者在反思和总结传播学界对可供性理论的使用后指出，不少研究对此概念的溯源或甄别不够，导致概念的混用或乱用，而可供性概念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技术特性概念化所固有的现实主义为技术决定论者和建构主义者关于技术和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辩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二、新闻生产的逻辑变化：扩展主体范畴，关注多重互动

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逻辑和规则发生了变化，不仅要考察新闻的生产、传播、流通和消费过程，更要把握其所处的网络结构以及其中的各个主体节点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强调“关系”与“互动”的可供性理论应用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可以开辟更多的研究视角，为理解新闻生产中不同场景、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与意义提供理论支撑。互联网时代，传统新闻媒体的融合转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工作的时空节奏问题、常规选题的变化、内容与形式的不同侧重、常规消息来源的变化、模糊了新闻与事实关系的议题内爆等。作为新闻生产融合转型典型的中央厨房以及绝大多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生产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可供性理论启发学者采用田野调查法，深入融合新闻生产机构进行长期而全面的观察与深描，探究传统的生产理念、习惯和规则如何做出相应的调试和改变，而这样的改变又反过来对技术应用和新闻生产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此外，新闻用户、新闻工作者、自媒体从业者、技术人员、广告商、平台等都应当是独立的多元行动者，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国家、市场和技术如何对媒体融合与新闻创新产生影响？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应用如何导致传播秩序的变化？他们与其他主体之间如何进行互动、如何相互影响并带来最终的结果？如何建构新闻的真实性和透明性？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结合可供性理论进行探索的话题。

三、融合新闻的物质性讨论：促进理论创新，追问历史形态

詹姆斯·凯瑞的传递观和仪式观注重传播过程中信息和符号的意义与价值，忽视了媒介的物质性。在近来的研究中，媒介物质性重新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学者孙萍（2020）在研究中指出，近些年社会建构思潮和智能技术不断勃兴，媒介的虚拟表征与意涵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但关于物质性的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而强调“关系”的可供性理论正是一种打破二元对立的理论视角。学者陈昌凤、仇筠茜（2018）也曾在研究中指出可供性理论有助于将技术、人及间性都纳入研究考量，打造出多元认同的意义空间。借助可供性理论关于融合新闻中物质性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在技术、身体、空间等方面回应媒介化的现实建构问题，以促进更多的理论创新。此外，可供性的框架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追溯途径，研究者可以不再把技术呈现形式上的每一次转变都看作是对以往的根本性突破，任何一种技术形态都应该是历史性的，可以通过对人们的媒介实践和使用习惯跨时间段的追踪，打破宏大历史观之下的“新—旧”对立的格局。这有利于进一步印证可供性如何体现并融入技术，有利于理解新兴智能技术如何应用于融合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四、新闻用户的个体价值：应对异化挑战，回归人本主义

在可供性看来，技术的应用为个体提供了“行动的可能”，个体能动的实践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当下移动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传播的全流程，融合了多种媒介形态的“新新闻”形式，为用户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行动的可能”，新闻用户得以突破过去新闻消费的时间、空间约束，获取新闻成为一种随时随地发生的实践，甚至在不断延伸感知的范畴和边界，以追求更好的感官体验。不过，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有代价的，每一次技术的进化都会提出新的问题，技术的进步同时包含了善与恶。技术由人创造，应当为人服务和存在，人们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技术及其引导下的实践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强调动态互动性过程的可供性理论提供了一个思维视角，它关联用户和技术之间的互动协作。从可供性的角度来看，用户不仅是内容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的供给者。环境为人们提供可供性，人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一种想要的生活方式。可供性的理论视角对于了解技术的运作逻辑、技术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个体能够发挥的作用价值以及回归人本主义的终极目标等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JanesJ.Gibson.TheEcologicalApproachtoVisualPerception[M].London:PsychologyPress,1986.

2.FayardAL,WeeksJ.Affordancesforpractice[J].Information&Organization,2014(4):236-249.

3.孙凝翔,韩松.“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J].国际新闻界,2020(09):122-141.

4.DonaldA.Norman.Affordance,conventions,anddesign[J].interactions,1999(3):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