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技术的利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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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纳米技术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 科学；技术；社会；4S学会；科技传播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02-0003-02

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通过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学研究，能有效促进对科学、技术以及医疗的认识与了解，特别是有助于了解它们的发展过程及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国际4S学会应运而生。

国际4S学会是一个成立于1975年，目前拥有超过1200名会员的国际性学术团体。4S学会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有关“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者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的学术团体。

一年一度的年会也是目前STS研究领域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国际学术会议，迄今已举办过35次。4S学会出版的专业学术期刊有《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Science，Technology，and Human Values，被SCI收录），此外还定期出版《科学技术论手册》（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总括最近的STS研究进展。

国际4S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4S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由4S学会的年会与日本科学技术社会论学会（Japanese Socie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JSSTS）的年会合并举行。

这是该学会首次在欧美以外的地区举行学术年会，同时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年会。

日本JSSTS学会成立于2001年，出版学术期刊《科学技术社会论研究》，目前拥有近700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STS研究学会之一。

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的相对应的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学会有一定的重合，但无论是名称、成员还是实际研究领域都有着显著的差异。

此次参会人员分别就国际视野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科学家与公众的社会责任等主题展开了大会或分组交流与讨论。

与会学者还就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者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学科建设，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据年会主席东京大学教授藤垣裕子（Yuko Fujigaki）统计，本次大会共有1200多人与会，共分成231组，创下了历次4S年会参会人数之最。

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北美，三分之一来自欧洲，其余三分之一来自亚、非、拉美等国。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5人、清华大学6人、浙江大学1人、中科院研究生院1人，上海交通大学1人，东北大学1人。

1 科学家与公众的社会责任

在4S年会的开幕式上，大会首先安排了主题为“社会中的科学：21世纪科学家与公众的社会责任”（Science in Socie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cientists and Public for 21Century）的市民公开讲座。

讲座旨在讨论当代科学家以及公众的社会责任等问题，表明会议对于增进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的努力，是科学传播的一次具体实践。

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日本科学技术社会论学会会长中岛秀人致开场辞。东京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副主席黑田玲子做题为“社会中的科学与科学为社会”（Science in Society and Science for Society）的报告，她首先指出了21世纪科学一词的用法，认为科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并简要介绍了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及“社会中的科学与科学为社会”的由来，最后，她结合自己的经历，概述了“社会中的科学与科学为社会”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埃尔加·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在题为“社会中的科学：欧洲为什么没有克雷格·文特尔”（Science in Society： Why is there no Craig Venter in Europe？）的报告中，对比了查理斯· 达尔文和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两位科学巨匠的异同，在分析欧、美科学的社会背景差异的基础上，试图回答欧洲公众由干细胞研究而引发的争论，以及欧洲是否进入了创新时代等问题。

维也纳大学教授乌尔丽·菲尔特（Ulrike Felt）做题为“公众理解什么？

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在过去的表现和在未来面临的挑战”（Public Understanding of What？ Past Performanc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for （Techno）science-society interactions）的报告。

美国塞勒理工学院教授大卫·赫斯（David Hess）做题为“社会运动，公众与科学家”（Social Movements， Publics， and Scientists）的报告。接着全体4S委员会成员分别做报告，主题为：“全球语境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in Global Contexts）。

2 能源政策与文化背景

在能源政策与文化背景（Energy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text）的讨论中，各国学者紧扣文化背景这一主题，分别介绍了挪威、加纳、中国和日本在核领域的STS研究进展。通过报告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核问题差异巨大，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bena Dove Osseo-Asare做题为“Emissions to and from Africa： How Radiation became safer in Ghana（1960-2010）”的报告，介绍加纳作为前殖民地，由于法国在其境内进行核试验而环境受到污染的情况。

加纳本身并不具备核研究的能力，而其民众对核安全问题几乎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在加纳，就在法国进行核实验的地区，却兴起了旅游热，民众对核辐射污染几乎没有概念。

日本自由作家秋山真（shin Yamaaki）女士则介绍了日本Suzu地区民众围绕核电站建设展开了争论等政策问题，由于民众的反对，核建设一再更改计划，展现了日本核工发展与民众利益之间的斗争与协调。

北京大学周程副教授与北京大学研究生李杏联合署名的报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可控核聚变研究”，介绍了中国的核聚变研究概况。

他们围绕中国2006年正式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回顾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的核聚变研究模式，重点总结了90年代引进改造前苏联超导托卡马克装置T-7这一转折性事件，强调了核聚变研究事业由于其投资巨大而风险高的特点，因此需要充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3 科学观中的传统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Jonathan Baker做题为“植物药学安全性争论：卡瓦胡椒入药的争论”（Botanical Medicine Safety Debates： The Kava Controversy，’ Pharmaceuticalization’ and Pharmacovigilance）的报告。他从社会学、生物学、文化背景等方面综合考查了目前人体摄入物质（食物、药品、）的利/害评估。

他采用的主要研究手段是通过在夏威夷的实地考察，追踪有关卡瓦胡椒的安全性争论，为与会者呈现了一个有关风险评估过程的案例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Catelijne Coopmans 做了题为“禅修者的心智和机器的神经影像研究”（Mind and Machine in Neuroimagin Studies of Buddhist Meditation）的报告。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指出，可将大脑成像视为建构性的活动。因此，他们认为在描述“意识”、“心智”、“人”时，可使之产生信号并通过电脑技术描述出来。她借助此类分析方式，通过研究佛教徒冥想时产生的神经影像，考查了“心智”（mind）的建构过程，并得出肯定结论。

北京大学周程副教授、北京大学研究生王宾、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张文虎联合署名的报告“青蒿素的发明——一个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的案例分析”（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a Case Analysis about one Scientific Discovery’s priority Dispute）通过对中国20世纪70年代如何成功地研发出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史料整理，以及随后发生的青蒿素发明优先权之争的案例分析，基本理清了这段发明史，并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尤其是默顿的优先权理论来分析此次优先权争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当时中国的科研体制。

随后，报告从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法角度评价了此次优先权之争，并分析了大协作科研模式的利弊。报告结束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副教授Abena Dove Osseo-Asaren女士询问了几个与青蒿素有关的概念区别问题以及中国当时的专利法情况。原定与会的韩国庆熙大学JONGYOUNG KIM未出席。

4 科学与技术的定量研究

日本农业技术大学的Masashi Shirabe教授做了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视域中的科学文章的专利引用及其含义分析”的报告。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Loet Leydesdorff教授做了关于“技术如何征服世界：扩张范式、区别和技术研究的转变”的报告。他指出，在目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各国政府优先发展技术。纳米技术、基因组学等都是如此。

他的研究聚焦于两项更为专业的新技术，即小干扰核糖核酸和纳米晶体。在研究中他发现技术科学的发展无法用一般的扩张模型来估测，新发现最早会沿轨迹在某个专业领域出现，随后参与进来的人员呈现地域性扩张态势。

日本国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Yasuhiro Yamashita做了“学者移民如何影响国家的知识产量”的报告。他指出，虽然学者移民问题一直都是科技改革政策的重要方面，但由于系统数据的缺乏，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少。

他试图通过同时记录有研究者研究论文的传记来得到这方面的数据。他同时指出，因为传记中所记录的书目比较少，所以这种通过传记的分析有其局限性。但是，这种传记分析包含有学者不可见的珍贵的知识结构，这是仅仅通过分析一般的书目所无法获取的。

日本国立学术评级和大学评价研究所Takayuki Hayashi做了“目前的大学系统是否促进了研究的多样化？对日本大学院系的定量分析”的报告。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新的公众管理观念的引入，大学部门的市场化已遍布世界。研究基金把重点转移到富有竞争力的事物上。财政补贴也以性能赋值评估作为依据来分配。Takayuki Hayashi通过对大学内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分析指出，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可以在校内实现资源的战略性分配，一些研究的萌芽阶段可以在中等规模的大学中出现，但是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大规模的大学具有更大的优势。

爱丁堡大学Edwin Horlings做了“1992年-2008年，科学产出中专门领域的世界范式”的报告。他认为，科技政策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在科技领域有更出色的表现。他以1992年、2000年和2008年作为基准年，比较了205个国家的科学体制。他指出，大部分各国间的科技发展比较缺乏深度。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将着力避免这一点。

最后，由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项煜虹报告题为“中国的学术量化考核与学术造假现象频现之间的关系讨论”，项煜虹以去年广受国际社会关注并被《自然》杂志点名评论的井冈山大学学术造假事件说起，引出中国目前学术量化考核体系的现状，通过考察中国学术量化考核体系的形成历史，分析其发展路径，同时指出可能的解决之道，以期和与会专家共同探讨解决和应对之策。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Loet Leydesdorff教授对于中国的学术量化考核体系深表理解，并表示，虽然成因不同，但目前荷兰国内也存在诸多学术造假的问题，并且，据他所知，这已经成为困扰各国学术界的难题。项煜虹随即向他讨教对策，Loet Leydesdorff教授耸肩一笑，表示荷兰目前也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R.K.默顿. 科学社会学， 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