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形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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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中国式小农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目前的小农经济是延续制度而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的承包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按人口均分。为了做到公平，集体分地时，一般都按远近、肥瘦搭配，因此形成了当前中国农村典型的“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地块分散的中国式小农经济现状。

农户经营面积小而分散，个体农户不仅难以面对市场，而且难以维持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分田到户时，中央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当时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二是村社集体的积极性，村社集体层次的经营可以缓解个体农户在基础性生产条件获得上的困难。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村社集体退出农业生产环节的事务，个体农户必须独自解决面对市场和维持基本生产条件两方面任务。为了生产方便，在有些农村地区实行所谓“划片承包”，即尽量将一户经营的土地集中在一片以内，这样可以方便农业生产，比如灌溉和机械化耕作。

“划片承包”所要解决的仅仅是土地分散不连片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小农经营规模小的问题。然而，即使要解决土地分散不连片的问题也非易事。全国真正为了农业生产方便而进行“划片承包”的耕地估计不超过10%。之所以无法划片承包，是因为中央政策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划片承包”会触动既得利益结构，既得利益受损的农户就可能借中央土地政策反对调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规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集体再调整土地进行“划片承包”以方便小农经济的生产，就更加不可能。

“长久不变”不只是强化了土地既得利益，而且使得那些已经脱离土地进城的村民仍然可以占有土地。实际上，这些进城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城市。但他们一般不会将土地卖掉，而是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出去。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也仅是在既有土地上使用土地，任何人包括村社集体都无法为了生产方便而重新调地。随着越来越多村民移居城市，为方便生产而进行土地调整的难度就更大，土地就越是零碎，也越是无法有效经营。

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使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也有相当部分仍然依赖土地收入，即他们还要将土地留作将来进城不成功的返乡退路（保险）。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农村农户经营规模不可能得到迅速扩大。如果说目前农户经营规模是“户均不过十亩”的话，三十年后，中国农村户均经营规模恐怕也就20～30亩。大农经济、规模经营，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梦想。任何试图建立在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村制度设施和政策措施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立足中国目前小农经济的实际来制定农村政策。

之所以说中国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及中国小农兼业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当前中国农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具有明显的兼业特征，且这种兼业是建立在代际分工基础上，一个家庭同时在城市务工和在农村务农，因此同时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人在家务农。因为既有务农收入又有务工收入，这个农户家庭就可以获得超过温饱的生活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代际分工来实现兼业，就使年龄比较大而不再适合城市生产线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能够在农业上有所作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一对六十岁的夫妻完全可以种“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而且，他们可能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就完成全年的农业生产。他们又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展开（春种秋收）而获得了劳动的权利，劳动的期待，劳动的喜悦、快乐和充实。

在城市，老年人通常不再是有效劳动力。而在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等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对体力要求并不高，农业具有生产性和休闲性的双重特征，老年人完全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取农业收入。这就使中国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其实，小农经济不仅具有生命力，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其还具有更多宏观层面的意义乃至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的方面。

中国式小农经济的优势

具有竞争力的农业。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农业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尤其是粮食生产上，中国农业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主要表现是价格比较低，其背后则是生产成本低。这很好理解，因为中国农业具有相当自给自足的成份，中国农业主要劳动力是中老年人，且农业是与休闲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得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不计劳动力投入成本。而实际上，中老年人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进城也是不容易找到高收入工作的。

中国低劳动投入成本的小农经济，为中国抵挡美国式大农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基础。而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小农则无力抵挡美国大农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农民更为激进，台湾牛肉案可以引发政府政权危机的原因。

低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中国农户家庭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且农村生产费用低，农户可以通过土地获得部分自给自足的生活资料：比如自己种蔬菜、喂猪养鸡，及自留口粮，从而使得农村生活成本极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就低。有了务农收入，进城务工的收入多少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年轻人进城务工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满足更多其他需要。

因为有务农收入，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中国就可以为外向型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就可以有极具世界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就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从而成为全球化中不多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无论美国如何向中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只要中国农村仍然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就可以继续从全球化中获益，就有可能将“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农业的低成本，廉价农产品就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下降。依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收入低于2美元/天为贫困人口，则同样是2美元/天，在中国比在一般的发达国家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要生活得好得多，因为中国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很低。在日本、韩国，西瓜等果蔬都是奢侈品，有一位日本教授到我所在的研究中心访问，我们用西瓜招待他，他说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吃西瓜。并非他不喜欢吃西瓜，而是在日本，西瓜太贵吃不起。笔者到韩国访问时，一盘牛肉竟要800元人民币，可见其食品价格之高。

正是中国农业的低成本和低价格，使中国丰富的农产品为城市人提供了有保障的廉价的食品，并因此为城市人提供了健康的饮食。即使中国城市的贫民阶层也不至于因为买不起食品而挨饿。

美国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政府为农业发展发放了足量的政府补贴，才使得美国人粮袋子和菜篮子比较丰富，而在土地资源较少的韩国和日本，因为农产品价格太高，以至影响了国民的饮食。相比之下，中国在人均耕地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可以为全国人民提供如此丰富廉价的农产品，实在是一个奇迹。

农业不仅是生产劳动，同时也是休闲方式。中国的农业不仅是经济的一种，而且是休闲的一种。对于被工厂生产线淘汰的中老年劳动力来说，在并无有保障的体面收入的情况下，若仅仅依靠国家的最低生活费，或极少的养老金来维持温饱的状态，实在是对个人价值的破坏。现代社会是丰裕社会，工厂生产线有能力凭社会中少数人的劳动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最低生活所需。但劳动是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取人生意义，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中，相当部分人没有工作，只能靠乞讨和救济来获得温饱，他们这样的人生就没有了尊严，缺少了体面，也就没有了价值。而中国农民即使五十岁以上，在城市已经不好找工作，他们也可以回家种田。春天播种，播下的是焦虑也是希望。他们随着庄稼的生长而忙碌。忙碌中收获充实，焦虑中收获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来换取劳动果实。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也是进行生命意义与价值生产的过程。这与完全依靠外来救济是两种完全不同境界的生活。

显然，中国小农经济意义重大，问题是其是否可以持续。

应对小农经济发展困境的出路

来自土地的收入对农民很重要，小农经济很重要，问题恰在于，当前因为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太小且分散，单家独户的农户无论是面对市场还是维持基本生产条件都过于弱小。应对这种困局，可能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发展大农经济，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规模经营，而一旦有了经营规模，农户面对市场和基本生产条件，就会有能力得多。这种大农经济及规模经营的实质是美国式农业道路；二是在保持小农经济的前提下，通过综合农协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体系化改造，从而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在生产上专业化，在市场上体系化。这种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遵循的模式；三是走中国特色小农经济之路，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但为小农提供社会化服务。

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模式。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显然是以农民大量流转进入城市为前提的。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假若我们不希望中国城市到处是规模巨大的贫民窟的话，我们最好不要贸然通过土地流转将那些不能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赶到城市而不能再回到农村。而在农民没有大规模转移进城、农民收入还要依靠务农收入时，小农经济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中国不可能发展大农经济，这本来只是一个常识，但政策部门却常常忘记这个常识，地方政府甚至经常性地通过半强制性措施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比如成都的例子。学界和政策部门似乎都喜欢现代农业，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是迟早要淘汰的，迟淘汰就不如早淘汰。

综合农协模式。与美国式大农场主农业不同，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村至今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了解决小农经济规模太小而无法与市场对接以及无法单独解决基本生产条件的问题，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综合农协来将小农经济联结起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综合农协具有相当的力量来组织小农，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小农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比如提供种子、化肥、农药、机耕、灌溉等系列服务，农户只从事专业化种植。综合农协同时为农民提品的销售。因为全国农协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农协就具有相当大的垄断市场的能力，具有相当的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综合农协＋小农经济”可以称为体系化农业，体系化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对农户的专业化组织和对市场的相对垄断。

综合农协的好处是，因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组织，综合农协可以为小农提供强有力的生产服务，小农可能获得较好的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同时，综合农协可以为小农经济生产的产品提供市场。

但是，综合农协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因为专业化种植，小农经济被组织到农协中，农业高度专业化和高度分工，离开综合农协的体系化的服务，小农经济就无法生存。因此，比如韩国，农民并不能真正做到自给自足，他们的专业化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可能反而使自己无法获得基本的农业食品；二是农协通过对市场的高度垄断，而使农产品价格高得离谱，以至于出现如前所述日韩国民消费不起自己国家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甚至农民也买不起非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情况。这是相当严重的情况，因为这一方面使农产品卖不出去，一方面又使消费者消费不起。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就可能造成极严重后果；第三，在WTO的背景下，面对诸如美国、中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农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会组织起来反对，这就是WTO香港回合谈判时韩国农民强烈反抗，和2009年台湾进口美国牛肉会使政府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不仅如此，农协还会向政府施压，以强化农产品国产运动，以及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抑制外国农产品的销售和消费。

当然，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目前都已是相当发达的经济体，其农业人口数量很少。国家主体已是城市社会市民阶层。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仍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而使其农业问题更加无解。在中国大多数人口仍为农民的情况下，综合农协模式能否解决中国小农经济的问题，或解决的问题与带来的问题谁更多，显然是需要仔细思量的。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三农问题很好解决，只要粮价涨100倍，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先不说在目前WTO的框架下，中国能否让粮价涨100倍，就是可以涨，其后果是什么？是城市人不再消费得起粮食，是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是农业照样无效率，是国家的主要资源都用于生产粮食而无法发展城市，是“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彻底丧失，中国的外贸极大幅度下降。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经济陷入混乱。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中国式小农经济模式。显然，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相当独特的，可以称为中国式小农经济，其核心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取消农业税前，由于国家向农民收取大量税费，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双层经营”中经常出现村社集体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是通过制度安排来避免村社集体对农民利益的侵犯。

这个时候，仍然是小农经济，但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国家下拨财政支农资金来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所需公共品，另一方面通过为农民提供相对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尤其是乡村两级的农技、水利、畜牧和农机服务，中国的小农经济就可能通过农户家庭内的代际分工，通过兼业，及通过农业生产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人的生命意义的生产（劳动价值论），来获得旺盛生命力。

第2篇：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关键词]经济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小农经济特征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044

这几年社会上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案例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导致家破人亡的惨剧，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业在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家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用全世界不到8%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农业的巨大成就，为什么现在的农业从提供双重正外部性的产业逐渐沦为制造污染和食品安全恶化的双重负外部性产业呢？

促使笔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原因来自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今年国庆节回老家去看望舅舅，在临走老人家给两箱“赵州雪花梨”时特别说明这两箱梨是自己从没有喷洒农药的树上采摘下来的可以放心吃。第二件是，弟弟在县城里面搞蔬菜批发生意，这次回老家兄弟两人在茶余饭后聊了很多关于蔬菜喷洒农药用于促进生长和保鲜的事情，通过弟弟的亲口讲述笔者才真正地了解到蔬菜行业有那么多所谓的“商业秘密”其实背后就是违规使用农药和违禁药物的事实。

笔者从经济制度的角度分析一下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到解决问题的措施。从当前农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我国农业基本上处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过渡之中，问题大都是在这个背景下逐渐暴露出来的。

1小农经济“自足自给”食品安全反而有保障

小农经济，属于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中国农业社会长期具有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小块的土地上进行不计成本的大量劳动投入；二是劳动的目的不是在利润的导向下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而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这些特征在小农经济下中国农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农业剩余非常少几乎不进行商业交换。由于生产出的产品主要是为满足自己的消费，而不太在乎产品的数量和品相，只要自己能吃即可，所以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有保障。

2小农经济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农业“外部性”集中爆发传统小农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使其机会成本趋向于零，但是在全面转向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传统的小农经济特征逐渐演变成在利益的导向下开始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而且由于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造成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这不仅与资源硬约束造成的经营规模小的矛盾；而且严重的结果是本应该体现农业的“正外部性”逐渐减弱而其“负外部性”却集中爆发，后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农业立体交叉污染越来越严重；二是农产品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

3中国农业的特点决定了“西方小农经济”假说难以形成效果如何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解决农业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是舒尔茨关于小农经济的“理性小农”理论假设，还是恰亚诺夫关于小农经济的“自给小农”理论假设，都难以支持我国在农业现代化目标导向之下形成的追求农业产业化的政策体系。这些理论都没有把农业现代化造成的最大的外部性――农业立体交叉污染越来越严重和农产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纳入其分析的框架。

西方环保经济学者阿瑟・庇古等人立足于理性假设提出利用经济杠杆对污染状况进行调节，对污染可以重税或者政府拍卖污染许可证；或者建立以“条形码制度为核心的产品追溯制度等政策，对于企业和大农场这种符合现代规范经营主体也许是有效的；但是当造成农业立体交叉污染和农产品不安全的是中国23亿分散的小农户时，这些政策由于交易成本大到无法计算，导致了这些政策在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中不可能发挥作用。

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都似乎即难以支撑我国政府在当代追求现代农业的政策设计，也没有办法解释在目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我国小农经济追求农业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却造成农业成为交叉污染和提供不安全食品的行业。

4立足农业当前经济现状提出解决农业“外部性”的措施针对目前我国农业出现“负外部性特征”集中爆发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解决我国农业外部性问题必须立足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现实矛盾：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且长期存在；二是基本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这两个矛盾决定了如下社现实情况：一是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特征是弱化的，更多体现的是生活保障资料特征；二是城乡二元社会造成中国存在“两种社会，两种体制，两种政府”。所以解决我国农业问题：一要立足基本国情矛盾；二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政策。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硬性约束下，我国农村土地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更多体现的是生活保障资料，所以小农村社经济基础会长期存在下去，注定中国农村土地实现大规模企业经营和农场经营的路还很遥远。只有国家逐渐完全承担起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公共开支职能，农民才有可能逐步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减少依靠土地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的预期，这是彻底解决农业“负外部特征”的内部条件。

在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体质矛盾下，农业和农村地区与工业和城市地区是分裂的，工农业两大部类交易过程中存在着结构性壁垒，只有国家彻底打破这些壁垒才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这是彻底解决农业“外部负特征”的外部条件。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农业“负外部性”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要有长期的计划和措施而且主要工作应该放在农业之外。

41短期措施

第一，加强消费者的教育力度，在消费者中普及健康消费理念，大力宣传鉴别有害农产品的技能，让消费者不要只把农产品外表是否好看作为消费的依据。第二，加强农民生产者的教育力度，让广大农民认识到有害的农产品最终还会以其他形式重新回到他们手中，他们自己的身体也会受到损害。第三，在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建立严格的检验检疫机构，加大检验检疫和巡查检查力度。第四，加大对涉农安全案件的处罚力度，让知法犯法者付出巨大的违法成本。

42长期措施

第一，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把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乡镇工业，促进农业人口的非农就业，最终解决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彻底破解农业“负外部性”难题提供保障。第二，加大“新农合”等农村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彻底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发展规模化和产业化农业创造条件。第三，打破城镇和城市对农业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彻底转化为城镇人口创造政策空间。第四，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病虫害防治投入，提升农业用药的科学性和无害性。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2]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第3篇：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学和行本来是有机联着的，学了必须要想，想通了就要行，要在行的当中才能看出自己是否真正学到了手。否则读书虽多，只是成为一座死书库。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知识要点历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1、发达的古代农业(一)早期农业生产的出现

1、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开始起源，距今七八千年时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

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是刀耕火种。

2、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但使用并不普遍，农业生产仍以石器、木器、骨器为主;

人们已懂得了开沟排水、沤制绿肥、除草培土和治虫灭害等技术;西周时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基本具备;家庭饲养业也得到发展;人们也由经常迁徙走向定居生活。

(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耕作方式的发展：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逐渐推广;西汉赵过推广两人三牛的耦犁，并出现犁壁;东汉出现直辕犁;隋唐时期出现曲辕犁，并增加了犁箭、犁评。

2、耕作技术的进步：

①耕作方法：春秋战国出现垄作法，西汉赵过推广"代田法"。

②耕作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地形成耕耙耱技术;南方水田也采用耕耙技术。

③耕作制度：汉代基本上以一年一熟为主;宋代推广水旱轮作的稻麦复种制;明清时期，北方黄河流域形成了两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南方长江流域发展多种形式的一年两熟制;闽江和珠江流域一些地区形成一年三熟制。

3、水利设施的完善：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汉朝的漕渠、白渠和龙首渠等;人们还创造和改进了灌溉工具，曹魏时马钧改制翻车用于灌溉;唐朝时创造了筒车;宋朝出现了利用水力的高转筒车;明清时出现风力水车。

(三)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商周时期，土地归国家所有，劳动者在田间集体耕作。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逐渐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

2、小农经济的特点：分散性;

封闭性;落后性;脆弱性。

3、小农经济的地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

小农经济又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徭役兵役的主要来源，它的兴衰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它长期的牢固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4、对小农经济的评价：

小农经济下的农业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拥有一定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除缴纳赋税外可供自己支配，因此他们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精耕细作，在较长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和国家的统一。但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性别分工，很难扩大在生产、很难提高生产技术，这就日益阻碍了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到了近代小农经济越来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它成为了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2、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一)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

它凭借国家权力，征调优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

①商周时代，青铜铸造进入繁荣时期，展示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②西周晚期中国已有铁器，人工冶铁属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掌握了铸造生铁技术，发明铸铁柔化技术和多管鼓风技术，东汉杜诗发明水力鼓风冶铁工具--水排，北宋时普遍使用煤作冶铁燃料，南宋开始使用焦炭冶铁。③春秋晚期掌握了炼钢的方法和淬火技术，西汉掌握了炒钢技术，"百炼钢"在西汉出现，南北朝有灌钢法。

2、丝织业：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

商代室内养蚕很普遍，并出现了织机;西周丝织技术突飞猛进，出现斜纹提花织物;战国时出现多种丝织品;西汉在长安设东西织室，发明了提花机;唐代丝织技术进一步提高，并吸收了波斯等国的技艺;宋代丝织品种类繁多，织锦吸收了花鸟画中的写实风格;明清时期，丝织业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明代中后期，丝织业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3、商代已烧纸出原始瓷器;

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北朝烧出成熟的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宋代是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烧出了著名的清华和釉里红，我国进入彩瓷生产时期;明清时期，青花瓷、彩瓷、珐琅彩争奇斗艳;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

(二)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1、元朝时，民间棉纺能手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品产量增多，改变了丝、麻、棉的纺织品比例。

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全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2、西汉开始，中国丝绸远销亚洲、欧洲，为中国获得"丝国"的誉称。

唐朝起，中国瓷器大量输出国外。

(三)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一些地区、一些生产部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标志就是手工业工场。除苏州的丝织业外，在江南的棉布袜制造业、榨油业、矿冶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发展：手工工场的规模扩大了，分工更细密了;出现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增多了。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稀疏地出现在个别地区、个别生产部门，多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发展速度又相当缓慢。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其力量还远远不足以分解封建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据主要地位。

3、古代商业的发展(一)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

1、先秦时期：古代商业活动兴起于商代，商朝的移民为了维持生计，进行商品交易，周人称其职业为在"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城市商业繁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各地出现了许多拥有雄厚资产的大商人。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国家的统一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但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商业艰难发展。商人经商受到地点、时间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发展不高。

3、隋唐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

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促进商品流通的范围扩大。都市和乡村贸易发展起来;柜坊和飞钱相继问世。

4、宋元时期：商业空前繁荣。

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商品交易的限制，水陆交通便利，促进了两宋商业的繁荣，出现了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元代交通发达促使商业继续繁荣。

5、明清时期：商业继续繁荣。

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二)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1、宋朝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设市，市四周有围墙，与民居严格分开。

官府设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的管理。

2、宋朝时，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乡村的"草市"也更加普遍。

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

3、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等，也催生了一批城市的兴起和繁荣。

扬州、成都 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

(三)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1、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

西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主要商品是丝绸。

唐朝：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设立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两宋：为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的重要财源。

元朝：主要的港口有泉州、广州和庆元(宁波)，泉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明清：对外贸易萎缩。明清两朝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2、中国古代官方贸易的特点及目的

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朝贡贸易即通过朝贡和赏赐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特点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是在政治上宣扬国威，而不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4、古代的经济政策(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1、土地制度的演变历程

(1)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公有制

(2)奴隶社会--井田制。夏、商、西周时期，一切土地属于国家。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与买卖;同时要向国王交纳贡赋。那时的耕地，成方成块，形同井字，被称为"井田"这种土地国有制度被称为"井田制"。实质上是一种名义上国有而实际上是各级奴隶主私有的土地制度。

(3)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4)封建社会--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土地制度所有制并存。封建社会有四种土地所有制;①土地国有制：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的土地，由国家经营，主要用于封赏和对农民授田。代表性的土地制度就是均田制，即封建国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使用。②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并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土地。③小农土地私有制：广大农民占有很少土地。④君主土地私有制：君主直接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其收入主要用于君主开支。

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它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2、土地兼并

①概念：指地主官僚贵族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农民土地甚至国有土地，使封建国家、农民控制的土地数量急剧减少，土地逐渐集中到地主手中。其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私人所有，土地可以买卖和转让。土地兼并既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②土地兼并产生的影响：在政治上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豪强地主势力的增强影响中央集权。

经济上造成农民普遍贫困，使之无力购买手工业品，影响了手工业扩大再生产，抑制了手工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它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③面对土地高度集中，历朝政府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维护小农经济，巩固统治。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实行均田制。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限制土地买卖。明朝政府丈量全国土地，按照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收取赋税。

④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不能成功的原因：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规定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买卖的转让;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财富和各种财富的最终归宿;封建政府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不可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

(二)"重农抑商"

1、目的：经济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维护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

政治目的是加强对人们的控制、巩固封建统治;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2、演变过程：

①为保障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商鞅首倡"重农抑商"。

影响：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保证赋役的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

②西汉初年，社会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富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汉武帝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盐铁官营，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对工商业征收重税，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阻碍;打击富商大贾也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③明清时期，工商业空前兴盛，但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明清两代继续实行专卖制度，垄断盐、茶等重要商品的经营，而对民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破坏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致影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三)"海禁"与"闭关锁国"

1、明太祖时期，实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下海，对外贸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进行。

2、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政府厉行"海禁"。

第4篇：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关键词：土地流转；浙江；创新

中图分类号：F321.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2-0022-05

近年来，浙江省出台了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简称土地流转，下同)的政策，加强了土地流转的服务与管理，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创新土地流转形式，着力探索破解土地流转难题的途径，有力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加快了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进程。截止2009年底，全省土地流转总面积633.5万亩，占总承包耕地面积的32.0％；涉及流出土地农户322.9万户，占家庭承包经营总农户的34.5％；土地流转面积、涉及流出土地农户分别比2008年增长16％和16.7％。

一、浙江农村土地流转形式的创新及效应

浙江省各地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新要求，在农户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季节性流转等多种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新机制，创新土地流转新模式，探索出形式多样的适合当地特点的土地流转形式。

(一)实行“一女两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季节性流转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季节性流转指土地流人方根据自身生产需要向流出农户租借土地的一个生产季节，生产季节结束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回承包农户。

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有偿流转。按约定价每季付租金的形式进行季节性流转。农户直接承包给种植大户。承包面积一般在几亩到几十亩不等，以农户间口头协议为主。二是代种代耕。种粮大户向周边拥有季节性闲置耕地的农户临时租用土地，且为流出户提供免费机耕、机割和优惠价种子，为农户解除后顾之优。季节性流转最大好处是提高同一块土地的产出效率，增加农闲期农业劳动力就业，是提高农民收入，化解土地抛荒的有效途径。这一土地流转新形式已在浙江省很多地区推广。而龙游县献军种粮专业合作社和龙游建光蔬菜专业合作社在原有合作社与农村散户的联合基础上双双联姻，以其各自的生产经营优势和作物季节性差异，实现优势互补，地尽其用。建光蔬菜专业合作社的300亩基地让给献军种粮专业合作社种一季早稻，收割后还给建光蔬菜专业合作社种蔬菜，献军合作社为建光合作社承担三分之一的土地年租金。而献军合作社的700亩基地冬季原以种油菜为主，改为种蒿菜、萝卜等蔬菜，由建光合作社提供种子、技术服务，产品全部收购。

“一女两嫁”模式取得了较大成效：1)季节性流转是根据农业生产时间确定，属于季节性集中，因此，权责利关系简单清晰，形式便捷，易于操作。这种季节性土地流转的模式，可以打消农民一直以来担心土地流转后承包权变更的顾虑。2)通过创新耕地流转模式，实现粮田向种粮能手、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集中，并实施全程机械化服务，有效地节约了人力成本，遏止了耕地抛荒现象，破解了市场经济活跃地区“有地不种，想种没地”的难题。3)实现了优势互补，合作双赢。两家合作社都节约了成本，增加了效益。4)深化拓展了“献军种粮模式”内涵。献军种粮专业合作社曾因“以服务换取经营权，解决农村散户耕地季节性抛荒”而闻名全省，被誉为献军种粮模式。这一合作把献军种粮模式从单纯的合作社与散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向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土地流转的深化，并实现了资源、技术的再次整合，优化了要素配置，进一步细化了生产分工，提升了专业化生产水平，培育了一批职业农民。

(二)农户土地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大户(企业)经营”模式

浙江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开展很早，并在发展中又不断创新。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如全省第一家经工商登记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平湖市黄姑镇渡船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12月，现有社员323人。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社员322户，人股土地272亩，现金入股社员1人，股金2万元。合作社共设置总股权276股，其中，土地承包权每亩折算人民币5 000元，(按前3年的亩均毛利润250元，乘以承包经营权剩余年限，得出每亩土地的经营权价值为5 000元)。每亩计1股，合272股，资金人股2万元，折合股权4股。合作社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注册资金138万元。合作社实行保底分红和利润分配相结合，3年内实行保底分红，每年每股200元，并按年经营净收益的80％按股分红到户。组建股份合作社后再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2　土地不作价，人股土地由股份合作社统一整合后，以招标形式发包或租赁。如绍兴县王坛镇南岸村实行每亩田为1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无需自己种地即可获得每亩500元租金收益。如果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好，年底还可拿到分红。目前全村446户农户、780亩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合作社公开、公平选定流转受让单位(大户)。引入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萧山弘阳农场承租农户流出的500亩土地，建立出口蔬菜基地。对经土地整理后的大公山、后塘畈二处280亩山地，实行公开招标、择优发包给本村种植大户。农户可在农场务工。

这两种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突出特点主要在两方面：第一，依托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挂靠龙头企业，与龙头企业结成紧密有效的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提供种子、肥料和技术的指导，并适当向合作社让渡部分利润。合作社首先向转出户支付土地保底租金，然后再进行二次返还。由于吸引了一批有专业生产技术与管理才能的农业能人(龙头企业)经营农业，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农民收入提高与农业增效。第二，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平台助推土地流转。引导农民以合作社为平台，以人股形式进行土地流转，通过土地合作进行生产经营，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经营的收益。这种模式中，农民仍然拥有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土地既是有偿租赁，又是认股，并非是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彻底放弃。通过引进股权合作模式，增加了农民的红利收入，建立了农民收入的利益递增机制，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如绍兴县王坛镇南岸村通过农地股份合作制度创新，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益。实行农地规模化经营后最高每亩蔬菜产值由改制前的每亩200元提高到2万元，人均每亩租金收益600元。农地股份合作制将农地产权量化到人(户)，实现了农地产权的对象化、具体化，土地产权内容更加明确，有助于农民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降低了合约成本，节约了交易费用。第三，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组建为农民在二、三产业的创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使农民安心发展其他产业，促进农民身份的转变。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全省农民非农就业率达68.19％。农民已表现出相当明显的亦工亦农的兼业化经营趋势。实行土地股份合作社，无疑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

(三)以“农田托管”服务新模式促进流转

农民拿出自己的承包地由农机(农技)服务专业大户或服务公司统一承担部分或全部的生产环节，农民只需支付一定的服务费就可以获得原有承包地上产出的粮食。如海盐县依托友邦植保、友邦测土施肥和久洋三家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成立了“海盐县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实验区”，集中连片流转土地面积600亩。其中，300亩为全程农民作业服务，另外300亩是农民土地托管，合作社托管后直接进入产业化经营。农田托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全程托管。实行所有机械化作业包括机耕、育秧、机插、植保、机收等环节都由合作社承担。等稻谷收成后再支付作业费用。二是菜单式托管。合作社将机耕、植保、机收等机械化作业服务统一价格标准，由农民自主选择服务项目，并与合作社签订作业合同，代为农户作业服务。三是农田承租。将部分外出村民的农田通过签订转包合同的方式，承包给合作社经营。实行农田托管模式，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打开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空间。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实现转移，也一并解决了新农村建设中居民区与作业区空间布局的矛盾问题；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实行后建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服务机制的历史性课题。依托社会化服务实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是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好载体。这种形式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程度的要求较低，适用于目前经济不是很发达，但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地区。

(四)“农户流转土地+中介组织服务+大户(企业)经营”模式

充分发挥镇、村组织及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优势，做好承包土地流转信息、政策咨询、项目推介和中介协调等服务，组织引导农户委托村集体组织或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进行土地流转。如温州市箬横镇浦岙村在2005年土地整理后，村集体接受承包农户委托，实行“反租转包”，即以500～600元／亩的年租金向农户反租1300亩承包田，然后由村统一转包给村内外的种植大户，成片种植早稻、西兰花、豆类等作物，每年收取300～500元／亩不等的承包租金，差额部分由村集体经济给予补足，使广大农户有了稳定的土地转包收入。对一部分要求自主种植的农户，村集体统一调整田块，优先保证他们的需求，有效地实现了流转的土地集中连片，方便种植大户生产经营。温州全市农户委托村集体或中介服务组织流转土地4.62万亩，涉及农户32530户，分别占土地流转面积和流出户的21.9％和29.3％。

(五)“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的嘉兴模式

所谓“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指土地流转后，凡是非农就业的农民，实现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对已经进入老龄阶段的农民，逐步提高养老保险的待遇。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意味着可以获得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收益。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村居民可按照城市居民的社保水平参保，提高参保金额，为居民养老解除后顾之忧。农民空余出来的时间可以进城务工，进一步提高收入。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农地流转。截至2009年4月底，作为嘉兴市的9个试点镇之一的嘉兴市南湖区七星镇已完成土地流转面积2.55万亩。

(六)以“基数租金+年度递增”的收益方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给农业龙头企业

出租是把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货币化，对出租方即承包方和承租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比较清楚，属于目前比较规范、也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符合市场化规律的农村土地流转形式。但普遍的出租收益方式是按约定收取固定租金。但从长期看，地价具有升值潜力得到普遍认同。转出农户基本上都有增值的预期，流转的时间越长所要求的租金就越高。而当前过高的租金又给转入主体带来一定的压力，因此难以达成较长期限的流转协议。嘉兴市南湖区绿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连片租赁土地之后，租金的基数是每年每亩700元的标准，以后每年每亩递增50元，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从而延长流转期限。

(七)以农产品基地建设为载体推动土地流转

具有长期稳定性和达到一定规模经营的土地流转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产业化。这就必须结合相应的农产品基地建设来促进土地流转。长兴县虹星桥镇是一个农、牧、渔综合发展的农业大镇。自2007年以来，将全镇农业布局按传统习惯分为三大区域，有农工贸综合区、优质瓜果种植区、高效特种水产养殖区。针对土地流转零星分散不利于规模经营的特点，虹星镇采取两次流转的方式，将零星的土地流出通过第一次互换方式集中起来，形成一定的土地流转规模，再将一定规模的土地流向符合产业导向的的规模经营者，通过二次流转起到化整为零规模效果。已引进54个农业项目，流入土地0.40万余亩，6个农产品生产基地流人土地面积0.30万余亩。全镇实现规模经营面积达1.79万亩，占土地流转面积的95％。

二、浙江农村土地流转创新中潜在的问题

(一)农地股份合作制度创新问题

农地股份合作制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把农民的农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离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形成农地所有权、股权形态的承包权、生产形态的经营权新的三权分离。它突破了家庭承包制造成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格局，缓解了现行土地流转制度面临的矛盾问题。有效实现了劳动者资本联合与劳动者劳动联合的统一，推动了农村生产要素组织方式、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集体利益分配方式以及管理体制的转变。然而，现实中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一项需求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发性和探索性，各地在推行这一制度进程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组织性质不明、产权边界模糊、股权封闭、人股土地作价不科学等，由此导致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实践中推行缓慢(见图1)。

从我们对全省868份的农户抽样问卷调查显示，46％农户认为农地股份合作制主要问题是收益得不到保证，22％认为土地价格不合理，16％认为分红方式不合理。大多数地区在对承包经营权入股作价时，以当地农业平均年收入作价(如平湖市黄姑镇渡船桥村按前3年的亩均毛利润250元，乘以承包经营权剩余年限20年，得出每亩土地的经营权价值为5000元)。而非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格，使作价偏低，社区成员持有的股权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如果在此基础上进行股权社会化、资本化，则可能易使社区成员及集体利益受到损失。目前许多地方土地市场升值明显，入股农户要求对土地经营权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作价的愿望强烈。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估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保障广大农户的权益，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换价值实际上由三部分构成：农户的生存保障价值、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土地的投入、土地流转的增值分成。特别是对第三部分，农户能否对土地流转后的收益享有一定的分成利益，直接决定着农户是否愿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科学的商业评估手段将其量化，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的前提条

件。目前浙江省尚没有专门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进行评估的专业机构和人员，评估时主观意愿成分较大。过低的评估价值对农民而言是新的不公平。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虽然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越来越呈现出市场化趋势，但流转的市场机制总体上还不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都尚未完全形成。

1　价格机制尚未形成，流转收益缺乏增长的长效机制。目前，浙江省大多数地方土地流转价格每亩每年一般在200～500元之间，种植西瓜等价值较高的季节性经济作物则在800～1000元上下。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地方流转价格主要按传统习惯和流转双方意愿协商形成，没有建立科学的流转土地价格形成和指导机制，同一村从事同一产业租金价格也不尽统一，不能真正反映土地的级差地租和内在价值，对推进土地流转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期限较长的租赁协议对土地承包租赁价格没有一个合理的衡量标准，多数合同规定了流转租金一定几年不变的方式，没有构建一个良好的土地收益递增长效机制，某种程度上侵害了农民土地收益的权利。

2　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服务体系发展缓慢。虽然浙江省很多地方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组织，但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全省仅有7个县(市、区)和18.3％的乡镇、14.1％的村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尚未形成强有力的管理服务网络，缺少一个自下而上、网络状、多功能的中介服务体系。资产评估、委托、法律咨询、土地投资、土地融资、土地保险等各类中介服务组织相当匮乏，致使土地供求双方的信息流动受阻、缺少服务手段和调控能力。信息辐射面狭小、信息传播渠道不畅。

(三)政府对农民社会保障责任缺失，强化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制约了土地流转

长期以来，土地一直承载着农民的生活保障功能，土地成了农民生活保障的最后屏障。农民对土地过于依赖，并不仅仅是对土地具有浓厚的感情，而是出于对未来的担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是一种很好的探索，但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社会保障的基本条件是地方政府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社会保障条件下，农民退出承包地后，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其收入来源于政府的生活补贴和一些其他的政策优惠以及进入城市工作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农民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的稳定性取决于政府的执行力度和相关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农民转为市民后在就业竞争中的竞争力强弱。一旦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农民既没有能力购买住房，也没有政府提供保障性的收入。尤其是在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缺位情况下，将会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

目前比较普及的农村社保仅医疗保险一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仅仅开始，涉及的人群还很少。浙江省的社保大多数实行城乡差别制度，而且大多数与工资挂钩。多交多享受，由此造成了不同收入、不同性质人群享受公共资源的巨大差异。农村社保基本按照“低标准广覆盖”的原则，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多项保障难以真正起到保障作用，影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造成了推行农村养老保险的种种困难。

三、几点启示

农村土地流转符合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促进浙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坚持三大原则

一是坚持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原则；二是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三是坚持农业用地流转后土地用途不变。

(二)加强分类指导

研究表明，土地流转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非农化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呈正相关。但从农户家庭决策的角度分析，农户理性的决策是追求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分工经济，农户通过家庭内部分工安排其生产经营活动。只要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条件不变，即使可能出现农户部分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农户兼业化也不可避免。因此在鼓励和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各地政府部门应当认真权衡各地区的条件，努力提高劳动力转移率，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在此基础上审慎推进，而不能操之过急。从实践上看，股份合作流转适合于村级组织战斗力强、土地流转指导服务机构建立、二三产业发达、转产转业农民群体数量较多的村，适合整村推进。鼓励探索“龙头企业或种植大户+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模式，创新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利益共享的机制。对一些不适宜开展大范围土地流转的乡村，应为农户间的私下流转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并加以指导。

(三)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租金管理体制

1　探索“基数租金+年度递增”的收益方式，建立租金增长机制。

农户委托村流转土地的收益，按投标确定的数额。流转一年以上的补偿提倡谷物折价补偿，以免物价因素带来流转费不合理。较长流转期的开发项目，提倡建立“基数租金+年度递增”机制，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从而延长流转期限。

2　设立土地流转风险基金，有效规避风险。建议土地流转风险基金由农村土地流转专项扶持资金和规模经营业主出资按合理的比例共建。用于解决流转企业因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发生时无法履行合约所产生的对流转农户的影响。

(四)加快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认定评估机制

加快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专业评估机制、设立专业评估机构。出台评估管理、技术规范等有关法规和业务准则。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用地价格评估机构、评估人员考核和管理，对其评估行为要加强规范，确保评估价格的客观、公平、合理。

(五)完善土地流转服务机制

1　进一步完善中介服务组织。形成“土地流出一中介服务组织一土地流入”的土地流转机制。积极引导各市和县(市、区)农业部门、乡镇、有条件的村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站)，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合同签订、合同鉴证、政策咨询、价格指导、纠纷协调等服务。

2　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所)。由省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创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所)的可行性论证，制定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所)的有关章程和设置办法，选择试点单位进行试点，在此基础上，出台《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所)实施意见》，全面推开这一工作。

(六)加大对从事规模经营的各类主体的培育

一是对符合扶持条件并专业从事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大学生，按照承包面积和经营规模，每人每年给予一定的补助，并享受城镇职212'‘五大保险”和农业科技人员待遇；二是培训专业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三是鼓励基层农技人员利用农户流转土地，建立科技示范基地；四是充分发挥专业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技推广中心等经营组织的作用，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在家庭生产的基础上通过产前、产中、产后的统一服务，为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四是各相关部门对土地流转后形成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组织、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注册登记费、验资收费、资产评估、收费等应降低标准收取或免收。

(七)落实“流出土地农民”的参保待遇

对流出全部土地经营权且年限超过10年以上“弃耕流转”户劳动力，应享受当地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对流转期5年以上的农户进行不同标准的补贴，用于流转农户的养老保险自缴补助。把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与城镇社保的对接；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互济、五保供养等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和社会保险功能，为土地转出者解决后顾之忧。

第5篇：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关键词：农业经济；农业转型；小农经济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农业高速发展，2019年上半年，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1086.5亿美元。但是，农产品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农业发展需要创新技术的支撑，以积极应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廉价农产品带来的冲击。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才能对抗新时代农业经济发展提出的各项挑战。

二、小农经济历史发展历程

农业经济与社会观念和家庭观念等具有相互之间的联系，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济表现形式，也是几千年来我国经济最为客观的一种写照。无论是在新时代的中国还是在封建社会，农业都是百姓和农民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经济发展的模式由小农经济向大规模经济模式发展，如运用大量机械化设备开展生产活动；加大对农作物经济物品的研发、农业专项基金的发放、农业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等。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指数，其已经成为农民或者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

三、经济学视域下农业转型的挑战

（一）农业经营模式有待改善，生产的效率较低

受到小农经济理念影响，一些农民進行农业产品的交流和互通时过于重视短期利润，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热销的农产品上，并没有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等有整体上的把控，出售的一些农产品不能得到受众的认可，进而降低生产和销售的效率。并且，农业信息不对称还会导致小农经营模式缺乏灵活性，无法提升农业经营效率。

（二）各个区域应用科学技术的能力有待提升

近几年，农业生产科技成果得到了有效转化，并为各个区域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但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西部地区，他们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方面都有一定限制，想要全面实现自动化和机械化有较大难度，很难为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带来新的增长点。长此以往，就会大大削弱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农民也就无法从中获取更多利润。

（三）很多地区没有制定营销策略，农产品无法发挥品牌效应

新时代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和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在优化农业结构的基础上扩大农村的需求，以为农村经济带来新的着力点。但是，很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者受到思想、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并不注重制定市场营销策略和引进相关农业推广人才。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者缺乏信息的敏感度、缺乏创新意识等，使得农业品牌效应减弱，严重影响了当地农产品经济的发展。

四、新时代农业经济发展的路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只有围绕农民收入，对传统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严格把握“三农”问题等，才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国家已经高度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完善，才可以促进新时代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构建能够对基层农技进行推广和分类的改革，这种机构的构建主要分为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即能够有偿和无偿的服务于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目前，新时代农业科技推广的体系主要分为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推广系统和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推广系统。为了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在加强两者之间的互动性和互融性后，才能够加强对涉农企业的扶持和担保。例如：给予涉农企业一定资金和技术支撑，特别是在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二）建立农业经济合作模式

1.支持农民开展自主经营

一方面，加强政企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发展，在坚持“三农”服务的方向后，以市场竞争为原则，将新时代农村经济转化为合作经济，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为农户获取更高的收益等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和合作的要求等，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坚持政府主导和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前提下，促进合作组织的形成，从而让农民开展自主经营，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

2.建立新型组织，经营特色产品

各区域应该建立专业化的生产实体，构建专业合作社。例如：坚持特色农业产品的生产，转变各地区农户的生产理念，再根据市场发展的情况，将种植业、加工业和服务业、养殖业等紧密联系成一个整体，构建特色的农业产品生产体系。同时，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经营。例如：以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作为龙头企业，从当前的利益出发，构建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生产和种植的积极性。另外，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需着力发展加工产业，特别是在果蔬、水产品和粮油等方面的深加工，提升农产品加工品牌后，打造出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从而发展壮大农村的产品，拓宽农民的收益渠道。

（三）走农业绿色发展道路

当前由于受到贸易壁垒的限制，我国农产品在出口方面遇到了很大挑战。因此，新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注重创新机制的构建，在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同时，满足市场对于绿色农业的需求。第一，建立绿色农业发展特区，制定绿色发展规划等，以农业经济发展为核心，引导中国农业实现绿色发展。第二，根据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资源、产业和农业废弃物资源的重复利用等方面制定生态补偿机制，为开展绿色农业经济提供制度上的支撑。第三，提高农户的生态环保和绿色农业的意识，严格把控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并成立监督小组，及时退回不合格农产品。

（四）融合“互联网+”，提升农业营销服务的质量

互联网时代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农业生产和流通迎来了新的增长点。首先，各地区应该引进和培养更多新型农民，在发展农业创客空间平台后，构建农民创业平台。例如：通过培训的方式，让广大农民学习互联网知识、农业新技术、产品营销和提升服务质量等。其次，新时代，人们的消费也不断升级，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大數据，农户要在对市场的需求严格把握后，对生产和供需等进行合理规划；客户提出相应问题后，由专人进行管理，进而形成更加专业的服务反馈机制，使得当地的农业品牌得到提升，提升客户的黏性。再次，借助新兴媒体对农产品进行宣传，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农产品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带动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一些地区借助抖音或者火山小视频等新兴媒介，让当地比较出名的明星代言和宣传当地的农产品，不仅让更多消费者了解了更多农产品，还带动了线上销售，全面提升了销售的效率和质量。

（五）构建新型服务业，支持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

新时代，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精神上的需求。即不仅注重产品的质量，还在其他方面有了一定需求。例如：各区域可以根据当地的产业推出特色产品，如食用菌、樱桃和花卉等。各区域可根据自身的产业、农业形式和当地旅游业等协同发展，借助当地的资源与旅游业相互结合，从而构成特色的农家乐，让人们在享受到农耕农作的乐趣后，还能够欣赏当地的美景，达到身心放松的目的。又如：可以举办樱桃节等农业旅游活动，吸引更多游客，从而为当地创造更多利润。

五、关于新时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考

新时代，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应该以环保和绿色为原则，在开展实体经济的同时开展线上和线下的体验。并且我国发展农业经济更加注重数字化管理和网络化经营，这就需要农户大力创新，对知识进行更新，在不断学习和不断进步后，使我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目前，农业的主要矛盾和发展的主要任务等都在发生着变化，新时代推动现代化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农业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农户，使其在掌握更多新技术和新设备的知识后，创新更多新型的农业经济模式。还需要在政府或者各地级政府的支持下，努力克服脱贫攻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农业问题，帮助农户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农户开展创新经营，激发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通过民办公主和筹资筹劳等方式，让农民在参与过程中获取更多收益。

第6篇：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50-03

高中历史必修2专题1的第一个学习主题是古代中国农业，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虽然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对这个主题的叙述方式有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古代农业、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等。由于教科书的叙述比较简略，一些教师反映学生在学习时搞不清楚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概念不清，要准确、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比较困难。本文对这几个概念略作梳理，供教师们参考。

农业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①“由于古代农业主要通过传承、应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来发展生产，故又称为传统农业”。②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是以用蓄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中国农业在战国时期进入传统农业阶段。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把农业所处的状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现代型的和过渡型的。传统型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多年前就达到了特殊的长期均衡状态，继续向农民世代使用的那种类型的农业要素投资收益率低。现代型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现与被采用之间的时延是很短的，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向新农业要素投资的收益率高。过渡型农业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④舒尔茨所说的农业所处状态，类似于农业历史发展阶段，只是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型农业。这种过渡型农业，相当于我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近代农业。总之，传统农业是过去曾经存在过，或现在仍地方在一些存在的一种农业状态，是与现代农业完全不同的一种农业状态。

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古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在概念上加以区分：传统农业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且又系统流传下来影响至今的一种农业文化，它与古代农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农业来源于古代农业，是对古代农业的继承和发扬。古代农业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并不包含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而传统农业则包含了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如“传统耕犁”指的是现在农村还在使用的保留古代耕犁特征的农具，而绝不是唐代或宋代制造的耕犁。①

如果用现代化史观来研究农业发展史，对古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做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古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主要是用来定位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则主要是为了反映农业发展的延续性、继承性。古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传统则是延续到现代的事情。做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②这样，传统农业就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农业现代化的出发点，有利于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传统农业做出了哪些反应？传统农业有哪些方面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需做出改进；有哪些方面可以继承和发扬？等等。

小农经济是“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经济”。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中国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以来，存在过以下几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国家屯田经营、地主庄园经营、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寺院经营等。③其中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经营形式：家庭农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主要靠自家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经营，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种农业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家庭农场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这一发展趋势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生产必须在耕地上平面展开，而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集中作业。因此，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而且，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很多作物的生长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工作的质量无法按照统一固定的标准来检查。各个环节质量的好坏，都要积累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即农业收成的好坏。解决监督难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生产者自发的工作意愿来代替从上而下的监督工作。在这里，家庭农场就发挥了特长，因为家庭农场靠家庭成员为劳动力骨干，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只需最低限度的监督工作。④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农业多种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发展的结果是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地主还是寺院，都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而佃户则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在家庭农场中，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消费单位，更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承担着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功能。这是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说，在自然经济中，“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⑤列宁也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⑥也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中，每个经济单位都是自给自足的，而要做到自给自足，必须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对照马克思和列宁描述，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并不完全是自然经济。家庭农场的生产、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其农产品除了缴纳租赋、自用外，还需要拿出一部分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以便购买自家不能生产的铁农具、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自唐朝两税法施行以后，还要用货币缴纳赋税。到了明清时期，还要用货币交地租。因此，古代农业中家庭农场的生产，虽然大多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但是其产品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作为商品流向市场。另有一部分农场，则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可以说，古代农业中商品生产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始终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商品市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城郊园圃业、林、牧、渔业中，从事商品生产的程度较高。另外，小农家庭如果生产有余，也将剩余的粮、布出卖。那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墟市、邑市、城市等等。他们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不同层次的市场，共同构成商品交换经济的内容。此后，农业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园圃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都广泛从事商品生产。但是由于历代政府的抑商政策和土贡政策的冲击，使我国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只能依附于小农经济和地主田庄经济，难以独立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及谷物种植区域的扩大，逐渐抹平了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区域界限，制约了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与独立发展。①宋元明清时期，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棉花、麻类、蚕桑生产发展起来，形成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区、专业户。随着各种非粮食生产专业户、城市商旅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酿酒业的兴盛也需要大批粮食。大量粮食进入市场流通，表明粮食商品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被卷入市场经济。

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古代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商品性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两者的地位可能持平。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则可能占主导地位。当然，从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整体来看，还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郑林，男， 1966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技术史、农业史。

第7篇：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关键词】茶叶贸易优存劣汰总结经验现代化

一、中国茶叶生产及贸易现状

当代中国的茶叶生产状况有利的趋势是小农经济不断向企业制过渡，新型茶区不断发展，产业模式及结构日趋合理，名茶得到快速发展。企业存在优存劣汰并注重创新，政府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而不是阻碍。但发展起来的企业多数为中小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薄弱，没有大型机械设备，生产成本高，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并且市场促销宣传得不到满足，导致竞争力不足。而贸易状况是，虽然我国每年茶叶出口量在32.6万吨左右，但其中以贴牌加工居多，我国的自主品牌较少。并且出口对象大多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等，获利较少。还有茶叶的安全问题阻碍着茶叶出口。

二、中国近代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

（一）小农经济落后于规模经济

中国自古以来，受自然环境制约而形成农耕文明。在受长期封建专制统治压迫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个体分散式经营、封闭性强的小农经济。在1886年之后，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一蹶不振。其原因是之前之所以中国茶叶出口有鼎盛时期，是因为中国是唯一的茶叶出口国，处于垄断地位，即使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耕作也不会对茶叶出口造成什么影响。而后，印度、锡兰、日本从中国引种或自育良种在自己的国家进行耕作，并且考察中国茶叶的种植、生产状况，以中国茶叶为起点建立自己国家的茶文化。他们以大规模茶园种植为主，运用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中国个体茶农的产茶的成本和质量根本无法和企业制的相抗衡，而且当时中国还是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茶农们无法了解国外的产茶情况和市场形势，也不会科学的选择产茶地点。在残酷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茶叶败下阵来也是情理之中。

（二）社会动荡，政府无作为反施压

1842年《》签订后，中国失去了关税的自，丧失了海关对民族经济的保护作用，茶叶开始大量出口。至此以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许多百姓流离失所，许多地方禁止运输，造成茶商运输成本增加的。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高额的赔款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向百姓征收高税收，这就使得老百姓穷苦不堪，有的甚至被迫出售土地，更不用说拿出钱来买肥料，培育良种，重视栽培技术了。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对本国的茶商施行压迫，本国钱庄的利息比外国银行的还要高，茶商资本匮乏，不得不在茶叶质量上降低成本，来获得更多的利润。还有奸商趁火打劫，虚假消息，以低价收购茶农的商品高价卖出来骗取利润，茶农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种茶的面积只减不增。长此以往，中国茶叶由于成本、质量、品种等原因不被外国人民接受了。

（三）印度、锡兰、日本、俄国的贸易竞争

印度、锡兰以及日本的茶叶生产较中国来说起步晚，有的甚至从中国引种而成。但在19世纪末期迅速发展，形成后来居上的局面。这些国家由政府引导，并派专业人士到达茶区进行深度考察，并结合自己国家的土地状况进行栽培。他们采用集约式经营，以公司制为主，茶园集约，技术集约，管理体制集约，避免了资源浪费，节约了成本。随着印度、锡兰、日本的茶叶栽培不断的发展壮大，印度红茶迅速占领英国市场，相比中国茶叶成本高质量不稳定的特点，茶贩们更愿意在印度茶叶中加入中国茶叶，这样即可以减少成本而且味觉上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促使英国人民接受这一新茶种。随后日本绿茶又占领了美国市场，由于日本的科学技术先进，产出的茶叶成本低，质量好，中国的茶叶与其相比，相差悬殊，结果可想而知。起初中国对俄国的茶叶出口，一直保持稳定增长，致使曾有一段时间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可观。19世纪后期，不少俄国茶商，在口岸设厂，学习中国产茶技术，形成自给自足的局面。中国在这场茶叶贸易竞争中败下阵来，时至今日还没有完全恢复。

三、对中国茶叶生产现代化的借鉴

（一）精心培育符合中国特色的优质茶产品

我国现有的茶叶缺少自主、强有力的品牌。我认为针对我国不同的地区，组建不同的考察团队，有针对性向先进茶产业的国家考察，找出它们自主品牌强大的原因，并结合本国当地的经济、政治、自然状况总结出一套适合发展自己茶叶皮牌的战略目标，并坚定不移的执行。像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茶等已经小有名气的茶叶品牌，政府应当出台刺激政策，扶植自主品牌面向世界发展。对于那些劣质的叫不出名的茶叶，应当适当减产，逐步完成中国茶叶高质量的目标。我国也可以自主研发与茶叶相关的产品，打出中国特色的品牌，抢占国际市场。例如洗护用品、食品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想要茶产业经久不衰，茶叶的相关产品必须应运而生。

（二）创建多渠道的茶叶供求信息平台

中国需要建立完善的网络茶叶供求信息平台和实体门店的交易所，适合各类企业的需要。要聘请专业人士分析市场形势，做到以产定销。在做到机械化大生产全面实施的基础上，产、供、销要联系在一起，归一个部门管理。这样可以减少中间环节，节约宝贵时间，使茶叶保持新鲜。交易平台必须做好宣传工作，消息闭塞可能会错失良机，相关媒体要做好宣传工作，保证各大企业都能公平竞争，互比质量、价钱。

（三）注重风险防范

在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多和日本学习，在不同的地区针对不同的外部环境，风险防范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机械送风、遮阳网覆盖、提水喷雾等防雾措施，可以用在我国高原茶区地带。喷灌装置可以设置在我国易干旱的地区。不仅茶叶作物需要防风险，茶产业相关企业也需要，政府应该组织设立一个公共的茶产业风险防范机构，防止战争、天灾等不确定因素导致企业倒闭。政府要给茶企业一定的保障，茶企业才可以更大胆的走自己的创新之路。中国目前的境况，需要企业大胆的创新，一味的坚持固有的模式，便得不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仲伟民.近代华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解疑.学术月刊，2007（4）.

第8篇：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关键词】 中国 发展

研究

中国社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国人自身的努力，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素。而国人的行动又取决于国民性。综观中国历史，国民性的两大痼疾是流氓性与文盲性，或者也可以说国民性的两大痼疾是缺乏诚信和理性。

什么是流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是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赖等恶劣行为。

流氓性不同于流氓。流氓是一种具体和表象，而流氓性是一种抽象和实质。流氓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诚信。

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 “诚”即真实无妄，其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真实无妄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故“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正如《中庸》所说，“不诚无物”。“信”的基本含义就是诚心实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把它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吕氏春秋》有《贵信》篇，把信当作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并主张人生以诚信为贵，“君臣不信，则百姓毁谤，社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

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这种游戏规则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诚实守法。

什么是文盲？辞海的解释是：不识字或识字极少的人。这里文盲性不等同于文盲。文盲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理性。不识字不等同于没有理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理性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不是文盲，但不能排除知识分子具有文盲性。有些农村老汉斗大的字不识，但并非就一定具有文盲性。

在中国，文盲性的主要表现是：一是重迷信，轻科学；二是重实际，轻理论；三是重当前，轻长远；四是重幻想，轻理想。

与产生流氓性的根源一样，文盲性产生的深层根源也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是产生文盲性的经济基础。落后与愚昧是紧密相连，“穷”与“愚”是互为因果。治“穷”关键在于治“愚”；同样，治“愚”关键也在于治“穷”。其次，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催生文盲性的政治根源。专制主义总是与文盲性相伴而生。文盲性为专制提供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专制主义又不断催生着文盲性。再次，封建专制文化本质也是一种为强势服务的愚民文化，这种愚民文化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文盲性。

另外，流氓性与文盲性也是一对互补的范畴。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构成一个循环的怪圈。

流氓性与文盲性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是深远和持久的。

首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成本。诚信的缺乏，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无序。诚信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诚信的本质体现在诚与信两个方面。有诚者，则个人品格就高尚，而个人品格高尚，则社会竞争主体行为的合理化就能得到保证。有信者，则个人与社会的承诺就能得到遵守，而遵守承诺又是社会有机体运行有序化的重要保证。众所周知，健康社会应满足有秩序的基本条件。而当一个人自己既遵守对自己的承诺，又遵守自己对别人的承诺，这时，社会秩序也就有了保证。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 ，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理性的缺乏，也导致资源配置只有短期最优，而无长期最优；只有局部最优，而无整体最优；只有个体最优，而无社会最优。

其次，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法治本质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遵守众人的约定。所以，有了诚信和理性，法治社会也就有了保证，法律就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另外，法律是一种外在约束，诚信和理性是一种内在约束。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诚信和理性世界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同时，内在约束同外在约束相比，内在约束是更为基础的约束。一个社会竞争主体，只有将外在约束建立在内在约束的基础上，并且能将两种约束有机统一起来，其约束才是最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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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无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无实质。而诚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因为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伪民主。

第四，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面子”与“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秩序均衡。一方面，人们总是希望别人有诚信和理性；另一方面，对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于是，“面子”就应用而生。虽然“面子”是给别人看的，其对人的约束力是有限的，但相对于无序而言，

“面子”仍不失为是一种较好的约束。所以，“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无序竞争的自组织均衡。另外，“血缘”也是由于社会竞争中诚信和理性的缺乏所导致的一种合作均衡。人们产生合作的路径主要有：血缘、地缘、业缘等。其中血缘是产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而在诚信和理性缺乏的条件下，合作一般会更趋向于路径最短化，所以，重血缘，讲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浓重的一道风景线。

第五，缺乏诚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的滞后又进一步使诚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结构，并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解决流氓性与文盲性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首先，大力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社会建立起普遍而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这是消除诚信缺乏和建设理性社会的基础所在。这里，用经济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变量，也符合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这只是财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所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一切“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第9篇：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兼业化/人口压力/工商政策/李约瑟之谜

【 正 文】

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户兼业化行为产生的动因

中国小农经济的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具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小农户家庭生产中的兼业化倾向，这个特征几乎伴随着小农经济存在的始终。兼业化主要表现为小农户在小规模土地上的农业生产经营间隙，或多或少的进行着一些其他如纺织业、小商业、小手工业等的具禀赋优势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农业生产的特性提供了兼业行为所需的时间、空间甚至原料方面的保障，在技术上为其提供了可能性；其次在土地资源过度分割，每一农场的规模小于维持家庭生计的最低限度时，农户需要谋求非农行业的收入来满足生存要求的必要性；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商品经济下小农户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等等。这种种因素分别在传统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影响着农户的行为，造成了他们的兼业化选择。

黄宗智在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一书中强调，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小农个体性质的认定起基础性作用。部分农户在商品经济程度不高，无力参与市场交换时，这种兼业行为为维持家庭生计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虽然并不是出于主动参与商品经济和交换的需要。这种类型在中国传统农业小农经济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户不需参与市场交换，形成了耕织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并因此导致了我国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方式下，一方面小农户进行着类似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活动，在租金和粮食自足之后所剩无几，来自于衣食住行其它方面的需求难以从市场上解决；另一方面，却模糊了社会生产专业分工的界限，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扩大。从各种史料记载中都体现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国家对于这种结构的组合方式始终采取了支持鼓励的态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这种组合方式下，个体小农户可以承受来自于国家对更重的租税的索取而依然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均田制下的国家这种欲求暴露得最为明显。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是：首先，极不利于农户经营单位自身积累剩余，扩大投资和经营规模，使生产完全处于一种简单的再生产状态；其次不利于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广大个体农户需求的分工和深化，阻碍了商品生产交换的发展。

事实上，国家因控制土地资源而产生的对经营者租税收入无限膨胀的索取欲望，加剧并强化了农户的兼业化选择。正是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封建王朝依靠所固有的强制力（暴力潜能）支持，小农的经济能力往往被压制在最低生活线附近，因此不得不做出多元化经营选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逐渐弱化时，这种兼业化选择的动因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即使是在国家对经济资源控制最强，也就是均田制能够得以实施时，也有过小农生产者因不堪忍受国家租税以及人工调用等各类经济与非经济的剥削和控制，宁愿逃避到大土地私有者的庇护下耕作。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往往产生于国家统治的官僚体制之下，更可能逃避对封建国家承担的赋税义务。小农作为有限度自由的劳动者，相比较成为国家的附庸，拥有更强的谈判力量，从而在通过大土地所有者与土地结合的同时，也拥有比与对国家博弈更为有利的地位。小农争取获得更多生产剩余的过程，也就是小农经济地位更高，生产活动经营决策更经济的过程。这一博弈的过程可以从后半期中租佃关系变迁中有所显示：从分成制到定额制再到永佃制，体现了两者间力量的对比发生的变化，地主阶级为了更大化利益总额向小农一步步做出了妥协。

在这种趋势下，小农可能掌握更多剩余产品进行储蓄投资和消费，因此其生产活动越来越多的体现了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最大化的色彩，他们根据市场价格调节自身行为，“小而全”的生产方式逐渐不再经济，市场的需求逐渐开始使具有相应资源或技术禀赋的小农更多的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生产，不再局限于提供自身再生产的必需品的目的。这时，小农兼业行为逐渐导致了小农的区域间差异性开始产生，小农阶层发生分化。有学者研究发现，清江南地区的小农工农结合体内部结构已发生变化，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方式不是以自给型农业和自给型手工业的结合为主，而是以自给型农业和商业型手工业、及商业型农业和商业型手工业结合为主[1]。这导致了某种被学者称为“收入重心转移”[2]的现象发生，当农户经营规模狭小，农业收入低于维持家庭生计的最低限度时，农户不得不做出兼业化生产的决策，当非农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时，农户就必然会选择粗放耕种农场。据有关研究，苏南的大农场比小农场具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因此小农户粗放经营农业的机率要比大农户大的多。部分小农家庭，因非农产业的效益和收入比重不断上升，使得农业收入本身在其家庭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步的缩小；因此农户会自动放弃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追逐，而仅仅满足于其土地产出率相当甚至低于当地的一般水平，仅达到维持其生存或经营的需要，缺乏激励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可能导致在部分地区农户将土地的耕种作为他们的“副业”[3]。这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相对发展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有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无地少地农民对棉纺织手工业生产的依赖加大，在部分小农家庭中，棉纺织手工业由副业逐渐转化为主业，手工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成为农民家庭生活的第一经济来源。

这种小农兼业化现象的产生犹如一把双刃剑，对于当时的经济有双重的作用。首先这种兼业化的经营促进了当时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使得一些非农产业的分工逐步细化、深化，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收入重心效应”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会造成某些重心已经转移至非农产业的农户对土地进行“粗放化”经营，失去更大发掘土地效益的激励，从而局部的使农业生产率增长停滞、效率降低。

这类兼业化生产因为依附于家庭农场的经营单位之下，因此多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且较集中在农闲时间进行。这样并不利于适合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工商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产生，也不利于提高家庭非农产业的生产效率。对促进市场经营的发展，非农产业分工的细化、深化作用是有限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约束也在这里体现出来。因为对未来经营不确定性的预期，出于对安全的偏好和规避风险的目的，以及“以农为本”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即使在家庭收入重心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收入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农场仍要“兼营”农业，以保证自身对粮食消费方面的需求。

确实有迹象表明，这种不完全的工商化只是一种过渡阶段，转化仍然在进行中[4]。随着粮食供给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农业与非农产业相对收益差异的继续扩大，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约束随现实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弱化[5]，退出农业领域专营工商业生产的阶层开始崛起。因此这一领域的约束更多的是来自内生于家庭农场产生的先天性障碍。这种自发转型受到家庭生产方式的影响，小家庭农业生产的剩余积累约束，共同导致了对非农产业的投资规模约束，成为阻碍工商业生产经营的规模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由家庭农场兼业化发展起来的小型工商业，完全是根植并服务于家庭经济的，它与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逐渐建立起来的以雇佣工人、分工协作产生规模经济、追求资本增值的工商业化有截然不同的路径。这种内生于小农业生产组织的路径使得非农业发展传染上了农业领域里小型家庭农场暴露的问题：规模小型化、分散化、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投资不足等，因此对于资本积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做准备的作用极其有限。

人口压力、土地政策和工商政策下的兼业化经营

人口是长期困扰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大问题，约束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路径，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人口问题既是约束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阻碍条件，更成为历史对现实遗留下的苦果[6]。

为了控制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中国古代封建制国家一直采取了鼓励生育、吸引和争夺劳动力的政策，这一政策与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劳动密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意味着投入更多的劳动就会有更多的产出。除了为提高农业产出，国家还制定了其他制度来加强其人口政策的导向，以控制“非农人口”和农业流民的产生与存在。比如很多学者都提到的“多子均分制”[7]，是我国法定的家庭财产分配方式，其主要内容是无论田宅、生产工具或其他，每一家庭的财产最终都必须在诸子中进行均匀分配。历史上的授田于民的政策中，大多数朝代对土地的分配都是根据人口数量（甚至包括奴婢、牲畜）作为分配单位，那么家庭成员与占地数量的增减间就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土地政策同多子均分的分配制度相结合，更加强了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格局。

尽管如此，本文仍然认为中国历史上被众多学者所强调的人口压力并非是一种绝对量的压力，恰恰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人口过剩。这种人口过剩是对于农业生产部门与农业劳动者而言的。有学者研究并比较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晚期与当时西欧的人口密度，得出结论当时中国的人口压力客观上并非已到达某种极限和临界点，而与其他农业社会同期的水平相当[8]。真正使人口压力显得异常沉重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走出“古典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质变，无法使经济资源对人口的容纳提升到新的层次而体现出的危机。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的人口问题。

认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部门已经不够了。虽然伴随着封建社会本身带来的种种制约和不彻底性，但由于中国土地资源很早就成为一种可私有买卖的商品，作为农业生产的必要资源，人地结合的一个根本点，某种程度上，必然会伴之兴起令各王朝深感头疼想要极力安抚的失业大军，我国古代称之为“流民”。大量无地农民的出现并非偶然，纯粹是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后备军而已。事实上，在农业部门产生的大量过剩人口本应存在着疏通的可能，那就是非农产业的经营，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领域进行转移。如果这种转移曾经有规模的发生，那么中国的经济史亦将重书。很多国家所谓增长方式的转变往往可溯源于专营工商业者的兴起，但这种产业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而且足够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事件，却因为中国封建国家的政策导向，未能发生[9]。

由于封建统治者不愿看到因大量此类人口的存在和流动带来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国家采取了强制农民与土地结合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将有限的国有土地按人头均分下去的“均田制”。除去其它诸多因素，将这些“显性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将其保证在国家户籍制度的视野之内，生产资料的供给保证了他们最低的维生可能，同时还可以负担起国家税赋和地租，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的万全之策。这种安排在不短的时期内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功不可没，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自然增长，尤其是可分配的国有土地的减少使国家意志力不从心，这种方法显然难以长期维继。据史料记载，商鞅变法之后，封建国家就在原有的商贾户籍上增加了抑商限商的内容，形成了市籍制度，加强了对商贾及相关资源的控制利用能力，抑制和打击私营商业。尤其是针对从农民中转化而来的中小商人，以士科谪、毋得名田、算缗、告缗等进行限制。这种性质的政策在各朝各有差异和不同，但始终是工商政策的主流。即使在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情况下，人口与耕地矛盾加剧导致了农民的产业间流动：转向官私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部门，但由于种种限制，这种流动仍有很大局限性。

未能产生可以吸纳农业剩余人口的商品市场体系和工商业部门是很关键的原因，自身羸弱的体系当然就无法承受来自农业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考证和分析，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市场体系就已经初具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非常活跃，甚至有学者认为当时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和成熟的全国市场网络[10]。但很快封建国家就发现，经营工商、富比王侯的工商阶层的崛起，会对国家经济政治的权威带来极大挑战，使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人口的有力控制大打折扣，而且工商业丰厚的利润使得具有垄断力量的国家也不肯主动放弃[11]。因此国家统治者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与民争利”的过程。这在一些关系民生的重要部门尤其突出，比如盐铁禁榷制度等。国家不但垄断了其生产销售以至运输仓储的命脉，对价格的变动和掌握也极其严格。一方面成熟庞大的官僚体系可以使统治者介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次，这样就使得一些本需市场机制来完成的功能存在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替代完成的可能。另一面对工商领域产生的收益的垂涎，使其以市场主体和市场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制造垄断并获取工商业利润。至于经营工商领域所需要的劳动力，由于政府控制着规模、组织和技术（甚至工匠的人身自由），其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和来源也基本稳定。

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统治者认识的局限，“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占据主流思想几千年。这种意识形态统治和影响下的劳动者都更倾向于“置田买产”的小康殷实的耕织自给生活，即使为生计所迫专一从事小的工商活动，也往往是救急的权宜之计，一旦可能仍会回归农业生产。至今，意识形态的约束痕迹仍在某些传统力量厚重的地区中广泛存在着。根据诺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意识形态是不会一成不变的，人们会根据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修正原有的意识形态而建立新的更有效率的体系。在中国封建国家中，真正起到强制性约束力量的仍然是国家对工商业的介入和对市场机制的替代。

首先，工商阶层的羸弱使有势力的工商市场力量不能崛起，一方面既妨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滋生和可能引起的社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巨变；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使大量的农业过剩人口游离于农业产业中无法流动和转移。这样就使得农业受人口压力而发生所谓“内卷化”[12]、“过密化”[13]趋向，牺牲了农业生产效率，工商业的发展缓慢、停滞。虽然在宋之后随着授田制的瓦解，人口流动逐渐增强，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也被迫放松，工商业开始成长和发育。但由于既有的经济结构特点已经形成，且中间阶层的缺乏，如前文兼业化部分所述，工商业领域以小规模、小型化的家庭经营为主，且多寄生于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上，有着很强的局限性。

王朝更迭、兼业化特征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所有权结构形式及与其相伴随的种种变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极其缓慢且多有反复，从长远的角度观察农业的发展显得比较沉闷。基于这种观察，形成了李约瑟所提的两个谜，也是中国经济史界长期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停滞。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历史演进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家权力意志影响之下的土地制度的设计，与由此为起点的土地所有权结构的演变。由此而引发的农户的兼业化生产选择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系统的稳定和停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中国社会虽早在两千年前就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政权，但天灾人祸、政权的频繁更迭却也伴随着整部经济史。这种政权的周期性更迭是伴随着每一王朝的经济周期与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产生的。每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国家对政治、军事、经济的控制都最为有力，国有土地也占有较大份额，授田与民的部分实施保障了农业无地少地人口都被分配有或多或少的土地。同时新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能力尚弱，土地兼并因之并不明显，王朝的经济安全是比较稳固的，大型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成为可能，这些都保障了农业产出的稳定，也使统治者的财政收入有可靠的来源。以至于每每在改朝换代之初，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盛世即经济期出现。之后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恢复增长，官僚贵族地主依靠政权力量开始竭力兼并土地，与统治者争夺垄断租金，使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下降，财政状况紧张，而忽视甚至缩减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一旦出现天灾人祸，政权就会产生危机。很多王朝在产生这种危机时，往往有改革者出现，企图力挽狂澜，改革举措也每每集中在土地兼并和财政改革两点上。这时往往就会面对“诺思悖论”中所说的矛盾：兼并的受益者往往是体制内或者与之结合紧密的官僚士绅，这一利益集团对统治阶级而言是极具谈判力量和竞争的威慑力的，触动这一阶层会耗费统治者巨大的成本，且可能直接对王朝带来动乱的威胁。因此往往使统治者只能以放弃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和小农集团的利益为代价，获取人集团的支持。最终危机的积累一旦遇到涨落，系统就会不堪重负只有崩溃。这种三阶段周期几乎在每一个王朝上演过。这样的周期性波动和更迭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当下一个王朝重新建立时，同样的周期会被重演，大量积累在这种所有权结构安排和经济模式下的能量被阶段性释放，从而保障了系统的整体长期稳定性。

一方面，王朝的更迭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明显迂回前进的轨迹；另一面，农户兼业化作为效率很高的精耕细作、劳动密集型中国传统农业的必要补充，稳定和延缓了整个社会系统的演进步伐。在中国古代传统农业所有制结构下，受国家授田于民的政策和“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激励，产生了极有效率的以家庭农场为经营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比领主制下大庄园农奴集体作业更加优越，不同类型的所有者大多都选择了家庭农场的生产方式。国家为自己的编户齐民提供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这种供给为大量分散的小型家庭农场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使以小型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体系能够保持稳定和平衡。为安置过剩农业人口进行的家庭授田，阻碍民间工商业发展、阻碍人口流动转移的制度安排，迫使小家庭农业经营者不得不采取兼业化经营方式维持再生产，这种兼业化经营方式给与国家从农业中最大限度获取财政收入的可能，国家对农户的榨取又反之加强了农户的兼业化生产模式。这种种制度与绩效间相互作用，形成自增强机制，使得这种形态的农业特点就会不断地被强化，导致“路径依赖”的产生。

可以说，这是在国家垄断经济资源谋求租金收入最大化时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之一。这同大量经济史学家认为中国农业社会之所以会延续几千年，主要是封建地主制下对小农过于残酷的剥削而使得农民的积累发展无法完成相呼应，这也是以阶级分析角度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资本主义因素难以确立的有力证据之一[14]。包括兼业化在内的这些政策的绩效，对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要一起为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轨迹负责。

[参考文献]

[1][4]　史建云：“从棉纺织业看清前期江南小农经济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

[2]　曹幸穗：“学术呼唤批评——兼答姚洋对《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的批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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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格拉斯·C·诺思：“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

[6][8]　王国斌著，李伯重等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龙登高：“论个体小农与传统农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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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陆建伟：“秦汉时期市籍制度初探”，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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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1]　邓福秋：“西汉前期的市场经济和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4

[12]　农业内卷化：由于家庭小农场都是为生计所需，对过剩劳动力无能为力。因此家庭小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远大于雇佣劳动的农场，以致于这种劳动力集约化出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吉尔茨(Ciord Geertz)将这种现象称为农业内卷化。新谷：“外国学者眼中的近代小农经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述评”，读书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