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

关键词：新交互时代“多维”可持续

一、新交互时代语境中包装设计的解析

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众文化逐渐取代精英文化成为时代主流，文化地理需重新绘制，大众性、娱乐性、商业性为人们所接受。对包装艺术与审美传统阵营的冲击，也带来了众多批评，批评之声得到重新审视，新交互时代中的大众审美文化正在告别沙龙，并催生了一种感性的、多元的、生活的新包装文化观念。

(一)新交互时代语境的多元性

新交互时代就其概念而言在跨地域、跨文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类在社会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又因为人类地域和文化的差异，造成了新交互时代语境的多元文化。在新交互时代下，大众文化消解理性，实现感性的扩张。人文价值的凸显主要体现在传播方式的变迁上，传统意义的传播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人了一种无需借助文字，而仅凭视听感官就能建构审美意象的异维空间。它是一种人类本能的调动和设计的人性化体现。基于这个层面可以认为大众文化对感性的强调是符合审美的实际情况的，也可以说这是新交互时代的多元性最直接的体现。

(二)包装设计“多维”的特征

“多维”包装设计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怎样理解“多维”呢?“多维”的主题就是要突破以往的设计观念，它的价值在于其功能从引导消费、评价、欣赏、升华到改变使用方式和生活方式，除此之外也对逐渐成熟的、前沿性的市场有准确的把握和成熟的操作能力，其社会性的意义变为最大的课题，并显示设计者的责任和义务。从“多维”包装设计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多维”包装设计的理论结构传达着最新设计观念，毋庸置疑，“多维”包装设计具有走在包装设计的前沿、主导未来发展潮流的时代意义。传统文化的追寻、人性化设计、生态设计的趋势使包装设计超越了其原始的“容纳”、“装饰”之意，使包装的形式与功能、材料与工艺等诸多方面都面临新的考验，在不同层面上共同构成了“多维”包装设计的整体。

二、新交互时代包装设计“多维”语言的理念构筑

设计的核心是文化理念的传承与超越，包装形象是设计文化活动的重要部分，它体现了人类心智的积极创造性，在当今数字科技和多元新交互时代中，将传统的文化思想、人文精神与现代设计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价值，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

(一)体现具有民族特色的包装设计理念

现代包装设计理念基于物质与精神需求所形成的心理观念，以及众多设计文化构成要素的复合整体。新交互时代下，生产力大大提高，文化思想的不断进步，包装设计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审美取向、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等方面。包装形象在“多维”理念的构筑下，其视觉设计作为文化的媒介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社会意识形态、审美倾向、道德伦理、民俗风尚、心理倾向和社会价值观等。包装文化以追求效益、功能、美化、传达信息为目标，是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成果，也是多种科学综合的结果，它同时融合了人、物、环境的因素，尤其是包装材料、造型、色彩、插图文字的结合，充分体现出器物形象。包装设计是人类历史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成果体现，人类利用这一成果创造出“多维”的行为模式。

(二)尊重社会心理的“多维”包装设计理念

现代设计思想的发展使“多维”包装设计有了新空间，不拘泥于设计艺术形式，而是注重社会心理的包装设计理念。对此，应广泛开拓设计思维，确立现代化包装设计的正确观念，树立符合时代需求和地域需求的设计思想，使设计理念遵从社会规范，符合社会伦理，合乎流行心理，最终建立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消费观。

社会规范是一种文化规范，包装设计必须遵从于文化并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包装设计观念是接受文化思想和社会规范影响的，文化的发展和继承带来了今天大众消费生活的新需求。人们的文化水平、价值观念已产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作为社会主要消费群体中的青年，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的消费需求。从物质到精神，文化性的软消费不断提升，日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现在我们已进人了新交互时代。而这个时代更加讲究质量、情趣和品位，这些都要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和文化的限制。

为了能吸引特定的消费群体，在进行商品包装时，必须要有多维情感诉求的参与，从而使消费者产生预期购买的行为。可以根据消费者心理的差异性来制定销售包装的推销策略，国外流行的“无障碍”包装，本来是为高龄老人等目标人群开发的。这正是准确运用流行喜欢你理的体现。

(三)符合新交互时代的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各种新型材料不断诞生并被利用，包装材料从天然发展到合成，从单一发展到复合，材料的互相渗透已成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它代表的是一个新时代的文化信息，一种新生力量在生活中的体现，使包装文化的美感具有了时代感、流行性和普及性。

1.低碳材料的开发与利用

低碳“多维”包装，有利于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倡导低碳包装是促使建立和完善资源的回收再生，减少对生态的污染和破坏，减少资源的消耗，做到以人为本。低碳的设计理念是当下的流行趋势。从自然的角度出发，顺从自然的发展规律，从视觉上、情感上引导人们回归自然，深入发掘自然的本质之美，并在包装设计中获得的自然之美充分凸显出来。设计文化开始由硬向软转变，由有形向无形转变，更强调的是人性化服务、便捷的交流，这也就达到了“多维”包装设计的趋势。

2.民族工艺的整合与开发

在包装设计中常用花好月圆、松鹤延年、龙凤呈祥、岁寒三友、狮子滚绣球等有形的东西来表示一种无形的含义，可以使人产生一种古朴典雅之感。民族工艺逐渐的被高科技所代替，但对包装设计的重视与重新利用更能体现民族性。传统与现代结合，准确、快速地传达包装信息，才能设计出优秀的“多维”包装。此外还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成果，把新材料、新工艺，融合进来开创多功能的新结构、新形态，以符合当下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

三、新交互时代语境下包装设计“多维”理念的形成原因

“多维”在已成为大设计文化中最重要的思考方式，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思维、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都在相互碰撞、融合，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国际大融合的背景下，造就了不同的设计风格，形成包装设计文化的多元性。

(一)文化的融合以及人们对非物质文化的需求

东西方文化进一步融合，传统地方性文化再次受到冲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求来源于西方社会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物化”和“异化”的反思。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有形的物质文化，人们可以通过博物馆来获取，但对于这些传统的民间习俗、民间祭祀、民间歌舞、民间口传文学、民间的各种劳动知识、生产技艺等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的需求，才是所需之“多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求不仅仅是目的，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让其继续存在并服务于社会所需，才是新时期包装设计理念的需求。

(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对包装设计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文化地理中有不同的语言、道德、习惯、思维、价值及审美。当今现实则是各地域毫无屏障，在保留自我文化的同时找到了在时代上的共同观念与语言。各地域都有自己的文化，我国历史文脉深厚，这是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我们要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促使它自身进行更新与发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与精华，自觉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手段、新工艺、新体验，更是新理念的构成来源。

(三)“多维”包装设计思潮的兴起

第2篇：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

关键词：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问题；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最早提出文化产业概念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47），在其著作《启蒙辩证法》中，他们把通过工业化和商业化方式进行的、主要面向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供应和传播称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①，文化是文化产业的前提和内容，民族文化产业将其赋予了民族的特性。而旅游作为一项独立产业，19世纪中期才在英国兴起，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绿色产业”和“朝阳产业”。文化旅游业就是运用有形或无形的民族文化资源、文化形式，对景区进行文化开发，对旅游产品进行文化包装，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实现经济效益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总和。

我国民族地区多处于西部偏远地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民族文化产业，尤其是民族文化旅游业以其资本循环周期短、投资回报率高、发展起点低，能够产生较强的资本积聚和联动效应，成为民族地区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首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开发特色文化消费，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充分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在促进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发展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

二、四川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发展前景：资源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对于地处祖国大西南的四川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且亟待开发。要打造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实现文化与旅游的深度结合，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省内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少数民族地区，是藏、彝、羌、回、纳西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其率真淳朴的民族风情、古老神秘的文化遗产为民族所独有。一、民族文艺，如纳西族的《东巴经》，是用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书写，至今尚有摩梭祭司“达巴”能够解读；藏族被誉为东方“伊利亚特”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有的堪称世界名著。二，民族工艺，彝族的漆器，阿坝藏族的药泥泥塑，羌族的云云鞋，羌笛，羊皮鼓等，这些技术和产品是少数民族传统智慧的集中体现。三，民族建筑，民居建筑如素有“民族活化石”之称的羌寨和碉楼，寺庙建筑在藏区较为明显，藏传佛教寺庙众多，民族桥梁如溜索桥，藏式伸臂木桥等。四，民族节庆，彝族火把节，藏历年，羌历年，回族开斋节等，民族节庆是民族传统文化最集中、最充分的载体。五，民族饮食，“民以食为天”，不同民族在饮食上有很大差别，彝族的秆仠酒、坨坨肉，藏族的糍粑、酥油茶、青稞酒等。六，民族体育竞技，打靶、摔跤、趴天杆、秋千等。这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由于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其价值往往被忽略，甚至失传。

川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地缘阻隔和千百年的固守，造成民族文化大多处于原生状态。在发展文化产业时，要考虑民族文化的原生态性和创新性如何结合的问题。

（二）体制不健全，存在交叉经营，政出多门的混乱现象

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仍属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的政府体制使文化旅游产业赖以发展的各类文化旅游资源处于部门化状况。市场经济体系下，尽管一些文化旅游管理部门已经建立了企业或经营性事业组织，但实质上仍是半政府、半事业性质，政企不分，致使文化旅游资源利益单位化，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三者的权限过于集中在某些部门。目前成立起的文化旅游产业，界定尚不清晰，产业组织也不健全，大部分文化旅游资源并未真正实现产业化。现行体制已阻碍了文化旅游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与旅游发展直接相关的旅游、文物、宗教、国土、交通、水利等部门各自为战，各行其是，缺乏协调，使得在文化保护和文化资源的开发上很难有所作为，一朝触及权与利便争执不休，一旦出现责任问题难免推诿扯皮。从整体上讲，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旅游宏观管理体制，国家没有一个跨部门跨行业的旅游管理机构来制定产业政策、规划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②，致使宏观调控难度加大，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产业管理处在一个不利的局面。

第3篇：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

在学术上，运动鞋研究近年来成为一种重要课题和热门话题，但这种研究往往是基于运动鞋之于体育运动的重要作用，从人体功效学和运动生物力学等方面进行实验和探讨，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和推动了体育运动实践，但不足以反映出运动鞋的文化价值。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无法帮助我们去全面解读和诠释当下的种种现象和趋势：其一，运动鞋成为一种时尚。从时尚界看，它们通过跨界合作设计时尚潮流运动鞋，如时尚品牌“Y-3”由日本设计大师Yohji Yamamoto与阿迪达斯合作创立，New Balance融入中国京剧脸谱元素设计生产了京剧脸谱限定跑鞋等；在各类秀场上，材质独特、款式新颖的不同运动鞋开始跃入人们的视野，它不仅引领着一种时尚潮流，而且预示着人们审美和理念的变化以及一种文化变革。从社会生活看，人们借助运动鞋的造型、品牌及内涵去修饰装扮自己、展示自己，从中获得一种审美愉悦和象征性的精神满足。其二，运动鞋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消费。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竞技体育的广泛影响以及人们健康意识、消费理念的变化，人们对于运动鞋的消费不仅仅限于休闲、健身、娱乐，而且关注和追求运动鞋所表达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个性化需求。其三，运动鞋成为体育收藏界的“宠儿”。时下在体育博物馆以及举办诸如展览会、交易会和展销会等形式多样的体育收藏活动上，运动鞋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收藏者不惜重金收藏运动鞋，在收藏中感受着体育文化带来的审美熏陶和智慧启迪。这些都彰显或隐含着运动鞋文化价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基于多个学科的视角和维度管析运动鞋文化价值，无论对于运动鞋的研究、制造和销售，还是对于发展体育文化、推动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1.运动鞋文化的衍生与发展——基于历史文献学的视角与维度

相比于运动鞋人体功效学和运动生物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关于运动鞋文化的发展史研究则显得较为冷门，它只是散见于各种历史文献之中。这些记载，又往往是基于文化的视角进行真实描述，而非从“运动”或者体育的视角进行记载，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这些广义上的鞋的“运动”功能和作用——在鞋没诞生之前，人类是以赤脚的形式运动发展的；在鞋诞生之后，人类又以鞋装备双足进行运动发展，进行着诸如狩猎、奔跑、游戏、军事斗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鞋也随着人类运动发展而发展着它的款式、色彩和制作材料。理论认为，需求是人之本性，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鞋正是人类在同自然博弈、发展自我的“运动”过程中因自身需求而产生的，鞋也因此从一开始诞生便具有“运动”的性质，可以说，运动是鞋的本质属性。由此，回溯运动鞋文化的发展史，我们不得不从两种视角和维度去审视，一种是广义意义的“运动鞋”，即鞋；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运动鞋”，即应用于体育运动中的专业运动鞋。

广义意义上的运动鞋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吴欣《中国消失的服饰》（2010）、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2002）、袁杰英的《中国历代服饰史》（1994）、骆崇琪的《中国鞋文化史》（1990）、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984）等专著对中国鞋文化进行了多个视角的扫描。其中，由民俗学家叶大兵等编写的《中国鞋履文化辞典》，从多学科视角系统反映了我国制鞋史和鞋文化发展史，介绍了传统和现代鞋履的详细情况，展现了由鞋所引出的谚语、谜语、成语、寓言、戏剧传奇等文化景观。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从氏族社会时期的彩陶领略到我国最早的鞋的形象，从历史考古中欣赏到中国较早的实物鞋，但要挖掘鞋的历史发展渊源，还需要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去探寻。

从鞋的发明创造看，《礼记·礼运篇》以“未有麻丝，衣其羽皮”描述了原始人类以动物的皮来裹脚，这也许正是鞋的最早的雏形；在传说中，鞋则是由黄帝所发明，立于北京的《靴鞋行孙祖殿碑》记载了黄帝造鞋，“始创造屐履，借作护足之需”；1973年出土于青海大通县、被考证距今5000多年的陶俑，其脚穿有一双尖部上翘鞋，印证了古人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已由以物裹足改为穿鞋。从鞋文化发展看，鞋与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礼制有关密切的关系。如在先秦时期，殷商时代便初步建立了鞋之礼制，周代设有负责贵族用鞋的“屦人”一职，周代则明确定义了“复下日舄，单下日屦”的鞋的形制，其中舄多为贵族穿用，而屦则限于平民穿用。在秦汉时期，规定丧事着舄、上朝穿靴、燕服穿屦等，鞋的穿用规制更为具体。魏晋之后，鞋开始趋向于时尚化发展，如魏晋时期便出现了玉华飞头履、芴头履、分梢履、五朵履等，鞋的样式极为丰富。从鞋与运动的关系看，历史文献中有较多穿鞋运动的记载，如周武王姬在其《履屦铭》中说，“慎之劳，劳则富”，既强调了鞋的功能和作用，告诫人们精心爱护脚下的鞋，又强调要着鞋而劳；《南史》这样记载了嗜好运动的谢灵运，“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南史》还记载了人们足穿芒履活动的情形，“使其子弟并著芒履，于斋前习行”；《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了女子穿靴骑马的情景，“五文织成靴，游于戏马观”；李白《嘲鲁儒》“足着远游履，头戴方山巾”这一诗句中的“远游履”系唐代的一种便鞋，差不多类似于今天的运动鞋。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看出，运动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就严格意义上的运动鞋而言，其产生与发展一般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古代奥运，虽然最早的奥运赛场上人们是赤脚参与 竞技，但却催生了运动鞋；另一个是近代橡胶工业的进步，为运动鞋的生产与制造提供了理想材料。回顾运动鞋的诞生与发展史，我们可去用几个“第一”来管窥运动鞋发展的历史概貌：世界第一双槌球鞋——1968年诞生于美国，由“橡胶底+帆布帮”并通过围条制作而成，它被称为近代史上第一双运动鞋；世界第一双篮球鞋——1917年由美国匡威鞋业公司生产制造，并随着篮球巨星Chunk Taylor在巡回赛中推广，这一运动鞋很快成为篮球运动员和广大青少年青睐的足下用品；世界第一双胶铸钉鞋——上世纪20年代，由阿迪达斯研发制作，因美国短跑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使用而连夺四枚金牌而成为扬名世界的品牌。在此过程中，随着日本的Asics、德国的Adidao、美国的Converse等名牌厂商不断研发，把科技文化融入运动鞋之中，不断提高运动鞋的性能。上世纪60年代，美国耐克公司开始走出皮革、帆布等制作材料的束缚，大胆尝试运用尼龙材料做运动鞋子的帮面，所生产的该种运动鞋因其性能柔软、轻盈而牢固而深受运动员欢迎，后来又成为旅游消费者的青睐。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雷宝、耐克等美国公司在全球各地投入生产，美国运动鞋开始风靡全球。这时，中国运动鞋厂商积极引进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研发生产各种专业运动鞋，努力缩小与国外产品的差距。

循着运动鞋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科技文化的延续与融入、时尚文化的融合与衍生、明星文化的影响与深化，同时随着体育精神的广泛认知认同与大众体育的兴起，运动鞋文化价值日益凸显，它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2.运动鞋文化与体育科学探究——基于运动生物力学的视角与维度

体育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人类永远无法探知穷尽的领域。作为与体育运动关系最为直接和紧密的体育运动装备，运动鞋生物力学是体育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一研究的深化也正是体育科学体系的丰富与完善。事实上，运动鞋的文化魅力和价值，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运动鞋本身，在于运动鞋的科学，在于科技文化的延续与融入，其他诸如运动鞋的时尚、精神、消费等文化价值都是运动鞋科技文化的衍生或者派生。

无论是运动鞋的结构设计，还是运动鞋的技术革新，其科学依据均是人体运动的生物学原理。也就是说，运动生物力学是运动鞋技术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综合国内外运动鞋生物力学研究，其主要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足的力学与结构功能，运动鞋的结构、用材及其功能，足、运动鞋与地面三者之间力的相互作用。在足的力学与结构功能方面，有的研究者对足的形态与结构进行分析，如Messier和Pittala等研究者认为，足的形态结构对足的功能影响较大，Cornwall与Mepoll等研究者通过测量分析论证了足部功能；有的研究者注重测量分析足的运动学，如Engsberg采用有限螺旋轴法探讨了跟距关节的三维运动学特征，Root、Orier和Weed等研究者运动三维影像技术分析了足的运动学特征；有的研究者对足的动力学进行了测量分析，如Cavanagy和 Michiyoshi运用足底压力分布的运动图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直观分析足底压力以及具体分布，陆毅琛和李建设等国内研究者采用德国Novel Pedar足底压力分布测试系统对足部在三种不同运动状态下的足底压力、压强等进行了实验和解析。在足、运动鞋与地面三者之间力的相互作用以及运动鞋的结构、用材及其功能方面，有的研究者着眼于足与地界面开展生物力学研究，如Olfat、Kayc、Lilyh等研究者对人在混凝土、草地、地毯等不同界面行走时足底压力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论证了不同运动界面对足运动不同程度的影响；林丽芬、相子元等国内研究者也对此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有的研究者着眼于足与运动鞋界面进行生物力学研究，如Cross等运用内置压电陶瓷感应器的鞋垫，对三种不同中底材料的运动鞋的性能进行了实验分析，结果显示，虽然三种运动鞋从地面获得的反作用力区别不大，但足底压力分布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宋雅伟、蔡奕玺和华宇飞等国内研究者采用Instron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3367、Emed-pedar测量系统，对三种品牌篮球鞋足跟部压缩性能进行了试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NIKE品牌运动鞋在全部足跟着地阶段的模量最大，在全掌着地阶段吸收能量最多，因此它对足的动力支撑作用和减震效果都优于其他两种品牌的运动鞋。

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丰富和完善了体育科学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为运动鞋的技术革新和质的飞跃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理论基础。众多国际品牌运动鞋厂商都在积极吸收和运用运动鞋生物力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努力创新和拥有运动鞋的生物力学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研制符合人体运动生物学原理、又深受运动员和普通民众青睐的运动鞋。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其一，遵循和运用模拟裸足这一运动生物力学原理。该原理主要是训练足部大小肌肉群，以减少足在运动时的损伤。在具体运用上，ADIDAS研发了“Feet you wear”篮球鞋，该运动鞋在其内底结构和内衬方面均模仿了人足的形状，其运动损伤率与同类篮球鞋相比降低了4.2%。与ADIDAS不同的是，NIKE研究的“Nike free”跑鞋运用了模拟裸足的动力学状态，其后掌鞋底结构宽大、前掌鞋底结构柔韧度高、大底设计有深槽，与普通跑鞋相比，其足跖趾关节的运动位移减少7%、屈肌力量增大20%，既提高了足弓运动功能，又大大减少了足部运动损伤的可能性。其二，遵循和运用能量回归这一运动生物力学原理。这一原理主要是运动鞋底把在落地缓冲阶段所储存的部分能量送回离地蹬伸时的人体。运用这一原理目的在于提高能量回归的效率和效度，这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即鞋底结构与制作材料。在鞋底结构上，EMA跑鞋在其中底前后掌位置设计了2个弹性悬空，这种设计由于增大了鞋底形变而提升了能量回归的效率和效度。实验表明，使用EMA跑鞋的耗氧量相比品牌跑鞋NEW-BALANCE减少2.2%。在制作材料上，Power Bounce跑鞋把EVA膨胀混合物作为鞋的中底材料，其性能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鞋底在缓慢受力过程中极具柔软性，而在快速受力过程又充满弹性。其三，遵循和运用足跟控制这一运动生物力学原理。这一原理主要揭示了踝关节外翻程度与 运动鞋后掌结构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上，运动鞋厂商往往借此增加运动鞋的减震或者缓震功能。ADIDAS最早成功把CCS地面控制系统运用于跑鞋后掌部，研究表明，这一技术的运用使得踝关节外翻角度减少了25%，从而了也大大降低了膝关节运动时损伤的可能性。NIKE运动鞋则在后掌部设置了后跟稳定器，增强了足在运动中稳定性。其四，遵循和运用减震缓震这一运动生物力学原理。该原理一方面注重通过减小冲力来降低足部损伤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注重人对运动鞋的控制。为增强运动鞋的减震缓震功能，运动鞋厂商往往在运动鞋的中底夹层设置“囊”结构，如NIKE运用了AIR-ZOOM、AIR-MAX高压气垫等技术，REEBOX采用了DMX10气囊减震技术等，这些技术的运用，再加上诸如高密度的聚氨基甲酸乙脂、ABZORB专利减震等一些特殊材料的运用，运动鞋的减震缓震功能得到显著提升。　国内品牌运动鞋厂商也在探索运用运动鞋生物力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参与国际品牌运动鞋竞争。如李宁运动鞋自主研发了CUSHION缓冲垫技术、BUONCE反弹技术，前者的运用增强了篮球鞋前掌反弹的控制，后者则提高了运动鞋后跟的减震功能；安踏运动鞋则运用了足弓避震系统和芯技术等，前者模仿呈弓形的足底，运动鞋底采用“拱型”结构，这种结构除了具有传统的缓震系统功能外，同时它与人足构成了“双弓”结构，从而使足部运动获得了更多的缓冲和支持。总之，运动鞋生物力学研究与实践的深化与拓展，使得运动鞋科技文化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3.运动鞋文化与体育精神的培育与传播——基于社会文化学的视角与维度

社会学家奥格本在其《社会变迁》中指出，“发明是现存要素的组合”。以此观点来审视运动鞋文化的发展史和科技进步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运动鞋的技术进步与文化发展是人类社会建构的过程，它是由各种社会因素塑造而成的。依据这样的观点和结论，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宽广的视域审视和解读运动鞋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运动鞋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具有社会文化显功能，它以其特有技术、手段、工艺和方法丰富了社会物质文化资源，又以其特有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促进了社会文化环境的创新；另一方面具有社会文化潜功能，它因解构传统价值桎桐而具有一种文化补偿性功能，因打破文化的社会阶层垄断而使体育文化走向平民化，因模糊了文化的时空维度而使体育文化超越了地域性和民族性，成为全球性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

作为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体育精神与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文化现象与文明载体——现代奥运会的发展休戚相关，或者说现代奥运会对于体育精神的培育与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虽然古代奥运竞技运动由于对权力和物质利益的一味追求，充满了力的角逐、拼杀和竞争，充满了暴力和残酷性，存在着诸多不公正和不合理性，但也培育了团结、和平和友谊的竞技精神。现代奥运继承了古代奥运的精神实质，并赋予了其以新的时代内涵，培育了“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竞技精神，这一竞技精神彰显了公正、公平、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引导人们崇尚规则、遵循秩序；体现了人本思想，激励人们把身体、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以现代化的包括运动鞋在内的体育装备，朝着“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诚然，现代奥运的竞技运动不仅仅是运动员的竞争与角逐，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综合实力、精神风貌的展示，于是，培养冠军、夺取金牌演绎为人们参与竞技体育的主要目标，甚至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运动也由此成为一种“精英体育”。就运动鞋的研发而言，它的应用范围一开始差不多仅仅局限于专业运动员的运动鞋装备，其主要目标也主要是提高运动员的成绩以及为运动员保障运动防护。而融入科技文化的运动鞋的确为运动员的自我超越给予了有力支持，比如，刘翔在以12分88秒的成绩突破110米栏世界纪录时，其脚下跑鞋正是针对运动项目和运动员个人而设计的嵌有“锁定”系统的科学产品。在此过程中，运动鞋对于体育精神具有双重性的价值意义，它一方面因给予运动员实现自我超越以技术支持而具有培育体育精神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因运动鞋的使用和消费而具有传播体育精神的功能。

在消费语境下，当运动鞋文化连同体育精神、体育赛事、体育明星一同成为消费对象时，运动鞋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正是运动鞋文化乃至体育价值从“精英”向大众的回归。当然，这种变化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时代背景，但就运动鞋文化的视角去管析，其动因至少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一，运动鞋生物力学的研究成果在给予运动员自身潜力挖掘、实现自我超越的技术支持的同时，运动鞋的生物力学科技也成为体育运动参与群体的普遍关注；在观赏体育赛事的审美过程中，观赏者也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渴望拥有运动员所使用的专业化运动鞋的体验。这种需求动机一方面促进了运动鞋生物力学研究的深化和专业运动鞋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品牌运动鞋厂商把发展目光投向了大众消费市场，如NEW BLANCE的ENCAP避震组合系统、REEBOX的中底缓震科技、ADIDAS的智能芯片技术、NIKE的后跟稳定技术等，这些都是面向大众消费市场而运用的运动鞋科技，它不仅顺应了大众体育消费需求，也促进了体育运动的价值回归。第二，运动生物力学技术的运用相对时尚文化、明星文化所呈现的文化价值内涵是低调而内隐的，而大众真正的消费需求并不仅仅在这一低调而内隐的文化价值内涵，更多缘于外观设计的文化表征。于是，运动鞋的研发开始出现跨界合作，或运动鞋厂商主动与时尚界合作，或者时尚界主动与运动鞋厂商合作，把更多的时尚元素融入运动鞋的外观设计，运动鞋文化的体育价值无疑又因时尚的融入而加快了回归大众的步伐。第三，由于明星运动员往往是人们关注体育赛事的焦点，其使用的包括运动鞋在内的体育产品也由此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这些关注体育明星以及体育明星使用的体育用品的人群也由此演化为体育产品的消费市场。正因如此，众多品牌运动鞋厂商纷纷推出了“明星策略”，推出或以体育明星名字命名或用标有特有名号的为某个体育明星量身打造的专属运动 鞋，甚至系列产品，如NIKE与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合作的AIR-JORDAN系列运动鞋至今已热销30年，并由此演绎了较为宽广的文化空间。

在此动力推动下，运动鞋的消费日益宽泛化、大众化。大众对于运动鞋文化的消费，不仅仅在于运动鞋本身，更在于运动鞋所蕴含的科技文化、时尚文化和明星文化，更在于运动鞋所凝聚的体育精神、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这种消费对于体育价值的回归、大众体育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点我们可以从当下我国全民健身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得到佐证。

第4篇：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

关键词：遗产地； 遗产旅游； 世界遗产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加大，遗产保护的话题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遗产旅游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但纵观过去十多年国内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发现更多的是“遗产地的旅游研究”，对遗产的特殊性、遗产的本质等问题则凸显不够。本文拟在回顾过去“遗产旅游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旅游研究的反思热潮，对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

1 国内的“遗产旅游研究”都在研究什么

1.1 学术期刊遗产相关的旅游研究

早在1999年，王大悟在有关生态旅游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遗产旅游”的概念，他认为，“遗产旅游囊括了人文及自然两个方面的遗产资源，生态旅游处于遗产旅游之下的半个级别，强调自然资源的属性”（王大悟，1999）。此后，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根据向岚麟（2009）的总结，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见表1）：（1） 基础阶段（1985～1991），该阶段主要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美学、历史、科学价值等，研究也一般以定性分析为主，重在对遗产地本身特点的描述；（2） 过渡阶段（1993～1996），这个阶段的研究仍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在旅游开发、遗产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遗产保护和遗产监测的关注，简单定量分析的研究增加，强调旅游开发和环境科学价值研究；（3） 发展阶段（1997～2001），该阶段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价值、遗产可持续发展等，研究方法开始逐渐强调计量模型的运用，注重遗产保护的整体环境观；（4） 全面提升阶段（2002～2006），该阶段以整体遗产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在数量和比例上极大增加，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可持续性、经营管理、遗产保护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为主，问题导向型的实证研究增多。而2006年至今，遗产旅游的研究呈现大发展的态势。近年来，中国遗产旅游研究对象趋向深化和多元化，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等传统类型以外，以城镇遗产、工业遗产等为代表的细分遗产类型也逐步得到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方法得到重视，研究主题虽在逐步扩展，但仍以价值属性、旅游发展、产业经济、游客及社区和保护管理五大内容为主（戴湘毅，等，2014）。

从研究主题来看，以往的“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一是根据遗产旅游的主体和客体关系进行分类（向岚麟，2009；戴湘毅，等，2014），大致可以分为：（1） 遗产地本体研究，即对遗产地自身特点及价值的分析评价，包括价值特色、历时研究、环境科学、现存状态和资源评价；（2） 遗产旅游者研究，包括旅游者的时空规律、行为特征等方面；（3） 遗产地的社区、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研究；（4） 遗产地旅游活动研究，是基于对遗产的本体价值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人们对遗产的保护、利用、开发、管理等各种措施活动。

二是根据遗产地的相关要素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冷志明，张铁生，2009；陈蓓蕾，2012；乔恩凤，朱江群，2010；邹统钎，等，2009），大致可以分为：（1） 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内涵研究，即对遗产旅游的概念及基础理论的研究；（2） 世界遗产地价值研究，包括对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技术、建筑、美学、景观、生态、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分析；（3） 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研究，主要是指在遗产地上进行的旅游开发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4） 世界遗产地旅游营销研究，主要包括对遗产地旅游市场与产品营销研究；（5） 遗产旅游研究方法研究，主要是指在对遗产地旅游研究方法的总结；（6） 世界遗产地保护研究，主要是对遗产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保护问题进行的研究。

三是根据遗产地的类型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一般分为：（1）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研究；（2） 古村、古镇、古城类遗产旅游研究；（3） 山岳自然遗产旅游研究；（4） 农业遗产研究；（5）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6） 工业遗产研究；（7） 乡土遗产研究等。

不难看出，研究中，倾向于将所有遗产地特别是世界遗产地上发生的旅游活动，界定为“遗产旅游”；把遗产地本身的研究以及遗产地旅游开发、管理与影响相关的研究，则称之为“遗产旅游研究”。但这种界定与分类方法留下的困惑就是，还有什么不是遗产旅游？遗产旅游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2 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相关旅游研究

一般来讲，学界认为，得到国家基金资助的学术研究代表了该领域最前沿、最紧迫的研究选题，因此，从国家基金资助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的研究内容与主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国内遗产旅游研究的进展。

通过检索2005～2015年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研究相关项目发现，近年来国家基金对遗产研究的资助不断加强，从2010年起，每年遗产旅游方面的立项都在5项以上。从研究主题来看，2011年以前的国家基金主要资助遗产资源的价值研究，2012以来的资助项目开始强调社区利益分配与遗产的可持续性；而2015年，重点开始偏向于研究遗产地的保护及遗产价值的评估，研究热点又开始回归到理解遗产旅游的价值属性及本质特征。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关注点不同，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始终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但关注的遗产类型在不断变化，2007年以前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此后开始关注多元化的遗产如工业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的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问题。

总体上来看，近年来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相关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主要包括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经营管理、价值属性4个方面，只有2.27%的项目主要针对遗产旅游的概念性问题进行研究。但从这些研究主题与内容来看，“遗产旅游”所反映的问题与之前热门话题如生态旅游的研究内容差异不大，所研究的问题实质其实相同（见表2）。

表2 国家基金的遗产旅游研究主题

位序1234567

研究方向经营管理旅游开发遗产保护遗产地社区研究价值属性可持续概念性分析

频数712133531

百分比%15.9127.2729.556.8211.366.822.27

资料来源：作者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官方网址项目检索整理。

2 遗产与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

2.1 遗产的核心问题：谁选择与决定遗产

据考，我国“遗产”一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卷五十七，原句为“（郭）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匮”，其含义可以理解为“亡者留下的财产”见《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南开大学组合教学研究中心和天津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即是指祖先留下的物质财产。这一本义至今仍在使用，如《新华词典》将“遗产”解释为：公民死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及历史上遗留、累积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遗产”一词，经历了从“宝物”“古玩”“文物”“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阶段，其蕴藏的内涵与表征的理念也在不断变化（张朝枝，2008）。

一般认为，英文“遗产”（heritage）一词源于拉丁语，指父亲留下的财产。几经沧海桑田，“遗产”一词的内涵没有根本性改变。但也有学者认为，heritage一词大约产生于1970年代的欧洲，其涵义与古汉语中“遗产”的涵义基本相当，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Prentice，1993）。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张朝枝，2008）。

总的看来，遗产的概念从“祖辈传下来的”财产发展到“与个性概念密切相关的”象征性遗产，从物质遗产向非物质遗产发展，从国有遗产向社会、民族和社区拥有的遗产发展（张朝枝，2008）。换言之，遗产的概念经历了从“特殊的”遗产系统走向“一般的”遗产系统、从作为历史的遗产时代走向了作为纪念的遗产时代的过程（皮埃尔，1997）。遗产概念作为20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洛文塔尔，2006），其概念与内涵的演变也反映了不同时代文化与自然观念的变化及其社会行动影响。从本质上讲，遗产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它是“遗产”的现象环境经过文化与社会筛选，再经过行为世界的经济筛选才成为“具有价值的遗产”（Timothy，Boyd，2003），在这个过程中，由谁以及用什么标准来决定“遗产”是遗产，这个选择过程是“遗产”成为遗产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遗产概念的核心问题与“选择”相关，即“谁”选择或者决定了它是“遗产”？它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2.2 遗产旅游核心问题：谁展示与为谁阐释

早期关于遗产旅游的定义，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综合角度出发的。从供给角度而言，一般认为，遗产旅游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一切能够反映这种继承的物质与现象，从历史建筑到艺术工艺、优美的风景等的一种旅游活动”（Yale，1991）。但这种定义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认为这样是混淆了遗产旅游与历史文化旅游。从需求角度而言，有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旅游的一种，这种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基于对目的地的个人遗产归属感的感知（Yaniv，et al.，2001）”。但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缺乏可操作性，无法进行统计。实际上，两种定义的核心问题都是“这个遗产属于谁”？

遗产资源变成遗产旅游资源或产品，关键在于怎样“解释”（interpretation）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当遗产地不断被游客访问时，遗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旅游资源或者说旅游吸引物。此时，人们不可否认地赋予文化与自然遗产以一定的经济价值，使遗产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但其实遗产本身并不是旅游资源，它们只是被人们建构成为了旅游资源。旅游把遗产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了消费资本，它既是文化的资本化过程，同时也是遗产作为历史的物质载体向消费者传达其文化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意义，唤醒和强化个体和群体的认同感，因此又是资源的文化化过程（蒂莫西，等，2007）。而遗产旅游地则是遗产与旅游活动共生的空间和产生意义的地方，从地理学的视角而言，是旅游活动使遗产“空间”变成遗产“地方”。可见，说遗产通过旅游活动来阐释其意义与价值，其核心问题是向谁展示或怎样阐释，展示或阐释的主体与目标对象不一样，遗产旅游的形式与内容就会发生变化。

3 旅游研究的大背景转向

3.1 本体论变化：边缘性研究对象受到关注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学术界的交流日渐加强，多元化的经济体世界导致了本体论的变化。这种社会背景的变化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 交易方式变化，非市场交易的交易活动越来越重要，如无论是在贫困的还是富裕的国家，女性的非市场交易和无偿家务劳动构成了国家经济活动的30%～50%；（2） 劳动力活动变化，人们的工作方式开始由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工作转变为非固定形式的工作；（3） 经济组织变化，目前世界是多种政体共同存在的形式（见表3）。

社会背景的变化，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人们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人们不能再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全球变化，这要求人们开始关注一种新的经济本体论，并认识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边缘化”的经济现象的重要地位，人们需要关注展示和记载构成了全球社会福利的大量不同的经济交易、劳力活动和经济组织（GibsonGraham，2008）。与此相对应，学术研究也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performative ontological project）发生转变，这种本体论是带来新的经济体，而不只是关注和评定已有的物体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因此，去挖掘边缘化、隐蔽性和替代性的经济活动会使研究变得更加真实和可信，对政策也更具指导意义（GibsonGraham，2008；张朝枝，2014），一些原来被认为边缘的群体、现象在研究领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少数裔、另类文化等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

3.2 认识论变化：研究视角超越传统时空观

在国内研究还在模仿西方国家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已经由实证主义转向实在论，进而发展为建构实在论（黄光国，2006）。且由于社会物质实质的巨变、全球的时间与空间感关系的快速变化，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先前所认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小的深刻体悟（哈维，2003；冯建辉，2010）。由此，人们的认识论，即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旅游研究上来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认识尺度的变化所导致的学者格局观的改变。旅游研究，从内容上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早期研究，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研究，旅游环境及生态等方面影响的功能主义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从全球化视角分析如何有效利用旅游的全面发展时期研究（白廷斌，Wall，2010）；而旅游研究者也经历了老一代以其他学科模型研究旅游的非旅游研究背景学者，到中一代引用西方理论背景研究旅游的学者，直至现在的新一代学习西方的研究规范，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研究旅游的青年旅游研究者（Tgeneration）（张朝枝，2014a）。种种现象表明，现在的旅游研究学者获取知识的方式不仅限于本国的知识范围，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谈问题，其对旅游的认识尺度发生了变化。二是游客流动性导致传统理论的适用性受到挑战。随着超音速大型客机和互联网的覆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同时性进一步加强，自然的空间距离和障碍已经微不足道，故在时间图景上，人们对时间距离的感知比对空间距离的感知更为重要（黄光国，2006）。游客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旅游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化，人们的出游目的也不再只是游览各类高级别的旅游目的地，而是倾向于在短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故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开始趋向于交通便利性的竞争（Hall，2015）。此外，新技术、新技能、新方式快速出现又迅速过时，于是各种形象工业、一次性的服务、表演、象征性产品占据了生产的主导地位，由此构成了整个生产过程在快速流变的革命性时空图景中展开。也正因为生产过程中，符号和形象的受重视，商品生产完全和文化联结在了一起，文化的产业化和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哈维，2003）。游客流动性的增强及文化认识的转变导致现有理论无法完整的解释研究的现象，传统理论的适用性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超越传统时空观，如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从中小尺度研究视角到全球化的研究视角的相关研究，开始备受关注。

3.3 弱理论时代：陷入“找理论”的困境

以往的学术训练是要求学者是具有辨识能力、超然地、批判性地去看待问题，要求学者能深入问题的内部，看到问题的本质，学者们对理论构建的过程类似于偏执狂的心态（GibsonGraham，2008）。但由于多元化经济体时代的到来，导致了学者本体论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转变，并认为理论的目标不是通过证实我们已知的东西来扩展我们的知识，而是将获取理论视为是为了让理论产出新的东西的一种工具，这就要求学者发现被边缘化的经济现象，锻炼一种“弱理论”的思维形式（GibsonGraham，2008）。另一方面，时空观的改变使学者们的格局观及研究尺度开始趋向全球化的视角，传统理论对现有研究现象来说具有局限性，这些理论有效性边界受到局限，学术研究进入“弱理论”的时代。

此外，学术发表竞争使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特别是计量技术被神圣化，这一方面使一些研究形式上显得更加“科学化”，学术的竞争沦为技术与工具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理论创新，对研究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测量，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弱关系”，其研究理论也往往是“弱理论”（张朝枝，2014）。在近几十年里，旅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回顾这些年的研究可以发现：旅游研究的内容和话题都有扩展，研究方法和途径也更加精密，研究结果也更加多样化（Kreisel，2011）；然而，很多研究仅仅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进行案例的重复研究（Franklin，Crang，2001），也或许旅游研究理论多源自其他学科领域，而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却少有提及（Franklin，Crang，2001；Botterill，2001）。因为这些原因，很多旅游研究陷入“找理论”的困境，为了用理论而用理论，而对问题的实质触及不深。

3.4 集体反思热潮：批判性研究受欢迎

基于上述背景，不少学者开始逐渐认识和反思旅游学科发展与学术贡献、实用价值的关系，积极回顾和评价学科发展问题（保继刚，等，2011），近年来，受到社会科学中文化转型及旅游与休闲研究中不断增加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旅游研究已经开始进行“批判性”转型，它寻求挑战该领域主导的论述，反击所谓的旅游研究是“产品化”的研究的偏见，鼓励一系列对旅游的权力、论述和表现形式的本质的批判性的话语、讨论及争论，并强调旅游和休闲作为主要的文化现象的存在，被誉为是旅游产业一次“和平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Bianchi，2009）。

基于此，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我国的旅游研究进行反思（保继刚，等，2011；朱峰，等，2011）。大多认为研究表明，我国的旅游研究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1） 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强。虽然我国旅游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已经得到普遍重视，但研究的问题意识仍亟待加强，学术规范不仅要追求形式上的“规范”，更要重视实质上“规范”（保继刚，等，2011）。旅游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是需要旅游研究者共同努力去打破的，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考虑和追求学术成果对构建旅游理论体系、推动旅游学科发展所能作出的学术贡献（朱峰，等，2011；冯凌，等，2011）。

（2） 旅游研究的学科身份迷失。有分析认为，目前我国旅游研究的基金项目的选题方式均存在“去旅游化”现象，即旅游现象仅成为其他学科的剖析对象，研究贡献表现在验证、完善、补充已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非旅游理论的提出或完善，这也就使得旅游研究间的对话与交流更加困难，旅游研究者学术身份认同面临困境，旅游学术共同体难以建立（朱峰，等，2011）。目前的旅游学科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主要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理论养分的阶段，基本上是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一系列其他学科应用研究的综合，从相关学科角度切入的各分支学科发展参差不齐，总体水平偏低且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冯凌，等，2011）。

（3） 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我国的旅游研究经历了以描述性和概念性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到开始出现定量研究方法并不断增长，发展到了现在定量研究方法比例持续增长且占主导地位的过程。目前，我国旅游研究高度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技术呈现多样化和现代化，高新技术如RS、ArcGIS、GPS等在研究中得以运用（汪德根，等，2011）。这说明，我国的旅游研究渐渐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但任何定量研究的结果，若要在逻辑上没有漏洞，需要用定性的语言加以描述和解释，故旅游研究方法应该实现定性回归，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汪德根，等，2011）。

这些反思进一步唤起了青年学者对现有研究的批判性思考，一些批判性研究在主流期刊受到欢迎，近年来critical tourism research的学术共同体正逐步形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 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如前所述，遗产旅游研究也需要更具批判性，我们需要反思，之前的“遗产旅游研究”，是在研究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还是在讨论具有遗产本质属性的核心问题？如果只是发生在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那遗产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遗产旅游研究的哪些议题才能更加突出地显示遗产的本质属性？

遗产的本质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遗产的认定和选择的过程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张朝枝，2008），因此理解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也就自然成了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Dahcr，2000；Richter，1997），这种矛盾的冲突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而日益明显（胡志毅，2011）。遗产从生产到消费的内生矛盾注定了遗产的复杂性（胡志毅，2011），这种复杂的内生矛盾关系可以总结为三大核心问题：“什么是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如何再现价值（how）”（张朝枝，2014）。围绕遗产的三大核心问题，可以展开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1） 与“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相关的议题。“什么是遗产”议题，包括“谁决定什么是遗产”“用什么标准选择遗产”等关键问题。从生产过程来说，遗产的生产过程即遗产的申报与认定的过程，实际上国际价值取向与国内专家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影响遗产价值的认定（戴湘毅，阙维民，2012）；从消费过程来看，消费者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胡志毅，2011）。“谁的遗产”“什么是遗产”问题，实际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遗产认同上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问题。在遗产旅游研究中，应重点探讨，旅游作为外生变量如何影响遗产的选择与生产、旅游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的遗产认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是否会影响旅游与遗产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从研究对象上讲，需要对更多边缘性遗产进行关注，关注的遗产类型也可以从世界遗产扩展到多层次、多类型的遗产，如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或者乡村遗产、社区遗产等类似的主体，能够更好地丰富遗产旅游研究体系。

（2） 与“象征什么价值”相关的议题。“象征什么价值”议题，主要包括对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的回答（胡志毅，2011），如“代表谁的价值进行表征与阐释”“展示与阐释给谁看（听）”等关键问题。遗产本身具有多重属性特征（张朝枝，2014b）。在展示与阐释过程中，遗产代表什么价值，传播什么价值，传播对象是谁，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关键问题。作为遗产展示与阐释的重要手段，旅游如何建构遗产价值，如何传播遗产中承载的价值观，游客、居民、遗产权力话语者如何通过互动而不断重构遗产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在这些问题研究的视角选择中，可以超越传统时空观，对遗产价值表征与传播相关的变量进行关注，比如对空间再生产、遗产集体记忆、文化公民身份等问题进行研究。

（3） 与“如何再现遗产”相关的议题。“如何再现遗产”主要是指“怎样阐释”的问题，包括采用何种方式、选择何种价值进行遗产消费或生产。这一问题主要是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而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胡志毅，2011）。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怎么“解释”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重点要关注遗产解说与建构、旅游如何影响遗产等。在这样的研究中，一些边缘性群体，如以前比较少关注的少数民族社区、或者社区内的群体差异、或者一些以往被认为“另类”“与遗产不相关”的群体可能需要进行深度关注。

当然，正如遗产概念本身一样，遗产旅游的研究也会不断地变化，但在全球旅游研究更加强调批判性反思、关注边缘性群体和另类现象的今天，遗产旅游研究也应该超越传统时空观，围绕遗产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答遗产的本质问题。

参考文献：

[1] 白廷斌，Wall Geoffrey.旅游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的形成与演变[J].旅游学刊，2010（4）：1319.

[2] 保继刚，尹寿兵，梁增贤，陈钢华，.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1（12）：15061512.

[3] 陈蓓蕾.中国世界遗产旅游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2（35）：7273.

[4] 戴湘毅，唐承财，刘家明，朱爱琴.中国遗产旅游的研究态势――基于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J].旅游学刊，2014（11）：5261.

[5] 蒂莫西，博伊德.遗产旅游[M].程尽能，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6] 戴湘毅，阙维民.世界遗产视野下的矿业遗产研究[J].地理科学，2012（1）：3138.

[7] 冯建辉.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浅析[J].唯实，2010（7）：3337.

[8] 冯凌，石培华，刘佳峰.基于期刊论文时序特征的中国旅游研究30年历程与规律[J].地理科学进展，2011（2）：239248.

[9]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 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社，2003.

[10] 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 胡志毅.国外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11（9）：9096.

[12] 冷志明，张铁生.我国世界遗产地的旅游研究进展及展望[J].人文地理，2009（6）：111115.

[13] 洛文塔尔戴维德.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M].周耀林，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4] 彭兆荣，郑向春.遗产与旅游：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背离[J].广西民族研究，2008（3）：3339.

[15] 皮埃尔・诺拉.一种正当其时的思想[J].信使，1997（12）：1418.

[16] 乔恩凤，朱江群.国内遗产旅游研究综述[J].大众商务，2010（7）：49.

[17] 王大悟.巴拿马旅游业TCR行动计划述评――兼析生态旅游和遗产旅游概念的内涵[J].社会科学，1999（7）：1115.

[18] 汪德根，陈田，王金莲，刘昌雪.1980～2009年国内外旅游研究比较[J].地理学报，2011（4）：535548.

[19] 向岚麟.近22年世界遗产地研究进展――基于13种中文期刊的考察[J].旅游学刊，2009（4）：8591.

[20]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基于案例的理论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1] 朱峰，项怡娴，王春晖.旅游研究中的“去旅游化”现象及反思――基于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旅游类项目的分析[J].旅游学刊，2011（11）：2834.

[22] 张朝枝.原真性理解：旅游与遗产保护视角的演变与差异[J].旅游科学，2008（1）：19.

[23] 张朝枝.国际旅游研究的转向与中国青年旅游学者的使命和责任[J].旅游学刊，2014a（1）：1315.

[24] 张朝枝.遗产责任：概念、特征与研究议题[J].旅游学刊，2014b（11）：4551.

[25] 邹统钎，王小方，刘溪宁.遗产旅游研究进展[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9（1）：7276.

[26] Botterill D（2001）.The epistemology of a set of tourism studies[J].Leisure Studies，20（3）：199214.

[27] Bianchi R V（2009）.The ‘Critical Turn’ in tourism studies：A radical critique[J].Tourism Geographies，11（4）：484504.

[28] Dahcr R F（2000）.Dismantling A Community’s Heritage[M]//Tourism and Heritage Relationships：Global，Nation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Athenaeum Press，109.

[29] Franklin A（2001），Crang M.The trouble with tourism and travel theory[J].Tourist Studies，1（1）：522.

[30] GibsonGraham J K（2008）.Diverse economies：Performative practices for ‘other worlds’[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32（5）：613632.

[31] Hall C M（2015）.On the mobility of tourism mobilities[J].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18（1）：710.

[32] Kreisel W A（2011）.Some thoughts o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leisure and tourism geography[J].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15（4）：397403.

[33] Olsen D H，Timothy D J（2002）.Contested religious heritage：Differing views of mormon heritage[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7（2）：715.

[34] Prentice R（1993）.Tourism and Heritage Attraction[M].London：Routledge.

[35] Richter K L（1997）.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Emerging issu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M]//Douglas P，B R.Contemporary Issu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London：Routledge，108126.

[36] Timothy D J，Boyd S（2003）.Heritage Tourism[M].London：Pearson Education，25.

[37] Yale P（1991）.From Tourist Attractions to Heritage Tourism[M].Huntingdon：ELM Publications.

[38] Yaniv Poria，Richard Butler，Airey D（2001）.Clarifying heritage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8（4）：10471049.

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From Tourismin Heritage

Sites to Heritage Tourism

ZHANG Chaozhi， LI Wenjing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With a reflection about heritage related research in domestic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research project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paper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so called 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es are actually tourism in heritage sites， the essence of heritage tourism has not been touched. With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essence of heritage and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 paradigm shift of social science， the paper put forwards the core research issues about 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 and the key research questions including “ what is heritage”， “whose is heritage”， “ how to represent heritage”etc.

第5篇：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

关键词：5G时代；砀山旅游；发展规划；研究

15G时代背景下砀山县旅游发展现状

近年来，砀山县紧紧围绕建设“皖北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和“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目标，加大投入的同时，把大力推进全球化旅游发展作为全县旅游发展的总体战略。把5个新的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全球旅游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策略，编制全球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和各项专项规划，重点建设天鄂州和盘龙湖、以老黄河为依托的旅游区，将旅游带、梨树王作为核心的全球旅游新格局。着力打造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和体育的紧密结合及互动发展。在体验采摘和观赏万亩梨园的欢乐中，品味砀山独有的诗情画意，感受着砀山醇厚淳朴的民风，传播着砀山科学发展的成果。以梨为媒，也是农业观光、文化旅游、工业扶贫的有机结合。

25G时代砀山县旅游发展的优势

2.1旅游资源丰富

2010年4月，砀山县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定为全球最大的连片果园产区。砀山县地处黄淮平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果品生产县之一，沿黄河故道两侧，分布有世界上最大的果园之一。春天是花香四溢、五彩缤纷的花海，秋天是果实累累的秋收圣地。此地因盛产砀山梨而被誉为“世界梨都”。其梨树的独特景观有着百年以上的历史文化，这也是它能吸引大量周边游客来此开展水上娱乐、观光休闲度假、采摘（买）酥梨的原因之一。砀山县历史悠久，它的北部有一条十分罕见的护城河，前有“飞流直下三千尺”，后有砀山护城河如玉带，四面绿树相环绕。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吸引着县城及周边县市的居民，是水上娱乐、欣赏地方戏曲文化、购买土特产的绝佳场所。

2.2优越的地理位置砀山

作为安徽省的北门，在史籍中是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砀山作为安徽省的近海地区，距连云港仅200km，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阔的贸易市场。砀山位于东部沿海和中西部经济发达地区，资源丰富，土地辽阔，具有东西贯通、南北贯通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接受和引进来自南北、东西的人才、技术、信息和资本，实现区域互补。

2.3政府的“推陈出新”

在《安徽省旅游业“十二五”规划》中，安徽省把皖北旅游业发展作为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受政策支持，砀山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旅游业，将旅游业将作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在旅游投资、税收、土地利用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惠民利民政策。同时，砀山酥梨种质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和县旅游局领导对旅游开发给予了高度的热情，积极配合相关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旅游开发氛围。砀山县抓住机遇，充分利用省旅游局重视皖北旅游业发展的重大机遇，大力推进县域旅游项目招商引资，积极统筹规划老黄河旅游开发区和老黄河旅游开发区核心区作为开发重点，打造属于砀山县的独特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路径。

3砀山县旅游发展面临的困境

3.1旅游发展受限且产品单一

自2020年以来，疫情等灾害让原本热闹非凡的旅游业遭受了重大打击，花季无人赏花，果季无人采果，一片清冷寂静。虽然这种现象到现在已经有所缓解，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而且砀山旅游特色产品销售样式过于单调，包装也不够新颖，难以带动生产。砀山县以打造旅游业作为发展之路，其现有民宿、酒店的环境质量却参差不齐，大多数房间设计较老化，既没有与当地的特色文化相结合，也没有与当下发展潮流相结合，没有形成独有的风韵。砀山县虽有着与别处不一样的独特风景，但景点内可观看的元素过少，容易产生视觉疲劳[1]。

3.2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一个成熟的旅游区必须有同等水平的服务设施，旅游服务设施主要包括旅游接待中心、购物场所、卫生设施、停车场、餐饮场所和住宿场所。砀山县不缺生态旅游景点，但砀山县现有民宿和酒店发展不平衡，大部分布局不具有地方特色，甚至少数内部布局设计不合理，各景点旅游设施落后。许多景点的饮食、生活、旅游、购物和娱乐基础设施不足，道路开发不完善，面积狭隘，空地分布不均匀，停车位划分面积不足导致停车位数量较少。由于当地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偏低且安保设施及环保设施不完善，每次旅游旺季过后环境卫生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导致卫生条件下降。不少游客吐槽在砀山旅游期间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高层次特色产品也成为稀缺品，无法满足顾客的需求。而且砀山生态旅游建设基础投资体系不牢靠，基本是低投入或无投入，市场推广、销售等渠道不畅通，使游客处于停不下、游不好、留不住的状态[2]。

3.3特色文化挖掘层次过浅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文化特色，古老的黄河文化和独特的梨文化是砀山发展的文化动力。砀山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地之一，现有的黄河故道的旅游开发并不是通过其本身所存在的文化特色，而是依靠良好的地理资源、成熟的市场营销手段和砀山梨的品牌效益优势吸引游客。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景区开发过于简单化，缺乏理性的系统规划，资源开发了无新意，导致砀山的梨文化和黄河故道文化得不到更深层次的体现和挖掘。一些休闲旅游产品无法与梨文化、民俗文化、黄河故道文化、汉文化等相结合。虽然砀山旅游业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也都比较好，但随着人们对绿色旅游的追求，受心理暗示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游客追随大众消费，对地方特色文化及相关旅游产品的需求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产品的市场导向。

4砀山县旅游发展策略

4.1打造“文化旅游”新思路

景点作为旅游景区的主要风景区，景区内包含的景点越丰富，内涵越广，游客在旅游中所能领略的风光就越多，感受也就越深刻。旅游的意义自然而然地更上一层，游客对景区的喜爱度也会随之提升，间接地提升并带动了整个景区的名气与客流量。砀山县的旅游时间四季皆宜，景点积聚现象较好，景色独具一格。近年来，梨花节、赏花季、采梨节等活动的举办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形式，为景区的宣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砀山县的旅游优势不言而喻。但是景区构成元素稍微单调，容易让游客感觉审美疲劳，所以砀山景区应注重丰富景区文化内涵，做好景区资源的再开发和创新[3]。

4.2加强地方特色文化与景区的结合

中华文化流传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许多名家留下的无数文化艺术的瑰宝，应当被传承和发扬。开展景区诗词文化工作有利于丰富景区文化内涵，发扬千古诗词的文化魅力，营造景区文化氛围。结合砀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景区内文化长廊，设置文化标语和立牌，对砀山县非遗文化进行介绍和展览，用非遗文化的名声为景区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文化长廊可介绍景区的成名历史路程，著名人物事迹，知名景点等。文化标语和立牌的设计可以采用国风框架，用小小的一方框架圈出不同风景，搭配不同诗句，营造出无限的意境。例如，进园先是“杨柳梨花迎客处，至今时梦到城南”或“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到了佳境便是“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和“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葩堆雪”等。建设打造“非遗一条街”和国风体验馆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微型博物馆或结合商铺，也更好地发展“网红经济”，这不仅有利于宣传非遗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还能进入以文化带动经济、以经济保护文化的良性发展循环[4]。

4.3结合当地文化打造特色民宿

优质的民宿能让住宿者更深入地体验当地生活，满足精神回归需求。其实，民宿和酒店的房间布局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首先，可以通过参考设计师的建议或设计图纸，移动房间内的家具，适当增加或删除室内物件，再结合当地特色打造具有独特异域风情的文化旅游住所，促使室内环境与当地自然环境相辅相成，形成吸引顾客驻足的途径之一。其次，可以打造砀山印象主题民宿和旅馆，砀山印象主题民宿和旅馆在室内设计上可增加砀山的当地特色，添加与梨有关的设计元素，在无形中与当地政策相呼应，加深游客对砀山各景点的印象。再次，可以根据不同的游客群体设计不同风格，打破单一相似的房间风格，吸引不同消费群体，由顾客自主选择入住，加强了住户的体验感，为住户带来了更加愉悦的心情，同时也丰富了自身内涵。砀山印象主题民宿和旅馆也可与旅游公司合作，设置旅游推荐路线和旅游景点风光体验馆等特色场所，使游客切实地感受异乡文化气息。

4.4开设地方特色美食馆

“民以食为天”，近年来，美食文化来势汹汹，迅速风靡全国，不少地区都有主打美食文化的美食街和时不时开展的年度美食节。无论是美食街还是美食节，主办方都很好地利用了现在流行的“网红经济”。美食总是能更直接地使人们感受来自另一个地区的文化冲击，抚慰一个人疲惫的精神。砀山特色美食丰富，其中不乏名列砀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的美食。以地方特色美食馆为例，吸引当地美食类非遗传承人和特色菜系厨师坐镇。旅客可以通过网上预约和付款的方式，结合餐馆的宣传和优惠等活动，选择不同的就餐方式：或选择预约即时就餐，来去自如，没有行程负担；或选择先授课、后食用的方式，观看现场烹饪过程，了解特色菜品做法，使自己更好地了解当地特色菜品的来源和历史，这既有利于对美食类非遗更好地保护，也为其弘扬作出了贡献。特色餐馆不同的经营模式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吸引不同游客群体，达到不同的宣传效果。同时，特色餐馆可以结合当地特产的砀山梨，开创更多新菜品，可以很好地消耗富余农产品，节约材料运输成本，同时也可以为砀山梨打下一个新宣传。

5结语

砀山县作为“世界梨都”，有近3000年的文明史，自古便是战略要道。其“世界梨都”的美誉，也为砀山县的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的优势。当然，其资源的调整和创新具有较大意义，通过调整和创新，可以改变民宿和旅馆内部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住宿环境，利于舒缓旅客情绪，为旅客带来好心情。改变景区组成元素单一、内涵单薄的现状，打响文化旅游的招牌，为景区文化内涵的丰富及今后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以文化带动经济发展，有利于带动全县文明氛围的营造，打造文明县城。同时，为砀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个时代舞台，不仅是为了保护非遗文化，而且为其今后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拥军.浅议乡村民宿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N].十堰日报，2021-01-26(4).

[2]潘艳茹.共居型民宿设计策略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7.

[3]周璐.互联网在自助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分析[J].南方农机，2019，50(21)：289.

第6篇：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

关键词：秩序；事实的秩序；结构中的秩序；乡村文化

中图分类号：D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7-0075-06

社会秩序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从语义学上说，社会秩序是由限定词“社会”与主词“秩序”构成。“秩序在本原的意义上是指事件的发生多少具有规律的顺序与模式”。对秩序的解释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结构，即具体的秩序事实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另一个是文化，即什么东西在编织秩序，什么价值观念取向与习惯在支撑或引导着一种秩序的发展。结构中的秩序，依赖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内化。这样的思考可以引导一个理性意义上的秩序设置与行为准备。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利益时代，讨论一下社会学意义的秩序问题也许会得到社会理论方面的新的收获与解释。

一、不可忽视“事实的秩序”

“事实的秩序”，是指“人们已经在一定的时间内赋予了事物一定的物质格局”①，但还没有充分地被界定，还没有走到一种成熟的理性的秩序的状态，但已经是一种事实秩序的现实。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30年的社会转型之后，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现实。有三个层面突出表现这样一种“事实的秩序”。

乡村社会被嵌入了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中，乡村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村。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严格地说，是我们把它叫做农村的那些地区，根本不是滕尼斯说的那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礼俗共同体，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研究中的那个城市与农村。其突出点是中国的农村社会里，一方面被嵌入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再生产过程中，另一方面，它又是作为农村户口、农业人口的乡村社区的存在。“在今天的中国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70个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村落的终结”有不同的形式与过程。有昆山、武进式的，整个村落变成工厂区，昔日的农民进了村子里的工厂；也有像安徽繁昌镇操村式的，整个村子没有一座工厂，但青壮年的男性都外出打短工、进煤矿了，年轻的女性则去了上海开发区的工厂，村里人多为老人与孩子。“村庄”，成为“从城市回来的人”与“去城市打工的人经常往来”的“空间”。还有像南京江宁淳化地区这样的，村落变成了科学园、大学园、新兴城市公寓房，原来土地上的农民整村地被搬进了城市型的公寓。几乎所有的乡镇、村落干部都要为招商引资奔忙，一个乡镇引为骄傲的标志是其所拥有的工厂数、商贸活动及GDP、财政收入的总量。由于工厂、流动的打工者的存在，乡村社会呈现出某种早期工业化社会的风景。村庄里有着过去所没有的打工者的城市体验与乡村生活的片段。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不纯粹是一种农民文化，也不是城镇文化。不论是从主流社会学，还是从人类学的观察角度，随着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乡村世界的多元性、复合性在于它变得很难以归类。

城市符号、城市影像大量地侵入乡村世界。由于家庭电视机的普及，小镇上的录像店、网吧，小饭馆里电视机、卡拉0K播放机的普遍存在，农村不再是封闭的。乡村世界与城市的连接就是“镇”。镇上有各种廉价或中档的城市商品，或国内品牌的专卖店，包括各种成衣、休闲衫、T恤衫、新式的旅游鞋……。农村中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穿的行头，基本不是自家做的，而是和大众商品生产流水线相联系的。农村中小学生新的学习用具是复读机、随身听、收录机、自行车。复读机是可以听磁带的，便有了音乐欣赏。越来越多的新县城，不仅是外资企业云集，而且商业文化繁荣，跨国品牌专卖店，应有尽有。刘翔、姚明、郭晶晶以及香港影星的广告到处都是。它们不仅是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交汇点，而且把城市影像源源不断地传递出去。从这个角度上说，城市与乡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连接在一起。昆山市(县级市)现有常住人口中，有2／3是外来打工的民工，一下昆山火车站，就可看到许多前来打工的民工聚在一起。但昆山有非常繁华的商业街，上岛咖啡、肯德基、品牌精品屋、私人轿车……，显示出一种大都市式的繁荣。这种繁荣与原来昆山的本地市民、非农化后本地原住地农民、几十万外地民工相互动着，创造着一种新的区域“景象”。因为道路越来越好、交通越来越方便，镇(城)乡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多。谁是真正的乡下人呢?农业户口吗?还是以职业身份?显然很难划定。城市影像、城市符号的影响，不仅在镇上，也在农民家中，在流动状的乡村生活方式中。

中国“农民”已成为一个具有异质性特征的特殊群体。异质性，在古典社会学术语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赫伯特・斯宾塞提出这个概念时，是和“同质性人口结构”相对应的。人口的“异质性构成”代表了工业社会的进步及复杂社会分工的一种结果。人口、职业的异质性，体现了新的秩序合理性与安排。今天中国的农村社会也面临着这样的合理性与期待。一方面大量乡村出现某种“原子化”：村民走马灯似的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与孩子；另一方面，在遍及大城市服务业、小城镇的开发区里，在与跨国公司相连的独资厂、合资厂、股份有限公司里，有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同时，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医院与家庭中，照料病人、老人的护工队伍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的中年女性与男性。他们像传递接力棒一样，把一批批想做护工的人带到城市去(随时又返回农村来)，可获得一笔比工厂打工高得多的稳定收入，并且随着中国老龄化过程的发展，城市对这种职业的需求还在加大。我们知道，中国还有7.3亿农村人口。但这不是静态的，很多人是在流动中。我们可以用“变动中的农村”、“变迁中的农民”这样的词，来描述现今的农村。但住在农村地区的，并非都是“农民”。“农民”已开始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今天的中国农民已不是一个个同质性群体。“农村的阶层结构完全同城市的阶层结构一样复杂――尽管由于社会学家过分关注城市而经常忽略了这一点。”

二、被区隔的“结构中的秩序”

“区隔”，是布迪厄提出的一个词，“区隔”强调了社会阶级的场域与位置。它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借助这个“区隔”这个概念，我们看到一种结构中的序列。如果说，事实的秩序，强调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事实，一种已经出现的现代化中的一种变动的秩序。“结构中的秩序”，则是要考察在社会系统或社会结构运行中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

这个“结构中的秩序”，主要是指市场化、城市化的系统。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分化和社

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得竞争一开始就被约束在不同等级的跑道上。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乡村社会和农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依然很低。他们处在被区隔的社会关系中的底层。不论农民在做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与城市人的差异，依然属于底层世界的象征。据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2008年1月27日新闻会上介绍的数据：2007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多。农民的收入提高只是与自己的从前比，而不可能与城市居民比。中国大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统计，根本不把常住的农民工列入统计对象。它隐含了一种承认结构不平等的思路。大量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城市农民工子女上学困难的个案研究、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不仅说明公共产品分配的不合理，而且说明城市义务教育系统对待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排斥与霸权态度。它成为城市二元结构的积累性的结果，同时又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再生产。

全球化秩序更显示中国人口社会构成中的垂直分化，相当数量的农民成为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边缘群体。中国2008年人均GDP已达3266.8美元。但城乡二元结构，低收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情，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使中国仍徘徊在某种人均500美元的结构特征中。从河南的因卖血而出现的艾滋病村、山西连续矿难，到三鹿奶粉事件等(问题奶粉的主要受害者是下层阶级的孩子)，再到包括全国2100万民工因金融危机影响而失业，无不说明他们是一个人数巨大、社会公共资源极少、易受伤害的分化中的底层。

被区隔的“结构中的秩序”带来的一个重要风险：中国聚集着一个数量庞大的、组织化程度低但已经走进开放性社会的农民群体。他们的身份已经异质性了，但生活命运还是极不稳定的人群。它带来比封闭社会更强的关于平等、公正的利益诉求。尤其是由于其人数特别巨大，这个群体的利益受损或发生危机，即使是在远离大城市繁华之外发生，依然不时会引发人道主义的压力与震撼。把农民、农民工的权益列入当代中国的风险管理、风险预警，已成为维系良性的社会秩序的要求。

三、被忽略的消费时代新的分化

“结构中的秩序”的另外一个被延伸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已经进入城市时代、消费时代。消费时代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时代。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其突出特点是“我们消费不是因为需要，而是为了让我们与别人有所差异”。消费时代的进程带来新的分化。我们现在的研究还很少会直接把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消费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似乎农民的问题主要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扩展的生活方式的符号，渗透在生活的细节中，它也在颠覆乡村秩序，使乡村社会原有的符号，如农田、小镇集市的欢闹，农舍、寂静的夜晚，母亲做的衣服、鞋子和点心等，包括朴素、勤劳、节俭等代表着古老价值的东西贬值了，它被电视所传递出的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所打乱，并代之以对城市繁华的商厦、霓虹灯，超市中的虾条、薯片、可乐、T恤衫，电子网络游戏的新的向往，包括对快速挣钱、发财、成功，摆脱底层地位的渴望。乡村社会的消费叙述与符号开始转换了。

在重视知识、信息与符号生产的消费时代，城市不仅是经济(金融)资本的集中地，而且也是文化资本的集中地。根据文化资本来划分城市等级的标准在扩大。在这个趋势下，它带来中国城乡等级、地区等级新的扩大。

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个概念。他把文化视为一种经济，或一种市场。他认为，在这个市场中，人们利用文化资本，而非经济资本，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如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文凭；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物品；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性情、品位等。也许，有人会说，文化资本这个理念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它实际上不适合农民阶级――他们自身没有什么现代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文化资本及文化经验。但是，今天的城乡关系是一种开放化的双向、多向通道：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进入了这种“区隔”的游戏。他们希望能进入消费时代的城市生活方式，他们在模仿新的习性，他们即使不刻意模仿，也不能逃避这种消费时代的符号环境。这同样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种体验，因为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相应的家庭背景构成的习性；同样，由于整个农民阶级在转向非农化、工业化进程中，遇上的全球时代、消费时代，文化资本的缺乏(技术资格、教育背景、品位)，与经济资本缺乏一样，让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位。

在今天的中国，仅仅从经济资本角度，还不能够说明当下生活方式中的地位等级，不能说明为什么在农村、乡镇里现代化商品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如电视、洗衣机、手机、收录机等)，还存在支配着人们生活命运的文化与权力关系。所以，布迪厄强调了文化符号背后的权力，探讨“区隔”怎样被合理化了。

中国消费时代的“区隔”突出反映在农村教育的弱化上。在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拉动下，文化资本的流向，总是从乡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结构中的秩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乡村的教育被改变了。乡村教师处在一个教育金字塔的底端，处在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的低端。这是与革命时代那种做党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所提供的意义价值所激发出的文化生活不一样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农村文化资本的更快的弱化，反过来，市场竞争、泛化的大众消费广告，又不断强化社会个体、教师选择城市生活方式动机，即消费时代怎样定义自己。

与城市中学等级化一样，高考的指挥棒，也使农村中学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这是一个向上流动的阶梯。我们在调查中看到这样一种等级景象：即存在一个贵族学校、重点中学、次县重点中学、一般普通中小学、贫困的农村学校递减的等级链节。有点能力的教师常常会向上一个等级的学校流动。被称为“孔雀东南飞，加上麻雀东南飞”。农村教师快速流动的背后是阶层垂直流动的图景，是对更优化的收入水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

从文化资本角度看农村“结构中的秩序”：与农村经济资本缺失并行的是农村文化资本的缺失，它带来农村知识阶层、教育资源的流失、众多非商品化、非时尚的乡村生活方式符号的贬值。在新的结构中，农民即使离开了土地，生存依然需要大量的能够合法得到的社会资源。农民缺少经济资本，更缺少文化资本，所以，在他们被拉进城市工业化、市场化的劳动大军后，很快遇到消费时代新的分化情境下被区隔的痛苦，他们无法在市场结构中获得较好的地位，又会经历了消费时代的种种难题与新的分化。同时，农民的孩子如果在城市或乡村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条件，将失去获得体面生存的文化资本。

然而，农村居民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关系)获得，又应该是通过社会公共资源的分享来获得的。当下中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方

面的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合理分配与共享，应是一个利益时代的秩序的思路。中国新一轮的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农民工、农村居民能否真正获得合理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方面的公共资源，关系到他们是否获得消费时代的一个体面人资格。按照布迪厄的思路，在开放的市场竞争时代，“为了社会区隔而进行的斗争，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它会伴随着个人更多的生存选择和权益诉求，伴随着社会管理者对于实施制度公平方面的更多的责任。

四、反问乡村文化的走向?

任何社会秩序，都是文化秩序，这是因为任何人类共同体，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价值，编织了人类的意义世界，支撑了秩序运行的认同。“从这种观点出发，在所有的社会结构都具有文化涵义的意义，文化乃是‘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什么某种清楚可辨的、独立的现象”。没有与文化相分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首先是对传统文化的再认同。笔者的看法是，支撑乡村社会秩序的“文化”，首先是对传统文化的再认同。乡村文化很难完全从属于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因为自然环境不同，由自然环境生长出的习性也不同。尤其是乡村是传统文化的起源地。民族志研究学者赵旭东提出，“中国近30年的乡村研究笼罩在了一种问题解决的思考范式下而不能自拔”，这样做法导致了“以现代城市的眼光去向下看传统的乡村，并在乡村与城市的连线上寻找农村问题的解决途径”。他强调，中国的乡村不应该是一种“西方的他者”，而要有一种“自己看自己”的生活实践。这是一个反思性的视角。在强调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反问“乡村文化”是什么?它向那里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还有5亿农业劳动者，7.3亿农业人口，到了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50％，甚至60％，但即使到了2020年中国的农村人口下降到总人口的40％，仍然将有6亿农民。而这是最低数量，即按人口15亿来考虑。那么，支撑乡村社会秩序背后的“文化”是什么呢?乡村文化应该从属于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吗?如果回答是“不”，那应该是什么呢?

在广义上，乡村文化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怀乡情结”。像皖南的西递宏村、绩溪、徽州古城等地，就是中国成熟的乡村文明的记录。我们把它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存在，激励着当代中国人对历史的乡村文化的阅读过程。它们客观上成为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历史与今人相沟通的“活的文本”、“活的交流”，并反复被旅行者阅读。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城镇化过程中，新的县级市里，依然带有浓浓的“乡村情结”的元素。宜兴“东沈”、“西’仇”是两个湖的名子，两个“沈”，都非常美，但“’仇”却是宜兴独有的指称“湖”的汉字，和这里的丘陵、喀斯特地形、紫砂陶瓷联系在一起。作为历史的记录，它是与乡村文化情境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还会看到，中国当下城市化过程一方面出现了城市的重新包装，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重新包装的乡村。那些有一定旅游价值的乡村风景正在重新被开发出来，成为新的“乡村天堂”。如江苏溧阳的天目湖原来就是20世纪50年代挖的一个人工水库，现在成为一个依山傍水的农庄山谷风景区。泰州郊区溱湖湿地公园，是一个准农庄的湿地地区。当全世界、全中国的城市都在根据“生活品质”来竞争时，这种湿地公园再造一种乡村的生活品质，并创造出乡村文化的新叙述、新形象。还有江苏宿迁的骆马湖风景区，城市边缘兴起的“农家乐”一日游，都是作为新的乡村符号出现的。即使是没有什么历史典故的自然景色，其展示的也绝不是城市空间，而是与紧贴大自然的乡村景色。在这个层面上，乡村文化作为新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

由于乡村世界本来就类似于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整体性”“无叙述”生活方式。中华文明又是由成熟的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发展而来的。“新的乡村天堂”，充满着古老的地方文化的深远的魅力。但这种新的“乡村天堂”，也会因为其经济价值大于文化价值，而失去在民众心理中的文化沉淀感。乡村社会大规模地背井离乡的打工、大规模拆迁带来的移动祖居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可能带来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断裂，而无所归依。吉登斯说，“现代性，总是被定义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现代社会不是一直是后传统吗?”乡村文化建设的概念是全球化背景下保存民族文明的概念，是后传统的概念，是21世纪下的乡村文化实践概念。如果只是一个行政化思路、产业的思路还不能提升后传统下的文化感。所以，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乡村社会如何避免“文化空洞”、“文化真空”，是很大的挑战?!

其次是以公民文化为基础的乡村文化建设。由于乡村社会被嵌入了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中，乡村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村。如果我们执意要保留某种“遥远的乡村世界”的景观，我们又是在执意设计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这是逆现代化的。未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出路只能是一种以公民文化为基础的乡村文化建设。

对乡村农民来说，“现代性不是某种本质上的现代性，而是处在变化的事物”。这些事物可能是高速公路、电话、电视机，也可能是工地打工、砖厂干活、工厂干活所迅速得到的货币，并带来了自己生活的改善，引起新的生活欲望。中国的“农民太穷、农村太苦、农业太落后”的三农问题，其另一个层面的现实是某种“乡村文化”的衰弱，它不能再提供支撑。不论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如皖南宏村式的，还是革命意义上的乡村文化，如电影《李双双》中所描述的，都终结了。英国学者卡・波兰尼强调，一种社会变迁，包括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是不能通过收入数据和人口统计来衡量的。……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这段话用在中国的“三农问题”也许言之太重。但却深刻说明了乡村社会“被嵌入”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后，它应该从属于新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关系。原来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整体，而是分化成了不同职业、不同利益与不同生活状态的亚阶层。农民在乡村中找不到从前的家园感，在二元结构中的城市中也找不到归属感。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改变了乡村生活原来的社会经济条件。随着城市时代、消费时代到来，市场经济的压力和市场价值的更大程度地侵入，促成了农民生活的理性化、选择化。生活的理性化与过去更具情感性质的生活(这恰恰是乡村社会生活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历史留下来的那些乡村文化的“活的文本”，并可能带有中华文明的某个阶段上的成熟性的记载(如宏村)，带有某种古典的理想主义的成份。但现实过渡时期的乡村文化恰恰是“离散的、碎片的、粗糙的”。如大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敬老养老观念开始松弛。婆婆们在家庭中已无从前的地位。体力较好的婆婆会到城里当保姆，为自己挣一份收入，这样反而能与媳妇维持好关系。大规

模打工带来了空前的社会流动，很多媳妇进城打工了；或者丈夫出去打工，妻子、孩子留在乡村，农村中婚姻关系也变得脆弱，并出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呈现出道德习俗水平的混杂、多序、失范。

按照滕尼斯的观点，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将从gemeinschaft转变为gesellschaft，即从礼俗共同体转向法理共同体。我们常常把这个过程看成城市组织对乡村共同体的替代，其实它的另一个过程是原来的乡村共同体自身走向城镇化、理性化过程。这是应该在中国今天和未来要持续发生的。去过江苏周庄的人都会发现，水乡周庄已成为一个成功商业化的乡村版本。因而，不能把乡村文化建设简单归于从前那种静态的家庭伦理建设。在新的时代，应该是新的制度文化、公民素质发展来支撑着未来的乡村文化的发展，在取消了农业税后的农村更应该是这样，即我们只能在推进公民普遍素质建设的总题目下加强家庭伦理与职业伦理的发展。假如我们“把结构看作一种深厚的文化现象”，那么，现今的社会结构秩序中的城乡不平等问题，其原因依然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建成一个统一的公民社会、一种普遍的公民文化。我们现在缺乏的正是还没有把“三农问题”，放在公民文化这个大战略、大思路里，我们需要在中国的乡村去做滕尼斯所说的gesellschaft(法理共同体)，但可能是中国式的、多一些人情味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不仅伴随着非农化的转移过程，而且是新农村、新的乡村社会、乡村文化构建的过程。农村人口、职业及需求的异质性，也支撑着城市分工体系，说明了它将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现代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新农村的“秩序”的背后应该是公民文化的认同。这不是对“作为他者的西方”的模仿，而是对普适主义价值的认同。城乡统筹发展本来就应该包含了“公民文化图式”的性质。由此，制度安排才会有确定的思路，并修正现有城乡二元结构状况带来的文化非连贯性、断裂、零散性。

第三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由于中国的乡村社会本身的巨大不平衡性，未来“乡村文化”建设，必然具有多元性，包括地区、语言、民俗、生活方式、信仰、自然环境、历史进程带来的诸多不同。这是一个人类学、文化学的立场。承认未来乡村文化发展的多元性，是尊重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进程的文化积累，尊重不同民族、地区历史中形成的习俗、生活方式，是对我们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人文区域的认同。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不是一个文化产业的概念，而是对文明、文化多样性历史的尊重、敬重及其传承的责任。人类学者庄孔韶认为，“今日人类学关注乡土社会首先是基于不同生计类型基础上的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存在研究”。“这种快速的文化变迁包含着最富于伤害的文化替代过程。”乡村文化重构本身也包含着对“再度本土化”的实践，并是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的保存。

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对秩序理解的思路，也是一种文化解释的思路，秩序的背后是文化，并且应该变成统筹城乡发展、乡村规划中的思路。中国的新的乡村建设，应该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

[2]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

[3]科恩，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4，

[4]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0，

[5]斯沃茨，文化与权力一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

[6]克兰，文化社会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7]林聚任，何中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4)：2，

[8]郭于华，生活在后传统中EJ]，读书，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