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感的功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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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遥感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人工智能 情景意识 人机环境系统交互 哲学

【中图分类号】TP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07.001

前言

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产生的一门学科，它既包括人，也包括机和环境两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人机环境系统交互方面的一种学问。它同样“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接着，又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逐渐崭露头角。法国人帕斯卡尔研制了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数字计算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加快了该学科发展的进程，剑桥大学巴贝奇的差分机和图灵的测试进一步把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人类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工智能的学科不但包括生理、心理、物理、数理、地理等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而且还涉及到哲理、伦理、法理、艺理、教理等人文艺术宗教领域。

1997年5月11日，名为“深蓝”的电脑毫无悬念地在标准比赛时限内击败了国际象棋男子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从而证明了在有限的时空里电脑“计算”可以战胜人脑“算计”，进而论证了现代人工智能的基础条件（假设）――物理符号系统具有产生智能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Newell and Simon，1976）是成立的。更有意思的是，2011年2月17日，一台以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的名字命名的电脑在智力问答比赛中“狂虐”两位最聪明的美国人而夺得冠军，2016年3月9日至3月15日，“围棋名誉九段”AlphaGo在首尔以4：1的比分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九段，从而引发了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生活形态的话题。

人工智能是人机环境系统交互的产物

众所周知，当前制约机器人科技发展的瓶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研究的难点是对认知的解释与建构，而认知研究的关键问题则是自主和情感等意识现象的破解。生命认知中没有任何问题比弄清楚意识的本质更具挑战性，或者说更引人入胜。这个领域是科学、哲学、人文艺术、神学等领域的交集。尽管意识问题如此重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旦涉及到意识问题，大家不是缄口不提，就是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究其原因，不外乎意识的变化莫测与主观随意等特点严重偏离了科学技术的逻辑实证与感觉、经验、验证、判断，既然与科学技术体系相距较远，自然就不会得到相应的认同与支持了，这好像是顺理成章、理应如此的！然而，最近科技界一系列的前沿研究正悄悄地改变着这个局面：研究飘忽不定的意识固然不符合科技的尺度，那么在意识前面加上情境（或情景）二字呢？人在大时空环境下的意识是不确定的，但“格物致知”一下，在小尺度时空情境下的意识应该有迹可循吧！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天时地利人和”的小尺度时空情境对态势感知及意识的影响，只是明确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实现情境（或情景）意识的研究是源自1988年Mica Endsley提出的Situation Awareness（SA）概念框架：“…the perception of the elements in the environment within a volume of time and space，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ir meaning， and the projection of their status in the near future.”（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对环境中的各组成成分的感知、理解，进而预知这些成分的随后变化状况）但这只是个定性分析概念模型，其机理分析与定量计算还远远没有完善。

在真实的人机环境系统交互领域中，人的情景意识（Situation Awarensss）SA、机器的物理SA、环境的地理SA等往往同构于统一时空中（人的五种感知也应是并行的），对于人而言，人注意的切换产生了不同的主题与背景感受/体验。在人的行为环境与机的物理环境、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的情景意识SA被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个整体，其行为特征并非由人的元素单独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人机环境系统整体的内在特征，人的情景意识SA及其行为只不过是这个整体过程中的一部分罢了。另外，人机环境中许多个闭环系统常常是并行或嵌套的，并且特定情境下这些闭环系统的不同反馈环节信息又往往交叉融合在一起，起着或刺激或抑制的作用，不但有类似宗教情感类的柔性反馈（不妨称之为“软调节反馈”，人常常会延迟控制不同情感的释放），也存在着类似法律强制类的刚性反馈（不妨称之为“硬调节反馈”，常规意义上的自动控制反馈大都属于这类反馈）。如何快速化繁为简、化虚为实是衡量一个人机系统稳定性、有效性、可靠性大小的主要标志，是用数学方法的快速搜索比对还是运筹学的优化修剪计算，这是一个值得人工智能领域深究的问题。

人机环境交互系统往往是由有意志、有目的和有学习能力的人的活动构成，涉及变量众多、关系复杂，贯穿着人的主观因素和自觉目的，所以其中的主客体界线常常模糊，具有个别性、人为性、异质性、不确定性、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性、主客相关性等特点，其中充满了复杂的随机因素的作用，不具备重复性。另外，人机环境交互系统有关机（装备）、环境（自然）研究活动中的主客体则界线分明，具有较强的实证性、自在性、同质性、确定性、价值中立性、客观性等特点。无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在现代，哲学宗教早已不单纯是意识形态，而且逐渐成为各个阶级中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其影响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有甚者，把哲学、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都置于宗教控制之下。总之，以上诸多主客观元素的影响，进而导致了人机环境交互系统异常复杂和非常的不确定。所以对人机环境交互系统的研究不应仅仅包含科学的范式，如实验、理论、模拟、大数据，还应涉及到人文艺术的多种方法，如直观、揣测、思辨、风格、图像、情境等，在许多状况下还应与哲学宗教的多种进路相关联，如现象、具身、分析、理解与信仰，等等。

在充满变数的人机环境交互系统中，存在的逻辑不是主客观的必然性和确定性，而是与各种可能性保持互动的同步性，是一种得“意”忘“形”的见招拆招和随机应变能力。这种思维和能力可能更适合复杂的人类各种艺术过程。凡此种种，恰恰是人工智能所欠缺的地方。

人机之间的不同之处

人与机相比，人的语言或信息组块能力强，具有有限记忆和理性；机器对于语言或信息组块能力弱，具有无限记忆和理性，其语言（程序）运行和自我监督机制的同时实现应是保障机器可靠性的基本原则。人可以在使用母语时以不考虑语法的方式进行交流，并且在很多情境下可以感知语言、图画、音乐的多义性，如人的听觉、视觉、触觉等具有辨别性的同时还具有情感性，常常能够知觉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或概念（如对哲学这种很难通过学习得到学问的思考）。机器尽管可以下棋、回答问题，但对跨领域情境的随机应变能力很弱，对彼此矛盾或含糊不清的信息不能有效反应（缺少必要的竞争冒险选择机制），主次不分，综合辨析识别能力不足，不会使用归纳推理演绎等方法形成概念或提出新概念，更奢谈产生形而上学的理论形式。

人与机器在语言及信息的处理差异方面，主要体现在能否把表面上无关之事物相关在一起的能力。尽管大数据时代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对机器而言，抽象表征的提炼亦即基于规则条件及概率统计的决策方式与基于情感感动及顿悟冥想的判断（人类特有的）机理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

人工智能与哲学

人类文明实际上是一个认知的体现，无论是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距今6000多年），还是四大文明之后日新月异的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力量，其原点都可以落实到认知这个领域上。历史学家认为：以古希腊文化为驱动力的现代西方文明来源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其本质反应的是人与物（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古印度所表征的文明中常常蕴含着人与神之间的信念；排名最后的古代中国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较为完整地绵延至今的文化脉搏，其核心之道理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沟通交流（这也许正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持续的重要原因吧）。纵观这些人、机（物）、环境之间系统交互的过程中，认知数据的产生、流通、处理、变异、卷曲、放大、衰减、消逝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有人说人工智能是哲学问题。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是否能在计算机上完整地实现人类智能”，这个命题是一个哲学问题。康德认为哲学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分别对应着认识、道德、信仰。哲学不是要追究“什么是什么”，而是追求为什么“是”和如何“是”的问题。自2013年10月回国后，笔者一直在思考人机交互的本质问题，偶然与朋友交谈时聊及“共在”（Being together）一词，顿感很是恰当，试想，当今乃至可见的未来，人机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是取代而是共存吧：相互按力分配、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相互激发唤醒，有科有幻，有情有义，相得益彰……非常巧合的是，2014年以来，机器学习、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也相当迅速，深度学习、类脑计算、情景感知一时间成了关键词，成了时髦语，但细细品来，其核心实质都不过是解释与建构的问题，形而上后竟会变成高大上的哲学问题。

其实哲学与科学、宗教一样，都是一个人为了能够获得理解而必须相信（除非你相信你不应当理解）的过程，这不是盲从，而是一种先信仰后理解的先验！比如，在科学中，物理学研究世界是什么样的（解释世界），计算机（数学）研究怎么造一个世界（建构世界），在这两者之间若没有相信、信任、信仰等先于理解而存在，恐怕是难以坚持进行下去的，毕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人是很难自行产生前进动力的（如一个没有利润的环境常常少见商人身影一般）。而信仰是一种赞同的思考，常常是一种非理性的激情、冲动情感，通过非理性而达到理性（通情达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或许，这同时也是无中生有的禅理（以情化理）吧！

实际上，目前以符号表征、计算为代表的计算机虚拟建构体系是很难逼真反映以物理、生理、心理等理论解释真实世界的（数学本身并不完备），而认知科学的及时出现不自觉地把各“理”（物理、生理、心理）解释与各“机”（计算机、飞机、拖拉机）建构之间对立统一了起来，围绕是（Being）、应（Should）、要（Want）、能（Can）、变（Change）等节点展开融合进而形成一套新的人机环境系统交互体系。

有时候，世界是确定的，不确定的是我们自己，面对相同的文字、音乐、视频等情境事物，我们常常会随心情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觉察和理解，境随心转。有时候，世界是不确定的，确定的反而是我们自己，面对不同的文字、音乐、视频等情境事物，我们却能够处变不变而产生恒定表征，形成概念，心随境转。不管怎样，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是由易、不易、简易、迁易、无易、有易、一易、多易……等诸多演化过程构成的，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中，都需要一种或多种参考框架体系协调其中的各种矛盾、悖论，而若追溯到这些框架体系的起源，应该就是人机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或许，最好的智慧/智能真的就隐藏在这些交互的自相矛盾之中？！若果真如此，那又该如何破译呢？

哲学意义上的“我”也许就是人类研究的坐标原点或出发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这些问题也许就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关键瓶颈？！

结束语

人工智能，尤其未来的强人工智能很可能是一种集科学技术、人文艺术、哲学宗教为一体的“有机化合物”，是各种“有限理性”与“有限感性”相互叠加和往返激荡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秩序之原理。它既包含了像科学技术那样只服从理性本身而不屈从于任何权威的确定性知识（答案）的东西，又包含着诸如人文艺术以及哲学、宗教等一些迄今仍为确定性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思考。它不但关注着人机环境系统中的大数据挖掘，而且对涉及“蝴蝶效应”的临界小数据也极为敏感；它不但涉及计算、感知和认知等客观过程，而且还对算计、动机与猜测等主观过程颇为青睐；它不但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老三论”相关，更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新三论”相联。它是整体与局部之间开环、闭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交叉融合的过程，是通过无关―弱相关―相关―强相关及其逆过程的混关联变换。

通过研究，我们是这样看待指人工智能技术问题的：首先人工智能过程不是被动地对环境的响应，而是一种主动行为，人工智能系统在环境信息的刺激下，通过采集、过滤，改变态势分析策略，从动态的信息流中抽取不变性，在人机环境交互作用下产生近乎知觉的操作或控制；其次，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计算是动态的、非线形的（同认知技术计算相似），通常不需要一次将所有的问题都计算清楚，而是对所需要的信息加以计算；再者，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计算应该是自适应的，人机系统的特性应该随着与外界的交互而变化。因此，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计算应该是外界环境、机器和人的认知感知器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缺一不可。

研究基于人类行为特征的人工智能系统技术，即研究在不确定性动态环境中组织的感知及反应能力，对于社会系统中重大（战争、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的应急指挥和组织系统、复杂工业系统中的故障快速处理、系统重构与修复、复杂坏境中仿人机器人的设计与制造等问题的解决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鉴于研究人工智能系统涉及面较广，极易产生非线性、随机性、不确定性等系统特征，使之系统建模研究时常面临着较大困难。在之前的研究中，多种有价值的理论模型被提出并用于描述表征、学习、理解、自主、预测等系统行为，但这些模型在对人工智能的实质及影响因素方面考虑还不够全面，也缺乏对模型可用性的实验验证，所以本文重点就是针对人机环境系统的实质及对人工智能影响因素这两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较深入探讨，追根溯源，以期早日实现高效安全宜人可靠的强人工智能系统。

责 编M樊保玲

第2篇：遥感的功能范文

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产生的一门学科，它既包括人，也包括机和环境两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人机环境系统交互方面的一种学问。它同样“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接着，又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逐渐崭露头角。法国人帕斯卡尔研制了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数字计算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加快了该学科发展的进程，剑桥大学巴贝奇的差分机和图灵的测试进一步把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人类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工智能的学科不但包括生理、心理、物理、数理、地理等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而且还涉及到哲理、伦理、法理、艺理、教理等人文艺术宗教领域。

1997年5月11日，名为“深蓝”的电脑毫无悬念地在标准比赛时限内击败了国际象棋男子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从而证明了在有限的时空里电脑“计算”可以战胜人脑“算计”，进而论证了现代人工智能的基础条件(假设)——物理符号系统具有产生智能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Newell and Simon，1976)是成立的。更有意思的是，2011年2月17日，一台以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的名字命名的电脑在智力问答比赛中“狂虐”两位最聪明的美国人而夺得冠军，2016年3月9日至3月15日，“围棋名誉九段”AlphaGo在首尔以4:1的比分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九段，从而引发了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生活形态的话题。

人工智能是人机环境系统交互的产物

众所周知，当前制约机器人科技发展的瓶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研究的难点是对认知的解释与建构，而认知研究的关键问题则是自主和情感等意识现象的破解。生命认知中没有任何问题比弄清楚意识的本质更具挑战性，或者说更引人入胜。这个领域是科学、哲学、人文艺术、神学等领域的交集。尽管意识问题如此重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旦涉及到意识问题，大家不是缄口不提，就是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究其原因，不外乎意识的变化莫测与主观随意等特点严重偏离了科学技术的逻辑实证与感觉、经验、验证、判断，既然与科学技术体系相距较远，自然就不会得到相应的认同与支持了，这好像是顺理成章、理应如此的！然而，最近科技界一系列的前沿研究正悄悄地改变着这个局面：研究飘忽不定的意识固然不符合科技的尺度，那么在意识前面加上情境(或情景)二字呢？人在大时空环境下的意识是不确定的，但“格物致知”一下，在小尺度时空情境下的意识应该有迹可循吧！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天时地利人和”的小尺度时空情境对态势感知及意识的影响，只是明确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实现情境(或情景)意识的研究是源自1988年Mica Endsley提出的Situation Awareness(SA)概念框架：“…the perception of the elements in the environment within a volume of time and space，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ir meaning， and the projection of their status in the near future.”(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对环境中的各组成成分的感知、理解，进而预知这些成分的随后变化状况)但这只是个定性分析概念模型，其机理分析与定量计算还远远没有完善。

在真实的人机环境系统交互领域中，人的情景意识(Situation Awarensss)SA、机器的物理SA、环境的地理SA等往往同构于统一时空中(人的五种感知也应是并行的)，对于人而言，人注意的切换产生了不同的主题与背景感受／体验。在人的行为环境与机的物理环境、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的情景意识SA被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个整体，其行为特征并非由人的元素单独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人机环境系统整体的内在特征，人的情景意识SA及其行为只不过是这个整体过程中的一部分罢了。另外，人机环境中许多个闭环系统常常是并行或嵌套的，并且特定情境下这些闭环系统的不同反馈环节信息又往往交叉融合在一起，起着或刺激或抑制的作用，不但有类似宗教情感类的柔性反馈(不妨称之为“软调节反馈”，人常常会延迟控制不同情感的释放)，也存在着类似法律强制类的刚性反馈(不妨称之为“硬调节反馈”，常规意义上的自动控制反馈大都属于这类反馈)。如何快速化繁为简、化虚为实是衡量一个人机系统稳定性、有效性、可靠性大小的主要标志，是用数学方法的快速搜索比对还是运筹学的优化修剪计算，这是一个值得人工智能领域深究的问题。

人机环境交互系统往往是由有意志、有目的和有学习能力的人的活动构成，涉及变量众多、关系复杂，贯穿着人的主观因素和自觉目的，所以其中的主客体界线常常模糊，具有个别性、人为性、异质性、不确定性、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性、主客相关性等特点，其中充满了复杂的随机因素的作用，不具备重复性。另外，人机环境交互系统有关机(装备)、环境(自然)研究活动中的主客体则界线分明，具有较强的实证性、自在性、同质性、确定性、价值中立性、客观性等特点。无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在现代，哲学宗教早已不单纯是意识形态，而且逐渐成为各个阶级中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其影响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有甚者，把哲学、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都置于宗教控制之下。总之，以上诸多主客观元素的影响，进而导致了人机环境交互系统异常复杂和非常的不确定。所以对人机环境交互系统的研究不应仅仅包含科学的范式，如实验、理论、模拟、大数据，还应涉及到人文艺术的多种方法，如直观、揣测、思辨、风格、图像、情境等，在许多状况下还应与哲学宗教的多种进路相关联，如现象、具身、分析、理解与信仰，等等。

在充满变数的人机环境交互系统中，存在的逻辑不是主客观的必然性和确定性，而是与各种可能性保持互动的同步性，是一种得“意”忘“形”的见招拆招和随机应变能力。这种思维和能力可能更适合复杂的人类各种艺术过程。凡此种种，恰恰是人工智能所欠缺的地方。

人机之间的不同之处

人与机相比，人的语言或信息组块能力强，具有有限记忆和理性；机器对于语言或信息组块能力弱，具有无限记忆和理性，其语言(程序)运行和自我监督机制的同时实现应是保障机器可靠性的基本原则。人可以在使用母语时以不考虑语法的方式进行交流，并且在很多情境下可以感知语言、图画、音乐的多义性，如人的听觉、视觉、触觉等具有辨别性的同时还具有情感性，常常能够知觉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或概念(如对哲学这种很难通过学习得到学问的思考)。机器尽管可以下棋、回答问题，但对跨领域情境的随机应变能力很弱，对彼此矛盾或含糊不清的信息不能有效反应(缺少必要的竞争冒险选择机制)，主次不分，综合辨析识别能力不足，不会使用归纳推理演绎等方法形成概念或提出新概念，更奢谈产生形而上学的理论形式。

人与机器在语言及信息的处理差异方面，主要体现在能否把表面上无关之事物相关在一起的能力。尽管大数据时代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对机器而言，抽象表征的提炼亦即基于规则条件及概率统计的决策方式与基于情感感动及顿悟冥想的判断(人类特有的)机理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

人工智能与哲学

人类文明实际上是一个认知的体现，无论是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距今6000多年)，还是四大文明之后日新月异的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力量，其原点都可以落实到认知这个领域上。历史学家认为：以古希腊文化为驱动力的现代西方文明来源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其本质反应的是人与物(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古印度所表征的文明中常常蕴含着人与神之间的信念；排名最后的古代中国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较为完整地绵延至今的文化脉搏，其核心之道理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沟通交流(这也许正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持续的重要原因吧)。纵观这些人、机(物)、环境之间系统交互的过程中，认知数据的产生、流通、处理、变异、卷曲、放大、衰减、消逝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有人说人工智能是哲学问题。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是否能在计算机上完整地实现人类智能”，这个命题是一个哲学问题。康德认为哲学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分别对应着认识、道德、信仰。哲学不是要追究“什么是什么”，而是追求为什么“是”和如何“是”的问题。自2013年10月回国后，笔者一直在思考人机交互的本质问题，偶然与朋友交谈时聊及“共在”(Being together)一词，顿感很是恰当，试想，当今乃至可见的未来，人机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是取代而是共存吧：相互按力分配、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相互激发唤醒，有科有幻，有情有义，相得益彰……非常巧合的是，2014年以来，机器学习、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也相当迅速，深度学习、类脑计算、情景感知一时间成了关键词，成了时髦语，但细细品来，其核心实质都不过是解释与建构的问题，形而上后竟会变成高大上的哲学问题。

其实哲学与科学、宗教一样，都是一个人为了能够获得理解而必须相信(除非你相信你不应当理解)的过程，这不是盲从，而是一种先信仰后理解的先验！比如，在科学中，物理学研究世界是什么样的(解释世界)，计算机(数学)研究怎么造一个世界(建构世界)，在这两者之间若没有相信、信任、信仰等先于理解而存在，恐怕是难以坚持进行下去的，毕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人是很难自行产生前进动力的(如一个没有利润的环境常常少见商人身影一般)。而信仰是一种赞同的思考，常常是一种非理性的激情、冲动情感，通过非理性而达到理性(通情达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或许，这同时也是无中生有的禅理(以情化理)吧！

实际上，目前以符号表征、计算为代表的计算机虚拟建构体系是很难逼真反映以物理、生理、心理等理论解释真实世界的(数学本身并不完备)，而认知科学的及时出现不自觉地把各“理”(物理、生理、心理)解释与各“机”(计算机、飞机、拖拉机)建构之间对立统一了起来，围绕是(Being)、应(Should)、要(Want)、能(Can)、变(Change)等节点展开融合进而形成一套新的人机环境系统交互体系。

有时候，世界是确定的，不确定的是我们自己，面对相同的文字、音乐、视频等情境事物，我们常常会随心情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觉察和理解，境随心转。有时候，世界是不确定的，确定的反而是我们自己，面对不同的文字、音乐、视频等情境事物，我们却能够处变不变而产生恒定表征，形成概念，心随境转。不管怎样，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是由易、不易、简易、迁易、无易、有易、一易、多易……等诸多演化过程构成的，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中，都需要一种或多种参考框架体系协调其中的各种矛盾、悖论，而若追溯到这些框架体系的起源，应该就是人机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或许，最好的智慧/智能真的就隐藏在这些交互的自相矛盾之中？！若果真如此，那又该如何破译呢?

哲学意义上的“我”也许就是人类研究的坐标原点或出发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这些问题也许就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关键瓶颈？！

结束语

人工智能，尤其未来的强人工智能很可能是一种集科学技术、人文艺术、哲学宗教为一体的“有机化合物”，是各种“有限理性”与“有限感性”相互叠加和往返激荡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秩序之原理。它既包含了像科学技术那样只服从理性本身而不屈从于任何权威的确定性知识(答案)的东西，又包含着诸如人文艺术以及哲学、宗教等一些迄今仍为确定性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思考。它不但关注着人机环境系统中的大数据挖掘，而且对涉及“蝴蝶效应”的临界小数据也极为敏感；它不但涉及计算、感知和认知等客观过程，而且还对算计、动机与猜测等主观过程颇为青睐；它不但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老三论”相关，更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新三论”相联。它是整体与局部之间开环、闭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交叉融合的过程，是通过无关—弱相关—相关—强相关及其逆过程的混关联变换。

通过研究，我们是这样看待指人工智能技术问题的：首先人工智能过程不是被动地对环境的响应，而是一种主动行为，人工智能系统在环境信息的刺激下，通过采集、过滤，改变态势分析策略，从动态的信息流中抽取不变性，在人机环境交互作用下产生近乎知觉的操作或控制；其次，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计算是动态的、非线形的(同认知技术计算相似)，通常不需要一次将所有的问题都计算清楚，而是对所需要的信息加以计算；再者，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计算应该是自适应的，人机系统的特性应该随着与外界的交互而变化。因此，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计算应该是外界环境、机器和人的认知感知器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缺一不可。

第3篇：遥感的功能范文

【中图分类号】R9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4-8824(2009)-05-0055-02

随着新疆地区结核病患者的增加，抗结核药物引起肝脏损害也成了临床上问题之一。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的肝组织多数有不同程度的病理变化。对这类患者不宜选用有害于肝脏的药物。因此对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肺结核患者如何进行化疗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为此，我科收集了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维吾尔族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58例肺结核病和乙肝表面抗原阴性肺结核患者50例作对比，以探讨化疗药物对该类患者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108例经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肺部影象学检查、痰抗酸杆菌、PPD实验等确诊为肺结核的维吾尔族患者，其中乙肝表面抗原阳性58例，男37例，女21例，年龄18～78岁，平均41岁；乙肝表面抗原阴性50例，男32例，女18例，年龄21～68岁，平均38岁。两组病例入院时查肝功能正常，全部病例多数用对流电泳法，少数用反相被动血凝法测定HBsAg，于化疗后1周查肝功。包括胆红素、转氨酶SGPT(正常值40u)。

1.2 抗抗结核药物的用法及用量 异烟肼(H）0.3～0.6；复合利福平(R)0.45；链霉素(S)0.75～1.0，肌注1次／d：1.5～2个月；乙胺丁醇(E)0.75；吡嗪酰胺(Z)1.0～1.5；PAS(P)8.0～10.0，1次／d,静点，2个月；卡那霉素(K)1.0，肌注或静脉点滴1次 /d，1～3个月。

1.3 不同化疗方案对患者肝功能的影响 (表1)

1.4 抗结核的疗效 阳性组中痰菌阳性17例，转阴16例，肺部病灶广泛者或两侧病灶者26例，病灶吸收明显者23例。阴性组中痰菌阳性15例，阴性14例，病灶广泛者或两侧病灶者28例，吸收明显者24例。

第4篇：遥感的功能范文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河南南阳 473000

[摘要] 目的 研究急性肝病腹水感染治疗中应用舒普深腹腔注药的临床疗效，并分析其对肝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该院84例患者为研究对象，以抽签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均为42例，对照组采取治菌必妥治疗,观察组以舒普深腹腔注药治疗，对比两种治疗方式临床疗效及肝功能指标变化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2.86%，显著高于对照组61.9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ALT为（91.32±6.67）U/L、TBIL为（39.64±5.03）μmol/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126.11±7.64）U/L、（48.64±6.14）μ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舒普深腹腔注药治疗急性肝病腹水感染效果可靠，对改善肝功能有积极影响，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 舒普深腹腔注药；急性肝病腹水感染；可行性；肝功能

[中图分类号] R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2（a）－0121-02

腹水感染指人体处于游离状态的腹水超过50 mL所引发的感染性病变，腹水倾向于慢性发展，而非短期急性发作，其后期对患者正常生活、工作有严重的不良影响。经过多年研究结果显示，腹水治疗关键是在良好的生活习惯、用药习惯及饮食习惯的基础上进行早期防治及后期的有效治疗[1]。舒普深舒普深又名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在腹膜炎、胆囊炎、胆管炎和其他腹腔内感染的治疗中具有显著效果，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本次研究选取该院2010年2月—2013年10月收治的84例急性肝病腹水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采取舒普深腹腔注药与第三代头孢菌素静脉滴注治疗，现将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该院收治的84例急性肝病腹水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6例，女38例，年龄21~63岁，平均（35.18±5.74）岁，病程3~12 d，平均（6.54±2.64）d，腰围85~104 cm，平均（96.54±9.48）cm。均为肝硬化患者。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1.2 诊断依据

参照第10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制定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3]，利用Child-Pugh分级发对肝硬化程度进行分级，将凝血酶原时间、血清白蛋白浓度、血清胆红素、肝性脑病程度、腹水5个指标分为三个等级（1-3分）进行评价。感染诊断标准为以下几方面：①存在腹膜炎临床症状，即发热、反跳痛、腹部按压疼痛等；②利尿效果差，腹水量明显上升；③腹水检查结果满足急性炎症改变，白细胞计数高于109/L，PMN超过0.25×109/L。④实验室检查腹水培养结果呈阳性。上述标准全部满足或满足超过2项则可诊断为肝病腹水感染。

1.3 方法

对照组采取治菌必妥治疗，将2g治菌必妥（头孢曲松钠）溶于50 mL生理盐水中，混匀稀释后以静脉滴注方式给药。观察组采取舒普深腹腔注药治疗，具体方式为将1 g舒普深（国药准字H20020597）溶于50 mL生理盐水中，稀释后直接腹腔注入治疗。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14d。

1.4 观察指标 ①疗效评价分为痊愈、显效、有效、无效四个标准，痊愈：食欲不振、腹痛、浮肿等临床症状消失，腹水常规中性粒细胞计数低于0.25×109/L，相比治疗前腰围下降＞8 cm，B超检查无异常，3个月内病情稳定；显效：临床症状得到显著改善，腰围下降＞5 cm，B超检查显示少量腹水，3个月内病情不断改善；有效：临床症状部分消失，腰围下降＞3 cm，B超检查显示仍存有腹水，但数量显著减少，3个月内无反复发作情况；无效：临床症状无显著改善，或出现恶化。治疗有效率为痊愈率与显效率总和。②观察所有患者两组肝功能指标变化情况，包括丙氨酸转氨酶（ALT）、总胆红素（TBIL ）、肝功能白球比（A/G），均使用AU-80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肝功能进行生化检查。

1.5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行χ2检验，计量资料行均数±标准差（x±s）表示，行t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2.86%，显著高于对照组61.9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肝功能指标对比

观察组ALT、TBIL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G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本次研究中采取舒普深腹腔注药治疗的观察组临床疗效为92.86%，高于治菌必妥治疗治疗的对照组，可见舒普深腹腔注药抗感染、抗菌效果显著优于治菌必妥。舒普深即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第三代头孢菌素药物，主要治疗敏感细菌引发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胆囊炎、腹膜炎、胆管炎等[2]。舒普深具有广谱抗菌活性，能够覆盖革兰氏阴性杆菌等菌种，而革兰氏阴性菌是腹水感染常见的菌种类型，因此其临床使用范围较广，尤其是腹水抗感染治疗中，其药理作用主要是β-内酰胺环病的稳定性来实现，β-内酰胺环抑制剂能够对大多的病菌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可与其他抗生素联合使用以提高疗效。舒普深为复方制剂，由舒巴坦与头孢哌酮组成，两者比例约为1:2。可通过抑制细菌繁殖期敏感细胞细胞壁粘肽的合成从而达到杀菌的目的。

目前对肝硬化导致腹水感染的具体机制尚未研究清楚，考虑可能是肝脏内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功能下降，免疫球蛋白杀菌能力出现下降，同时肝巨噬细胞无法完全吞噬内毒素及细菌，进而使得患者自身防御功能下降，为自发性感染提供了病变环境[3]。当肝硬化程度不断加重后，肠道内菌群呈紊乱状态，双歧杆菌益生菌的数量下降，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得到更多的生长空间最终产生毒害作用，使肠上皮细胞受损。另外腹腔内腹水超标会为细菌的滋生提供温床，门脉高压导致肝脏出现侧枝循环影响肝脏对细菌的正常吞噬与清除，同时门脉高压还可能导致肠粘膜充血水肿，减缓胃肠道的蠕动速度，PH值降低且菌群失调，细菌经过淋巴道、腹膜及门脉系统出现易位在腹膜内产生菌血症，并以腹水为温床得以繁衍，这是目前临床对肝硬化腹水感染的主要机制的认识。

当腹水量过高时，腹部出现膨隆、疼痛等临床症状。严重腹水可导致腹水感染发生，比较常见有自发性腹膜炎等，因此肝病发展至终末期后极易发生感染，有研究显示晚期肝硬化患者并发腹膜炎的几率为67.6%[4]。肝硬化引发腹水感染在起病初期临床症状较为模糊，因此可能导致误诊误治，目前诊断性腹腔穿刺是腹水感染诊断的金标准，同时中性粒细胞计数是诊断感染的重要指标。终末期肝病可破坏肝脏的免疫及防御能力，导致细胞免疫调节紊乱，导致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下降，例如血清调理素活性下降，补体成分出现缺损，最终抑制中性粒细胞功能。严重肝病患者并发腹水感染是导致其死亡的重要原因，因此采取必要的抗感染措施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临床研究显示，除不动杆菌及奈瑟菌科外，舒巴坦可有效抑制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菌株产生的产生的重要β-内酰胺酶[5]。另外通过耐奥菌全细胞研究证实[6]，舒巴坦能够保护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与青霉素类抗生素，具体机制为削减耐药菌对上述两种抗生素的破坏能力，同时舒巴坦与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和青霉类抗生素有显著协同作用，另外可与青霉素结合蛋白相结合，因此头孢哌酮联合舒巴坦相比单一使用头孢哌酮对敏感菌株的敏感性更低[7]。头孢哌酮联合舒巴坦的抗菌活性体现在所有头孢哌酮敏感菌中，同时对摩根摩根氏菌、流感嗜血杆菌、葡萄球菌属、异形枸橼酸杆菌、醋酸钙不动杆菌、弗劳地枸橼酸菌、肺炎克雷白菌、产气肠杆菌、大肠杆菌、奇异变形杆菌、拟杆菌属、阴沟肠杆菌有协同抗菌作用[8-9]。头孢哌酮通过胆汁排泄的，因此当患者肝脏功能异常或是发生胆道梗阻时，头孢哌酮血清半衰期会发生衍生，尿中所含药量含量上升，因此当患者存在严重肝功能障碍时，头孢哌酮仍能够达到治疗浓度，同时半衰期可延长2~4倍，当患者有严重肝脏疾病、胆道梗阻兵器合并肾功能障碍时，应对剂量进行调整。本次治疗中对观察组采取舒普深腹腔注药治疗,其治疗总有效率为92.86%，显著高于对照组61.90%，且肝功能指标ALT、TBIL均低于治菌必妥治疗的对照组，表示舒普深腹腔注药治疗对肝功能无明显不良影响，与王宇明[10]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

综上，舒普深腹腔注药在急性肝病腹水感染中的治疗效果显著，对肝功能影响较小，安全性较高，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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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遥感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肺结核；抗结核药物；肝功能损害；葡醛类酯片；益肝灵软胶囊

[中图分类号]R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4-0288-01

肺结核患者行抗结核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性肝损害是其最为常见的毒副反应之一，也是导致患者中断治疗的重要因素。在药源性肝损害患者中，抗结核药物所致的肝损害患者例数在总人数中占居首位，若临床不能给予及时、有效治疗话，则会延误患者治疗时机，增加肺结核疾病的传播与流行。因此，在给予患者行抗结核治疗时，有效保护患者肝功能是临床急需解决问题。本文选取肺结核患者150例，在抗结核治疗过程采用益肝灵软胶囊进行肝功能损害预防性治疗，旨在探讨预防肝功能损害的有效途径，现将具体内容汇报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7月-2013年7月肺结核患者300例，将其按住院编号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150例与对照组150例。150例观察组患者中：男92例，女58例；年龄在19-81岁，平均年龄为42.7±10.6岁。患者肺结核类型分为：原发型49例；血行播散型16例；继发型85例。150例对照组患者中：男89例，女61例；年龄在25-76岁，平均年龄为43.5±10.2岁。患者肺结核类型分为：原发型52例；血行播散型14例；继发型84例。排除标准：合并有高血压患者；合并有糖尿病患者；合并有肿瘤患者；合并有精神类疾病患者。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检验后，差异没有显著性意义（P>0.05），其数据与资料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抗肺结核治疗方法：吡嗪酰胺0.5g口服，日3次；异烟肼0.3g、乙胺丁醇0.75g、利福平0.45g，日1次口服。采用全程督导方式指导患者常规治疗；采用住院治疗方式对患者行强化期治疗，患者治疗时间需达6个月至1年。

对照组患者在抗结核治疗过程中采用葡醛类酯片（国药准字：H14020790）进行肝功能损害预防性治疗：葡醛类酯片4片口服，日3次，至患者抗结核治疗结束止。

观察组患者在抗结核治疗过程采用益肝灵软胶囊进行肝功能损害预防性治疗，（国药准字：H20030581）进行肝功能损害预防性治疗：益肝灵软胶囊2粒口服，日3次，至患者抗结核治疗结束止。

1.3评价指标

无损害：患者肝功能各项检测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轻度肝损害：谷丙转氨酶检测值在80-120U/L；总胆红素检测值在2倍正常上限与3倍正常上限之间。中度肝损害：谷丙转氨酶检测值在120-200U/L；总胆红素检测值在3倍正常上限与5倍正常上限之间；患者伴有肝损害临床症状与体征。重度肝损害：谷丙转氨酶检测值超过5倍正常上限；总胆红素检测值超过5倍正常上限。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对资料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样本构成比行卡方检验，并采用百分率表示，统计学差异显著性设定为P

2结果

2.1两组患者肝功能损害发生情况比较：观察组患者轻、中、重度肝损害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肝功能无损害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

2.2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症状，治疗过程中患者的肾功能、血常规均无明显性改变。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

3讨论

肺结核临床治疗原则为：早期、规律、适量、联合用药。吡嗪酰胺、异烟肼、乙胺丁醇、利福平、等联合应用是目前临床治疗肺结核最为有效方法之一，而利福平、异烟肼、吡嗪酰胺均是通过肾脏排泄、肝脏解毒的药物，均存在着较大的肝毒性。三种药物联合应用，更加重了肝脏的负担，少数患者在抗结核治疗时，可发生重度肝损害，从而影响结核化疗的顺利进行，严重时可引发患者出现肝功能衰竭症状，危及患者生命与健康。

第6篇：遥感的功能范文

中图分类号：R51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1）10-0021-02

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由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而引起，其传染性强，病死率高。我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扩散很快，形势不容乐观，特别在有偿献血的内地传播也很快，危害很大。HIV感染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宿主的多种组织。本文对26名接受中医药治疗达到18个月的HIV感染者肾功能生化指标进行了测定，其目的是初步探讨长期服用中药与HIV感染者肾脏功能损伤程度间的动态关系，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纯中药治疗组 云南省内确诊的HIV感染者，接受中医药治疗达18个月以上，并且于服药后第6个月、12个月、18个月按时进行肾功能检测的患者，共计26例，男14例，女12例，汉族21例，其他少数民族5例，其中有吸毒史者13例。平均年龄（34.8±8.26）岁，排除同时接受西药抗病毒治疗的患者。

1.1.2 中西药合用组 云南省内确诊的HIV感染者，接受中医药治疗达18个月以上，服中药时已经接受西医抗病毒治疗或服中药后6个月内开始抗病毒治疗，并且于服药后第6个月、12个月、18个月按时进行肾功能检测的患者，共计26例，男17例，女9例，汉族24例，其他少数民族2例，其中有吸毒史者8例。平均年龄（35.2±7.34）岁。

1.2 方法 于清晨取受检者空腹静脉血2 mL，静置于37 ℃水浴箱，待血液凝固后3000 r/min离心15 min，取血清待检。分析前分别做好各项室内控制。BUN、Cr的检测均严格按操作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计量数据以（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2 结果

纯中药治疗组与中西药合用组对BUN和Cr的影响比较 见表1。

与同项目同时间点纯中药组比较，*P

一般认为，HIV对肾脏的损害常表现在下述几方面：HIV可以直接侵犯肾脏引起HIVAN，临床上常表现为肾病综合征，并迅速进展为终末期肾脏病。HIV引起的相关感染如肾脏感染等，也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肾脏功能。除此以外，感染HIV高危人群中的某些特殊行为，也会引起肾脏病理性改变，如静脉注射海洛因引起的肾脏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样变，临床上常伴有高血压，数年内缓慢进展为终末期肾脏病。一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也能造成肾功能的损害，如替诺福韦易造成肾功能不全、茚地那韦易造成患者肾结石等。

从表1来看，治疗前纯中药组及中西药合用组的BUN数值无统计学差异，服药6个月时组患者的BUN数值出现统计学差异，然而之后的第12个月、第18个月2组患者BUN值回复到无统计学差异状态。表1中2组患者进行自身前后对比，18个月时BUN比起治疗前有所下降，但均无统计学差异。证明单纯使用中药，或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中协同使用中药，对患者BUN的影响不明显。

在表1显示，2组患者的Cr值在服用中药前及服药6个月后，均无统计学差异。但12个月、18个月2次检测中，2组患者相比，P值均小于0.01，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相对于中西药合用组Cr值的上下波动，纯中药组患者的Cr则呈普遍下降趋势。2组患者进行Cr自身前后对照，纯中药组服药18个月后和治疗前相比，Cr下降具有统计学差异，中西药合用组18个月和治疗前相比，Cr上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中西药组Cr值上升，或许与某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对肾脏肌酐清除率造成影响有关。单纯使用中药，对肾小球滤过功能影响不明显，可能对Cr值有一定的负向调整作用，具体机制还需要进一步临床观察和研究。

第7篇：遥感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 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妊娠结局；药物干预

[中图分类号] R581.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9（b）-0142-03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或生物效应不足所致的一种全身代谢减低综合征，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发生以女性多见，其病理特征是黏多糖等在组织和皮肤中堆积，严重者表现为黏液性水肿[1]，且随年龄增加患病率增加。现将浙江省丽水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我院”）180例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资料分析报道如下，观察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探讨实施药物干预的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8月～2013年12月我院180例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孕妇（促甲状腺素升高并且伴有血清游离甲状腺素下降）作为研究对象；其中120例（甲减治疗组）按医嘱接受规范的左旋甲状腺素钠片补充治疗，确诊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即均给左旋甲状腺素钠治疗，根据促甲状腺激素（TSH）升高的不同范围，决定药物初始剂量（12.5～100.0 μg/d），定期复查TSH，逐渐加量，直至血清TSH达到正常水平，给予维持量至妊娠整过程，年龄21～39岁，平均（26.99±3.12）岁，其中初产妇76例，经产妇14例；60例（甲减未治疗组）未系统接受治疗，年龄22～41岁，平均（28.02±3.45）岁，初产妇80例，经产妇10例。按照1∶1比例随机选择同期180例健康孕妇作为正常妊娠组（甲功检查呈正常，且无甲状腺疾病病史），年龄20～42岁，平均（28.07±3.31）岁，初产妇81例，经产妇9例。三组孕妇年龄、产次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三组孕妇的临床资料，比较三组孕妇母体（贫血、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先兆流产及流产、早产、产后出血）及围生儿情况（胎儿窘迫、体重、胎儿生长受限、新生儿Apgar评分、新生儿患病率）差异。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母体并发症情况

母体各种并发症三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甲减未治疗组贫血、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先兆流产及流产、早产发生率及产后出血量均高于正常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34、7.26、7.75、7.89、6.64，t = 6.12，P < 0.05）；甲减治疗组与正常妊娠组贫血、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先兆流产及流产、早产发生率及产后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67、0.14、0.22、0.27、0.14，t = 0.78，P > 0.05）。见表1。

2.2 围生儿情况

围生儿情况三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甲减未治疗组胎儿窘迫、低体重儿、胎儿生长受限、新生儿患病率高于正常妊娠组（χ2=6.12、11.89、9.23、8.34，P 0.05）。见表2。

3 讨论

甲状腺疾病是一类常见的内分泌疾病，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及医学进步，发病率明显增高。20～40岁的育龄妇女是甲状腺疾病的高发人群[2]，妇女妊娠期胎盘分泌大量激素，使孕妇的垂体-甲状腺轴处于应激状态，同时，母体自身免疫为满足妊娠需要也发生变化，对甲状腺激素的产生和甲状腺的自身免疫功能均有明显影响[3]。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随着孕龄的增加，血清FT3、FT4水平逐渐降低，而TSH水平逐渐上升，到妊娠中期随着母体基础代谢率提高，甲状腺激素消耗增加，胎儿生长对碘的需求增加等因素，可导致甲状腺激素相对不足，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负反馈使血清中TSH增加[4]。妊娠期妇女甲状腺的储备功能下降，甲状腺功能有向亚临床功能减退的趋势发展，这种病情的进展与TSH升高的水平呈正相关，其病程可出现在从甲状腺功能正常到亚临床、临床甲减整个过程[5]。近年来孕妇中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达2.0%～5.0%[6]。

甲状腺激素几乎作用于机体的所有器官和组织，对生长、发育、代谢、生殖和组织分化等均有影响，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对胎儿的危害非常巨大，原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基础代谢率低，生理活动处于低水平，加上入量偏少，营养状况较正常孕妇差，胎儿宫内生长发育环境欠佳，易造成多种不良后果[7]。本文结果也显示，围生儿情况三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甲减未治疗组胎儿窘迫、低体重儿、胎儿生长受限、新生儿患病率高于正常妊娠组（P < 0.05），新生儿Apgar评分低于正常妊娠组（P < 0.05）。孕期甲状腺功能减退还可影响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造成后代的智力水平降低[8]。甲状腺功能减退与多种不良妊娠结局相关，对于母体而言包括自然流产、早产、死胎、胎盘早剥、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心功能紊乱，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及视力发育，并发症增多[9]，其严重程度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严重程度相关[10]。本组资料也显示，母体各种并发症三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甲减未治疗组贫血、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先兆流产及流产、早产、产后出血量高于正常妊娠组（P < 0.05）。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及时进行替代治疗，能够改善分娩结局[11]。本文甲减治疗组与正常妊娠组母体贫血、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先兆流产及流产、早产、产后出血量及围生儿胎儿窘迫、低体重、胎儿生长受限、新生儿患病率、新生儿Apgar评分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 0.05）。

综上所述，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对妊娠结局具有不良影响，及时进行替代治疗能够改善预后，同时甲状腺功能低下起病隐匿，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且与妊娠反应有许多相似，容易被忽视[12]。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应引起临床医生，特别是妇产科医生的足够重视，笔者认为筛查和治疗这类高危人群对于保护妇女健康和提高后代的智力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孕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孕妇应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妊娠11周以前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主要依赖母体的甲状腺激素，应提倡妊娠期特别是妊娠早期常规检查甲状腺功能指标[13]。对有甲减的孕妇，使用甲状腺素治疗应贯穿整个妊娠过程[14]，即使是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也要尽早给予左旋甲状腺素治疗[15]，初始剂量根据TSH升高的不同范围而决定，定期复查TSH，逐渐加量，直至血清TSH达到正常水平，由于妊娠后机体对甲状腺激素的需求增加[16]，因此妊娠期间一般需要增大剂量，推荐在妊娠早期即开始增大剂量，并根据甲状腺功能不断调整剂量，使孕妇的甲状腺保持在正常上限或略高于正常[17]。同时注意分娩后左旋甲状腺素的需要量迅速减少，妊娠过程应密切关注流产、先兆子痫、胎儿发育异常状态等并发症的出现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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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遥感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大环内酯类；肺炎支原体；变异性哮喘；免疫功能

呼吸系统疾病常由肺炎支原体（myeoplasma pneu-monia，MP）引发，研究表明MP感染致变异性哮喘占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16%～32%[1]。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CVA）的主要临床特征为患儿常于凌晨发生持续性、反复性咳嗽，该症状因嗜酸性粒细胞、白细胞介素-3及多种炎症细胞释放介质和细胞因子相互作用造成[2-3]。不仅影响患儿的睡眠及日常生活，甚至会对儿童发育和心理健康造成影响。为研究大环内酯类药物对患儿免疫功能的影响，本研究给予60例变异性哮喘患儿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效果显著。信息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5年7月～2016年6月收治的120例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变异性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60例/组。观察组：男25例，女35例；年龄2～12岁，平均年龄（6.34±2.64）岁；病程2～24月，平均病程（11.72±3.58）月。对照组：男31例，女29例；年龄3～12岁，平均年龄（6.47±2.51）岁；病程1～26月，平均病程（12.56±3.81）月。对比两组患儿性别、年龄及病程一般资料差异不显著（P>0.05），有可比性。

1.2方法 予以120例患儿变异性哮喘常规治疗，包括吸氧、吸痰及抗感染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先予以5%葡萄糖溶液加乳糖酸红霉素（牡丹江宇德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3023624）20～30 mg/kg/d静脉滴注，视患儿情况可于1～2 w后停药。后予阿奇霉素（浙江贝得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83280）10～15 mg/kg/d，连续口服3 d为1个疗程，每疗程结束后需停药4 d，疗程数视视患儿情况而定。

1.3评价指标 ①免疫功能：取患儿空腹静脉血，离心处理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白细胞介素-3（IL-3））及免疫球蛋白E（IgE）；使用血球分析仪检测血清嗜酸粒细胞计数（EOS）。②疗效评价：轻度咳嗽：见于夜间及凌晨，不影响活动及睡眠；中度咳嗽：较轻度咳嗽略重，对生活影响较小；重度咳嗽：昼夜均咳，患儿无法正常睡眠，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疗效以患儿咳嗽是否好转为评定标准，重度转中度、中度转轻度及轻度转消失为有效；重度转消失为显效；咳嗽症状及频率无变化或加重为无效。总有效为显效加有效。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以（x±s）表示免疫功能指标，行t检验，以例数百分比表示疗效，行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免疫功能指标 治疗前两组各项免疫功能指标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两组免疫功能指标均较治疗前好转，观察组各项免疫功能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2.2有效率 观察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3 讨论

变异性哮喘是一种由炎症引起的气道慢性疾病，临床表现特征为患儿气道反应性高、气道狭窄及反复长期咳嗽[4]。相关研究表明，剧烈气候变化、冷空气刺激及上呼吸道感染均可导致变异性哮喘发生和加重[5]。

MP是导致小儿变异性哮喘主要原因，其进入机体后会附于呼吸道粘膜表面，造成呼吸道粘膜上皮细胞死亡并脱落，暴露气道进而引发炎症反应。患儿体内参与炎症反应主要为嗜酸性粒细胞、免疫球蛋白E及多种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嗜酸性粒细胞可调节特异性免疫应答反应，引发气道上皮的炎症反应，加速上皮细胞的重生，修复气道上皮粘膜[6]。免疫球蛋白E由机体在肺炎支原体刺激下产生，可与抗原进行复合反应，是引起患合喘的主要原因，属于机体迟发或速发型变态反应[7]。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儿哮喘好转情况均优于对照组，证明给予患儿大环内酯类药物可提高治疗有效率。大环内酯类药物具有抗炎作用，通过与病原体细胞核内的50S亚基作用，影响病原体细胞生长和代谢，降低患者体内白细胞介素-3水平，诱导嗜酸性粒细胞死亡，从而达到减轻炎症、减少痰液分泌引发哮喘的目的。红霉素及阿奇霉素属大环内酯类药物且临床应用广泛，阿奇霉素抗菌能力强，体液分布范围广，浓度保持时间长，可与红霉素相互补充，降低红霉素对肠胃影响，提高治疗效果并减轻不良反 应[8]。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白细胞介素-3、免疫球蛋白及嗜酸粒细胞计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证明大环内酯类药物可增强患儿免疫功能。

综上所述，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变异性哮喘可提高治疗有效率，增强患儿免疫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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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遥感的功能范文

关键字：城市建设；遥感；一体化；ENVI/IDL；ArcGIS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ignificance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integrated three levels: management and sharing of data integration, platform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ointed out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integration can achie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to enhance the operability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software, to enhanc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the space and image analysis, and effectively save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proposed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of spatial data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emergency relie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integration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of the system, it is boun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management.Key words: urban construction; remote sensing; integration; the ENVI / IDL; the ArcGIS

引言

遥感技术是利用地面物体波谱特性，通过扫描影像识别地面物体的物理属性，具有紫外、可见光、红外、远红外直至微波等遥感工作波段。对这些波段的数据信息，进行图像处理和信息提取，就会获取大量的专业信息，如，对水体、植被、水系、地质、灾害、土地利用、水土流失、海岸侵蚀等，用于对城市建设的资源环境进行规划管理的辅助决策。

地理信息系统是地图学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的1门信息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是城市建设信息采集、存储、管理、分析、表达的有力工具。城市建设信息量大且繁杂，既有实时数据，又有历史数据；既有环境数据，又有经济数据；既有矢量数据，又有栅格数据。这些数据中80%以上与空间位置相关。地理信息系统可有效地存储和管理这些庞杂的数据[1]。

城市建设中的遥感应用

城市遥感是现阶段遥感技术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也是遥感最具有应用价值的领域之一。其主要表现在：a）城市空间基础数据的获取。采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获取信息量极其丰富的数字矢量线划数据、数字栅格数据、数字正射影像数据、数字高程模型，直接用作城市规划的背景图，在其上面叠加地形图、道路红线、地块分界线、重要设施和地名等，它与地形图相比不仅现势性好且更直观；b）城市规划动态监测。采用两期卫星影像，经过几何配准、叠加分析，找出变化目标，再将变化目标同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比较，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提供的基础数据辅助检查，通过现场检查确定变化目标属性，实现城市建设现状的动态监测，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提供保障；c）城市绿化覆盖率计算。采用遥感影像进行城市绿化覆盖率的计算，获取城区内绿化覆盖率、绿化面积和绿化类型分类等信息，建立城市绿化数据库。

由此可见，遥感技术是城市建设中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可快速实现城市范围国土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多层次、全方位综合调查，系统研究城市资源与环境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按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编制系列基础图件，客观、真实、系统地反映城市的建设成就和存在问题，为制定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国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整治规划以及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集成技术

遥感是空间数据采集和分类的有效工具，地理信息系统是管理和分析空间数据的有效工具[2]。遥感影像已成为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信息源。作为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遥感影像是提供及时信息的理想方式。在空间信息的许多行业，离开遥感影像，地理信息系统就是不完整的。另一方面，遥感获取丰富的、海量的空间数据有赖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有效管理与共享，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提取更深层次的专题信息，全面提升影像的利用价值。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集成

遥感影像类似于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栅格数据，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很容易在数据层次上实现集成[2]。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没有提供完善的图像处理功能，遥感软件中也缺少空间分析及数据管理工具。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一体化集成，可以由3个层次及途径实现。

数据一体化管理与共享

遥感影像和图像分析功能可以作为核心组成部分与地理信息系统实现一体化，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之间的数据互操作问题。数据互操作实现有2个途径，a）将遥感数据或者地理信息系统数据都以标准格式保存，2个平台都支持；b）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直接支持对方数据格式。很明显后者比前者更加方便。

遥感数据主要格式为栅格，地理信息系统主要由矢量数据格式组成。栅格和矢量一体化管理，需要1种数据模型，同时储存栅格和矢量数据，支持分布式管理。

影像天然地具有企业级应用的潜力，因为它可以实现多个用户在同一幅图上同时进行操作。这对于大型企业级应用更加有利，其中，最主要的优势就是节省成本。我们可以分享同一影像资源，显著地减少成本。而影像由于自身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存储要求，尤其是高空间分辨率、多光谱影像。基于Web services的共享方式提供了1种合理的解决方式，它集中利用了计算机资源，可为若干个客户端提供影像共享服务。

平台一体化分析

在遥感软件中进行的图像处理工作流，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下的地理信息系统工作流实现无缝链接和交换。比如，在遥感软件中处理的数据通过菜单功能直接传送到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无需中间的保存、打开等步骤；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分析的数据，直接导入遥感软件中，且保持同步显示；遥感软件中集成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部分组件功能。虽然在2个不同的软件平台下工作，操作感和处理效率类似在1个平台下作业。

系统一体化集成开发

大多数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都提供了二次开发功能。在进行地理信息系统系统开发时，将专业的影像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集成到地理信息系统系统环境中，在同一系统中既能完成遥感数据的专业处理与分析，又能完成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和共享等工作，形成1个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集成系统。要实现一体化集成系统，前提是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提供的二次开发接口，都能通过程序开发语言调用，并整合在一起。

ENVI/IDL与Arc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集成方案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不仅从数据上，还会从整个软件构架体系上真正实现融合，从而达到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可操作性，提升空间和影像分析的工作效率，并有效节约系统成本。为了适应这种用户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全球最大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提供商Esri公司与全球遥感领域的领导者美国ITT VIS公司，建立了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和建设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平台。

ENVI是采用IDL（交互式数据处理开发语言）开发的、功能强大的、完整的遥感图像处理软件。ArcGIS是全球使用最广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ENVI/IDL与ArcGIS一体化集成解决方案，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集成。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解决了数据、分析与共享三者之间的融合问题，形成完整的空间信息平台。下面介绍2种空间信息一体化平台的构建思路。

空间数据一体化管理与分析平台

平台结构见图1，主要包括3个组成部分：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储存和中心和数据分析和应用中心。3个部分都是通过广域网/局域网进行连接[6]。

图 1空间数据一体化管理与分析平台结构图

数据处理中心

数据处理中心依托ENVI遥感图像处理系统，快速对遥感数据进行预处理，完成影像的几何校正、融合、增强等处理流程。

数据储存与中心

数据储存与中心主要完成两部分工作：a）将数据处理中心处理好的遥感数据进行入库管理，并建立必要的元数据信息；b)将遥感数据与共享。

空间数据库模型采用Geodatabase，它是按一定的模型和规则组合起来的存储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容器，实现了多源空间数据的集中和分布式管理。

遥感数据共享是基于ArcGIS Server平台构建。ArcGIS Server 是功能强大的基于服务器的 地理信息系统 产品，用于构建集中管理的、支持多用户的、具备高级地理信息系统功能的企业级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服务。它支持OGC标准服务，其中，针对栅格影像数据，可选择WCS服务。其最大的特点是可超过3个波段的多波段影像数据，并保持影像的光谱信息。

数据分析和应用中心

数据分析和应用中心是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支持下，通过广域网或者局域网从数据储存与中心的空间数据库或者Web Services中获取影像数据，并结合城市建设应用模型，提取相应的专题信息。同时，将获得的专题信息应用于实际生产。

空间数据一体化管理与分析平台实现了统一采集并分发数据，各部门通过网络快速检索、浏览、下载数据，根据所在单位以及处理事务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实现资源的统一调配和快速应用。

应急救灾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系统

以水情灾害为例，应急救灾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系统的结构见图2。分为4个组成部分：灾情遥感监测平台、数据库系统、遥感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平台应用门户[3]。

图2应急救灾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一体化系统结构图

灾情遥感监测平台

灾情遥感监测平台依托ENVI/IDL+ArcGIS Engine二次开发功能，构建包括基于遥感的水情监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损失评估系统和应急决策系统。实现灾害信息的收集、分析以及决策为一体的完整应急救灾信息平台。

ENVI是个非常开放的平台，提供丰富的影像处理函数供外部程序调用。同时，IDL具有很好的扩展性，能很方便地与其他开发环境（VB、VC、.NET、Java等）进行集成开发[4,5]。ArcGIS提供ArcObjects软件组件库，也提供了模块化、可伸缩、跨平台的通用API。

数据库系统

采用空间数据模型，储存遥感影像数据、基础地理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供其他平台使用，是整个系统的“心脏”。

遥感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采用B/S平台，快速将数据库系统或者灾情遥感监测平台中的灾情信息到网上。实现快速共享机制。

平台应用门户

平台应用门户是以遥感信息共享服务平台为基础，根据权限和使用对象性质划分为决策领导、救灾人员和普通用户三类用户。用户通过客户端浏览器，如，IE快速浏览灾情信息。

结语

随着空间信息市场的快速发展，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日益紧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体化集成逐渐成为1种趋势和发展潮流。ENVI/IDL与ArcGIS为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体化集成提供了1个最佳的解决方案。基于这个解决方案，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紧密结合，达到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可操作性，提升空间和影像分析的工作效率，并有效节约系统成本。必将在水利行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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