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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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14日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

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

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

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

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

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

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

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车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商界论坛，2013.3.

[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4]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3.

第2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儒学生发于远古三代，奠基于礼乐文明，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生活和人们的心灵之中，是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形态。剥离其形式躯壳和政治化儒学的负面影响，其有机、连续、整体的宇宙观，自强不息而又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和而不同论，人生意义和理想人格境界之追求等，都有其现实意义，可以作创造性的转化，成为滋润现代社会和现代心灵的源头活水。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人文精神，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21世纪的重要精神资源，是炎黄子孙精神生命的根基。弘扬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作为其内核的儒家人文精神，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困境，尤其有利于当代伦理的重建。

一、儒家人文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核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和的历史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特别是儒教，在政教礼俗的各方面影响甚巨。中华各民族及各种思想流派在历史上关于人与天道（天神）、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汗牛充栋，人言言殊，今天我们很难以偏概全。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把三千年来，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中逐渐形成共识的、围绕“人”的若干思考略加总结与概括。

与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围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说，人总是与“神”，特别是与自然神灵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联系、相纠缠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辞中“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帝降食受（授）又（佑）”[1]的“帝”，多半指自然神灵。而《尚书》、《诗经》中的“帝”，则是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类群体及其生活的主宰。周代钟鼎铭文中，“天”字出现的频率很多。“天”“人”两个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圆点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称谓由“帝”“天”混用，逐渐变为了“天”的独用。“天”成为了创造生命、万物，并福佑人间的人格神。如：“惟天阴骘下民”，“天乃佑命成汤”，“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2]但“天”的人格神权威逐渐下落，变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变成人们咒骂的对象，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周代的礼乐教化，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人”的意识、“人文”的意识的凸显。礼治显然是人的积极有为之治，但从本源上讲，礼的源头是“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礼、乐之教，当然还有诗教、易教、书教等等，是用来对统治阶层、知识阶层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继而用来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人格境界，调节、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3]，以礼节民，以乐和民，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人“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扬了起来，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中国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

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7]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特点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这是中国的，特别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点。

特点之一：儒家人文精神不与宗教相对立。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8]，即对民间小传统的信仰，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当时精英文化大传统的信仰有丝毫的动摇。孔子也运用占卜，强调祭祀的重要和态度的虔诚。孔子特别反复申言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为大”[9]。孔子保留了对“天”、“天命”的信仰与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赞美《诗经·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为“知道”之诗[10]，肯定天生育了众民，是人的源泉，认为人所秉执的常道是趋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赋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个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进一步把宗教与道德结合起来。孔子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弘道精神、当担意识，超越生死的洒脱态度，朝闻夕死，救民于水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品德，均源于这种信仰、信念。或者我们可以说，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撑着！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实现，听之于命运，因为这里有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必强求，但也不必逃避，主体生命仍然要自觉承担。儒家把这种宗教精神转化为道德精神，儒学即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则的“天”，这个“天”和“天命”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在人的生命内部发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来刚健自强的志士仁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乃至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创造。足见儒家人文精神不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盖了宗教，可以与宗教相融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样的惨烈的宗教战争的原因。

特点之二：儒家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

儒家的确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周秦之际的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13]但人并不与自然天地、草木鸟兽相对立。人在天地宇宙间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谐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4]这是讲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继而通过他的影响与教化，启发众人也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进一步让天地万物都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也就可以赞助天地生成万物了。既然如此，至诚的圣人及其功用，则可以与天地相媲美，与天地并立为三。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的思想，是在这种语境中表达出来的。

儒家人文精神强调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个人与宇宙的大系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称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万物归纳成不同层次而互相制约的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这种精神来自天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7]天地之道，阴阳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长养万物。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做“大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变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断创进。“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物相杂之谓“文”，阴阳刚柔的交错是“天文”，或曰自然条理。自然条理是多样性的统合。依据自然天地之道，在社会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条理即是“人文”。人文应效法“天文”。我们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足见人事法则应与自然法则相匹配，相照应。

宋代儒者讲“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不剪窗前草”，讲仁爱之心遍及鸟兽、草木、瓦石，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十分鲜明的例证。这表明，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占有或无视动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仁”与“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给人之社会文化活动的示范与渗透。

特点之三：儒家人文精神不与科学相对立。

儒家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学，反而包容、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普遍有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即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泯灭人的创造性的，是束缚人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的。第二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反科学的，至少是阻碍科学技术之发展的。这两种误解都需要予以澄清。当然，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在不同时空的发展过程中的正负面的价值，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我在上面阐述中华人文精神特点之二时，正面地回应了第一种误解。这里，我们借助于正面的阐述来回应第二种误解。

中国

人文精神并不轻视自然，亦不排斥技艺。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及其独特的范式的研究，我们应当有独特的视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唯一的参照。李约瑟的研究尽管还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但他的慧识是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正确估价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思维方式的特异之处，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实际上做出的绝不亚于西方的贡献。中国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发明创造，闪烁着惊人的智慧。“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19]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约瑟的观点，指出与西方向来强调“实体”的看法不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20]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思维范式，重实用、重国计民生的行为方式，给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功的一面，我们应当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其局限性。

有一种看法，以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会轻视自然、排斥科学，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中国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学者，也是最遭今人误会与咒骂的朱熹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伦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题，既重视宇宙统一的“理”，又重视部分的“理”和各种具体的“理”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穷其至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21]朱子的理学既重人伦，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价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质、农学上都有贡献，甚至对浑天仪、水力驱动装置等有浓厚的兴趣。[22]

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个特点又是相辅相成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如前所述，中国经典如“六经”，是在天、地、人相互贯通的背景下，重天、重地又特重“人”与“人道”的，与西方思想家所说人类思想的发展，首先重“神”，其次重“自然”，最后才注重“人”的理路并不相一致。西方人文精神的远源是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主义，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的。人文主义确实把人的肉体与精神从宗教权威下解放出来，人们谓之为人性的复苏与人的自觉。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摆脱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感，肯定物质的自然界。经过十八世纪德国的新人文主义、二十世纪的科学的人文主义、宗教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诸思潮的发展[23]，目前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潮不再是针对“神性”，而是针对“物性”，即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近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从讲神而讲人，讲人而只讲纯粹理性，讲意识、经验，再以下就讲生物本能、生命冲动。人认识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极至，物质讲到极至，思想和精神要不再堕落，就必须回过头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带来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与物化，使人的高级的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品质日益下降。马利坦（Maritain）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逐渐离开了神与神圣性，这是人自身的堕落的开始。存在主义反对人类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把人自身客观化、外在化，反对人们在与物、商品、理性机器等的关系中，在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中，丧失了真正的内在的主体性。现代社会视人如物，以驾驭机械的态度对待人。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作为目的的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符号、号码。人被他人和自己抽象化为一个非真实的存在。因此，当代西方的人文学者所讲的人性，已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所讲的异于神性的人性，而是异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回到人与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堕落。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这当然不是回到中世纪的宗教的负面，这些负面已经过近代文化的洗礼，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来避免人的再度沦落（即功利化、工具化、异己化、物化）。西方、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评的，正是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或“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

唐君毅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人所而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如前所述，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儒家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伦理的重建。就生命科学的发展而言，基因工程、复制生命、复制人、孕母、安乐死、动物权等等问题迫切地要求我们建设基因伦理、生命伦理。就环境科学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面对人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机，人与自然之间需要有新的环境伦理。面对目前的现实社会，就社会关系而言，不少层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物质至上主义所侵蚀，转化为裸的物与物的关系，经济利害的关系，钱与权的关系，钱、权与色的关系，欲望满足与否的关系，一切都是“可计算”的，现实功利的。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亦面临着

危机。家庭裂解、离婚率增长、单亲家庭增多，重婚或所谓“包二奶”现象，性产业的火爆，日趋严重且腐蚀着整个社会。早恋与堕胎问题，爱滋病、吸毒等，亦非常严重。此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老人赡养问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不够健全，已经是老龄的人对超龄老人的赡养问题，已屡见不鲜。“孝”的问题需要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并重新加以界定。此外还有同性恋问题等等，均需要我们建设健康的现代的家庭伦理与社群伦理。公司、企业内外的激烈竞争，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信用危机，童工问题，打工者的权益问题等等，需要有新的企业伦理。商品经济尤其需要信誉，因此“信”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由于网络化、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又带来网络伦理的问题。国家、民族、种族、宗教间的矛盾冲突，亟需要有新的全球伦理。乃至空间技术的发展，尚需要考虑空间伦理的建构。

儒学为经济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资源和人文智慧：第一，礼乐文明的再创，文化空间的开拓与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人的情熵的培育；第二，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敬业乐群”等对于建构现代全球伦理、社群伦理、家庭伦理、工作伦理和新的人与人之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理念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第四，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与人的终极信念，“极高明而道中庸”所透显的圣凡关系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总之，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效应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价值指导，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五四”以降，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戴着“西方中心论”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文明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其实还相当陌生，基本上处于“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状态。所谓“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进一步扩张，乃至于成为宰制全世界的枷琐。我们东方人、中国人不能失掉本己性，这决不是煸动民族主义，而是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儒家人文精神正是我们进行广泛的文明对话的精神依据之一。健康的“全球化”，决不是以一种语言，一个地域的习惯、一种思考方式，甚至一个国家、一个阶层的利益来宰制一切。各种文明，各种精神资源，各种宗教，各种语言，各种知识都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成素。我们尤其要了解东亚地区的内在的能力，没有必要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特殊的东西奉为圭臬，奉为必须效法的普遍的、绝对的标准。

我们有自己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而且非常了不起。只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践踏，使之暗而不彰。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认识并拥抱自己的文明传统，从而积极地回应、参与广泛的文明交流与对话。

注释：

[1]分别见《殷虚文字乙编》和《卜辞通纂》。

[2]分别见《尚书》中的《洪范》、《泰誓》、《康诰》、《大诰》和《诗经·大雅》中的《荡》篇、《烝民》篇。

[3]《礼记·乐记》。

[4]《论语·八佾》。

[5]《论语》中的《颜渊》、《述而》篇。

[6]《论语》中的《雍也》、《卫灵公》篇。

[7]参见孔汉思等：《全球伦理》，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11月。

[8]《论语》中的《述而》、《雍也》篇。

[9]《论语》中的《八佾》、《季氏》、《泰伯》篇。

[10]《孟子·告子上》。

[11]《论语》中的《述而》、《子罕》、《宪问》篇。

[12]《荀子·王制》。

[13]《礼记·礼运》。

[14]《礼记·中庸》。

[15][16]《周易·系辞下传》。

[17]《周易·系辞上传》。

[18]《周易·贲·彖辞》。

[1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20]转引自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第107-108页。

[21]《朱子语类》，卷十五。

第3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工商文化 儒家思想 传承 借鉴

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商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工商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借鉴、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儒家传统思想的理论菁华，全面丰富工商文化内涵，构建具有先进性、时代性、传承性的工商文化体系。

一、工商文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工商文化是工商部门在长期市场监管实践中积累形成的价值观、职业道德、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和各种物质形式的总和，包含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态文化等方面内容 。工商文化的形成历经几代工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断探索和不断完善，集中体现了工商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是数百万工商人共有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的原动力。

推进工商文化建设，是开展工商行政管理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人的工程、心灵的工程、素质的工程。近年来，各地工商部门积极探索工商文化建设，将文化建设与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廉政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工商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但是，就系统地推进这项工作来看，工商文化建设仍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还存在诸多欠缺：对工商文化建设的内涵、价值与要求认识不统一，建设层次不高，影响力不够，参与度较低，系统性不强，规范性不足，缺乏长期规划，处于抓一阵松一阵的自发状态。体现在干部自身，也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责任意识不牢，自身动力不足，工作作风不实，履职能力不强，教育管理不严，节俭风气不浓等。这些问题影响了社会对工商的正确认识，制约了工商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儒家思想与工商文化的必然联系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高礼法以及最广泛的道德遵从 。其内涵包括：以“王道、仁政”化导天下的治国理念，“要在中央，事在四方”的政治制度，“大同”与“小康”的政治理想，“长幼有序，惟道是从”的人际伦理，“慎独、重教、修己安人”的修养观念，见利思义、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关注现实、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等;涉及了从国家到个体、从自然到社会、从精神到物质、从理想到实践、从目标到方法;涵盖了政治、法律、哲学、伦理、道德、教育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整套的严谨周密的理论体系。

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正统，儒家思想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渗透在人民的点滴生活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以儒家思想的“仁政”、“民本”“人与自然和谐”等观点为基础，结合时展需要，提出了“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理论;在逐步实现伟大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进程中，儒家思想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儒家思想不仅对我国影响深远，还传播渗透到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亚洲各国。尽管各国民族有异、语言不同，但通过利用儒家思想，他们同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这表明：在当代，儒家思想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工商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不可能脱离传统思想和观念而凭空存在。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儒家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就没有当今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更不会产生几代工商人为之不懈努力、不断完善的工商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摒弃儒家思想等优秀文化积淀，工商文化建设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把儒家传统思想视为工商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和宝贵思想资源，充分传承利用，科学借鉴汲取。

三、儒家传统思想对于工商文化建设的借鉴

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摒弃儒家思想遗留的封建残余，其“以人为本”、“为政以德”、“齐家治国”、“格物致知”等思想理念，在今天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工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态文化等工商文化的四个层次内涵有着具体的现实的指导作用。

四、结语

修德行做人，练本事干事。儒家的人本、法治、道德、改革及和谐等思想精髓，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这些思想精华的指引下，工商机关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切实借鉴吸收，才能焕发活力、产生动力，进而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成为工商机关行之有效的精神引导，细致严密的制度规范，创新载体的文化凝聚、坚强有力的行为监督，才能真正发挥出工商文化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增强服务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促进工商行政管理模式转变，进一步树立工商服务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进一步推动工商事业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1]韦忠继.儒家文化对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影响.

[2]王德新.论儒家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借鉴价值.

第4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建设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

1.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随着高校学生思想的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也随之进入到了高校中，在高校校园文化这个平台上各种社会思想潮流和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有效地引导多元文化的走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和政治观，这些对事物的观点都能够促进高校师生的自我认识，并且帮助高校师生能够与社会规范的要求保持一致地进行自我发展，同时使师生的自我发展能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适应。从而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并且为高校的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2.为高校舆论提供一个正确的导向力

舆论导向对高校的日常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高校校园文化内，可以为学校的师生提供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高校校园文化能够体现一所高校的价值取向和办学理念，因此舆论导向有着较重要的作用。

3.为校园培养积极向上的精神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高校校园文化中不仅可以升华高校的校园环境，而且可以构建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从而增加师生对校园精神的认同感，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且帮助师生理性地面对各种问题。

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1.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育人的过程

校园建设中较重要的一部分是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能够保证学校的有效发展，而校园文化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能够陶冶学生情操，为学生构建一个健康的人格，并且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校园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有效结合能够达到高校校园育人的目的，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文体活动、管理、宣传等方面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2.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精神的过程

一所高校的校园精神能够体现校园的生命力，它是整个校园文化的核心，校园精神是高校在办学过程和发展中形成的，校园精神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一个积极向上的校园精神能达到育人的目的，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校园精神融合起来可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

3.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校风的过程

教师的教风、学生的学风、考试的考风以及学生干部的作风等都是校园的校风，一所学校的校风能够体现学校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一个良好的校风能够促进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校风的过程可以增加教师和学生的责任感，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4.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活动的过程

校园文化活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通常以其为中心来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校园文化活动来帮助师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三、总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不仅可以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可以为高校的舆论提供一个导向，最终为校园培养积极向上的精神。除此之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文化需要一定的途径，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校园精神、校园校风等中去，从而实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文化的目的，最终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刘 峥，刘新庚.青少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引体系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03）：92―95.

[2]邓 斌，杨 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全民教育全过程探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04）：56―58.

第5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儒家思想的公正理念首先是一种社会价值理想和目标。在中国语境中的“公正”源自忧虑“民生”而构想天下为公的社会公正理想。《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指一种为全天下的人谋福利的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的社会。公正的第二层含义是由“各得其分，各得其所，各随其愿”而形成的秩序与和谐的状态，绝不是“平均主义”的意思。公正的第三层含义是指政治原则，是君王的执政理念和为政之要。公正的第四层含义是指一种建立在价值理念、思维模式、信念和信仰基础上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公正的第五层含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儒家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主要得力于儒家的人文精神融入到它的经济思想有密切关系。

二、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

1.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决定的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精神风貌总体是好的。多数学生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有明确的职业理想与学习目标，勤奋学习知识技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也有部分学生缺乏理想信念，学习动力不足目标不明；或沉迷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或贪图享乐超前消费，或违反纪律打架斗殴，或崇尚低俗文化追求低级趣味；也有个别学生法制观念淡薄、道德严重滑坡，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清华大学刘海洋伤熊案、云南大学马加爵锤杀同学案、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等震惊全国，社会影响极坏。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十分复杂的，但与多年来儒家文化教育的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特别是“”期间，我们不加区分地将儒家文化作为糟粕去肆意批判，连同其精华部分也通通抛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当前在职业院校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教育教学任务。

2.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所决定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服务经济的直接性、产业关联的密切性，以及解决就业的民生性等特点；职业教育突出能力本位和综合素质提升，主要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包括交流表达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就业创业能力、职业迁移转换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创新提高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据对毕业生跟踪调查反馈的信息，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缺少的并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而是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合作共事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实践证明，这些关键能力的培养光靠课堂教学是解决不了的，有必要引入儒家文化的滋养与熏陶。

3.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是爱国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很多内容，与儒家文化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职业院校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展儒家文化教育。

三、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举措

1.实现儒家文化的“四进”“四进”是指进计划（人才培养方案）、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结合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新课程体系构建，将儒家文化教育的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为独立的课程，组织教师编写相应的通俗教材（校本教材），作为学生通识教育必修课或选修课，并核记一定的学分。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选学《十三经》中的某一部分经典原著。

2.着力打造特色校园文化职业院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可通过开展感恩教育、忠孝教育、礼仪教育、嘉言懿行活动等，落实儒家文化教育内容；也可通过建设儒家名人名言路、儒家名人文化墙、儒家文化长廊、儒家名人雕塑等载体，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通过社团、板报、漫画、主题班会宣传儒家文化，以及举办儒家文化讲座、诗歌朗诵会、相声小品、文艺演出比赛等形式，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

3.建立“四位一体”的育人机制要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牢固树立以生为本理念，大胆创新育人机制，努力构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育人新机制。学校除落实相应的儒家文化教育内容外，应将文明礼仪列入学生的操行考核中；学生家长要以身作则，对学生进行家庭美德的教育；企业可开展文明职工评选活动，树立道德标兵；社区也可开展评选五好家庭、好儿媳、好邻居、明星之家等活动，弘扬儒家文化。

4.广泛开展儒家文化研究学校要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和智力优势，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儒家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成立儒家文化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所等学术组织和机构，配备一定的专兼职研究人员，落实足够的研究经费，开展儒家文化的专题和专项研究。

5.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通过优秀影视作品、书籍、报刊、数字媒体、公益广告等文化产品，宣传和弘扬儒家文化；依法开展打假活动，保护诚实合法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坚持反腐的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立法，鼓励年轻人常回家看看、把父母接到身边等一些列活动，都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以利于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

第6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韩国；儒家文化；道德教育

韩国，“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一国际地位的取得与韩国成功开展公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密不可分。在韩国的公民教育中，儒家文化中的道德教育始终占据重要指导地位。通过深入分析韩国公民教育中的儒家文化，借鉴韩国公民教育在儒家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成功之处，进一步提高和改善我国的道德素质。

一、儒家文化与韩国

韩国与儒学的渊源起于汉唐时期。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学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影响着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制度，渗透到韩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部分韩国民众的眼里，儒“教”已不是简单的宗教，而是韩国传统文化的中枢。早在李朝时代，儒教就替代佛教成为韩国的国教，并逐步形成正统的儒教化体制；当今韩国社会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标准，如忠孝仁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伦理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就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正式设置伦理教育课程，并进行了多次改革。而儒教的思想在每一次的改革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如1998年拟定的“21世纪的教改方案”，其宗旨就是青少年中推行儒家哲学，宣扬儒家精神。韩国民间更不乏热衷儒教之士，如1965年成立的“民族文化推进会”，就将《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作为重点的研究学习书籍，并专门开设课程传播借以儒家文化。历史不断推动儒教在韩国的发展，儒家文化在韩国占据着主导地位，以一种潜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

二、韩国公民教育中的儒家文化

（一）儒家文化的世代传承

韩国历来是个善于学习与吸收的国家。自从儒家文化传入韩国起，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始终在韩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据重要指导地位，韩国政府坚持把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为推进公民教育的有效素材，不断将儒家的伦理思想内化为国民精神。在韩国社会里，韩国民众都主动践行儒教伦理思想，将其信奉为自己日常行为的准则。如儒家思想中 “忠”，韩国将其诠释为效忠大韩民国，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如，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文化，韩国每一个家庭都将其践行到实处，尊卑思想、尊重长辈观念深入人心。韩国的民族单一，这种“忠孝”一体的观念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与遵循，将其内化成公民的心理需求，使得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国家的繁荣富裕而奋斗。同时，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坚持“娃娃抓起”。在韩国，从小学至高中学校的公民教育中，每一个年级必有一门关于道德伦理教育的必修课。道德伦理教育课程的内容大都来自于儒家精神，如日常生活礼节、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等。

（二）儒家传统伦理的现代化

韩国自创国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创新的国家。韩国在面对东方传统文化资源受到西方现代文化资源的挑战时，为防止西方价值观对本国传统道德观的过度冲击和侵蚀，在立足东方传统文化基础上，广泛吸收西方文明，融合了东西方资源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建立起了以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相结合的道德体系，形成了独具韩国民族特色的公民道德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方面，韩国学校教材的制定以学生的身心成长规律和认知发展特点前提，内容则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让学生可以从书本上学习儒家伦理知识，从小对儒家伦理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认识；在教学方法方面，以实践为基础，注重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以实践促进儒家伦理的内化。

韩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与其在承继优秀的儒家传统伦理基础上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密不可分。在儒家传统伦理现代化过程中，韩国不断丰富国民精神的内涵，不断灌输国家、民族之上的伦理意识，充分强调家国一体的意识。

三、韩国儒家文化教育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一）端正态度，传承与弘扬优秀的儒家文化

作为儒家文化起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将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视为己任。在发展我国道德教育中，必须从思想上端正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区别对待儒家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多种形式地将儒家文化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儒家文化内化为国民所需。韩国汉城大学教授金学圭曾说过，“自古以来，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受孔教的影响很大，换句话说，现在韩国人的生活、习惯、对人关系等等，大都是来自儒教的”。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相对所欠缺的，更是我们应该借鉴和学习的。只有在继承与传扬的过程中，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儒家文化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才能从本质上内化儒家文化。在继承与传扬过程中，必须充分平衡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的责任。国家必先需要发挥其充分的引导与保障作用，将儒家文化中的精髓以更为人性化更容易被人理解与接受的形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拉近儒家文化与人们的距离，缩小儒家文化与人们的陌生感，让人们更易将儒家文化的精髓内化。在社会层面，我们应该像韩国学习，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全民践儒的氛围，将儒家伦理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以促进儒家伦理精神的内化，促进国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最后，家庭作为传承儒家文化的小单位，应该充分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将儒家伦理践行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儒家伦理的传扬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二）与时俱进，儒家传统精神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结合

儒家精神是韩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自强的精神力量，被韩国人作为公民教育的基础和框架。但韩国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而是结合自身国情赋予儒家伦理道德新的内涵。在发展教育方面，韩国主张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认为公民的道德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在教育内容上，韩国强调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家庭内部应该做到互敬互爱。针对当今我国不断滋长的道德滑坡现象，我们应该虚心向韩国学习，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培养公民的民族与国家归属感，不断强化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公民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应该切实将儒家文化纳入到文化建设上来，赋予儒家精神以现代涵义，以文化软实力带动国家道德水平的提高。我国作为儒家文化的起源地，可谓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更应该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并赋予其新时代内涵，将现代化的儒家伦理作为学校乃至社会德育的主线，减少人们对它的陌生感，缩短人们对它的距离感，古为今用，充分利现代化的儒家伦理以增强我国德育的实效性。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善于借鉴韩国在儒家文化传承及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不断重塑及强化儒家文化在我国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推进我国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志成，乔琳.析韩国公民教育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9.

[2] 孙淑秋，宋玉忠.日本和韩国公民道德教育的相似性及其启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6.

第7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电影最初是作为一种“舶来品”传入中国，在其传入中国之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给养。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与照相技师刘仲伦一起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电影便是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由此可见，电影在中国最初的发展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在百年的中国电影发展长河里，传统文化或显性或隐性地萦绕在电影的发展当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随着华语电影逐渐走向世界电影的舞台，要真正了解与把握华语电影的文化精神内涵，就一定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成长的灌溉。

《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的民族品性构成》这本书对于传统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影响这一问题作了最全面与深刻的解读。作者尹晓丽在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对中国文化对电影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剖析，并从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双重困境以及跨文化语境里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变化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电影民族性建构的意义与途径。

全书一共分为绪论、上中下三编和结语五个部分，从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电影的密切联系出发，纵向历史性地描述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影对于儒家观念的接受情况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拓中国电影民族性的可能途径。在绪论部分，作者对书中涉及的主要概念、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论述思路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概括，并对此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简单说明，阐述了该论题研究的社会文化价值所在。wWW.133229.CoM上编侧重从儒家传统的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文化形态的影响，从道德理想主义、入世批判精神、儒家的文艺观以及理想人格四个方面阐述了儒家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主题、风格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影响；中编主要从家庭伦理观的角度分析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乡土意识的中国电影的影响。具体分为五个章节阐述了以下内容：“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与中国电影家庭的文化形态，电影中的父子关系的儒学意蕴，意识形态话语与伦理法则的冲突与共鸣以及儒家的乡土观念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建构。下编针对儒家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对中国电影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反思进行论述，针对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重构中国电影中的儒家传统资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全书以浸于儒家文化百年的中国电影的主题思想为主，结合具体的电影作品，详细讨论分析了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联系，考察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融合与外在表达，探索了电影这样一个现代艺术形式内在隐藏的传统文化理念的优点与弊端。

第8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儒家文化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表达清楚的，它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的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留传下来的宝贵财富，值得现代人去继承和发扬光大。儒家的思想文化涉及道德、政治、生活和教育的方方面面，它作为一种世俗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文化，特别注重对人的关怀，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其精神内涵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概括。一是人本主义精神。就是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更多地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更主张通过个人的努力和道德的修养的自我完善，来实现人生的价值的一种精神状态。二是内圣外王精神。主要是培养人的奉献精神，是宣扬群体价值取向和培养一种救世主的忧患意识，能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贡献大小论英雄的忘我精神。三是积极入世精神。就是通过对外界环境的体验，从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出发，领悟到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所在，在生活中更注重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生活。总之，儒家文化理念的精神已经侵入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并依然发挥着它巨大的影响力。

二、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扩展儒家文化理念的意义

如今我国高校教育是开放的，正面临多种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学生都难以取舍。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力量，具有丰富的内涵，思想博大精深，在我国美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的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研究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文化理念中所表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特征。在眼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就是通过“绿色、环保、健康”为主题来进行设计的，它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儒家文化精髓中的礼，是中国文化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最集中的体现，它强调整以体秩序为最高价值取向，体现庄重之美的内涵，但在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中，通过视觉传达呈现出规范的秩序，让观赏者在设计作品中能感受到色彩表现上的朴素和浓艳、大俗与大雅的独特个性，包括在现代展示空间中随处可见的黑白对比和素雅色调都是受儒家文化中的礼的影响而留下的；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仁，也就是对万物有仁爱之美，这是儒家生命价值观，也是儒家文化理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对现代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求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自身内心修养的培养，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视觉设计艺术境界。以儒家文化理念为依托，立足于民族文化特色，我国教育的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之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三、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

目前，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就是在现代时尚元素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风格的定位即体现了时代特色，又保留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使其在设计艺术中更能展示强大的生命力。眼下多种风格并存是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发展的必然格局，但也要在多元共存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一定要坚持真善美的原则，将儒家文化思想进行科学的构建，让其在当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中体现出应有的“美”。也就是说从传统儒家思想美学的角度来考虑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即要吸纳儒家思想的美学精神，也要吸纳现代的美学精神，要在设计中协调出整体之美，创造出热烈之美，并将其内在之美传承开来。这也是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育教学现代化发展形势所趋，渗入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风格，同时在教学创意中，也会呈现出怎样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来。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风格定位上，要遵循儒家思想的美学精神，将传统艺术设计元素与国际化的设计理念相结合，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设计风格来。如著名艺术设计大师韩美林先生的作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就是取材于传统的凤纹，它巧妙地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理念当中，寥寥数笔却显得那么简洁有力，却能给人们一种舒适的飞行服务和安全保障的感觉，这也体现了设计作品风格定位的重要性。

四、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思维的培养

基于儒家文化理念下，人们如何对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思维进行培养，如何开拓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呢，这也是目前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所要面临的问题，同时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扩展儒家文化理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但从目前来看，高校教师在展示空间设计教学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意识的传播还不是很积极，在培养学生儒家文化思想意识上还很薄弱，以致于学生在进行展示空间设计时，很难将儒家文化的精髓渗透到设计作品中去，使设计出来的作品很难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看起来缺乏强有力的生命力。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将儒家文化美学思想的意识和精髓不断地扩展到设计教学思维的培养中去。正确引导学生去学习儒家文化的内容形式，去了解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着重挖掘具有继承价值的艺术素材，学会把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元素进行分类和总结，提高学生对儒家文化的审美意识，在儒家文化思想的指导下能用独特的思维去树立自己的作品设计理念和方法。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去多看优秀设计作品，了解更多的设计风格，并掌握先进的展示空间设计理念和方法。除此之外，还要让学生不断去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设计作品，使自己的视眼变得更加开阔，掌握的设计形态更加全面，并能对西方文化进行分解和还原，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达到东西方文化的有效融合。这样设计出来的展示空间艺术作品才会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风格。例如我国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在他的作品中就经常主张把中国民族艺术和儒家美学思想的精髓跟西方现代设计理念进行结合，使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又具有浓厚的东方韵味，处处体现儒家文化理念的“美”。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学实践中要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要将儒家文化中的“传承、融合和创新”理念贯穿到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中去，引导学生重新解读儒家文化理念，并能理解其中的精神内涵，并将儒家文化的精髓与现代展示空间设计理念完美结合起来，通过作品表达出来。也只有在儒家文化理念的影响下，才能培养学生先进的、具有时代气息又不失民族风格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思维能力，才能创造出更多更符合现代审美需要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品来。

五、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展览会、博览会及商业展销中心如雨后春笋，这也间接地体现出展示空间设计艺术在我国各个相关产业受到关注的程度，其前景是极为广阔的。一个好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品是展示活动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通过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品能够呈现出一种融合、多元的格局，给人传递一种美的享受。而这种美正是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理念下的美学精神的真实反映。如今，我国高校对展示空间设计专业的教学越来越重视，展示空间设计作为一门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空间艺术设计专业在内容、时间、规模上有着较大的灵活性和差异性，即具展览、观赏、文化教育的功效，还起到商务推广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萌发了新的发展趋势，在展示设计艺术教学中要以不同的设计理念体现时展的脉络、特征，并将时代的精神、文化的观念，充分能反映出自然及社会的精神文化内涵体现出来。可以想象得到，在不远的将来，在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将以一种竞争、融合、多元的格局呈现出来。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为一种现代视觉语言的传递方式，其特点就是不断寻求创新和求变，只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多种因素的互动设计上面，使其形成相连的、内存的、互动的关系，最终体现出一种整体的作品展示效果。再说，在全球来看，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展示空间都具有历史延续性，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对各种文化的需要就越急切。这就要求展示空间设计应该努力去挖掘关于地域、民族以及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现代的设计手法进行新的诠释和传承，这是现在及未来展示设计探索面临的又一大课题，也是展示设计向地域化或者本土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我国现代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学的探索过程中，也要学习发达国家的长处，立足于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思想内涵充分体现在展示空间艺术设计教学上来，用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精髓来指导展示空间艺术创作和教学。笔者相信在儒家文化思想下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将会打开新的发展局面。

第9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摘要：文章探讨了“四书五经”在分类目录中的列类沿革，宋代产生雏形：二书――“语孟类”；明代“四书”成型：“四书类”；到清代成了名正的“四书五经”：“四书类”“五经总义类”；当代的《中图法》中，“四书”依然保持：“儒家”――“四书”“孔子”（“五经”已各入其类）。应当说，“五经”在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中已列在“六艺略”中，此乃目录学、分类学史上的又一新观点。

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著《别录》《七略》之“六分法”到《中经新簿》《隋书经籍志》等，又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之“四分法”之目录，经笔者阅读及研究后认为：第一，这些分类目录始终起着目录及分类法的两种作用。“分类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还在公元前7年的时候，我国就有了第一部分类法即刘歆的《七略》”。第二，从西汉之《七略》，直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家标准（GB）《中图法》，始终把儒家文化（孔子及其弟子之著作及研究）“列为首”或“单独列类”，将“儒家文化及孔子研究”“列为首”源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之治国思想。“我国古代的书目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它们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的学术文化的反映”。笔者认为：我国的图书目录及分类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及学术史。笔者探讨了“四书五经”在分类目录中的列类沿革：宋代产生雏形：二书――“语孟类”；到清代成了名正的“四书五经”：“四书类”“五经总义类”，此乃目录学、分类学史上又一新观点；民国以后，也始终将“儒家文化及孔子研究”单独列类，且当代国标（GB）《中图法》中，依然保持了“B222.1四书”类，“五经”已各人其类。下面分别对若干个时代的典型分类目录（法）进行探讨、论述。

1.汉未央宫承明殿：“独尊儒术”的提出与最终实施

1.1“独尊儒术”的提出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从皇帝到太后及诸大臣，信奉“黄老之学”，推崇道家文化，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帝执政后，为强化思想统治，征集各类治国方略及思想。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在未央宫向皇帝提出了“独尊儒术”。“未央宫……正殿前修了一座承明殿，……殿左侧，站着几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和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这中年人就是名扬天下的大儒――董仲舒。……董仲舒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大臣，提高了嗓门说：依愚民之见，要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2尊崇“道学”与“儒学”之争，“独尊儒术”的艰难实施

侯外庐先生认为：尊崇“道学”与“儒学”存在着一个先后且斗争的过程，“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后，并非一帆风顺，尽管最终被实施，但历经周折：“在汉初文景武三世，儒道争霸相当厉害，……文景虽立博士，但并不甚好儒，……直到武帝初，和窦太后斗争，……立出法度，所谓‘天下靡然乡风矣”’。“武帝元封时代，罢黜百家，‘法度’确立，……由这时起到宣帝的石渠阁称制临决，‘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寝衰’”。

1.3笔者的新观点及论文支撑此观点

真正“定儒学为一尊”时，应当是汉成帝时期，这仅为笔者之观点，体现在分类目录《七略》的列类上，且有文章支撑。“汉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并大规模地征集文献，……真正精通《诗》《书》，崇尚儒学的是汉成帝，……一方面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综上所述，董仲舒向汉武帝推崇自己的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其建议被采纳后，历经周折得以实施，但初期较为艰难，“惩ㄖ时”应当在汉成帝时期。

2.汉天禄阁：《别录》《七略》的编撰及列类――对儒家文化的重视

同样在汉未央宫之“天禄阁”――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西汉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在上述“汉成帝重视及支持”背景下，“奉汉成帝之命――‘诏”’，对其中的图书档案进行了分类整理：“汉成帝和平三年（公元前26），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于天禄阁……”，先后编出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别录》《七略》。在《七略》的分类中，采取了“六分法”，因受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的影响，加之汉成帝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将孔子整理的“六艺”（又称六经）及所编著的《论语》“列为首”，称之“六艺略”，将儒学列为“诸子略”之首。

《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辑略分总论及分论，以下为六大内容分类法：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说十种。从《七略》分类目录中可看出：①将孔子所整理的“六艺”（又称六经）及所著《论语》“列为首”，可见对儒家文化创始人孑L子及其所著、所整理的著作的重视。“东洋五千多年历史中，纵有很多伟贤，唯孔子最占理想的极高地位。祖述，删正六经六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遗书，有《论语》七篇”。②将“儒家”列为“诸子略”中的首类，又可见对儒家文化的重视。③将道家仅列于儒家之后，依然保持了西汉初年文、景皇帝及窦太后等对道家思想（无为）的重视（与民休息）：“汉代初期，鉴于秦朝用法术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采用了经过改造后的道家学说――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许多人信奉黄老之学”。

3.《七略》之后的《汉志》《隋志》《中经新簿》等目录，依然将“儒家文化”列于首

《七略》之后又编撰的《汉书艺文志》《七录》《七志》等的“六分法”“七分法”中，依然均按《七略》之列类方法，可见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重视之延续。《中经新簿》已开创了我国四部分类法（目录）的先河，定型后以“甲、乙、丙、丁”（后改“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延续了一千多年。在四部分类法中，也始终将孔子所整理的“六艺”及所著《论语》“列于首”，“儒家”列为“子部之首”。《隋书》为史学之经典之作，其“经籍志”为图书分类目录，也为“四分法”。在该四部分类目录中，依然将孑L子整理的“六艺”（又称六经）及所著《论语》“列于首”，并将儒学（儒家）列于子部之首。

4.宋代的《直斋书录解题》――“语孟类”：“四书”之雏形的诞生

在现存宋代私藏目录中，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最为晚出。其“经部”包含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经解类、语孟类、孝经类、小学类……，“子部”包含儒家类、道家类……。这部目录之类目排列中，依然保持了“孔子整理的文献六经中的五经，（“乐”经已丢失）”“列为首”――“经部”及“儒家类”在子部“列为首”，此也反映了宋代依然是“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思想文化发展政策……倡导尊儒读经，复兴维护专治统治的儒学”。陈振孙之书目是对“儒家文化”的又一创新点：“在53类中，仅类目有分合、增创、复立的语孟、小学、起居注……”，其中，“语孟”即为《论语》《孟子》，为“四书”中“二书”，同时也将“孔孟”连到了一起，由此可见，宋代对儒家文化有了“升华的列类”，已出现了四书的雏形“二书”（语孟类）。

5.千余年来的“四部分类法”均将“儒家”列于首

除上述几部各朝代的经典目录外，其他的《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文献通考》直至清朝等历朝历代的图书分类目录（法）中，均将孔子整理的“六经”及所著《论语》列为首（经部），并将儒家（儒学）列为子部之首。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及儒学从汉代至近代约两千年来，在中国文化、学术、目录史（分类史）上的地位始终“列于首”！

6.清朝《四库全书总目》及《郑堂读书记》中“儒家文化”的列类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等。从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列类中可看出以下特点：①依然将孔子所整理的“六艺”列为经部之首，而将《论语》列于“四书类”中。②将“五经”也列专类即“五经总义类”。③将《论语》列为“四书类”，在前朝的《明史・艺文志》中，已经开始了此列类法即“四书类”。④“四书五经”在清代目录中出现，并已成为一个学术代名词且延续多年。⑤将孔子列为史部中传记类之首，而在圣贤之后才列“名人”，可见清朝已将孔子提到了“名人之上的圣贤”。清朝还有一部较为重要的目录，即周中孚所作《郑堂读书记》，其经部包含易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礼类、乐类、诗类、书类、春秋类、四书类、小学类。《郑堂读书记》中的列类，更将《四书五经》名正列类，均在目录之首――经部。上述清朝两部著名分类目录之列类方法体现了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位皇帝对孔子及儒家文化与著作的赞誉及尊崇。雍正曾指出，“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径……”“乾隆皇帝可谓始终不渝地大力提倡经学……”。

7.民及当代的分类法，仍将“孔子及儒学”单独列类

民国时期，诞生了何日章、袁涌进及皮高品等所编的多部分类法，较为著名的为1929年刘国钧所编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其中，将“孔子及儒家”单独列类：“121.2”。当代全国通用的国家标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采用了“字母与数字混合制”的分类号，依然将孔子及儒家文化研究单独列类：哲学与宗教（B）-中国哲学（B2）-儒家（B222）-四书（B222.1）-孔子（B222.2）。上述《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也将“四书”及“孔子”在“儒家”大类下又单独细分列类，“四书”在明代目录《明史・艺文志》中早已单独列类，“四书类”“五经”已各入其类，可见目录学及分类学史的列类沿革对儒家经典著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