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管理人履职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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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金管理人履职报告范文

内容提要: 公益法人的本质决定了对其董事薪酬实施控制的必要性。目前各国立法对董事薪酬的调整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所有董事一律不得领取薪酬、可以获得相应报酬以及区分专兼职董事实施不同的薪酬政策。总的来看，董事领取合理报酬是董事薪酬立法的主要方向。合理薪酬的决定主体为公益法人权力机构，对于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给予标准不同的薪酬，董事补偿并不必然受制于董事薪酬。

尽管薪酬对于激励公益法人董事谨慎勤勉地为公益法人服务所具有的意义与营利法人的情形无法比拟，但薪酬对于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公益法人之董事并非毫无激励价值。然而，对于公益法人董事薪酬实施不同程度的控制却成为现代公益立法的重要取向。从深层次上看，这一取向根源于公益法人之本质。公益法人作为非营利组织，其目的不同于营利组织——获取利润从而将之分配给其创立人、投资人乃至经营管理者。从法律及其实践上看，公益法人尽管为了满足公益目的之需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赚取一定的利润，但这些利润应当和通过募捐、接受行政或者税收补贴得到的资财一样，不能分配给其创办人、行政主管、董事或其他员工等人员。因此，公益法人的资财利用必须以服务于公益法人之公益使命为中心，遵守“不分配盈余”原则，尽量避免或者减少非公益支出，以免减损公益法人服务公益之能力。而董事薪酬作为非公益支出的重要方面，遂成为各国公益立法对于非公益支出控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控制模式考察

尽管薪酬控制是公益立法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各国法律对于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控制的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主要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立法上明示规定或者默示董事一律不得获取报酬，称为无报酬模式。譬如，《摩尔多瓦基金会法》第28条规定：“董事会成员履行他们的职责不收取报酬，……”[1]《捷克斯洛伐克公益法人法》第10条第五项规定：“公益法人的理事不得兼任同一公益法人的监事。理事和监事无权因执行职务而获取报酬。……”[2]《捷克斯洛伐克基金会法》第33条规定：“基金会不能把它的财富扩展给其创立者和其正式机构的成员，和（或）他们的亲戚，也不能给那些捐献过财富给基金会的法人正式机构的成员。”[3]《乌克兰慈善与慈善组织法》第17条规定：“委员会的主任不用支付薪金。……”[4]在印度，根据1982年的《印度信托基金会法案》，“托管人可以管理信托基金会的费用支出，但不允许使用信托基金来谋取个人私利。……公司管理人员或者托管人可以因管理工作而获得补偿，但不能获取报酬或分得利润。社团的财产由管理机构来管理，不能为其成员谋取个人利益”。[5]

第二种为立法明示或者默示规定董事可以获得相应报酬，称为有报酬模式。这一模式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法律没有明确限定董事薪酬数额，而是将这个问题授权给公益法人的权力机构、监督机构或者政府监管部门甚至董事会自己去酌定。《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第8. 12条规定，除了章程或者章程细则另有规定之外，董事会可以确定董事的薪酬数额。《克罗地亚基金会和基金法案》（1995）第20条和第22条规定，基金会的主任有权利为其付出的工作获得报酬，并为他的支出获得补偿。基金管理机构、代表机构领取薪酬以及得到相应的奖励，必须以章程的明确规定为依据，而不能仅仅根据任何临时的决议来进行。在基金管理机构、代表机构任命之前，薪酬额度由内政部决定；在任命了管理机构和代表机构之后，则由此二机构决定，但也要得到内政部的批准。《匈牙利公益组织法》第19条规定，公益组织负责人薪酬的数额应当作为年度公益报告的一部分接受最高机关的审议。《爱沙尼亚财团法》第22条规定，在章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财团法人可以根据理事的工作任务以及法人财务状况，向理事支付相应的报酬。其数额和程序由监事会决定。《芬兰财团法》第11条规定，除章程明确禁止外，财团机关的成员对于其付出的工作，可以获得合理的报酬，并接受监事的审核。此外，《俄罗斯非营利组织法》第29条尽管规定其最高管理机关成员不能因为履行职责而受领报酬，但其第32条第二款却间接承认其董事获取薪酬的权利。《立陶宛共和国社团组织法》第14条也以同样的方式承认董事可以获取相应的薪酬。另一种情况则是法律对于领取薪酬的董事的数量作出明确限定，《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第2条规定，特定非营利组织中领取报酬的负责人员不超过负责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0、28条也规定，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第三种情形是法律规定董事原则上不领取任何薪酬，但专职人员除外，称为分别模式。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财团法人法草案”（行政院版）第14条规定：财团法人“董事与监察人均为无给职。但董事长未支领其他薪资、月退休金（俸）或月退职酬劳金者，不在此限”。[6]这里的专职人员仅对董事长开放，一般专职人员仍没有领取薪酬的权利。韩国《非营利机构成立与运作法案》第5条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非营利机构可确定其全职人员的人数并给付报酬。”[7]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3条第四款也规定：“监事和未在基金会担任专职工作的理事不得从基金会获取报酬。”

二、给付合理薪酬：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控制模式的理性选择

从现实来看，董事不领取薪酬或者领取较低的薪酬而为公益法人提供服务，当然是最为经济又最有效率的法政策选择。这可以使公益法人集中自身之资财服务于公益之目的。然而，公益法人董事得到合理的报酬却具有诸多不容忽视的理由：一是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的董事，都要为公益法人付出相应的劳动，都会给公益法人带来相应的增益。如此，董事理应获得与其劳动相适应的薪资，以补偿其劳动力消耗。二是从民法理论看，董事为公益法人所做的工作，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董事爱心奉献、追求自我实现等愿望，但从公平责任原则的角度看，董事不获取任何报酬无法实现利益天平的平衡。三是从公益法人内部治理职业化理论来看，目前公益法人已从原来的单靠志愿者的兼职工作逐渐走向管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而这一目标需要专业化、职业化的专职管理人员和优秀的管理人员来实现。如果没有相应的薪酬保障，公益法人吸引专职管理人员和优秀管理人员的能力就大为减弱。职业管理人员的高尚是建立在其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基础之上的，无论何种理论，最终都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公益法人的激励问题。从治理的功能与价值来看，公益法人治理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在于约束，还在于激励。由于公益法人并不具备营利性组织所具有的多元化激励方式，因而薪酬激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有种种理由可以否定公益法人获取薪酬，但董事得到合理的薪酬对于公益法人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提高所具有的意义也是不容否认的。因而，笔者更倾向于给予董事以合理的薪酬。

本文第一部分的考察已经表明，在当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有关董事薪酬的立法中，明示或者默示允许给予董事合理薪酬的国家占绝大多数，并成为晚近董事薪酬立法的重要发展趋势。就连曾经严格禁止管理人员因他们的职位而获得报酬的法国，“最近法院确定，只要既是理事又是一般职员的人数在理事会中所占的比例并非多数就是合法的”。[8]因此，给予董事合理薪酬的判断建立在综合平衡公益法人利益的基础上，法律对于董事薪酬的干预重点并不在于严格禁止给予致力于公益法人工作的董事任何薪酬，而在于对董事薪酬标准的合理性施以一定程度的控制。

公益法人董事薪酬过低，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无助于吸引具有不同技能和经济实力的人士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而薪酬标准过高，则又会导致公共资财的流失，破坏社会公众对公益事业的热情、信任与支持。那么，什么样的薪酬标准才算是合理的标准呢？在理论上，笔者认为既能够使公益法人吸引到足够多的优秀管理人员，又不给公益法人自身带来过重的经济负担的薪酬标准是合理的标准，但从操作环节看，确定合理的薪酬标准必须靠特定时空下的消费水平、项目复杂程度、工作能力、公益法人承受能力以及法人文化等一系列参考因素来支持。然而立法上却鲜有明确规范董事报酬支付标准的实例，只有《克罗地亚基金会法》第22条规定：“给基金会机构的成员提供报酬、发放工资或者作出补偿不能够对基金会目标的实现造成很大的影响。”[9]这仅是从基金会承受力以及效果因素方面对董事报酬数量的确定提出了一个抽象的标准，而公益法人董事报酬标准的确定却更多地依靠公益法人或其设立人自身来酌定。根据美国基金会理事会的报告，确立董事和受托人薪酬标准至少应当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理事被要求和实际发挥的作用； （2）理事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技能水平或者经历的差异； （3）完成要求的职责任务实际花费的时间； （4）类似规模、类似类型的基金会理事的薪酬标准。[10]此外，该报告还明确指出了两种不合理报酬的确定方式：一是按照基金会资产和收入的比例来确定董事薪酬；二是按照专业服务机构的收费标准给提供专业服务的理事提供报酬。根据另一份报告，董事薪酬合理性标准的确立需要考量的因素有：（1）组织规模以及组织资财的预期增长速度； （2）成员数量、捐赠规模以及捐赠频度的增长情况； （3）董事阅历高低以及管理责任大小； （4）花费在组织事务上的时间； （5）组织复杂性程度； （6）个体职业补偿的独立性。[11]

上述标准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基金会董事薪酬合理性确立的基本实践和总结，在美国私人基金会以及公共慈善机构董事及相关人员的薪酬标准的确定中也被广泛采用，对于其他国家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标准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参考价值。比较来看，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水平远比营利性组织董事薪酬水平要低得多。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官有恒对台湾地区社会福利基金会高管薪酬水平的研究，营利组织高管薪酬水平要高于社会福利组织薪酬水平16. 7个百分点。[12]美国联邦和州法律尽管均允许公益法人给其董事相应的薪酬，但实际上近200年来，一直只有约1/4的基金会给予其董事部分或者全部薪酬，绝大部分董事的工作均是无偿的，而且这个薪酬水平与营利组织董事的薪酬水平相去甚远。

三、合理薪酬如何给付：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控制的实现机制

在解决了公益法人董事合理薪酬给付及其确定问题之后，董事合理薪酬给付由谁决定、是否区分专兼职董事分别实施不同的给付标准以及董事薪酬与补偿之间的关系，遂成为董事薪酬控制实现机制的重要问题。

（一）公益法人权力机构是董事薪酬确定权主体

董事报酬标准的确立，在本质上应当属于公益法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理应由其内部权力机构作出规定。在社团式公益法人中，一般由社员总会来决定；在财团法人中，一般由其主要权力机构来决定。一般来说，财团法人董事会在严格执行合法程序并接受相关机构的监督的情况下拥有决定权。如《克罗地亚基金会和基金法案》（1995）第20条和第22条、《匈牙利公益组织法》第19条、《芬兰财团法》第11条等均作出如此规定。但在爱沙尼亚，其财团法人董事薪酬决定权在监事会；而在印度尼西亚，财团法人董事薪酬决定权则在受托人。公益法人董事之薪酬由其内部机构决定之后，是否还要报经国家公益法人监管机构批准呢？《克罗地亚基金会法》第22条规定：“对基金会机构成员提供补偿和发放工资的一般规定，或者如果不是一般规定，而只是对该问题的单独决议都必须得到内政部的批准。”韩国《非营利机构成立与运作法案》第5条也指出：“经有关部门批准，非营利机构可确定其全职人员的人数并给付报酬。”

笔者认为，政府监管部门不应过多干预公益法人获取报酬的董事人数以及具体报酬标准，只要获取报酬的董事人数以及具体报酬标准符合财政税收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只要它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大众的考验。在美国，公益法人董事报酬必须客观地体现在联邦国税局990-PF表格中，并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只有当领薪董事的人数或报酬标准不合理的情况下，才接受财政税务部门的干预。自1969年起，美国对薪酬不合理的私人基金会已经通过征收消费税的方式实施处罚；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中间制裁法”，允许国税局对公共基金会施以同样的处罚。这种以财税法为规范标准的事后监督模式应是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标准合理性监督的首要选择。在大陆法国家，即便是允许监管机构进行事前监督，也应以备案制取代审批制，以充分发挥法人自治功能，减少政府干预。在公益法人有权机构确立董事薪酬的程序上，美国基金会理事会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被广泛使用、非常有价值的指引。该理事会要求有权机构充分获取类似性质的公益法人类似职位的薪酬标准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所做的有关薪酬调查；在决议时，应当同步记录好参加会议的人数和赞同的人数、参考的资料及其获取的方式、报酬的标准以及批准的日期等；还要求获取报酬的董事没有参与有权机构对于董事报酬标准的表决程序。如果有权机构严格按照这一被称为“可反驳的推定”程序操作，所确定的报酬就推定为是合理的，联邦国税局或者其他人对此如有异议，则应承担举证责任。相对来说，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已经普遍确立起董事薪酬标准的决定程序和方式，但这与一贯注重程序正义的英美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今后立法中应充分注意的一点。

（二）对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应分别给予不同的薪酬

在理论上，无论是专职董事还是兼职董事，只要为公益法人工作，奉献了时间和精力，都应当获得相应的薪酬。对于参加到公益法人经营管理的董事而言，绝大部分都是将这份工作视为其公共服务的延伸，视为实现自身人生信念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舞台。特别是那些兼职董事，如果他们已从别处领取薪金、退休金以及其他酬劳金，其生活已能得到满足，如再从公益法人领取薪水，则不无重受薪水之嫌，而且可能还会减损公益法人之公益服务能力。因而，立法有必要区分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对其薪酬是否给予、给予额度施以不同的政策。前述韩国《非营利机构成立与运作法案》第5条、我国台湾地区“财团法人法草案”（行政院版）第14条、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3条第四款，都体现了这种法政策取向。

那些在立法中没有明确区分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的国家，在其实际操作中，对于这两类人员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待遇。兼职董事要么属于无给职，要么领取较低水平的薪酬。有些国家在立法中限定董事会中领薪董事之比例，实则是对专业董事数量的限制，其意在于控制整体董事薪酬的开支，并鼓励志愿人员参与公益法人事业。至于这个比例到底应在一个什么水平上，则取决于这个国家公益事业整体的发展水平、人们公益意识水平以及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对于公益法人的态度等多种因素，各个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和日本的比例均确定为理事会或者负责人员总数的1/3。这个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国家对于领薪董事人员数量实施控制的基本态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公益立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三）董事领取合理薪酬不影响董事补偿之获得

尽管董事是否可以获取薪酬以及获取多少才算合理存在较大分歧，但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均确认了董事因履行其职责所需必要的开支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例如，《乌克兰慈善与慈善组织法》第17条、《摩尔多瓦基金会法》第28条、《捷克斯洛伐克公益法人法》第10条第五项等均不允许向理事会成员支付薪金，但允许公益法人决定给予董事履职费用以补偿。另外，《德国民法典》第670条、《波兰公益活动及志愿制度法》（2003年4月）第45条、《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第8. 5条、《克罗地亚基金会和基金法案》第20条、《日本公益法人指南》第33条、《爱沙尼亚非营利社团法》第28条、《爱沙尼亚财团法》第22条等也赋予董事因履行职责请求补偿的权利。因此，董事薪酬问题与董事因履行其职责是否可以获得补偿的问题在法政策上的取向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并不受制于前者。董事投身于公益事业，可以有种种理由不获取薪酬；但为了法人利益履行法人职责而自掏腰包支出费用，如不能获得相应的补偿，对董事来讲未免过于苛刻。根据目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法律的规定，董事因履行职责而支出的费用，可以获得补偿。

但董事补偿在立法上属于可选择的规范，这种补偿并不具有强制适用性，公益法人完全可以通过章程的禁止性规定来排除董事这一权利。因而，董事获取补偿的权利比较脆弱，能否获得补偿取决于法人章程的规定。与董事薪酬立法相比，董事补偿立法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在美国标准公司法上，董事履职费用补偿，迥然不同于“抗辩费用”的补偿权，它实际上属于任意补偿的范畴。各国对于公益法人董事补偿的立法体现了对公司董事补偿立法基本定位的延续和借鉴。对于董事补偿的决定机构、补偿标准与程序等问题，绝大多数国家亦均允许公益法人在章程中作出合理、便捷的制度安排，相对于董事薪酬立法，此种立法体现了公益法人更高程度的自治性。

注释:

[1]《摩尔多瓦基金会法》[EB/OL]，载http：// chinanpo. gov. cn/web/listTitle. do，访问时间：2009年7月28日。

[2]《捷克斯洛伐克公益法人法》，葛云松译，载金锦萍、葛云松主编：《外国非营利组织法译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174页。

[3]前引[2]。

[4]《乌克兰慈善与慈善组织法》，载李本公主编：《国外非政府组织法规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5]郑国安、赵路、吴波尔、李新男编：《国外非营利组织法律法规概要》，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6]肖杨、严安林：《台湾地区的基金会》，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7]《韩国非营利机构成立与运作法案》，载前引[4]李本公主编书，第144页。

[8]前引[7]，第144页。

[9]《克罗地亚基金会法》，载前引[4]李本公主编书，第88页。

[10]Council on Foundations：Determining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for Foundation Directors and Trustees[EB/OL]，载http：// co.forg/，访问时间：2009年7月28日。

第2篇：基金管理人履职报告范文

关键词 资产证券化 信息披露制度

一、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规则的概述

证券化交易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与交易有关的各环节的信息披露应是定期的、持续性的；充分披露；披露的内容和格式应尽量标准化，尤其是对相同产品的披露；披露应尽量公开化，易取得。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特点如下：不关注证券发行人自身信用，而侧重对基础资产和证券收益偿付环节的信息披露；公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必须取得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信用等级及评级报告是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能得到信息披露上的豁免，也不必取得信用评级。

二、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信息披露规则

国际国内在披露框架上区别不大，有关国内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的管理规定主要见人行《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及《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公告》。我国尚无专门立法，依赖监管部门的部门规章或其他法律文件来规范资产证券化活动。银监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人行、银监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用《试点管理办法》）等等。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存在问题

在交易所市场层面，对于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信息披露的要求规定相对笼统。例如，《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中仅要求管理人、托管人应当自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3个月内向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披露年度资产管理报告、年度托管报告。管理人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按照本规定及所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指引》）履行信息披露和报送义务。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基金业协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及《信息披露指引》制定信息披露规则。（第41条）管理人、托管人应当自每年4月30日之前向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披露上年度资产管理报告、年度托管报告。（第14条）对于设立不足两个月的，管理人可以不编制年度资产管理报告。

深圳交易所于2013年4月23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业务指引》中亦只规定了管理人、托管人应当履行定期报告与临时报告义务，及时、公平地披露对资产支持证券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但是并未阐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的具体内容及范围。

在银行间市场，现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规定受托机构应当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前和存续期间依法披露信托财产和资产支持证券信息。信息披露应通过人行指定媒体进行。受托机构及相关知情人在信息披露前不得泄露其内容。受托机构应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同时，人行于2005年6月13日的《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规定了“资产支持证券发起机构和接受受托机构委托为证券化提供服务的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的时间和内容等。就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人行还于2007年8月21日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公告》，要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各参与机构高度重视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章的要求披露基础资产池信息，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风险。《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公告》还要求《发行说明书》必须披露投资者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期限内查阅基础资产池全部具体信息的途径和方法等。可见，银行间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信息披露要求相对完善，但交易所市场的信息披露要求有待详细制定。

三、域外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法律规制

美国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法律规制：

第一，1933年美国《证券法》。确立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有效的信息披露监管成为美国证券业繁荣发展的功臣。后来，资产证券化诞生，为鼓励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资产证券化实行“注册制”，[1]部分产品能获得注册登记豁免。这实际上是让资产证券化产品排除适用“完全信息披露”要求。1982年SEC又颁布了D条例，扩大了资产证券化私募机制的豁免范围。

但《1933年证券法》同时也规定了登记豁免制度。[2]第3条（a）款（2）-（8）项规定了豁免登记的证券种类，对于这些种类的证券，不管谁是交易当事人或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易，证券都可以免予登记。

第二，SEC在1990年通过了144A规则。[3]该规则明确了“合格机构”的地位，规定发行人或交易商以外的人依据该规则发行或出售证券视为没有参与发售，因而不属于承销商；交易商依据该规则发行和出售证券应视为不是发售参与者，不属于承销商，该等证券不应被视为公开发行。这项被称为“美国私募发行市场自由化表现的规则”对于资产支持证券市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都是机构投资者。

由于资产证券化产品分层结构简单，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安全性较高，在放松的监管模式下资产证券化市场并未出现大问题。此时，美国金融监管更为宽松，几乎所有的CDO产品不必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称“SEC”）登记，高风险的抵押担保债券（CMO）、信贷资产的证券化的品种担保贷款凭证（CLO）、市场流动债券的再证券化品种担保债券凭证（CBO）、信用违约互换（CDS）等，市场几乎不受监管。

第三，SEC于2004年12月了《ABS和MBS证券信息披露规则》。在危机爆发前，美国的监管机构开始意识到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存在漏洞，遂对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制度进行了改良，SEC于2004年12月了《ABS和MBS证券信息披露规则》，其中核心部分是REGULATION AB（下称“规则AB”），规则AB共有24个条文，其中有关信息披露的条文共12条，这些条文首次专门针对ABS的信息披露作出详细规制。

美国对ABS的信息披露要求主要体现在Regulation AB中。其主要内容包括交易描述、交易结构及涉及的风险；资产池信息：基础资产信息、静态资产池、基础资产主要义务人；交易各方信息：发起人、发行主体、服务商、受托机构、资金保管机构信用增级及特定衍生工具；信用评级；关联交易、税收、诉讼和仲裁以及其他额外信息；资产池表现和分配信息；服务标准和资产服务商履约情况。如果有助于理解，则以表格方式提供各类证券的信息。对于所发行证券的投资者而言，如果可能存在任何不同的风险，即需披露这种证券和风险类型及内容。

第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相关规制。美国的证券化法律规制改革中对信息披露规定如下[4]：第一，增强报告、披露。第二，资产支持证券陈述和担保。自该法颁布之日起180日内，SEC将颁布规则，要求信用评级报告说明资产支持证券的陈述、担保和执法机制与类似证券有何不同。第三，取消注册豁免。第四，资产支持证券的注册说明。自该法颁布之日起180日内，SEC将颁布规则，要求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人审查资产支持证券的基础资产，并披露审查性质。

第五，2010年7月21日：《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下简称“《Dodd-Frank法案》”）。把资产支持证券重新纳入美国证券法监管框架内。《Dodd-Frank法案》废除了《1933年证券法》对某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注册豁免以及《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由少于300人所持有的ABS备案要求的豁免，同时授权SEC对不同的ABS类别作出不同的暂停或终止的规定。

扩大了发行人对于标的资产信息的披露范围。《Dodd-Frank法案》要求，针对各种类或各档资产支持证券，SEC都必须颁布法律，要求资产支持证券的各个发行人公开有关担保该证券资产的信息。在颁布这些法律时，SEC必须为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人所提供的数据的规格设定一个标准，发行人至少公开其资产等级或者贷款等级的数据。

法案还要求SEC对ABS市场中的陈述和保证的使用作出规定，并要求对“承销缺陷”“尽职调查服务”和“尽职调查分析结果”进行披露。参照美国改革的经验，信用评级机构应当披露证券化过程中陈述与保证的情况。信用评级机还应该披露机构信用评级的历史纪录，使投资者能够正确评价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信用评级的准确性。另外，SEC对第三方审慎履职的要求也值得借鉴，其中规定“第三方可以提供证券化资产的评估报告，但是必须满足下列任何条件：第一，在报告中明确同意以专家身份提供评估意见；第二，发行人采纳其评估结果。第三方的评估过程以及评估结果必须得到充分披露，发行人必须保证公众可以获得任何第三方的评估意见和评估结果。”[5]

美国SEC修订了《Regulation AB》，要求放贷机构说明各个放贷机构发放的贷款的信息、提供的补偿措施的性质和程度、留存的5%信用风险在放贷机构和发行人之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各个放贷机构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回购交易并声明保证回购或替换基础资产不违反相关的资产支持证券交易要求。

四、信息披露未来趋势――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

从上述美国关于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规定，笔者得到以下启示：

（一）进一步拓宽信息披露内容

就规定比较完善的《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以及《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公告》均是主要从资产池角度规定信息披露的要求，缺乏对于发行主体（即SPV）以及资产证券化中相关服务机构信息披露的要求。故笔者认为必须在立法层面坚持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构建信息披露体系。纵向方面主要包括基础资产的初始选择和集合之信息披露、基础资产的转移之信息披露、基础资产的信用增级之信息披露、基础资产现金流收入分配之信息披露等。横向信息披露主要围绕着SPV而横向展开，包括资产证券化中SPV对外委托服务之信息披露、SPV风险防范状况之信息披露、SPV治理结构与经营状况之信息披露等。当然上述具体的披露要求可根据基础资产的规模与计划管理人的类别进行特定的细化，以达到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提示和防范意识，保护投资者知情权，树立投资信心的目标。

（二）借鉴统一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信息披露规则

资产证券化业务无论是在银行间市场还是在交易所市场开展，均是一种结构性融资活动，均采用发行证券的方式予以出售，其目的均是最大化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故我们认为，鉴于资产证券化业务在两个市场发行的业务性质与交易本质上的一致性，其在信息披露方面亦存在共性部分，应当相互借鉴统一，如两者的信息披露规则中均应当包括SPV以及基础资产的相关信息

应尽快统一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结束两者的分割状态；资产证券化的投资主体鱼须扩大；需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完善资产证券化的基础制度建设；进入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池的选择标准应该更加明确、透明，并具有更加严格的审核与评估机制；应规范证券化交易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对于进入资产池的资产质量状况以及这些资产背后的企业信息和项目信息，应进行更加充分地披露，让投资者有更深刻的了解。

（三）针对产品类别（如MBS，ABS等）分别制定披露标准

我国制定资产证券化相关披露标准的时候，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别分别制定披露标准，MBS、ABS、CDO、CDS、CMO、CLO、CBO等制定不同的标准，在强调注册制的时候，不能够开过大的豁免口子，这样整个金融市场会有序运行，对于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

（四）披露格式和方式的标准化

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有部分披露信息，区分公募和私募分别制定标准，但是因为我国没有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来规制，导致各种法律法规参差不齐，且没有统一的格式和方式，笔者在最初的资产证券化披露的原则就指出：信息披露格式和方式尽量采用标准化，尤其是同类产品的信息披露，我国目前对此还不是非常重视，需要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五）加强全球合作

纵观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史以及欧洲各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我国目前的资产证券化本来起点低，加上各种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整体的发展水平比较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迅速，这不仅仅需要我国相关配套设施和配套法律的完善，还需要和先进国家加强全球合作。

（作者单位为华东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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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基金管理人履职报告范文

2007年是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一年，行业全面开放、竞争加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局。各家银行加速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发展战略，为迎接各方面的挑战做好准备。这也使得上市银行的年报比起往年来，有了更多的看点。本期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上市银行年报的主要特点,全国性上市银行年报的财务分析,以及14家上市银行2007年的财务盘点和趋势性展望。

截至2008年4月23日，14家上市银行全部了2007年年报。读这些多则300多页，少则100多页的年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信息量丰富的年报，不论是对于投资者还是监管者，不论是银行从业者还是研究者，都值得细细读来。我们对年报的粗读中发现一些味道，并试图将一些体会与各同仁分享。

从年报看信息披露

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而年报则是让投资者来知晓和判断上市银行全面信息的重要资料。可以这样说，年报是上市公司信息的最集中反映。中国证监会对上市银行年报信息披露内容的和格式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上市银行年报披露既要遵循《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也要遵循《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18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总体来看，上市银行年报披露中基本上按相应的要求进行了披露，但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各家银行披露的详略情况各不相同，在香港与内地同时上市的银行年报披露普遍优于只在内地上市的银行，二是不少银行对某些应该详细披露的地方采取了模糊技术，实际上违反了上述信息披露的要求。三是大多数银行进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

对称与非对称。

在14家上市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和交通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和上交所同时上市，深圳发展银行与宁波银行在深交所上市，其余都在上交所上市。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的银行，在年报信息披露中当然必须要满足中国证监会相应的监管要求，而在内地与香港同时上市的公司则要同时满足内地与香港的监管要求。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第八条“在境内和境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公司，若境外证券市场对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要求与本准则不同，应遵循报告内容从多不从少，报告要求从严不从宽的原则，并应当在同一日公布年度报告。”这就是说同时在香港与内地上市的银行，必须要遵循同样的披露原则。由于在香港的信息披露较严，因此国内的投资者显然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看来搭了境外投资者的便车了。具体来看，在两地同时上市的银行的年

报有如下特点：

董事长、行长致辞体现银行亮点。在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年报内容中并没有董事长和行长致辞这样的强制性要求，但不少大银行都附上了这样的致辞，虽然名称各异，有些说《致辞》，有些用《报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五家在香港与上海两地同时上市的银行都有这样的致辞。其实，放在年报前面的致辞不仅体现了对银行当家人对投资者的尊重，展现银行在本报告年度的工作亮点，而且还能让投资者很快就能了解银行的发展定位与战略方向。这可以大大节省投资者的阅读时间，也便于投资者很快掌握银行的主要信息。同时，上述银行还将银行在本年度获得的主要荣誉都列了相应的清单，也有些银行还将银行的历史作一简单介绍，这都很有利于读者了解银行的情况，有利于形成加深银行品牌的形成。

透过董事长致辞，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银行的发展战略。如工行董事长在致辞中就说，新年度、新阶段工作的主旋律是：增强竞争发展能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全面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现代金融企业步伐。在建行行长的致辞中，我们可以看到：“本行将肩负‘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员工搭建广阔的发展平台，为社会承担全面的企业公司责任’的使命，遵循‘始终走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前列，成为世界一流银行’的愿景奋力前行的承诺。”交行董事长在致辞中则是提到了“打造中国最佳财富管理银行的战略构想”，并且将这一战略目标写在扉页上。

公司治理披露更细。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既是投资者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近年来上市银行区别于非上市银行的重要方面。在公司治理方面，投资者要关心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和监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是否尽职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因此，在公司治理架构、董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中都涉及到公司治理的内容。根据《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只要求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履职情况汇总报告。在所有的年报中，在境内上市的银行都达到了上述最低要求，但其他专业委员会的情况没有充分披露。只有中国工商银行等在两地同时上市的银行则将所有专业委员会会议出席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披露。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更详尽。作为对银行报告年度中财务及业务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说明的部分，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为投资者提供了银行业务表现和发展前景最为实质性的信息，各家银行年报中这部分内容详细程度有着明显不同，反映了各自在维护投资者关系、保护投资者权益上不同的理念。已年报的14家上市银行均对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的项目分别进行了列示，同时也对所经营的各方面业务进行了说明。但仅在境内两地上市的银行则大多仅止于此；相比较，在A股和H股同时上市的银行对业务各方面的变动则给出了较详细的分析和解释，力求让年报的阅读者能够看到变化背后的原因。

总体来说，在香港与内地同时上市的银行与其他银行在这方面的区别较大。两地同时上市的银行将“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单独拿出一部分用较长的篇幅来分析，而只在境内上市的银行则按证监会《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将此放在董事会报告中，通常篇幅不够长，分析也不够详尽具体。

更为重要的是，在两地上市的银行对财务报表分析非常详细。例如，关于财务报表分析中，中国工商银行按照损益表项目分析、分部报告、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其他财务信息分别进行分析。损益表项目不仅列表分析，而且还根据项目进行分析。对收入、支出的各个明细项目都有非常到位的分析。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都有类似的详细分析。

模糊与精确

在今年的年报信息披露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对一个敏感问题的披露，那就是不少银行对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具体薪酬情况披露采取了模糊技术。根据证监会2007年出台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上市公司须在年报中披露每一位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具体薪酬情况。其实，2006年的年报中，绝大多数银行都对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报酬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由于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等因高管薪酬与其他银行比过高，引发了股东、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因此在2007年的年报中，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没有对每一名董事、监管、高管的具体薪酬情况进行说明，而只给出了模糊的统计信息。以招商银行为例，年报中只说明“本公司2007年度支付全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税前报酬总额为5319万元。其中，100万以下的12人，100万～300万之间的8人，300万～500万之间的2人，500万～1000万之间的4人。”北京银行关于这一点的披露为：“2007年度在本行领取薪筹（税后）的董事、监事共计18人，高级管理人员5人。领取薪筹在100～180万元的10人，50万～100万元之间的6人，10万元以下的7人。”既没有说明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总额，也没有说明每一成员具体数额。不知道监管部门对这种模糊战术是何态度？但作为投资者肯定是不满意的。

在此项披露中，也有一些银行做得很好，如华夏银行不仅披露了每一位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的含税与税后报酬情况以及总数，而且在注释中说明董、监事津贴的依据，特别地指出不在公司领取工薪的董、监事的津贴由劳务报酬、委员会津贴和会议补助三部分构成及分别的标准。

相反，在一些涉及到商业机密的地方，银行本可以采取模糊一点的技术，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在披露十大客户贷款资料时，采取了比较模糊处理的办法，只说到了所属行业、金额和占比，但将客户的具体名字隐去。这应当是被允许的。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第五条：“由于商业秘密等特殊原因导致本准则规定的某些信息确实不便披露的，公司可向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经证券交易所批准后，可以不予披露。”但像宁波银行这样的公司却将客户的名称披露了。

企业社会责任进入披露视野

早在2006年6月，浦发银行就作为国内商业银行中的第一家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详细说明自身在保护环境、扶贫赈灾、关怀弱势群体、支持文教卫生体育事业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2007年，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紧随其后，工商银行也将在2008年首次报告。在年报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都比较详细地提到了本行在2007年为承担社会责任做了哪些主要的工作。不知为什么最早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浦发银行虽在第十一节《重要事项》中提了一段，但看不出具体在哪些方面做了什么。深圳发展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则完全没有提及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

从披露社会责任的银行我们可以看到，各家银行都在追求业绩增长，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相继把社会责任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要承担社会责任，致力于公益事业。交通银行在2007年8月28日在董事会中专门设立了社会责任委员会，以拟定社会责任战略和政策，对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并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审批对外捐赠等事宜。这应当是境内首家成立社会责任委员会的公司。

总之，及时、全面、准确的披露年报是作为公众银行监管和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更是树立银行品牌的良好机会。任何对投资者应该知晓的信息进行模糊处理的办法将有损银行的声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要付出代价。相反，充分利用好年报，在规定动作之外做一些自选动作，让信息披露更为详尽一些，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投资者关系，获得更好的市场评价和公众认同。

从年报看银行业趋势

随着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对外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2007年虽只是一个开始，但银行业的一些发展趋势已经显现：一是以加强风险管理、优化组织结构、强化业务管理线职能和流程建设为目的机构及管理体制改革此起彼伏，二是同战略投资者在业务上的合作向广泛化和纵深化发展。

组织架构调整

从年报可以看出，2007年上市银行的组织架构改革风生水起，各行都在为迎接银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做自我调整，取长补短，积聚力量。综合来看，机构改革基本上分为集中加强风险管理和流程银行建设两个方面。

就加强风险管理而言，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都有明显的举措，具体如表1所示：

为了更好的面向市场，提高效率，建设流程银行，推进会计与营运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核心业务处理的前后台分离，后台业务处理职能逐步向上集中，也提上了大多数上市银行的改革日程。中国工商银行与南京银行均在深入推进管理扁平化改革；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南京银行或成立专门的产品事业部，或按照业务条线设立团队，向专业化销售、专业化管理和专业化评审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中国工商银行，将股份制改革办公室改建为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组建产品创新管理部，优化产品管理与业务创新流程。积极拓展新业务领域，工商银行专门成立金融期货结算中心,积极申请金融期货特别结算会员资格。到2007年末，直属分行和二级分行均已着手开展扁平化改革。

中国民生银行的年报披露了公司金融事业部改革，介绍了总体思路、整体目标和愿景、改革步骤和机构调整情况。中国民生银行的事业部制改革既为投资者所关注，也为业内所重视。根据介绍，中国民生按照公司化运作理念，对公司金融主要产品线和行业客户线实施事业部制度，以做强主要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价值，以努力办成本土一流的公司金融银行。2007年，中国民生银行已完成贸易金融部、金融市场部三个产品部门和地产、能源、交通、治金、工商企业五个客户部门的事业部改革。

兴业银行则稳步推进组织体系变革，探索建立企业金融、财富管理业务板块管理总部，进一步强化业务条线的统筹管理能力。深入推进分行零售事业部制改革，逐步完善全行零售银行管理体系。继续有序实施业务流程再造。

中信银行则按准事业部制模式，推进了信用卡中心、投资银行中心、汽车金融中心、私人银行中心、托管中心的建设来优化前台组织架构。同时正式启动会计记账中心，将会计后台业务集中处理。

中国建设银行则稳步推进会计与营运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核心业务处理的前后台分离，后台业务处理职能逐步向上。

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更加深入

截至2007年底，除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之外，其他各行均已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随着交流与互信加深，各大型国有上市银行以及中信银行、交行同战略投资者在业务方面的合作均向广泛化和纵深方向发展，并主要集中在风险管理、技术支持、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培训等方面。如表2所示：

相比较而言，华夏、浦发、兴业等银行同战略投资者的合作领域则仅限于某些具体产品，稍显狭窄，尚待加强。

从年报看银行发展战略

除银行业发展的一些共同趋势，根据年报和其他来源的信息，上市银行各自的主要发展战略也都显现出来。总体上可分为三类：大型国有银行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加快综合化、国际化经营步伐；中小股份制银行正加大基础建设投入、加快网点布局速度；城市商业银行则在加紧跨区域布局。

大型国有银行和较大规模的股份制银行直指综合化、国际化经营

2007年，各大银行均迈开了综合化经营步伐，在向新业务领域推进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

中国银行于2006年底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又在2008年1月，与贝莱德投资管理（英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尝到了综合经营的甜头，2007年投资银行、直接投资、保险、租赁、基金等业务板块对全行税前利润的贡献度由上年的7.45%提高到11.14%。中国工商银行紧随其后，成立工银租赁，使境内的业务从基金扩展到租赁业务。交通银行则相继投资设立了交银国信和交银租赁。中国建设银行和美国银行也共同发起设立建信金融租赁。中国民生银行于2008年4月初成立民生金融租赁公司，另外，成立民生加银基金公司、投资陕西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使得民生的业务扩大到基金和信托领域。中信银行则充分利用中信集团的综合金融平台谋求竞争优势，与中信系统的证券公司推进客户资源共享，与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基金和信诚保险开展交叉设计和交叉销售。浦发银行则利用上海国际金融集团的平台有着与中信类似的追求。

在国际化方面，工商银行的布局尤其引人注目：收购印尼Halim银行，顺利实现工银莫斯科的开业,通过了收购南非标准20%股权和收购澳门诚兴银行79.93%股权的相关议案。此外，申设美国纽约分行、中东地区迪拜子银行、多哈分行和澳大利亚悉尼分行的工作也已经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其中多合分行已在2008年1月31日获得当地监管部门的批准。截至2007年末，工行已经将境外营业机构延伸至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总数112家，与122个国家和地区的1,349家银行建立了行关系，境外网络已具规模。

交通银行海外机构战略布局也在加快，法兰克福分行和澳门分行已分别于2007年10月11正式对外营业，海外分行数达到7家，海外资产177.71美元，比上年度增长23.67%，实现利润总额1.7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5%。招商银行在纽约设立分行的申请获美联储批准，目前纽约分行正在筹建中。建设银行则收购了美国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全部股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建银亚洲，对在香港的机构及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在香港地区形成了以香港分行、建行亚洲、建银国际为经营机构，业务覆盖批发银行、零售银行、投资银行三大业务领域的全面金融服务提供商。民生银行也计划进入美国市场，投资联合银行控股公司（美国）的工作正在等待相关监管机构批复。

加大基础建设投入――中小股份制银行的选择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增长速度显然快于大型商业银行（见表4）。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的增速超过了40%，即使是增速最慢的中国民生银行也达到了26.9%，超过了大型银行中最快的交通银行。随着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上市，其网点优势变得非常明显，所以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有着尽快做大规模的冲动。于是中小股份制银行选择了把加大基础建设投入、加强网点和渠道建设以及加快人才储备作为发展的主题。

中小企业与跨区域经营――三上市城商行的主题

南京、宁波、北京银行三家城商行都是在去年上市的。从他们公布的年报来看，这些已经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一方面将跨区域经营作为发展重点之一，另一方面仍然将中小企业作为主要目标。跨区域经营的思路都已经在2007年明显体现出来：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正式开业，天津地区首家异地支行设立，西安分行筹建申报工作也已经完成；南京银行泰州分行于2007年2月正式开业，迈出跨区域经营的第一步，2007年12月，上海分行正式获准筹建；宁波银行则把上海作为向外扩张的第一站。据悉，在杭州、南京设立分行也已经被写入宁波银行2008年的发展计划。宁波银行于2007年新开设上海分行，同时在宁波地区新设支行3家，使机构网点总数达72家。在2008年的计划中，宁波银行要“做好跨区域发展和营业网点的规划，稳步推进跨区域发展战略，继续强化对宁波本地重点经济建设乡镇的网点配置，加快营业网点布局。”南京银行也有类似的表述：“加快跨区域经营的步伐”。

在业务结构中，这些银行仍然将中小企业作为主要的客户对象。南京银行在2008年的对策中，提到强化小企业和个人贷款所占的比重。宁波银行则继续发展小企业授信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