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病管理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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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慢性病管理概念范文

关键词：慢性病；心理适应；个体差异；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B8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2-0083-07

慢性病对个体身体和生活质量都有巨大不良影响，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为代表的慢性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首要病症。慢性病导致患者的身体结构与功能发生改变，无法彻底治愈，需要进行长期的治疗、护理及特殊康复训练，丧失和痛苦就成了慢性病患者所知觉到的最重要的体验。许多慢性病患者不得不面对躯体机能受限、能力感与自尊感降低、个人传记瓦解（biographical disruption）、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变革等一系列困扰，这些健康相关丧失和痛苦对个体生理、心理、社会等几乎所有方面都造成了持久且严重的威胁。然而，患者在病痛面前并非消极被动的，相反，他们试图动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去适应病痛以提高生活质量，遭遇严重慢性疾病时，个体慢性病心理适应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大多数患者心理适应良好并维系较高的生活质量，而有些人却体验到严重的心理压力。于是，许多研究者试图对慢性病心理适应及其个体差异做出科学的解释，为有效地帮助患者恢复健康，促进其生活质量提升提供有益的指导。因此，本文将围绕慢性病心理适应的概念、相关模型及影响因素等展开论述。

一、慢性病心理适应的概念与特征

慢性病给个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应对方式以适应改变了的新情境。慢性病反复发作的特征要求患者需要不断地进行再适应，诸如慢性病的严重程度、预后、病情突然加重及症状表现与否都构成了疾病的适应性任务。从这种意义上，慢性病心理适应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个体通过这个过程逐渐达到人与环境相适应的最佳状态17]。人们通常使用“适应”（adjustment）、“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 djustment）和“心理社会适应”（psychosocial adjustment）等表示患者与新情境的再平衡过程。但心理学研究中往往把适应看作是一种期望的状态或终点，并通过对特定结果的达成进行评估。

慢性病心理适应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概念涵盖了多重成分，涉及到躯体的、认知的、情感的和社会的等多重领域，且各成分之间还可能存在着相互作用。Stanton，Collins和Sworowshi拟定了慢性疾病成功适应的五个核心成分：（1）成功掌握疾病适应性任务（adaptive tasks），如适应残疾、良好的疾病管理、保持情感平衡、维系亲密的人际关系以及做好准备以迎接不确定的未来；（2）无心理疾患，如没有出现严重适应障碍（a djustment disorders）、抑郁和焦虑等；（3）较少的负性情感和较高的积极情感，大多慢性病相关研究将负性情感的缺失作为良好适应的指标，但积极情感以及从疾病体验中发现积极意义或精神成长也是适应性结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4）功能状态良好，通常包括灵活性、身体康复及坚持治疗的程度等；（5）多重生活领域的满意度，包括生活满意度的整体评量和特殊领域的生活满意度状况。

慢性病给患者带来持续的痛苦，破坏了他们的人生进程。然而，人们在面对病痛时并非完全是消极被动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患者在慢性病心理适应中所采取的积极行动。许多研究发现，少数患者可能在某些特定机能领域处于持续衰弱的风险中，但大多慢性病患者仍然可以维持充分的心理机能，并报告了与对照组相当或稍低的生活质量。由此，任何特定慢性病都是对多重压力诸如疼痛、生命威胁、未来的不确定感、外貌与机能改变、人际压力和经济负担等的表征，但这些压力却可能对不同个体有着不同的影响，这可能取决于个体的目标建构、应对资源以及特定的应对策略等。许多临床心理学家试图对不同个体、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境下慢性病适应及个体差异做出科学的解释。

二、慢性病心理适应理论模型

（一）压力应对模型

拉扎鲁斯的压力应对模型为个体在面对严重疾病困扰时仍能形成并维系心理幸福感及其个体差异提供了理论架构。模型认为影响个体适应性结果的重要因素包括个体资源、情境归因、认知评价和应对策略等，但更关注随压力进程而由个体发动的应对过程，包括个体对潜在伤害（如威胁评价）或获益（如挑战评价）的认知评价（即初级评价）、对控制或管理情境需求的能力评估（即次级评价），以及应对策略（问题聚焦策略和情绪聚焦策略）。Maes，Leventhal和Ridder对压力应对模型进行了拓展以形成慢性病心理适应的特异理论，强调情境因素（如其他生活事件、人口统汁学变量以及文化与社会环境等）的潜在作用、特定疾病情境特征和相关的疾病表征（如同一性、可控性、持续时间、病因、疾病结局及症状）等在疾病应对中的决定意义。还关注个体生活目标对于疾病表征以及应对过程的影响，认为疾病越是威胁到个体核心的生活目标，情境的压力越大，应对资源、认知评估与应对过程越可能受到更多的挑战，进而知觉到的目标障碍可能会影响到压力评估和应对努力。但模型并未呈现所有可能的潜在因果路径，对于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仍需深入研究。

（二）自我调节模型

Bridges和Scheier所提出的自我调节模型常被应用到疾病应对研究中，认为疾病可以干扰到生命活动或目标的追求。当慢性病患者期望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成功追寻目标时，接近定向应对策略便成为可能，否则，回避应对策略就可能紧随其后。同时，个体也可能对他们的目标做出改变或调整，因为目标和目标相关的评估可能决定了应对过程的性质并最终影响到适应。Leventhal等人以此为基础提出疾病认知的自我调节模型（self-regulatory model of illness cognition）。模型以问题解决为基础，认为和解决其他问题一样，个体会运用相同的方式来应对疾病和症状。如果健康状况被打破（如患病），那么患者就会主动地恢复到正常的平衡状态。涉及三个阶段：（1）个体感受到疾病或健康威胁刺激后做出初步的评价，包括认知和情绪两个方面，即形成疾病表征；（2）个体采取相应的行为策略来应对疾病或健康威胁，以使自己恢复到健康状态；（3）个体对应对策略的效果进行评价，以决定是继续采用策略还是改换其他策略。由此，自我调节模型的三个阶段是以动态适应的方式而相互作用的。

四、评论

近年来，慢性病心理适应相关领域的研究已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领域研究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理论角度而言，疾病特异理论发展与验证、压力应对理论改进以及竞争理论预测效应比较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有慢性病适应相关模型都是基于压力或创伤应对更广泛意义的角度，尚缺乏疾病特异（disease-specific）的理论或学说。慢性病心理适应虽然可以视为一种压力或创伤应对，但慢性病却是一种独特的伤害形式，与非健康创伤或急性病不同，它经常使患者陷入各种实际的和象征性的丧失的境地，这种创伤相关的痛苦是持续性的、主要来源于内在的且可能影响到患者个体存在的所有方面，比如心理的、生理的、精神的以及社会等多个方面。因此，解释影响慢性病适应的多重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论基础研究尤为必要。

第二，已有慢性病心理适应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近端的个体因素（如人格特征、认知过程和应对策略）方面，而很少了解特定的远端的环境因素（如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在疾病适应中的作用。从理论上而言，社会文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区环境等远端因素都可能对疾病相关适应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远端因素和近端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慢性病心理适应的影响了解甚少，比如人际关系和人格特征很有可能调节了认知评估和应对过程对适应的作用。目前从慢性病患者文化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等远端因素联合其他预测变量共同潜在的调节作用研究也很少见。因此，影响慢性病心理适应的远端因素及其与近端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2篇：慢性病管理概念范文

1自我护理的内涵及发展

   Orem在1971年首次提出了自理的概念，她 认为自我护理是学习来的，而且是有目标和方向的 个体活动，是一种真实存在于生活中的行为，这种行 为是通过人自身及环境因素对它的影响，不断调整 和适应并逐渐成熟的，它对人的生活、健康和集体 产生影响[4]。Levin等[]在1979年提出，自我护理 是一个积极的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病人为了提 高健康水平、阻止疾病发展、识别和参与治疗而采取一系列行为。Dodd[]认为，自我护理是一个自我 观察、症状感知、判断疾病严重性以及选择治疗的 决定过程。Gantz认为，自我护理分为自我护理维 持和自我护理管理两部分。自我护理维持指遵从正 确的健康行为，如合理的饮食、正确的锻炼和遵医 嘱服药等；自我护理管理包括：能识别自我健康微妙 的变化、评估症状和体征出现的重要性、正确对待 出现的症状和体征及监测治疗的效果这一系列全面 的、复杂的过程。自我护理管理要求病人有一定的 敏锐力和感知力，它是建立在自我护理维持之上 的[7]。这个概念的提出使得自我护理更具有可操作 性。在此基础上，WHO在1998年自我保健的 概念，认为这是人们为了获得健康、预防和治疗疾 病而采取的措施和行为。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与相关因素：卫生（一般卫生条件与个人卫生）、营养 (饮食种类和质量）、生活方式（体育活动和休息）、环 境、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自我药疗。

从自我护理内涵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其应用 领域早已不仅仅是医疗过程，而是更倾向于自我保 健、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等。

2发展自我护理模式的必要性

    2.1自我护理模式是新健康观和医学模式的发展要求1948年WHO提出了新的健康定义，即“健康 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 上的完好状态”。1977年，美国医学家Engle在生 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尽管新的健康观和新的医学模式早已提出， 但至今尚未在护理领域深入普及。这除了有生物医 学模式定势较大和人们思维贯性的原因外，更重要 的是现在的护理模式自身的方法论问题还未完全确 立。新的健康观和医学模式在肯定生物因素作用的 同时，还强调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 而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归根到底要靠自 我调节和培养。所以，要实现护理模式的根本转变， 必须强调发挥病人主观能动性。这要求护理人员注 重把护理科学技术同病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将 病人参与为中心的思想融进护士的护理程序、操作 程序及健康教育程序中，使病人及其家属主动参与 健康决策和促进自我护理。

2.2自我护理模式是解决人口老龄化卫生需求増加的重要 途径至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1. 67 亿[8]。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测算，到2020年， 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6. 61% ;到2050年，我国 老年人口总量预计将达到4. 38亿，老年人口占全国 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8. 76%，我国人口老龄化形 式非常严峻。人口老龄化导致卫生服务需求和疾病 费用负担增大，我国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 65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达64. 5%;老年 人失能率为18.8%[9]。研究显示，如果我国各年龄组 的两周就诊率和住院率保持不变，人口老龄化导致的 就诊人数与住院人数将逐年增长，与2003年相比， 2015年就诊人数和住院人数将分别增长51. 82%和 48. 24%,到2020年这两项指标将分别为79. 60%和 77. 27%，在未来50年里，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就诊人 数增长178. 12%，住院人数增长187. 19%[10]。近 年来，我国医疗保障人群覆盖率不断扩大，但这些制 度的制订及实施过程中，缺少对老年人的优惠，甚至 出现老年人医疗保障的“死角”。人口老龄化导致卫 生需求增加以及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为自 我护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的空间，通过提高老年人及 其家人的护理能力，能够降低老年人对社会卫生资 源的需求，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卫生需求的 增加。

2.3自我护理模式有利于慢性病规范化管理慢性病指以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及精神异 常为代表的一组病症。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慢性病患 病率达 到 15 10%。 第 四 次 全 国 卫 生 服 务 调 查 显 示，35岁以上人口高血压患病率为9. 39%，城市更 是高达15.42%[9];012年中国慢性病监测及糖尿 病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居民糖尿病 患病率为9. 7%，60岁以上老年人其患病率高 达19. 6%，全国约有成年糖尿病患者9 700万人。国 家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中国人慢性病正处于井喷 状。世界银行也发出警示，慢性病在中国已进入高 速增长状态[11]。严峻的慢性病现状促使慢性病规 范化管理在我国卫生工作中逐渐被提上日程，卫生 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 均等化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要进行慢性病管理，并 提出了具体要求，目前慢性病管理工作在社区卫生 服务工作中已经稳步开展。但是慢性病由于发病时 间长，容易受多种危险因素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且 需要长期而系统的治疗[12]，仅靠医务人员并不能保 证其完全规范化治疗。很多研究已经显示，把患者 纳入到治疗过程中，增加患者的参与性，提倡患者自 我护理和管理，对慢性病的管理具有很大的帮助，并 取得了一定成效。而患者参与正是自我护理模式的 核心内容，所以，结合我国慢性病现状以及慢性病特 点，自我护理模式在我国慢性病防治过程中将会起 到重要作用，其有利于慢性病的规范化管理。

2.4自我护理模式可以缓解卫生资源不足的现状我国卫生资源主要面临数量不足、配置不均衡 以及整体质量有待提升的现状[13〜14]。2011年国家 卫生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数为1. 79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1. 52人，远低 于美国每千人口医师数2. 7和每千人口护士数9. 8 人的水平。2010年中国城市每千人口执业（助理） 医师数为2.97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3.09人， 而在农村则分别为1.32人和0.89人。在人口老龄 化严重、慢性病发病率快速升高的严峻形势下，卫生 资源不足以及配置不合理，使我国卫生服务供给面 临着巨大挑战。另外，我国医护比仅为0.85 = 1，远 低于1:2的标准[15]，这说明我国护士数量存在更 严重的不足，而老年人护理以及慢性病管理更倾向 于依托护理人员，这进一步加重了卫生服务供给不 足的现状。由于卫生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所以卫 生人力资源不足这一问题近期很难得到完全解决。 与卫生人才培养相比，人群健康教育及提高患者自 护能力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这也符合卫生事业的 发展规律，因此我们认为，自我护理模式可有效缓解 目前我国卫生资源不足以及配置不合理的现状。

3自我护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第3篇：慢性病管理概念范文

我国预防医学专业的公共卫生教育中关于老年人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教学内容相对较少。我国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学的专业课主要包括卫生统计学、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童少年卫生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卫生毒理学、社会医学等。我国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学专业公共卫生课程中具体针对老年人健康与疾病预防的课程较少，缺少系统性的课程，只在某些课程的某些章节中有简要介绍，如在《社会医学》课程中关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医学中，对老年社会医学做了简单介绍，简要介绍了人口老龄化的概念、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其评价、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因素以及提高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社会措施，但是内容不够具体［2］。对于老年人健康与疾病问题介绍较为系统的院校与专业是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7年制)的疾病预防与控制方向，其专业课程设置除了包括常见传染性病、中毒、伤害等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的预防与控制外，也包括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肿瘤、心血管病、糖尿病等)的预防与控制，要求学生掌握常见慢性病的流行规律、预防控制方法及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方法;具备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的能力。主干学科主要包括流行病学、健康教育学等。总的来说，我国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学的公共卫生专业课程设置中关于老年人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教学还有待加强。

2基于“公共卫生教育基本要求”的需要

要重视老年人健康和疾病问题预防与控制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一些传染病死灰复燃，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慢性病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是新发传染病和各种慢性病的高危人群。公共卫生工作及公共卫生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公共卫生教育唯有改革创新，解决影响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才能承载维护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目标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明确公共卫生教育领域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核心能力基本要求，是公共卫生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也是公共卫生教育创新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2006年7月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教育分会暨中国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正式通过了所制定的《公共卫生教育基本要求》(EssentialRequirementsinPublicHealthEducation，ERPHE)，并作为公共卫生教育改革的倡导性学术文件。现代公共卫生和公共卫生教育日益凸显其博大的人文精神、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多元的文化特征、严格的伦理原则和法律规范、人与环境的和谐、国际视野和全球合作，以及与管理和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因此，ERPHE的制定从公共卫生实践对专业人员知识结构和核心能力的需求出发，参考国际经验，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前瞻性地构建全面的人才培养基本要求，涵盖6个领域，共37个条目。其中领域3是关于群体健康的知识和技能的，第17个条目是“理解妇幼、青少年、老年人和残疾人等人群以及职业人群的卫生问题及卫生保健需求”。这就要求在预防医学专业教学改革中，必须要重视老年人健康和疾病预防与控制课程的设置。

3老年人健康和疾病课程开展中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

3．1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要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受到很多社会、人口、经济学因素的影响。如，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等会受到居住状态的影响［3－4］。因此，应该通过公共卫生教育，使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哪些因素会对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要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便针对具有不同特征的老年人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策略。

3．2老年人的卫生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的卫生服务利用也会受到很多社会、人口、经济学等因素的影响。如，居住状态、经济收入、社会支持水平、治疗的费用、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就诊程序的复杂程度、就诊的距离长短以及交通便利程度等都会对老年人的卫生服务利用水平产生影响［5］。因此，应该通过公共卫生教育，使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哪些因素会对老年人的卫生服务利用产生影响，以及什么样的影响，以便针对具有不同特征的老年人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保障其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3．3老年人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

第4篇：慢性病管理概念范文

医养融合养老模式是近年来由政府倡导与推动，整合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从而形成满足老年人需求的连续的综合的养老服务。相关政策与实践正处于摸索试点阶段。本文从公共治理视角，对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医养融合实践的研究表明，成都市医养融合机构目前存在行政管理碎片化、跨部门管理协调不足，资金支持及专业人才匮乏，组织间信任及互动机制缺失等问题。建立基于多元主体共享参与，促进医养融合发展的三个保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及风险共担机制将有助于成都市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公共治理；医养融合；保障机制；网络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114-07

医养融合是指整合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照料相结合的养老模式。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及《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后，医养融合模式正式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四川省于2015年制订出《养老健康服务业发展规划（2015-2020）》，明确了四川省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发展的目标与规划。成都市在四川省内较早出台了医养融合相关政策，成都市人民政府2015年出台《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推进机构医养融合、推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推进社区医养融合、推进医疗卫生服务进入高龄老人家庭、强化社区老年医疗居家服务功能。

医养融合作为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模式，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跨部门决策及跨行业资源整合。从目前的医养融合相关政策来看，指导性意见较多，明确的方案设计、实施办法较少；对医养融合中现存的如多头领导、医疗机构缺乏合作动力等问题尚缺乏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支持。多部门合作缺乏统一的协调与监督主体，将直接影响“医”“养”资源的互通。鉴于此，从公共治理视角探索成都市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医养融合研究现状综述

针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老年人健康所带来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于1987年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并于1990年把“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战略，认为“健康老龄化”不仅是一种医疗保健目标，更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应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诠释〔1〕（邬沧萍、姜向群，1996）。国内关于医养融合的研究是在“健康老龄化”理念的推动下开始的，诸多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关注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养老模式之间的关系。郭东、李惠优等学者（2005）引入“医养结合、持续照顾”理念，提出通过医疗和养老机构间的多方式结合，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2〕。社会学和人口学领域的学者们也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高慧鸽，钟悦文 （2010）指出机构养老发展不够成熟，机构建设尚未完善〔3〕。王荣欣，秦俭等 （2011）认为老年人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医疗照顾、上门医疗服务等〔4〕。政府出台医养融合模式相关文件以后，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医养融合模式的探索。唐钧 （2016）将医养融合模式看作一个整体，要追求整体效应，就必须先使两个“部分”――医疗和护养，充分地分化，使整体大于部分之和〔5〕。

西方学者对医养融合的研究主要基于养老服务中的整合照料。“整合照料（integrated care）”是英国学者针对老年人口养老、医疗需求提出的一个概念。学者Henk N.和Philip C.B. 认为，整合照料是针对具有相似需求或问题的群体提供多方位、全面的一套计划详细、实施落实的服务和照料〔6〕。Jan Reed 等人（2005）通过进一步研究，指出“整合照料”是一个蕴含多层次内容的复杂概念〔7〕。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整合照料”分为三个层面：体系层面、机构层面和个人层面。Hudson B （2002）针对机构层面，指出养老服务机构内部或机构间的分工协作来实现整合照料〔8〕。Leichsenring（2004）整理欧盟九国整合照料各个领域的落实情况〔9〕。Caroline （2003）通过两个机构之间整合资源的案例分析，发现结构性的整合能够有效地将分割、破碎的体系转变成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服务规划和供给系统〔10〕。著名的PACE计划是美国医养融合有效且成功的模式。Hong-Ting Chan（2008）等认为，PACE服务最大的优点就是整合了经济支持，疾病诊疗和长期照料服务，能使脆弱的老年人在社区得到家庭照顾，同时节约成本〔11〕。但同时PACE也面临着挑战：需要前期大量的投资；未能吸引中等收入群体；初级保健医生的选择和社区医生的参与不足；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力度不够〔12〕。

综上，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医养融合机构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针对医养融合网络组织的互动、合作机制的研究尚少。国外的研究则对于机构间的分工协作以及资源的整合方面提供了一定借鉴。

本文基于公共治理的视角，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成都市典型医养融合机构――成都市慢性病医院进行分析，重点考察其医养融合的合作机制――要素、特征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促进医养融合的合作保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监督评价机制以及风险共担机制，特别是明确了政府在这一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中的角色定位和治理职责。

二、公共治理视角下成都市医养融合实践及问题分析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为一体，以老年病、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为重点的专科医院。作为成都市医养融合机构的先行者，该医院医养融合模式主要包括三种渠道（见图1）：一是医院开展与其他基层社区合作，并由医院组建专业医疗团队，定期进入合作社区提供老年人的医疗咨询与指导、健康知识宣传以及部分健康档案管理等服务，形成一条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二是医院自身提供老年人的医疗与照护服务，在医院内部涉及医养融合的科室有宁养中心、康复医学科、临终关怀科等。三是基于对老年病慢性病等疾病的医疗和老年人照护的经验，成都市慢性病医院还专门开展对老年人照护的护工及管理人员培训，并由成都市政府为其增挂“成都市老年服务示训中心”，以带动培养更多的老年人医疗和健康护理专业人才。

公共治理视角下医养融合养老模式是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及个人等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政府在多元化的治理体系中既担负管理社会事务的责任，也承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同时，治理体系中还涉及医院、养老机构、社区及其他社会力量等主体的自治〔13〕。

（一）以政府为中心的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作

目前政府对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医养融合模式的监管分属两个主管部门：医疗卫生由成都市卫计委直接监管，而养老主要由成都市民政局监管，在护工资质认定以及与社区、养老机构合办养老时，监管主体就是民政局和人社局。

多部门管理仍然体现为碎片化的部门分割式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共治理体系。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能力和责任不在于政府的权力大小，也不在于政府的命令或者政府权威的运用，而在于政府能够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对公共事务的解决进行一定的控制和指引〔14〕。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下，医院、社区、养老机构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提供养老服务，政府在这样的治理体系对各个服务提供者进行一定的控制和引导，但目前成都市医养融合模式中医疗卫生与养老分属不同的监管部门，互不干涉，人、财、物、技术及信息等资源投入也没有完全整合。另一方面，非盈利组织和公民尚未真正进入公共治理，虽有部分私营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服务，但尚未形成政府主导的，普通公民、社区以及医养融合机构之间相互合作的四位一体局面。

（二）由政府监管的资金筹集方式融合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运作资金的筹集渠道主要包括政府补贴、慈善机构募集以及机构自身运营收益等。第一，政府方面。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的医疗卫生服务资金的5%来源于政府，但医养融合模式尚未得到政府的专项资金；在护工培训方面，医院曾得到发改委的一次性配套资金250万；其余的财政补贴主要以基本医疗保险对老人基本医疗和养老服务进行补贴的形式。第二，慈善机构方面。2014年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携手成都市市慈善总会，成立以“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冠名的爱心助老基金，向社会募集基金用于助老、助医等慈善项目。第三，机构自身运营方面。一方面，医院日常通过提供有偿的老年人卫生医疗服务获得收益。另一方面，该医院拥有一套完整的护工培训体系、管理标准以及收费标准。当老人进入医院后，首先按照ABCDE五个等级对老人的能力进行评估，然后根据不同的等级对应不同的服务内容，并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

然而，资金、机构硬件设施以及专业人才的稀缺，使医养融合服务受到一定限制。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目前已签约社区40余家、养老机构10家，但目前社区真正开展服务的只有11家。由于医疗人员、护理人员有限，成都市慢性病医院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再加上医院本身硬件设施不足，医院“走出去”的进程受到一定制约。医疗团队一方面要满足医院自身的医疗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在社区开展的老年人医疗和护理服务。即使已经形成互惠稳定的网络组织结构，网络组织服务的规模仍以其自身的条件为基础。服务规模若超出医院本身承受能力的范围，开展医养融合养老服务的效果必然受到影响。从现有筹资方式来看，机构自身运营收益是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的主要资金来源。针对护工培训或者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政府补贴只停留在一次性补贴或者小数额补贴的状态，政府尚未形成持续、配套的医养融合专项资金体系；而慈善机构募集资金还难以满足医院发展的需求。因此，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目前面临硬件设施如床位、 病房以及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三）基于信任、互惠、稳定的网络合作组织

与基层社区的合作，是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构建医养融合产业联盟的一部分。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在社区基层的医养融合服务多是通过与专业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签约的方式实现的，医院组建包含医生、护士、药师等在内的专项团队，平均每周一次深入社区开展医疗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健康知识、健康讲堂、健康咨询、部分健康档案管理等；同时也在养老机构内开展一些康复指导、用药指导、营养指导等。这样的三角合作模式使政府、医院、老年人、社区或养老机构之间构建起基于信任、互惠且稳定的网络组织结构。（见图2）

公共治理的网络方式强调声誉、信任、互惠以及相互依存，政府只是影响组织中任务进程的行动者之一，其权力并没有在组织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力〔15〕。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目前真正合作运转的只有11家，合作方式以提供简单的医疗、用药指导为主，政府公共治理体系下所承担的公共养老服务职能收效甚微，医养融合机构与社区、养老机构之间、政府与医养融合机构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甚明显，资源的相互交换程度较低，网络组织成员之间有效的协商和持续互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四）网络组织成员共享合作的价值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建立起的医养融合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走进社区帮助老人开展健康咨询、健康讲堂，这本身就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另一方面，合作也为医院建立起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虽然对基层社区老年人的各项服务都是免费提供的，但对医院来说既是培育市场的行为，又为其扩大了声誉及品牌效应。对社区来说，与医院的合作满足了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的需求。对合作的养老机构来说，与医院的合作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而对老年人来说，医疗服务的需求与日常照料的需求同时得到满足，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种共享价值与收益形成了合作网络的重要基础。

作为公立医院，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比私立医疗机构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政策、资金、信息、对外合作及技术等支持，也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即便如此，该医院依然面临护工资质认定、病房扩建、土地审批及消防等障碍问题，更不用说其他私营的医养融合所面临的诸多沟通困难。合作机构间尤其是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间共享价值的构建依然是问题所在，进而影响到医养融合的进程。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医养融合合作实践及问题分析表明，成都市医养融合机构目前存在行政管理碎片化、跨部门管理协调不足，资金支持及专业人才匮乏，组织间信任及互动机制缺失等问题。要化解目前高龄、失能和空巢等特殊老龄群体面临的养老难题，必须立足地方特色，改变 “医”“养”分离的养老现状，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方式的创新，促进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因此，建立基于多元主体共享参与，促进医养融合发展的三个保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将有助于成都市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成都市医养融合发展的保障机制构建

（一）建立资源配置机制

医养融合模式实质上首先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模式，以实现经济、信息及成果等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高效运营。

1.经济合作机制。从医养融合模式的公共服务性质出发，政府首先需要提供基本的资金保障，采取“政府+社会+个人”三方筹资模式。在医院与养老院之间需设有一个缓冲地带，建立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发展专项基金或设立养老基金会，鼓励引导银行的信贷支持（见图3）。

对新办的医养融合机构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量化、可操作化。卫生、社保、民政和老龄等政府职能部门需加强横向联系，建立相对集中的、统一和独立的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支付机构。医养融合服务需要纳入医疗报销体系，确保医保费用预算指标合理增长，加大对慢性病、大病费用的支付额度。同时，加大引入第三方筹资，并对第三方机构的准入条件和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国土、住建等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推进医养融合机构用地的专门化，为其发展扫除用地障碍。实现医养融合机构间人员、技术、服务流通化。

2.信息共享机制。现代信息技术为医养融合模式的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合作平台，探索将养老机构内及附近社区老年健康档案上传至“云端”，为机构内的老人、周边社区和家庭提供日常生活管理、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紧急救助等服务。

为提高社区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的效率，卫生系统应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逐步完善养老基本信息和医疗健康信息，并与其他系统对接，组建医养融合服务信息库，以便医疗机构面向签约养老机构开展远程会诊、监护、诊断，实现病历及健康档案等信息的共享，真正建立起双向转诊和远程医疗合作模式；相关机构应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搭建健康养老商业化平台，针对居家点分散、服务多元化、行业专业化的特点，利用高效、易整合的网络，实现线上营销、定制、支付等服务，高效分配线下专业化、多元化服务等。通过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实时跟踪，实现专家资源的共建共享。（见图4）

3.成果共享机制。收益与责任并存，只有成果共享，才能有效实现责任共担。目前成都市医养融合事业亟待大力建设发展，打破单一运营模式，构建网络式或联盟经营机制，实现多方参与，共赢共享，从而实现将优质服务输送给老年人口，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目标。

（二）建立监督评价机制

上海市的医养融合工作是由卫生和民政两个部门共同推进，统一由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将有利于明确责任主体，而成都市目前建立了健康服务领导小组，涉及40多个工作部门，医养融合只是其领导小组的工作之一，尚未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对医养融合项目的推进效果尚不明显。

医养融合行业目前基本依靠行政命令进行资源调配及行业管理，而法律手段及其他间接的市场管理手段缺乏。通过法律将医养融合产业的资源调配、行业管理进行明确规定，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管理。同时，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和评价职责进行明确划分。卫生部门、民政部门、人社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连续、规范的监督评价体系。建立起第三方监督评价体系。一方面，由社区、街道、居委会和社区老年人协会对医养融合服务的提供者进行监督，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反馈。另一方面也应建立起第三方社会机构的专业评估标准，对医养融合服务的效果、效率进行服务质量评估。支持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促进养老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一方面，鼓励商业保险机构设计开发适合医养融合行业的商业保险，如护理险、健康寿险、意外险等险种，发挥其风险分担作用，减小老年人的支出压力，降低医养融合机构运行成本，从而减轻社会保障压力。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在医养融合模式中各主体明确其职责，做到分工明确，对每一环节严格实行问责制，明确责任追究的主管机关和追究程序，分级、分类别追究不同人员的责任。无论哪一环节出现问题，都有相应主体承担责任，避免出现责任推诿，也减少因责任划分不明确造成的经济成本，实现风险共担。

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决定了我国未来医养融合的发展将更加偏重于基于社区的多元服务网络组织的建立。这些网络组织将得益于以政府为中心，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理念及高效的治理工具的运用，从而确保包括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在内的每个老人都能得到专业化、标准化和个性化的整合的养老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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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慢性病管理概念范文

【关键词】居家健康管理系统；老年；慢性病；物联网；远程医学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7―9572.2013.06.022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2.93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人口的持续老龄化使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上升，社会和个人医疗成本增加，患者生活质量下降。针对老年慢性病的严峻现状，我国已将高血压、脑卒中、心脏病、糖尿病确定为慢性病控制重点，期望通过疾病管理和健康管理等干预措施遏制慢性病快速上升的趋势，从而达到减少慢性病死亡和伤残，并降低经济负担的目的。老年慢性病已成为困扰我国以及全球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其具有病程长、医疗费用高、老年人群行动不便及支付能力较弱等特点，需要长期照料关怀，决定了其防治模式应由以医院为中心向以社区及家庭为中心转变。因此，构建远程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对我国应对老龄化和老年慢性病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的构建进行可行性分析，以期为系统构建指明突破方向，促进养老模式和健康管理理念的变革。

1 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的内涵

Demiris等认为，远程健康管理是利用视频及远程通讯等技术，促进存在地理距离的患者和健康服务提供机构之间的沟通，使即便处于偏远地区或医疗资源未广泛覆盖地区的老年人也能获得健康服务。目前，美、英、日、法等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在积极探索远程健康服务模式，希望能以先进的通讯技术实现远程健康管理，延缓老年人的老化进程，使其可以在家或在社区安享晚年。

笔者认为，完整的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集健康数据采集终端、健康管理系统、医院信息系统和远程医学平台于一体，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为患者提供双向、互动的居家健康监测、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和健康咨询服务。居家老年健康管理服务可包括以下内容：（1）健康信息采集：通过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生理参数识别设备和无线射频识别装置，采集和监测生理数据，如血糖、血压、心电图等，并通过网络传输至健康服务提供端。（2）健康评估：健康服务提供端的健康管理师或医务人员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潜在的健康危险预先报警，并根据患者健康信息的变化对健康干预方案进行合理、科学的调整。同时，个人健康数据可传输到医院信息系统，实现动态积累和储存，有助于构建电子健康档案数据中心。（3）健康咨询：通过远程健康管理网站和视频、通讯设备，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在线咨询、健康教育等服务。（4）紧急医疗救助：对于老年人，紧急救助功能的嵌入也十分重要。发生意外时，患者通过启动求救器发出求助信号，健康服务提供端即可通过安全监控屏幕与其进行交谈，进一步了解求救者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予以通知家属、提供接诊等医疗帮助。

2 构建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的现实意义

2.1 患者层面 《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显示，85%以上的老年人有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现代健康管理模式通过网络、电话、短信、视频等现代化的计算机管理手段，引进客户关系管理模式和知己健康管理等新概念，构建知识管理信息平台和客户服务信息平台。其优点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播速度快，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多样化的人群需求。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突破了单纯以健康体检为中心的传统健康管理模式，符合现代健康管理理念，以先进的通讯手段、物联网技术和健康管理方法为依托，具有实时监测、双向数据传输、在线沟通、便捷有效等优势，可帮助使用者掌握动态、实时的生理参数，更客观地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减少就医成本和医疗资源的盲目占用。因此，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来说，居家健康管理能够降低医疗保健成本，同时可以加深个体对自我健康状况的认识，促进其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和自我照顾。

2.2 医院层面 一方面，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的构建以远程医学平台为基础，可促进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应用于健康管理。远程医学进入家庭是医学信息化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家庭远程咨询和保健，将有效地预防疾病和提高医院的管理效率，降低医疗成本，使医疗费用的增长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可为医护人员提供在线的健康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率，使患者在家也能享受健康管理服务，提高患者忠诚度，有助于树立医院的品牌和形象，拓宽服务市场。

2.3 社会层面 家庭医疗模式的引入既延伸了传统医疗的覆盖能力，又节省了传统医疗方式的时间、空间成本及医疗费用，能够有效地缓解老龄化带给整个社会医疗系统的巨大负担。智能化的家庭健康服务能提高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实现医疗卫生服务重心前移和全民健康管理。此外，居家健康管理系统能为卫生管理者提供健康数据，有助于建立完备、标准化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区域卫生信息共享平台，使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应急体系的运转更为高效、准确。

3 构建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3.1 技术支持 构建居家健康管理系统的基础在于发展一系列微型化、低成本、便携的医疗检测、监护及治疗设备，当前生物医学、无线通讯、网络技术的进展及这些技术之间的集成使其成为可能。目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便携式的心电监测仪、脂肪测量仪、电子血压计等生理数据检测产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在检测人体生理数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以及远程医疗等方面可以发挥出色的作用。通过在患者身上安置体温、血压等测量传感器或可穿戴式远程健康监测传感器，医生可以远程了解患者的实时情况。在物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以远程医学平台为基础，健康管理模块得以更好地嵌入远程医学和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从而促使远程医学走向家庭，实现居家健康管理。

3.2 市场需求 据《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预测，中国城市居家养老、护理服务的潜在市场规模约1300亿，如果其中10%的市场使用物联网进行监测，市场规模约为130亿元，老年健康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目前，虽然已有很多健康网站可提供健康咨询服务，但由于网站内容繁杂，不便于老年人进行操作；同时，由于其缺乏与正规医院的有效联系和丰富医疗资源的支撑，无法为老年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健康服务。凭借物联网健康监测设备和健康管理系统，医疗机构经验丰富的专家可获得患者实时的生理参数，为老年人提出相关疾病的健康保健措施和疾病诊治方案，这极大地满足了老年人积极治已病与治未病的需求。从未来发展趋势上看，老年居家健康管理系统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产物。

3.3 政策导向 中国人口与卫生科技发展战略确定了“战略前移”和“重心下移”的方针战略，前者指的是对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实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预防为中心；后者则是指将卫生防病工作的重点放在社区和家庭，这为开展居家健康管理服务指明了政策方向。我国政府十分关注物联网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国家物联网“十二五”规划提出“智能医疗”的概念，指出要“以人体生理和医学参数采集及分析为切入点面向家庭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推动了物联网技术与远程居家健康管理的跨行业结合；“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中国人个人健康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则是以学科建设的形式支持健康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旨在围绕健康信息管理、健康状态评估、健康促进等健康管理环节，实现采集、储存、管理、查询、使用个人健康信息，构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4 小结

我国的居家老年健康管理服务产业面临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关的行业体系和学科建设明显滞后，影响了居家健康产业的有序发展。要保证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的建设和推广成效，必须研究老年患者的生活习惯、可负担成本、系统整合和安全问题以及配套的政策措施，为老年人尤其是老年慢性病患者提供舒适、便利的健康服务。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整合先进通讯技术和健康管理服务的居家老年健康管理服务将是健康管理发展的必然方向，也必将引发健康行业的革命。

参考文献

1 饶克勤，钱军程，陈红敬，等.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卫生系统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J].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2012，6（1）：6-R

第6篇：慢性病管理概念范文

同时陈竺也指出，慢病是“社会传染病”，慢病防控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如果控制不好，未来二三十年，全球将呈现慢病“井喷”态势，应高度重视导致慢病的社会决定因素。

美国华盛顿大学Elanan Uretsky在题为《成功的风险》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慢病在中国城市男性尤其成功男性和政府官员中盛行，与社会因素导致的危险行为关系密切。（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2011，26：212）

尽管许多人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医生凭专业医学知识不能应对慢病的浪潮，传播慢病的知识不足以改变行动。降低慢病的风险更需要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转变。Uretsky提出，中国人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工作和什么是健康的工作场所，干预措施应针对群体，而非对某一个体进行教育。

现状

“关系”与“应酬” 中国慢病的危险因素

“关系”和“应酬”这两个概念，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在市场经济时代，“关系”和“应酬”意味着要频繁地参与吸烟、喝酒、暴食等活动以及光顾娱乐场所等。这些行为在为人们赢得成功事业的同时，也将身体健康置于摧枯拉朽之境地。

Uretsky对我国一些成功人士和政府官员进行观察后发现，中国人的典型工作日为非正式结构，主人邀请客人共进午餐和晚餐，晚餐后娱乐并进食夜宵。为了相互交流和表示尊敬，主客之间少不了互敬香烟。尽管很多男士不愿意频繁地去应酬，但他们没有反抗的余地。俗话说，无酒不成宴，无宴不成事。对于每一个渴望“成事”的人来说，应酬必不可少。换言之，中国人中慢性疾病的流行是一种政治经济现象。

Uretsky提示，许多疾病的流行与性别和职业强烈相关，我们需要认清社会风险在推动危险行为中的作用。60%的中国男性吸烟，而女性吸烟者仅5%，35～44岁的男性吸烟者比例最高。换句话说，全球1/3的吸烟者为中国人。对于不适当饮酒的工作期男性，脑卒中等慢性疾病风险显著增加。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并未充分关注慢性疾病。尽管许多人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懂得如何预防慢性疾病。

陈竺：要像重视GDP一样重视慢病防控

我国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结果显示，慢病成为城乡居民死亡主因，脑血管病、恶性肿瘤是我国前两位死亡原因，分别占死亡总数的22.45%和22.32%，第三、四位是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慢病死亡率占总死亡率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76.5%上升到82.5%。恶性肿瘤死亡率属于世界较高水平，比70年代中期增加了83.1%，比90年代初期增加了22.5%。

据估计，目前我国心血管病（CVD）2.3亿人，其中高血压至少2亿人，脑卒中至少700万人，心肌梗死200万人，心力衰竭420万人，肺心病500万人，先心病200万人。1/5的成年人患CVD。全国每年300万人因CVD死亡，占总死亡原因的41%。去年年底，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教授等报告，中国已有超过9 200万糖尿病患者，此外尚有约1.5亿中国人处于糖尿病前期。

除了人员伤亡，慢病对经济的影响也令人震惊。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5～2015年，中国、俄罗斯和印度3国因慢性疾病所致的国民收入累计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3国的损失依次为5 580亿美元、3 030亿美元和2 370亿美元。

正如陈竺所说，各国政府应该像重视国民生产总值（GDP）一样重视慢病防控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降低发病率；坚持早发现，减少经济负担；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生活质量；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行动

慢病联盟提出首要干预措施

5项措施 10年可避免千万死亡

为了预防和控制慢性病，柳叶刀慢性病行动小组和慢病联盟整合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提出了5项应对慢病危机的首要行动和5项首要干预措施，前者包括领导力、预防、治疗、国际合作以及监督和问责制，后者包括控制烟草使用、限盐、改善饮食和体力活动、减少酒精摄入以及基本的药物和技术。（The Lancet.2011年4月6日在线版）

慢性病行动小组和慢性病联盟共同指出，近年来全球的慢性病负担不断增加，严重阻碍了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如减少贫困、健康平等、经济稳定和人身安全等。

慢病行动小组和慢病联盟的目标是：至2040年，全世界基本实现无烟环境，即使用烟草者应

选择上述干预措施的理由是它们有助于促进健康、具有费用效益、实施成本较低，且从政治上或经济上均具有可行性。在这些措施中，最紧迫的任务是控烟。

医生戒烟带动社会吸烟水平下降

吸烟是所有慢病的危险因素，参与各种慢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销售国和受害国，每年有约1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特别是中国医生的吸烟率达40.7%，这与我国社会发展进步极不相称。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履约国，我国在控烟方面取得的成效并不乐观。

2009年5月22日，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勤部卫生部等联合印发了《关于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向全国医师提出联合控烟倡议。

据中国医师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总干事石丽英介绍，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医生吸烟比例高达40.7%，而英国是2%，美国是9%，经验证明，医生吸烟率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吸烟状况处于较高水平，只有在医生吸烟率下降之后，整个社会的吸烟水平才会进入下降轨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医师在全社会烟草控制方面所拥有的独特作用。而随着我国近30年来医学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医疗硬件和诊疗水平同欧美发达国家的距离都在大大缩短，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参与到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对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对倡议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在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上，我国尚未发出过强有力的声音，而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在做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到了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我们所承担的责任和努力的时候了。

中国行动：多学科协作防治慢病

2010.10

2010年10月 糖尿病与心血管病诊治中心成立

完成了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学科建设，是从掌握疾病的发生规律到防控转化层面上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型，从“对疾病的治疗”过渡到对其“发病危险因素的控制”，实现心血管疾病工作重点“前移”和“下移”。

2011.5.11

2011年5月11日，中国糖尿病综合管理项目启动

该项目为期5年，首先对全国500名中青年骨干医生进行糖尿病防控全方位培训，再由骨干医生向1万名基层医生“传递薪火”，并在全国选择部分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开展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活动，实现糖尿病“防治结合，关口前移”。

2011.5.15

第7篇：慢性病管理概念范文

排除条件：（1）急性传染病患者；（2）有医疗纠纷的医师或患者；（3）病情危重患者；（4）言语不清患者；（5）精神病患者。调查分组：医师组：高年资医师组210人，临床工作10年以上；低年资医师组230人，临床工作10年以下。患者组：慢性病患者组220人，病史3年以上；非慢性病患者组230人，病史3年以下或初诊患者。发放问卷890份，回收有效问卷890份，其中医师440份，患者450份，有效回收率100%。本文将针对调查中反映出的医患双方信息行为的差异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分析信息行为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影响，提出改善医患信息行为，增进医患信任度的对策及建议。

2调查结果

2.1医患双方对医药信息了解状况及合理应用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医患双方对医药信息了解状况及合理应用的评价存在较大差异，96.4%高年资医师及65.1%低年资医师认为对医药信息的了解已做到了较全面掌握并合理应用，还有34.9%的低年资医师认为一般。高年资医师评价高于低年资医师，其差异源于工作经验的程度不同，即对患者整个医疗过程所经历的体验；慢性患者的评价高于非慢性患者，这种差异源于患病过程中接触医疗信息时间的长短及对不同医师观点的筛选。47.2%慢性病患者及9.2%非慢性病患者认为较好以上，25.3%慢性病患者及46.4%非慢性病患者认为一般。更重要的是，27.5%慢性病患者及37.2%非慢性病患者认为较差或很差。我们认为这其中有主观意识的行为，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患者始终是医疗信息掌握的弱势群体。信息弱势群体是由普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衍生出来的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与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有所吻合，甚至可以说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通常情况下也是信息弱势群体。

2.2医患双方对获取医药信息可靠途径的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95.8%高年资医师及78.5%低年资医师认为获取医药信息可靠途径主要集中在专业培训、学术交流；与同行交流占较少比率，因其获得信息多为国际及国家指定的医疗行为指南和医药卫生管理机构下发的标准，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医师只是执行者，而个人主观行为较少；同时对于患者所提供的医药信息，医师均无采纳，或直接拒绝。68.1%慢性病患者及47.8%非慢性病患者认为获取信息主要从医师方面获取较可靠，由于他们是信息弱势群体也必然带有被强制性或被强迫性，这说明医师在医患医疗信息沟通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责任重大。与此同时患者也表现出一定的主观行为，如从相似患者及网络等处获得信息，而22.9%慢性病患者及31.1%的非慢性病患者认为从相似患者处得到信息较为可靠，这表明除同病相怜的心态以外，患者主要认为是医师为多开检查、多开药而夸大病情以及不同医师之间对病情的解释差异较大，使得患者无所适从，值得我们深思。认为其他医疗方式信息较为可靠的患者比率较低，主要表现在针对中医药及祖传秘方等，可见患者获得医疗信息并非完全与医师保持纵向传递关系，这要求医师在做好诊疗工作的基础上要提高与患者信息行为相互沟通的能力或技巧。

2.3医患双方对医药信息行为与诊疗效果一致性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95.7%高年资医师和57.7%低年资医师完全认同医疗信息行为在医疗工作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或与诊疗效果相一致，且已向患者及家属完全转达清楚，而两者

的差异主要是有些意见是低年资医师征求高年资医师意见后的结果。28.9%慢性患者认为完全一致，而认为比较一致的却高达66.8%，与前者及医师的比率有明显差异；非慢性患者认为比较一致以上的只占34.8%，不完全一致的占33.3%，不一致的占9.3%，而不了解的占22.8%，与医师组及慢性病组有明显差异。这一差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患者认为自己从医师处获得的医药信息与自己的病情或自我感觉的符合程度有差异，另一方面患者在应用习得的医药信息与医师交流与沟通中未能取得医师的认可，或医师的行为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而22.8%不了解的非慢性病患者更证明了这一点。慢性患者较好的认可度表明，长期与医师之间相互的信息行为可提高患者对治疗效果的可接受度或满意度。

3调查结果分析

3.1信息查询行为

信息查询行为即用户查找、采集、寻求所需医疗信息的活动。在医疗信息面前，医师与患者均是受众。由表2可见，医师位于信息与患者之间，是患者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可避免起着媒介作用。患者在查找所需的信息时，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最终都要经朋友、家人介绍或自行去医院寻找医师帮助或确定。不可否认，有相当数量患者认为从患者处获得的信息较医师给予的信息更可靠，这其中慢性患者占22.9%，非慢性病患者占48.8%，表明患者未完全理解和接受医师的解释，造成在未取得患者完全信任条件下的医疗行为存在巨大的风险。因为可近性选择规律自始至终贯穿于信息查询行为之中，并对他们的信息行为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所以最易接受的信息莫过于相似的患者，他们的亲身经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可靠性。表中还可看出，医师经过培训及学术交流获得的信息并未能完全传递给患者，其中有医疗信息的专业性较强，患者知识结构水平达不到，不愿承认自己有病的侥幸心理，对疾病的极度恐惧感所致的逃避行为及不同医师之间对同一病症的解释差异较大等原因，但68.1%慢性病患者对医师的可信度明显高于23.7%非慢性病患者，说明经过长期与医师的交流可提高患者的信任度。因此医师对患者获得及理解医药信息的程度起着主要作用，对医患相互信任关系的改善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2信息交流行为

信息交流是人们借助于相应的符号系统所进行的知识、消息、数据和事实等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活动。随着医保制度的日益完善，医院已成为人们传播医药信息、交流医药信息的主要场所。表1调查表明，大部分医师认为已将自己所掌握的医药信息较好地传递给患者，但慢性患者的认可度为47.2%，非慢性病患者为8.77%，而认为较差的非慢性病患者达60.5%。表明医师在诊疗行为中，依靠短时间接触和交流无法提高患者对信息的认知程度；慢性病患者好于非慢性病患者的情况也说明，信息交流的时间与次数也是影响医药信息行为的重要因素，“久病成医”的说法不无道理。因此，医师在与患者的交流中，不但要清楚患者的病情，也应用耐心和理解的心态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其病情的变化、药物的作用及诊疗的机制，使之在信息行为的相互作用中增进相互的信任，使医患双方成为共同抗击疾病的战友，而不是敌人。

3.3信息利用行为

患者利用医药信息行为多表现为，在咨询医师的基础上逐步吸收新质信息以改变原有的知识结构、使用新质信息以理解自身疾患的原因和机制、利用所能掌握的信息判断医师诊疗及费用使用的合理性，这是一个需要认知的过程，更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慢性病患者的表现具有说服力。因为患者大多时间并不接触医药信息，其对医药信息的掌握大多集中于自身所患的疾病。然而在患者在长期的患病过程中，由于病情的变化不断与医师进行交流，逐步了解相关的医药信息，对治疗的过程有了更为客观、全面、深入的理解，从而使治疗结果的可接受性增强。非慢性病患者信息利用行为的目的性都很强，主要关心的是患上什么病，能治好吗。由于与医师的交流时间较短，对自身疾病的了解及对医师诊疗的理解较差，必然造成对治疗效果的认知与医师存在明显差异。虽然他们不容易获得和理解所需的信息，但一旦有所了解，他们一般都会主动地利用所获得的信息参与到相应的诊疗过程中，这进一步表明，作为医药信息弱势群体的患者并不是医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比医师更积极、主动地获取信息及利用信息的参与者，他们之所以在信息社会中被认为是被动者，与社会传统的认识及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有关。

4对策与建议

医学领域是一个信息活跃的领域，医患双方均在使用着相同的信息。维纳在《控制与社会》中指出，信息是我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把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的交换行为的名称。这是科学的定义，其本质是一种行为。在医药信息领域，医师与患者均是受众。受众是信息传播的接收者，受众中心论的研究者认为，受众是传播的主动者，媒介是被动者。受众并不是消极地“接受”信息，而是积极地寻求信息为自己所用。这也就是所谓的受众本位意识论。这一观点在当前医患关系平衡中的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医师的角度看，有意识主动地获取医药最新信息对保持自身在同行中的地位及保证诊疗质量至关重要，并在医疗行为中更多的是代表了自身的能力。由于医疗卫生行业的高技术、专业性强及自成体系的特点，必然使患者对其相关信息的认知是浅显、局限的。在不顾一切要把疾病治好的心态驱使下，对疾病发生的机制、患者个体的特点、药物应用的副作用、技术应用的风险、治疗方式的选择及效果的差异不能完全明确了解，其对治疗后效果的不满意必然表现为对医师的不满意。由此可见，受众对信息掌握、理解、运用和目的的不同，必然造成自身行为的不同。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造成医患双方对医药信息在诊疗行为中的作用在认知上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对医患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医患双方获取医药信息及主观使用信息的行为不应只局限于个人或某个特定人群的行为，而应该认识到这是一种主观意识作用下的社会行为，深入研究信息行为在医疗行业的特征及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对改善我国的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8篇：慢性病管理概念范文

可以说，急诊医学是新兴学科里面的一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对于急诊医学的概念要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这样才能够使得急诊医学更好地发展。急诊医学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一切和紧急情况有关系的医学都属于急诊医学。事实上，急诊医学和其他的分类手段比较，例如按照年龄划分的医学和按照身体系统划分的医学，是以时间划分的医学。急诊医学强调的是其急诊的特点，是在时间维度上进行讨论的，急诊和病情轻重不成正相关，患者的病情可能很轻，也可能很重，急诊医学表征的是患者紧急需要看医学的需要。因此，急诊医学面对的问题不仅是危重病，还有疑难病以及慢性病。所以，对于相关领域的急诊知识的研究对于急诊医学的发展十分有益。

2急诊医学的发展来源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急诊医学应运而生，因此急诊医学还属于年轻学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很强烈的社会发展的特点。在急诊医学作为独立学科之前，医院当中的急诊部门往往被叫做急诊室，急诊室只是一个部门，或者是为了专业医师提供紧急诊断的一个场所。因此传统的急诊室不存在专业医师，急诊室被当做一个临时诊断的地点，而且大多数是护理人员进行医师的协助工作。现在在一些比较小型的医疗机构或是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地区，急诊室模式仍然存在。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急诊医学的学科内涵不断充实，医院的急诊科的功能出现了变化。急诊科脱离了临时诊治场所的角色，逐渐成为患者进行早期诊疗的地点。急诊科由院前急救、急诊抢救与急诊重症监护病房构成。不管是从概念，还是从规模、功能上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几年随着经济的飞跃式发展，急诊医学与其他医学专业一起，逐渐向着专业化发展。在很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渐产生将急诊医学作为专业领域的急诊中心，急救服务逐渐向着大型化发展。所以，急诊医学是和社会经济平行发展的。

3急诊医学的发展模式

3．1逐渐进行专业化发展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各个专业越来越细化，很多专业医师的理论和临床经验都逐渐专一化，很多学者都专攻一个病症。但是患者是整体化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出现多种慢性病，也会出现慢性疾病突然急性发作的可能，也可能老年人在患有某种慢性病的情况下又得了急性病，因此各个系统的疾病可能会在一个病体上出现交叉，这样专攻一个学科的医生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需要专门的能够兼顾多种疾病的医生进行诊疗，这就是急诊科医生需要具备的素质。急诊医学的综合性很强，是一个具有时间维度的概念，包含的医疗知识覆盖多个学科，如果不能专业化，那么医疗水平很难出现提升。因此，急诊医学会向着专业化模式进行发展。因此当前很多比较大型的医院当中，应该进行急诊外科与急诊内科专业组的设置，对于每个学科都应该配备专业的医师。这样，急诊医师整体道德专业知识结构才会完善化。而且，当前应该对于急诊专业的覆盖面进行拓宽，例如中毒中心、胸痛中心、烧伤烫伤救治中心等等。对于专业领域的拓宽，会使得急诊医学能够纵向深入发展，学科能够更加地综合化，学科知识更加专业化，进而能够使得急诊医学整体得到质的飞跃。因此，急诊医学的专业化发展模式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急诊医学的专业化和其他学科看齐，第二是急诊医学内部进行专业化发展，逐渐进行分科化发展。对于急诊医学这一综合学科来说，急诊医学的专业化发展模式必将推动学科的快速发展。

3．2快速诊断模式的发展

因为急诊科的任务具有突发性和随机性，进行病人的诊疗也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和应急性，需要医护人员和病人进行协作，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求专业医师能够进行快速诊疗，因此，快速诊疗模式是急诊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急诊医学的急诊二字已经能够表明急诊医学当中快速诊疗是关键。但是，在进行急诊的过程当中，进行正确的诊断是快速诊断的前提，也是进行急救成功的根本所在。因此，在进行急诊的过程当中，要将快速诊断的正确率提高，例如急诊科的急救人员要进行专业水平的训练，得到一批专业人才，这些人员要具有熟练的设备操作经验和临床诊疗经验，并且急诊科要做到全天出诊。对于急诊科的专业人才要加强相关理论的学习，特别是对于疑难病与罕见病的诊疗，建立合理、快速、高效的急诊实验室检查系统，这样能够便于对急诊的思维进行培训，对于误诊学进行研究。对于死亡病例与急诊误诊病例进行讨论，使得急诊医师的诊断经验得到丰富，对于专科会诊与诊疗制度进行完善，将急诊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奖罚制度与岗位责任制度进行完善。

4总结

第9篇：慢性病管理概念范文

自2002年开始，我们在上海推行“慢性病自我管理”项目，已经在9个区30多个社区实施，90%以上的病人能收到很好效果。

自我管理是终身的任务

“自我管理”这个概念最早源自美国，最初的意思为“让病人参与到其自身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当时美国一些专家做哮喘的研究时强调，要让病人及其家属学会自我管理。不仅把病人当成是消费者，还要把病人当成服务提供者，要积极参与疾病的治疗管理。

高血压自我管理的定义是：“在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协助下，个人承担一些高血压相关的预防性和治疗性的卫生保健活动。”一个大的前提是必须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同时要承担自己对健康的责任和义务。这两者结合才是自我管理。

对于许多慢性病人来说，“自我管理是终身的任务”。

有三大任务是所有慢性病人的共同任务：

1.所患疾病的医疗和行为管理，如按时服药、加强锻炼、及时就诊、改变不良饮食习惯等。

2.角色管理，如维持日常角色，做家务、工作、社会交往等。

3.情绪的管理，如控制愤怒、担心未来、挫折感、低落的情绪等。

对于病人的治疗，研究证实自我管理是非常有效的。问题在于病人不会百分之百地听从医生指导服药，很多药物被浪费掉了。有调查发现，有50%的病人不会按医生的指导与讲解服药，没有按照医嘱服药，就会出现病情变化。最严重的是中风，这就需要立即进行抢救。这不完全是病人或医生的责任，而是两者缺乏沟通与合作。而且从时间来看，病人自我照顾的时间比较充裕，可以做得很好。

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自我管理者

要成为一个积极的自我管理者，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知识，知识不是最重要的，但一定要正确，避免道听途说。第二个是信心；第三个是技能，知道怎样去做。

（举例：一个体重较重的人在3?6个月中想要完成的事情――

目标：减重5千克

细化目标 ： 1.每天散步30分钟

2.每周素食3天；

3. 控制睡眠时间。）

这就是一个积极的自我管理者，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计划是如何制订的。

1.您想要做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做得好。

2.合理，即您预计可以完成的事情。

3.确定具体行为，如散步。

4.需回答以下问题：做什么？散步。做多少？30分钟。什么时候做？晚饭后。一周做几次？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