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产业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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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冶金产业分析范文

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各种活动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金融危机自金融机构诞生之日起便伴随左右。世界上最早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分别是1272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建立的巴黎银行和1310年建立的佩鲁奇银行，两家银行均因债务问题最后宣告破产倒闭。在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英国有7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20世纪20年代，美国倒闭的金融机构就有5700家之多。这里似乎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金融机构的破产是一个自然而普遍的现象，体现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一般规则，同时也宣告金融机构与众多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一样，对自己的经营活动独立承担风险。

（一）司法解释支撑金融破产实践

涉及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各类法条中。主要包括：1995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2003年修订）、1995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修订）、199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年修订）、2003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6年修订）、以及2001年11月《金融机构撤销条例》、2006年8月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上法规和条例对金融机构的退出程序规定得比较粗糙，弹性空间较大，没有对接管和终止进行定义，缺乏程序上的可操作性内容；接管后对司法权的冲突配合，处理债权人和股东二者关系问题上，尚未明确规定。实践操作起来难度颇大，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困难重重。①

（二）破产的行政色彩明显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黄金法则，破产是资源配置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进入就必然有退出。通过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而我国在长期的行政经济浸泡下，政府习惯性介入市场，导致市场退出机制失衡。更多金融机构依靠政府全权干预“被接管”、“被破产”。不仅降低金融效率，还增加政府成本，对国家金融安全产生消极影响。

（三）现有退市制度的不重视

现有的金融法律体系偏重关注国有商业银行，轻待非银行金融机构。我国证券公司破产主要按照《企业破产法（试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工作中司法机关和监管部门有一些政策要求，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尚未制定。无论接管、关闭抑或破产，问题券商的保证金清偿工作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在券商处理问题上出现了“等待司法解释”的不正常现象。2003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证券行业多年累计的风险集中爆发，严重危机资本市场安全波及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行整治工作。4年之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才正式实施。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部性分析

金融机构的特殊性，②应当在破产法之外做出特别规定。在与一般企业的破产制度相比，金融机构的破产都具有高负债、破产案件涉及的利害当事人众多、破产风险具有巨大的传导性、易造成社会公众信用危机等共同特点。尤其是当金融机构从事的部分高风险投资活动，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出现，金融市场上投机的机会增多，而国内司法对这方面的威慑力度远不及西方国家。③

（一）证券公司的外部性分析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给第三方会带来非市场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有益的影响称为正外部性，有害的影响成为负外部性。这些情况都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看见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中，交易双方都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第三方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活动，没有把负外部性考虑在内，便会引起市场失灵，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对第三者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此时需要政府介入进行引导。我国证券公司业务与存款性银行的业务相互交织，利益往来密切，证券公司一旦倒闭，波及范围广，对债权人的影响与金融机构破产无益。证券行业最显著的负外部效应就是有人为了上市对企业虚假包装，引导投资者散播虚假信息。庞大而分散的市场参与者们无法对公布的企业风险和收益信息真实性下判断。因为对信息披露边界未作明确界定，留下很大的人为操作空间，易对市场真实有效性产生怀疑。这样导致证券市场上对会计信息做真实披露的公司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劣币驱逐良币，证券行业信用缺失导致市场恶化。

（二）信托公司的外部性分析

200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对信托的概念进行了阐释。概括起来就是“受人之托，履人之嘱，代人理财”。在法律关系上，信托是信托的财产作为中心，不是受托人的自有财产，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也不作为受托人的破产财产。信托财产具有自己的风险隔离机制和破产隔离制度，除了设立信托前已经存在债权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或者需要处理信托事务产生的权力外，一般债权人是不能追及信托财产的，对信托财产也不得强制执行。因此，即使是信托公司破产，也不会对债权人的利益带来太大的损失，外部性并不明显。但是我国的信托制度并不如此。从法律关系上看，我国信托公司自创建以来定位不明确，我国信托公司在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就不属于信托关系，而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2]融资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不合理性，增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从资金来源上看，信托公司稳定的资金渠道还是偏窄。单一资金信托的竞争力不如证券业或其他专业机构的委托资金理财业务，在成本收益及风险控制上与券商竞争的力量差。信托产品流通机制的滞后对目前正处于创立品牌和恢复信用的信托投资公司而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资金信托业务的扩张力。从信托业的发展看，各地方制度制定的不完整性，影响了信托企业产品的开发与推广；从投资渠道看，信托资金的闲置和浪费现象严重；从风险承受能力看，信托公司面临风险导致信托本金受损时，不仅公司自身信誉度下降，整个信托行业都会被影响。重整制度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通过对债务调整，消除破产原因，使企业摆脱破产困境，获得复兴机会。拯救企业是重整制度的首要任务。[3](P714)

三、重整制度及其意义分析

破产制度是一种消极的法律制度，往往是债务人面对支付不能或者经营困难时，为保障债权人、股东的利益，相关利益人向法院提出的一项权利救助机制。面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所带来的巨大负外部性，我们更需要的是一项能够让金融机构在逆境中重生的法则——重整制度。重整，是指由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在审判机关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对具有重整原因和重整能力的债务人进行生产经营上的争端和债券债务关系上的清理，以使其摆脱财务困境，重获经营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在本质上是破产预防程序体系的组成部分。[4](P374)

（一）市场的挑战和金融危机的警示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第一部破产法诞生，虽然也有企业破产，但毕竟规模较小，不至于引起过大的市场不良反应。随着WTO对金融市场5年缓冲期的来到，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和危机前所未有，金融机构破产所影响的范围之广，除了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相关投资人意外，还涉及机构内部的职工、与债务人有交易往来或者存在交易关系的其他企业和个人。国家的财政税收、社会保障负担也会受到冲击。2008年6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向我们展示了它的破坏力。因此，金融机构破产法律的制定，并不仅仅是为了规范破产程序，更重要的是如何针对破产现象，提前预报，对可能潜在的风险进行预防。使得债权人以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得到最大程度的清偿，并让破产机构摆脱经济困境，获得复兴的机会。因此，拯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才是重整制度的核心。

（二）重整与和解的比较优势

重整制度不同于和解制度。前者更强调对破产企业的主动拯救，后者是破产企业面对困境的不得以被动接受；重整的价值取向是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拯救陷入困境濒临破产的企业，防止因为失业引起的社会动荡，并让债权人获得比破产清算更高额度的清偿款。和解注重相平等协商，相互礼让，通过自愿合意来解决纠纷的一种平等处分权益的机制。正是因为重整制度可以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避免由于资不抵债的企业免于破产的危险，避免因为金融机构的破产引发社会的动荡，因此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并被认为是全球破产制度改革的一大热点。以美国为例，将重整和和解制度统一规定于破产立法之中；日本制定了单独的和解法和破产法，称为公司更生法。在美国破产法中，重整制度是和解制度长生和发展的依靠，将和解制度包含其中，对不同的对象适用不同的破产制度。和重整制度相比，和解制度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司法权无权干涉，具有简便灵活的特性，适合规模小，拯救难度较低的企业，尤其是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5](P444)我国在2007年颁布实施的新《破产法》将重整制度纳入其中。

（三）重整遵循的基本原则

新的《破产法》在吸收借鉴了国际的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在第八章对重整程序进行规定，赋予债务人对重整事务享有更多的参与权。债务人可以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允许由债务人制定重整计划等等。但是重整程序也有可能被债务人、高管人员滥用，成为逃债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把握以下原则。

1.稳定原则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重整制度进行研究，目的是创造一个更为稳定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有效避免因为破产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所特有的负外部性，更需要把稳定原则放在首位。重整过程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范围广泛，在对财产进行重新整理的过程中，针对某些投机取巧的行为做出限制，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公平而有效的再次排列。排除个人自主决定可能引起的效率不高，使弱势群体权益受损的现象，防止出现“公共鱼塘”的问题。[6]所以重整程序需要国家的干预，才能更好的完成工作，兼顾各方利益的同时，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2.成本最小化原则

主要体现在重整的方式和资金来源上。成本最小化就是要注重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有效干预，借助市场机制来筹措重建环节的经费，又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尊重市场主体自身的选择，从有利于主体再生的角度考虑问题。谨慎选择重整方式，在进行产权重组和收购兼并时，减少行政干预的色彩，不再一味的“拉郎配”。

3.保护原则

重整制度着眼于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存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个能够存活的市场主体，股份就会变得有价值，债权人就能从中得利。但并非每个债权人都是理性的，难免会出现债权人追索债务而提出诉讼和强制执行的情形；面对公司无力支付债款时继续营业所面临的困难等。因此重整制度实质是要拯救公司，所以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来维护公司的经营。不仅涉及到实体规则，还要将各种有用的程序规则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重生。

（四）重整的效用最大化分析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机构还不存在破产导致退出市场的说法。政府充当着“奶妈”的角色，注意政府承担了过度且不必要的救助成本，以及市场上道德风险的蔓延。④这些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加剧恶化，损害投资人和存款人的利益，无谓的消耗国家经济资源。2006年随着中国入世以后金融业五年过渡期结束，金融领域全面开放。2007年外资法人银行的诞生预示着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原有的金融体制缺陷与经营方式的弊端不断暴露，金融风险的积累迅速的显现出来。基于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放弃了对金融机构一味的保护政策，边摸索边制定我国金融机构市场的退出机制。破产程序的启动，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寿终正寝。清算程序中，债务人停止经营业务，由托管人接管财产。托管人负责把债务人的破产财产所得分配给债权人。重整制度手段的多样性，增加了企业复苏的有效性。如日本自1964年来，有80家公司倒产，其中66家选择了重整程序，通过重整获得新生。日本学者从中指出：可以说，公司更生一方面抑止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强者（担保权者，租税债权者）行使权利，另一方面对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弱者给与一定的保护，并促进事业的继续、再建，把因大企业倒闭所造成的恶性影响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内。[7]

第2篇：冶金产业分析范文

一、行业增长的分化局面开始形成

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现出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受此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过程也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时间轴上，这一特征表现为各产业相对稳定的均衡增长与不稳定的非均衡增长相间隔的局面。在每一轮新的经济景气循环初期，大都会出现一批行业增长景气快速提升，打破原有的增长“均衡”，形成增长景气的“贫富分化”局面。在正常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这种行业增长景气分化局面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能够预示新一轮高增长产业的形成和新一轮经济景气循环的到来。

从近年来我国20多个工业增长景气的变化格局看，行业增长景气水平的明显分化局面正在形成。下图为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增长景气图：

  

图1

重点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分布图

  

从图1可以看出，1998年到2001年上半年之前的近3年时间里，多数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局限于110到90的区间上下波动，没有突出表现的行业，总体呈现出一种均衡、稳定的增长局面。从2001年年底开始，随着工业全行业增长景气平均水平的稳步回升，高增长行业和低增长行业之间的景气差距开始不断加大。推动形成行业增长景气分化局面的第一波力量来自煤炭、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以及在房地产快速增长拉动下景气水平快速提高的建筑用金属制品业、建材行业，特别是水泥行业。随后，机械工业（不含汽车）、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特别是合成材料制造业等行业的增长景气快速提高。与此同时，食品工业、纺织服装业、医药制造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等消费品类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长达1年半的稳步提升态势，到2002年下半年也达到了近年来增长景气的最高水平。另外，在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带动下，煤气和自来水生产供应业等行业出现了持续的景气回升。与以上行业景气水平提升形成对比的是，石油及石油化工业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持续处于不景气状态，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增长受电信设备投资周期的影响增长景气水平一路走低，类似的行业还有有色金属工业、合成纤维工业和部分传统的消费品行业，如盐加工业、糕点等。其他多数行业增长景气处于相对平稳或小幅波动的增长状态。

目前，我国产业增长已形成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新格局。下表显示了2002年底18个主要工业行业增长景气的平均水平和收入水平变化的详细情况。

  

表1

主要工业行业景气变化与增长贡献

  

从2002年各工业行业增长景气的平均水平看，景气状况最好的行业有：汽车、煤炭、食品、机械。同2001年相比，这4个行业景气水平提高10个点以上，均达到近年来各行业增长景气的最高水平。销售收入约占全部工业收入的27.6%，对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却达到34.6%，是2002年拉动工业全行业增长最主要的力量。景气状况较好的行业有医药、建材、电力、纺织服装业、钢铁、化学和电子工业。这类行业增长景气比2001年有一定程度提升，收入约占全部工业收入的51%，对工业总收入的增长贡献约54%，对工业生产增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电子工业，该行业依旧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仅次于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居全部工业行业的第三位，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水平仅次于机械工业居第二位。不过同该行业前几年持续高增长状态相比，增长速度已明显回落，增长贡献水平有所降低，行业总体景气水平也逐步落后于后来居上的其他行业。增长景气处于平均水平，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的行业主要是一些轻工行业，包括造纸、烟草、家电、饮料，另外还有煤气自来水生产供应业。这类行业收入仅占全部工业总收入的11%，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约10%，贡献比重略小于收入比重。处于不景气状态的行业有两个：有色金属、石油和石油化工行业，同2001年相比，景气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对工业增长的贡献（2.3%）也远远小于其收入比重（约10%）(需要说明的是，通过研究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其变化趋势，可以超前了解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又取决于该行业的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两方面因素。从中短期看，行业总体规模一般不会发生大的明显的变化，而行业增长速度受各种因素影响，变化较大，从而能够比较敏感地反映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和产业结构变化方向。但从指标属性来看，增长速度由于无法克服比较基准不同所导致的对行业“真实增长水平”的高估和低估，常常误导分析结论，相比之下，增长景气指数通过对行业中长期增长走势和季节周期的分析，确立了一个系统、客观和稳定的评价平台，因而更加贴近行业“真实增长水平”。另外，增长景气指数突出了短期变化中的系统特征，对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超前表征和预测能力也比其他指标更为科学和准确)。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除了电子、机械等传统的经济增长带动力量之外，增长景气快速提升的行业如汽车、煤炭、钢铁、电力、建材等工业行业，以及重新焕发增长活力的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如食品加工业、医药、纺织服装等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开始逐步加强，并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行业。行业增长格局的这些新的特点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增长活力的提高。

当然，从近两年行业增长格局的变化判断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理由并不充分，还需要对促使行业增长景气分化的动力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判断其可持续性。只有确定高增长行业的增长动力具有可持续性和中长期特点，才能做出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的判断。

二、行业增长驱动力量的持久性分析

下图是过去5年所有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的标准差图形，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行业增长状况的总体差别程度。

  

图2

近年来各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离差图

  

如图所示，2002年的增长分化局面，其实早在2000年和2001年就出现过“躁动”。这种“躁动”至少从图形表现看，是影响行业增长态势的短期因素的作用结果，影响工业增长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中长期力量并没有发挥作用。对实际情况考察也证实了这种推断。如1999年上半年，煤炭工业总体增长景气明显回升，主要原因是煤炭企业为了达到减亏目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短期财务调整。这种短期措施没有真正解决制约行业增长的根本问题，注定是短暂的。另如石油及石油化工行业在2000年到2001年上半年，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增长景气一度攀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增长驱动力量的短期特征明显，并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再如2002年初的烟草工业受国家烟草行业税收政策改革和行业管理体制变革的影响，出现良好景气，但其影响仅仅持续了3个月，随后行业增长景气重新回落到不景气区间，等等。

进入2001年下半年，特别是2002年以后，行业增长景气的标准差曲线明显提升到一个新的“增长通道”，这是短期因素和随机波动不能解释的，是一种“系统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影响行业增长格局的驱动因素开始出现长期化特征。

如汽车工业，2001年初曾经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景气波峰。表面看，这次景气波动是汽车市场“价格战”等短期因素刺激的结果，实际上，汽车使用环境的改善和居民收入增长使“轿车进入家庭”步伐加快等具有中长期特点的因素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2001年下半年，受中国“入世”后汽车降价预期的影响，行业景气大幅回落，进入2002年以后，消费结构升级驱动下的需求增长重新战胜短期预期的不利影响，成为决定行业增长动向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新一轮汽车工业景气回升的主要驱动力量是中长期的，作用的力度将比较稳定和持久。

煤炭行业2001年底以来的景气局面，表面看是国家“关井限产”政策和国际油价走高，中国煤炭出口快速增长的结果，但从煤炭消费结构看，出口增长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真正拉动煤炭的还是煤炭内需的持续稳步增长，特别是冶金、建材、电力等行业的煤炭需求稳步快速增长。另外，多年以来，受煤炭市场恶性竞争影响，煤炭价格长期低于“均衡”市场价格，煤炭价格回复到目前的水平，是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我国能源结构合理化的一个必然要求，这种趋势是长期的、稳定的，是驱动煤炭行业出现持续高水平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食品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看，行业的总体增长是乳制品业、水产品加工业和其他食品制造业如方便食品和半加工食品的快速增长带动的结果，而制糖工业、食盐加工业和糕点等传统的食品加工业的增长景气一直处于稳步回落状态。这种变化格局充分显示了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向高水平进步的趋势，而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又起因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方面的增长驱动力量也是中长期的，是稳定和可持续的。在纺织服装业和饮料制造业等消费品制造业，类似的结构变化特征同样存在。

电子工业增长驱动力量的中长期特点十分突出。目前，电子工业受全球信息产业增长放慢和国内电子通讯设备更新周期的不利影响，景气水平没有保持以往的良好状态，但是驱动行业增长的中长期力量并没有改变。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将形成巨大的需求拉动力量，近两年电子工业之所以在不利的发展环境下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一因素。从中国今后较长时期内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看，这一需求拉动力量将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家用电脑、数码类日用电子产品为代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正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发展趋势看，除了城市居民电子产品消费结构本身的提升外，农村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扩容的拉动力量正在逐步形成，也将为电子工业的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拉动力量。

机械工业的快速增长也是可持续的，一是机械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装备工业有着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二是国际资本转移的重点也在机械工业；三是中国制造业基地的战略构想也将为机械工业的发展从中长期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

三、行业增长的“群体特征”明显

如果单个行业增长驱动力量的持久性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  “中国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显示，新一轮产业增长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联动增长”特征和基于基本相同的需求拉动力量形成的“群体增长”特征十分突出，这些特征可以提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证据。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具有典型特征的高增长产业群。

第一，在汽车工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形成的“汽车族”高增长产业群，大致包括：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钢铁工业（以薄钢板和钢带等汽车用钢为主）、机械工业中的机床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无论是从现实的投入产出关系看，还是从行业增长的关联程度看，这些行业都与汽车工业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如下图所示。另外，汽车使用数量的快速增长拉动了汽油、油等石油加工业的增长和相应的汽车服务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研究(参见“新形势下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课题组，2001年)，这一产业群的规模，大约相当于汽车工业本身的2.5~3倍。假定该产业群基本保持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而且相关产业与汽车工业的投入产出比例保持不变，据此推算，“汽车族”产业群的规模将达到国民经济总量的7~8.5%左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2%，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的水平时，将实现1个百分点以上的贡献能力。

第二，在房地产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形成的“房地产族”高增长产业群包括：钢铁工业(据测算，2002年我国钢铁工业新增收入中，房地产业用钢的新增部分占到65%以上)、建材工业，特别是砖瓦等轻质建筑材料制造业、建筑用金属制品业等建筑投入品行业、装饰装修行业及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等相关服务业。这些行业都是以解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中“住”的问题为核心形成的具有比较直接的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群。如下图所示。据统计，2002年我国房地产投资总额达到近7700亿人民币，另据估算，房屋装修支出约为房屋总价的20%以上，再加上由此产生的对家具、家用电器、物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该产业群的经济规模应至少在万亿以上。目前，我国居民住房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步伐加快，该产业群的发展空间还将不断扩展，并将成为今后若干年拉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的高增长产业群。

  

图3

汽车及相关工业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图4

汽车及相关工业生产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图5

“房地产族”高增长产业群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第三是“机械制造族”高增长产业群。近两年，我国机械工业的快速增长是多数机械制造门类大面积景气回升共同推动的结果。特别是沉寂多年的普通机械制造业所包含的类子行业中，有7个子行业增长景气同步快速回升。这些子行业包括锅炉及原动机制造业、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通用零部件制造业和其他普通机械制造业，其下游行业几乎覆盖了制造业的方方面面，所以是工业增长景气整体回升促使企业投资景气回升的综合表现。同个别机械行业的增长景气回升相比，其增长驱动力量要强得多，持久性也要好得多。

第四是与居民日常消费（住、行之外的其他居民消费内容）结构升级关联密切的“消费族”高增长产业群。首先是与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提升密切相关的子行业，如食品加工业中的水产品加工业、乳制品业，反映居民“主食品”结构升级的精加工淀粉、植物油等小行业，饮料工业中葡萄酒和软饮料制造业等。这些行业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瞩目。其次是与满足居民文化、娱乐和休闲消费的关联密切的行业如造纸印刷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中的体育用品玩具和游艺器材制造业、旅游行业中的旅行社、旅游景点建设等。最后是高档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景气持续高位攀升，如手机、数码相机、摄像机和其他高档家电产品等。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是，2000年以来，电子行业整体景气水平不佳，但手机制造业和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和行业景气水平持续快速提升，其原因在于这两种产品正在快速进入家庭，成为居民的“日常消费品”，从而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受此拉动，电子元器件行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景气。

以上事实表明，新一轮高速增长行业并不局限于单个行业的局部增长，而是以各主要产业为龙头带动起来的关联产业群的系统增长。这种增长特点不是局部和短期因素的作用能够解释的，而是来自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内在增长力量的表现，其中，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经过过去几年增长速度的稳步回落以后，以消费结构升级为核心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正在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景气循环阶段。

  

  

（本文是“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项目年度研究成果的部分内容。该项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持，国家有关部委和100多家行业协会共同参与。）

  

  

“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课题组

杨建龙

  

第3篇：冶金产业分析范文

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其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74.10%，其中前4个产业占51.49%。

1.北京市

北京市制造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29.86%。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北京市制造业增加值的78.73%，其中前4个产业占53.68%。

2.天津市

天津市制造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27.39%。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天津市制造业增加值的78.58%，其中前4个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55.99%。

3.河北省

河北省制造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42.75%。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河北省制造业增加值的74.39%，其中前4个产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占53.67%。

二、产业市场优势

在京津冀地区制造业30个产业中，市场占有率较高的10个产业依次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2.15%），医药制造业（14.04%），食品制造业（12.4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1.70%），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0.7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0.71%），金属制品业（10.68%），专用设备制造业（10.28%），饮料制造业（10.2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9.94%）。前9个产业市场占有率均在10%以上。

1.北京市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前10个产业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5.81%），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5.7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6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46%），专用设备制造业（4.15%），食品制造业（3.91%），医药制造业（3.79%），饮料制造业（3.53%），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3.1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95%）。其中，前4个产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市场占有率均在5%以上。

2.天津市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前10个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8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4.62%），医药制造业（4.28%），金属制品业（3.9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3.0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04%），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2.98%），橡胶制品业（2.9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82%），家具制造业（2.80%）。只有一个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场占有率超过5%。

3.河北省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前10个产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5.15%），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6.66%），食品制造业（6.19%），医药制造业（5.9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5.92%），农副食品加工业（5.22%），饮料制造业（4.67%），造纸及纸制品业（4.64%），金属制品业（4.45%），橡胶制品业（4.15%）。其中，前6个产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市场占有率均超过5%（见图1）。

三、产业竞争优势

1.北京市

竞争优势系数（单位投入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以全国同行业为1）较高的产业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3824，全国第二），烟草制品业（1.3962，全国第五），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3223，全国第七），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2849，全国第八），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0460，全国第九）。

2.天津市

竞争优势系数较高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2791，全国第一），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1.4470，全国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787，全国第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3768，全国第四），农副食品加工业（1.1875，全国第四），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3389，全国第六），金属制品业（1.0844，全国第六），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0705，全国第六），医药制造业（1.0349，全国第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3123，全国第七），通用设备制造业（1.1367，全国第七），饮料制造业（1.0362，全国第十）。

3.河北省

竞争优势系数较高的产业是：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1.9880，全国第一），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5902，全国第二），食品制造业（1.3282，全国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305，全国第二），橡胶制品业（1.1308，全国第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010，全国第六），农副食品加工业（1.1662，全国第七），通用设备制造业（1.0204，全国第八），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0082，全国第八），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1.0428，全国第九），家具制造业（1.0188，全国第九），烟草制品业（1.1708，全国第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0157，全国第十）（见图2）。四、综合分析及结论

1.总体来看，对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贡献最大的是河北（总产值占京津冀地区41.14%，增加值占42.75%），京津的贡献不相上下（总产值，北京占29.01%，天津占29.85%；增加值，北京占29.86%，天津占27.39%）。分产业来看，对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贡献较大的产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4个产业创造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产出的一半（总产值的53.30%，增加值的51.49%）。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河北贡献最大（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65.14%），北京次之（20.31%），天津最小（14.5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天津贡献最大（59.28%），北京次之（37.21%），河北最小（3.51%）；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北京贡献最大（40.13%），河北次之（30.75），天津最小（29.1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北京贡献最大（46.93%），天津次之（31.15%），河北最小（21.92%）（见表1）。

2.京津冀三地比较，制造业30个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之差异，天津市最小，河北省最大，北京市居中。在制造业30个产业中，北京市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产业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5.81%），最小的产业是化学纤维制造业（0.14%），极差为5.67%，标准差为1.72%；天津市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82%），最小的产业是化学纤维制造业（0.31%），极差为5.51%，标准差为1.25%；河北省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产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5.15%），最小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25%）（见表2）。以上表明，京津冀制造业30个产业市场占有率之分布特征：天津市较为集中，河北省较为分散，北京市介于天津市与河北省之间表明天津的制造3.京津冀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规模优势×市场优势×竞争优势），河北最高，天津次之，北京最低。京津冀制造业中，北京和天津以机电制造业最具竞争力；而河北则以资源加工业最具竞争力，其次是轻纺制造业（见图3）；京津冀机电制造业中，北京和天津均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具竞争力，其次是北京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京津冀资源加工业中，河北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最具竞争力，其次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而天津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京津冀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均有一定竞争力。京津冀轻纺制造业中，河北的农副食品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及纺织业具有较强竞争力（见图4）。

摘要］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从产业规模优势、产业市场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等三个侧面对京津冀三地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三地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综合分析。

［关键词］制造业；产业优势；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武义青，顾培亮.竞争优势测定的一种新方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6）.

第4篇：冶金产业分析范文

[关键词] 民营企业 基础设施产业 产业分析

随着一系列开放性决策的制定，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得到了全面的支持和鼓励。尽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些民营企业尝试性的涉足城市基础设施产业，但面对相对陌生的基础设施产业，面对有成有败的实际案例，该不该涉足？如何涉足？也许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困惑的问题，也是妨碍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的障碍之一。本文试图立足基础设施产业及民营企业的特点，为民营企业解除困惑。

一、基础设施产业概述

1.基础设施产业的界定

广义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泛指所有基础性结构或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包括军事基础设施、政治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主要是指为居民生活和经济生产所服务的永久性基础性工程、设备、设施等，它包括公用事业、公共工程以及其他交通运输等。社会基础设施则主要包括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还包括福利住房等。（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2005）本文所指的基础设施主要是经济基础设施。

《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中提出了“经济基础设施”的概念，该报告把经济基础设施定义为“永久性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他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经济基础设施包括三个方面：(1)公共设施：电力、电信、自来水、卫生设施和排污、固体废弃物的收集与处理；(2)公共工程：公路（道路）、大坝和灌溉及排水渠道工程；(3)其他交通部门：城市和城市间的铁路、城市交通、港口和水路、以及机场等。

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本文所指的经济性基础设施行业主要包括行业分类中的3个大类:D类―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F类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N类―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所有行业。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具有投资大、周期长、资金流动性差、沉淀资本大、利润稳定、退出门槛高等特点。

2.基础设施产业特性的再认识

（1)基础设施产业的自然垄断性

基础设施产业被广泛的认为属于自然垄断产业，应该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来进行垄断经营。但我们需要来进一步认识基础设施产业的自然垄断性。自然垄断最显著的特征是企业成本函数的弱增性（subadditivity）（Sharkey和 Baumol 1982）。如果一家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或多种产品的一定组合，则存在成本的弱增性，即使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在成本弱增的产出范围内，为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应该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当产出超过成本弱增范围后，就应该允许新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并非天生垄断，某些领域，民营企业是可以进入以提高产业效率的。

（2)基础设施产品的公共品性

尽管基础设施是国计民生的基础，但基础设施产业的产品不完全是公共品，或者说并不完全具公益性。公共品理论以是否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作为判断公共物品的标准。物品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是指一人不能独占该物品，不能排斥（或需很大代价才能排斥）其他人对该物品的享用；物品的非竞争性(Non-realness)是指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都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同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是私人产品；只具备其中一种特性的产品被称为准公共产品。城市基础设施的产品和服务既有纯公共产品如城市街路、公园休息地；又有私人物品，还有准公共物品如收费的高速公路。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管理手段的不断发展，许多基础设施产品已经由公共产品向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转换。因此，民营企业也可以成为基础设施产品的供应主体。

（3)基础设施产业项目的区分

项目区分理论按照是否有收费机制（资金流入）及其投资价值回报机制，将基础设施项目区分为：公益性项目、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性项目。公益性项目是指产出服务无偿提供给消费者，不仅没有盈利，甚至日常经营费用和维修费用也要从外部补充；经营性项目具有较好地投资盈利，能全部收回投资，而且能产生一定的资本积累；准经营性项目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有收益但不能补偿投资或只能部分地实现投资回报。显然，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性项目是适合民营企业来经营的。

二、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理由

1.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对民营企业的吸引力

（1)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顺畅与否而且更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决定着一个地区、国家未来的发展。因此，对基础设施产品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的基础设施要不断出现，旧的基础设施要进一步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是无穷的。

（2)基础设施产业利润稳定

民营企业选择投资方向的首要影响因素当然是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问题，也就是说项目能不能带来盈利。从基础设施产业本身的特点来看，虽然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但大多数行业具有明确需求稳定的用户，因而基础设施产业资金流稳定，利润稳定。也正是由于基础设施产业风险低、现金流回报稳定的特性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稳定的收益，因而受到了稳健型企业的青睐，也是上市公司和各种投资基金追逐的对象。

另外，如前所述，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可以分为公益性项目、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性项目。民营企业可以选择经营性和准经营性的项目。目前有些经营性项目产品价格低，是我国政府长期价格调控的结果，政府在吸引民营企业进入中会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以调动民营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如美国允许基础设施产业自主定价，使民间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市场一般利率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础设施产业的利润比较有保障。而且，就目前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行业普遍采取的BOT方式来看，协议期大多在15年以上，这意味着进入该行业的民营企业可以有相对稳定的发展。

（3)基础设施产业的稳定性有助于融资

融资难一直是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基础设施产业的广阔发展前景，使得民营企业一旦进入基础设施产业，就成为银行竞相扶持的对象。例如，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于2002年8月，与民营企业福禧集团签署银企合作协议，由工行提供100亿元授信额度；同月，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业分别与茂盛、农凯等6家民营企业签署171亿元的授信额度协议。

（4)政府对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鼓励和支持

为缓解基础设施产业资金投入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国家正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吸引民营企业的引入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再加上各种开放性政策的制定，都为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带来了好的契机。相对外资来讲，民营企业更具优势，一方面民营企业更了解国情，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港口、码头等设施不允许外商独资，铁路、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必须由中方控股。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面临着利好的环境。

（5)有成功经验在先

首开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先河的是1994年泉州刺桐大桥的建设。当时，泉州市15家资金雄厚和社会影响力大的民营企业发起建立了泉州市名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和市政府授权投资的机构按60:40比例出资,依法设立“泉州刺桐大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全权负责大桥项目前期准备、施工建设、经营管理的全过程，经营期限为30年(含建设期),期满后全部设施无偿移交给市政府。环保业最大的BOT项目是2002年安徽国桢环保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参建广东江门的龙泉污水处理厂；首开民营企业参与大型水电站项目建设的BOT项目是2003年北京华睿集团筹建金沙江中游云南金安桥电站。

目前，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的涉及面已经相当广泛，既有竞争性项目，也有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既有商业性项目，也有政策性项目。已有的这些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的案例，为其他民营企业的进入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2.民营企业具有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优势

(1)民营企业具有投资基础设施产业的需求

我国的民营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产生于那些资金需要量小、技术要求低、进入壁垒低的竞争性产业领域，比如商业零售业、餐饮业和其他服务业。而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实力的扩大，以及这些原有产业竞争的日益激励，民营企业对于拓展产业空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当政府对处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令人难以容忍，当政府为缓解基础设施产品供需矛盾而允许并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行业时，民营企业获得了扩大发展空间的有利机会。

（2)民营企业具有投资基础设施的资本规模

我国的民营经济最初并不是诞生在体制之内，被看作是体制外的一种新生事物。因此，民营经济长期以来受到“次国民待遇”。这种次国民待遇表现在市场准入方面、银行贷款方面、赋税和法律方面以及观念方面。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民营企业经历了多年不断发展和调整，经过优胜劣汰，积累了必要的经营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竞争能力和相当的经济实力。

（3)民营企业具有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的经营能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发展成为生产规模大、产品档次高、投资能力强、经营管理机制先进的现代企业。尤其是一些实行股份制的民营企业，他们已经逐步摆脱了传统的民营企业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在实现了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基础上，建立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他们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形成了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中心，集团化发展、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自我发展机制，他们已经具备了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和条件。民营经济的产权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民营企业具有强烈的获利愿望。这种强烈的获利愿望促使企业提高运营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开展创新活动。

三、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不利因素

由以上分析可见，民营企业具备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从实践来看，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客观上制约了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的步伐和效果。

1.与政府的合作存在风险

任何行业在具有吸引力的同时也都具有风险，如市场风险、商业风险、财务风险，外汇风险、技术风险、政治风险等，基础设施产业也不例外。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大型国家级项目大多需要较长的建设时间，而在建设一个大型项目从提出、立项、预可、工可、初设，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增加了民营企业的风险。不过，基础设施产业最突出的风险莫过于与政府合作的风险。市政基础设施的“基础性”决定了其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更紧密的联系。尽管市政公用行业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时间长、投资回报率低的特点，但是投资回报稳定，相对来说市场风险较小。投资企业最担心的就是政策风险，即政府信用风险。

政府失信的事件时有发生。2002年汇津中国与长春市当时的政府签订协议，参与投资长春污水处理厂，为此政府还专门制定了《长春汇津污水处理专营管理办法》，而新一届政府单方面废除了该办法，汇津中国长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将长春市政府告上了法庭，一审汇津公司败诉。又如前例的“刺桐大桥”，按照相关规定，除了车辆通行收费权以外还有公路沿线规定区域内的饮食、加油、车辆维护、商店、广告等服务设施的经营权，但后一部分的经营权尚未得到批准，尽管刺桐大桥建桥时已预留了两个对接口，原来政府许诺的刺桐大桥与相距300米远的高速公路桥对接的事后来也没有了消息。政府许诺有变化，那么投资者的收益将有极大的风险。

政府失信的风险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市场化进程的障碍之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的制定，就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投资者的担忧和风险。

2.体制的障碍

从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主要障碍不是资本规模上的障碍，不是民营企业经营能力上的障碍，而是体制上的障碍、市场准入上的障碍。有些领域虽然允许民间资本的投资，但体制导致明显的不公平竞争。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行政性垄断（非自然垄断），已经形成非正常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口头上欢迎民间资本进入（迫于改革压力），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有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与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藕断丝连、利益关系当断不断。另外，目前我国基础设施产业还存在着较强的行政垄断，存在着过多的行政干预和不合理的收费，前置审批环节繁多，准入条件苛刻。

3.民营企业自组织能力差

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使得其中一部分具有相当大的经济实力，但基础设施通常需要巨大的投资，且投资周期长，这不是一家民营企业能独立承担的。如前面的刺桐大桥BOT案例中，名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15家民营企业牵头建立起来的。但民营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差，如果没有政府出面牵头的话，民营企业很难自己组织起来。名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前身就是市委统战部牵头组织的泉州名人俱乐部。如果民营企业能够自发的组织起来，将更有实力进入基础设施产业。

四、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方式分析

民营资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要结合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的性质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1.管理合同和购买债券

管理合同即政府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企业按照法定程序，通过竞争选定一家民营企业并与之签约，由这家民营企业对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或原国有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其经营管理过程受到政府的监督。这种方式中，民营企业不需要投入自己的资金，而只是为基础设施产业提供了经营管理才能。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算真正地进入到基础设施产业，不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民营企业积累基础设施产业运营的经验，以便今后的投资。与此类似的是购买基础设施产业的债券，由于其并未真正投入到基础设施产业的运营中，所以也不算真正的进入基础设施产业。

2.直接或合资并购模式

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途径之一就是将现有的基础设施企业通过整体出售、部分出售、公私合资、承包等方式将其私有化，这是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的途径之一。如2002年5月，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50%国有股股权溢价转让于威望迪公司。威望迪公司以20亿元现金（超过资产评估近三倍的价格）购买股权，并承诺对合资公司1582名员工不进行裁员，保证提供优于现有标准的优质自来水，保持政府统一定价的条件。

3.契约式（特许经营）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指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市政公用事业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以合同的签订为基础的，因此又叫契约式。政府同民营企业签订合同,让渡某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权,在合同期限内由民营企业独立开发经营并收回成本,合同期满政府将无条件接收项目经营权。

BOT是典型的契约性质的投资方式，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运营―转让方式，是政府将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许期内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建设和运营，并回收成本、偿还债务、赚取利润，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所有权移交给政府。BOT是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常见的方式。BOT还发展了很多衍生模式，如TOT、BT、BLT、BOO等。

4.直接投资模式

直接投资模式又叫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私人主动融资”，就是指利用私人或私有机构的资金、人员、技术和管理优势进行供公共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与经营。政府确定投资项目及建设标准，私人公司按合同进行设计、筹资、建设，项目竣工后出售或租赁给政府及相关部门；或者项目公司负责运营，直接为公众提供服务或由政府购买服务。如2002年9月，由香港亚太环保有限公司独家投资的广州亚太生活垃圾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局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香港亚太环保有限公司2004年将投资2.8亿元，在广州建立起一座日综合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的垃圾厂。

五、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建议

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民营企业应该:(1)分析宏观政策走向,结合自身情况,采用适当的方式开展适当的基础设施项目;(2)认真研究政府的各种法律法规，保持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合作;(3)吸引和培养懂得项目管理和BOT等相关知识的人才，积极推动与政府间的项目谈判,提高项目谈判能力，降低谈判成本，提高合同的规范化;(4)积极规避风险。规避风险是企业进入任何一个行业都要注意的问题，前面提到与政府合作的风险是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风险。政治风险的主要管理策略是投保,向商业保险公司或其他官方机构投保政治风险,也可以在项目融资过程中引入多边机构,达到风险合理分担目的;(5)服从政府部门的监管。基础设施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民营企业不能只追求利润，还要履行保证产品质量和提供普遍服务等责任。

基础设施产业是利国利民的基础性产业，民营企业的进入会为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也为自身的发展拓展了空间。相信通过法律法规的规范，民营企业灵活机制的发挥，基础设施产业能获得双赢的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1]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5～79

[2]陈家涛: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探讨[J]．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

[3]剧锦文韩晓芳等:民营经济、民间资本与经济政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2～3

[4]王丽娅: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62～163

[5]李国强赵清华:公共事业市场化改革的障碍及对策[J]．邢台学院学报,2006.（3）:26～28

第5篇：冶金产业分析范文

关键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分类;利润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5-0169-02

1 引言

复杂而系统的会计方法的形成使历史成本从20世纪初期成为了会计计量的基础。然而,历史成本计量基础却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由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物价整体上涨或整体贬值,造成历史成本信息严重失真,进而使会计信息失去决策相关性。在会计体系中引入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也便成了会计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应划分为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某项金融资产具体应分到哪一类,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风险管理、投资决策等因素,所以金融资产的分类往往是管理层意图的表达,即管理层才金融资产的分类过程中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企业在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期间都是按公允价值对其进行后续计量的,但是,在持有期间它们对企业利润的贡献却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两类金融资产本身存在的共性以及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管理层往往会用尽心思考虑如何将金融资产在这两个类别中进行分类,才能在不违背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提高企业对利润的操纵能力。

本文通过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从购入到出售的整个持有期间的利润产生机制进行分析,总结出了企业将金融资产在这两个类别之间进行分类的倾向,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

2 利润产生机制

2.1 以股票为例对两类金融资产的利润产生机制进行分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应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也是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但相关的交易费用应计入初始入账金额,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是在购入时股票的公允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和。

设购入时股票的公允价值为FV,相关的交易费用为β,在第t个资产负债表日股票的公允价值较取得日公允价值的变动额为ΔFVt。

若将购入的股票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化将直接导致当期损益的变化,对利润产生影响。而若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化将被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中,而不会导致利润的变化。由于无论是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哪一类,在持有期间投资企业获得的现金股利都是相同的,所以在这里不考虑收到的现金股利对利润的影响。

因此,从购入股票到第一个资产负债表日,若将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则对利润的影响数额是ΔFV1-β。而若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利润产生的影响将是0。同理可知,在持有的第二个会计期间,若将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利润的影响数额是ΔFV2,若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利润的影响数额仍为0。

假设管理层在持有该股票的第L个会计期间将其出售, 若将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同理可得对利润产生的影响为ΔFVL。但若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于在整个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全部计入了资本公积,要转入当期损益。因此,在出售行为发生的会计期间,对利润产生的影响将为ΔFV1+ΔFV2+…+ΔFVL-β。可用下表来表示由于分类的不同,在各个持有期间将对利润产生的影响:

分类

利润

期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利润资本公积

1ΔFV1-β0ΔFV1-β

2ΔFV20ΔFV2

…………

LΔFVLΣΔFV-β

累计ΣΔFV-βΣΔFV-β

因此,企业若将购入的股票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各期公允价值的变动都对当期的利润产生影响,即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表现为分期、持续的效应。但企业若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化仅在出售行为发生的会计期间会对利润产生影响,其数值为在整个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的总和与购入时发生的交易费用之差。所以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表现为一次性的、更为显著的效应。但从整个持有期间来看,无论是如何分类,由于公允价值变动而对利润产生的影响是相同的,为ΣΔFV-β。

2.2 以债券为例对两类金融资产的利润产生机制进行分析

与股票不同,当企业购入的是债券时,会由于面值与公允价值的不同,而使债券的实际利率与票面利率产生差异。下面以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为例对利润的产生机制进行分析。

假设债券的面值为A,购入时的溢价为E,交易费用为β,票面利率为r,实际利率为i,第t期的公允价值变动为ΔFVt。由于利息的存在,将债券划分在不同类别时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此时必须考虑由利息带来的投资收益对利润的影响。

若将债券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第一个资产负债表日,由于持有该债券,对利润产生的影响数额是A*r+ΔFV1-β。同理,在第二个资产负债表日对利润的影响是A*r+ΔFV2。若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计入投资收益的数额为该债券在上一个资产负债日的公允价值与实际利率的乘积。同样可用表2来表示由于分类的不同而对利润产生的影响。

表2

分类

利润

期间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利润资本公积

1A*r+ΔFV1-β(A+E+β)*i(A+E+ΔFV1)-[( A+E+β)*(1+i)]

2A*r+ΔFV2(A+E+ΔFV1)*i(A+E+ΔFV1+ΔFV2)-[( A+E+ΔFV1)*(1+i)]

3A*r+ΔFV3(A+E+ΔFV2)*(A+E+ΔFV1+ΔFV2+ΔFV3)-[( A+E+ΔFV2)*(1+i)]

…………

LA*r+ΔFVL-1(A+E+ΔFVL-1)*i+前(L-1)期的资本公积总和

尽管当企业持有的是债券时,各期利润的表达式会由于分类的不同而显著不同。但总的来说,若将该债券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时,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对利润的影响也是分期的、持续的。若将该债券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则是集中表现在最后一个会计期间。

3 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企业持有的是股票还是债券,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会使企业拥有更大的权限对利润进行操纵。因此,管理层会更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更具灵活性,对利润进行操纵的空间更大。在业绩较好利润较高的年份,企业可以选择继续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备在业绩较差的年份再将其出售,减小利润的波动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但若企业将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时,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分期表现在各空间期间,将低了企业对利润进行操纵的能力。从政府干预的角度来讲,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下,地方官员很可能基于政绩目标的考虑,要求企业高估利润低估损失。由于政府把施政目标引入企业中,企业为了完成政府摊派的GDP和税收指标,企业更倾向于把金融资产划分到更容易进行利润操纵的类别中,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参考文献

[1]陈美华.公允价值计量基础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6).

第6篇：冶金产业分析范文

静脉产业是垃圾回收和再资源化利用的产业。其实质就是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有效地协调“垃圾过剩”、“资源短缺”等国际性问题。静脉产业由于其公共性和外部性等特点，过去过多地依靠政府的扶持发展，但作为一个产业，要想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市场化是其应该选择的发展路径。在静脉产业市场化进程中，由于产业的特殊性，政府完全放手，让企业起主导作用并由市场来运作是极为不现实的，而政府插手过多，又会影响到静脉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影响整个静脉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所以政府在推进静脉产业市场化进程中应如何平衡这一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中国静脉产业运营模式分析

中国静脉产业市场化发展进程中，按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可以将中国静脉产业市场化运营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模式，一种是企业主导政府辅助模式。

（一）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模式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这一模式主要是针对于归属环卫局管理下的由环卫工人收集的生活垃圾，这些垃圾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可再利用的垃圾（由环卫局联系相关可进行资源再利用的企业），一部分是不可再利用的垃圾。不可再利用的垃圾会被送到指定的地点进行焚烧、填埋和生化处理等，而可利用的垃圾会被分类出来，由环卫局联系相应的废弃物处理企业进行再资源和再利用。因为可利用的垃圾会被送到相关的可再利用的企业进行处理，所以不列为这一模式的探讨中，这一模式主要针对不可利用的垃圾部分。

这部分生活垃圾数量庞大，且呈递增的趋势，传统的处理手段就是采用填埋、焚烧、堆肥等方式，这几种方式对于资金、场地和技术的要求较高，所以政府如想推进这一模式的市场化进程，纯粹交给企业运作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基于上述条件如果直接让企业起主导作用，让市场去运作，会出现企业因回报的不确定性、成本过高等原因不愿涉足，市场基本处于失灵状态，而且这涉及到基础设施和公益领域以及环境问题，所以政府的主导作用不能改变，但为了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以及提高效率，可引入企业参与投资建设，BOT融资模式就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也是现今被各国广泛使用在基础建设上的一种融资模式。通过BOT融资，政府建设项目需要付出的成本是非常小的，但收益却十分可观，在吸引了企业的投资，缓解了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也推动了静脉产业市场化发展，因为企业的加入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和运营质量，让运营成果更好地面对市场检验，对于企业来说，承接此类项目在得到收益的同时也会提升自身的形象和品牌效应，所以在这一模式中，政府合理而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不但能吸引企业加入，也可以实现政府企业社会三赢的目的。

（二）企业主导政府辅助模式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这一模式主要针对于可再生利用的废弃物，如废电子、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废家电、报废汽车等，这些废弃物一般都会有专人回收（非环卫工人），如生产厂家、被委托回收企业、废品回收站以及一些私营个体等，这些废弃物在被回收后将会被送往相应的再回收再利用企业进行处理。中国传统的废弃物处理方式是政府直属企业承担绝大部分的业务，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以及废弃物处理也形成一定的产业化，所以比起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废弃物模式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说，这个领域的市场化条件会更为充分和成熟，所以可以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让企业做主导，充分实现自由竞争，但这个领域因为与资源再利用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存在外部性等特征，所以完全依靠市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相关企业为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很有可能会故意忽略环境问题以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所以政府的介入是极为必要的，在这一模式中政府要充分发挥辅助作用，为相关企业提供一个良好健康的市场环境来促进静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对于政府来讲，在促进企业主导政府辅助模式的静脉产业市场化进程中，不但要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来激励相关企业的发展，为企业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更要实施行之有效的处罚措施，要真正能震慑到企业，才能使之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可以很好地帮助政府实现相应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因为如果处罚力度不够，不足以震撼相关企业的行为，那么即使扶持到位，一样会出现二次污染等问题。

二、中国静脉产业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依赖政府扶持

静脉产业具有一定的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正是由于它本身的一些特性（外部不经济性等），而且在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所以静脉产业相较于其他产业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其单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合法、有序、健康发展的。但国家政策的倾斜和资金的投入在为静脉产业发展铺路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反作用，很多地方为了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紧随中央政策走向，纷纷加入了静脉产业园的建设中，一时间，各种静脉产业园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爆发，但其中很多园区的建设并没有认真考虑本地的实际情况，只是盲目跟风，主观上追求大、全，结果就造成因供应量不足而闲置，浪费了大量资源。而且很多静脉企业还出现了依赖于政府的政策、补贴生存的畸形现象，一旦出现政府的资金投入撤回、政策稍有变动等情况，这些企业马上就会陷入困境，面临倒闭。不但给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也不利于静脉产业的发展。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权责不明

中国静脉产业法律法规较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存在可操作性和系统性不强、立法滞后等问题。其中对于政府的监管领域和职责权利没有明确划分，导致监管重叠或相互推诿甚至是无人管理等问题的出现。同样对于企业的责任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相关处罚力度也与现实情况不适应以及处罚偏向于事后惩罚等情况的出现均不利于静脉产业的发展，造成政府无法有效监管，企业运营权责不明的困境。

（三）技术水平低下

技术是限制静脉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中国静脉企业基于资金不足、市场不正当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对于研发的投入较少，出现生产处理手段落后、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低下以及二次污染等问题。政府对于静脉产业的扶持在研发等方面也涉及较少，这些都不利于静脉产业“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目的实现。

三、对策建议

（一）分情况处理、侧重点差异化对待

静脉产业可以分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模式和企业主导政府辅助模式，所以在推进静脉产业市场化发展时，可以从这两方面进行差异对待，不同侧重。

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模式中，政府主要是需要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或便利条件，从而吸引企业的投资和参与，所以适当的让步是极为必要的。政府可以采取诱导型的政策措施，如可以通过实行招标的手段激励企业加入，从宏观层面上提出投标企业需具备的资质和项目建设条件以及相应的操作原则，然后在招标成功后与投标成功的企业签订协议和合同以规范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企业来讲，企业可以通过竞标获得补贴和财政优惠政策，然后自己投入资金进行运作，但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要完成对政府做出的承诺，也就是兼顾政府、社会和环境效益，所以即使是采取招投标，政府也必须享有监管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小到整个项目，大到整个市场都能按法制轨道进行良性运行。

在企业主导政府辅助模式中，政府主要是起到正确引导和有效监管的作用，为已经形成的市场创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使静脉产业市场可以通过自身来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资源合理流动，而同时对于相关企业的引导也必须要加以具有震慑力的监管才可以真正起到效用。所以政府在加强对于静脉产业的监管时，第一要加大处罚力度，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确定处罚标准。第二要对监管本身以及监管对象实行严格的评价体系和采取较为完善的评估手段。第三要灵活监管，如可以考虑加大公众监督力度，将公众的监督纳入政府监管体系，实现举报简单方便，且处理及时、有效。

（二）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静脉产业要想获得一个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就必须要有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可以首先从法律层面确定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政府职责范围，设立企业名录和市场准入标准等，尽可能全面、详尽而明确。其次，法律法规制定的侧重点应从制定政策指导性法律法规转变到制定强制性法律法规，因为没有强制措施辅助，不足以促使企业使用新技术，主动进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再次，应及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或对原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以符合现实发展需求。

第7篇：冶金产业分析范文

一、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金融制约分析

(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到位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与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仍不适应。从现行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其市场定位虽然是为“三农”服务的，但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农户和个体工商户，在贷款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农业发展银行政策缺位，主要是为粮棉油收购和管理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其他政策性业务，如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的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乏力。目前已经挂牌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因受自身经营管理的限制，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有限。

(二)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的调整，削弱了其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在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后调整了其发展战略，推行集约化经营，在县域及农村的分支机构向中心城市收缩，信贷业务向大中城市倾斜，占县域及农村信贷市场的份额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持续、快速发展。据统计，4家国有商业银行从1998年开始至今，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上收了贷款权限。县域网点功能萎缩。

(三)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主力军，农信社潜在的风险仍然突出

一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难以发挥有效的激励约束作用。股东大会在农信社经营管理和重大事务决策中基本上没有话语权，难以行使监督和决策职能。目前，农信社“三会”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等同于法人治理的完善，这种形式上到位和实质上缺位的潜在风险阻碍了农信社的发展。二是增资扩股并未触及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农信社内部人控制问题仍然突出。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农信社为了增资而增资，忽视了通过增资扩股改善股权结构、构建有效产权制度的重要意义，出现了存款化股金、承诺保息、甚至贷款入股等违规行为，股本金稳定性较差。

(四)金融中介组织不完善，使众多中小农业企业受资金制约发展缓慢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但使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日常经营管理也更加严格、规范和有序。源于民间资本兴建起来的农业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达不到银行贷款所要求的条件，再加之县域范围内基本没有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的担保公司、信托公司或者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中小企业在急需资金时，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缺乏足够资金的支持，丧失了很多发展的良机，企业只能在缓慢发展中求增长，不能取得规模发展的效益。

二、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

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层次性，各种需求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表现出较强的多样性。因此，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时，应从功能视角出发，以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标准，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健全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和消除垄断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效率的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开展竞争、提高效率，增加农业信贷资金供应，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对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

(二)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的分支机构，要优先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农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力推行农业产业化，实施农业工业化发展战略，是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国有商业银行要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深化改革实行发展战略调整的同时，及时改变经营思路，把在县域经营的重点放在支持农业产业化和中小企业发展上，并根据各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创新信贷产品种类，广泛进行营销活动，积极拓展金融服务方式，扩大金融服务领域，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把自身的经营定位与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不断壮大自身实力，提高竞争力。

(三)完善农信社的管理体制，夯实其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基础

一是把法人治理制度落到实处，增强决策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杜绝管理风险。股东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足鼎立的分权与制衡治理机制，是农信社顺利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实际操作中，要充分发挥股东大会的作用，增强重大经营决策的透明性和民主性，确保“三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推动农信社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扩大增资扩股的范围，引入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或者外资入股，夯实基础，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第8篇：冶金产业分析范文

【关键词】 京津冀 区域经济 关联效应 投入产出

一、引言

京津冀区域产业发展研究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京津冀经济圈与珠三角、长三角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经济圈，但从发展情况看，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两个经济圈，其原因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对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协作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明显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研究范围大多局限在京津冀三地，没有将产业的供求特点放在更大的范围考虑；第二，对京津冀产业关联性缺乏全面深刻的描述；第三，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由此，本文应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尝试对京津冀区域间的产业关联性进行更为清晰的刻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该区域产业特点对区域关联性的影响。

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由Isard在1951年首先开始用于分析区域经济空间联系，现已成为区域经济分析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该模型可以全面而系统地反映各区域间与各部门间的经济联系，比较不同区域间的产业特征以及分析区域间产业关联程度。近年来，区域间投入产出技术传入我国。国家信息中心（2005）编制了我国第一份典型调查与非典型调查相结合的 8 区域30部门投入产出表。随后我国的一些专家，如张亚雄、赵坤（2006）等，开始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我国区域间的产业联系进行全面分析。李善同（2010）利用引力模型和交叉熵法对2002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扩展并估算出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本文即以此数据为基础展开相关研究。

二、区域关联性的测算

本文设计使用区域关联指数表示一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区域关联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Lk为某地区与k地区的区域关联指数；Lik为自k地区i部门调入量比重或至k地区i部门调出量比重，具体为：

其中：Xik为自k地区i部门调入量或至k地区i部门调出量。

根据公式计算出北京、天津、河北在省际调入与调出方面区域关联指数最高的5个地区如下表所示。

从京津冀的区域关联指数排名上看，三地区在省际调入与调出方面都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只有河北在省际调入方面与天津联系不大。具体而言，北京在省际调入与调出方面与河北的联系最密切，与天津的联系相对较弱；天津在省际调入与调出方面与北京与河北都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河北则与北京联系最密切，与天津的联系相对较弱。总体而言，三地区相互间的贸易量要明显超过与其他地区的贸易量，所以三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区域合作现象。

三、产业特点对区域关联性的影响

（一）产业结构的影响

京津冀三地区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区别。从各行业的产出比重看，北京排名前10的有7个属第三产业，3个属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优势非常明显；天津排名前10的有8个属第二产业，2个属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优势非常明显；河北排名前10的则有1个属第一产业，8个属第二产业，1个属第三产业，其中农业占比超过10%，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有较明显的优势。三地区在产业上的异构性对区域内产业关联性势必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考察产业结构对区域关联性的影响，我们将产业结构因素作为权重加入区域关联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这里的Lik成为加权后的自k地区i部门调入量比重或至k地区i部门调出量比重，Xik为自k地区i部门调入量或至k地区i部门调出量，Wik为权重，即：

由此计算出京津冀三地区加权平均后的区域关联指数，其中指数最高的5个地区如下。

加入产业结构因素后，只有天津在省际调入与调出方面和北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三地区在其他联系方面均有所减弱。以下是对三地区联系受产业结构影响的具体分析。

在省际调入方面，北京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方面的调入量占所有行业调入量的比重最高，达9.3%，而该行业从广东的调入量占比48%，将近一半，因此促使广东成为北京在省际调入方面最密切的地区；另一方面，在农业方面，北京从河北的调入量占15%，居各地之首，但由于北京农业的调入量仅占全部调入量的3.8%，比重偏小，从而使得河北在北京省际调入方面的地位有所下降。从天津的调入情况看，北京在天津的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等调入量比重较大的行业均给予了明显的支持，因此北京是天津省际调入方面最主要的地区。从河北的调入情况看，农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调入量比重较大，但这其中的很多行业北京与天津都没有给予明显的支持，反而是山东在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辽宁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广东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给予了比较明显的支持，促使河北在省际调入方面与山东、辽宁、广东等地形成了较密切的联系。

在省际调出方面，北京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的调出量占所有行业调出量的比重最高，达18.6%，而在该行业的调出量中有32.8%调往广东，这又一次使广东成为北京在省际调出方面联系最密切的地区。天津的省际调出主要集中在化学工业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中化学工业的调出量主要集中在北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广东，这使得北京和广东成为天津在省际调出方面联系最紧密的地区。河北的省际调出主要集中在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中化学工业的调出量主要集中在浙江，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调出量主要集中在山东，这就使得山东和浙江成为河北在省际调出方面联系最紧密的地区。

（二）地理位置的影响

在加入产业结构因素之后，我们发现京津冀三地之间的区域关联性有所减弱，一些在距离上较远的地区逐渐加入了进来。这一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考察地理位置与区域关联性的关系。关于地理位置影响的考察包括两部分，一是考察地理位置对产业的影响程度，二是进一步考察地理位置与行业的相关性。

关于地理位置对产业的影响程度，我们以某地区与k地区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作为两地区之间的距离，通过eviews软件测算地理距离对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省际调入（调出）总量的影响程度。测算结果表明，地理距离对一产调入与调出总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对二产调入与调出总量的影响均显著，对三产调入总量的影响显著，但对三产调出总量的影响不显著。

关于地理位置与行业的相关性，首先对距离向量与i行业省际调入（调出）向量求皮尔逊相关系数，其次将京津冀三地区的进行平均计算出该区域距离向量与i行业省际调入（调出）向量的平均皮尔逊相关系数。由此计算出的结果显示：（1）在省际调入方面，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很多第二产业部门与区域距离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性，说明这些部门在省际调入方面对区域距离比较敏感，受距离远近的影响较大；（2）在省际调入方面，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旅游业及一些第三产业部门与区域距离的相关性很弱，说明这些部门在省际调入方面对区域距离不敏感，受距离远近的影响小；（3）在省际调出方面，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等很多第二产业部门与区域距离也存在比较明显的负相关性，说明这些部门在省际调出方面对区域距离也比较敏感，受距离远近的影响较大；（4）在省际调出方面，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旅游业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与区域距离的相关性也很弱，说明这些部门在省际调出方面同样对区域距离不敏感，受距离远近的影响小。可见，不同行业部门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不同，因此一个地区对行业部门的选择也会对其区域关联程度产生重要影响。

对k地区区域距离向量与各行业省际调入（调出）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以产业结构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可以计算出该地区产业整体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结果显示，在省际调入方面，天津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最高，北京次之，河北第三；而在省际调入方面，天津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最高，河北次之，北京第三。究其原因，天津的主导产业是化学工业等第二产业部门，这些部门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较高造成了天津产业整体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高；而北京的主导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部门，这些部门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较低造成了北京产业整体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也较低。河北的情况则比较特殊：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河北除与北京、天津相邻，还与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辽宁相邻，这使河北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选择合作对象；其次，从产业供求上看，北京和天津无法在第一和第二产业方面对河北形成有力的支撑，致使河北必须转向其他临近地区寻求合作，从而降低了对京津的依赖程度。

（三）产业优势的影响

为反映一地区产业的比较优势，我们使用区位商指标。区位商表示k地区i行业在本地总产出中的份额与整体行业占全国经济总产出的份额之比，计算公式为：

式中，Qik为k地区i部门的区位商，Xik为k地区i部门的产出指标。

其含义为：Qik>1意味着k地区在i部门具有比较优势，Qik

为考察i行业产业优势与i行业省际调入的关系，我们对由i行业区位商向量与i行业省际调入向量求皮尔逊相关系数，再将京津冀三地区的进行平均计算出该区域i行业区位商向量与i行业省际调入向量的平均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结果表明，科学研究事业、旅游业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向量与省际调入向量相关系数最高，接近或超过0.8。前文已提到旅游业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很低，显示受区域距离影响小的行业更倾向于选择具备产业优势的地区进行合作，而受区域距离影响大的行业选择具备产业优势的地区进行合作的难度也比较大。

四、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区产业的结构与特点对该地区产业关联程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产业的异构性决定了该地区产业关联程度与长三角存在很大差异。首先，主导产业的特点决定了一地区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相对而言，第二产业的多数部门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较强，而第三产业的多数部门与第二产业的少数部门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较弱。由此，像北京这样主导产业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较弱的地区对临近区域的依赖性较低，更有可能与更远的地区发生产业联系；而像天津这样主导产业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较强的地区对临近区域的依赖性较高，与更远地区发生产业联系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其次，主导产业的特点决定了一地区对具备产业优势地区的选择权。如果主导产业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较弱，该地区就更有可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选择具备产业优势的地区，从而进一步提高在该产业上的生产效率；反之，如果主导产业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较强，该地区就不太可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选择具备产业优势的地区，从而对该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可见，京津冀地区产业关联程度较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三地在产业上的异构性是造成区域关联性弱的主要原因。北京在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的很多行业与天津、河北关系密切，但北京的主导产业是第三产业，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较弱，所以与区域距离较远、但具备产业优势的地区联系更密切。天津的主导产业是第二产业，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较强，所以与北京、河北的联系最为密切，对北京、河北的依赖程度也最高。河北的主导产业是第一、二产业，对区域距离的敏感度也较强，但与京津相比，河北相邻省份更多，进行区域合作的范围更大，所以对京津的依赖程度较低。

从趋势上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交通方式的改变，一些新兴产业已经对以空间距离为主要约束条件的传统区域合作理念提出了挑战，空间距离的约束性日趋弱化。在这种情况下，一地区在进行产业升级时更应着眼于如何将自身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弥补与其他地区在产业优势上的不足，才能进一步体现出其在空间距离上的优势，从而构建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模式。

参考文献

第9篇：冶金产业分析范文

唐山市体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必要数量的体育场馆和设施缺乏

体育场馆是发展全民健身服务业的基础，随着唐山市体育人口的增加，群众对体育场馆和设施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唐山市体育场馆数量和体育健身器材数量远远跟不上市民的健身需求；特别是露天体育场所和游泳场所等，远远满足不了普通群众和工薪阶层家庭的需求，像羽毛球场、网球场等高消费体育场所普遍存在“一片难求”的现象。

2高水准的体育休闲健身公司和高素质的体育专业人才缺乏

目前，唐山市体育健身休闲公司中，缺乏高水平的经营公司，健身服务场所发展参差不齐，运作水平较差，经营管理者素质较低，高素质体育专业人才缺乏，特别是既精通体育又擅长经营，既善于管理又通晓法律的复合型人才更是严重缺乏，导致体育健身休闲市场鱼龙混杂，由于缺乏相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常出现健身场所之间的无序竞争和消费纠纷，直接影响到市场的良性循环，导致体育健身消费者对体育健身公司诚信度信赖的降低。

3体育产业的总体规模不理想

唐山市体育产业的总体规模不大、分布较散、辐射力不强，经营规模小，档次低；体育产业组织形态上大多是小规模的分撒行经营，经济效益低，缺乏品牌效应和市场集聚效应，并存有安全、卫生、管理等混乱现象。体育企业数量不多，规模不大，而且缺乏龙头企业，企业间竞争力不强；体育产业发展不平衡，结构还不完善。

发展唐山市体育产业的建议

1培育体育市场，扶持体育产业发展

唐山市体育产业的总体规模不大、分布较散、辐射力不强，经营规模小，档次低；体育产业组织形态上大多是小规模的分撒行经营，经济效益低，缺乏品牌效应和市场集聚效应，并存有安全、卫生、管理等混乱现象。面对这些问题，唐山市不仅应该坚持以体为本，面向大众，培育市场，引导消费，建立起涵盖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体育培训、体育竞赛表演、体育旅游、体育交流会展、体育场馆设施的经营、体育彩票销售以及体育中介信息等等领域的体育产业系。

2积极开发体育旅游市场

唐山市是我国京津唐大都市圈的核心，我们要发挥京津唐地区的旅游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品牌、专项体育旅游。依据唐山地区地质环境、季节特点、体育文化底蕴等，适时的推出本地区特有的旅游产品。将一年四季的体育旅游做成个体育旅游整体经济发展链条，保障完成一个项目的同时，就有新项目投入使用。依据不同地区的地区条件，发展本地区的体育旅游经济，提供物美价廉的体育旅游项目，积极吸引游客到来，将本地区现有体育设施进行维护整合，构建整个地区的体育文化氛围，创设体育与地区同在的的环境，集地区优势进行二次发掘整合，打造本地区的特色体育旅游经济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