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螺旋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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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播学螺旋理论范文

诺埃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悠久的生命,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的时光,但更为人瞩目的,是她悠久的学术影响。

1916年12月,诺埃尔生于柏林。1937年秋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她那篇名为《美国舆论与大众调查――政治与报业方面的民意调查》的学位论文,奠定了她一生的学术基调。不过,其间涉及纳粹意识形态的章句,也就此开启了她晚年有关她及其理论是否为纳粹遗孽的是是非非。尽管在后来,一切考据和指责并没有损害她学术的声望。

1946年,诺埃尔与德国记者埃里西・彼得・诺依曼结婚。1947年,他们共同创建了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舆论调查机构,这是德国第一家民意调查研究所,至今在民意测验与舆论调查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著名的是其对于德国大选的预测。

不过,对于学术界而言,诺埃尔-诺伊曼的学术生涯及学术观点则是最为重要的。诺埃尔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期间,还兼任着《法兰克福总汇报》记者。她对新闻学术、传播学术、新闻实践的罕见的跨界,源自她对新闻舆论-民意调查领域的真正的关注,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她坚实可靠、卓尔不凡的学术见识――这其中,就包括经久不息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她的这一学说可作如下表述:大多数人在用自己的态度做出选择时会有一种趋同心态,当个人的意见与其所属群体或周围环境的观念发生背离时,个人会产生孤独和恐惧感。于是,人们便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逐渐变得沉默,最后转变支持方向,与优势群体、优势意见相一致。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优势意见强化抬高、形成一种螺旋式的过程。

以我之见,对于生活在当下的吾国吾民来说,诺埃尔-诺依曼的主要命题大致有这样一些启迪:第一,少数派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多数人。在一个以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为文化传统的社会里,例如中国,“沉默”或“附和”是更容易孳生的。

第二,通常,在有关社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争议问题上,多数意见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在一些技术性、程序性的问题上,这种压力未必有效。尖锐一点说,“沉默的螺旋”成立的前提之一,在于争议性议题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必须具有道德的成分: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对与错、有价值无价值、合理不合理,而在于道德不道德,甚至,有时是在于“美”与“不美”。我们时刻都生活在舆论场中,也时常发现舆论的智性有时并不比个人为多。如果你试图科学地审视那些舆论往事,便不免会有如下感慨:道德,多少舆论假汝以行!

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气候”来影响和制约舆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气候”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由此,你会领悟:对于追求社会舆论一律的政治而言,为什么掌控新闻媒体是重要的。历史上所有强权政治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行此例:以媒体制舆论,以舆论制民心。

诺埃尔-诺伊曼生于印刷时代,死于网络时代,我们没有来得及听到她谈及未来社会生存的舆论法则,但基于她的理论,我们相信:在印刷时代,国家容易形成政府舆论本位、对民众造成沉默的螺旋,而在网络时代,自由出版、匿名发表促使舆论本位分散而不确定,社会对舆论的控制力在与日俱增。

不过,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我们目睹网络民族主义猖獗、网络舆论审判盛行时,我们会问:网络时代的人民真的可以避免沉默的螺旋吗?那些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是否有统计学的谬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的文化结构,1999年以来,大专及以上网民比例已经从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70%以上的网民收入在2000元以下,并且其年龄以青年为主。另外一个事实是:在网上把控话语权的活跃发言者往往还并不是网民中最深思熟虑的成员。

理解了上述事实,或许我们就可以借着诺埃尔-诺伊曼的学术力量说道:与你想象的正相反,我们今天所依靠的网络空间恰有可能成为“沉默的螺旋”的高发地带。简言之:在可见的未来,“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价值将更为重要。那时,我们不是必须保卫国家、或“必须保卫社会”,而是必须保卫理性,并对抗着不健全的舆论。

第2篇：传播学螺旋理论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 传播学 教学创新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进步，新媒体技术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中重要的教学手段。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信息传播的模式，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促进了教学手段的发展。广告学专业作为应用性较强的专业，是较早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课程教学的。传播学是广告学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同时也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广告学专业的学生的特点是重实践、偏实务，希望在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并重，这给教授传播学课程的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体技术的出现营造了生动逼真的教学环境，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借用当前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势和便捷的网络交流平台，强化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应用。

一、运用新媒体技术丰富传播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传播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一门学科。在教学当中，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如两极传播理论、议题设置理论、知沟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在教学和学生的理解中，都存在相当的枯燥性和深奥性。但如果要求学生在手机上安装五到七个网络新闻客户端，以四周时间作为媒介观察周期，通过这个时间段的新闻事件的报道文本数量、编辑位置安排、文本分析，使学生以观察者的身份主动自觉地在接受的新闻信息的同时产生理性的逻辑思维和分析，在加上教师准确地论述和适当提问，激发学生从宏观角度理解把握议题设置理论，最终使学生较深刻地理解这个理论并正确运用它。

二、运用新媒体技术改善教学环境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学习动机中最重要的是认识兴趣。现在教师面对的学生都是90年后出生的，他们的阅读特点是读图重于读字，娱乐重于教育。前几年，绘本漫画大行其道正可谓是投其所好。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时可以使用新媒体对传播学的教学内容进行案例导入，诱导学生深入浅出地进行学习，从而达到提纲挈领，系统掌握有关知识的效果。

三、新媒体教学效果关键在于教师的现代教育理念的更新

新媒体教学强调发挥教师的教学主动性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性，具有非常强大的交互能力，教师要主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学习新媒体知识，学习网络知识，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教师必须具备现代教育观念，掌握新媒体使用技能。增强教师的现代教育意识成为实施新媒体教学的重点。同时需要教师搜集大量素材以备媒体开发时选用。教师要主动建立传播学课程网站，包括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材介绍、授课教案（PPT）、电子教材、参考教材、国内外教学案例、前沿动态等方面的内容。网站的建成及其上网，让学生可以更方便、更充分地了解当前国内外最新的课程资源、实践案例、广告理论前沿、广告技术动态、人才需求趋势等方面的情况，从而使学生获取必须而较为丰富的教学资源，切实扩充教学资源提高人才培养效率。

四、传播学新媒体教学中高度重视教学设计的优化

新媒体技术的教学设计，就是要应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按照教学目标、教学课程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合理地选择和设计新媒体，好的教学内容，通过好的新媒体的教学设计，可以使它的应用价值升值。传播学的优化教学设计中包括详细分析广告学专业特征和传播学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体系，根据广告学专业要求选择和设计传播学新媒体信息，优化传播学知识结构和教学程序，并加强教学互动与教学效果的及时评估。

五、运用新媒体技术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

新媒体教学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兴趣，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学生的探索钻研精神。同时新媒体技术增加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互性，这是新媒体技术的最突出特性，它能使信息发送和接收两者之间进行实时的交换，而不像电视、广播那样，受众只是被动接收节目内容。以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教与学的互动。除了建立课程网站教学互动平台外，还可建立主讲教师与学生的课程QQ群，以网络的方式开展教学互动，提高交流互动的快捷性和多样性。另外，当课堂教学中讲到“传播的受传者分析”时，正值电影《小时代》成为社会讨论热点，教师可以适当在课间为学生插播该影片片断，针对大众传媒的受者特征与倾向这一理论问题并结合影片的主题思想、受众定位组织讨论。学生可以借助新媒体对电影的评分及评价对《小时代》的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刻的辩论与剖析。

六、加强学校与新媒体行业从业者的交流

在课堂教学之余，教师可以利用各种社会资源，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学方式，有目的地邀请有关新媒体行业的开发者、设计师、运营者等来高校开展学术交流与讲座活动，针对新媒体时代的广告传播中的实际案例和所遇到的问题作深入地讲解和赏析，让学生从抽象的传播理论中走出来，通过实际操作，丰富补充课堂理论教学的单一与局限。与业界人士的学术沟通、交流，激发学生对新媒体行业及传播学理论知识的热爱。在与业界交流中教师应该讲课本知识延伸到的实践操作中，让学生既深化了理论知识又提高了专业素养。

参考文献：

[1] 苗露.浅谈网络广告与新媒体[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7（06）

[2] 吴辉.时髦话题的理性思索――我国新媒体广告研究综述[J]. 东南传播. 2007（12）.

[3] 付东燕.开展新媒体教学的几点思考[M].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06，（3）：38-39.

第3篇：传播学螺旋理论范文

例如外国有个“media ecology”(媒介生态学)的概念，我国有的研究者把它的所指想象为“媒介是条鱼”，于是研究起媒介周围的“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如何影响媒介，写了论文，出了书，还带出一群学生。其实，人家外国人说的是各种媒介构成了一种信息环境，人们生活在这种媒介造成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几位研究者生造出传播学中的一个“学”，面对这种“学问”，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不得已，这本书只得将“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环境学”，以示区别。

看来，对我们似乎熟悉了的传播学基本概念，需要正本清源，看看本学科的代表人物的最初论证是怎样的。眼前的这本书《传播学关键词》(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迈出的便是这样一步。

这本书从传播学体系中选出基础性的，常出现的，也是最重要的25个概念，追溯每一个概念的起源、背景，以及概念的内涵后来延伸的情况，提供概念运用的实际情境和范例。

为了防止再发生误读，这本书直接面对经典和第一手材料，大部分内容翻译自经典著作，除主流的英语材料外，还兼顾了法语、德语等语种的材料；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本书的编著过程，也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教学与交流过程。

读《传播学关键词》，也就是对传播学基础理论做一次拓展训练，为以后进一步阅读经典论著，提供知识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直面－手材料

我们阅读传播学的时候，最有效、也最有意义的方法就是直接阅读专业著作和经典文本，但有的时候又会感觉阅读起来很困难，因为知识储备不足、缺乏适合的参考书目等。

《传播学关键词》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直接面对经典、面对第一手资料。因此，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梳理基本词汇，而没有在外延上扩展――诸如提出，“××传播学”、“传播××学”一类的概念，而只是关注传播学的核心部分，比如“符号”、“文本”等等，从学理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提供背景、情境的介绍。

目前的新闻传播研究，没有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典型的特征就是对一手资料的忽视，极端的做法就是“望文生义”，生造出一些错误的理解，并且繁衍开来，让人贻笑大方。

翻阅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的传播学论文，轻视一手材料的情况相当普遍，引证的多数是教材。以引证教材为主的学术论文，不可能有学术创新，倒是被误读的可能性很大。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用教材写论文是不正常的现象。在历史学、文艺学等领域中，除非极特殊的情况，都是不允许引用教材的。

正常情况下，学术性著作中的材料必须是一手的，所谓第一手资料，就是非转引的、原初的材料。确实找不到一条资料的最初来源，才能用第二手的材料。教材中的内容是第几手的呢?恐怕就难说了，起码是三四手材料。

比如，一本教材提到“沉默的螺旋”的时候，他采用的内容完全可能来自于另一本教材，而另一本教材的参考资料或许来自《传播学的进路》等译文集，由于懂德语的人不太多，译文可能翻译自英语文本，而不是直接由德文翻译过来。

这样一来，德语翻译成英语，再由英语翻译成汉语，然后被某一本教材引用，而其他教材还可能继续引用这本教材，一个理论经历这样一个漫长的“文本旅行”，即使不出差错，也很难避免隔暖的产生。

《传播学关键词》努力靠近最初的文本，因此大部分内容都直接翻译自英文、德文和法文原著，部分材料尽管已经有了中译本，但还是做了重新翻译。面对一手材料，说起来简单，行动起来却不容易。

找寻一手材料本身，意味着庞大的工作量，往往花费一两天却只能找到一两条材料。但一个关键词的所有材料齐全之后，就非常有意义：通过每一个词条之后的文献出处，起码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继续参考和查询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经过选择和翻译的材料，已经不再是“第一手”了，却依然具有第一手的意义，能够指导读者顺藤摸瓜，找到第一手材料――这或许就是“关键词”这一体例书籍的特殊优势，能够从纵向解释一个关键词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在横向上无限扩展，提供若干人对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与解释、它的原初位置，作为进一步阅读的指引。

人们想说的，总比实际言说的意义要多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有两个非学术的取向：一是意识形态的取向，用政治话语组织传播学的学术体系；一是业务取向，从传播的具体操作和实践来界定传播学。这两个取向之外，对传播学学理层面的关注是有限的。读懂传播学，需要理解传播学各种理论或关键词在学理层面的诞生背景、随后的发展，以及后续的修正等环节。

在《传播学关键词》中，恰好可以找到每一个关键词的意义流变过程，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学理背景的分析。

一个概念的意义不是常量，在社会现象学学者的眼里，人类所进行的所有互动，比如对概念的理解，都带有“索引性”的特征。索引性即指在互动行为中，互动者与其背景和情境的关联。人们所要说的，总是比实际言说的意义要多。在理解任何一个概念的时候，存在着索引性的问题。各种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在不同的学者口中，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和特征――概念取决于他们在其中产生的背景。

传播学的不少重要概念，都具有索引性特征。所以，一方面，各概念之具有紧密的关联，比如“大众”与“受众”等。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映衬下，有不同的意义。最典型的就是“符号”这个概念，它在结构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等视角下，就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由于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理解，所以在《传播学关键词》中，特意为每一个关键词提供了十多条定义，以及具体的运用实例(书中的“关键视点”)，以及参考书目(书中的“关键论著”)。

重视关键词的“索引性”，展现它们原初内涵，以及在适合的情境下对其进行解释，正本清源，这是学习传播学必要的阅读步骤。以前少了这一步，现在得补上。

教与学：一种新型传播

上个世纪30-40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设立了一门全新的课程――史源学。顾名思义，就是要追寻史料的源头。他的课程是一门实习课，陈垣让学生们自己开动脑筋，想尽办法搜寻资料，解决具体问题。通过这种实习的过程，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积极的实践者。

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也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言：“对每个概念的来源和本学科名家的相关论述进行搜集和陈述，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历经几届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的不懈努力。不同外文文种的翻译，每一条论证看起来只有数百字，可能前后经历了多位参与者的工作”。

传播过程不仅是信息的传递，也是一个构建共同体、形成共享价值观的文化建构过程。这种通过对经典研读、分析而促进教学的实践，是一种成功的师生互动。直接面对经典的学习，往往比看系统化的教材更有效率。梳理的过程，也是和先贤交流、融入一个已然建立或成型的学术共同体、习得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的过程。

第4篇：传播学螺旋理论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媒 量化研究 探讨

随着社会科学实现多元化方法的结合，传播学作为跨学科的代表，也需要多元化方法的结合。我国传播学研究受西方传播学实证主义方法、解释学方法以及人文主义方法的影响，面临着多元化的视野以及学科边界模糊的状况，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很有必要。我们常用的研究方法有两种：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这里我们主要讲量化研究的方法。量化研究是一种用来确定事物某个方面量的规律性的研究，具体是将一些问题和现象用数据来表达，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考查和解释，从而获得一定的规律性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和科学实验研究是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科学上的定量化是要通过实验研究产生的。

一、大众传媒的量化研究传统

鉴于美国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传播学学科的建立，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拉斯韦尔、施拉姆、卢因德、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等。作为传播学主流学派的经验学派，提倡的研究学最主要的范式即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经验学派秉持逻辑实证主义的理念，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社会传播现象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大众传媒现象的研究。他们将大众传媒媒介和社会的互动情况作为研究的重点，主要研究包括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价值等在内的社会现象对传媒的作用情况，以及大众传媒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反作用情况。大众传媒研究最为广泛和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对传媒效果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对传播理论的研究大多数重点放在传播效果的研究这一块，也就是说传播效果研究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很重要的位置。对于效果研究，在发展中经历了四个阶段：魔弹论阶段、有限效果阶段、适度效果阶段、强大效果阶段。从196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都处于强大效果阶段。在推行经验主义的浪潮中，大众研究中的效果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为：两级传播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涵化理论、适用于满足理论、知识沟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今后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准则，并引导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们产生共同的信念。这些传播学研究的模式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同时也成为一种利用自身的成功来进行示范的工具、一种用来对比的图形、一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

理论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都是其自身建立和发展的动力。在实证主义理论模式中，传播学的主流学派一般采用对内容进行分析研究、相关的调查研究以及控制实验等主要方式，以自然科学作为模板，给大众传媒研究带来了具有数学公式特性的，能够预测、策划、组织大众传媒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标准知识模型。

二、我国大众传媒量化研究的现状

目前，我国国内传播学界比较盛行的大众传媒研究方法，主要是借鉴美国一些在大众传媒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的一些代表作品和他们的研究模式、观点。我国在传播学研究方面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有所欠缺，针对媒体实践和互动的一些实证研究也很少，很少有研究能解释大众传媒传播的一些规律性。对研究传统的欠缺和研究方式的差异，使得国内大众传播界对主流学派的重视有所提升，国内传播学界对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的重视度在不断提高，人们开始重视量化研究，并开始将其运用到大众传媒的研究中。此外，在传播学专业还引入了统计方面的课程，对量化研究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应该考虑自身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等现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科学方法进行量化研究。

三、量化研究在大众传媒中的应用

大众传媒研究中发展前景和创新空间最大的就是实证式的量化研究。研究者先对研究事件作出假设，从假设出发运用一些较完善的操作技术，对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对研究者先前提出的假设进行证明。这些具体的操作方法见表1。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要对研究保持中立的态度，尽量避免自身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量化研究主要强调经验主义，需要有系统并且深入的调查资料作背景。量化研究的方法一般用于宏观或中观层面上，能够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它主要反映一些社会现象的平均值。

以收视率为例。根据量化研究的方法，先要收集大批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包括：①通过用户入网情况得到的被调查者的资料数据，这是收视率调查和分析的基础数据；②通过人员测量法或日记法得到的被调查者的电视收视数据；③电视台提供的或检测到的电视频道属性的数据以及电视节目的播出数据。根据一些指标，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得出收视率情况。这些指标分为基本指标和派生指标。基本指标为：根据节目计算出的收视率、根据目标观众计算出的收视率等。派生指标为：能够反映市场结构的观众组成。得出收视率情况之后，可以根据这些指标来进行观众收视行为模式的分析，对收视率变化的影响因素和收视行为模式的选择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针对观众收视中的选择行为。根据收视率情况得到的收视率指标主要用来了解观众是否选择观看、选择什么时间观看、选择什么频道或者什么节目以及看多长时间等等，并对一些收视行为的改变进行相关的分析。

以广播电视和广电网站相互融合中的定量研究为例。在对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选择媒体模式进行调查时，选择100位年轻人进行抽样调查，并在调查中选取35岁以下的年轻人，调查结果见表2和图1。

这是一个典型的量化研究的例子。调查者根据原先的设想，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数据的采集，并对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表格和图形的形式，将结果直观地表现出来。

四、总结

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手段在不断更新，社会学科开始呼吁采用多元化方法相结合的手段进行相关的研究。多元化的方法能够激发学科研究的动力，有助于新成果的发现。量化研究分为调查法、相关法和实验法三种方法，它是以科学实验研究为基础的一种方法，对于大众传媒研究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研究社会传播现象，特别是在对大众传媒现象的研究中要坚持实证主义的理念，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经验法的量化研究为今后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准则，并引导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们产生共同的信念。

参考文献：

[1]张殿元：《传媒内容的嬗变：作为影响机制的广告传播》[A].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Ⅱ）[C].2006年

第5篇：传播学螺旋理论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　教学技巧　教学效果

    在教学活动中，教学技巧的运用与教学效果的产生有着极大的关联性，教学技巧是在教学活动中为有效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而采用的策略方法。传播学理论繁杂而又抽象难懂，要想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除了要树立新型的教育理念外，还必须在提高教学技巧上下功夫。

    一、运用案例教学

    目前比较流行的传播学教材大多具有理论丰富、论述抽象、缺乏生动具体案例的特点，学生学习起来有如坠云雾之感，这就要求老师从专业要求出发，结合当下的传媒现象和新闻热点问题以及新闻节目、电视栏目来讲授理论内容，引导学生结合具体形象的新闻事例或传媒现象来学习理论，使学生体会更深刻，有“拨开迷雾见太阳”之感，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在讲授“培养”理论就结合反腐败电视剧热播的现象进行讲解:自年春节期间中央一台播出了反腐电视剧《大雪无痕》后，反腐题材电视剧一部接一部奔涌而来，是什么在持续支持着反腐电视剧的热播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宣传的需要。腐败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已不是个别，政府需要解决腐败现象在民众心头投下的阴影，具体做法就是利用大众传媒在电视剧中提供很多个案，每个个案都遵循同一模式—党内个别干部缺乏道德自律导致腐败，但最终邪恶势力被正义势力消灭。大众传媒重复这个模式，会不知不觉培养人们对腐败问题的认知，让人们接受这个模式提供的因果判断，从而实现大众传媒营造的“符号现实”掩盖“客观现实”，影响人们的“主观现实”。而“客观现实”与“符号现实”有些偏差，因为腐败现象出现根源可能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度问题等，并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可是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建构“符号现实”，来帮助人们培养有利于社会和谐统一发展的“共识”。所以反腐败电视剧营造“党内个别干部由于道德自律缺失导致腐败，但最终邪恶势力被正义势力消灭”的因果判断，培养群众对政府、党的信任，培养群众对正义战胜邪恶的信心，这样有利于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子，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诸如此类，只要教师平时多做有心人，传播学的所有理论就都可以找到适当又鲜活的传媒现象来加以形象地阐述，比如教师可以运用年发生的“·安徽池州”群体性事件来讲解群体传播中“集合行为中的传播机制”问题;可以结合韩剧在中国的流行，特别是《大长今》的热播来讲解“沉默的螺旋”理论;可以观察“·”之后“全球”范围的反恐、阿富汗战争爆发和伊拉克战争爆发来解释“信息环境的环境化”问题，等等。

    二、运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

    多媒体课件是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和声音的集合，能够让学生的感觉器官全方位地感受信息，以及尽可能多地获取和记忆信息;能让枯燥乏味、抽象的理论讲解与生动直观的案例结合起来，加深学生的了解和认识;同时，课件中优美的音乐、精彩的图片、视听结合的视频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能为学生带来愉悦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

    例如教师讲授“大众传播的社会化功能”时会解释:社会化指的是个人接收群体的行为和价值(群体规范)的过程;大众媒介对社会进行描绘，并对受众灌输一些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我们通过观看、聆听和阅读来学习人应该如何行动及判断什么价值是重要的，这就是大众传播社会化功能的体现。许多学生对如此讲述可能无法迅速理解和接收，如果我们运用多媒体播放一段公益广告的视频—“爱情的行为不可随意”，马上就能使学生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化功能”有直观的了解。广告由两对恋人在恋爱中表现的行为组成:音乐浪漫地响起，第一对恋人中的男友为了向女友表白自己天长地久永恒的爱，故将自己的心深深地雕刻在一颗大树上，女友脸上露出幸福甜蜜的笑容，二人依偎着和美地离去，留下伤痕深刻的大树，此时广告话外音适时响起:“爱应该刻在心里，而不是这里”……音乐继续，画面上出现第二对恋人，男友在车站的候车室边阅读报纸边等待女友，当女友的身影出现，小别的恋人激动地飞奔向对方深情相拥，而此时手中的报纸和水瓶已经孤零地飘落在地，广告话外音响起:“爱情可以让人抛开一切，但不是这些”。两段画面播放完之后黑底的屏幕

   

上庄严地显出了两行白字:“爱情天经地义，行为不可随意”。这段广告视频播完之后能触动观众心灵，在向往美好爱情的同时观众不知不觉接受了品德教育，观众会不由自主地遵照媒体宣传的群体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作为有着受传者和学习者双重身份的学生，他们自然很快理解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化功能”的涵义，而且他们还在精彩视频中接受了浪漫音乐的熏陶和审美体验，原本枯燥的理论学习也变得轻松愉悦。

    三、设置课堂

    传播学中有大量艰深的理论，教师几乎每节课都会遇到理论的拦路虎，讲解起来晦涩枯燥，学生听后如过眼云烟，可这些理论对理解传媒现象或学术研究十分有益，所以教师不仅要设法将理论讲解清晰透彻，还要生动有趣，让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教师可以通过设置的方式来解决每节课中最艰深难懂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动用一切技巧和手段吸引学生眼球，让学生直接参与到理论的学习当中来，这样便于学生快捷地理解理论并记忆深刻。具体的做法有:设置一系列问题，让学生在解决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中领会理论精髓;用游戏的方式演绎理论产生的过程，让学生见证理论的诞生;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自然地运用理论来思考争论，在争论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感受理论的魅力。

 例如笔者在讲授群体压力和趋同心理时，就将所罗门·阿什所作的“线长实验”搬进了课堂，后来有学生对这次“实验”作了如下描绘—

    “老师在讲到群体压力和趋同心理的时候，给我们玩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她在屏幕的左边画了一根直线，在右边画了三根直线，她问我们右边的三根直线哪根直线的线长和左边的直线最接近。起先，我还在底下暗笑，这不是很明白吗，右边的G线和左边的直线一样长，视觉效果就是这样。可是，当她叫起第一个同学时，回答是“A线”，这时候，我在笑话他:“怎么看的啊”。接下来第二个同学也回答:“A线”，我疑惑了:不会吧?难道真是我看错了，我使劲地擦了擦眼睛，可在我看来，还是C线啊。我没敢出声，这时，第三个同学也说“A线”，这下我彻底地晕了，于是一直盯着那两根线权衡，到底哪根线更接近呢?接下来，又有几位同学清一色回答了“A线”，但偶尔也有同学回答“C线”。到底怎么啦?如果老师叫我回答，我该怎么说呢?这时，老师说话了:“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最先站起来回答‘A线’的三个同学是老师事先安排的，我要测试的是你们在面临群体压力的情况下会做出什么反应。”我忧然大悟，没想到我们在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了“线长实验”，学到了群体压力的知识。”

    从当时课堂的情况和后来学生的描绘看来，笔者演绎的“线长实验”收获了预期的效果，可见设置，让学生直接参与到艰深的理论中来，不仅能够让学生迅速理解和掌握理论，还能够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并且记忆深刻回味无穷。

    四、贯穿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教育

    在传播学课堂上教师应有意识地在理论教育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人文意识和爱国意识，使学生形成自觉的、公正客观的舆论监督意识，自觉抵制虚假新闻、抵制有偿新闻，自觉拒绝黄色倾向、拒绝低俗化、拒绝恶意炒作等等。例如在讲授“群体规范对来自群体外部的信息或宣传活动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时，教师可以结合案例来分析，并将相关的新闻职业道德教育融会其中——

    “ ·”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民众沉浸在一片群情激奋当中，并且集体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热情，美国民众认为全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打击恐怖分子保卫国家安全。美国广播公司ABC在他们的新闻节目标志中用了“美国反击”的字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在屏幕的下方展示美国国旗，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主持人在对美国副总统访谈的时候专门佩带了蓝白红三色的丝带。媒体的爱国主义表态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也就是媒体表达了与观众一致的群体规范或价值取向，所以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观众的支持拥护，说服效果得以加强和扩大。而有位主持人因为在节目中不慎对劫机者用了“壮士”这个颇有积极意味的词，引起了许多观众的不满，第二天有广告商将这档节目中插播的广告全部撤消，这就是当传播者的观点与观众的群体规范不符时，观众抵制信息的接受，使说服效果减弱。

第6篇：传播学螺旋理论范文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萌芽，在70年代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传播学派。经过三代学者的努力，它已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力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关注媒介技术本身、聚焦于媒介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对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关系的反思中，重构理解媒介社会的理论视角。

一、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特征

传统的媒介研究包含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大主流，经验学派是对媒介效果的研究，其研究忽略了媒介技术形式变革对社会的影响（沉默的螺旋，枪弹理论等）；批判学派关注大众媒介的内容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更多的是媒介的所有权。其源头一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是媒介中内容所导致的影响。批判学派不关注传播的效果影响，也忽略了媒介技术形式方面带来的社会影响。

媒介环境学一方面强调媒介和人的关系，媒介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强调媒介、技术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关注媒介的不同形式带来的影响，以新的观念看待媒介技术和社会相互共生关系。

二、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媒介技术历史分期

媒介环境学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媒介技术的变革是同步发展的，基于这样层面，把人类社会变革按照媒介技术的变革作如下历史分期：

（一）口语传播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依靠人体的发声，面部表情，肢体手势动作，简单物品摆放等完成的，传播在近距离实现，信息量少，零散无序。信息传播源是族里长者，是最重要的信息媒介。

（二）文字传播时代

文字的出现使信息传播由听觉符号转变为视觉符号，文字信息量大，精准，易储存，实现异地传播。文字作为媒介的传播，从时间悠久性、即时性和空间的广袤、无界限上实现对信息的传播。

（三） 印刷传播时代

印刷术给人们提供大批量复制信息的途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使信息传播进一步民主化。印刷术给大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也给大众创造新行业和产业，国家的法律条文通过印刷媒介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

（四）电力传播时代

电报、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技术相继问世。电子媒介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得到巨大改变，因为媒介传播给大众的信息种类繁多，信息量大、质量高。

（五）数字传播时代

新兴起的媒介有电脑、互联网、万维网、手机及不同的社交软件等。信息传播以数字信号形式进行传播，传播速度极快，且及时播报；存储空间大，可云同步，实现全球性传播。数字媒介较电力传播媒介不同的是，使用者可以控制信息流向，实现媒介和使用者的互动传播。

三、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社会变革

“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如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新媒介的内容是旧媒介的延伸 。媒介社会与人类历史发展一样，从口语到文字的传播时代，社会背景不同，技术也不相同，文字出现使信息准确度得到提升，使口语传达过时，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使言语思维得到再现，发生逆转后出现了印刷技术，印刷技术是被高度抽象化了的言语。而我们今天所处的媒介社会，互联网使人们认知能力得到提升，它使电视功能被弱化，而互联网传达的信息使电视内容得到再现。

媒介对社会的变革产生重要作用。媒介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限于内容，媒介技术形式本身一样带来了变革。一切的技术都是媒介，一切的媒介也都是我们自己感官的延伸。媒介与社会关系是非线性的，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是动态的，是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转化，这个转化并不一定都是前进的，从口语时展到如今的新电子时代，历经了口语（感知的听觉）时代，进入印刷（感知的视觉）时代，逆转回归了电力媒介（听觉和视觉结合）时代。

而媒介环境学的基本洞见：“媒介即讯息”，并非字面的意思，媒介就是讯息，并非侧重内容，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媒介本身的形式比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更为重要。每一个新媒介的内容往往与旧媒介相同，因此，要分辨不同的共同体，理解这些共同体的不同特征，则这些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媒介形式本身比他们所交流的具体内容更加重要。

四、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命题

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社会的主导传播媒介发生变化，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在生理―感知层面，把每种传播媒介当作感知环境，每时每刻都调动着自身感觉器官去感知周围环境。而每个人感知世界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受遗传获取的感觉器官情况，感官赋予每个人不同程度感知世界的能力。

在符号层面上，把每一种媒介看作一种符号环境，由一整套的独特的代码和句法有条不紊的构成符号环境。一方面，我们凭借感官来感知我们周围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又从媒介的符号世界内部去思考、感知物质世界。而语言的内部符号结构和逻辑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参数，在这个参数内我们重新构建周围世界的概念。

总体上看，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思维展开，是以下面的基本理论命题为前提的：

理论命题1：传播媒介不是“搬运工”。不单单只是把数据和信息从原来的地方完整的传输到新的地方，不是无价值标准的渠道。界定信息性质的是媒介的结构。

理论命题2：每种媒介具有不同程度偏向性。其中具体包括有时间偏向、空间偏向、形而上、认识论以及政治和社会偏向等。每种传播媒介均起源于非真空里，都必须以某种物质为载体。

理论命题3：传播技术对心理、感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中包含正面和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与媒介技术本身偏向有关，两者是相依相生的。

其理论命题是一个连续体，其两端是两种不同的解释视角，一端是软技术决定论，在媒介的一系列发展、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人是核心，人的主观能动性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另一端则归于硬技术决定论，推崇技术至上，技术是引起社会变革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应该在两端找到平衡，即媒介技术共生论，认为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变革中虽占有一定的影响，但既不偏向与媒介技术，也不偏向人的能动性，人与技术或媒介相互作用相互共生，而引起的社会变革。

五、重构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第7篇：传播学螺旋理论范文

随着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体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微博客作为网络传播的媒介之一，也是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曾润喜在《网络舆情管控工作机制研究》中指出：“网络舆情就是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当绝大多数的网民的观点聚集时就会由观点向舆论转化。”[1][2]

由此看来，微博客舆情就是以微博为载体，以热点事件为核心，广大微博客网民态度、情感、观点、意见的表达，是以个传播与互动的过程，以及包括后续的各种影响力。

二、微博客舆情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性

微博客舆情形成迅速，依托网络为载体传播速度快，对社会影响巨大。网络舆情比起传统媒体来说，涉及到的内容更广更全。

（一）面对公共危机反应迅速，传统媒体无法比拟。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已经逐渐成长成熟并显示出其最大的优点，即反应速度极快。这种发展趋势不仅是国内，早在包括“911”事件等在内的诸多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第一信息源都来自个人博客、市民手机拍摄画面等新媒体资源。

（二）消息来源渠道多、范围广，可复制性、可传播性强，并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先导性作用。由于网络的普及，博客微博等“零技术、零许可”个人媒体互联方式的广泛应用，使得公众成为了公共危机事件信息的者和传递者，而不再是从前单一的接收方。

（三）网民言论所引导的网络舆情多为情感主导型，易形成极端导向，其非理性因素对于政府危机公关提出新的挑战。在危机事件中，他们关注的焦点往往不是有关部门处理方式的合理合法性，而是它面对弱势群体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四）在危机传播中，微博舆论的力量足以影响官方媒体舆论及政府决策。有传播界的学者用德国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的理论来分析网络舆论的效应。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就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3]

就对公共危机管理来说，微博客舆情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可以借助微博客舆情强大的自身优势克服公共危机管理中出现缺点；也要看到微博客舆情的潜在威胁并加以有效的引导和控制。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微博客舆情引导机制

机制是指影响人类社会有规律运动的各要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诸要素之间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4]考虑到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具体划分为报道机制，疏导机制，以及预警机制。

（一）报道机制

根据德国学者E-诺埃尔的“沉默的螺旋”的假设，舆论的形成与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气候有直接管理，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上营造出一个“意见气候”，而人们由于惧怕社会鼓励，会对优势气候采取趋同行动，结果造成“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在微博客舆情报道机制中，政府往往在微博舆论爆发后介入事件，可以说，政府的介入方式、介入手段及其作用直接影响了微博舆情的走向以及公共危机对公众造成的影响。一方面，信息报道提供了一个事实基础，另一方面，如实准确的信息报道，有利于舆论发展走向以及事件的解决。

（二）疏导机制

对于公共危机事件，政府部门自身应参与微博客舆论的、信息的传递，引导网络媒体除了参与新闻报道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网络民意，为公共危机事件非冲突解决创造平和的舆论环境。政府部门把握这一机制的要点在于，积极鼓励网络成为公众表达意愿和讨论问题的有效平台，收集利用这一平台所反映的舆情了解公众需求，为下一步决策提供参考。

（三）预警机制

微博客舆情预警机制是做好公共危机管理中舆情引导工作的首要且基本环节。一方面，关注网媒的预警机制是政府危机管理的主要表现，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首先，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和言论管理的法律法规，加强网络道德体制建设，明确政府管理部门、微博客运营方、微博客适用者等各方责任。

其次，把公民权利置于首位，不断提高公众识别网络舆情能力，增强网络舆论危机意识。智威汤逊广告公司与互联网控股公司IAC做的一项调查，不到三分之一的年轻美国人赞同“现实生活中不能说的不能做的我都可以在网上实现”这句话，41%的人不赞同；而在中国的微博使用者受调查者中，73%的人赞同，只有9%不赞同。[5]多数中国公民躲在假身份和化名的后面，这也极大的增加了消息的不准确性。

最后，建立专业机构或职能部门对网络舆情进行监管、监测，制定预警预案，互通网络，一方预警，多方联动，保证及时有效地实现舆情反馈。

注释：

[1]曾润喜.网络舆情管控工作机制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 2009（18）：79-82.

[2]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J].情报杂志，2009 （8）：187-191.

[3]维基百科：沉默的螺旋。

[4]刘静，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防范机制研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6

第8篇：传播学螺旋理论范文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无论是从指导理念还是从具体实践来看，“走基层”报道都被置于传统的“内宣”语境，即它所指向的是国内受众；聚焦的是国内政治与社会议题；满足的是国内民众的诉求。如何在“外宣”的语境下和全球传播的视野当中重新审视“走基层”报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而提升我国新闻媒体在全球舆论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并且运用最具前沿性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模式提升“走基层”报道的创新能力，使之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新闻品类，以上这些应当是我们今后将“走转改”活动不断引向深入的路径和方向。

中国的“基层人物和基层社会”受国外媒体更多关注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与“走基层”相类似的选题也成为国外新闻、传媒界同行关注的对象。近几个月来，曾任美国新闻杂志《纽约客》的驻京记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assler，中文名字为何伟）出版的《江城》、《寻路中国》等细致描述中国“基层社会”图景的新闻纪实作品不仅在英语世界成为畅销书，被翻译成中文后在我国读者中也引发了强烈反响。《江城》一书记录了作者在长江边的小城涪陵担任英文教师的亲身经历，《寻路中国》则是作者驾车在中国小城镇和乡村进行实地采访的“旅行日志”，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走基层”的成果展示。

无独有偶，近年来在英语世界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新闻纪实类（即所谓的“非虚构”类）书籍中，以普通中国民众及其日常生活作为选题的出版物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长。笔者对2007-2011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新闻纪实类书籍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发现以“基层人物”或“基层社会”为主题的占到了一半以上，其中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包括《工厂女孩》（作者为何伟的华裔夫人张彤禾）、《中国课程》（作者为《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潘文）、《北京欢迎你》（作者为美国一家运动网站的总编Tom Socca），等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外媒体把“基层人物”和“基层社会”作为中国报道的重要选题和素材。

显而易见，“走基层”报道的对象是“基层社会”，其主体是“草根阶层”——即身处社会基层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故事受到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充分反映了全球新闻传播领域所发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一个国家或组织而言，推广软实力和增强吸引力最为有效的手段便是“讲故事”。在众声喧哗的微博时代，“谁的故事更受欢迎”便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角力的决定因素之一。对于信息传递和形象/声誉推广而言，借助于公民的力量，即所谓的“民间传播”（相对于“政府传播”和“企业传播”而言），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对于已经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中国而言，外国人最想看到的不只是对我国悠久和灿烂文化的华丽展示，他们更希望了解的是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更希望认识的是来自草根阶层的当代“公民英雄”。因此，我们应当通过讲好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来加强对外传播的有效性，这恰恰是把目前以“内宣”为指向的“走基层”报道拓展到全球传播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量的切入点所在。

未来新闻学对“走基层”报道的启示

近年来，新闻传播领域发生的急剧变化对传统新闻学理论和实践模式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因此，深化和改革当前“走基层”报道不仅是从“内宣”到“外宣”语境的简单切换，还涉及到了如何将我国新闻界“走转改”的实践与全球新闻传播的理论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模糊了新闻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彻底颠覆了“传播学之父”施拉姆提出的“传者-信息-渠道-受者”的线性传播模式，也使得“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大众传播学经典理论无法充分破解在当今的新闻传播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难题和困局。有鉴于此，各国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都在积极进行理论和实践模式的探索。虽然目前还没有一种得到公认的经典理论或模式出现，但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思路，我们目前暂用一个松散的命名——“未来新闻学”（future of news consensus或FON）来加以概括。

从本质上看，“未来新闻学”是新闻学研究者和专业工作者对不断变化中的媒体生态和传播模式做出的回应。其核心观点包括：

1.新闻报道是记者与其报道对象之间相互对话和沟通的产物，也是不同话语和立场相互冲突、调和与协商的结果。换言之，传统新闻生产模式是“一对多”的单向传递，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则演变为“多对多”的“对话”或“协作”生产模式。

2.专业记者应当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与受众保持“高度粘合”的关系，后者通过“开放源代码”（open-source coding）或“众包”（crowd-sourcing）等方式参与新闻生产，为前者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和素材，前者则充当“把关人”的角色，确保新闻报道的公信力和专业品质。

3.新闻文本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开放性的、蕴含多种阐释可能性的“话语建构”，这改变了传统新闻学中对结构、文体和专业伦理的严格规范与要求。在未来新闻学的阐释框架下，新闻文本呈现出碎片化和流动性的特征，新闻文本也相应地从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实在”（being）演变为一个不断自我更新和修正的“形成过程”（becoming）。

第9篇：传播学螺旋理论范文

在公共利益面前，多一种反对的声音，就是多一分理性。反对者往往属于少数派。少数派越来越沉默的现象被称作“沉默的螺旋”。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数派，聆听反对者的声音。反对立场的确立，必须是基于不牺牲幸福求发展，不牺牲个体求公益，不牺牲人性求原则。反对混合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孤傲的人格优越感，使新事物从僵硬的思想冻土中破冰而出。

因此，反对总是能让事情变得更好。今天的主流思想，许多出自以前的反对者之口；而他们，无一不是逆流而进的尖兵。

在这里，反对成为日常，成为社会的潮流、时尚和文明指标之一。在这里，基于公众长远利益的福祉，我们捕捉、聆听这个时代值得关注的反对声音。

50年前，梁思成们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提议没人理睬。现在北京人被封堵在以紫禁城为圆心的环线上，在高峰时段这座新旧格局混杂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多少年后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叫“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但集体为失误买单之后我们仍未习惯倾听少数派的声音。

假如他们是对的

有学者反对滥发彩票。买彩票带有赌博性，容易鼓励人的不劳而获思想，相对于慈善、教育等公益贡献，滥发彩票的负面效应也同样大。

作家叶兆言反对烟花爆竹解禁。不要把放鞭炮和文化搅在一起，这种“泛文化”的思考方式很可笑，相对于每年被炸死、炸伤的人，这种“泛文化”不值得。

诗人于坚干脆反对现代科技。认为西方的所有现代器物都可理解成凶器，“9・11”的飞机就是例证。他认为东方朴素宇宙观仍然是现代人的生存智慧。

有学者更提醒，假如沙漠化得不到遏制，假如黄河长江断了流，那么“引黄入京”还有什么用?那时唯一能考虑的方案恐怕只有迁都了。

在预兆2054年的电影《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的清白要靠“少数派报告”来证明。系统编程者说，为了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少数派报告一律被“抹掉”。“在瞎子王国里，独眼龙就是王”，这样就赋予系统操纵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当他成为专横跋扈的君王时，只有恢复少数派报告才能更正系统错误。

人都是健忘的。难道改变人类陋习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灾变?难道事先没人发出过警告吗?应该不是。提醒者的声音显然被“抹掉”了。

谁妨碍了我们反对

对公众意见，人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学者告诉我们这种本能可能会导致集体沉默。

传播学家诺利・纽曼创立了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公众在接受一个公众议题时一般会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边?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少数派一边，他们倾向保持沉默；如果他们觉得与舆论主导相去渐远，就越会保持沉默。这种使优势意见越来越占优，少数派越来越沉默的现象就被称作“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大众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确有强大的效果。报纸、杂志、电视对某一议题的宣扬在大众中产生所谓“共鸣”效应，这种共鸣是排他性的，从而使“优势意见”越来越成为压倒性意见。

问题是，历史常常表明，优势意见并非总是对的和符合大众利益的，可能符合当前利益却牺牲了长远利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增长与环保、新城规划与旧城保护之间的矛盾。

人们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数派。突变论认为，少数派如果不想被多数派压倒，一是个体足够强大、坚定，二是坚持的时间足够久。一群狼不能容忍一只与众不同的狼，总会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伙伴。这只是自然界法则。

人类社会法则应更有能动性。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表达意见的环境。长期以来，家长式管制、背书式教育一直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今的变化是，鸡毛掸子换成了软磨硬泡。家长告诫儿童，如果你不怎么怎么你就会被社会淘汰。方式变了但结果没变，就是把你变成适合时代潮流的一叶浮萍，建设时代大厦的一块砖头。

保护少数派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如果将社会当做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么“我反对”就是它必不可少的免疫系统。过去一直无知地以为，人身体上的淋巴、腮腺、盲肠等只是会惹麻烦的可有可无的器官，属造物的败笔。生命科学家说它们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除掉它们整个机体将降低人体对病毒侵害的抵御能力。

少数派就是这样一种系统，让社会在行动时保持一种提醒状态。长久以来，我们不习惯在争论中前行，什么都要统一思想后才放心齐步走。中华民族一向有“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美德”，缺失的是对少数派的尊重和保护。

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社会运动正如火如荼，当人们都朝一个方向行进时，总有一些人跳出来说“走错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