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资本市场的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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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谈谈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利益

在普通中国老百姓眼里，阿里巴巴是马云的，万科是王石的，中国石油是国家的。不可否认，基于我们认识，在这些公司里面，他们扮演着公司的领导角色。换句话来说，公司基因中天然存在着他们的基因。再从会计学的角度而言，他们的存在实质上为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商誉。这就不难理解，当苹果的CEO乔布斯先生逝世时，苹果公司的股价暴跌。从这些事件看，我们认识到不仅中国人崇拜英雄，哪怕在太平洋彼岸，代表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最高度发达的美国也不过如此。然而，在现代社会，法律必须给广大老百姓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些上市公司到底是谁的。本人基于对《公司法》、《证券法》的浅显认识，来谈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如何利用关联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基于本人对大陆资本制度设计的认识，A股上市公司的整体形象确实能够代表我国公司的最高形象，哪怕本人不否认如华为等这些优秀的未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层面也是表现优异。由于上市这一特殊的行为，导致了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更加严格，因此，关联交易，关联担保等一系列行为能够更加全面的展现在投资者面前。

由于我国的《证券法》、公司IPO等法规中都明示或者暗示了公司在上市时的控股股东最好是只有一个主体（此处包含了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和关联方或者实际控制人），其中，在主板市场，公司申请IPO必须满足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此处的控股股东变更是允许的，但是实际控制人不允许，此处表述将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关系有所混同）没有变更，创业板市场必须满足最近两年没有变更。而且，监管者一般不允许多个股东同时控制公司的情形，除非能够证明多人控制公司对于公司的治理结构等没有重大影响等一系列复杂的条件。从这些规定来看，监管者天然赋予了控股股东特殊的法律地位。

在关联事项中，最常见的一般有关联交易、关联担保、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由于控股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以上事项非常容易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出现，从而导致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在目前大陆的资本市场上，监管者对于关联交易是没有完全禁止的，只是要求关联交易对价必须公允，能够根据公司的内部治理来反映控股股东的意志。因此，关联交易在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包含一致行动人等）中非常常见，很多公司基于材料采购等必须依靠于控股股东。本来，关联交易如果对价合理，其他股东和债权人也无话可说，问题就出现在，由于中国大陆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在交易时，资产评估等往往存在巨大的操作空间，特别是当面对如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时，极其容易出现问题。本人通过查阅资料和阅读有关上市公司公告和证监会交易所的公告，当控股股东滥用关联交易谋利时，债权人可以主张撤销关联交易，或者要求控股股东承担关联交易造成公司无法偿还债务的损失。实践中，债权人的主张法院在法理上往往是认可的，但是，法官在具体的案例时，由于关联交易发生后往往难以重新对有关交易评估等原因，对于控股股东应该承担责任的大小往往难以判断。本人认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法院要充分考虑关联关系造成的影响，以关联交易影响公司的利润资产等为重点考虑因素来判断控股股东应该承担的责任大小。

关联关系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便是关联担保，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要求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关联方或者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在以前的《公司法》中，法律一直是明文禁止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控股股东自然也包含在内。后来，基于发展市场经济，体现公司自治的原则，立法者参考了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对于关联担保有所放宽。目前的《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文件中，均允许了公司对于股东的担保，但是规定了上市公司为股东（任何股东）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而且要求关联方（被提供担保者）回避表决。监管者希望通过让关联方回避的方式，让其他股东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一方面起到限制控股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的方式来通过决议，另一方面又维护了公司制度的核心，保障公司高效有序运转。担保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法律事项，担保人需要对可能存在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公司中，公司为股东的担保，实质上是公司自己o自己绑上一个定时炸弹，尤其是当控股股东利用自身权力要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时，公司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一般情况下公司又不会从该担保事项中得到好处的，哪怕好处通过控股股东最后反馈到了公司，那么第一受益者仍然是控股股东。

第2篇：谈谈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范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下称IMF）正在进行被许多人视为其成立61年来最大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票份额。该组织的执行董事会（Executive Board）在8月底通过一项提案，特别增加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在IMF的投票份额，并在9月16日－18日的IMF年会上由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讨论。

IMF的这一改革动作，可看做是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必要之举。面对新兴经济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愈发重要的地位，面对私人资本在全球市场的大规模流动，面对全球的失衡以及各国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IMF要胜任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之责，必须有所改变。

全球经济走向如何？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能否持续？IMF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事务中将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已为世人所密切关注。在IMF年会前夕，《财经》记者采访了专门来京参加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的IMF第二号人物――第一常务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听取他从IMF角度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利普斯基9月1日就任IMF第一常务副总裁。此前，他先后担任过JP摩根副董事长以及JP摩根、大通曼哈顿、所罗门兄弟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在私人部门的长期工作经历，被认为将有助于IMF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及风险。

全球不平衡

《财经》：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不平衡现象？

约翰利普斯基：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全球经济表现得非常好，最近五年更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好的时期。全球经济不但增长强劲，而且增长的分布更为均衡；同时，尽管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通货膨胀率仍处于40年来的低位。简言之，增长的速度更高，其波动性更低；通货膨胀率更低，其波动性也更低，而且增长的好处也被更多的人分享。

另一方面，全球不平衡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超出几乎所有人的想象。这是从何而来？这来自储蓄和投资的差额。美国的储蓄率低得异乎寻常，而在美国之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储蓄率非常高，投资率则非常低。这样的后果是各国内需增长的不平衡。必须采取措施来更好地平衡全球的储蓄和投资，以维持全球经济的良好表现。

《财经》：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呢？

利普斯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私人储蓄率持续上升的周期。如果政策处理得当，储蓄率就会上升。这些政策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低通货膨胀。另外，可以采取财政方面的措施，比如说，取消对储蓄行为的双重税负，甚至可以对储蓄采取税收优惠。最后，改善结构性的预算赤字也将为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加信心。

在欧洲和日本，结构性的改革将带来结构性的需求上升和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些地区生产和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可以一扫这几年笼罩着他们的悲观情绪。欧洲和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可不止是2％――我从来不相信这些国家有任何理由接受这么低的增长率。我相信，这些国家也确信，结构性的改革会增加他们经济的灵活性，从而带来良好的效果。

《财经》：你为什么认为这些地方的经济表现会好得多？

利普斯基：它们在过去五年来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并且有望持续强劲。过去一年多以来，其内需更强，尤其是企业投资。这个趋势会延续，这样就会带来就业的增长，从而带来收入的增长以及更多的消费支出。

日本、欧洲的企业利润表现非常强劲，说明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私人部门的企业行为驱动，而不是公共政策。当然，公共政策有助于结构改革，不过，这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

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地区，国内经济的更大灵活性以及更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有助于他们保持强劲的增长。这个增长是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之上的，即更有效的投资，更强劲的消费，同时更少地依靠出口。因此，应当采取的政策简单明了――从强化金融体系和金融企业结构开始，改进资金和资源的配置效率。

一般而言，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可以使得改善资金配置和资源配置、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这个过程更加容易；而管理这个过程的最有效方法，莫过于采取更有弹性的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

结构性改革

《财经》：你一直强调结构性改革，那么在欧洲、日本和亚洲（尤其是中国）之间，其结构性改革有何异同？

利普斯基：细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有所不同。但最首要的是，改善金融结构的有效性应该是所有结构性改革的先导。

在欧洲和日本，迄今为止，企业融资所依赖的金融体系主要是由银行借贷所主导，而不是证券市场。美国和其他一些经济体在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答案不在于技术，因为同样的技术随处可得；真正的差别在于他们有更高效的金融体系。在过去15年间，美国和其他一些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企业融资更多地利用证券市场而不是传统的银行借贷的融资，后者对公司提高管理效率和利润的压力不那么直接，而来自证券市场的压力则为公司创造了动力，极大地提高了灵活性和投资效率。

在欧洲和日本，你可以看到极好的出口型制造业。他们必须维持国际竞争力，因此，他们和全球其他竞争者有同样高效的生产率。问题是，由于某些领域（比如说劳动力市场）非常僵化，他们很难把这种效率全面扩展到国内的商品部门并超越可贸易部门。

但不管怎样，这些变化正在慢慢发生。你可以看到这些出口导向部门良好的利润表现，他们在驱动着利润和需求的增长：最初，这些企业不愿意将其利润转化为国内投资，但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经济的投资在好转。

对于中国和亚洲，药方是近似的，只是细节会有不同。中国的起点与众不同，国有企业占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其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和本质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经济整体都需要更为市场化，而不仅仅限于出口领域。

《财经》：中国是否已经具备建立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的条件？

利普斯基：一个真实的弹性汇率制度是必要的，这是为了提高自身经济的效率。不过，显然你不想匆匆忙忙地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弹性汇率体系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没有政府干预？我认为这还不够，因为还需要不断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措施。这是一个转轨过程。

要使有弹性的汇率政策有效，首先要求建立国内金融工具――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使得国内的生产者可以对冲风险，保护自己。中国这个进程正在进行。金融机构在技术层面和财务层面必须加强，这已经发生了。因此，基本的要素已经到位，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一个渐进的进步，我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进入下一步毫无问题，至少没有严重的问题。

IMF改革

《财经》：在改善全球经济的进程中，IMF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利普斯基：IMF的独特使命就是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稳定。为此，我们建立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是多边的，非歧视性的。我们建立一个有效的交流场所，在此，全球经济的各个参与者认识到全球责任，并将其行为建立在这种认知之上。我们支持一个促进增长和提高稳定性的体系，提高全球经济的开放度和增长，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过去十年中，世界经济在两方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使得IMF的作用发生变化：第一，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IMF的184个成员国，每一个对全球经济都非常重要。第二，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开放性的巨大发展，是大规模的私人资本流动所支持的。

IMF现在的作用，简单说有两方面：首先，我们正在改变成员国结构，以及在组织内改变投票份额，以反映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和履行自己在促进增长和稳定方面的职责，IMF需要有能真正代表全球经济状况的成员国结构。如大家所知，不久前IMF的执行董事会批准，特别增加中国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份额投票。

第二个方面的作用则是新的，即提高我们对资本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的理解。国际资本市场一直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历史标准看，在跨境的资本流动中，进入新兴市场的比率前所未有，这是通过以当地发行的以本币计价的证券买卖进行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对金融和经济持续稳定的信心比过去要强；这也意味着，投资者期待新兴市场国家能有更好的政策，从而为增长和稳定提供更好的机会。

但是它也带来了新的风险。IMF的作用就是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国际社会的行为可以保持稳定和促进增长，而不是增加不稳定因素。

《财经》：能否谈谈你们在组织国际交流方面的变化？

利普斯基：IMF有一个创新，即一种认知：IMF能创造一个独特的聚会场所，使得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之间可以以一种和谐、互助的方式进行政策对话。

我们的程序通常是通过一种我们称为“双边监督”的方式进行。每年、隔年或者每隔一段时间，IMF的工作人员会参观一个经济体，和其政府讨论，并向IMF的执行董事会――这是世界经济的代表――提交一份报告。许多年来，我们创建了一个场所，用以对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表现进行国际讨论。这种讨论是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政治层面的，但通过在IMF的成员国资格，各个国家会从中意识到自己对全球经济的责任。

现在我们开始另一个程序，即一个新的多边监督或称多边监督程序。由此，我们组织一组主要国家同时在一起讨论他们的政策。现在进行的第一轮，是关于全球不平衡的讨论，中国正参与其中。我们希望这个场所和对话是独特、坦诚和卓有成效的，有助于促进结构性改革或者互相协调的互助政策，有利于持续增长和稳定的目标。

《财经》：具体而言，IMF对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利普斯基：我们以多种方式参与和支持这个过程。我们有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技术支持项目，我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富有经验的专家系统，可以提供技术援助，这对我们发挥作用是极端重要的。这个项目覆盖面非常广，而且非常有用。

IMF还可以通过上述双边监督、双边政策讨论和经济发展分析的形式对各国的结构性改革提供帮助。首先，IMF能够对各个国家提供有洞察力的见解，也可以由执行董事会设立讨论的舞台。这个独特的国际政策讨论可以给各个政府提供一个广阔的视角。

所以，如果光看我们使用资源的情况，我们当然主要是为了防止危机和解决危机的，而不是结构性改革。但是，如果我们的措施有效，将可以促进稳定，而正是增长和稳定的环境促进了结构性改革的真正进展，因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给各个国家政府很大的信心，选择采取一些困难而又必需的措施。

《财经》：我理解，IMF的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进行调整。在可见的将来，IMF将进行什么改革？

利普斯基：我们改革的蓝图，是IMF执行总裁在今年4月发表的中期战略。其中的思想，就是采取主动，预见未来的变化；IMF要根据这些变化调整，使自己适应性更强。其一，就是改变计算投票数额的公式，保证未来我们的调整是可预期的，而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为成员国特别增加重大的份额；其二，我们创建新的设施，或程序，比如说多边监督、新的货币和资本市场部来针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它和全球宏观经济的互动。例如，探索建立新的融资工具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评估我们的项目、政策和工具，确保它们适应一个真正全球化、持续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规模日益增大的世界。

《财经》：你在IMF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利普斯基：最重要的是帮助实施中期战略，使IMF朝着维护国际环境的方向努力，试图确保IMF和整个国际社会都能利用这个好环境来作出变革，使得全球经济的卓越表现可以持续。

第3篇：谈谈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范文

传统会计模式一宜存在着缺陷，只不过在工业时代尚未显示出严重弊端。事实上，会计准则制定者一直在力图修正这些缺陷，如近年来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量开始采用公允价值，对企业所处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要求在财务报告的附注中予以揭示等等。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发展了一些有价值的程序和方法，试图来调整按现行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信息，以更好地为自身决策所用。然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所遭致的怀疑并未减少，传统会计模式一直受到批评。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会计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凸显，会计信息的变革势在必行。本文试谈谈信息时代的会计信息变革。

一、信息时代下信息的主要特征

1．信息量大，传递速度快。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处理和传递的速度大大加快，效率迅速提高，而成本却相对低廉，从而为扩大信息处理和传递范围，及时、准确、充分地处理和传递各种信息提供了可能。

2．知识成为最重要的信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为企业和个人最重要的财富。在信息时代，人类所占有的知识存量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信息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知识经济取代工业经济。未来企业之间的竟争，是知识创新的竞争，谁掌握了先进的技术，谁就能在竞争中抢得先机。

3．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对信息的依赖日益加强。有效信息的高效率低成本流动将降低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促进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在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半强式乃至强式有效的资本市场将成为现实。这是因为：一方面强大的信息处理和传递能力为市场参与者获得所需要的任何信息提供了技术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市场参与者对信息的需求，将促使信息提供者采用一切方法来满足用户的需要。这也是会计信息变革的直接动力。在强式有效市场上，所交易的金融资产将反映所有的有效信息，任何投资者都不能凭借这些信息获得超额利润（不排除因为企业的财务和经营风险变动而导致的投资者的超额利润或损失）。

二、用户对社会估息而求的变化

决策有用性常常被视为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最终需求。在信息时代，会计信息的核心功能仍然是为投资者的决策提供服务，因此决策有用性仍然是会计信息的价值判断标准。主要表现在：

1．要求披露的信息量或信息范围不断扩大。使用者不仅要求披露财务信息、定量及确定性信息，还要求更多地披露非财务信息、定性及不确定性信息。

2．信息需求由通用逐渐转为专用。未来的会计信息需求将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等特点。1994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专门委员会发表的综合报告指出，信息使用者需要且企业能够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五类：①财务和非财务数据；②企业管理人员对财务和非财务数据的分析；③前瞻性信息；④关于管理部门和股东的信息；⑤企业的背景信息。

3．对信息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信息的质量是其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函数。然而，可靠性和相关性在某些环境下却往往发生冲突。提高未来会计信息的质量就是要解决这一冲突，特别是要满足用户对信息相关性的要求。

三、会计信息变革的趋势

在信息时代，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水平大为提升。现行的会计模式无法完整地反映出企业的整体资源和生产力，也难以反映企业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环境，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1．会计理念需要更新。会计赖以建立和存在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的理性观念，即人们对会计的理性认识。这些理性认识构成了会计的前提条件，包括成文的会计假设和不成文的会计惯例及思维方式。二是会计的物质技术基础，即会计信息的载体和会计处理的技术手段。会计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保证会计理性观念得以实施的前提，是会计理性观念更新发展的制约因素。信息时代下先进的信息技术是会计理性观念变革的物质基础。一方面，信息技术等无形资产将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从而突出了对无形资产的计量；另一方面，发达的信息收集、分析和检索网络，将使得一些新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成为可能。我们对未来的会计理念可作出如下预测：公允价值会计将取代历史成本会计；会计要素将具有多种计量属性；传统的会计假设将受到挑战。

2．未来会计信息系统将成为以计算机为中心，高速传递和处理信息的信息系统。这一系统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系统，它将成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中心。

第4篇：谈谈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战略管理；CFO；角色定位；素质提升

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管理者的行为无时无刻不涉及战略问题。当今社会，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单个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围绕企业未来发展方向、长期发展目标、总体经营战略等问题开展的全方位的、深层次的竞争，因此必须对企业的战略进行“管理”，即企业战略管理。在战略管理思潮的冲击下，企业的管理的内容和结构在发生着变化，围绕制定和实现战略的战略营运管理、战略成本管理和战略财务管理等应运而生。战略财务管理立足于企业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条件，充分汲取战略管理的基本思想，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公司的CFO作为企业财务管理部门的最高指挥者，必须从职能上发生变化。

笔者从1993年走上工作岗位至今，已经整整15个年头了，从国有银行省级分行管理岗位供职的10年，到境内外大型上市公司(母公司)财务总监任职的5年，再到目前以“资本整体解决方案的倡导者和提供者”为使命的新型投资平台的主要发起人和经营者，亲身感受了战略管理思想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深刻认识到传统的财务管理在新环境下进行变革的必要性。对CFO这一职位而言，其职能必须进行改变以适应战略管理的需求，而作为公司的CFO，其素质也必须得到提升，以满足现代管理环境下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一、定位：战略管理层面上的六大角色

在战略管理背景下，CFO应当是战略管理者、价值创造者和优秀的沟通者。未来中国的CFO应当承担对战略的参与、支持、计划及管理，对资源、资本、资讯的确认管理、价值创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利益协调，对流程的价值导向创造与控制提供支持，对业绩评价创建激励机制，建立风险控制系统并进行管理等职责。具体来讲，CFO要承担起6大角色(如图1)，即决策参与、资源支持、风险管控、变革引领、利益协调、绩效评估。

(一)做积极的决策参与者，倡导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

目前，国内对财务(finance)和会计(accounting)这两个概念存在普遍的误解，企业中大多数财务人员能做到的还只是属于会计范围内的工作。按照西方公司职位的安排，Financial Controller主要负责会计的工作，CFO则应侧重于财务这一块，主要职责包括企业的战略规划以及投融资。在战略管理下，要求CFO不仅是管家型的，更应当是战略型的。在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中，CFO和董事会、CEO构成三角关系(如图2)，董事会把财务监督和业绩评价的责任托付给了CFO，CFO应当对董事会负责，这是监督制约机制的要求。同时，CFO作为经理执行层成员，在经营方面应对CEO负责，这是效率机制的要求。因此，CFO应当在董事会和CEO两方面找准角色，达到效率和监督两方面的平衡。在上述情况下，CFO必然要成为积极的决策参与者，特别是在涉及财务的战略事项上要发挥举足轻

笔者曾在某公司任职CFO，该公司下属的股份公司历经境内、欧美上市的尝试后，决定着力于香港主板，最终在最佳时机成功实现IPO，实现了股东价值的最大化。笔者熟悉的其中一位股东的4000多万元的初始投资历时仅三年余，上市后股权价值飞升逾20亿元，创造了资本市场的一个神话。关于房地产开发战略的王潘之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给出的答案会越来越清晰，这是关于市场的决策，也是关于资金和财务的决策。因为业务的关系，笔者接触了很多的本地开发商，不管是上市的还是没上市的，资金链已经非常紧张，与下移的房价形成了恶性循环，这种趋势正在显现。而且这种影响正在向上游的施工、建材等企业传递。此时。CFO及财务战略在房地产企业经营战略决策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二)为决策实施提供有效的资本、资源和资讯支持，实现由核算型财务向战略支持型财务转变

战略管理要求CFO具有全方面的才能，然而国内全能型的CFO少之又少。有的基础不扎实。财务会计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有欠缺，而更多的是层面不够高，资本运作和资源整合能力比较差。事实上，从国企改制、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到境内外IPO，从银行融资、信托融资到借壳上市、资产重组、整体上市，处于企业价值管理中枢地位的CFO都应该成为企业战略实现的积极谋划者和坚定推动者，CFO应该引领其团队转变核算型传统财务。将支持企业作出科学、可行的战略并帮助实现战略作为其工作重心，协调好与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有效集聚、统筹安排企业资源，从战略层面支持企业的经营与发展。笔者曾经亲眼目睹了某个熟悉的企业从境外、境内IPO到境内借壳再到资产注入整体上市一步步地退下来，最后完全错失了牛市中的最佳融资机会，这充分说明了从资本市场筹资中把握最合适的机会和最适合的方式的重要性。还有。企业一旦资本支持出现大的问题，就是通常所说的资金链断裂，对企业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即使是项目很好也不例外。这已在与笔者关系很好的朋友所主持的一个扬州的标志性的港资项目中得到验证。

(三)实施全面的风险管控，保障企业经营安全和资本运营安全

虽然CFO在支持公司战略发展方面非常重要，但是CFO团队一定要保证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保证企业资本运营不出现大的风险，这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讲。CFO实现了战略家与管家角色的统一。这次发生的“金融海啸”使整个世界经济放缓，随着经济环境及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的风险越来越大。此外，企业资本实力增强以后对金融产品投资能否保持理性以及透明度?从中信泰富到笔者非常熟悉的本地在港上市公司，在金融衍生品投资上的损失很让人心痛，我们能说财务方面没有责任吗?企业集团对子公司、分公司能否进行很好的财务监控，能否实现资源协同和优化配置，也已成为制约企业集团发展壮大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问题。CFO团队能不能够提出很有效的风险管控的体系架构来防范企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这又对CFO团队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引领财务变革，做企业变革的推行者

企业价值创造目标的实现与企业的持续变革紧密相关。变革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任何变革都应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而这些有用的信息在企业内部可以依赖CFO的作用来获取。建立在网络和信息化平台上的财务部门运用强大的人力资本和分析工具能够提供有关市场、竞争对手、成本、竞争优势等方面的可靠资料，其关键问题是CFO领

导的团队必须首先实现变革。这种变革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1　CFO要引领财务部门转变理念及工作重心为以战略支持为导向。战略支持所包含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为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提供财务分析，为管理者和经营者提供模型及工具以支持更精确的预测；为管理层提供动态的预算、预测信息和实时的经营信息。其中，IT技术为战略支持功能的实现提供了环境支持。2　面向经营，站在服务立场上提供企业其他职能部门经营所需的财务数据，协助其快速应对市场变化带来的挑战。3　CFO引领团队主动优化财务组织。进行流程再造。旨在降低财务运行成本。比如，设立(内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实施融资外包将成为大势所趋，换个角度讲，这也将为亚融(江苏)投资有限公司这样的秉承“与其做一家企业的财务总监，不如做一批企业的财务总监”新型经营和服务理念的公司提供了市场机会。

(五)发挥利益协调人作用，成为股东和企业管理高层间的沟通桥梁

根据委托理论，企业股东是委托人，CEO等管理团队是人，代表股东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股东与管理层间的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状态下会出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笔者认为，企业股东和CEO可以通过CFO来协调矛盾。在企业中，CFO起着调和剂的作用，以股东和高管层问沟通大使的身份出现，既独立于股东，也独立于CEO，可以协调双方关系，促使双方取得相互理解和支持，向股东报告高管层的工作业绩、经营中的苦衷及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时，向高管层解释股东期望达到的目标及原因，并努力用自身的力量获取大量有效财务信息以帮助CEO制定和实施战略。成为CEO的战略合作伙伴。利用CFO的独特身份协调股东与高层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比股东运用外部监督方式进行监督更富有人情味，且效率更高。当然，这一身份的实现首先需要股东对CFO职能的明确定位。

(六)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估，促进公司整体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

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及公司经营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是进行业绩管理，而CFO是业绩管理的负责人。一方面，企业价值增长同企业业绩密切相关，最主要的价值增长目标都会体现为硬性的财务指标，如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以及经济增加值、现金流量等，作为财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CFO应责无旁贷地帮助企业CEO等高层管理者理解并实现这些指标；另一方面，企业越强调公司价值，越需要建立一个基于统计和财务数据的信息框架，CFO及其团队可以迅速分析各时间段、各指标问的联系，并判定其对股东价值的影响。

二、提升：战略管理背景下的三项素质

战略管理背景下，中国企业CFO的职能极具挑战性，这对CFO的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CFO的能力建设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合格的CFO应该具备的能力要素问题。笔者认为，首先，CFO必须具有战略财务管理能力，即CFO首先应该是财务专家，要系统、全面地学习财务知识，对财务环境也要有深入的了解，在财务管理方面更要有一定的专业水准：其次，CFO往往是管理者，需要了解市场、生产、工艺、人力资源等知识，并能和董事会、商业伙伴及员工进行有效沟通；最后，CFO需要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并从资本方面支持决策的实现，因此必须有商业头脑，对市场要有独特的见解和判断分析能力。要具备财务战略管理能力，当代CFO需要具有以下基本素质：

(一)具备“T”型知识结构

“T”型知识结构可称为硬性技能要素，所谓“T”型知识结构。是对CFO应具备知识的规划性描述。具体指应拥有宽广的管理技巧(横向)和深入的财务技术专长(竖向)。宽广的管理技巧需要CFO通晓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基础知识，CFO对这些知识并不需要精通，但要求其能够理解并运用；对财务专业知识，CFO不仅应具备包括会计、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厚实的理论和实践功底，还应精通税法、经济法和企业组织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这样的知识结构至少需要经过5－10年的工作磨练，并有意识地培养才能形成。在此过程中，CFO的自我积极培养是最佳的方式。

(二)沟通协调能力

从协调方面看，CFO要处理好与金融机构、税务工商及股东、董事会等的外部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与CEO高管层等的内部关系。具体说，1　要具备领导力和团队建设能力。财务管理能量的发挥并不能由CFO一人完成，而需要依靠整个财务部门的全部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才能完成。好的团队需要由好的领导者引领，好的领导者才能建设好的团队。2　要具备良好的公关能力。新形势下的CFO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起着桥梁作用，作为企业筹资运作主体及其职能向战略支持型财务的转移，对CFO公关能力的要求极为明显。甚至可以说，一个合格的CFO皮具有很强的外交手腕，善于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和处理各种关系。作为CFO，需要做好时时上传下达工作，特别是发挥着价值增值管理的枢纽作用，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技巧对CFO非常有用，这样的能力可以帮助其有效实现各项职能。

第5篇：谈谈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范文

中国经济的腾飞､全球化的竞争､企业经营与管理需求的激增推动了中国管理软件产业的快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管理软件企业能否借机成长为世界级的软件企业?又有哪家企业能把握住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机遇?

十年会师GRC

企业创办之初，创始人都会雄心万丈地为企业规划一个远大的前景和明确的发展方向。然而，为了生存，初创企业可能不得不放弃能为企业带来长期利益的理念和规划，不断追逐能立即带来效益的业务。其结果是，一些成立时间不长的公司，却有着比较长的产品线。在外人看来，慧点科技的业务涉及到协同办公､企业信息门户､企业内容与风险管理､萨班斯法案遵从等多个领域。慧点科技该怎样用自身对软件价值的理解来给未来做个定位，该用什么来统领自己的产品线?

刘保华:在创办企业时，我们可能有一个把企业引向哪个方向的理想。但在生存的压力下，我们可能会哪个产品能赚钱就做哪个;哪个概念热就说哪个概念。从慧点科技的发展历程来看，慧点的产品线还是比较长的，有协同办公､企业信息门户､企业内容与风险管理､萨班斯法案遵从等等。请问，你是怎样做到不同业务板块之间协同的呢?你们提出的GRC这样的管理理念，能否把慧点科技的各个业务板块都放在这个架构下?

姜晓丹:我想说的是，慧点科技之所以能走过十年，而且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就是因为我们专注于管理软件这个领域。自成立以来，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要在技术上专注什么，在软件的应用价值上专注什么。尽管在外人看来，慧点科技的产品线很丰富，但在我看来其本质是一件事，那就是GRC(Governance，Risk and Compliance)。

一直以来，慧点科技的各个业务板块都是在GRC的总体架构下开展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几个业务板块还没有会师。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现在处在ERP实施的阶段，从大环境上来看，提出GRC这个全新理念会让客户感到有些超前。

但进入2008年，对慧点来说时机已成熟。今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现在我们提出GRC这个概念，符合新的政策､新的法规要求，也更容易被用户接受。

刘保华:你能否介绍一下慧点科技的发展阶段，并谈谈你们准备怎样在GRC架构下进行各业务板块的会师?我听说，在“非典”时期，慧点科技曾经一度陷入了困境，你们又怎么能够绝处逢生发展起来?

姜晓丹:GRC这个概念还得从慧点科技的前身说起。那时我和几位同窗在清华大学信息学院的一个研究中心从事企业信息化的研究工作，1998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思考研究中心未来的发展，最后我们在老师的建议下成立了慧点科技。

到目前为止，慧点的发展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8年到2000年，属于公司技术与产品的积累期。慧点科技的基本策略和产品就基本定型在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2003年的市场探索期，是用产品和技术拼市场的阶段，这期间形成了一系列的示范用户，积累了口碑，并和IBM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2002年，我们完成了融资，准备扩张。但没想到的是，后来突如其来的“非典”，扰乱了公司正常经营的步伐，慧点也遭遇了一段自创业以来最寒冷的冬天。

“非典”过后，我们提出了二次创业，进一步明确了面向中高端客户市场的定位和构建高端管理软件品牌的目标。2003到2007年是慧点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慧点在中高端市场的重点扩张期。在这个阶段，我们真正确立慧点科技的目标――做中国的高端管理软件，以大型企业集团为重点客户。从2007年开始，慧点步入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正式提出以GRC这个管理概念统领的各个业务板块会师的目标，并将这个阶段定义为规模化扩张发展与市场地位确立阶段。

GRC能从东方走向世界

软件业一直不缺少各种新鲜的概念。一些软件厂商在不同的年份会推出不同的概念和理念。当名目繁多的概念把用户弄晕头了时，作为概念提出者的软件厂商也在众多概念中迷失了方向。慧点科技提出的GRC这个概念，是不是真的可以指引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软件企业的发展方向?

刘保华:据我了解，在ERP领域，除了少数巨头外，很多通用的ERP软件厂商现在都活得很艰难。你也曾经谈过，传统ERP厂商是从按照西方数量管理思想出发的。而慧点科技是从东方的系统论角度切入的，代表另外一个方向。请问，GRC为何能代表未来的方向?在慧点科技未来的战略里，GRC占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姜晓丹:我经常用一个比喻，软件行业有点像纺织行业。纺织行业是一人一台机器码线，软件行业是一人一台机器码代码。如果你只是做软件，那就相当于卖布的。管理软件就好比是卖衬衣的。由于设计的不同，同样的布做出来的衬衣，有300元一件的，也有能卖到3000元一件的。同样，管理软件是用软件技术传递管理理念。理念不同，其价值也不同。

西方哲学讲究的是点对点地解决问题，这确实有助于企业的管理层和操作层解决问题，因此SAP从德国走向了全世界。而东方哲学讲究的是平衡，是系统化地解决问题，更适合决策层和管理层。GRC的问题是企业上层治理方面的问题，因此从文化角度更有可能从东方走向世界。

应该说，不论是在慧点科技的过去，还是慧点科技的将来，慧点科技的核心客户价值定位都是GRC。慧点科技的愿景是，中国管理软件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潜台词就是，慧点科技要成为世界级管理软件企业。

刘保华:GRC的核心是什么?你为什么认为GRC会对企业信息化发展有核心的帮助。

姜晓丹:谈到如何理解GRC这个理念，我们可以先来看看ERP可以帮助企业解决什么问题。假设一个ERP的销售经理向你推销ERP产品，可能会这么说:“您的企业规模这么大了，涉及到这么多的人､财､物的管理，您应该引进一个工具，对人､财､物进行综合的计划､监管和管理。这就是ERP的价值。”

GRC的销售经理会怎么向您推介呢?他会说:“现在您的企业已经变成一个集团化大企业了，您作为集团的决策者，您应该如何防范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进入世界市场后，您的企业如何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您需要一个IT工具，它能够帮助您对企业运营进行体系化的梳理和管理。这个工具就是GRC。”

对于企业信息化来说，GRC和ERP都是需要的。特别是对于发展到了集团化阶段的企业来说，更迫切需要GRC这个管理理念和工具集。

刘保华: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层次看，GRC处在一个什么层级?慧点科技对于GRC产品的规划是什么样子?

姜晓丹:我们认为GRC和ERP应当是互补存在､各有侧重的平衡的企业信息系统。我们可以把企业运营抽象为三层企业模型――决策层､管理层和操作层。我们通常所说的ERP，是覆盖管理层和操作层的一个信息系统。它的核心是数据，底层技术是联机事务处理，而GRC则是服务管理层和决策层的系统，它管理的核心是内容，核心技术是流程管理。粗略地看，我们认为GRC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面向业务执行的办公自动化或业务流程管理､面向业务监控的内控/风控系统以及面向决策和管理的绩效管理。GRC和ERP共同作用形成企业信息系统。OA或者慧点科技提出的iOA，是处在管理层和决策层之间的应用。ERP和iOA共同构成企业的运营过程，我们管它们叫企业运营执行系统;与之对应的是企业运营监控系统及企业运营报告与决策支持系统，这是一个企业信息化的整体模型。

实际上，GRC就是以流程为中心，参与企业运营执行系统，并从中获取信息，然后看业务是否在企业正常轨道上运行，看有没有出轨､超速等状况，然后再形成报告，提交到决策层的上层信息支持系统。

刘保华:这个我赞同。任何一个企业都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动力系统，一个是刹车系统。企业管理跟开汽车一样，开快容易翻车，要想开得又快又稳，就必须有一个刹车系统。看来ERP确实需要GRC来配合。

姜晓丹:可能企业的管理者目前还认识不到风险内控管理对企业的重要性，但是只有风控和内控做好了，领导才可以放心地去处理公司决策问题，不用担心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哪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要去当救火队员。

帮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是不少在中国本土市场壮大起来的企业的呼声。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真正关键是什么?慧点科技虽然提出“中国管理软件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愿景，但是究竟是什么让慧点科技许下如此豪言壮语?它真的可以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吗?

刘保华:慧点科技提出，要用中国的管理软件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在你看来，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GRC能起到什么重要作用?

姜晓丹:企业走向世界的关键，是获得世界市场的认可，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认可。企业的治理水平，决定了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被认可的程度。同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其估值基本上会被打一个8折。而欧美的企业，根据它自己的治理水平或者它一贯的表现，其估值可能被乘以1.2~1.4。你想，同样的企业，这个被打8折，另一个却乘1.4，这能产生多大的一个差距啊。这个数字坚定了我们开拓GRC市场的信心。现在，中移动､中海油､华能国际､中国铝业､南方航空､广深铁路等集团型企业都已经是我们的客户。GRC是每个企业必然面对的管理问题，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多元化会变得越发突出;GRC问题的解决或许不一定需要IT手段，但好的软件系统可以帮助你提高效率，引入最佳实践，并通过人(角色)､流程､信息的处理实现工作的常态化甚至自动化。

刘保华:关于国际化，IBM等国际企业也提出过帮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等类似的口号。他们的一个说法就是，IBM本身是一个国际化公司，IBM自身的经验可以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而慧点科技是一个从本土创业成长起来的企业。你们如何有信心用中国的管理软件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姜晓丹:我们之所以敢这么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国企业不太可能照搬德国企业发展过程或是美国企业的发展过程。我们的优势是背靠清华大学，并且和清华大学共同成立了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研究中心，我们对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这个课题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我们强调的是开放，我们和跨国企业有深度的合作。我们现在是IBM在中国最核心的软件合作伙伴，在IBM的ISV排名中位列第二，仅次于东软。在和IBM､普华永道等企业深度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国际化的实践经验。第三，慧点科技很专注。我们一方面专注于GRC这个领域，另一方面专注于集团客户群，这样有利于我们总结最佳实践，用客户去教育客户。现在，慧点科技已经成长为大型央企实施信息化建设的重要IT厂商，很多央企CIO经常会和我们一起讨论信息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什么是GRC

以企业管控､风险和法规遵从为对象，为决策层和管理层提供综合信息和流程控制支持的管理理念，这是一个企业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管理问题。Governance(公司治理或管控)，是指公司决策层､管理层如何协调一致实现企业的管理一体化;Risk(风险)，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千里之堤常常溃于蚁穴，如何系统地辨识､监控和弥补风险因素，是每一个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Compliance(法规遵从)，企业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的复杂化，随着全球化进程变得愈加突出，从萨班斯法案，到内控规范､劳动法､ISO9000､节能环保等等，都需要系统全面地进行合规遵从。

中国软件企业的时代自豪感

同样的时代，在乐观者看来，机遇要大于挑战;而在悲观者看来，则是前途一片渺茫。

说实在的，在采访国内软件企业时，我都习惯了抱怨声，比如没有占据产业链的有利位置､在政府采购中没有优先地位､市场环境不好等。

姜晓丹让我听到了一些少有的声音――对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兴奋，对处于中华民族复兴这个伟大时代的自豪感。在乐观的姜晓丹看来，现在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我们处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必然有一批中国企业从中国本土走向世界，必然带动一批中国本土的管理软件企业成为世界级软件企业。所以，他提出，中国管理软件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第6篇：谈谈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范文

能够有机会在这里作个发言，我感到很荣幸。首先，祝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的出台，并祝这次大会圆满成功。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主题，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第一条的内容，就是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国家和经济体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要相互开放、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我想就其中涉及的对外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开放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近几十年经济开放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对对外开放所能带来的好处估计不足，而对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冲击和风险估计过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初期，由于自身优势比较弱，经济力量比较小，就更容易出现这种倾向。中国近二十多年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进口家电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彩电和盒式录音机。当时，有人大声疾呼，说这样的开放会把中国的电子工业完全打跨，因为我们的竞争力跟国外相比差距太大了。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国电子工业进步最快，而且成了全世界音像电子产品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第二个例子是80年代后期，中国大幅度削减了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管理，有人担心，这样大的开放步伐会使中国的市场受到极大冲击。然而事实上大家看到的却是，中国的贸易稳步发展，民族工业在对外竞争和参与国际分工中有了巨大的增强。第三个例子，1994年人民币实现汇率并轨，从双重汇率改为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研究这项改革时，有人非常担忧，说当时中国不具备条件，风险巨大。他们认为，要实现汇率并轨至少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出口能力大幅度增强，第二是外汇储备非常丰富，第三是宏观经济管理非常成熟。而这些条件当时都不具备，汇率并轨的决心非常难下。1993年底，中国决定进行汇率机制的改革，随后于1996年又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现在我们回头看，汇率并轨改革是非常成功的。第四个例子，20__年底中国加入了WTO。对于加入WTO，也有很多担心，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一些行业有很大的冲击。为此我们也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各种准备。两年来的情况表明，加入WTO以后给中国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冲击和风险。这四个例子可能对于我们今后从思维上改进对对外开放的理解有帮助。

世界范围也是如此。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早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更多强调的是开放对本国经济带来冲击，普遍认为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要求改变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要求加强对本国民族产业的保护。然而，“亚洲四小龙”、紧接着的“亚洲五小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外向型经济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尽管后来出现了亚洲金融风波，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取向，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步改变了固有看法，认识到对外开放的收益大于冲击和风险，现在，这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当然，也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尚未尝试过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而且，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一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抬头迹象。坎昆谈判的失败是令人失望的。

在总结历史路径的基础上，展望未来，我想重点谈一下服务贸易。同商品贸易一样，服务贸易的开放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压力，也会带来动力，竞争会带来繁荣，开放和竞争能够促进技术交流和技术引进，能够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在中国，服务业开放的一个重点是金融业。中国银行体系还有很大的缺陷，资本市场和保险业都非常年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加强准备，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尽管如此，低估开放的好处，高估开放带来的冲击和风险，在服务业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还可能发生。

我相信，按照中国政府对于WTO的承诺，按照WTO安排的时间表，中国服务业的稳步开放一定会给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带来更大的好处。中国人民银行也希望在这个进程中做出一份贡献。我们将在金融政策上大力支持和配合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提出的原则，也为我们这次会议付出一份努力。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20__年11月6日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整理）

第7篇：谈谈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范文

历史记忆加剧群体性通胀恐惧

《投资者报》：在如何看待通胀的问题上，你的观点比较冷静，认为通胀不可怕。但不管是官方、民间还是学界，都对通胀害怕得不得了，今年的市场也一直受制于此，最近干旱又加剧了投资者的这种担忧，为什么在通胀问题上会出现这种群体性恐惧症？

滕泰：中国人对于通胀的恐惧有着深远的历史。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百年不到，有纸币的历史也不到百年，一有纸币中国就开始有通胀。就像小学教科书里说的，在解放前通胀最严重的阶段，本来买一头牛的钱，过几天就只能买一盒火柴了，这种恶性通胀甚至成为当时政权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几乎每个中国人从小都受到这种教育，所以中国人天然对通胀就有一种恐惧。

解放后进入计划经济时代，表面上没有通胀，看起来价格很稳定，实际上是高度的物资短缺，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产品过剩时代。按理说，进入产品过剩时代政府不应该那么惧怕通胀了。以前是东西少，价格一涨的话老百姓争着抢油盐酱醋，囤积大米粮食，企业囤积钢材、水泥，那时候对通胀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6年以后，除了食品有时候会季节性地少一点之外，大部分制造业的东西都是过剩的，不应该那么惧怕通胀了，但是我们还是特别怕通胀，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现代经济史上，在有信用货币的历史上，每一次通胀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比如1984年的通胀，以及随后的1987、1988年通胀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那时候，我们搞价格改革，从管制到放开，从单轨制到双轨制，都始终伴随着通胀恐惧。

物价上涨，在老百姓眼里也是一样，对通胀充满了莫名的恐惧，就像前段时间日本地震，大家都去抢盐。资本市场更不用说了，一渲染通胀就暴跌。其实当前的通胀，3/4都是食品造成的，是食品通胀，而食品波动从来都是一个短周期波动，不应把短期的因素长期化。

《投资者报》：在如何看待食品通胀问题上，虽然不宜太过渲染其危害，但也不是小事，毕竟“民以食为天”。

滕泰：当然食品很重要，但是食品通胀和全面通胀不是一个概念。蔬菜的周期短，但短也有三四个月的周期，尤其是冬天，蔬菜供给一时半会上不来，投机资金就可以炒作、涨价了。这和制造业是不一样的，比如手表，如果涨价了，从一百涨到两百，那所有的厂商晚上都不睡觉了，用不了两天，供给扩大一倍，价格很快就会回到一百块去。但是蔬菜不能一夜之间就长大，植物生长是有规律的。

粮食、猪肉也是一样，没到季节，没到那个时间就出不来。制造业是用物理化学的规律去加工资源类产品，人类认识到这个规律是可以加速生产的，而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繁殖规律进行生产，你可以影响它，但是不能无限加速它。这就是农产品价格为什么总是周期性涨跌的原因，当上一期的价格涨了，农民下一期就增加种植，供给多了结果就是下一期价格暴跌，然后种植又少了，供给少了，价格又上来了，所以总是周期性大幅波动――这是规律，如果不明白这个规律，就无法理解中国的通胀。

今年可能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

《投资者报》：在这种集体性恐惧中，很多投资者之所以担忧通胀，不是因为怀疑政府控制不住通胀，而是怀疑政府在控制住通胀的同时会把经济也给搞坏，也就是大家都很害怕的硬着陆问题。

滕泰：从历史上来看，大部分调控通胀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果――硬着陆。1996年那次治理通胀，上海出现很多烂尾楼。紧接着又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2008年，6月份还在紧缩，结果赶上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又搞成通货紧缩。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呢？因为中国的通胀大部分都不是全面通胀，大部分工业制造品因为过剩没有涨价，服务业也没有涨很多，主要是食品涨价（而食品在中国CPI比重中占有压倒性优势，高达33%左右）。食品通胀怎么弄呢，它有自己的上涨规律，要么平抑供给，要么改变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如果不行那就忍着，忍一段时间它自然就下来了。但我们总是习惯用治理全面通胀的方法去控制“食品通胀”，结果总是“超调”，总是“硬着陆”。

今年只要政策不“超调”，只要大家克服对通胀的恐惧，我们认为将会实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首先，从目前来看，这次紧缩政策不像前几次那样迅猛，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调”，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加到3.25%，考虑到负利率问题，哪怕是加到3.5%也问题不大，但超过3.5%就有问题了。第二，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很足，投资的惯性还在；消费略微有所下降，还是比较好，算是高速增长；至于出口，回落点更健康。

总量调控容易“打脱靶”

甚至“误伤”股市和中小企业

《投资者报》：关于政策是否超调的话题，最近市场讨论得比较激烈。前两天我们有位同事去参加一个由发改委官员主讲的内部会议，这位官员和你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他承认货币政策是偏紧了一点，财政政策事实上也是紧的，可能他是站在发改委的立场说的，你能不能再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滕泰：这里面不是一个简单的“超调”问题，还有总量和结构问题。本轮通胀实际上有货币上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动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粮食通胀的原因。只用总量政策货币紧缩，对小猪长得快有用吗？能缩短粮食供给时间吗？如果货币政策对这些东西都没用的话就有可能下错药。食品通胀的方法只能从农业的方面去解决。针对局部的通胀如果用总量的方式去解决，有可能误伤其他经济领域。

当前，总量的调控方式没有考虑到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资金获取能力。水往低处流，资金往风险小收益高的地方流。风险收益的对比就是资金的引力，有的地方资金引力大，有的地方引力小。资金一扩张并不是所有的部门钱都多了，而是资金引力大的部门多了。资金一收缩，不是所有部门钱都少了，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的钱都没少，可能资金吸引力小的地方钱少了，比如说股市，风险收益没有逆转，一下子把股市的钱抽紧了。

更重要的是资金可得性。国有企业得到资金的能力就非常强，中小企业就差，一下子收紧，国有大中型企业还好，中小企业就遭殃了，没钱了。还有资金刚性也必须关注。比如房地产领域的资金是有刚性的，想从房地产市场中挤出钱来那是不容易的。

如果不考虑这几方面的因素，只是单纯收缩货币，就可能打脱靶，甚至伤及无辜――本来想把房价或物价搞下来，结果房价没下来，把股市给打伤了，把中小企业也搞没钱了。所以说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要慎用总量政策而多用结构性政策，同时要引导资金的流动方向。

《投资者报》：你的意思是加息对通胀也不起作用吗？

滕泰：在加息问题上，我们国家受到西方教科书的影响很深，盲目学习了一些东西。你看，教科书不是写了嘛，一加息，贷款就少了，投资就少了；存款就增加了，消费就少了，通胀也就下来了。

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今年前4个月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没下来，反而上去了，存款不但没增加反而在减少，所以说加息能抑制投资、抑制消费在中国只是个传说，因为我们的老百姓、企业对利息的敏感程度和欧美是不一样的。

加息虽然在中国不能抑制投资和消费，却能够吸引“热钱”深入，今年前5个月，境外热钱加速深入中国，反而推高了通胀。

此外，加息还能够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加了四次息之后，中国企业财务总成本增加4000亿元，相当于油价上涨了20%的成本影响。

《投资者报》：既然加息等总量政策对通胀没有办法，那如何解决中国的通胀问题呢？

滕泰：一个是把资金尽量往股市引，房价物价就能下来了；另外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用升值来替代加息，用外部的手段来替代内部的手段。

第8篇：谈谈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范文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必然，但“成长中的烦恼”也无法避免。2015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0%，2014年同期，这个数字是7.4%。今年全年，还能不能“保七”？

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换个角度看，这反倒能让中国经济摆脱旧有惯性，获得一个调整转向的机会。

按照传统的讲法，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但现在这“三驾马车”都略显疲态。

当前，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以改革深化来压低要素价格，比如要进行金融改革，以促进金融要素价格的下降，让企业获得资金成本的优势，从而驱动新一轮的增长。

但在专家看来，继续用压低要素价格的模式，来维持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国内外的市场都已趋于饱和，单靠压低要素价格已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真正的瓶颈。那么，中国经济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为此，本刊记者日前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魏杰。 经济增速未来可能降至6.5%

《南风窗》：之前，中国将经济增长的目标设置为GDP年增长率超过8%，这是“保八”，现在，目标已经调整为“保七”。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社会稳定的原因，比如要让农村剩余人口充分就业。你怎么看？

魏杰：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并没有人为设定的目标。当时，我们要“保八”是以为可以增长8%，而现在“保七”同样是以为可以增长7%。但是，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

在我看来，“保七”也只能保几年而已，再往后可能是6.5%。实际上，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只要GDP的年增长率在6%～8%之间，都可以说是中高速增长。

现在，出口的贡献大约为1%，而投资是3%，消费占3%，那么加起来就是7%，这个速度暂时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可以维持多久，现在有两种判断，一种是5年，一种是10年，但这都不是重点。另外，要解决农村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所以要维持经济一定的增长率，我认为这个命题也是不成立的。不是说农村劳动力人口就业不重要，而是说经济增长多少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不是人的主观意识能决定的。

《南风窗》：看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三驾马车”之中，出口衰退得最快，未来会改观吗？

魏杰：中国的出口基本上已经见顶。一直以来，中国出口主要是3大市场：美国、欧盟和东盟，但这3个市场的前景都不甚乐观。奥巴马实施了“再就业”计划，美国人要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那么我们的对美出口若能维持现状就已属乐观。

欧盟正在实施紧缩政策，整个经济体刚摆脱欧债危机，加之克里米亚引发的乌克兰问题悬而未决，其对中国的贸易和汇率政策也可能相应调整，这给我国对欧出口增加了不确定性。再看东盟市场，因为的原因，这个市场可能也充满变数。

这是外部环境，就内部而言，中国出口产业的成本优势也正在丧失。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标志着中国出口产业的低成本时代消失，而是进入高成本时代。我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企业融资成本都在不断上升，但我们却有没有“技术优势”来填补，所以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

2009年之后，我们出口增速开始持续下降，这是有原因的。未来，出口仍不乐观。 房地产库存过剩影响投资驱动

《南风窗》：投资这驾“马车”还能坚持多久，是不是未来会承担越来越多的“保增长”任务？

魏杰：投资也很难持续。今年8月份，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同比增幅只有4%，去年同期是10%左右。而在过去几年，这个增幅一般保持在20%～30%之间，这是急速的下滑，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

在我国的投资中，主要有两个重点投资方向，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传统制造业。现在，这两个都无法大幅增长了，制造业一直在去产能化，而房地产则面临严峻的去库存化问题。

今后，两个投资的“支柱”都无法再大幅增加，因为已经没有市场可以消化。以房地产来说，一些人会认为政府应该救房市保增长，但这个行业不是救不救市的问题，已经根本没有了市场，怎么救？这是一种想当然。在一些城市，50年不盖房子都够了，还有什么增加投资的空间？

《南风窗》：投资不行，那还是回到出口，我们如果通过降低制造业的成本的方式，让出口重新找到竞争优势不行吗？比如，金融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还可以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

魏杰：这些办法都不现实，出口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外部原因。实际上，这是当前我们认识的一个误区，即总是在要素资源的价格上做文章，希望通过降低要素价格的老办法，让制造业特别是出口产业重新找到优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还是那个老问题，市场都没有了，你出口能出给谁？别人没有了需求，再低的价格，也没有人要。

另外，中国的汇率已经市场化，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说降就降。同时，通过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办法，也无法解决国外市场萎缩这个根本问题。

《南风窗》：央行最近降息频繁，频率已经超过了过去数年。官方说法是，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对刺激经济增长有效果吗？

魏杰：现在的问题是企业没有投资方向，产品没有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企业借了钱能做什么？地产和制造业是民营资本最“顺手”的两个行业，它们都产能过剩，怎么投？我认为，这些“药方”都开错了。 发展新支柱产业释放“结构红利”

《南风窗》：那你认为正确的“药方”是什么？

魏杰：正确的“药方”是产业结构的果断调整，释放中国的“结构红利”。2012年以前，中国经济主要靠制造业和房地产来拉动，它们是“支柱型产业”。未来，它们将变为“常态型产业”。新的“支柱型”产业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3个：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服务业，三是现代制造业。

战略新兴产业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生命工程、信息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8个方向;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和精神服务4个方面;现代制造业涵盖飞机制造业、高铁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特高压输电装备制造、现代船舶制造5个领域。

以新能源为例，我国目前的策略是核能率先发展，我们已经关掉大量火力发电，启动4个核电项目。再比如，中国是世界能源消费最大的国家，发展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具有重大意义，还能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那么，为什么要把服务业作为支柱产业呢？这主要是它对于中国有特殊的价值。首先，服务业能最大限度地吸纳就业人群，解决中国人的就业问题;其次，服务业消耗能源、资源最小;再者，服务业的占比决定一国经济结构的水平，美国服务业占了70%，我们30%还不到，拉动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很大。

再说先进制造业，拿中国的高铁技术来说，它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是成功的，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不论是国内兴建，还是对外进行产能输出，这个产业都能极大地带动了钢铁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国内一些钢铁厂早就不生产建筑钢了，而是生产轨道钢，这既是调结构，也是消化产能。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新常态。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要素投入来实现，而且是以压低要素价格为代价的。2000年以前，劳动力要素起主导作用，城市和工厂用农村低价劳动力来驱动发展;2000年以后，土地要素成为驱动发展主要动力，土地变现支撑起高速增长;2008年，4万亿开启了货币要素主导的增长模式。

新常态下，这些因素都将成为过去，中国必须找到依靠创新驱动的路子，才能保持现在的中高速增长。

《南风窗》：调结构，恐怕还需改革先行。除了“结构红利”，政府还提出一个“改革红利”的说法，请具体谈谈，你认为哪些改革是当务之急？

魏杰：要获得“改革红利”，首先要从对企业下放权力开始，包括企业体制选择权、企业投资经营权、独立法人权都需要强化，企业进一步与政府脱钩的脚步还要加快，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独立主体，而少受政府行政的干扰。

第二是金融改革，这主要涉及6大举措，即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银行自由化、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推进资本市场改革。这些改革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实现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有企业改革则包含3个重点，即国有资产管理将实行分类管理，主要表现在国家重点转向公益型企业，效益型企业则放开;由管人管事管资产转为只管资本;推动混合所有制。

目前，中国经济存在较大压力，但这属于结构调整的正常现象。从高层近期推动的一些改革来看，“两个红利”正在释放，但尚未充分释放，这是潜力。 能否提高收入启动消费拉动？

《南风窗》：驱动中国经济的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但这是以工资提升为基础的。工资提升首先是企业要赚钱，要让企业赚钱，经济学家主流建议之一是减税。你也多次提到减税，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国家正面临199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最低增速。这还怎么减？

魏杰：我们应该调整税收的结构，应该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的占比。间接税包括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它是一种行为税，简单理解，就是你赚不赚钱都要交税。什么叫税负重，就是企业没有赚钱，你还要收税，那就是税负重。现在，我国的间接税比例太高了，差不多占到70%以上，企业当然会觉得税负很重，要减税。

《南风窗》：普通人的可支配收入低，还有一个因素是房价太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征收房产税，降房价，以刺激日常消费。你认为房产税该收吗？

魏杰：房产税交易税应该收，但持有税暂时还没有必要。一方面，持有房产的人并没有最终所有权，是70年的使用权，怎么收？另外，土地转让费用其实也已经交过了，为什么还要收税？

理论上的很多问题还没有理清楚，暂时没有讨论价值。以前，说依据产权和房价征收房产税，但现在除了北上广深之外，大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掉得相当厉害。有的开发商半年卖不出一套房子，你还怎么收？一旦征收房产税，房价马上就会掉得更惨。

房产税不光是税收和楼市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大事，牵涉的利益太多，面太广。利益相关者必须全部都参与讨论，在充分讨论基础上，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程序，不能贸然征收。

《南风窗》：当下，尽管传统产业面临调整，但新经济却火得一塌糊涂。中国人人都在谈“互联网思维”，互联网公司成为了最大的热门。怎么看这些“新经济”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价值？

魏杰：在我看来，一些热门公司可能都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互联网公司。现在，中国其实不是“互联网热”，而是“互联网终端使用热”。这个“热”，只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并非技术的创新，比如“互联网+”就只是商业模式的范畴。

第9篇：谈谈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范文

这里正是交通银行总行所在。日前，《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这里采访了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他认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三十年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原有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既往改革的红利也在消减。

今天的中国，站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再次面临新的历史抉择。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通过根本性的改革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为代表的我国金融业，必须锐意改革，加快转型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银行之外的国家大局

《财经国家周刊》：党的“十”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期达成这一宏伟目标，必须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当前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中长期动力明显不足，各种潜在矛盾与风险前所未有。请问您如何看待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胡怀邦：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十年，也是最具挑战的十年。国际比较来看，以世界银行收入分组标准划分，我国已于2010年以人均总收入4260美元跻身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人均收入约4000-12000美元）后，经济增速都有普遍下降。这一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敏感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当前我国正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因此，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十年需要精心谋划的关键所在。

《财经国家周刊》：能不能具体谈谈您的建议？

胡怀邦：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惟有改革，以改革创新引领下一个十年。具体来讲，当前应加快推进以下七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中，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广大劳动者真正分享改革的成果。在二次分配中，加强收入分配调节，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逐步扩大三次分配规模，建立健全慈善捐赠机制，鼓励富裕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帮扶社会困难成员，增强全社会收入调节功能。最终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增强全社会整体消费能力。

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第一，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制度。特别是要改革现行土地和房屋财政收入体系，改征房地产交易增值税和房产税，向房屋交易与保有环节征税，扭转其事实上“抽瘦补肥”的导向。第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万亿规模的减税政策（约为当前每年财政收入的10%），变“集财于国”为“藏富于企”、“藏富于民”，激发经济活力。第三，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体系，减少政府公务支出，加大对民生和国家竞争力的投入，将目前养人和建设特征较为明显的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财政，提高财政资源使用效率。第四，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第五，加强预算民主建设，强化预算公开和社会各界对政府活动的监督，保持公共财政体系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三是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垄断行业改革。正面回应关于“国进民退”的批评与质疑，进一步释放市场化改革的明确信号，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扩大国有股权开放面。在股权比例上，以相对控股为主，不追求国有资本绝对控股。同时，要尽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将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优化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参与竞争。强化反垄断执法，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四是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首先，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包括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其次，改革养老体系，确保形成可靠的社会安全网。第三，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第四，考虑到当前新旧体制转轨负担及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我国社保资金存在着较大缺口，并已成为影响当前及未来社会稳定、民心稳定的最大隐患，建议借深化国企改革之机，利用国有股权减持补充社保，做实社保基金。在路径选择上，可以向社保基金划拨一定比例的国有股股权，使其作为战略投资者享受国企收益，也可以将国有股权向社会投资者出售，所得资金直接用于填补社保缺口。

五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城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第三次社会变革与社会改造工程，将是未来十年中国最现实的红利，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经济领域，要将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发展体制机制， 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特别是要努力做到“三个同步”：同步带动工业现代化的实现，同步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步解决“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确保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与长期可持续发展。在社会领域，要实现农村的福利与城市接轨，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弥补对农村的历史欠账，加大对农村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的追加投入，消弭长期城乡分治所导致的文化、习俗、观念等一系列的“断崖式”的“二元结构社会”，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居民收入的差距。在政治领域，要逐步消除城乡之间隐形的身份差异。特别是要创造条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城市其他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服务。

六是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坚定不移地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和环境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逐步理顺煤电油气水和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七是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步骤，审慎有序推进，实现资金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合理安排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次序，逐步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遵循“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机构，后个人”的总体原则，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以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重点，完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积极发展各类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现代银行方法论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已经看到，借助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互联网技术的巨大威力，一场金融业的“革命”正向传统的银行业务模式袭来。面对新形势，作为金融业主体的银行业，将在下一个十年的改革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银行业自身会有什么变革？

胡怀邦：未来十年银行业仍将在我国改革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仍将是我国经济的融资主渠道，但同时也面临着金融脱媒等挑战。因此，银行业转型发展的挑战和压力也空前巨大。我认为，未来十年我国银行业自身必须进行深层次变革，转变发展方式，推进转型发展。

第一，从“信用中介”向“金融服务中介”转变，打造“多功能型银行”。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试点，适量打造一批具有较高综合服务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全牌照”金融集团。把发展中间业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中间业务与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并重的主营业务地位和作用，稳步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第二，要从专注本土业务向国际化发展转变，打造“国际型银行”。本着分散系统风险、挖掘盈利潜质、谋求长期效益和高附加值收益、逆周期操作的原则，审慎选择并购对象，多途径构筑国际化经营网络，打造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一流金融机构。

第三，要从信贷资产管理向综合财富管理转变，打造“管家式银行”。从中国情况来看，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社会阶层的变革，为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创造出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的银行将由管理信贷资产为主转向管理客户金融资产为主，转型成为客户的全方位金融“管家”。

第四，要从批发业务向零售业务转变，打造“零售型银行”。应对互联网对银行业服务领域的挑战，银行应该积极开展与提供“第一效用”的零售商的紧密合作，通过为客户提供完整的服务链留住客户。

第五，要从“传统渠道”向“新型渠道”转变，打造“智能化银行”。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电子银行的分流能力、创新能力、新兴市场渗透能力，改善客户体验，打造“随时随地、贴身服务”的新型服务渠道体系，成为银行产品与服务的整合与创新平台，成为既依托和服务于实体银行，又有独立创新和经营能力的全天候、无人银行。

第六，从“高资本占用”向“低资本占用”转变，打造“节约型银行”。要坚持走低资本占用之路，实现“低碳”运营，改变过度依赖批发性信贷业务的格局。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您到交行以来，一直强调发展转型，走综合化、国际化道路，打造财富管理银行。请问交行转型成效如何？

胡怀邦：我是2008年9月底来到交行的。当时的经济金融形势的确很严峻，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如金融创新备受指责、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趋缓、金融机构经营向分业化回归、股权结构向国有化逆转等。有人将其概括为“去杠杆化、去全球化、去综合化、去市场化”等“去四化”现象。从业界到学界，也纷纷开始对传统理论所勾画的经济金融发展趋势提出质疑。这也引起我的深刻思考。当时，摆在我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交通银行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问题。

经过深入调研与思考，我当时判断，国际金融危机未改金融业发展大势，去杠杆化不能否定金融创新，去市场化不动摇市场的基础性地位，去国际化不改金融全球化趋势，去综合化不影响综合经营的基本走势。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利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一契机，围绕交行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在交行内部开展了一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最后达成共识，确定了“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的发展战略，我们称之为“两化一行”战略。经过四年多的深入推进与稳步实施，已经初见成效。首先，国际化发展快速推进。这几年可以说是交行国际化发展最快的时期，2008年以来，交行胡志明市分行、英国子行、旧金山分行、悉尼分行、台北分行相继开业，境外经营性机构总数达到12家，境外银行机构发展步伐领先集团，2012年资产规模和利润占比分别达到7.68%、4.49%，比2008年提高2.1、4.2个百分点。其次，交行综合化经营平台更趋完善，实现“全牌照”经营，集团协同效应开始显现，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能力明显增强。综合化发展进入回报期，2012年控股子公司资产规模与利润占比分别达到1.75%、1.9%，比2008年提高1.24、1.05个百分点。第三，财富管理品牌效应逐步提升。私人银行、“蕴通财富”、“沃德财富”、“交银理财”等核心品牌得到市场广泛认同，中高端客户群体不断扩大，差异化竞争优势开始形成。特别是集团跨境跨业一体化经营能力大幅提升，有效满足了客户多样化、个性化、创新性金融服务需求。目前，联动发展与协同经营已经成为交行的一大特色与优势，成为角逐市场、赢得客户的重要举措。

在2013年的全行工作会上，我说交行现在进入了“543”时代：资产规模突破5万亿、存款达到4万亿、贷款达到3万亿。这些数字都比2008年翻了一番。可以说，这几年交行经受住了跨周期经营的考验，在规模经营与转型发展上做到了同步协调推进，集团风险管理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谋划未来五到十年交行的发展问题。2011年，我们就正式启动了“二次改革”，主题就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现在正在不断推进中，有些改革已经初步显示积极效应，比如我们的“三位一体”网点布局改革，这将是我们应对互联网金融新形势的重要利器之一。

《财经国家周刊》：交行对下一步转型发展有什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