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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历来是指金钱的时间价值。利率上升或下跌,会改变居民和企业等微观主体行为的选择,进而明显地影响经济运行,也会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表现,反映到资本市场会直接造成股票和债券价格变化。同时,基准利率作为资本定价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是现代央行所倚重的。
“流动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流动性是资本市场的血液,而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将引导血液的流向。因此,持续跟踪分析流动性以及投资者行为变化,是研究证券市场变动的重要内容。
证券分析师主要是研究央行政策变动、市场流动性变化以及利率可能的动向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供具体的投资操作建议。应该说,证券分析师不同于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师,也不同于行业分析师,不需要对各行业进行特别细致的研究。因此证券分析师的研究定位似乎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研究,研究视角与其他分析师也是有所区别的。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利率、流动性和资本市场。第一部分是利率。利率是理解资本市场的基础,关于利率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利率的变动“影响资本市场的回报、左右企业的投资行为、改变投资者的盈利预期”――利率是衡量一切资产价格的工具。研究和分析利率的形成机制,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资本市场上各种资金的成本与未来的流动方向。
第二部分是流动性。流动性并不特指现金,而是指资产的变现能力。相对于流动性弱的资产,流动性强的资产在定价时需要具有一定的风险溢价。对于投资者而言。流动性往往是其生命线,是专业投资者时刻关心的问题。
中国创业板出现“苹果”的理由
1.“高新技术企业”占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的90%左右。
2. 超过50家属于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A 股市场新兴产业最为集中的地方。
3. 从官方定位来看,创业板未来在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孵化和培育上将发挥更大的效用。
4. 越来越多的资金包括风险投资、创投基金等将通过创业板的引导支持这些创新产业公司做大做强。
祁斌,创业板必将长足发展
创业板会不会造出“中国的苹果”?祁斌有两个观点:
一是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呈倒金字塔结构,主板上市公司最多,中小、创业、柜台市场欠发达,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必将壮大,所以“幼幼儿”创业板必将长足发展;
二是高科技产业取决于资本,硅谷的诞生依赖华尔街的资本,微软、谷歌等互联网巨头齐聚纳斯达克,中国未来朝阳产业的巨头将成长于创业板之中。
中国资本机构亟须调整
2010年全球IPO市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名是A股市场,第二名是美国市场,然后是欧洲和中国香港市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市场的IPO的50%来自于中国。今天,华尔街10个交易员中有9个早晨要看一看昨晚A股市场的情况再开始其交易。这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已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市场,而这个趋势将会延续至少10年。10年之后,中国的资本市场会彻底改革中国经济的治理结构,使得中国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像美国有一个财富五百强的名册,从第1个数到第490个全部是 上市公司。
中国资本市场快速成长的背后有两个根本性原因:一是经济的崛起,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对于资本市场的需求成为一种必然。二是改革,资本市场发展和多层次体系建立最重要的推动力是改革。
事实上,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大力的推进。美国资本市场是这样的结构:纽交所上市公司2800家左右,纳斯达克3100家,OTC、场外挂牌市场3400家,是一个正金字塔的结构。而我们的市场恰好是一个倒金字塔――倒悬在空中、不稳定倒金字塔――就像一个国家的博士后特别多,但是没有小学生,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快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推进创业板、场外市场的建设,才能使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够稳定、可持续发展。
创业板的推出可谓恰逢其时,人才储备、创新精神、资本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创业板是对这三点的整合,其发展的空间和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性怎么讲都不为过。
新兴产业竞争力取决于资本市场
20年前,我清华物理学刚刚毕业,那个时候我们都相信科技救国,而且满腔热情的出国留学,但后来发现光靠科技是救不了国的,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它的经济体制,对于经济体制来说,最重要的是金融体制,对于金融体制来说最重要的是资本市场。
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目前其优势几乎所剩无几,美国的比较优势大致有三:一是军事实力坚强,但现在是和平时期,作用并不明显;二是高科技发达;三是金融产业强大。但实际上,美国高科技产业的背后是美国的金融产业,所以美国最重要的国家的竞争力就是“万夫所指”的华尔街。美国只有维持华尔街的繁荣和活跃,其最后的金融改革一定是相对折中的方案。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正在继续走向复苏,美国是温和的复苏,高盛的数据是2%―3%,对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美国过去30年的发展是依靠PC、通信、互联网和生物医药这四大 新兴产业。硅谷在早期根本一片荒芜,其成长离不开资本的支持。未来如果美国能够真正的恢复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也还依赖于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这又有赖于华尔街的复兴。
一、投机型证券投资组合权重调整策略的有效性分析
1.1有效性研究的样本和时期选择
本研究样本以香港恒生指数和花旗集团全球国债指数为主要目标,这种早期指数的分析,更有利于现代证券市场的发展,同时准确的数据分析,也更加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对证券投资组合权重调整策略的评价和比较,得到了换算结果,提供的数据显示,证券市场在构建证券投资组合权重调整策略时,必须要结合资本市场的开市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具有保障的得到策略方案,企业和个人也可以更加便利的操作市场。在数据研究的阶段,资本市场的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很多金融产品的重要性也在改变,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我国资本市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趋势[1]。
1.2研究的方法
笔者采取达里亚纳尼提出的实验方法,利用60%的股票和40%的债权投资组合为基础,确定了有机型证券投资组合权重调整策略。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更加实用混合型证券投资组合权重调整形式,也可以加大对策执行的稳定性,对样本的研究和分析,会体现出周期性的结果。企业需要结合周期性表现出的经济特征,及时对对策进行调整[2]。
二、投机型证券投资组合权重调整策略有效性研究结果的检验
2.1实证检验
根据上文的分析,已经明确了投机型证券投资组合权重调整策略有效性结果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也要对结果进行检测,首先,要对证券投资组合权重调整策略运行的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对风险收益率的分析和对比,可以更好的掌握风险存在的环节,也可以对风险进行有效的处理,在每项收益率管理的基础上,可以更加快速的减少风险存在的几率。在投机型证券投资组合权重调整策略有效性研究的过程中,相对收益率越大就说明策略执行的优秀效果,企业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加大经济投资。只有在实证检验中,才能检测出证券运行的情况和经济利益,这对于企业来说非常重要[3]。
2.2案例检验
实体经济为本
《意见》指出,资本市场的作用是“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这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的关于资本市场功能的较为准确的一个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方面的作用无一例外地体现在实体经济中,这就为我们正确判断资本市场的形势提供了终极的标准。资本市场发展得如何,不能只讲交易量的大小、开户数的多寡、指数的高低、甚至印花税收入的多少,而要看资本市场是否有效地将社会资金转化为长期投资,在多大程度上优化了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如何推动了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实体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到底发生了多大影响。一句话,实体经济为本,资本市场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资本市场存在和运行的全部价值在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意见》纠正了一个长期流行的认识上的本末倒置。
根据《意见》所强调的资本市场的实际经济功能,不难看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以长期资本形成为例,虽然国内市场平均每年融资额达数百亿或上千亿元,统计数字表明,其中真正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有10%到15%,而且这个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余80%以上的募集资金哪里去了?无非用作流动资金、委托理财、自己炒股或干脆浪费掉了这样几种可能性。由此可见,中国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促进作用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我循环、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封闭体系。
关于《意见》所提到的资本市场另外三项功能,它们的实现取决于市场效率,也就是市场价格是否反映资产的内在价值。不错,我们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和调整经济结构,但前提条件是要有准确的价格信号,失真的价格将导致大量的资源错配和资源浪费。
由于价值由资产的盈利能力决定,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价格应该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价格是否以公司盈利为基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并非如此,直到最近才逐渐发生一些转变,出现了绩优蓝筹股的估值上升、垃圾小盘股价格下跌的价值双向回归。然而,当市场气氛稍有好转时,炒作概念、追逐消息、期盼政策利好等痼疾又有抬头之势。
要造就有效资本市场,规范操作和价值投资理念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意见》没有强调资本市场本身效率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明显的美中不足。
在改革和规范中发展
《意见》提出,发展资本市场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坚持服务于国民经济全局”,从而对社会上关于“发展中规范”还是“规范中发展”的争论做出了正面回应。在我们看来,“规范中发展”是《意见》所表达出的明确无误的信息,法制、监管、自律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本质都是一个:规范。
发展是目的,规范是手段,惟有规范,才能实现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为惟有规范才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才能促使上市公司提高盈利。市场以信心为基础,这是社会共识,然而信心的建立和维护一靠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制度保护,二靠稳定的公司盈利增长。
ஸஸ国内外的经验一再证明,规范中发展,可以长治久安,而发展中规范,往往欲速不达。非规范操作“简化”了交易,或许可以造成短期的市场繁荣,但同时为剥夺中小投资者打开方便之门。在法制基础薄弱的国度中,规范的重要性再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除了规范中发展,《意见》还及时地提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例如改变“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的状况”,使“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逐步推出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从业机构的重组和建立健全退出机制,严厉打击市场违法活动等等。
政府角色尚待解决
一份文件不可能涵盖所有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资本市场本身的效率之外,《意见》也将政府的角色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留待了日后讨论。
证券市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清晰的政府职能的定位。在我们看来,政府在资本市场上的职责只有一个:推动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这里政府的定义是狭义的,仅指行政系统。如果广义的政府包括司法和监管体系,则政府在资本市场上的职责就是制度建设和执法。
为了提高执法的公信力和执法效率,司法和监管部门应该独立于政府的行政体系,并且独立于市场参与者特别是被监管对象。监管与行政不分,监管目标混同政府的社会目标,是中国证券市场深层次结构问题的根源之一。
首先,监管的公平与公正性得不到保证,例如监管机构要执行帮助国企脱贫解困的政策,自然会采取措施推高市场价格,结果伤害了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在国有股流通的问题上,监管部门也处于既要保护国有资产,又要照顾公众利益的尴尬境地。
第二,因为同样从属于政府行政系统,监管部门对国有市场参与者(包括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投机者)经常是网开一面,更像是监管对象的主管单位而不是监管单位。即使对于公众投资者,监管当局也必须以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公众投资者的“青天大老爷”。
第三,在服从政府社会目标的前提下进行监管,产生了一系列带有中国特色的监管方式,例如隐性地以价格指数为监管目标,股票和债券发行的审批制,控制发行节奏和发行价格。动机固然良好,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为投资者降低风险。然而正是监管者的越俎代庖,令投资者不能正确地估计风险,市场不能发挥正常的定价功能。顺便提一下,所谓资产定价由两部分组成,对收益的估价以及对风险的估价。
监管机构和政府对于市场参与者的关爱是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的根本原因,它使原存于中国经济中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进一步恶化,导致资本市场的系统风险长期居高不下。何谓“预算软约束”?资金使用者不必对资金使用的结果负责。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表现为退市难;依靠不停顿地融资和注资维持经营,是从业机构“预算软约束”的典型症状;而投资者的“预算软约束”则主要体现在对政府救市的心理预期。既然把上市公司搞垮了也不会丢饭碗,既然委托理财出现大量亏损也日子照过,既然选股票选券商的决策失误了有政府兜底,谁还会认真分析和控制风险?
[关键词]内部资本市场;功能;陷阱;法律规制;利益侵占
[中图分类号]F27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6)11-0005-05
一、引言
国外理论研究表明,由于企业与外部资本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激励不兼容问题,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通过外部资本市场得到完全满足,内部资本市场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企业的内部资金调配满足成员企业的融资需求,达到优化资本配置的目的。虽然中国理论界关于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实践中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却非常普遍。大量企业通过设立财务公司以及关联交易等渠道进行内部资本的配置。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异常活跃的兼并重组行为以及大量“系族公司”的涌现进一步扩大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形成中国比较典型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一方面许多企业集团受益于内部资本市场的灵活运作,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诸如三九系、德隆系、格林柯尔系、托普系等企业集团由于严重的资金危机而陷入困境,内部资本市场的不良运作是其中一个重要诱因。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有必要对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及其潜在陷阱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相关的法律规制问题。
二、中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
国外研究表明,内部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在于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这主要源自于:内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比外部资本市场更完全;内部资本的配置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内部资本市场可以提高资本供给的可靠性;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治理及控制功能。Deloof(1998)及IslamandMozumdar(2002)研究表明在外部资本市场落后的国家,内部资本市场优化资本配置的功能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内部资本市场在此阶段具有如下特定的功能。
(一)融资渠道优化功能
内部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取决于外部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由于中国外部资本市场长期处于金融抑制状态,因此其在中国现阶段的首要功能就是作为外部资本市场的重要补充,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替代渠道。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中国企业现阶段存在巨大的融资需求。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政府对于企业的直接拨款急剧收缩,企业的资金需求必须通过银行贷款或股权融资解决。而目前市场规模发展迅猛,设备技术更新加快使得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扩张规模及技术创新。尤其是加入WTO后,国外资本大量进入迫使中国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各个行业原有的均衡被打破,行业内的兼并整合已是大势所趋,这无疑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后盾。(2)相对落后的外部资本市场无法满足需要。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由于历史上的政策性因素及治理缺陷,存在大量的呆坏账,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严重及监管控制的加强,又普遍存在“惜贷”的困境。大量的储蓄存款无法转变为对企业的贷款,大量的资本闲置在银行账户上,无法投入到生产领域。而中国的证券市场首先是融资规模非常有限。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2003年非金融企业新增股票市场融资额为1438亿元,仅占全部资金来源的4.6%①。其次是证券市场本身有先天缺陷。为国有企业脱困融通资金的初始定位以及保证国有控股权的要求造成股权分置,导致股票市场的畸形发展。另外,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的民营企业无论在银行贷款还是上市融资方面都要面临更大的阻力。
中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作为现阶段企业的替代融资渠道功能已经初步显现。财务公司是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企业集团申请设立财务公司。截至2004年8月,中国共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有74家,资产4500亿左右②。中国资本市场上近期出现了大量的“系族”公司(比如远大系、三九系、德隆系,等等)。截至目前,被称为“系”的企业集团已达40多个,涉及200多家上市公司(朱武祥等,2005)。“造系运动”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通过控制多级法人组织构建内部资本市场以满足系族公司整体的融资需求。而实质上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远不止这些,国内数千家企业集团正通过各种关联交易形式进行着内部资本市场运作。
(二)产业整合催化功能
中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另一重要功能是有利于加速产业整合。Stein(1997)研究表明内部资本市场中的剩余控制权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可以通过“挑选优胜者”(WinnerPicking)将内部资源配置给最有利可图的项目。中国目前企业均面临产业及产品结构的整合问题。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和盘活国有资产为目的的兼并重组行为异常活跃。由于内部资本市场具有相对于外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优势,集团通过内部的资本市场进行产业、产品结构重整的交易成本及信息成本远低于通过外部资本市场来运作。尤其是由于以往政府的“拉郎配”等行政干预行为造成企业内部产业结构混乱,更是迫切需要企业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运作重新配置已有资源,对非优势、非核心业务进行剥离,将内部的剩余资金投入到核心的优势产业上。
(三)公司治理改进功能
众所周知,中国公司治理的现状不容乐观。正如外部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本配置的同时也起到了公司治理的作用,内部资本市场同样具有优化企业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环境下是对外部资本市场治理功能的有效替代。如果某个企业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存在,当信息不对称严重时,外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通常难以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控制。但如果其处于一个内部资本市场中(即集团的成员企业),高层经营者出于自利目的将利用其信息优势以及内部审计、绩效考核等多种内控工具对下属公司进行更有效的监控。另外,在中国各种企业组织形式中,只有上市公司是比较符合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形式,虽然其公司治理状况也广受质疑,但至少代表了良好的发展方向。上市公司通过兼并非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构建出的内部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硬化被兼并企业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上市公司的组织优势渗透到非上市企业,强化对其经营者的监督与激励。
三、内部资本市场的潜在陷阱
虽然在中国外部市场不成熟的环境下,内部资本市场理应发挥重要功能,但由于中国治理环境存在重大缺陷,内部资本市场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极易发生功能异化,存在诸多的潜在陷阱。
(一)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
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是内部资本市场的最大潜在危害之一③。在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普遍存在金字塔型的企业组织结构,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索取权相分离。在这种组织结构下,控股股东具有潜在动机将利益从其拥有现金流量索取权较小的部门转移至索取权较高的部门,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利益输送(Tunneling,Johnson-etal.,2000)。集团内部形成的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为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这种较为隐秘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提供了可能(Khanna,2000)。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利益输送的案例已经是屡见不鲜。许多公司由于大股东的机会主义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而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最为典型的有“三九医药”(000999)、“ST重实”(000736)、“湘火炬”(000549),等等。例如“三九医药”2003年年报显示:“三九医药”向控股股东“三九药业”拆借资金余额为162794.34万元,向最终控股公司拆借资金23273.98万元,向同属最终控股公司的关联公司借款12291.55万元,最终导致“三九医药”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万良勇、魏明海,2006)。而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存在严重的利益输送问题,中国民营集团及地方国有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并不能有效地缓解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反而使其加重(万良勇,2006)。导致内部资本市场机会主义运作的潜在原因是复杂的,既可能是由于管理者企图将利益转移至自己的名下,也有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降低失业率等公共治理的需要将上市公司资金转移至其他非上市国有企业。
(二)过度投资与多元化
内部资本市场的另一个潜在陷阱是增加了过度投资的可能。由于内部资本市场有利于实现资金的自由调配以及整体上融资能力的增强,因此企业的投资更容易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④。这对于存在过度投资倾向的企业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度投资与过度多元化是中国目前最为常见的企业病症之一。这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国市场上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较快以及不同行业间利润相差悬殊,资本逐利的本质往往诱使经营者尚未来得及制定一个完善的发展战略便仓促上马,当然也部分地是由于一些民营企业家急功近利的心理所造成。
曾经风光一时的“德隆集团”通过高度控制金融机构的方式构筑起一个巨大的内部资本市场,利用内部的资金往来(包括合法与非法的方式)支持高速扩张的非相关多元化战略。在东窗事发之前,“德隆集团”涉及的行业包括金融、建材、食品、汽车等诸多毫不相关的产业。虽然表面上资产规模迅速增大,但其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是一种资金推动型的低效增长。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并非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反而加速了其死亡,成为“德隆神话”破灭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德隆”类似的还有格林柯尔系,其采用“资本市场”、“银行体系”、和“收购目标”共同构成“收购三角”模式构筑起巨大的内部资本市场,帮助其完成企业高速扩张战略,但也同样难以逃脱土崩瓦解的噩运。
(三)风险扩散效应
企业经营存在风险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有限责任的法人制度下,独立企业的风险通常不会或很少会波及到其他企业。然而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得集团内部单个成员企业的经营与财务风险很容易扩散至整个企业集团,导致整个集团陷入危机,企业法人制度的天然风险屏障荡然无存。目前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只关注了银行、证券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在商业周期上的传导作用,而事实上内部资本市场同样可能成为经济波动在产业部门间传导的渠道。Lamont(1997)研究表明在1986年石油价格下跌时期,石油公司明显减少了下属非石油分部的项目投资,石油行业的危机通过内部资本市场的传导致使其他行业受到影响。在金字塔型组织结构盛行的环境下,单个控股企业可以通过多级法人架构控制巨大的经济资源,单个成员企业的经营风险对社会的危害被无限放大。尤其是现今出现的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交融的产融结合集团逐渐盛行,实业资本的经营风险很容易通过内部资本市场传导至金融部门,引发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或者反过来,金融部门的困境也可能将实业资本拖入泥沼。
我们再以“德隆”为例:“德隆集团”拥有庞大的产业群,而且包含有银行、租赁公司及证券公司等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为“德隆”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支持(其中存在大量的违法操作)。然而过快的扩张速度以及巨额的二级市场护盘成本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德隆系”全面陷入危机,下属几家金融机构也由此陷入困境,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积聚。
(四)低效率补贴
ScharfsteinandStein(2000)的二级模型证明分部经理寻租行为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内部资本市场的“集体主义”,业绩差的分部从业绩好的分部获得资助而无视效率的高低,即低效补贴现象。成员企业如果存在对这种低效补贴的预期将导致预算软约束问题。而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则更为特殊,低效率补贴不仅可能由于二级人的寻租行为引发,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与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低效率补贴一定会广泛存在。地方政府出于减少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公共治理目标具有对亏损低效的国有企业进行救助的动机。大量国有企业先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优势以及关联担保等手段融得大量资金,再通过资金拆借、关联收购等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完成对其他非上市国有企业的补助。在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逐渐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的同时,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中的低效补贴却再次将国有企业往预算软约束的泥潭里推,而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以及国有银行成为最大的利益牺牲者。
四、中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法律规制
法律规制的目的在于弥补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的市场失灵。对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规制的目的也在于减少自发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负面效应,防止对中小股东及债权人的权益侵害。现实中并不存在专门针对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法规,而是散见于一系列相关法律之中,从中国法律规范体系看,主要包括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公司法》与《证券法》
前文分析表明,内部资本市场的潜在陷阱中核心症结就是控股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侵害。中国《公司法》、《证券法》相继修订并实施以后,在中小投资者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健全、完善的中小投资者保护体系。比如《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表决,并且关联人不得参与表决;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否则将负有赔偿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除此之外,修订后的两部法律对股东的信息权、表决权、诉讼权等进行了重新界定,比如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的相关信息;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股东可以提出议案,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质询;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股东可以代表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人;股东也可以直接相关责任人,等等。此两部法律为遏制内部资本市场的机会主义运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关联交易的禁止性法规
2003年8月,中国证监会与国资委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纠正与防范利益侵占行为的具体措施(俗称“56号文”)。2003年9月证监会与国资委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对大股东占款清欠作出了规定。这类规则实际上是对集团母公司与下属上市公司间的部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进行了禁止性的规定,使其运作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
这些规则出台的直接目的是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一些本来具有效率性的正当的内部资本配置行为也一并禁止了。基于此,理论界及实务界对该等禁止性规则存在一定的争议。杨如彦和孟辉(2004)对关联交易的研究表明:无论何种情况下,促进讨价还价机制的完善和机会增加都占优于禁止性法律规则。但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有赖于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信息披露充分以及契约各方拥有对等的契约权力,即订立契约的渠道以及保证契约执行的强制力。而现实中两个条件都不充分。中国国有企业的财务信息至今仍然属于机密,不对外披露,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质量也不容乐观,比如“三九医药”就曾先后三次被证监会及深交所批评未及时披露资金往来的相关信息。由于股权分置的存在,中小股东只占很小比例,而且出于执行成本的考虑,很多人选择不参加股东大会参与决议,这就意味着期望通过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决议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起到实质性规范作用在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保护契约权力的另一重要机制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尽管中国上市公司也建立了监事会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等,但是由于产权及股权结构等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被严重削弱。因此,在现阶段不可能单纯依靠内部契约制约不当的内部资本市场行为。据此笔者认为局部的禁止性规则至少在现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于应当在多长的时期延续则要视公司治理改进与产权改革的速度进程而定(魏明海、万良勇,2006)。
(三)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规则
这主要包括由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准则与制度以及证监会和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规范中涉及到关联交易的规定,比如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这些法规并不直接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进行禁止性的规定,而是借助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对其进行间接的管制。这对于降低内部资本市场运行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积极意义。但正是由于其属于非禁止性规则,因此其监管效力非常有限,比如在证监会公布对“三九医药”公司及主要责任人未披露“三九医药”公司与其关联公司间巨额的资金往来事项进行处罚的决定后,“三九集团”仍然从“三九医药”转移资金。虽然中国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准则形式上已经比较完备,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真实性与完备性仍然有待提高。
(四)财务公司的监管法规
财务公司是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重要载体之一。财务公司的建立有利于使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更加透明化、规范化。而对财务公司的规范则直接影响到财务公司运作的业务空间与风险控制。中国财政部于1991年颁布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财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了财务公司是办理集团内部成员单位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004年银监会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对设立条件及从业范围等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允许财务公司办理对成员单位的贷款、融资租赁以及内部的咨询、服务等11项业务。该办法规定的较高的进入门槛以及对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禁止性规定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及金融风险。随着整体上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以及风险监控能力的增强,财务公司的进入门槛有望进一步降低,同时业务范围也有待进一步拓展。
[注释]
①温娇月,阮健弘:《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报告》,《中国金融》,2005年第2期。
②“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答记者问”,/mod_cn00/jsp/cn004002.
jsp?infoID=809&type=1。
③当然这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而言,如果内部资本市场中的成员企业都是全资子公司,则不会存在这一问题。
④有两种情况可能导致过度投资问题:一种是由于经营者与股东间存在的利益不一致,经营者希望通过过度投资构建自己的企业帝国(Empirebuilding);另一种是决策者由于过于急切地希望壮大规模或涉足其他高利润行业而导致过度投资或过度多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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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unctionsandPitfallsofInternalCapitalMarketsandLegalRegulations
WANLiang-yong
(SchoolofBusiness,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种种迹象都在昭示,全球的中国热,正在从中国制造热过渡到中国资本市场热。经过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积累,作为正在勃然兴起的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必然催生一个同样生机勃勃的资本市场。反之,中国要想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必定离不开庞大而活跃的金融市场的支撑。否则,中国就只是个徒有庞大骨架的虚弱大国,在全球的经济体系中,永远在最低层次上扮演一个廉价商品制造者的角色。大国崛起之梦,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本次报道将从全球竞争的视角高度、从大国盛衰的历史纵深,全面阐述中国成为金融大国的必要性和高度紧迫性,中国成为金融大国的机遇、困难和有利条件。
大国金融: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钱柜的跳板
中国制造业要想摆脱沦为“世界车间”的尴尬,转型已刻不容缓。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曾对中国资本与金融崛起作过深入研究。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必须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力量,通过创新形成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产业结构要升级,就会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产生越来越多的专利,逐渐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继而逐步带动自主品牌的崛起。随着技术品牌崛起必将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此进入经济崛起的最高阶段――资本与金融的崛起。
“这是一个逻辑的发展过程。”他强调,“沿着时间纵轴依次行进的经济崛起的这三个阶段,目前看来,中国应该在技术品牌阶段与资本金融阶段同时启动。拥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才能帮助我们的企业家募集创业风险资本,并支持企业成长提供后续融资。”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表示赞同。采访中,他引用了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话,“在调整经济结构中,无论是公司购并、资产重组还是支持科技成果转换为产业,都需要有资本型的资金支持,而这是不可能通过银行信贷形成的,只能通过资本市场。”“从他国经验中不难了解,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经济崛起将是依托于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来成就一个伟大的博弈。但是中国要从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中国资本市场不仅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变革,还必须从功能设计和政策配套体系等方面进行战略转型,这是迫在眉睫的事。”
吐故纳新脱胎重生
大国金融初试啼声
最近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是《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始》,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学家》也在近期连续刊出文章分析中国经济的崛起。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金融大国过渡,从打工挣钱时代过渡到资本经营时代,从实业立国过渡到金融富国,从资本短缺国过渡到储蓄过剩国。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6万亿的居民储蓄、11万亿的企业存款,无不显示,储蓄过剩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能量。这些能量一旦释放出来,转化为庞大的财富管理需求,必将成为繁荣资本市场的澎湃动力。
如果说,金融业已经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心脏”,那么从目前看,这颗“心脏”正在强而有力地跳动着。在过去几年内,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启动了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在紧锣密鼓挺进资本市场。然而,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全面放开,中国本土银行开始了与外资银行的正面“碰撞”。一个类似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金融格局横空出世。与此同时,股权分置改革的收官也使中国的资本市场恢复了融资功能。2006年,股指暴涨、市值暴涨、融资额暴涨、成交量暴涨、投资人暴涨,连上市公司的价值也暴涨。“全球第一IPO”竟然真的成就了一个全球第一大市值银行。海外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也无法抗拒中国股市的诱惑,规模巨大的国际资本从全球各地向中国聚集。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超级大盘蓝筹公司成功登陆A股市场,中小企业板、代办报价转让系统等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猛壮大,“解保清欠”、整体上市等一系列提高上市公司品质与强化公司治理措施成效卓著。
此外,人民币汇率弹性已经在逐步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也在稳步推进,说明一些旧有的体制性问题已经在金融业清除。而在日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总理雄心勃勃地宣布,未来几年将在建设现代银行制度、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推进。
所有这一切表明,中国金融千年大变局之序幕正在缓缓拉开。
大金融战略规划刻不容缓
曾有学者指出,制造业大国、金融小国的错位已经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经济强国正常的发展轨道。还有人认为,在中国,过度的保护和管制已经扼杀了创新能力,不能够塑造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积重难返,金融强国之梦可能会变成“金融乌托邦”。
“中国完全有机会也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认为,“中国GDP增长迅速,实体经济发展良好。中国社会并不缺乏资本,反之,大量的资本缺乏投资渠道。此外,中国人天性中有对投资和创业的热爱。这些都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在今年初新浪网举行的“2007财经中国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也指出,站在全球化的视角看,全球货币都看好中国、涌向中国,这为中国金融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同时也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夏斌说:“面对国际上的竞争,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更进一步深化。”至于金融发展的战略问题,夏斌坦言,“这涉及到很多方面,需要考虑是不是要把内部的赶紧扶植大,还有几个交易所,上海、香港、深圳该怎么布局。此外,怎么利用一国两制保持中国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我们要做什么准备等等。我觉得在金融战略规范方面我们想得太少,这个要向有经验的国家学习,它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有远见的。”
1亿双鞋换回一架空客
金融贫血的中国制造悲歌
中国要成为世界产品的“生产车间”’――这是一个著名的、也是许多人引以自豪的提法。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已占到全国工业企业数量的九成以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然而,就在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却发现,中国经济仍然是那么虚弱――中国商务部部长曾给法国企业家算过一笔账,中国不得不出口1亿双鞋或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自己并不能研制生产的空客380!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指出:所谓“中国制造”,不过是全世界制造业中低端的一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我们老吃泥巴。世界制造业真正的主宰仍然是世界上掌握高新技术的跨国公司。”他说,“我们只提供了最简单的劳动要素,因为没有谈判力,所以永远潜行在全球制造业链的最末端,这是非常悲哀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这一事实。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认为,制造业所暴露出的缺陷意味着中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路并不平坦。制造业在产品结构、进出口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存在的结构缺陷,说明中国制造业短时期内仍无法摆脱粗放型发展的模式。“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不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资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或技术积累。”赵晓说。
强于金融必盛于世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对记者表示,从长远而言,低成本、低毛利的传统低端制造业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国际竞争的压力将或迟或早迫使中国放弃传统的制造业,而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欧洲、美国、日本曾经走过这样一条路,中国台湾地区及韩国也走过了这样一条路。“这些国家或地区转型的过程都历经痛苦,但最终结果都颇成功。”曾在华尔街工作五年的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对中美金融市场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在很多场合,祁斌都提到了“美国经验”。美国在1900年左右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最大最强的制造业中心,并且这一趋势延续了20世纪中的大半个世纪。但随着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美国在许多制造业领域渐渐失去了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电脑、软件和互联网为代表的资讯与通讯技术异军突起,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经济结构,使美国经济再展雄风。那么,为何如此众多的高科技产业是在美国兴起?它的发现机制和创新机制是什么?为什么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如微软、雅虎等能够迅速地在全球占到领先地位?除了技术优势,其迅速扩张的资本从哪里来呢?祁斌的回答是:美国得以近几十年里在包括高科技产业等经济领域保持巨大的优势,是依靠一个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强大机制。
“资本市场是帮助一个落后的企业或者落后的国家超越先进的企业或先进的国家的最好的工具。只要你有核心竞争力、很好的管理,它就能帮你迅速扩展、放大先进性。你看一个小小的香港,它的GDP顶中国多少个省。靠什么?就是因为它的金融产业吸引了大量资金。还有伦敦金融城等等,这些事实都反复证明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也有国资管理制度对新三板国有股发行和转让的现实障碍
新三板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三个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目前新三板为创业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功能已经得到初步发挥,尤其是已经成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获得风投资金的重要平台。同时,新三板市场作为全国性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支持力量,和A股市场一样发挥着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作用。新三板市场通过支持新一轮国企改革也将获得自身的发展和成长。
新三板助推国企改革
分类监管的市场化策略、产权上的混合所有制和国有资本运营的淡马锡模式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要发力点,后两者需要充分依托资本市场方能实现。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已经被确定为此轮国企改革的重点推进方向。新三板作为资本市场的新生力量,一方面与传统资本市场一样可以为资本市场以外的企业以发行和交易股票的方式提供融资服务,另一方面,作为资本市场中企业参与最多的平台,可以为已上市的国企提供并购标的,以利于国企吸收优质资源做大做强。
尽管国企的融资状态和条件较优,但是国企普遍性的负债率上升推高了其财务成本,使得国企盈利承压。而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来提高国企的证券化率、提高国企的市值管理水平,一方面可以改善国企的财务结构,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国企市值,为将来的国资划拨社保打下基础。不过,目前A股市场的容量和进口有限,注册制改革尚无定期,国企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的质地也达不到A股上市标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落实国企改革无法全部通过A股市场实现。
从客观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国企挂牌新三板,是实现直接融资的优选。新三板挂牌较之A股主板市场门槛相对较低,目前只需要满足负面清单下的基本挂牌条件。并且,新三板挂牌后的发行相比A股市场定向增发也更为高效便捷: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的,实行备案管理,无须行政许可,自主确定发行价格,且无强制限售要求。新三板相对市场化的制度拓宽了新一轮国企改革借力资本市场的渠道,有利于更广范围的国企获得便利高效的融资。
另外,新三板市场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助推器,聚集了大批创新创业型成长性企业,是助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做优做大做强的重要资源平台。随着此轮国企改革的推进与深化,非国有资本将参与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将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资投资运营不仅可以通过A股市场的整体上市、定向增发和资产重组来实现,也将通过新三板优质并购标的和投资标的来进行产业调整。
然而,从新三板市场国企现状和国有股相关制度来看,新三板市场对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支持有待加强。目前新三板市场国企挂牌数量约占全部挂牌公司的4%左右。国有控股和参股公司在发行、交易和并购等方面存在审批流程长而繁复、管理部门多、决策效率低等问题。某些国有创司在新三板市场上的国有股转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引导和落实的问题,也有国资管理制度对新三板国有股发行和转让的现实障碍。比如国资发行、转让的审批制度以及国资交易、并购中的资产评估以及评估方法的唯一与僵化等,实际上制约了国资在新三板市场的运行效率。
为实现新三板对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有力支持,监管部门根据新三板市场的客观情况和市场特点积极优化相关国有股管理制度。2016年9月9日推出的简化国有股权批复文件设置的监管指引,切实提高了中小微国企的挂牌效率。此外,未来优化新三板国有股发行和交易制度对挂牌国有企业的融资和国资在新三板的运营也将是重大利好。比如放松国资运营的事前审批,加强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督;建立符合市场特点和客观实际的挂牌企业估值体系规则,不限于传统的唯一资产评估法和一定范围内的评估豁免等。这些制度的改进将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利益输送的基础上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优化,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新一轮国企改革。
可以预见,随着新三板市场国有股运行制度的优化,新三板市场会对新一轮国企改革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因为在国企子公司层面和国企集团公司二级及以下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创新创业型企业,对挂牌新三板进行融资存在大量需求。即使对大型国企而言,固然最终大多数选择通过A股上市以及并购、重组来实现其结构调整,但是新三板市场可为其提供优质的并购标的。
新一轮国企改革给新三板带来的机遇
在新三板助推新一轮国企改革实现结构调整、做优做大做强的同时,新一轮国企改革也给新三板市场发展带来机遇。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扩大。为推进国企改革,地方从2014年起相继制定方案并且高度重视国有资产的证券化。大部分省市的国有资产证券化率的目标在50%以上,而目前大部分省市的国资证券化率在25%以下。地方国企的规模和特点与新三板市场更为契合,新三板更适合为规模相对小或者初创型国企提供挂牌融资和股权流通交易。国企资产证券化的迫切性、新三板挂牌要求较低和高效便捷以及地方国企整体规模较小,这些因素会促成大批国企登陆新三板市场的热潮。
二是有助于改善市场流动性。在优化新三板国资运行效率的前提下,随着新三板市场优质公司的增多和国资管理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以及结构调整的需要,新三板将吸引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国有投资机构进入市场。国有投资机构的实力不亚于民营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和QFII的力量,国有创投机构的规模入市和交易,有助于扩大新三板市场的流动性。
三是股转系统在资本市场甚至经济结构中更具重要性。国家并未将新三板市场定位于主要服务于民营企业,而是在市场客观发展规律下成为主要服务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平台。在加强服务国企的过程中,新三板市场在资本市场甚至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也将强化。
摘 要:本文考察了万科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及其价值创造效应。研究发现,内部资本市场既存在于多元化企业中,也存在于多项目、多地经营专业化企业集团之中。在专业化产业战略下,万科构建了内部资本市场,降低了融资成本与难度,价值创造效应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专业化战略对企业的重要性,对深入理解企业的价值创造机理,改善和提升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专业化战略;内部资本市场;价值创造;万科集团
一、 前言
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及金融财富。资本配置通常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将社会上的资本分配到相应的企业,我们称之为外部资本配置;二是将资本从企业内部分配到不同的子公司、投资项目,我们称之为内部资本配置。内部资本市场概念是Williamson(1975)在研究联合大企业的管理效率时提出来的。也正因如此过去我们研究内部资本市场大都是从多元化企业的角度出发的,极少学者从专业化企业来研究内部资本市场,学者过去甚至认为专业化企业不存在内部资本市场,因为它们只是单体结构。
现今我国企业中以万科、华为为代表,不少顶级优秀企业走的是专业化发展道路。那么这些专业化企业是否和多元化企业在资本配置上有区别呢?在专业化发展模式下,其内部资本配置又是否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呢?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改善我国大型企业集团的资本配置效率,在转型升级的今天做出正确产业战略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相关文献述评
早期的研究表明,内部资本市场导致多元化企业降低的现象更为普遍(Lang and Stulz,1994)。Berger和Ofek(1995)研究发现,多元化企业比同一时期同一行业的专业化企业的价值低15%-20%。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资本市场发展薄弱,因此存在活跃的外部资本市场来配置资金。叶康涛(2011)指出,在专业化企业中,大股东的掏空动机更小,企业业务结构相对简单,外部投资者更能容易的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便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摩擦,进而抑制大股东的财富转移问题。
现有以多元化为主的内部资本市场研究一直都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困惑,没有解释清楚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与价值创造的机理。从多元化来出发研究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是为了更好的缕清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特点,但长期以来以多元化来界定内部资本市场,忽略了公司治理、经营战略对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制约了对内部资本市场配置创造价值的认识。
三、案例资料
万科成立于1984年5月,1988年进入地产行业,1991年上市,2001年实现收入44亿,净利润3.7亿,2013年实现销售额1709亿,营业收入1354亿,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51亿,现今是中国最大的专业化住宅开发企业。至2013年末,万科的业务已经扩大到全国50多个主要城市。万科以中小户型、装修房为主打策略,凭借其卓越的产品品质,规范的公司治理,稳健的发展模式,快速的产品周转,已经成为行业内的标杆性企业。
万科的发展之路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年-1993年),集团进行多元化经营,进入工业制造、进出口、零售、领域、印刷等13大行业,战线扩大到38个城市。第二阶段(1993年-2005年),强化主业,剥离非核心业务。万科放弃了多元化经营,走专业化道路,确立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专业化战略,进行战略收缩,先后卖掉怡宝蒸馏水、万佳百货等业务,把资源集中在房地产上。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专业化经营。主要包括两项,一是细分市场,进行了不少专业化并购,形成多地区、多项目经营的专业化公司,并且在住宅相关的上下链条上拓展;二是将营销的万科逐步转型为一个技术型公司,将众多业务进行外包,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四、万科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构建
内部资本市场这一理论首先是在美国的大型联合企业中提出的,其判断的一个关键条件是,是否存在一个“权威”对集团内部资源进行配置。万科实行混合的矩阵式管理模式,子公司内部受到子公司和万科总部的双重管理,实行“总部相对集权”的管理模式。总部实行高度集权的财务管理体制,就如一个资金“蓄水池”,对集团内部的资金进行重新配置,让现金流在企业内部之间调剂余缺,这是内部资本市场得以发挥的重要保证。
通过对万科的资本经营分析我们发现,自1984年以来,万科集团从当初的多元化到今天的专业化集团,万科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内部资本市场。其构建方式主要哦为以下方面:
(一)剥离非核心业务,构建核心产业强大的内部资本市场。在投资商业地产上遭受巨大挫折以及在开发城郊大型住宅项目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后,万科坚定了做“减法”的信念,先后卖掉扬声器厂、怡宝蒸馏水厂等一批企业,2001年万科作价4.5亿将现金流极好的所持72%的万佳股份出售给华润集团。通过收缩和剥离,万科迅速聚集了大量资金,使得万科有充足的资金来购买土地,进行地产业务的系列专业化并购,充分发挥内部资本的资源分配作用,使公司从一个普通的企业成长为国内房地产的龙头企业。
(二)集团统一筹资,将外部资本输送到各项目公司。2007―2012年,万科累计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81.34亿元,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出为219.37亿元。6年共通过筹资获取资金543.16亿元。万科通过吸收权益投资共筹资221.27亿元,151.74亿元依靠增加借款,其中包含40亿的从华润子公司深国投取得的低息信托借款。通过利用外部资本市场筹资,为内部资本的分配提供了资金来源,保障了各项目公司的顺利运转。
(三)集团关联企业的互相担保。截止2013年期末,公司担保余额130多亿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127亿元,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3亿元。”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涵盖母子公司、同级子公司和联营公司,各种关系形成各种圈子,通过万科担保圈,银行资金源源不断流向万科全国各地的项目,为万科各个项目的开发提供资金保障。
五、万科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价值创造效应
(一)增加了自身价值。就成长性而言,公司营业收入从2001年的44亿增加到2009年的480亿,再到2013年的1354亿,增长30倍;就盈利能力而言,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从2001年的3.7亿增加到2013年多的152亿,增长40倍;就资产价值而言,净资产从2009年的373亿增加到2013年的1054亿;就股东回报而言,公司自1991年上市以来,每年都坚持现金分红,近五年的现金分红均值为每10股派1.8元,而且万科公司的股价在资本市场更是表现远远好于行业平均水平。万科公司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及其内部资本配置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增长,存在显著的价值创造效应。
(二)与多元化经营相比,创造了更大价值。为了检验专业化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价值创造效应,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万科公司与我国A股的前5家其他大型地产公司的价值差异。用“Herfindahl指数”测算多元化程度,“Herfindahl指数”=1-∑(Pi)2,Pi为第i项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率,Herfindahl指数越高,多元化程度越高。相关资料见下表1。从表1中我们可知,万科的多元化程度最低,为0.018,其次是保利地,0.031;多元化程度最高的是陆家嘴,0.740,其次是华侨城A,0.529。根据2011到2013年的盈利水平及成长性做比较后,我们发现万科的净资产收益率最高,为20.91%。万科的净利润增长率为20.46%,排在第三位,低于保利地产和招商地产。这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万科的规模现在是业界第一,高速增长相对更难了;二是万科管理层有意为之,近年来万科提出控制公司增长速度,着重提高产品品质。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陆家嘴在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上都是最低。因此,与其他地产企业相对,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万科盈利能力和成长性更好,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六、结论
本文考察了万科集团在专业化战略下的内部资本配置及其价值创造,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内部资本市场不仅存在多元化企业中,也存在与专业化企业之中,存在的条件是必须拥有一个总部对内部资本进行配置。第二,在专业化战略下,项目之间的各种资金支持机制便于构建低成本、灵活的内部资本市场,有利于通过内部资本配置获得指协同效应,发挥价值创造效应。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本文为浙江财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YJS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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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打击超出预期,保增长难度加大
目前我们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经济困难。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未来中国经济保增长的难度非常大,中央对这点认识是非常清楚的。会议指出,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正是对于严峻形势的清醒认识,才能使得中央的对策更加有力、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切实可行。因此,会议提出既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这些对策和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二、保增长的着力点是扩大内需特别是刺激消费需求
保增长将是2009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会议指出,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工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而保增长的关键是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当前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需求大幅收缩。我国人口众多,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广阔,需求潜力巨大。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利用这次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三、加大改善民生力度,未来相继推出的措施更加注重实效
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社会建设,加快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会议提出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和推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加强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和生产安全等多项措施。相信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对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将产生长远的积极效果。
四、提出了四方面的“调结构”的任务
不同于以往的提法,此次会议中央把“调结构”任务细化为四个方面。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三是改善城乡结构,以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为重点,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四是调整地区结构,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优化生产力布局为重点,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梯度转移。这四个方面的结构调整同样重要,缺一不可,而四个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不仅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五、第一次提出了结构性减税概念,使未来的增、减税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此次会议强调,要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减税的提法,指的是减税并不是单向的、全面的,而是有选择的,意味着只有部分税种会获得减免,也可能意味着在结构性减税的同时,不排除结构性增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