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连通渠道：动力机制
一、引言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互影响，不可或缺，共同决定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进程。有关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相互关系。国内外学者分别从规范与实证的角度做过一系列的分析与研究。Cramer(1986)、RoU(1989)等人通过对美国货币供应量与股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用来解释股价的变动；Rigobon(2001)衡量了美国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反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波动的反应十分强烈；Cassoh(2002)通过使用欧元区几个国家(不含希腊)1980至2000年间主要经济变量的季度数据，检验了欧元区国家的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以及金融体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逐步深化，包括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国内学者对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唐齐鸣(2001)、董小君(2004)运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界定为价格均衡关系，认为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了两个市场之间连通协调障碍，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策略与建议。谢平(2000)、钱小安(2001)、桂荷发(2000)、许崇正(2004)围绕货币政策是否关注资本市场价格，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紧密关系。嘲援成(2003)、郭金龙(2004)’等对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到资本市场的传导机制是顺畅的，并认为相对于利率而言，货币供应量对资本市场影响较大。吴少新(2003)则认为我国金融市场由于受发展程度和体制因素的制约，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严重影响了金融发展的进程。地有学者对中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计量实证分析与数据检验。汪小亚(2003)、王一萱与屈文洲(2005)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中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与检验，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已经建立了明显的联动关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特征。还有学者从加入WTO宏观背景下来考虑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如朱新蓉(2004)提出在目前我国货币市场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规模和路径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应该加强和完善两个市场开放运行的监管。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次序的研究上，秦池江(1995)、曹龙骐(1996)、李格平(2004)等认为应该先发展货币市场。上述研究成果从定性与经验以及定量基础上，对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连通与协调的机理进行了相关分析与阐述，给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发。但上述成果对于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的内在机理的深入分析还有所欠缺，尤其是关于两个市场连通的微观动力机制的分析更是很少提及。本文拟从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的微观机理出发，通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微观机制进行考察，研究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揭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内在联系与连通的规律，并对有关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的渠道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虽然有期限与功能上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连通性。而贯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内在联系的是市场信息，这些信息以各种特征的金融工具及其价格表现出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连通渠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资金渠道
资金渠道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直接沟通的渠道，也是一种最为基础的渠道；资金互动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根结点”。从银行等金融中介具有货币创造功能来看，货币市场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会大大促进资本市场成交活跃；但货币市场缩减同样对资本市场具有倍缩效应。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资金运用行为上分析，依据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投资者根据收益性与风险性的判断在货币市场资产与资本市场资产之间进行投资组合。当两个市场的预期收益率发生变化时，投资者将调整其资产组合，从而引起资金在两个市场间流动，形成两市场的资金联结，因而两个市场资金联结的渠道在微观表现上是由于投资者的资产选择行为所致。从社会资金总量上看，两个市场的资金客观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追求利润动机的驱动下，货币市场资金往往通过多种渠道流向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资金也通过上市公司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以及证券公司在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形成信贷资金来源。市场参与者为了获得高收益，使资金频繁地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流动；哪个市场的收益率高，资金就流向哪里。正是由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者之间存在这种互动、竞争的关系，金融市场才能形成合理的资金价格，在此基础上的资金流动才能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
2 利率(价格)渠道
利率是货币和资本的价格，其变动维持着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平衡。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下，资金可以在两个市场之间自由流动，资金的趋利性质也必然带来资金的同利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预期收益率的差异会引起两市场的资金相互流动，收益率高的市场受到投资主体的青睐。资金的相互流动又使两个市场的价格具有联动性，进而形成均衡化的资金收益率。所谓均衡化的资金收益率，是指在对收益和风险进行调整后，两个市场的实际收益率水平应该是相同的。货币市场的价格、收益率都可以表现为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而货币市场的利率具有基准利率的性质。它直接决定了资本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和收益率水平。
3 金融中介与金融工具渠道
派生货币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货币派生过程中，金融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营存贷款的银行机构通过存款、贷款、再存款、再贷款的循环过程，可以创造出相当于原始存款几倍的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虽不能创造货币，但随着金融工具的发展，也在产生着较强的派生功能。由此，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经放大后进人资本市场。金融中介机构尤其是那些能够同时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进行的交易行为，引领着金融市场价格的变化与资金的流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工具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特别是随
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现代金融工具的创新已经使两者的期限划分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如利率按期调整的贷款，实际上就考虑了长期资金需求的稳定性，也兼顾了双方对收益与风险的权衡。此外，一些衍生金融产品如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很难说是长期还是短期的金融工具。正因为如此，当今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区分，在国外已变得模糊，一般将这两个市场统称为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等。
4 金融风险渠道
风险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也体现着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风险的传播是指某一资产市场中的价格冲击影响其他资产市场价格的现象。传播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实现。对于传播的易感性，由市场是否具有相互关系的宏观经济风险决定；而传播的强度，则由套期保值的能力、有无衍生市场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来决定。Kodres和Pritaker(1998)的研究发现，通过对宏观经济风险进行跨市场套期保值。可以实现风险的传播。通过这一途径，某一市场中的异质冲击可以被传播到另外的市场中去。冯芸、吴冲锋(2002)的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几个主要亚洲国家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确存在风险传播的现象。而且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危机期间各市场之间的引导和互动关系，远比危机前和危机后市场较为平稳的阶段要复杂得多，多数市场在危机前并不存在引导和互动关系，在危机期间则出现了引导和互动关系。
三、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与协调机制分析
在金融市场的有机整体中，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资金联结、价格联结和工具联结以及这些联结下的资金流动关系体现出来。两个市场的主体和金融工具的组合决定了两个市场联结的微观基础，以及在既定的微观基础下的资金流动的动力机制；而政府监管政策的变化、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等因素，会导致市场主体和金融工具的结构性变化，进而影响两个市场的联结。
首先，从资金流动的方向来看，金融工具的收益率差异是导致资金流动的最基本动因。在金融市场的利率结构能维持在均衡水平的前提下，两个市场间资金流动的方向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经济周期对资金流动的影响。一般来说，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时，生产性资本的收益率较高，导致资本市场资金需求的增加，资本市场工具收益率上升，引导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向资本市场。这种资金流动格局加上因生产规模扩大引致的流动性资金需求增加，会使货币市场工具利率上升，最终结果是两个市场的利差消失，同时社会整体利率水平上扬。第二个因素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首先影响的是货币市场工具的利率，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使货币市场工具的利率下降，导致资金流向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工具的收益率下降，最终降低了社会整体利率水平。
其次，从资金流动的规模与效率来看，两个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资金供给和需求能力，是决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结规模和效率的根本原因。在市场参与者数目足够多的假定情况下，可考察主体结构和工具结构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资金流动的影响。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结方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政府管理层对金融业一般都采取较为严格的监管措施，这会直接制约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参与者的规模以及对不同市场的参与广度和深度，从而对两个市场的互动产生影响。金融监管政策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结产生作用：第一，对各类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以及利率的管制等措施会造成其业务范围拓展的困难，导致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各子市场无法充分发展，金融工具较为单一，从而加剧两个市场的分割，阻碍两个市场的有效联结；第二，对参与者市场准人的限制，会影响参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交易主体的数量以及这些主体对各子市场的参与程度，这同样会造成两个市场问联结渠道的减少，加剧市场的分割。监管政策对市场参与主体在资金筹措和使用方面的限制越严格，金融市场的发育就越不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就越不能有效联结，从而加剧金融市场间的分割状况，降低资金流动和配置效率。因此，应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松管制，完善各子市场，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主体和工具的联结，引导更多的主体参与两个市场，拓宽其参与的市场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市场的联结，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其次，从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角度来看，随着金融体系向高级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结的微观基础和资金流动规模也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丰富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金融工具的种类，增加了市场参与者筹集资金的渠道和金融工具的选择范围，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使更多的参与者能够进入市场进行金融产品交易；同时，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工具的多样化，能使参与者更方便地进行资产组合与风险管理，使不同金融工具间的替代性增强，资金流动对收益率的变化更敏感，从而有利于提高两个市场联结的效率。
四、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状况分析
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 “新兴加转轨”的特征决定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从发展历程看，货币市场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由于体制性因素，也出于对经济金融现实的考虑，国家将资本市场列于优先发展的地位，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而货币市场发展则处于相对次要位置。在发育程度上，资本市场较货币市场相对充分。中国的货币市场从同业拆借开始，经历了由民间推动、放手发展和逐步规范的过程，到现在已具有相当规模。其中，债券回购和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较为迅速，而票据市场、短期国债市场与其他市场发展相对缓慢，显示了货币市场本身发展的非均衡性特征。另外，资本市场的子市场也缺乏均衡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强股市、弱债市，强国债、弱企业债”的结构性失衡特征。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的非均衡性，严重阻碍了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体协调性。严重制约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制度安排上，我国于1993年开始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管理体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逐渐被隔离，两个市场的资金联接渠道也一步一步被隔断。为了解决证券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及扶持证券投资基金，我国自1999年以来叉颁布了一系列相关规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通渠道有所拓宽。
就目前总体状况而言，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政策对于企业投资组合调整和居民储蓄存款的非中介化是监管无效的(钱小安，2001)。据测算，仅2000年我国股票市场涉及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规模就达到4500亿元～6000亿元左右(吴晓求，2001)。在追求风险利润的动
机驱动下，资本市场参与者将从货币市场或银行体系获得的资金投资于股市，中国的货币市场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暗通”渠道是畅通的。具体表现在：首先，证券公司通过“逾期”同业拆借或者连续从不同的中介机构进行隔夜融通或短期融通获得的短期资金用于投资。2000年，证券公司从同业拆借市场净融人资金3898亿元用于股票投资，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5432亿元和6692亿元，2004年前三季度达到5404亿元。其次，企业相应增加证券投资数量。据统计，2000-2001年企业短期投资大幅增长，其中85％投资于证券(汪小亚，2003)。国内其他学者(王一萱，2005；杨新松，2006)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分业管理体制下，由货币市场通向资本市场的资金暗道和明道联结是相对通畅的。但这种“通畅”，一方面说明资本的趋利性质并非完全能够受到监管的有效抑止；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2006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高速发展，从2006年1月开始，国内股票市场总市值从3.4万亿元开始快速扩容，到2007年8月，总市值首次超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高达21.147万亿元。在股票市场陕速扩容的同时，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以及资金供应结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虽然央行多次加息并采取多项政策措施予以调整，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虽然影响因素复杂多变，但无疑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非均衡发展以及两个市场协调机制的欠缺有很大的关联。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不均衡发展和其自身的不完善，以及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机制的欠缺，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货币市场向证券市场的传递是相对灵敏的，但反方向的传递则比较缓慢。这种非对称性信息流通，导致市场价格的失真，致使社会资源不能按市场化要求优化配置，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市场割裂的情况下，由于利率缺乏弹性，灵敏度低，无法准确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无法形成合理的利率结构，从而影响市场资金的合理流动，也导致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预期收益率结构的失衡。另外，在金融市场处于分割状态下，货币政策行为引发的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受到制度约束，难以对金融商品的成本与收入变化作出灵活的反应。金融产品因缺乏基准利率参照而难以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无法通过价格预期有效地参与资本市场运营，从而造成货币市场的利率传导机制失灵，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由于市场分割，货币市场不能为资本市场主体提供合适的资金来源，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无法通过货币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融资渠道的狭窄也迫使金融机构进行体制外融资和违规操作，导致金融机构非系统性风险增加，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大力发展中国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构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有效的连通与协调机制，是中国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策略
1 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首先，必须健全货币市场体系，实现运作一体化。要对货币市场进行总体设计、引导和规范运作，在完善现有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票据市场、可转让存单市场和其他融资券市场，加快各个子市场间的融合，进一步深化货币市场的融资功能和政策功能，形成一个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其次，必须进一步规范发展资本市场。要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合理的发行机制，规范证券市场交易行为。形成证券市场有效的价格发现机制，发挥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作用。再者，必须逐步增加两市场共同的参与主体。要扩大投资主体的连通程度，放宽资本市场投资主体进入货币市场的条件。允许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加快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直接入市交易的进程；同时要积极推动做市商制度的建立，以稳定市场价格、维持市场流动性。
2 建立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均衡发展的市场治理机制。要建立一个科学的金融市场治理结构，包括运作体系、调控体系和监管体系三个方面，使资金能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自由流动，金融市场的价格能够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要建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风险监控体系。随着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整合进程的加快，金融风险也在加大，为此要制定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规范市场运作，加强内控制度建设，提高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风险意识和控制风险的能力。
3 构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合理流通的渠道。逐步取消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壁垒，疏通两个市场的资金渠道，从而有效地配置资金，疏散和化解银行资金风险。债券市场是联结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效纽带，要积极推进债券市场的改革，逐步形成长、中、短期限结构合理的国债结构，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优化债券市场内部结构，完善债券发行市场和债券交易市场，推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连通。要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强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传导效应，真正发挥货币市场的基础作用。要改革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使汇率成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一个链接。
第2篇：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连通性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4.4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93-02
一、引言
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学术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都是金融市场，应该具有合理的连通性，形成统一的利率，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风险差异，要防止股市风险渗透到货币市场，应禁止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通过保持两种市场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保证银行业稳健经营。
实际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往往采取不同的政策取向。由于我国以证券市场为主要内容的资本市场发展起步较晚，而且规范性较差，因此，金融市场长期实行分业经营与监管体制。目前我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基本上处于一种非均衡、分割状态。在金融混业的大背景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连通至关重要，被喻为金融生态圈的心脏。如果资金不能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合乎规则地顺利流动，必然会大大降低市场配置资金的效果，中央银行通过市场利率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会打折扣。
本文通过相关性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连通性进行实证研究，并探讨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建议。
二、样本选择和实证方法
1、样本选择
货币市场包括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短期政府债券市场、证券回购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本文选取了同业拆借市场中的“隔夜拆借”（IB0001）、“7天拆借”(IB0007)，以及债券回购市场中的“7天回购”(R007)作为指标。变量为隔夜拆借月平均利率、7天拆借月平均利率、7天回购月平均利率。
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最大的区别在于资本借贷的时间不同，资本市场资金借贷时间一般在一年以上，所以本文选择了证券市场中的“上证A指”和“深证综合A指”作为资本市场的指标。变量为上证A指月平均收益率和深证综合A指月平均收益率。
样本期为2002年1月到2011年12月，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和国泰安数据库。
2、实证方法
（1）单位根检验（ADF检验）
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的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这些数据是平稳的。如果这些数据是非平稳的，也就是说两列时间数据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若进行回归也可变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所以本文首先对这些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确保数据的平稳性。
（2）相关性检验
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后，可以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考察变量间的相关程度。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一种检验一组时间序列是否可被用来预测另一组时间序列的假设检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被广泛用来观察金融市场中变量间的相互影响, 特别是变化比较迅速的变量间的影响。所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来检验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价格连通性是可行的。
本文所有的数据检验均在EViews5.0上进行分析。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结果
首先对5个研究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隔夜拆借月平均利率、7天拆借月平均利率、7天回购月平均利率、上证A指月平均收益率、深证综合A指月平均收益率均为平稳序列。
2、相关性分析结果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5个变量均为平稳序列，所以可以直接做相关性分析，得到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系数矩阵
其中IB0001代表“隔夜拆借”利率、IB0007代表“7天拆借”利率，R007 “7天回购”利率，SHINDEXYIELD代表上证A指收益率，SZINDEXYIELD代表深综A指收益率。
从表1中可以得出：货币市场内部相关性非常大，拆借市场、回购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相关性系数很小，均为负相关，所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连通性是很弱的。但是，股票市场和回购市场的相关性要大于和拆借市场的相关性。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观察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连通性，本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于所有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可以直接进行检验。取2阶滞后，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从表2中伴随概率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除了上证A指收益率是7天同业拆借利率和7天债券回购利率的格兰杰原因，其他变量之间均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个结论和相关系数矩阵中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价格连通性是很弱的。
四、政策建议
1、拓宽资金连通渠道，实现资金合规流动
我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社会资金主要集中在货币市场，所以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多数是依赖于货币市场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资本市场到货币市场的资金流通渠道也在不断的发展：鼓励长期资金入市，提出推动地方养老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余额参与证券市场投资；扩大外资机构参与A股市场的规模，包括扩大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RQFII）入市的规模；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等。但仅仅是现有的渠道，对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连通性还是不够的，所以要促进资金的合规的流动。
第3篇：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内部资本市场；企业融资约束
10. 13939/j. cnki. zgsc. 2015. 51. 047
1 引 言
内部资本市场（ICM）的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Alchian（1969）提出，他认为，采用M型组织结构的大企业集团内部存在一个内部资本市场，它会把各个渠道的现金流集中起来，投向具有高回报率的项目，从而优化资金配置。近年来，随着企业全球化和多元化战略的兴起，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合并、重组活动大量出现，由此产生了众多大型企业集团，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之间通过交换资源、融通资金等方式配置资源，形成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内部资本市场确实存在于企业集团之中。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并且受到政策、体制的制约，企业更有动力形成集团企业通过构建内部资本市场来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从2000年开始，“系族企业”频繁出现，随着企业集团的发展，我国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也随着企业集团的增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内部资本市场存在的核心功能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缓解融资约束，但学术界对其是否有效性却一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内部资本市场能够加强企业监督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部分学者则认为内部资本市场为集团提供了利益输送的平台，不仅使得问题严重化，而且可能成为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途径，即产生所谓的“隧道效应”，等等。
一个完整的资本配置过程首先需要社会资本通过外部的信贷市场、证券市场等配置给各种不同形态的企业，然后不同组织形态的企业再通过内部资本市场配置到各个分部或者子公司，进而将资金转向到高效益的投资机会，避免因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等导致企业融资困难，影响企业发展，因此内部资本市场对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又受制于其依赖的外部环境。随着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企业内部资本市场会起到金融缓冲作用还是会被活跃的外部资本市场所替代呢？
本文构建了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受金融生态环境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生态环境与内部资本市场的机制替代作用。另外，将金融生态环境分维度来探究其是否可以降低企业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在现有文献中，虽然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影响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是针对金融生态环境的五个构成维度分别来做研究的文献鲜有，因此本文有助于丰富金融生态环境、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领域的相关文献，也为政府部门进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 1 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
内部资本市场是通过“多钱效应”和“活钱效应”来放松企业的融资约束。“多钱效应”是指内部资本市场可以将多个分部或子公司纳入到同一个控制公司下之后，比当它们作为独立的企业单独融资要容易且在数量上能获得更多的资金资源。“活钱效应”是指内部资本市场能更好地使资金在企业内部的不同项目或者分部之间得到分配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这样效益好的项目或分部则不必受到外部融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必花费大量成本去获取外部资金，显然，内部资本市场就起到了帮助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Hyun-Han Shin 和 Young Park（1998）对韩国的企业集团的并购行为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外部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会影响企业高效益的投资机会，而内部资本市场在信息的对称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上有相对优势，因此企业并购的动机正是构建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1]
国内对于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虽然还未成体系，但相关研究成果却较为丰厚。大部分研究认为，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可以通过降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成本、投资风险，以及减少企业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来帮助企业成员筹集资金，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邵军、刘志远（2006）通过理论研究的方法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企业集团凭借庞大的规模和良好的声誉具有更强的融资能力，且这种能力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强，从外部筹集到资金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再将资金从低效益的投资机会向高效益的投资机会转移，从而缓解集团成员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约束问题[5]。计方，刘星（2014）等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得出，融资约束在集团式企业中得到缓解，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银行借款、商业信用等外部融资。[6]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欠发达，因此能起到融资约束的作用，由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能够起到降低企业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的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2. 2 金融生态环境及其各维度与企业融资约束
Fazzari等（1988）的经典文献开辟了公司融资约束研究的先河，之后便有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对于企业所处外部金融市场环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司融资约束的问题，并发展成为公司财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献显示，在金融市场欠发达的国家中，公司将面临着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而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譬如，Khurana等（2006）研究发现，金融市场欠发达将迫使企业进行内部融资以避免进行代价高昂的外部融资。[2]针对中国的研究，沈红波等（2010）实证研究显示，在金融发展水平越好的地区，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会显著降低，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7]
金融生态环境是近年来兴起的，反映宏观层面金融环境优劣的一个重要概念。许多学者认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除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改善以外，同样需要经济基础、政府行为、法制环境、信用环境等各要素的改善。通常而言，在政府干预少、经济发达、金融资源充沛、制度完善以及信用文化浓厚的金融环境中，由于企业自身注重诚信并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企业能够实现自主经营，充分利用外部经济和金融资源（如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而且也更容易获得商业伙伴的授信，因此企业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更弱。王洪生（2013）研究发现，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改善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有显著作用，而且不同金融环境因子对融资能力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8]王贞洁、沈维涛（2013）研究指出要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入手，提升地方金融发展水平，完善法律法规和市场中介组织，健全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以此缓解技术创新领域的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9]而魏志华、曾爱民（2014）的研究更进一步发现，融资约束企业要获得更多商业信用和银行贷款的支持得益于外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10]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
假设2b：经济基础、区域金融发展、政府行为、法制环境与信用环境等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五个要素的改善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
2. 3 金融生态环境、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
金融生态环境对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影响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Shin 和 Park（1999）研究指出，企业会随着利用外部资本市场难度的增加而转向构建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3]银莉、陈收（2010）研究认为，具有基本金融功能的内部资本市场能替代或者弥补外部资本市场的失效。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内外部资本市场是一种互补关系，内外部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朝着相同的方向变化。[11]Khannna 和 Yafeh（2007）研究发现，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外部资本市场的比较优势。[4]卢建新、胡红星（2009）研究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内外部资本市场呈现出替代、冲突、及互补等多种特征。[12]谢军、黄志忠（2014）研究指出对于国有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具有替代效应。[13]在我国现阶段的制度背景下，虽然，我国金融生态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金融业改革持续推进，金融机构实力不断增强，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突出的信贷结构不平衡也普遍存在。据此，我们预期如下。
假设3a：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现金流敏感性的作用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而相应减弱。
假设3b：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现金流敏感性的作用随着经济基础、区域金融发展、政府行为、法制环境与信用环境等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要素的改善而相应减弱。
3 研究设计
3.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10―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剔除金融类和ST类以及在创业板进行股票发行和交易的公司；剔除在2010―2013年间发生过重大资产交易从而引起经营活动发生巨大变化的公司；最后删除所有数据缺失以及无法判断是否属于集团控制的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是否附属于企业集团的数据均由笔者通过各公司年报以及各公司互联网查询手工收集整理得出。借鉴辛清泉等，判断标准如下：如果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集团公司或者实际上充当集团公司职能的公司，则认为上市公司附属于企业集团。如果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直接为各级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财政局或者其他政府机构，或者其他自身不从事任何实业经营、只从事投资控股业务的公司或个人，则认为上市公司是独立企业。
本文2602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2010―2013年金融生态环境的各维度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律师年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的各省市年鉴。本文使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运用 SPSS18. 0软件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
3. 2 计量模型与变量设定
通过构建以下模型来检验假设：
Invi，t 为公司第t期的投资支出；CFI为内部现金流；E为金融生态环境指数；En（n=1、2、3、4、5）分别代表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五个维度；ICM为内部资本市场；control为一组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
借鉴李扬课题组和周瑶（2012）等人的研究成果，得出本文构建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要素组成，并运用因子分析得分来代表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整体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五个维度发展程度，具体如下。
第一，经济基础的评价利用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房地产产业增加值/GDP、社会消费品零售额/GDP、居民消费支出/GDP、海关进出口总额/GDP 、平均货币工资合计、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人均电信业务量等指标来衡量。第二，区域金融发展的评价指标利用金融业增加值（亿元）/GDP、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来衡量。第三，政府行为的评价指标利用预算内财政缺口占GDP之比、行政事业费占GDP比重、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内财政支出等指标来衡量。第四，法制环境评价指标利用每万人口拥有的律师数、每万人口刑事辩护数、每万人口民事诉讼数等指标来衡量。第五，信用环境评价指标利用参加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三方面的总体人数进行加总与总人口相比，即得到社会保障覆盖面、卫生生机构人员/总人口、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城镇登记失业率等指标来衡量。
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说明备注
变量名称[]Variables[]变量类型[]变量含义
总投资[]Invest[]因变量[]投资活动的现金流支出/期初资产余额
内部现金流[]CFI[]解释变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CFO）/期初资产余额
内部资本市场：企业内部相互资金往来[]ICM[]解释变量[]关联方应付金额和关联方应收金额总和除以期初总资产
金融生态环境及其四个维度[]Eindex E1-E5[]解释变量[]中国各省市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Eindex）、经济基础（E1）、区域金融发展（E2）、政府行为（E3）、法制环境（E4）、信用环境（E5）
成长性[]Growth[]控制变量[]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次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规模[]Size[]控制变量[]期初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
资本结构[]Lever[]控制变量[]期初总负债/期初总资产
现金持有量[]Cash-1[]控制变量[]期初现金存量/期初总资产余额
时间效应[]Year[]控制变量[]以2010年为基准年，设置了4个年份虚拟变量
行业效应[]Ind[]控制变量[]以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划分，共设置了20个行业虚拟变量[]除以期初资产账面余额是为了标准化投资投资指出数据
4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4. 1 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为了考察内部资本市场是否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功能，我们运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见表2）。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回归模型1中，CF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CFI×ICM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集团内部关联资金往来程度的强化能显著降低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性，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能够起到降低企业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的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4. 2 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不同维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为了考察金融生态环境是否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其五个维度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程度的异同，我们运用计量模型检验了金融生态环境整体指数及其各维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见表2）。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一是在回归模型2中CF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CFI×E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总体上来说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一定作用，这部分验证了假设2a。二是在回归模型3-6中的E1-E4的回归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7中E5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部分验证了假设2b。这说明金融生态环境的五个要素的改善同样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另外，从系数结果显著性大小来看，E2的显著性最大，其次是E3，E1和E4相对弱些，E5最弱。可见，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要想发挥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方面的作用，不仅需要关注金融生态环境整体的发展水平，我们同样要重视其五个维度的全面发展，尤其去着力改善区域金融发展和政府行为方面以更有效地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10―2013年2602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五个维度、内部资本市场对降低企业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能够起到降低企业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的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二是整个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一定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的五个组成维度中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最有效，其次是政府行为，然后是经济基础和法制环境，最弱的是信用环境；三是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而相应减弱，该结果支持了Rajan和 Zingales（1998）“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相互替代”的理论，在金融生态环境的五个组成维度中，区域金融发展会使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加强，表现为内外部资本市场的互补效应外，其余四个维度的改善均会一定程度的减弱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表现为内外部资本市场的替代效应。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约束瓶颈不仅要依靠企业构建内部资本市场，同时也要依靠改善和发展企业外部的金融生态环境。第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金融生态环境整体及其各个维度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都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在改善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必须统筹发展经济基础、区域金融发展、政府行为、法制环境、信用环境五个维度，并着重关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和政府行为这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Shin HyunHan，Rene Stulz. Are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Effici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
[2]Khanna T，Palepu K. The Future of Business Groups in Emerging Markets：Long-run Evidence from Chil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3）.
[3]Shin H. ，Y. S. Park. .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Evidence from Korean Chaeblo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1999，5（2）：169-191.
[4]Tarun Khanna，Yishay Yafeh. Bussiness Group in Emerging Paragons or Paras-ites？[J].Journal of Literature Economics，2007（45）：331-372.
[5]邵军，刘志远.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的经济后果――来自中国企业集团的证据[J].会计研究，2008（4）.
[6]计方，刘星. 集团控制、融资优势与投资效率[J].管理工程学报，2014（1）.
[7]沈红波，寇宏，张川.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6）.
[8]王洪生. 金融环境、融资能力与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J].当代经济研究，2014（3）.
[9]王贞洁，沈维涛. 金融生态环境、异质性债务与技术创新投资[J].经济管理，2013（12）.
[10]魏志华，曾爱平，李博. 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4（5）.
[11]银莉，陈收. 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外部融资约束的替代效应[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8）.
第4篇：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资本市场；影子银行；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040-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虽然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仍存在太多的不足，如市场规模不够大、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市场投机性问题严重、多层次资本市场中每一层次的内容、制度、边界、互联互通问题等等。资本市场的诸多问题限制了其配置资源的效率，低资源配置效率的资本市场必然缺乏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当投资者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投机行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资本市场的投机必然影响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专家学者给出了众多有效可行的建议，如健全退市机制、完善退市制度、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明确影子银行的监管规则、改善资本市场软环境，把实现金融的互联互通，使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保证资源配置与运用机制的有效性，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结构设计的关键等等。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按照上述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如2013年1月16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揭牌运行。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事实，商业银行的竞争问题，互联网金融和民营机构的快速发展形成的金融风险问题以及如何推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防范影子银行的风险等还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如何借鉴欧美金融市场运行经验，在把握中国资本市场具体情况的前提下，提出中国资本市场体系设计的思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资本市场的制度约束
欧美资本市场发生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约束下的资本市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相反，它加剧了危机的深度与广度，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欧洲在驾驭企业及资本市场方面拥有了丰富的经验，并蕴含于欧洲资本市场运行过程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制度环境。例如尊重不成文的社会规范；重视个人股东；不单单以股价来评价公司；尊重上市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警惕企业间并购；强调企业集团控股股东的支配责任；坚持最低注册资本制；原则上禁止公司回购股份；原则上禁止公司向法人定向增发；原则上禁止发行不同种类的股份；尊重自律规则等等。这些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虽然体现了欧洲资本市了日常场的成熟体制，为欧洲市场资源配置提供的运行基础，但却使得欧洲资本市场的作用趋于保守、缺少创新，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上落后于美国。
同样，美国资本市场从来不缺成功的典范，纳斯达克成就了苹果、思科、英特尔，OCTBB造就了微软，SharesPost和SecondMarket创造了Facebook、Twitter、Groupon、Zynga，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在规划本国资本市场时更多借鉴和关注的是美国资本市场。这些成功的资本市场案例，证明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多样化的异质的资本提供了更好的配置，体现了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对创新企业资本支持的有效性。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也同样证明了美国资本市场体系仍然存在着投机过大的弊端。美国次贷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即影子银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风险来源，旧金融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不能应对新条件下金融监管疏失、金融产品定价、信息缺失和扭曲等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常被认为：一是倒金字塔结构的资本市场体系；二是资本市场规模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极不相称。造成中国资本市场这一事实的原因在于：中国对美国资本市场的顶层借鉴，忽视了美国资本市场体系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美国公民的动机及其对环境的辨识，也忽略了美国过分的自由与其资本市场运行之间的契合。也就是说，中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市场运行经验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忽视了两种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别，试图以模仿和部分调整来运用西方资本市场运作模式的成功经验改善中国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造成了现在的结果。中国的资本市场并未能获得美国资本市场创新的动力，也未能如欧洲资本市场那样“稳健的运行”，但却仍然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自身的经验，创建了需要不断改变的中国特有的资本市场环境，为中国经济资源配置向更有效的方式过渡提供了现实基础。虽然中国资本市场未能反映中国真实的经济增长，也未能反映中国真实的投资现状，但它确确实实在改变着中国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为民间资本的流动与集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形成了今天影子银行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据中国社科院的《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3》显示，运用两种统计口径得出的影子银行的规模分别占GDP的29%和40%；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1%和16%，这表明了中国资源配置方式的更加灵活与多样化。
银行与非银行机构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的确可以促进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体现虚拟资本自身的运行规律。同时，也提醒人们，未来资本市场的改革以及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必须从现实经济制度出发，考虑制度约束，在特定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交互作用中，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为目标做出决策，改变现有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与程序，通过创新来形成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的资本市场体系，不仅要从效率上解决长期资金融通问题，也要从公平的角度出发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差别与歧视问题。
二、中国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发展，以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目标。这一思想缘于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资本市场体系的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经过长期的制度变迁，借鉴美国资本市场经验，形成现今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主板市场，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要为成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上市服务；二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搭建的上市平台，隶属于深交所，除主要接收流通盘在5000万股以下的中小企业上市这点以外，其上市的条件和运行规则几乎与主板一样；三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则主要包括“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和地方产权交易市场。然而，这些标准化的市场仍未能很好地解决中小企业的投融资问题，也未能为民间资本的有效运用提供更大的空间。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国的资本市场体系需要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体系其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不能为中国资本市场深层次发展提供借鉴。因此，在数量上占有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和更为分散的民间资本不得不依赖于影子银行来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与竞争的残酷现实。
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出台支持小型微型企业金融财税政策措施、2012年4月19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都表明，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样是2011年10月，温州的借贷危机引起社会关注，虽然规模较小，但仍反映出民间资本的投资取向与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与市场实际需求的矛盾。以上这两种情况并非刚刚出现，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繁荣及繁荣背后的民间信用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而中小企业融资难亦是中国很早就存在的问题。这表明，实体经济条件下，资源很难配置到中小企业的现实以及民间借贷这种影子银行的最初形式的风险并未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得到缓解，却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更为严重。一方面，中国经济进程由从国外引进技术到模仿、再到自主创新阶段过程，在前两个阶段，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利用了经济体制改革前的优势，而在自主创新条件下，小企业因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意识需要资源配置的重新转向，对资源的更大渴求造成了这种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原有的资源配置机制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即资本市场需要包容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保证经济稳定的同时，保证更具活力的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影子银行的最初发展，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温州，虽然温州的民间借贷对中国资本市场来说缺少代表性。但时，温州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仍能反映中国民间资本的共性。中国的民营资本与温州的民营资本有着相同的资本市场外部环境，在相同的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从而在资源配置的实施特点与影子银行在中国的演进中形成了趋同的“可选机会集合”。2011年温州的借贷危机与温州产业空心化，2012年下半年温州房价的下跌和2013年温州的“弃房”现象都表明，对房地产行业的投机性投资是中国很多民营资本的选择。然而，在此之前，温州民间借贷在温州中小企业的发展中的贡献却是非常巨大的，也正是如此，才形成了2011年温州资本的困境，即固有的影子银行机制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存在矛盾，或者说，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的矛盾在需要改变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开始显现。这是因为民间私人资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国内房地产的投资行为中形成的投机偏好，是资本市场未能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合适的投资渠道所引发的，即由市场的盲目性所造成的。我们并不否认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也是形成房地产投机重要的原因，但资本市场未能发挥作用引导投资者投向未来更有价值的产业或行业也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由“制度适应”向“市场博弈”的过渡期间，通过市场引导民间资本投向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小企业，是解决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所在。
随着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传统的民间借贷也以更为规范的形式开始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自由化条件下的运营经验。因此，影子银行体系随着中国社会融资结构与制度环境的变化，开始在社会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灵活、不断创新以适应经济变化的影子银行作为银行信贷关系的补充，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影子银行不断发展，在中国尚未能有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来约束的情况下，通过银行类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委托贷款、银行理财产品，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托贷款、与银行合作的理财产品、非银行委托贷款等以及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个人借贷、地下钱庄、私募基金、业内集资、企业间贷款等形式将私人资本运用于投资和投机以获取收益。这些形式通过将委托链不断拉长，一方面将其中的风险隐藏起来，另一方面又把这些隐藏的风险无限放大，表面上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事实上却是风险的重新分配。因此，2012年10月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将影子银行问题列为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问题。中央也提出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表明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高杠杆下的债务风险成为金融系统和区域经济最主要的风险源头。
影子银行因其高杠杆率、期限错配、高度关联性、信息不透明、监管缺失等特点，将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大量释放，为长期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其风险表现为，一旦相应的长期投资出现质量问题，为获取高利将社会资本用于过剩产业的投资，实体经济因过度投资而相对过剩，利用流动性和信息不对称形成的过度交易和高杠杆操作的风险将以系统性风险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社会经济造成较大的破坏。影子银行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一方面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流动性，保证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创新突破了现有的银行监管制度与监管体系，充当了信用无限扩张的主要工具，并通过信用扩张来使自身取得快速的发展与繁荣。影子银行通过不断以新的金融产品实现信用创造，促使信用扩张的过程形成了不断增长的金融资产需求，推动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形成资产泡沫。因此，如何判断影子银行创造的信用规模及其对资产价格的推动作用，科学测度资产价格繁荣及其破灭对流动性水平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仅是货币政策面临的现实挑战，也是当前如何利用影子银行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实现自主创新并避免信用过度膨胀面临的挑战。
三、中国资本市场体系的设计
中国资本市场一方面明显不适合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的融资交易；另一方面过分注重融资的指导思想，限制了金融创新，未能设计更多的金融产品来满足投融资者的当前需求。据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资本市场体系的设计必须细化顶层规则与程序，保证实施特征的有效，以引导下层资本市场交易的合规性，保证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新的资本市场体系需要解决金融机构的责任边界问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以及诸如：如何处理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关系，如何使金融制度促进生态发展等等。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改变物质生产落后面貌的同时，也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相对丰厚的经济基础，这些都引发了生产与生活的变化，也引发人们对绿色生产、生态环境、大气质量的关注，对科技、教育的重新思考，这些都提醒我们在设计资本市场时要重新判断未来的投融资需求，注意现有经济结构以及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
第二，要简化与放松下层资本市场体系的规则与程序，以有活力的“影子银行”保证创新的不断产生，同时不断将创新纳入到有效的资本市场规则之中。比如，通过有效制度规范解决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问题、理财业务的关系问题；通过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设，为影子银行、商业银行提供有效的中小企业信息，解决其融资服务过程中对中小企业信用调查的困难，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成本等等。从欧美的经验看，虽然欧美国家在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到1995年之后的金融自由化，再到2008年之后的金融稳定方案的长期金融制度变迁中，表现出的有效监管情况下创新不足，放松监管情况下投机过度的事实，是私人资本过度逐利行为造成经济波动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欧美资本市场体系的不断调整，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差别却也体现了资本市场在不同条件下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这就要求资本市场体系设计应该以用来满足特定社会分工条件下，社会资源的更有效利用为原则，对此，不仅仅是建立长期资金高效融通的现实机制，更是需要将流动的资本配给到更能有效运用其创造价值的企业，即要保证影子银行的功能的实现。
第三，建立科学透明的财务体系，从最底层完善财务信息的披露与管理。透明和科学的财务管理体系为企业合理利用资源，金融市场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记录，是将金融创新的成果纳入的资本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事实依据。对此，需要建立更为广泛和健全的会计信息监督管理体系；需要政府把职能从控制风险转移到向市场揭示风险上来；需要对提供信息和公证服务的中介机构加强管理和推介，以满足资本市场对信息有效性的需求。在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体系设计中，要考虑财务信息的采集与使用问题，减少政府对影子银行的限制，同时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基于放松限制与加强监管的矛盾解决需要，必须不断优化金融结构，淡化影子银行的概念，通过资本市场提供有效、全面的财务信息是最根本的途径。它也是解决在宏观经济框架下对影子银行业务监管的综合考量以及监管的成本与收益分析、科学监测评估体系的建立、混业经营的审慎推进、金融立法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措施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吴晓求.资本市场：中国金融崛起之关键[J].资本市场，2010，（1）.
[2]曹凤岐.解决问题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J].资本市场，2010，（1）.
[3]戴文华.关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结构问题[J].证券市场导报，2013，（3）.
第5篇：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范文
1.1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的辩证关系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有相互推进、相互影响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资产市场承担着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特殊职能，为国企发展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对资本市场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如果国有企业只考虑资本市场的筹资职能而忽略其他，则会导致资产市场发展畸形，而反过来，资产市场的不良发展，表现出对国企改革支持的乏力，会形成恶性循环。
1.2资本市场推动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础资本市场中，资产信息的公开性、经营评价的客观性、产权的明确性、交易过程的低成本性、运作的市场性等特征，都对国企改革起到推动促进作用。在资本市场中，国有资产可以将资产虚拟化，赋予资产更强的流动性，能够实现国有股权的转让、收购、兼并和退出。通过对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分散化，加强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监督力量。国有企业上市的改革，能够增强国有企业经营成果的透明度，不仅有利于投资者的监督，也有利于社会各界对经营成果进行了解。资本市场的竞争机制，能够敦促国有企业改革自身，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企业管理，健全企业选聘制度、考核制度，以适应竞争机制。
2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深化国企改革
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我们对资本市场寄予的希望不单是融资,也包括改制,后一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运行机制是否健全[4]。健全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丰富金融工具首先资本市场是丰富金融市场的交易工具，在扩大股票发行的同时，稳步增加各种基金、企业债券的上市和发行规模，有条件地尝试金融衍生工具，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让资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鼓励符合标准的资金入市，支持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积极地发展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发展，政府需要鼓励合乎标准的企业通过发放债券筹集资金，逐步实现市场化的债券发行机制，完善债券放行监管体制，保证债券交易信息的公开性，建立信用评级等规章制度，资产抵押、信用担保等保障机制，加大投入于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类债券开发，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并发展期货市场，推广消费者能够套值保值的期货品种以及其他形式的股票债券产品，保证加强投资者的多元化。
2.2落实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通过改善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供求结构，能够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我国在资本市场方面，要不断吸取优质企业上市，同时淘汰劣质企业，使资源不断流向高效率的优质企业，鼓励大型国企在A股上市，形成中国蓝筹股市。
2.3坚持资产市场的“四公原则”“四公原则”即公平、公正、公开和公信，“四公原则”在市场中的贯彻落实，建设制度合理、结构规范、功能齐全、透明度高、运行安全的市场环境，重点工作在于对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监督，坚决打击损害投资者权益的不良和违法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证监会的权威性，对于违法行为要及时制裁，并将制裁结果告知市场主体。
2.4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对外开发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资本市场也应该适当地加强对外开放，完善金融协管，提高金融市场整体效率和风险承受能力。在境内，我国要严格履行加入世贸组织关于证券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承诺；保证具备条件的境外证券机构参股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准入，在境外方面，要合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按照国际惯例，遵循市场规律，有选择地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并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机构和人员到境外从事与资本市场投资相关的服务业务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加强交流合作，加强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合作洽谈，进一步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境外证券监管组织的合作与沟通。
3结束语
第6篇：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创新工具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主要表现就是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结构，而且对金融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也处于转型期，正在由以往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加快向商业银行与证券市场并重的“双核”体系转变。由此看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功能转型、业务结构优化和经营管理改进正面临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同时其业务发展、盈利能力、风险管理等方面也面临长期而严峻的挑战，这一切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三大特点
从目前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所以，对于政府来说，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平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
二、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银行施加的影响
1.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资本市场而非银行。所谓生产性金融资源是指那些由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资源，是被企业用于生产领域创造财富的金融资源，它主要包括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以及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相对于居民手持现金和居民储蓄存款等非生产性金融资源而言，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有利于国家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生产性金融资源可以表示为一国的金融资源总量与储蓄投资转化率的乘积，因此通过扩大一国的金融资源总量和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可以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目前，随着世界经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后工业经济时代的转变，相比较资本市场而言，银行在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数量持续增长中的作用逐渐下降。究其原因在于，作为后工业经济时代标志的新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赖于资本市场而不是银行的支持，资本市场正成为财富创造的推进剂。这样一来，必然促进我国银行业在生产性金融资源上的运作，十分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进一步拓展。
2.资本市场分流我国银行大中型优质贷款客户。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规范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资金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更加透明，信息不对称程度日益降低，资金需求方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不仅成为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是降低融资成本、改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手段。在我国，优质大中型企业可通过股票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直接融资，一方面可增强其内在动力，一方面也可通过改善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防止将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的现状。这些能够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往往是银行的优质客户，因而直接融资分流了银行的优质贷款客户，给以存贷款为核心业务的传统银行带来巨大冲击。
3.资本市场改变我国商业银行负债结构。资本市场产品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其收益往往高于储蓄存款，对居民很有吸引力，成为居民新的投资渠道。当股票、债券等大量发行时，居民的储蓄存款就会不断转移到资本市场，引起储蓄存款增速减缓甚至绝对量的减少。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银行负债短期化。居民投资资本市场产品时，一般动用的是处于闲置状态的定期存款，且为便利投资交易，往往还要备用部分活期资金。因此，居民和企业在参与资本市场过程中，从商业银行流出的是期限较长的稳定资金，而流回商业银行的则是期限较短的活期资金，从而影响了银行负债结构，加大了银行资金的不稳定性。
三、资本市场环境下我国银行的驱动发展
1.我国银行应积极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寻求复合型金融创新工具。投资银行是与商业银行相对称的金融中介机构，是资本市场的主体和灵魂，是企业直接融资的机构。作为一个产业，投资银行在国外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对世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购并重组、安排直接融资、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投资银行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目前尚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所以商业银行可通过在内部设立投资银行部等形式，大力拓展非资本业务尤其是中间业务，积极进行复合型金融工具创新。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帮助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
(2)策划企业兼并收购，为企业规模扩张、多元化经营，实现购并目标服务。
(3)设计债券发行方案，为企业债券融资服务。
(4)提供融资安排，解决企业购并、资产重组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5)充当企业财务顾问，为企业生产经营、资本运营、长远发展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
(6)直接投资，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起发展。
(7)创新金融工具，如运用可转换债券、资产证券化等为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增加市场品种，活跃资本市场。
2.我国银行应主动利用资本市场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形成互补。无论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还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其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管理风险，这就决定了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在不断积聚风险的同时，自身也需具有化解风险的能力，并要承担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然而银行的风险管理目前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且随着各国金融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金融可持续发展条件下金融风险的有效管理与金融体系的稳定的要求。
3.我国应建立银行金融控股集团。以资本为纽带，以银行为主体，参股、收购或设立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年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渐发展成为金融集团，实现集团综合经营。以参股、收购或设立金融租赁公司为例，我国新修订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对股东的要求中，商业银行位列主要出资人的首位。因此，银行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是在目前政策环境下实现银行金融控股集团的突破口之一。这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发挥资金优势，扩大客户基础，提高赢利能力，最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也符合国际上一些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惯例。对融资租赁行业来说，商业银行具有较丰富的专业人才、客户资源、营销网络、无形资产等方面的优势，其进入融资租赁行业，必将更好地促进融资租赁行业的健康发展，更好地促进企业设备销售、技术更新乃至社会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在信托公司方面，针对目前信托公司处境比较艰难的状况，抓住监管层支持商业银行收购信托公司的政策机会，商业银行可以收购信托公司中开展人民币理财、信贷资产转让信托、企业年金以及不良资产处置等信托创新业务。
总之，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与银行发展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相互牵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正确认识和有效利用这种关系，找准切入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于促进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具有深刻而远大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田瑞璋，李勇.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李树林.论资本市场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经济论坛，2008，（2）.
[3]曲彤工，姚立中.商业银行应对资本市场变革的对策分析.经济纵横，2008，（3）.
第7篇：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资本市场商业银行 创新工具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主要表现就是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结构，而且对金融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也处于转型期，正在由以往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加快向商业银行与证券市场并重的“双核”体系转变。由此看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功能转型、业务结构优化和经营管理改进正面临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同时其业务发展、盈利能力、风险管理等方面也面临长期而严峻的挑战，这一切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三大特点
从目前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所以，对于政府来说，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平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
二、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银行施加的影响
1.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资本市场而非银行。所谓生产性金融资源是指那些由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资源，是被企业用于生产领域创造财富的金融资源，它主要包括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以及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相对于居民手持现金和居民储蓄存款等非生产性金融资源而言，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有利于国家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生产性金融资源可以表示为一国的金融资源总量与储蓄投资转化率的乘积，因此通过扩大一国的金融资源总量和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可以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目前，随着世界经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后工业经济时代的转变，相比较资本市场而言，银行在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数量持续增长中的作用逐渐下降。究其原因在于，作为后工业经济时代标志的新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赖于资本市场而不是银行的支持，资本市场正成为财富创造的推进剂。这样一来，必然促进我国银行业在生产性金融资源上的运作，十分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进一步拓展。
2.资本市场分流我国银行大中型优质贷款客户。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规范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资金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更加透明，信息不对称程度日益降低，资金需求方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不仅成为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是降低融资成本、改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手段。在我国，优质大中型企业可通过股票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直接融资，一方面可增强其内在动力，一方面也可通过改善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防止将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的现状。这些能够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往往是银行的优质客户，因而直接融资分流了银行的优质贷款客户，给以存贷款为核心业务的传统银行带来巨大冲击。
3.资本市场改变我国商业银行负债结构。资本市场产品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其收益往往高于储蓄存款，对居民很有吸引力，成为居民新的投资渠道。当股票、债券等大量发行时，居民的储蓄存款就会不断转移到资本市场，引起储蓄存款增速减缓甚至绝对量的减少。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银行负债短期化。居民投资资本市场产品时，一般动用的是处于闲置状态的定期存款，且为便利投资交易，往往还要备用部分活期资金。因此，居民和企业在参与资本市场过程中，从商业银行流出的是期限较长的稳定资金，而流回商业银行的则是期限较短的活期资金，从而影响了银行负债结构，加大了银行资金的不稳定性。
三、资本市场环境下我国银行的驱动发展
1.我国银行应积极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寻求复合型金融创新工具。投资银行是与商业银行相对称的金融中介机构，是资本市场的主体和灵魂，是企业直接融资的机构。作为一个产业，投资银行在国外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对世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购并重组、安排直接融资、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投资银行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目前尚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所以商业银行可通过在内部设立投资银行部等形式，大力拓展非资本业务尤其是中间业务，积极进行复合型金融工具创新。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帮助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2)策划企业兼并收购，为企业规模扩张、多元化经营，实现购并目标服务。(3)设计债券发行方案，为企业债券融资服务。(4)提供融资安排，解决企业购并、资产重组过程中的资金需求。(5)充当企业财务顾问，为企业生产经营、资本运营、长远发展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6)直接投资，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起发展。(7)创新金融工具，如运用可转换债券、资产证券化等为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增加市场品种，活跃资本市场。
2.我国银行应主动利用资本市场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形成互补。无论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还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其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管理风险，这就决定了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在不断积聚风险的同时，自身也需具有化解风险的能力，并要承担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然而银行的风险管理目前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且随着各国金融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金融可持续发展条件下金融风险的有效管理与金融体系的稳定的要求。
3.我国应建立银行金融控股集团。以资本为纽带，以银行为主体，参股、收购或设立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年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渐发展成为金融集团，实现集团综合经营。以参股、收购或设立金融租赁公司为例，我国新修订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对股东的要求中，商业银行位列主要出资人的首位。因此，银行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是在目前政策环境下实现银行金融控股集团的突破口之一。这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发挥资金优势，扩大客户基础，提高赢利能力，最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也符合国际上一些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惯例。对融资租赁行业来说，商业银行具有较丰富的专业人才、客户资源、营销网络、无形资产等方面的优势，其进入融资租赁行业，必将更好地促进融资租赁行业的健康发展，更好地促进企业设备销售、技术更新乃至社会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在信托公司方面，针对目前信托公司处境比较艰难的状况，抓住监管层支持商业银行收购信托公司的政策机会，商业银行可以收购信托公司中开展人民币理财、信贷资产转让信托、企业年金以及不良资产处置等信托创新业务。
总之，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与银行发展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相互牵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正确认识和有效利用这种关系，找准切入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于促进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具有深刻而远大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田瑞璋，李勇.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李树林.论资本市场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经济论坛，2008，（2）.
[3]曲彤工，姚立中.商业银行应对资本市场变革的对策分析.经济纵横，2008，（3）.
第8篇：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实体经济；资本市场；虚拟经济；互动关系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56-07；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源于银行体系结构调整而诱发的金融与经济间的不协调性，使得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提升之间的互动成为当前经济转型期的重要问题之一。资本市场体系的调整不仅关系着行业自身的改革，也影响着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1]基于此，对于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探讨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对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间作用路径的探析，从理论上揭示两者间的发展互动性，进而为我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提供更具实践性和时效性的建议。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关系的探讨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都试图揭示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互动性，抑或是表现出更具隐藏特性的因果性。刘骏民、 伍超明（2004）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存在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的现象，这主要源于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并进一步指出这种收益率差异又产生于股市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性，而导致这种结构非对称性的深层次原因却在于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2]王国忠、王群勇（2005）运用动态相关多元GARCH模型专门研究了1919―2004年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的时变特征，研究结果发现，两者的相关性存在着明显的时变特征且呈现出显著的经济虚拟化的过程；[3]董俊华（2011）以倒金字塔经济结构为分析基础，选择1992―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对我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实体经济增长是虚拟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实体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周莹莹、刘传哲（2014）研究发现，虚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且只有在实体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时才会具备虚拟经济产生的必要基础，而一旦虚拟经济产生并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则可以实现对社会闲散资金的有效积累，进而促使实体经济更快速的发展；[4]郑冠群（2014）在梳理近年来有关虚拟经济波动对实体经济周期影响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指出，虚拟经济本身的周期性波动外溢直接加剧了其对实体经济周期影响的复杂性，但若能成功构造预警指数则可以就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可能的冲击效应作出预判；[5]张晓朴、朱太辉（2014）从理论研究与经济实践两个视角专门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主流经济理论对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并未得到充分理解，其进一步对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效用做了专门分析，并指出金融体系并非实体经济对立面的虚拟经济，它作为服务业部分不仅贡献了实体经济产出，还直接成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核心；[6]文春晖、任国良（2015）通过构建两期动态博弈模型，发现由于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式的持股模式最终导致不同的两权分离度，而这进一步导致了两类成本和企业r值的不同经济效应，着重探究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所导致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发展的机理；[7]胡晓（2015）则专门分析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虚拟经济自身的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路径和程度。虚拟经济越发展其对实体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越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越小。在虚拟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不仅不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增长；[8]刘洋（2015）也指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存在相背离的现象，并通过对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十年内国际性金融危机的频发正是源自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而导致的对虚拟经济稳定性的破坏，据此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会在宏观层面上对金融危机产生影响。[9]罗来军、蒋承、王亚章（2016）则专门关注了虚拟经济银行融资问题对于实体经济可能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无论是冷性市场还是热性市场银行融资均对它们的市场扭曲产生显著影响，但引发两类市场扭曲的因素却存在较大差异，且无论是冷性市场扭曲还是热性市场扭曲均会妨碍企业发展。[10]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是否存在背离，以及两者间如何互动变化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主要问题，且多选择通过具体的数据检验来揭示两者间如何变化。不同学者选择不同时期的数据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也从一定层面反映出两者间的关系并非是稳定的，随着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会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呈现不同的变化关系。当前，学术界关于两者间是如何互动的，具体的作用路径为何甚少论及。对此，本文首先从理论视角专门分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二者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具体阐述了资本市场作用于实体经济的一般路径和主要机理，以期为两者关系的协调与政策治理提供更为明晰的理论指导。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分析
从虚拟经济的产生来看，它出现在实体经济之后，诞生于实体经济基础上，其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实体经济发展的瓶颈。[11]这就意味着虚拟经济产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其更快速、更健康的发展。既然虚拟经济的存在就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那为何两者间又会出现不一致性，两者间到底是何关系，下文将展开分析。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统一性
分析已经明确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并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同样，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会体现于虚拟经济的发展上，随着实体经济的增长将为虚拟经济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基础和更大的扩展空间，即不断繁荣虚拟经济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12]这就意味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而言：
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资本的充足率对于投资行为的成功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此时储蓄率的提升将为投资规模的扩大提供重要的资源保障，不仅如此虚拟经济的发达还有助于加快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实现资金向资本的转变，可以说它有效节省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实现了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这也正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主要贡献；不仅如此，虚拟经济处于高水平则意味着资本的流动性会同步上升，这极大提升了资本向实体经济的流入，也使得资本的效率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再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虚拟经济的发展将有助于其在资本市场提供更有效的风险和收益转换机制，进而实现对风险的分散与转移，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Denizer等（2000）的研究就明确指出，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13]而且虚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不容易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在于其对实体经济风险的分散，还因为其对实体经济一定的预警作用，通过对相关资本指标的管控就能间接发现可能存在于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而尽早采取治理措施。
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对虚拟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和环境，实现对其的助推效用。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助推首先就体现于对虚拟经济诞生基本的夯实，通过自身水平的提升引致市场对融资需求的扩大，进而促进虚拟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发展的保障，那么虚拟经济自身的扩展就是带有泡沫的、无基础的膨胀，很容易诱发经济危机。不仅如此，实体经济的状况还直接决定着虚拟经济的发展水平，即直接决定着金融产品的定价基础，而且从社会长期运行来看，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将首先决定社会的平均利润水平，这一社会平均利润率又直接影响着银行的长期利率、证券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整个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这就正如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高低虽然受市场影响，但其最终的影响因素还是公司自身的运营状况，如果没有首先实现自身经营状况的改善，也就很难实现公司股票价格的持续、稳定上涨。
总体而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相互影响，虚拟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具备一个稳固同时又不断自我发展的基础，而这一基础正决定于实体经济；相反，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需要扩大自身发展规模、空间的资金保障，而这正是虚拟经济给予服务的所在。可见，两者间的相互作用性，决定了发展保持良性循环的重要性，若是任何一方落后则可能带来整个经济体系的动荡。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
正如上面分析所指出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间所表现出的互动性共同助推着整个经济水平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间始终一致。事实上，两者同样存在着相互背离的一面。
一是，虚拟经济虽然产生于实体经济基础上，但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发展，而其所凭借的方式则主要是自我炒作与扩张，进而实现对金融产品价格的提升。[14]
二是，有价证券的价格虽然主要受公司运营情况的影响，但在短期内也可能呈现出与实体经济不相符的情况，即来自于证券市场的供需竞争以及可能的投机买卖活动，都可能使证券价格在短期内呈现出与实际价值相偏离的态势。
三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虽然存在相互性但虚拟经济的过渡发展也可能造成实体经济的“挤出”，尤其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基础后自身过渡膨胀而出现发展的情况下，其会凭借更高的利润回报率吸引实业资本流出实体经济，造成实体经济发展的停滞。例如，在资本市场泡沫较高的环境下，资本市场的高回报率会吸引大量实业资本涌入股市、房地产，最终因过度消费和虚假繁荣而增加银行坏账，动摇实体经济的信用基A，增加整个经济系统面临风险的概率。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机理
（一）资本市场作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一般路径
毋庸置疑，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能够使利率如实反映资金存量的变化状况，加之行之有效的市场监管也能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避免了因利率水平下降而导致的贷款需求扩展和资金缺口扩大风险，能够实现资本的最优配置，将其有效运用于生产投资上来，进而实现对整个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反之，则会因为资本运营的低效而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
式（1）中，T表示某企业的生产产量，Y表示企业资金存储的意愿，v表示资本产量比，若进一步假定企业资金存储的意愿Y主要受经济增长和其他金融变量影响，则有：
从图1可见，在最初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健全时，效率p=S时， 〖SX（〗ΔT〖〗T〖SX）〗=〖SX（〗Y（ΔT/T，P）〖〗v〖SX）〗由MN线代表，其对角线的交点G点所决定的实体经济均衡增长率为处于较低水平；若资本体系逐步健全则效率同步上升，则存储偏好极大提高，则MN线变化至M′N′处，其与对角线的交点G′决定了均衡实体经济的增长率明显高于OP。这就表明资本市场体系的健全程度将首先对整体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产生影响，而这一效率的改变将进一步作用于市场储蓄意愿导致实体经济可用资本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为更明显地揭示资本市场体系自身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假定社会仅存在长期利率回报相对较低的传统工业部门和长期利率回报相对较高的新型产业部门两类，则对于高回报率的追求会促使资金供给方均偏好于新型产业部门；同时，如资本市场提供的存款利率为零，则传统部门会选择放弃存款，新型产业仅有部分存入；只有具备足够高的资本回报率两者才会选择使自身的多余资金流向资本市场。而实际投资线的倾斜方向也表明实际投资与实际贷款利率间为负相关关系，即实际投资收益随投资的增加而递减。若在均衡状态下，资本市场体系没有维持自身的健全，则最高实际存款利率将高于均衡利率进而导致资金供给小于资金需求，出现资金供不应求的状况，则能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的企业只能是少数，则此时整个社会的损失增大。如资本市场能及时调整自我状况，回归健康运营，则利率对资金存量的如实反应会使整个体系以适当的利率来吸引资金，并满足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
具体到现实经济社会这也就意味着必要的市场活跃度正是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首要基础保证。发展健全且稳定的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定期发行证券募集资金，进而成为供给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本供给者，一旦该资金供给方出现萎缩或衰退的趋势，则必然首先影响其资金的供给效率，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而活跃的市场将更容易为企业融资提供较好的外部环境，参与者的增加和参与行为的正常开展又是维持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若始终处于交易低迷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对于市场的预期自然也是消极的，这会直接诱发交易行为的减少和融资规模的缩减，待至整个资本市场交易规模出现缩减态势时必然妨碍实体经济发展。不仅如此，来自于股价的直观变化更是直接反映了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但只有确保股价能够客观反映公司基本面，才能真正确保其成为衡量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实效的有效尺度，进而引导资本市场资金的有序、高效流动。这意味着想要实现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对于股票市场的规范和有效监管必不可少，必须确保资本市场收益的提升是建立于实体经济即企业发展基础上，而非证券投资者收益的过度虚拟化，否则市场投资者将偏好于炒作概念和追随市场操纵而非公司治理与发展。
（二）实体经济影响资本市场的一般路径
从虚拟经济的产生来看其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基础，它是实体经济发展到相应规模为寻求更大的资金支持而产生的，并进一步促动资本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出现导致了个体间财富分配行为，无法确保绝对公平的情况下必然进一步诱发个体财富总量的不均，而这正是私人借贷行为产生的基础。借贷行为的出现进一步引致资本使用权的付费行为，即借方利用资金投入实体经济进行生产经营，而贷方以资金使用权出让而获取利息（即虚拟经济萌芽）。事实上作为虚拟济发展主要载体的有价证券，其最初的产生和后续的发展均来自于企业经营状况、社会公众购买力和消费水平发展的需求。这也就意味着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虚拟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的规模也是影响虚拟经济发展规模的主要因素。而现实社会中，实体经济发展与虚拟经济间的状态则是动态变化的，既可能呈现互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又可能表现出背离的状况，显然存在不稳定性。因此，需要进一步从动态视角来揭示实体经济发展影响虚拟经济的具体路径依赖。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各自的初始水平直接决定着二者之间的关系，此时实体经济发展中来自于监管部门的主导性较强，表现出较显著的计划性，[15]此时实体经济很难通过诱致性的自变实现对二者原有关系的改变。这就意味着，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若外界影响因素效用很强则很容易受其冲击，而造成了实体经济危机，进而扩展至资本市场，呈现出二者相互感染的关系。加之路径依赖的原因，短期内二者所呈现的非均衡态势较难自发调整到良性均衡状态，从而出现二者关系长期被锁定的状况。即实体经济虽在短期内能实现对资本市场的稳定促进，但限于自身较低的发展程度，其稳定性也较弱，在受到外部影响因素冲击时，首先呈现出自我的非均衡变化再扩展至资本市场，此时二者开始所维持的良性循环被破坏，进而演变为两者长期的非均衡恶性状态。更确切地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者看似各自存在独立的发展周期或周期变化规律，但两者间却存在关联性。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两者发展的起点，必将带来虚拟经济的同步发展，但在实体经济的加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市场不稳定因素影响，这将同时诱发经济泡沫的聚集。其直观表现就是资本市场产品价格的不正常上升，此时资本市场利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体产业而导致泡沫经济出现；伴随资本市场产品价格的持续虚高经济泡沫不断膨胀，来自于实体企业的发展萎缩将最终形成冲击导致泡沫的外部因素，导致泡沫破裂和资本市场产品价格有限时间内的急速下跌；而这将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的下滑和增速的放缓，待至虚拟经济发展回归正常水平，实体经济将为回归高水平位置而展开下一轮发展，进而促使虚拟经济同步发展，如此循环往复。可见，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组成的经济体系下，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由于彼此周期性的非绝对同步性，虚拟经济系统短期内的发展可能快于实体经济也可能慢于实体经济，但彼此间的关联性却始终使实体经济居于主导地位。这也说明，实体经济的初始稳定发展状态的持续对二者之间长期关系的动态变化影响巨大。
事实上，实体经济从初始状态到发展状态的变迁也对资本市场影响较大，其变迁方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体系的长期动态变化关系改变。[16]具体来说，主要的变迁方式是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其中，强制性变迁的主导者为政府监管部门。对于各利益主体的兼顾往往会使实体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即因两者发展程度和变迁程度不统一而呈现背离关系。同时，强制性变迁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忽视会进一步造成其对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忽视，使得资本市场体系的调整完全是依照行政安排，这会加重资本市场的非均衡状态，最终导致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间无法摆脱初始的非促进发展关系。
而与强制性变迁相对应的另一变迁方式――诱致性的变迁则完全不同，其整个发展的过程完全由市场主导，是一种双方根据变迁利益与变迁成本对比后自主决定的行为改变（林毅夫），这就决定了变迁中的协调性。在自发性的变迁中，实体经济往往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就促使其具备了诱发资本市场同步调整与发展的基础。此时，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就成为诱致资本市场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最终使二者在变迁中相互刺激，并逐渐形成良性互进的关系，最终发展为长期的均衡状态。
四、政策建议
可见，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对于整体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综合上文对两者间互动关系及影响路径的分析，未来更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综合把握二者关系的协调。具体而言：
一是，充分发挥我国资本市场中各类金融机构的效用，为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综合国内外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经验来看，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我国应优先健全我国银行体系，在此基础充分调动央行在资本市场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并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以实现物价稳定为基本目标，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基础；同时，加强对国际经济动向的准确把握，进行必要的经济前瞻性分析，利用利率、汇率等价格工具将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制止在萌芽状态；坚持对必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通过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等为我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良性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是，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提升其在资金配置上的效率，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必须结合各区域发展状况，加快东中西部各类金融机构的合理布局和发展，尤其是农村地区、边远地区金融机构布局；同时在银行方面，不断优化所有制结构，提高股份制银行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的发展，并鼓励其相互参股；当然在促进各类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还有严格控制各类金融数量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张，始终坚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避免盲目的扩大规模所带来的虚拟经济泡沫。
三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诱制性变迁实现其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助推效用，进而实现对资本市场结构的改善。这就意味着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还要关注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效应，争取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协调、促进资本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和法律法规框架。
四是，减少实体经济波动，增强金融类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针对资本市场体系的脆弱性特点，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提前对可能诱发分析的外部因素进行重点分析，并提前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在平滑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资本市场体系的稳定。
五、结语
通过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关系的探讨发现，两者间既存在相互促进性、一致性但短期也可能呈现背离的状态，对于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经济发展而言，其主要实现手段只能是自我炒作与膨胀，但由此导致的实体资本大量流入最终会因为资本泡沫的破缍流失，最终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动荡；而脱离了资本市场支撑的实体经济，其发展也终将因为资金的限制而无法实现市场的持续扩展和自我发展规模的持续增大。基于此，建立合理的资本市场体系以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显得非常必要，而为配合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实体经济也必须从自身体系与结构的调整入手，为虚拟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保障。虽然，本文着重分析了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间的具体作用路径，但却未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检验性分析，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也是未来研究应关注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冉光和，李敬，等.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J].中国软科学，2006（2）：102-110.
[2]刘骏民，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对我国当前股市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4（4）：60-69.
[3]董俊华.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实证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2）：141-144.
[4]周莹莹，刘传哲. 我国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投资扩张效应影响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3）.
[5]郑冠群. 虚拟经济波动影响实体经济周期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当代经济科学，2014（3）：75-81.
[6]张晓朴，朱太辉.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J].国际金融研究2014（3）：43-54.
[7]文春晖，任国良.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发展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3年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5（12）：115-129.
[8]胡晓.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增长抑或结构调整[J].财经科学，2015（2）：52-62.
[9]刘洋.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对现代金融危机的影响研究[J].经济问题，2015（1）：23-26.
[10]罗来军，蒋承，王亚章. 融资歧视、市场扭曲与利润迷失――兼议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4）：74-88.
[11]丁忠明，万光彩.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金融理论与实践[J].2008（2）：20-25.
[12]陈丽明.陈志建.高劲.商业银行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广西为例[J].统计教育，2010（7）：47-48.
[13]Denizer，Iyigun and Owen，"Finance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vity"， International Finance[J].Discussion Paper，2000.
[14]王锦惠.我国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再分析――多元VAR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9（2）：57-58.
[15]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65.
[16]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9.
收稿日期：2016-11-29
第9篇：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养老基金 资本市场 关系研究
养老基金和资本市场的关系较为密切，彼此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运作，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实现基金的增值；另一方面，资本市场通过养老资金的进入，能使资本得到持续、健康的扩张，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能进一步扩大竞争力，提高了可持续发展性。
1 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的互动效应与约束条件
1.1 养老基金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1）养老基金的长期储蓄效应。养老保险基金储蓄可以优化社会储蓄结构，在社会总储蓄不变的情况下，使长期储蓄大幅增加，从而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长期资金的支持，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2）养老基金的流动性效应。养老基金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在养老保险基金缴费阶段不具有流动性，那么对于缴费者来说，为了弥补流动性的减少，就会出售其他非流动性资产，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当受益人领取养老保险基金后，这部分资产成为非流动资产的可能性很小，这样一来，就促进了社会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3）养老基金的利率效应。假定金融市场由货币市场、准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共同构成。那么，养老基金作为投资者进入原先处于均衡状态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需求增加，均衡点发生变化，两个市场将在更低的利率水平重新均衡，这将减少风险溢价，推动金融资产价格上扬，进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1.2 资本市场促进养老基金发展
（1）资本市场的经济增长效应。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会促使社会财富和居民总收入的增加，然后通过各种传导机制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养老基金缴费积极性的增加，进而使得养老基金迅速增加。
（2）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效应。资本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可以为养老保险基金提供更为丰富的投资渠道，增加更多的风险管理工具，可以促进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最优投资组合，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收益，实现基金资产的升值保值。
1.3 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互动的约束条件
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互动的约束条件主要表现为：养老基金投资策略与投资管制共同决定养老基金在各种资产和投资期限的选择，从而直接影响到流动性效应和投资收益效应的显著性。不同的金融体系会对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的互动过程形成不同的影响，即影响养老基金资产组合的选择，进而影响流动性效应；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会影响长期储蓄效应的发挥；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将决定资金在各个市场间自由、迅速地流动的程度，影响利率效应的有效发挥。
2 中国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中出现的问题
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正在持续快速地发展，居民个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惠及全民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体系，包括覆盖全社会提供基本养老保障的公共养老基金、覆盖部分人群提供补充养老保障的企业年金、个人自愿参加的养老储蓄计划。截止到2010年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5万亿元，企业年金约2800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约8000亿元，形成巨额资金规模。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逐步做实、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全面铺开以及企业年金逐步普及，中国养老基金积累规模将进一步迅速扩大。对于这样一笔庞大数目的养老金，如何实现其保值增值，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现阶段中国养老金在资本市场运营中的主要问题是：
2.1 投资范围窄，保值增值任务艰巨
管理好养老保险基金，使它保值增值的任务非常艰巨。目前国内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较窄，投资品种单一，不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要创造条件，使养老金基金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来经营其资产，要求资本市场在规模、广度和手段的多样性方面适合于养老基金的需要。在积累期间，资本市场和养老金基金的管理都将发生不断的变化。
2.2 体制不完善
无论是传统体制下实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是当下采用的统帐结合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都是由政府部门来管理。养老保险基金的组成还只是政府行为，缺少基金所有者的参与。在当今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原来的实施者向监督者角色转化。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不能全是政府说了算，而要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成为资本市场中完全和独立的市场主体，让基金所有人参与基金的投资。
3 完善中国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思考
3.1 大力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筹措资金的市场，在资金融通、价值发现、信息监督、公司治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各方面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养老金投资是长期经济行为，安全原则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首要原则，资本市场的成熟稳定程度是养老基金稳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由于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后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首先保证养老保险基金资产的流动性不受影响，要能够确保养老金支付时能及时变现。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股市的价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保持良好的流动性对养老保险基金资产尤为重要，要能够随时变现这些资产以覆盖支出缺口。
资本市场的不稳定、不发达会严重影响养老金基金的发展，影响养老保险基金资产的增值保值，因此国家要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建设和规范，真正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出发，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3.2 培育具有良好信誉和较强投资能力的养老基金营运公司
稳妥促进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培育一批有良好信誉和较强投资能力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是制约养老基金市场化投资运营的关键因素。
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在养老基金投资运营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是联系养老基金和资本市场的桥梁。通过资产配置，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将基金资产分配到多个资本市场和多种金融工具，并有效控制基金投资风险；通过遴选投资管理人和开展委托投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利用外部力量获得高于投资基准的超额收益。合理配置资产和遴选投资管理人是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决定养老基金长期收益水平的主要因素。合理资产配置要求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根据各类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制定战略资产配置方案，实现长期投资目标；把握宏观经济变量与各类资产价格的内在联系，在分析预测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制定战术资产配置方案，从总体上控制基金投资风险。遴选投资管理人需要从公司治理结构、产品特点、投资策略、投资风格、投资决策机制、投资组合构建流程、交易流程、风险管理体系、研究能力、专业人才素质、激励约束机制、历史业绩分析等多个方面评估专业机构的投资管理能力。资产配置和选择投资管理人既是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又是衡量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投资能力的主要指标。
3.3 完善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监管
一是监督的模式，监管的模式按实施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集中监管模式和分散监管模式。集中监管是以中央监管为主的模式，具有全国统一协调性，有利于政策规定的贯彻落实；分散监管是以各省为主的监管，其优点在于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因地制宜的制订政策措施。理论界认为由于中国适用于按市场原则进行分权化管理的法律与制度还不完备，现阶段对基金的管理应该实行中央集中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