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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论》一书坚持的基本立场,秉承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基本研究方法,同时又适当地吸取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新科技革命作为逻辑起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新特点做了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全书由十一章组成,内容主要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基本特征、运行机制、运行周期;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当代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历史定位以及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及其固有矛盾,并用来指导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工作,妥善地处理与不同类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可贵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抓住了单个经济体和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两个关键的观察角度
选择分析的角度是理解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该书从单个经济体和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全面地分析。从单个经济体的运行来讲,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调控的加强以及世界经济的运行主体―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经济”、“知识经济”等许多新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高技术经济”与“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当代资本主义围绕科技发展展开新一轮的竞争;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机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周期等都出现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从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讲,当代资本主义更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不仅形成了全球性的世界市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而且建立了许多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协调机制;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并行推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也都开始融入到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三、区分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两种基本的类型――发达资本主义和发展中资本主义
关键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效率,平等,自由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含义与特征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一个重要流派。它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把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具体说来,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把资源配置形式与社会制度分离开来,即把计划机制或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分离开来。第二,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第三,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
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主张在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基础上改良资本主义,而仅把构建完全的社会主义作为其长期目标。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目的状态理论,这种目的状态可以归纳为平等、自由、高效。平等是它的基本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终极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无剥削、高效率、平等且自由的社会。他倡导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认为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利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提倡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市场的效率,又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其侧重点在于平等。在社会所有制结构上,市场社会主义提出可以有形式多样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基本有三种类型:一是主张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但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开;二是“合作制经济”的财产形式;三是不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但对资本职能作了各种限制。在市场社会主义实现的方式、途径上,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必须对现有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在所有制问题上,必须扬弃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从而保证人们在进入市场竞争时基本机会和条件的平等。在公有制问题上,要扶植发展股份合作公司、工人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强调不能拘泥于国有经济的公有形式。在经济运行上,要采用市场为主导,计划为补充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分配问题上,要在保证人们在竞争起点平等的基础上允许基于个人能力、天赋、贡献等的收入不同,但要采用分配,保证合理的平等进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三、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蓝图的实现问题
(一)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贡献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的不满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困惑的双重反思中构建起来的。它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把现代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结合,在辩证分析和全面总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主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通向彻底社会主义的新途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尝试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过程中,构建了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与社会主义的平等、民主、自由等目标相结合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使得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具有了一定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同时,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体制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史上也占有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下重新探讨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极大地鼓舞和团结了西方左翼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局限与弊端
首先,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缺乏政治制度的基本保障。 其次,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带有非科学性、空想性和改良主义的印记。具体体现在,第一,它没有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作为指导。第二,市场社会主义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缺乏科学的认识,有的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更为民主的制度,有的主张社会主x就是一种平等主义,甚至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市场微观机制。 第三,他们大多表现为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推崇,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往往提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和措施。第四,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仍具有自身的缺陷,难以付诸实践。
四、结论
通过本文对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的回顾,对其主要思想的论述以及其贡献和局限性的讨论,可以看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在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与社会主义的平等、民主、自由等目标相结合等方面作了理论上的论证,但是其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缺乏实践论证,由于其理论带有非科学性、空想性和改良主义的印记,因此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加之,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构建社会主义蓝图缺少政治制度上的保障,使之蓝图构建的实行更加举步维艰。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想要在平等、自由、效率的原则上构建市场社会主义蓝图,其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难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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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的产生背景与国家干预
(一)政治、经济原因。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任何一种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经济法当然也不例外。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国民经济部门的不断增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克服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因素,这就在客观上呼唤以国家干预为己任的经济法的出笼。
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客观必然性,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原因。任何时期的经济运行都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基本职能,体现了“国家之手”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则更为必要和迫切,国家干预是医治“市场失灵”的一剂良药。
(二)理论原因。任何一种法律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和浓厚的文化渊源。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相关经济学说和法学观点是经济法产生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凯恩斯的国家全面干预主义还是强调国家适度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都对经济法的产生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部门法原因。弥补传统行政法、民商法的调整真空而重新架构新型的部门法的需要是经济法产生的部门法原因。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一系列崭新、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的产生,这些社会关系突破原来单纯的民事和行政关系而表现得更为错综复杂,传统的以个人权力为本位的民法和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行政法在这些社会关系面前举步维艰、无能为力。因此,在传统的民法、行政法之外构筑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必然,而这个新的法律部门就是经济法。
(四)其他原因。除此以外,经济法的产生还有法律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它们和以上几种原因的共同作用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经济法的产生。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干预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代,是随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出现而逐渐产生、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计划经济的弊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并不完美,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但是与其他机制相比,市场有个优点:它能提供有效的反馈机制,是私人和公共决策者都能迅速纠正其错误。”[1]但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经济的弊端决定了必要的国家干预的出现。在过渡崇尚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万能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为理论基础,资本主义滑向了完全自由竞争的极端。在这一阶段,经济上要求完全的自由竞争,法律观念中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合同完全自由”等原则,强调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而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极度夸大“市场之手”作用的自由放任主义成了指导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纲领。然而,市场自身仍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顽疾,其滞后性、盲目性、无序性缺点必然导致过度竞争和垄断等限制竞争行为,从而窒息整个市场经济的活力。“我特别反对一种看法,即如果对市场放任不管,就能保证资源的最佳配置。我把这种看法称作‘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Fundamentalism),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危险的,因为它对市场机制过于信任了。
市场在相互竞争的私人需求之间配置资源非常有效,但不要指望市场会满足所有的社会需求。”[2]终于自由竞争在经历其疯狂自由后终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垄断,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走向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垄断时期。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反思其经济发展态度,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性,为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转而进行国家干预,于是一系列体现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开始产生,这就是现代意义经济法的产生,而国家干预本质即是经济法应有之意。当然,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经历了完全干预和不完全、适度干预的发展演变。以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逐步成熟,从而使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干预演变成一种以经济法治、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以及经济秩序等为目标的积极的干预、适度的干预、谨慎的干预。相对于市场“无形之手”的调节而言,国家干预则是利用“有形之手”的调控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缺陷。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法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历史都表明,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干预,没有国家干预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经济法的产生本身就是国家干预制度的产物。
三、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干预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背景却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经济法是为了匡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的“政府失效”应运而生的,即先有“政府失效”,再有国家对“政府失效”的干预和对市场机制的呼唤。面对以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为特征的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国家必须要通过改革,尊重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同时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约束政府的过度干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够同时调整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中国经济法才由此诞生。所以,中国经济法仍然是国家干预的产物,国家干预仍是经济法的基本内涵,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本质正是经济法具有公法性质、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的根本原因。总之,不管是“市场失灵”也好,“政府失效”也罢,都离不开国家适度干预的弥补或医治。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西方国家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关键词]市场经济;科技革命;关系;启示
[作者简介]张瑞苓,青岛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中国化研究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山东青岛266000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58—03
一、三次科技革命均发生在市场经济国家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之后进行的。此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通过殖民扩张,市场变得广阔,而商品生产的速度赶不上市场对商品的追求速度,即供不应求。因此,迫切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这一现状,进而催生了第一次科技革命。此时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当然,这里的市场经济阶段还属于古典市场经济阶段。这次的科技革命,所涉及的领域相对较小,主要是在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部门,以机器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并逐渐形成了近代工厂制度。此外,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发明主要源于工人和技师的实践经验,并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更没有形成人才培养机制。
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世界殖民地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之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已经不能再采取第一次科技革命中增加市场份额、扩大生产规模这样的传统方式了。为此,迫切需要通过新的方式来赢得竞争,于是就催生了采取科学与技术相结合方式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这时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加大对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了近代科学理论。尽管如此,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的年代,仍处在古典市场经济阶段。
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此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进入了现代市场经济阶段。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远离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厚积薄发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佼佼者,为维持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霸主地位,抢占战后市场先机,它紧紧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契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元气大伤,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减,再加上国民对于和平与稳定的渴望,使得这些国家不再冲动,而是将全国之精力集中于发展本国经济,恢复本国国力;而面对强大起来的美国,要想再次在竞争中分一杯羹,只是通过第一、二次科技革命那样的形式似乎已经行不通了,为改变自身的劣势地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更加高端、更加高速的发展形式。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
二、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
第一、二次科技革命都发生在古典市场经济阶段。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就是单纯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属于自由竞争阶段。可以说,古典市场经济阶段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利己性。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即赢取最大的利润,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必然会进行技术的改革与创新。当然,这里的创新不仅包括生产设备上的改革创新,还包括经营模式与管理方式的改革创新。所以说,第一、二次科技革命主要是由市场竞争规律来推动发生的。
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有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还有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调节。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政府的干预。这使得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变得更加完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创新,不仅有竞争的推动作用,还有政府的推动作用。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鼓励科技创新,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如美国和德国,在这方面就有着各自不同的做法。美国建立了经费支持、技术支持、人才支持制度;形成了鼓励创新的法律保障体系,比如《专利法》《技术创新法》《知识产权法》等等。而德国,具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反垄断措施,为市场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为科技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将个人利益的取得与社会利益的实现相统一,为了达到效益最大化,更大程度上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与创新。而科技创新又反过来带动了产业革命的爆发。当然,无论是古典市场经济阶段,还是现代市场经济阶段,都属于市场经济。三次科技革命都发生在市场经济国家是具有现实的必然性的。
从宏观上来看,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正是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和基本功能所推动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同时又是一种开放经济。它的平等性与自主性使得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可能性。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购买者,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愿望和利益进行交易活动。当购买者根据自我愿望购买商品时,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购买者的青睐,相互之间就产生了天然的竞争关系。而这里的竞争,既有质量上的竞争,还有价格上的竞争。在价格竞争中,为了保证既竞争成功又获取利润,生产者就不得不对生产过程进行改革与创新,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所以说,市场经济的特征决定了科技创新与进步的必然性。
市场经济具有四大基本功能。其中有两个是这样论述的:一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动力结构有利于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以竞争为中心的协调结构,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来实现经济过程的均衡。
从微观上说,市场经济国家推动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除了增加投入,扩大生产规模这种基础方式以外,还通过科技创新、管理模式创新以实现成本最小化等新兴方式。所以,无论是政府的鼓励政策,还是企业与科研领域的自愿合作,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默契十足地推动了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
所以说,三次科技革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由竞争规律、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成本最小化共同推动的结果。
三、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建立创新型国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的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属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参与到了国际竞争中。然而,市场经济在国际上已非常成熟,而处在现代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趋于前列,必须扭转现有局面,转变自身竞争优势。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可见,科技创新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三次科技革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抓住科技创新的道路,才能够在竞争中获取真正的成功。因此,中国必须推动本国科技创新,从依靠成本竞争优势转变为依靠科技竞争优势,从贸易立国转变为技术、人才立国,建立创新型国家。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虽然政府的功能已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市场调节的作用仍有待提高。
其次,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自我摸索中发展的,而政府鼓励科技创新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也是逐渐制定出来的,所以,仍有许多不完善的方面。而且,这些法律法规即使是制定出来了,其施行也需要长时间的推动。因此,必须完善法律法规实施的监督监管机制,提高制度的现实施行性。
另一方面,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一直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果,甚至出现了一些垄断产业,从而使得企业不能平等自主地在市场上进行竞争,最终中国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也就相对的没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强,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外在推动力也就相对弱了。为此,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发展战略,在保持现有政府宏观调控优势的基础上,加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力度,防止垄断的产生,增强市场的竞争活力,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力。
此外,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中,企业与学校之间没有有效地协调起来。一是人才意识薄弱。从政府角度来看,中国一直鼓励人才培养。然而如果只是重培养,而忽视人才利用的有效性,那么,就失去了鼓励人才培养的最初意义。并且,在人才培养机制上仍然存在问题,我们要培养的是创新型人才,而不是只会死读书的庸才。所以说,对政府来说,加强对人才后期使用的监管力度,提升人才教育培养机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拥有强有力的人才意识。从企业角度来看,相对于其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企业在人才意识方面相对薄弱。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企业并不一定愿意接纳,这样一来,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力量就极大地自我削弱了。二是产学研相脱节。在现代社会,大学、科学工程研究等研究机构是基础科学技术创新的基本主体,而企业是应用工程技术、工艺技术创新的基本主体。所以,企业与学校都应该主动打破企业生产与学校科研之间各不相关的传统观念。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如果企业不注重科技创新与进步,终将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被淘汰出局。而学校方面,科研成果出来了,但是不能付诸实践,创造实际效益,亦只是一纸空文,也就失去了科研的意义,失去了培养人才的意义。如果企业和学校相互协作,实现产学研相结合,就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总之,中国只有转变到新的竞争优势,才能够真正的屹立于世界经济大国之林,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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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历史课,专题复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关键点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2)19-0033-06
本课的教学目标定位于:运用“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以“科技的不断进步”为主线,整合本专题的主要内容;以“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为立意,深化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认识;培养学生参与历史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常规的专题复习课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构建知识网络或图表的方式,清晰表达本专题各内容之间的联系。但这种方式大多是在“炒冷饭”,学生的认识水平没有得到提升,只是将知识点进行变相的罗列和干瘪的抽象。二是将本专题的内容进行横向联系,如,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放置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扩展和人文主义的发展与思想解放这个时代背景中去,可以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但这明显脱离了专题体系的要求,也会增添学生的负担。三是通过大量练习题的训练,夯实本专题的基础,提高学生的解题技能。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的产物。有的教师不重视专题复习课的教学,这是错误的。本人认为,专题复习是进一步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有效载体,正确定位是其关键。复习课应源于新授课,并高于新授课,应该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应该提高学生对本专题中几个“关节点”问题的认识,应该成为综合提升学生历史研究性学习品质的有利阵地。
关于本课“合作―探究”的教学形式:将全班学生分为3个学组,并以本课所要探究的3个问题为依据,由学生自主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依此将每组同学再次细分为3个学习小组。大组组长负责调控,力求保证每个小组人数的均衡。小组成员共同研究本小组的问题,也可求助于组内的其他同学,这是组内的合作性学习。在回答问题时,教师指定某组同学的代表阐释答案,其他组研究同一问题的学生进行补正、辩驳等。如此,就实现了大组之间的竞争,这也是合作学习的表现。组内合作,组际竞争。同时,这三个问题,均有一定的探究性和挑战性,不是能够在教材中直接找到答案的。
导课:同学们,15世纪至20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和两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得以逐渐形成和发展。本节课,我们将在此前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认识:
1.到底何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它应该包含哪几个要素?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核心推动力是什么呢?3.如果站在文明相互碰撞的角度上,我们该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呢?
下面,就围绕这三个问题,请自主择取其中之一,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学习。
说明:学生之前已了解本课内容,直接点明本课的学习内容、目标、方式。
【学习内容一】明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概念。
1.直接呈现两种典型的表述和“附注”,让学生据此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这两种观点的看法。
观点1: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各国市场的总合。(常见于各类教学“课件”)
观点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就是以资本主义市场为框架,以国际贸易和殖民主义为手段,以物资和物种交流、人口迁徙与种族融合、各种文化的交流与撞击、各种社会形态的冲突与选择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进程。(某版本教材的表述。)
附注:(1)世界市场,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把各国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的整体。这一概念是由其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构成的。外延指的是它的地理范围,内涵指的是与生产和交换过程有关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结果。
――据辞海、百度百科等整理
(2)“一体”:谓关系密切或协调一致,犹如一个整体。《仪礼・丧服》:“父子,一体也;夫妇,一体也;昆弟,一体也”。一样;一同;一律。《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陈余张耳一体有功于赵。”
――辞海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各自让渡一定的国家,在一个由政府授权组成的并具有超国家性的共同机构下,通过制定统一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实现区域内互利互惠、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形成一个超国家和经济、贸易高度协调统一的整体。
――百度百科
2.结合上述内容及所学知识,请你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说明:让学生结合附注材料(1),分析出“观点1”中“总合”的表述不正确:“总合”乃“合并”之意,是一个行为动词,指各地市场之间的简单“拼凑”和“叠加”,这明显不妥。世界市场是指各地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种整体和稳定的结构状态,是经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结合附注材料(2),能够得出一体化的基本特征在于自愿性、平等性和让渡性,而20世纪初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其实质就是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市场,其形成的过程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和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过程,这含有意识形态的界定,不能混同于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另外,这里的“进程”也不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本是指一种结果和状态,而不是“进程”。
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影响的前提和基础。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注重对事件内容的教学,也应重视对历史概念的教学,准确揭示和严谨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一概念,在高中四个版本教材中,只有一个版本进行了说明(见上述“观点2”),其内容也是存在争议的。
教学不是简单复述教材内容的过程,而是帮助学生形成自我认知和独立判断的过程。通过提供“附注”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让学生对现有的观点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概念进行重新的界定。此举旨在培养学生学会利用材料分析、甄别史学观点的意识和能力,并养成“历史研究始于概念”的意识。
【学习内容二】厘清“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1.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15世纪―20世纪初),科技进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在三个“节点”处引发了“突变”(加速了发展的进程)。请你结合所学知识,对此进行阐释说明。(提示: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概念出发,围绕“市场行销空间的变化”和“市场内涵的丰富”两个视角进行思考。)
说明:专题复习课不仅要对本专题内容进行必要的纵向整合,更要有认识的深化。要抓住一条主线和内在联系,将内容进行重新的构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从动力因素进行考虑,科技进步是其主要的推动力。新航路的开辟及两次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点”,而将这三个“关键点”进行串联的主线就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市场行销空间的不断扩展和市场内涵的不断丰富。
鉴于该问题有一定的难度,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思维的参考样式,第一个“节点”――新航路的开辟。“中世纪末期航海革命的重大技术:指南针、地图、船尾舵、维度表、罗盘、斜挂三角帆等(15世纪)新航路开辟市场的“发现”(北美东海岸、非洲西海岸、中国东南沿海)主导国家(葡、西、荷、英、法)特权贸易公司的垄断性贸易(土特产、黑奴、金银等)贸易思想(重商主义、商业战争)商业资本西欧与亚非美之间最初的分工开始形成以大西洋沿岸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联系”。然后让学生按照这样的思路,结合所学知识,对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节点”进行阐释说明。抓住市场的“拓展”(原因及表现)、生产和贸易方式、资本形态以及国际分工等方面的变化进行思考,就能够清晰地看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逐渐形成和扩展。
“新航路的开辟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学生比较容易理解,但对于“为什么说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他们经常只是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简单复述,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简单的嫁接,并未能深入理解。笔者在平时的听课过程中,也经常发现有的教师在讲解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将重心放置在掌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相关史实的层面上,忽视了对其影响的深刻分析。这是教学的难点。为此,在分析第三个“节点”(“为何称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时,我没有让学生按照上述示例进行仿造,而是单列了一道题目如下:
2.史学界大都认可“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这一观点,请你运用以下史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此进行论证。
材料1: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期间,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更多的落后地区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从1890年至1911年,印度的铁路网大约增加了一倍,达33000哩。(印度)铁路和其他大型项目如灌溉工程和港口设施是用英国资本换来的。印度的经济发展因与英国的联系而得到促进。……印度供应原料给英国,作为回报,印度得到制成品和建设项目所需的资本。……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地区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贪得无厌的要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己和邻居而生产。这本身又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这时已在这种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变化莫测的经济波动的支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说明:这则材料是从市场经济对殖民地的渗透的角度进行阐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形成,更多的领土被卷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这不仅体现在商品行销空间的拓展方面,也体现在欧美工业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上。市场经济被引进到殖民地,日益被其主动接受。以市场经济为纽带,以资本、工业制成品、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等为内容,瓦解着殖民地的自然经济基础,工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一步深化了工业国与殖民地之间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
材料2:19世纪后期的殖民地官僚和经理人试图指导非洲和亚洲的农民学会科学种田技术,并使更广大范围内的殖民地人民工作得更勤奋和有效一些。这些努力涉及殖民地对西方控制的世界经济依附性的扩大。依靠新的工作习惯支撑了廉价原材料的出口,并且使更多的成分加入到殖民地劳动大军中来。……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绝大多数地区的经济都为供给工业化欧洲的经济需求而进行了重组。
――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
说明:这则材料表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随着欧美工业国对殖民地的技术输出,加速了殖民地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也进一步加深了殖民地对工业国的经济依赖。
材料3:随着大吨位轮船在海上开始逐渐取代帆船,电报、电话的使用,铁路网的建设,极大地降低了货物的运输费用,便利了国际间的贸易,使各国的国内市场逐渐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级市场,扩大了世界商品的行销空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已形成了许多大型的商品交易所,不少地方举办的博览会把世界各地的客商及产品汇集到一起。
――黄鲁成《国际贸易学》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为了适应当时国际经济关系的需要,英、德、法、意、美等国相继制定和实行了国际金本位货币制度,形成了国际货币制度。在货币的比价、兑换、支付、结算原则和黄金转移等方面有了统一的规定。
――据《西欧金融史》等整理
二战以后,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使得金融资本再次启动了国际扩张和集中与积聚的空前过程,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本文旨在从内部积累危机和国际市场格局两方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形成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一、突破时空限制以谋取高额利润是金融资本的内在属性
金融资本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发展的最高形式,具有增殖性和运动性两大根本属性。所谓增殖性是指资本在被人们利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转让使用权过程中,资本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增殖。所谓运动性,指资本只有进入运动状态,才能在运动中不断循环、周转和变换资本形式,才能使自己增殖,使自己充满生机和活力。它的无限增殖和扩张的本性必然导致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金融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本性就是唯利是图。当一国资源市场满足不了其谋利的要求时,它就必然突破国内市场的狭隘界限,为了能够进行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趋势是不断的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资本无限扩张的内在冲动必然形成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二、凯恩斯体系的积累危机使金融资本要求冲破内在制度桎梏
20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在发达国家盛行,它强调货币的重要性,把充分就业和刺激需求视为经济繁荣的核心,认为只有更多地消费,哪怕举债,更少地储蓄,才能变得更加富裕。因此,凯恩斯主义认为,要弥补自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所必然产生的需求不足,自由放任应该被终结,取而代之的应是国家调节。按照他的理论,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对策,无非是使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用和利息的数值处于维持充分就业的状态,为此,国家需要通过增加政府赤字来提高货币发行。
然而,货币超量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在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致使居民存款缩水,造成储蓄者利益的巨大损害,并严重扭曲市场价格的功能,给投资者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隐含生产过剩的系统风险;引起消费者的预期紊乱,一方面为了减少实际损失,应该加紧消费,另一方面由于未来不确定,又不敢放开消费,最终形成盲目消费和内需疲软并存的现象;导致资产泡沫,不动产虚假增值,从而加大低收入人群的心理落差。在国际上,则使得美元的信用被大大破坏,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另外,凯恩斯主义的低失业、高工资、高福利政策从最初的有利于有效需求的增长转而变为资本积累过高的工资成本和社会成本,使美国资本在与德、日等国际资本的竞争中越来越陷入不利的局面。随着资本竞争和资本逐利所引导的全球化不断展开,资本也越来越要求将全球工资向低收入国家看齐,也必然越来越难以忍受国内工人的高工资和高福利。通过政府投资和消费来弥补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需求不足的制度性缺陷,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必然达到限制,各种矛盾相互作用日益加强,致使金融资本必然要求冲破凯恩斯主义积累制度的阻碍。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的滞涨的出现彻底击破了凯恩斯神话。
三、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体制障碍
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出现了严重的积累危机,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各国开始实施以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和各民族独立国家也都逐步对外开放,世界体系经济格局又区域化走向了一体化,进一步为资本全球化扫清了障碍。
(一)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总体上是排斥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力量,而过分强调政府计划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全面复苏,而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却陷入困境。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部通过使用休克疗法,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得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之间的、阻碍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日趋缩小。
(二)后发国家的对外开放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也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干预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长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略市场的作用。虽然在初期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显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反省后,这些国家相继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市场化和自由化,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通过经济的对外开放来获取外部市场与外部资源, 借以打破因资本积累不足与内需不足所造成的增长瓶颈。
(三)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
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9-0012-03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
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
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6.
[2]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297.
[3]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M].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李阁楠.稻盛和夫的新资本主义精神[J].日本学论坛,2002,(2).
[5]周见.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J].日本研究,2003,(4).
[6][法]塞巴斯蒂安・巴杰安.新“资本主义精神”[J].杨松,译.与现实,2000,(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277.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34-835.
[关键词]马克思信用理论 市场经济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111-02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和谐。由于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个成熟的信用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要求。
一、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内容阐释
“信用”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信用”问题的详细研究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马克思写道:“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他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我们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因此,在这里,我们只研究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1]马克思正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进行展开论述的,其目的只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运行规律。马克思通过对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论述,使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的重要性得到论证。
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贷和借的运动”,是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行为。货币或商品只是有条件让渡的独特形式的运动。货币或商品的使用权发生了变化,而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同时,偿还是信用存在的前提,对此,马克思还引用了经济学家图克的话来进行说明:“信用,在它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如果资本是用货币贷放的,那么,就会在还款额上加上百分之几,作为使用资本的报酬。”[2]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经济关系,经济范畴的“信用”反映在以经济利益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和经济往来都是为了获取各种利益,因此,经济主体间信用与信用关系反映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也必然以经济利益关系为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信用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起着重要作用。只有达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信用与和谐社会的逻辑关系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信用伴随市场经济而生,只要是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出现信用问题和人们对诚信的渴望。在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时期是信用问题最突出的阶段,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人们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对经济交往与合作产生不信任感,继而危害社会和谐,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就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诚信问题。马克思认为:“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3]这也指出在经济交往中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而采用侵占和欺诈的手段,体现了资本的贪婪性和“拜物教”的嘴脸。这些人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很少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如欧洲的信用危机,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危机将会影响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发展,进而出现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人员失业,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大量工厂倒闭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
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前提是等价交换,然而,要实现等价交换必须交易双方要讲诚信,不讲诚信交换就难以进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到来,股票、期货等虚拟经济的发展,借贷、托付等信用交换成为主要方式。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现汇贸易只占百分之十,而信用销售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因而“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支配别人的劳动的权利,资本家个人及企业的“良好信誉”本身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本。”[4]由此可见,信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良性运行的重要力量和生命线。没有信用的支撑现代市场经济将无法运行。稳定的信用制度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正是基于信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通过这一体系的建立来治理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信用缺失状况,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快速发展。同时,这也是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内在要求。
三、马克思信用理论对和谐社会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与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和“商业道德”,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与社会、信用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是非常有益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商业交往贯穿整个市场经济运行,但由于市场经济中资本的贪婪性,商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通过欺诈和侵占的手段危害公众的利益,使商业信用恶化。如经济交往中的赖账、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商业欺诈、金融欺诈、虚假广告、上市公司过度包装、偷税漏税、出口骗税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市场秩序混乱,消费者人人自危,社会风气败坏。马克思认为,商业信用是职能资本家之间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赊购商品而形成的借贷关系。商业信用产生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之初,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广泛发展。促进商品流通,加速资本周转,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是信用制度的基础。由此可见,商业信用的危机将会对市场经济运行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很大的阻碍。
在市场经济中商业信用的发展是有局限性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由货币经营业为基础产生了银行和银行信用。由于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量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马克思称社会范围的生产资料和公共簿记的公共分配的形式是由银行制度造成的。可见,银行的重要所在,尤其在我国公有制基础的银行,银行信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国家公信力;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现在中国以贷谋私、诚信缺失;坏账、呆账过多使银行信用受损。
解决信用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手段综合立体治理。以制度为基础,通过经济与社会体制的有效约束,形成健全的市场机制,建立起以道德为基础的“内在制度型”和以法治为基础的“外在制度型”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用制度体系。从商业信用来看,就是引导企业在生产、管理、销售的全过程中贯穿信用理念;生产高质量产品,做好售后服务,打造讲信用、重信誉的企业文化。从银行信用来看,就是进行银行改革,健全银行管理机制;正确处理好存贷关系。通过对这两种信用制度的完善和变革,推动我国整体的信用建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2][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三卷,450页,452页,369页.
[关键词] 20世纪 新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
近代史上一个显著的史实,就是一次世界大战后,自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大萧条”,商品的大量过剩,垄断形式的广泛存在,使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设想的完全的、纯粹的自由经济处于尴尬境地,以至在一些国家中,如美国,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开始奉行所谓的国家干预主义。但这一切是否由市场自身的原因而形成?自由主义还要不要了呢?
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政治割据、经济相对落后的帝国。但到19世纪末,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变革,废除了农奴制、统一关税、工业革命、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等,使德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的自由主义经济达到了顶峰,在此期间德国一直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两种威胁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一是垄断加强,卡特尔组织发展迅猛;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该运动的矛头直指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本身的消耗、战败后的巨额战争赔款使德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以至至今善于总结历史教训的德国对通货膨胀还心有余悸。后期,德国的统治者希特勒推行了“军事计划主义经济政策”,也对德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有爱国情怀的德国学者对此忧心忡忡,自发形成了以欧根为核心的包括经济学和法学的学术群体,同时该群体对外部的一些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被称作“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艾哈德。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他们认为,政府的责任不应该是直接干预私营企业的经济事务,而必须是制订和执行私人经济活动所应遵守的规则,鼓励竞争,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适宜的环境。当经历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同社会内的凯恩斯主义者所展开了的激烈论战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德国的主流派。“西德奇迹”创造了新自由主义取得成功的范例。其中尤其需要特写的一点是,新自由主义流派的学者们提出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认为人为秩序要符合自然秩序。想要“寻找合乎人和物的本质的秩序”,“赋予新的工业经济一个有运行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持久的秩序”。他们首先提出“经济秩序的差异是什么?”的问题,然后进行了比较找出优缺点,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他们人为经济秩序存在两种,即集中领导型(封建采邑经济、埃及法老奴隶制经济、希特勒军国主义经济、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交换型经济。前者具有完整的计划,直接配置资源;后者则是个别的计划。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如何决策,如何获得信息”。前者的弊端在于由于中央机构的决策的目的与消费者决策的目的是不同的所以存在大量的浪费;后者的弊端在于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生产联合,然后又必然导致垄断联盟。同时又说用中央计划的方式代替交换经济的方式不仅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更促使经济进一步恶化。单纯的走两条道路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首先建立竞争秩序,要对竞争进行保护、鼓励。表现为三条:1.建立一个有运行能力的完全竞争的价格体系――由市场供求自己形成价格体系,而不需要国家的干预;2.建立稳定货币币值的货币体系――不要由于币值的升降而影响价格来误导消费者的决策;3.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是建立维护竞争的秩序,使弱者能维持继续竞争。以上就是弗莱堡学派的基本观点。后来被时任总理的艾哈德作为政策的理论基础付之实践,为德国赢得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奇迹”。弗莱堡学派的观点显然是自由主义的,也就是说,发展经济还需要“自由主义”,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自由主义”较以前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第一,他们提出了对经济秩序的研究,所谓秩序也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第一次划分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其区别、优缺点。这是以前不多见的,引起了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这个问题越来越大的关注,这同时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前苏联在大萧条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和军国主义计划经济中出现的以国家配置资源为手段的方式而着重提出来的,后来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区别甚至一度演变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歧。自由主义学者明确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式都会把经济搞糟,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条道路”。
第二,对自由的理解由无序的自由变为有序的自由。自由竞争阶段的自由主义是无序的,也许因为是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还是刚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强烈的管制和压抑下追求的“自由”必然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纯粹的,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趋向理性化,而且其自身的矛盾不断暴露比如垄断的广泛存在,破坏了原来的无序的自由主义存在条件,使其必然重新理解自由主义的含义,重新制定政策来迎接经济现实的挑战。但他们又不会完全的去管制经济,而放弃自己自由经济的信仰,一切的政策还是基于让市场自由调节配置资源,只是需要维护经济自由发展,即能够使价格由市场自发形成,保持稳定的货币币值使消费者不被误导,另外要有保障私人的财产制度。
第三,反对垄断,主张对竞争的保护和维持即使国民经济在一个可持续的竞争环境中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自由必然导致生产的联合,生产的联合又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 而垄断是德国新自由主义所要规避和排除的,他们不但要排除私人垄断,更要反对社会组织的垄断(例如工会组织就是对劳动市场的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对垄断问题认识的一个飞跃,他们开始正视自由经济存在的问题,而不认为自由主义经济一直是一副优美的田园风光画。
第四,从对劳动者的保护的角度提出了累进税等减少两极分化的措施。要实现劳资的合作,实行“经济人道主义”,提出工人和资本家是社会伙伴,因此经济的发展需要劳资双方的合作。同时,认为实现经济人道主义的实现途径是国家通过税收政策,调整由市场引起的收入的不公平,从而实现公平分配。这也是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减轻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的手段,在工人阶级没有形成一定的力量时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是没有的。
第五,主张国家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即法律制度等方面来对经济有所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较以前的国家观有区别的。亚当・斯密主张“小政府”,而且政府仅仅就是“守业人”的角色,即只是维护国家不受外国侵略,保障社会安定而已;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除此之外国家还要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是通过上层建筑即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而不是直接用经济的手段来干预,强化了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为经济发展铺垫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又保障经济是自由的发展。
理论只有见之于实际才能放射出巨大的光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20年,新自由主义一直是西德的政府的指导思想,以至后来为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研究外国的经济思想关键是看能否为我所用,能否借之以促进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项关乎国计民生的伟大事业。那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呢?我国经历了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跨越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后,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利于经济的长足发展的。当前,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是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大量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就自由主义的三大特征来说,它描绘了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即要求市场自主形成价格;要求稳定的货币币值;保护私有财产即激励制度。仔细想一想我国现存的问题基本都是由于这三个方面没有做到位。随着我国进入WTO以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更紧密了,对于国际上通用的准则和模式我们必须适应,否则就会因为无法融入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而导致边缘化,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进入WTO的一道重要门槛,我国虽说已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只有不断深化对市场的认识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搞得越好,经济就越发展。美国商务部提出了市场化进程的标志: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企业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度;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度;政府对资源的拥有和控制及分配程度;企业生产和定价的程度。从这些仍然可以闪烁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理论光芒的“标志”中我们得到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1]何正斌:《经济学30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