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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165-02
1 引言
美国是当代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同金融体系的发展与金融结构的演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以高新技术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发展中,除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等积极因素外,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流动性资本市场的存在是美国的新技术得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条件,美国的金融市场为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美国金融业一直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济的金融化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特征。
2 美国金融业优化发展的背景
2.1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美国金融业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金融业自身的竞争力。由于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作为以服务为依托的金融业通过加大信息技术的投资实现了内部运营上的“革命”,金融业的电子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不仅开发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延展服务空间,更好地满足客户多样性的服务需求;也改进了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时效性,增强了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从而提高了金融系统的运作效率;另外风险由于防范技术的加强和信息系统的完善而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技术依靠信息技术而不断发展。
信息技术的应用同时改变了美国金融机构的营销理念,银行开始转变经营方式,积极从存放款的中介机构转型为投资理财中心,并以此作为金融机构的重要利润增长点。金融业的发展对信息技术的依赖不断加强。
2.2 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
从20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的金融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避免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并建立健康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美国对金融业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着力于减少金融业的经营风险,通过提高银行自有资本的比例,以增强银行应对不良贷款增加的能力,实现金融秩序的稳定。其次,为进一步提高金融业经营效率,兴起了大改组运动,通过优胜劣汰的原则实现了金融机构的数量大幅度较少。再者,激活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创新。美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措施,促进以投融资方式创新为特征的创业投资制度、以纳斯达克为特征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制度等金融创新。
进入90年代以后,在金融全球化发展及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趋势下,为提高美国国内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开始进行金融结构改革,改组金融机构,重组金融市场。1999年美国政府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它的颁布打破了美国自1933年所确立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分业经营的模式,允许这三大行业的联合经营,美国的金融服务体制也由此开始转向混业经营的模式。同时,美国政府鼓励发展金融控股公司,促进金融机构跨行业的经营和竞争,从而提高了整个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2.3 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绝对霸权地位
美元作为国际通行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特权地位。强美元对外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据美国第一波士顿信托银行估计,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额的约72%。进入美国的国外资本大部分进入了金融市场,购买美国股票、公司债券等有价证券,外资成为美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外国在美国购买的金融资产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02年为1130亿美元,2003年为2800亿美元,2004年为3990亿美元。如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理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以金融霸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同样处在中心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处在。美元的绝对霸权地位有力了支撑了美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中心地位。而对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强美元政策通过吸引大量国外资本的进入有力的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3 美国金融结构的高级化――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
资金的充分流动需要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多种多样的从事不同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有可以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各类金融工具。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结构的高级化需要有一个过程,不仅表现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种类和数量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完善发达的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资本市场的发达使其金融系统拥有了更多的“备用轮胎”,即资金来自许多不同的贷款者和投资者,资金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动和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也促成了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更有效率的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形成。
金融体系的差异一般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金融体系倾向于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美国资本市场上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使得资本市场的组织运行更为有效,在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社会资本过剩的前提下,使两者实现很好的结合。相比其他国家,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是支持美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独特优势。资本市场在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是风险资本的筹措渠道,同时也是风险资本完成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化目的后最好的退出渠道。
充足的资本供给对风险投资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金融机构已经成为风险资金最主要的供给主体。在德国和日本,银行等金融中介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非常大,银行(全能银行)在风险资本的供给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筹措模式符合一条基本的原则:高风险投资的资金应该由愿意并且能够承担高风险的人来提供,各类基金如美国的养老基金成为了风险资本市场上的主要力量。而风险资本的退出是整个风险投资运行各个环节中最重要的环节。美国风险投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具有一个发达的股票市场用于公司控制权的交易。1971年,为给中小企业的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创造途径,二板市场应势而生,世界上第一个电子交易的股票市场纳斯达克在美国开始为2500种在场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提供中间报价。相对而言,德国和日本等国的股票市场的作用较弱,并由此带来公司控股权转让发生的比较少。
美国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反映出了美国金融活动重心的变化。发达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美国新金融结构中的主导组织形式,是美国金融结构高级化的重要表现。
4 美国金融业在新经济发展中的导向作用
金融业的活跃可以为经济的运行机制提供充足的动力,没有金融的现代化就没有经济的现代化。美国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金融结构的不断高级化不仅为美国新“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市场融资支持,并且作为美国金融创新重要内容的风险投资制度的高度发达也是促进美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原因。
4.1 资本市场优化,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伴随着美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创新,资本市场规模快速扩大,为企业融资提供越来越宽松的环境。资本市场的优化发展促使了美国企业的融资理念发生转变,企业纷纷进入资本市场发行企业债券,通过发行债券的形式满足自身的融资需求,这同时也促使了美国的债务结构有了显著转变。另外大多数兼并企业是以大量发行新股来筹集资金的。相比与银行融资等传统融资方式,资本市场上的灵活性、多样化的金融创新工具为美国企业融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已经建立完善的知识型企业融资体系,金融资本向以信息业为代表的知识型企业倾斜,为知识型企业上市、融资创造了许多便利。一方面,美国发达的风险投资资本为处于产业化早期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主要的融资渠道。由于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不仅需要相当规模的资金投入,并且也具有比较高的风险,而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投资制度的出现使得以前不具备进入金融市场条件的一大批具有潜力的风险企业有可能筹集到所需的资本。另一方面,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建立为众多的难以在主板市场上市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融资市场,其宽松的环境使得新企业能迅速获得资金支持,纳斯达克市场把企业家及其创新成果和风险资本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些具有长期性的、风险较高的、科技含量大的,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企业的投资支撑。
4.2 风险投资发达,驱动产业结构升级
世界范围内最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以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近些年来的新兴技术革命毫无疑问是促使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必要基础,然而,技术创新本身并不足以刺激经济增长,新技术实行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具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存在。高新技术商品化的过程需要一定规模的资本投入,而作为传统融资主体的银行的收益和风险间的不对称使得银行不愿对风险企业发放贷款。由此,风险投资这样一种追逐超额的金融利润为目标的新的金融契约顺应而生。风险投资是解决高新技术创新对资本的需求和资本供给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风险投资事实上是一种金融资本,通过获取风险企业一定份额的股权,参与风险企业的经营,并力图通过IPO或产权交易的方式收回投资,退出风险企业。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和繁荣填补了金融市场上由结构和运作规则所决定的市场空缺。
美国依靠其强大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法律环境,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资本融资机制成为了目前世界上风险投资最为发达的国家,有效提高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具有风险――收益特征的金融工具的创新有利于投融资双方的风险承担和报酬安排,使得那些愿意承担高风险的投资者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具有潜力的创新企业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有效刺激了创新活动的商业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金融创新。
美国发展的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比传统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更具有优势。在技术不确定条件下,风险投资公司这种专业化金融中介机构在挑选新技术项目和孵化企业方面有着万能银行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大规模的追求高投资利润的风险资本在资本市场上的流动的满足了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新兴技术产业的融资需求。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进步,金融推动产业技术结构现代化的机制着重体现在它对技术开发转化融资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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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现状分析;发展构想
Abstract:O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nancial market, especially the stock market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form of the city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ast few years, stock market has been developing vigorously in China, but many problems are exposed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because of late starting. This paper lays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main problems of stock market,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developing patterns of stock market in China.
Key words: stock market;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ing pattern
1 证券市场的现状分析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证券市场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初期。 1981年到1987年国债年均发行规模仅为59.5亿元,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发行数额年均达到千亿元。 而1997年已达到2 412亿元。在股票市场上,迄今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已达900余家,上市股票市价总值达2万亿元。 我国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几年,达到了许多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实现的规模,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证券市场自身功能的发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是:
1) 证券市场规模过小。以股票市场为例,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从总体规模看,与国外还有相当大差距,参与股票投资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全世界平均为8%左右,发达国家的比例则更高,如英、美均在20%以上。我国目前股市投资者为3 300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7%。另外,从股市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为30%左右,美、日、英等国均在80%以上,而我国为24.2%,况且在总市值中还包括大部分不流通的市值,如果扣除这一部分,我国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就更低了。由此可见,我国股市规模较小,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较大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我国扩大股市规模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2) 资本市场主体缺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而目前我国企业主体地位非常脆弱。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约束无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特征,企业主体地位残缺。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主体残缺还表现在投资主体主要是个人,其投资的质和量均较低,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比重明显不足。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其机构投资者主要有年金基金、商业银行信托部、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由于机构投资者是专业性金融中介机构,其投资活动具有投资量大、交易费用低、交易风险小的特点,很受大众投资者的欢迎。如美国,每4户人家就有1户向投资基金投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性投资者发展滞后,这使得仅靠若干家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小股民散户所支撑的股市投机盛行,股价暴涨暴跌难以避免,阻碍了股市的健康发展。
3) 市场分割,整体性差。首先,一级市场的发行仍然按地区分配额度,限制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债券地区性发行市场也是按省分派额度(企业债券发行)和按银行分支机构分派额度(政府债券发行)。至于二级市场分割则更为明显,把股票市场划分为A股、B 股和H股,构成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显着的特征;即使在A股中,国家股流通与转让只限于极少部分,而且A股不允许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交叉挂牌,限制了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在股票市场中呈现出A股与B股、H股分割;个人股、内部社会个人股与内部职工股分割,个人股市场与法人股市场分割。如此繁杂的分割,不但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
4) 市场中介机构不完善。证券中介机构从广义上讲就是在证券市场上为参与各方提供服务的机构。我国目前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虽然其业务已涉足证券的承购包销、发行、交易、自营、财务顾问等内容,但与国外投资银行业务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功能缺陷,例如投资银行核心任务之一的购并业务对于我国中介机构来说几乎还未曾涉及。西方国家的公司购并活动大多由投资银行策划完成,投资银行起着搭桥牵线、筹划交易过程、为交易筹措资金和参与交易谈判等重要作用。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中介机构,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重组活动的顺利开展。
5) 流动性不足。流动性是指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流通性强的金融工具,同时又有大量参加流通的主体。检验市场流动性通常可从交易量和成交价的关系入手,二者的关系越密切,流动性就越差。美国股市中二者变化的关系指数为0.01,而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关系指数分别为0.52和0.40,说明我国股市整体流动性是比较差的。造成股市流动性差,一方面与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投资者参与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与国家股不能进行交易、法人股在STAQ和NETS市场交易微弱有很大关系。流动不足使股票价格扭曲,资本流动失去了动力和方向,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抑制。另外,由于国有股不能流通,这将对国有资产的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
6) 资本市场交易工具品种单一、结构残缺。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工具保持多样化趋势。以香港资本市场为例,目前国际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工具中80%以上已被其采用;在股票市场上,不仅出现了期指、期权、认股权证等投资品种,而且这类衍生工具的交投大有超过现货市场之势。香港上市公司在债券市场上的集资形式更为多样化,在债券、票据和存款证3种形式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浮息工具、变息工具、可换投股债券、信用卡应收债券等多种形式,目前在联交所挂牌买卖的债务工具已增至129种。相比之下,我国大陆的资本市场除股票外,5年以上的交易工具几乎没有,而1~5年的交易工具又受到种种限制,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7) 证券市场制度不健全。证券市场制度是支撑证券市场高效、公平运转的基础,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和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等。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无论从制度本身还是从执行上看都存在信息公开不够的问题,表现在一些重大信息披露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极大挫伤了股民、债券投资者的信心。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是指证券投资者在获取有关信息后,被给予证券投资期收益以必要的保障和实现的制度。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很不健全,使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过大,严重措伤了股民的投资积极性。
近年来我国已制定了《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然而证券交易的基本法规《证券交易法》尚未制定,证券法规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导致证券交易的某些环节无法可依,加之对已颁布的法规执行不力,证券交易的违规和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我国1995年发生的“三.二七”国债期货的严重事件,主要原因就是证券法规不健全、监管不严造成的。
2 证券市场的发展构想
2.1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资本市场主体发展
证券市场主体质量的高低,对我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资本市场主体的发展。
1) 取消额度管理代之以核准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对证券发行标准制定较低,这给行政部门行使权力提供了较大空间,政府为企业包装上市,后患无穷。为此,国家主管部门应该严格上市公司审批,提高上市标准,取消或减少行政干预,将证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换之以核准制,使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都能通过竞争达到上市的目的。这样既增强了市场参与的公平性,又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使企业经营者把精力真正放在如何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效益上,而不是通过旁门左道达到上市的目的。国家可以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上市标准,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上市公司的数量,实现股市的扩容,促进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2) 强化上市公司淘汰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不但要转轨,更要转制。而目前有些股份公司上市后不思进取,“穿新鞋,走老路”,把股市看作“圈钱”场所,效益下降甚至亏损。 1997年有11.8%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小于0.05元,如此低的回报会打击股民参与二级市场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股市的扩容。因此,建议对于那些业绩长期不佳的上市公司,证券管理部门应给予警告、停牌直至摘牌,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扩容才会有保障。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关键词:银行管理 发展战略 资本市场 思考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09-059-03
2006年6月,在沉寂一年之后,我国股市新股发行重起,资本市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在2006年6月至8月上旬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就发行了20余只新股。新股发行使商业银行又一次感受到了资本市场对银行经营的直接影响:新股发行第一股中工国际的冻结申购资金额2046亿元,中行发行冻结资金超过5500亿元,7月17日一周五只新股密集发行,更是冻结逾8800亿元资金。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认购,造成资金在新股发行市场所在地和其他地区之间、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大规模转移,增大了商业银行资金管理与运作难度,从而对商业银行内部资金头寸管理以及货币市场运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实,这仅仅是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影响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和表象,为社会经济单位提供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与以间接融资为主要功能的商业银行从来就是相互竞争、相互联系的关系。在资本市场在我国发展日趋迅猛、影响力日益深厚的今天,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过程中,如何定位,如何顺应时势,积极发挥作用,实现银行服务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需要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一、 商业银行功能演化历程
1694年,英格兰银行在英国伦敦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商业银行的产生。最初的商业银行以商业活动为基础,与商业行为和企业的产销行动相结合,以经营票据贴现和向企业发放短期周转性贷款业务为主。发放期限短、流动性较强的商业贷款是早期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特征。但随着工商业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商业银行之间竞争加剧及银行本身对盈利性的追逐,使得商业银行提供的服务领域不断扩大,服务品种日趋多样化,这样,商业银行逐渐演化成一种综合性、多功能的银行。这种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发放各种期限的商业贷款、提供多种金融服务,还可以直接进行各种金融投资,如直接投资于企业、股票等。
20世纪前期,西方经济的持续繁荣促使了资本市场繁荣,商业银行频频涉足投资银行业务。同时各国政府对证券业缺少有效的法律和监管,这些都为1929年至1933年间的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大批商业银行倒闭,这时的各国政府认识到:银行直接介入资本市场,从事证券投资交易是十分危险的。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严格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实行银行、证券分业管理,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人为地分割开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坚持这种银行分业经营管理模式近半个世纪。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技术工具的革新,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以及政府在金融管制方面的创新,西方商业银行逐渐绕过分业管制的束缚,走上了全能商业银行的道路。英国与日本分别在1986年与1998年进行了"大爆炸"(Big Bang)式的金融改革,突破了传统分业管理的框框,实行了全能银行体制。1999年11月,美国颁布了《金融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iley Act),废除了主宰美国银行体制多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准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互相进入对方的领域。这标志着以银行证券分业经营为特征的专业银行体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终结,以全能银行制为基础的现代金融制度确立。
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在1979年以来的二十余年中,商业银行功能也经历了初建――混业经营――严格分业经营等几个阶段。当前,随着银行、证券等法规建设的逐步完善和监管的成熟进步、金融全球化及西方商业银行全能化经营的影响,商业银行走出严格分业经营格局,全面参与资本市场活动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 我国商业银行与西方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服务方面的比较
由于历史发展进程不同、金融监管要求差异以及实践制度安排上的区别等原因,我国商业银行与西方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服务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以下就以商业银行在内地、香港两地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缩写IPO)过程中充当的角色为例,来进行具体的比较与揭示。
(一) 香港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IPO中的角色
香港股市是国际化、成熟的资本市场。由于《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对发行上市的要求,以及历史形成的操作惯例,香港IPO过程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发行人要想在香港股市顺利上市,需要聘请一系列专业中介机构,包括主承销商(承销团)、审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印刷商、公关公司、收款银行、登记公司、路演公司等。在IPO产业链上,商业银行可以承担两类角色,一是投资银行角色,担当发行人的承销商或财务顾问,二是传统商业银行角色,担任发行人的收款银行。
1. 投资银行角色
IPO过程中,主承销商是整个上市项目的总协调人,起着牵头作用;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利用在世界不同区域的营销配售网络和与机构投资者的良好关系,负责股票发行营销。由于各中介机构在IPO项目中或多或少有自身的利益诉求,该诉求与发行人的利益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为解决此问题,发行人会聘请财务顾问在整个IPO过程中进行咨询,以进一步保证自身利益。主承销商(承销商)和财务顾问都是由投资银行担任的。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除了高盛、所罗门兄弟等纯粹的投资银行之外,许多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集团)也在投资银行领域展开服务,如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花旗集团等。香港市场上有中资银行背景的中银国际、交通证券等提供投资银行服务的机构也与商业银行(集团)有着直接关系。商业银行通过向发行人提供主承销商(承销商)和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服务,在发行上市成功后,可获得不菲的承销费或顾问费收入。
2. 传统商业银行角色
在香港资本市场IPO链条上,商业银行还作为收款银行(Receiving Bank),发挥着传统商业银行的作用。香港公开发行(HKPO)采用的是现金申购方式,投资者通过填写纸质的认购申请表格或电子表格,划缴与申请认购股数相应的资金进行申购。在其中,收款银行的作用如下:
1) 在香港公开发行期间通过指定的分行发放招股书和认购申请表,并通过指定分行收集完成的认购申请表和支票(本票)。通常在上市前一周的周一开始在收款银行指定营业网点派发招股书和认购申请表,并于周四上午12:00结束认购申请表和支票(本票)的收取。
2) 及时处理认购申请表(及附带的支票),包括:审查认购表;处理支票,并制作未兑现支票报告;通知认购无效的申请人,并退回认购款项;对每份认购申请表及附带的支票或银行本票进行分批和编号;向主承销商定期提交状态报告;将全部有效和无效认购表连同统计报告提交登记机构。
3) 管理发行人的认购资金。收款银行保管认购申请表格所划缴认购资金的时间一般有5至7天。收款银行根据与发行人约定的利率(如HIBID隔夜减若干百分点)向发行人计付认购资金的利息。
4) 由于收款银行不止一家,发行人通常指定一家收款银行担任首次公开发行的人(the Nominee)。人的主要功能是:建立人账户,代表发行人最后接受全部认购款项;在中央结算系统(CCASS)建立CCASS 电子认购服务;建立电子认购账户,管理电子认购款项;处理退款支票;在香港公开发行结束时,代表认购成功的申请人将集资净额转账给发行人等。
5) 为投资者提供融资服务。香港的商业银行,包括收款银行,向认购新股的投资者(包括个人)提供融资服务。出于竞争需要,各银行还竞相推出优惠的贷款利率。收款银行由于与IPO项目的关系,在此项业务上更具竞争优势。
通过开展收款银行业务,香港的商业银行主要获得以下几大类收入:一是纸质认购表格的处理费收入;二是认购资金的运作收益;三是认股款贷款融资收入。而收款银行中的人更可获得电子表格认购资金的运作收益等。
(二)国内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IPO中的角色
与香港IPO相同,内地IPO也采用现金申购方式。除了网下定向询价发行之外,主要在网上公开发行。网上发行阶段类似于香港IPO中香港公开发行阶段,不同的是,在内地,一方面投资人申购新股要通过与交易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申购时须持有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和在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另一方面申购的技术手段比香港先进,完全通过交易系统申购,不存在填写纸质认购申请表格的认购方式。与发行方式相适应,内地申购资金结算占用的时间也较短,共三个工作日。
在内地IPO中,商业银行主要担任结算银行的角色,并提供新股验资服务。我国《证券法》中规定,证券结算中的交易结算资金、市场保证金、风险基金等必须全额存入指定的商业银行。具体来讲:
* 网上申购日(T), 各地投资者通过与交易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进行申购委托,并足额缴纳申购款。
* T+1日,各证券交易网点将申购资金划入登记公司的结算银行账户。后转入结算银行验资专户进行资金冻结并验资。
* T+4日,由登记公司向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未中签申购款,再由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投资者;同时登记公司将中签的认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资金交收账户。
从上述商业银行服务过程中,不难看出,商业银行主要获得的收入是结算手续费收入,由于结算业务是商业银行向社会提供的基本业务品种,所以结算手续费收入是商业银行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结算服务时都可获取的收益,并不具有为资本市场服务的特性。此外,从理论上讲,获得大量认股资金的商业银行可以获得认购资金的运作收益,但由于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发育的不充分性,三个工作日认股资金运用的充分性和盈利性是十分有限的。
(三)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主要业务
从上述资本市场IPO业务国内与香港商业银行提供服务的比较中,可以直观地发现,香港的商业银行已在新股发行中确立了自身成熟的角色与位置,已将各项服务渗透到新股发行全过程,并获取相应的利益。相比之下,内地商业银行对IPO的参与是十分有限的,也是比较被动的。国内商业银行缺少了两大块可以获得收益的业务,一是投资银行业务,二是向股票投资者贷款业务。仅从新股发行这一资本市场活动中就可以看出国内商业银行对资本市场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与西方商业银行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的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服务除了最基本的结算服务之外,主要集中在为证券、基金等机构提供中间业务上,如银证转账业务、基金业务等。此外,还有顾问咨询业务、证券质押贷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证监会正式出台《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借款)、"资产证券化"(Securitization)业务等。这些业务基本属于资本市场的业务。
三、 充分发挥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积极作用
商业银行功能的演进告诉我们,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竞争与融合,商业银行突破传统银行服务范畴,提供全功能的金融服务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我国商业银行在与资本市场共生发展方面与西方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这里面,除了金融管制与相关法律法规等客观制约原因之外,还存在商业银行的主观认识不足问题,认为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分别为社会经济单位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融资方式,对商业银行全功能化的作用认识不足。
商业银行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业务,开展全功能经营对商业银行自身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一是可以积极应对资本市场发展而导致的商业银行"脱媒化"(disintermediation)倾向。所谓银行"脱媒化"是指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时,更多地脱离以银行为媒介的间接融资方式,转而采用直接融资方式。商业银行资金面、客户面等都受到资本市场的冲击,造成间接融资需求下降,存贷款利差逐步缩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下降。这就迫使银行要寻找传统银行业务以外的新市场,为直接融资提供相应服务,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二是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有利于增强客户对银行的忠实度。三是有利于银行现有网点、人员等资源作用的充分挖掘与发挥,通过开展资本市场业务等丰富现有资源使用内涵,达到进一步降低相对营运成本的目的。四是通过实现资产多元化,有效分散银行经营风险。五是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各条线业务的交叉销售,如国际上大型商业银行在争取并非有绝对优势的IPO承销项目时,采取凭借雄厚资金实力开道的策略,先期入股发行企业,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该企业下一步发行上市的主承销商。六是有助于缩短国内商业银行与国际商业银行的差距,增强我国商业银行参与金融全球化竞争的能力。
面对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面对商业银行全功能经营的趋势及积极的作用,面对与西方商业银行的差距,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资本市场中去,建议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 发挥结算银行作用,发展资本市场链条上的相关客户
资本市场的各项业务离不开商业银行的结算服务,无论是证券经营机构、还是机构投资者,如基金、大型集团财务公司和保险公司,无论是登记公司,还是新股发行人,都需要银行的结算服务。银行应积极拓展资本市场链条上的机构,将其发展成系统客户群,在实现结算资金系统内循环的同时,加深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监管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状况改善,商业银行还应更加积极发展与上市公司的业务往来,以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信用风险,扩大中间业务收入。
(二) 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积极开展产品创新
资本市场为商业银行在传统业务之外提供了广阔的产品创新平台,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办的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产品中,大部分都是金融产品创新的产物。商业银行在深入发挥现有产品作用的同时,也要积极主动,进一步开拓创新,根据客户需求,适时推出具有资本市场特点的特色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产品。
(三) 做好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准备
在资本市场中,投资银行是最活跃的中介机构,投资银行业务既是资本市场的核心业务,也是资本市场链条上附加值最高的业务。虽然目前我国监管政策尚不允许混业经营,但综合经营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商业银行可以有意识地适当进行人才与业务储备,先从发行企业融资券、开展一般财务顾问、公司理财、项目融资等业务着手,做好全面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准备。这样,一旦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可以立刻积极参与证券经纪、证券承销、私募发行、兼并收购、投资咨询等资本运作活动。
(四) 在监管允许的前提下,开展资本市场筹资、融资业务
在国家金融体制创新,法律法规框架许可的范围内,商业银行一方面可以利用资本市场,通过主动负债,增加负债来源,调整负债结构,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分期付款债券等。另一方面,在规范经营,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为资本市场投资者提供贷款支持,扩大银行证券投资收益来源。
高杠杆和泡沫化风险只要持续存在,“政府市值管理”的火种就不会熄灭。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由于“三期叠加”使得经济进入“新常态”,诸多新问题也开始或主动或被动的凸显。主动的比如地方政府债务的去杠杆和去隐性担保问题,被动的比如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的趋势性景气下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房地产问题作为“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风险,其自然演化带来的是经济下行和信用风险的暴露。
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已由2014年一季度末的1.04%加速攀升至11月底的1.31%,在此背景下,中国由银行体系主导的间接融资出现了惜贷甚至抽贷的现象。各项贷款余额增速由2014年初的14.3%下降至11月的13.4%,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速更是由2014年初的17.5%持续下降到11月的14.1%,这在客观上要求更大力的发展直接融资,这或许也是政府部门多次发文大力促进资本市场的初衷所在。
通过资本市场以股票或债券等金融工具进行融资都属于直接融资范畴,都能够规避银行信贷主导的间接融资风险和低效,但作为债务高度集中在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高杠杆经济体,显然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市场比债权融资更具合理性和吸引力。
对政府部门来说,“后地产时代”的宏观背景导致广义财政更加捉襟见肘,通过证券化盘活国有资产是财政和国企“脱困”的绝佳选择。所以,在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和过度投机的条件下,呵护和促进股票市场平稳向好发展,或如某些市场人士所说的“政府市值管理”,作为本轮牛市的火种仍未熄灭。
“改革预期”的燃油在短期内难以证实或者证伪,仍将引导火势阶段性或结构性的明暗。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但除金融改革和简政放权外,多项关键改革仍可说尚无实质推进。举例来说,深改组第七次会议关于相比第五次会议在基调上反而更趋谨慎,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国企改革在混合所有制和激励制度上的未来推进力度仍有很大不确定性,改革的曲折或是新旧利益集团斗争仍胶着的折射。
改革预期短期仍难证实或证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15年定调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预计2015年在一些政策的敏感时点仍将不时洒出改革预期之油,带动阶段性或结构性的火势蹿升。
更重要是关注增量资金的风向,风不止则火不灭。风可能起自银行资金、产业资本、海外资金或居民储蓄,以及各种杠杆的鼓风机。这些风可从融资融券余额、保证金余额、EPFR、离岸人民币ETF折溢价率来观察,但最难观察也最重要的是银行体系(通过配资、伞形信托结构产品等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渗出到资本市场的资金。
武断一点说,2014年股债双牛的根源就是央行的宽货币未传导为宽信用而淤积在银行体系的资金推动,实际上美欧危机后经历的股债双牛行情大体也受益于同样一股风。
一、我国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
1.企业资本结构缺乏弹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保持一定的资本结构弹性是灵活适应金融市场的必要条件。在我国,大多数企业筹资渠道狭窄,主要依赖于国家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而且,
长期的经营效益低下和相互拖欠款现象严重使得企业信用严重受损,使企业很难获得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等有价证券的资格。
2.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偏高。在企业缺乏内源融资的情况下,只能依赖于外部资金供给,而长期以来单一的融资体制,又限制了企业从外部资本市场补充资金,因而企业融资长期依赖于银行贷款,形成了居高不下的负债率。而目前我国的企业流动负债过多、长期负债较少。流动负债具有期限短、风险大的特点,企业过多的流动负债直接导致企业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偿债风险。
3.股权结构不合理。股权结构反映了企业多元化程度和集中程度,从而反映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目前,我国企业中主要存在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国家股票和法人占绝对控股地位,社会公众股比重偏小,缺少对国有产权的约束和监督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二、资本结构是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资本结构目标是使价值最大化。从企业财务角度看,主要是指在企业全部资产的资本来源中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它通常可用资产负债率或产权比率等指标来表示。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并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如何使资本结构成为企业最佳的资本结构,已成为当前企业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2.现实中不同行业的企业资本结构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这说明,不同行业的企业由于受企业特性的影响,资本结构也是不同的。不同行业之间资本结构的差异,说明最佳资本结构存在的。如果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的话,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应该是随机分布的,但是事实却表明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说明不同行业的企业在资本结构的选择上是存在差异的,这暗示着不同的行业存在着各自的最佳的资本结构。
3.最佳资本结构是动态的。最佳资本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最佳资本结构因时而异,此一时,彼一时的资本结构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在上一期达到了最佳资本结构,就认为当期的资本结构也是最佳的,因而对最佳资本结构的追求,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不断优化的过程。影响资本结构的诸多因素都是变量,即使资本总量不变,企业也不能以不变的资本结构应万变。
三、企业最佳资本结构的确定方式分析
1.准确认识衡量资本结构的标准。企业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都是围绕企业目标进行的。因此,衡量企业资本结构好坏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有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企业的目标在于实现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的市场价值一般是由权益资本价值和债务价值组成的,其大小受预期收益及投资者的要求收益率的影响。预期收益率通常与公司的息税前盈利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增减企业的债务不会影响息税前盈利。这就是说,如果改变资本结构能够使企业的价值发生变化,其影响不在企业的息税前盈利方面,而在企业的资本成本方面。
2.清晰最佳资本结构的取值。由于受到人们认知能力的限制,人们对最佳资本结构的认识没有达到完全认识的程度。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如何实现最佳资本结构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本文认为,最佳资本结构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次优资本结构,第二层是指理想的最佳资本结构。平时我们所讲的最佳资本结构,都是指理想的最佳资本结构。本文认为,理想的最佳资本结构是企业长期的、持续的追求目标。理想的最佳资本结构是一个具体的数值,而不是一个区间。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企业并不能在任何时刻都能达到理想的最佳资本结构。并且,受认知能力的限制,关于理想最佳资本结构的决定依据与取值,人们还没有达到充分认识的地步。理想资本结构是一个在理论上存在,但是在现实中却非常难以达到的资本结构。
四、不断优化最佳资本结构的途径分析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资本结构动态优化机制。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出资者的财务约束及资本市场、经理市场、银行机构等多种约束机制的共同作用,保证出资者的根本利益。我国应针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扭曲,建立资本结构的结构动态优化机制。企业资本结构应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协调,不断适应发展战略对资本结构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由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处于经常性的变化之中,资本的构成情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资本结构总是呈现动态的状况。对于资本结构的管理,应强化公司的财务预算约束,强化出资者对公司的监督,建立利润分享计划,使公司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促使经营者敢于有意识地负债筹资。
2.充分发挥债券市场的功能,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特征为股票市场发展迅速,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这不利于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我国企业对股权融资呈现出强烈的偏好,这与MM理论的分析结论相背,原因是我国发行债券的资格审核认证比股票上市严格得多。显然,较高的债券发行门槛减弱了企业追求负债纳税节约的愿望。
3.提高资产赢利水平,强化企业自我积累能力。企业债务不断沉淀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产盈利水平低下、缺乏效率,企业自我积累机制严重弱化。为此,要增强内部融资的能力,就必须努力提高企业资产盈利水平,增加企业的自我积累。
关键词: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价值报告;价值驱动
一、国内外关于会计目标的主要观点
1.国外主要观点
人们对会计目标的研究是从模糊趋向清晰的。目前,存在的主流观点主要有两种,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于这两种观点也有很多不同看法。AICPA所属的特奋伯罗德委员会曾发表了一份“财务报表的目标”报告认为,财务报表的基本目标就是提供“据以进行经济决策的信息”。FASB(SFACNo.1.1978)认为,财务报告的目标广泛集中于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财务报告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是提供对经营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而不是确定这些决策应该是什么样的信息。IASC(1989)认为,财务报表的目标是提供在经济决策中有助于一系列使用者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济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的信息。AARF(1987 )认为,通用目的的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制订并评价稀缺资源配置有用的信息。…它还可用作管理当局免除向报告使用者所承担的受托管理责任的手段。ASB(l991)认为财务报表的目标是提供有关企业的财务状况、业绩和财务适应能力。以便对一系列广泛的使用者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有用的信息。可见,目前决策有用观已占上风。
2.国内主要观点
我国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形成的基本观点以西方两种主要流派为基础。但是,关于我国会计应确立何种目标却存在诸多的争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单一目标论”。“单一目标论”包括“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采用“受托责任观”作为现阶段我国的会计目标。这种观点认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资本市场不会在企业的筹资上发挥主导作用,企业还是通过直接投资来获得大部分资本;受托责任关系将以国家与企业经营者为主,委托人与受托人直接接触。所以,会计的目标应以委托人为服务对象,向其报告受托人责任的履行情况。另一种观点认为应采用“决策有用观”作为现阶段我国的会计目标。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是为各种信息使用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各种信息使用人”包括以投资人、经营管理者、债权人为主的使用者及其他社会公众。这不仅符合我国当前情况,也符合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发展趋势。
(2)“混合目标论”。 除“单一目标论”外,还有一种“混合目标论”的观点,它融合了“单一目标论”的两种观点,是对“单一目标论”的综合。即主张会计目标以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并行。这种观点认为,虽然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有了长足发展,但仍处在初级阶段。相对全社会的资本总量而言,资本市场所吸纳的资本数量较小。会计信息使用者群体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显著差别。当前,我国会计信息使用者群体可按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划分为两大部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使用者群体与非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使用者群体。这些群体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各有其特点。他们认为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并不矛盾,是并行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
(3)“阶段目标论”。最后一种观点是对“单一目标论”和“混合目标论”的综合,我们可以称之为“阶段目标论”。 这种观点认为,对于我国会计目标的确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适用受托责任观;市场经济发展到中期以后,则要兼顾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重点应是决策有用观。由此可见, “阶段目标论”并不是对“单一目标论”与“混合目标论”的简单综合。它与“单一目标论”中的 “决策有用观”不同,也与“混合目标论”在适用时期上有别,因此实质上也不相同。
二、我国会计目标定位的思考
1.我国经济环境的影响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现阶段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主体仍然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而国有企业大多由国家独资经营,国有控股企业多数又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非通过资本市场,而是采取委托人(国家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机构)与受托人(企业经营者)直接接触的形式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方兴未艾,而现代企业制度也尚未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初期,资本市场既不发达也不规范,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发挥作用。我国上市公司在大中型企业总数中只占小部分,就这些上市公司而言,国有股一般占其股本总数的一半以上,且不参与流通,严格来说,它们也并非资本完全自由流通的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国家必须保有对关系国计民生企业的控制权,不允许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的资本过于分散。由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资本市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并不能占主导地位。那么,就可能更加偏向于受托责任观。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发育,我国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过去的企业管理部门、政府管理部门单一服务对象扩大到投资者、债权人、有关政府管理部门、企业管理人员和潜在投资者等。
而受托责任观认为会计信息的服务对象就是资产的委托人,其是服务对象是单一的。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信息的服务是相关利益主体,包括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部门、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潜在投资者,它的服务对象是多元的。为满足广大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即从服务对象来看决策有用观则更加合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信息产业的崛起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两个多世纪的工业经济形态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知识的生产与运用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它极大地改变了财务会计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财务会计一系列的变化。它要求提供信息的速度快捷及时,要求反映企业的知识资产,要求提供实时财务报表,提供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时态信息。这些信息均要求与决策高度相关,会计要满足时代对会计信息的要求,就应把目标定位为决策有用观。
2.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相互间的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融入国际经济潮流。加入WTO是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会计标准要在主要方面与国际惯例协调。这样一方面便于外国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我国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发展潜力,以决定是否在我国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企业凭借会计这个商业语言来展示自己,以利于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我国企业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就必须采用国际公认的会计准则编制会计报表。这就要求我国在会计准则方面与国际惯例协调,走决策有用目标导向型的道路。
从以上分析可知:社会经济环境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和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资本市场不发达或欠发达的条件下,信息使用者主要通过已经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来考察受托者对托付财产或资源的管理与经营责任的履行情况。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能有效运作的环境中,会计信息使用者仍然关心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而且更加关心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使其确实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使得会计信息决策的作用举足轻重。那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目标应该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并行。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者的重要性也是不同的,近期来看,应以受托责任观为主,决策有用观为辅。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成熟,决策有用观的重要性将会逐渐显现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进行融合。
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并行的可行性分析
现行财务报告存在固有的缺陷,无法有效地实现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者的融合,因此,有学者引入了价值报告的概念。企业价值报告的目的在于透过企业信息披露的改善,提高企业的透明度,让投资者充分了解企业价值之所在,以期能进一步将企业的价值彻底呈现出来。通过企业价值报告可以将企业的重要价值信息完整地披露给所有企业信息需求者,让这些信息使用者在获得完整并且相关的信息后据以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公司的研究结果,价值报告重视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行为的相关信息的披露,这些行为通常称之为“价值驱动”。由此可见,企业价值报告强调价值驱动。
决策有用观认为,财务报告应该提供有利于现存的可能的(潜在)投资者进行合理投资、信贷决策的有用信息。理论上讲,所谓有用信息,就是与特定投资者的特定决策相关。首先,对于价值报告而言,信息使用者指的是关注企业发展并与企业价值相关的使用者,包括潜在的和现有的使用者,但是这些使用者有的存在决策行为而有的没有决策行为,有的现阶段没有决策行为但不排除以后涉及决策行为,因此,与其将其称之为信息使用者倒不如称之为企业价值相关者,这样就包含了未来可能有决策行为的潜在信息使用者。
其次,决策有用观认为对于信息使用者而言,有助于决策的就有用,不能用于决策的则无用。企业实质上应该披露价值信息,这样企业价值相关者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信息来作出决策。企业价值是依附于企业而存在的,对于企业价值的研究,其客体为企业本身,主体即为对企业有影响的相关者或所有者,按照价值理论“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可以说明企业的价值就是企业对企业价值相关者的有用性,那么,没有有用性的东西就没有价值,而企业价值报告以反映企业价值信息为主,即可以说企业价值报告的主体特征是有用性。而且判断与划分企业价值信息的依据是企业价值相关性,实际上,学术界关于财务报告的改进意见中所列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以及历史性信息与前瞻性信息,这些类别的信息均有一个共同的综合特征,即与企业价值相关,也因此可以将其综合归纳为价值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价值驱动。价值驱动使得企业反应的信息始终体现的都是与企业价值相关的信息,也就是有助于决策的信息,这与决策有用观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关于受托责任观点,委托人委托的是资源,受托的是管理资源并使之价值保值增值的贵任。在此观点下作为资源的受托方承担着如实地向资颐委托方报告其受托声任的履行过程与结果,考察受托方资任履行清况则是通过受托方是否使企业价值增值,是否达到了企业价值最大化,所以受托方向委托方披露的信息理所应当的是企业价值信息,即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企业价值信息或价值驱动因素。
由此可见,引入企业价值报告不仅可以解释决策有用观,而且可以合理地解释受托责任观目标,以致于达到两种观点的真正融合,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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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证券市场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到1987年国债年均发行规模仅为59.5亿元,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发行数额年均达到千亿元。而1997年已达到2412亿元。在股票市场上,迄今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已达900余家,上市股票市价总值达2万亿元。我国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几年,达到了许多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实现的规模,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证券市场自身功能的发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是:
1)证券市场规模过小。以股票市场为例,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从总体规模看,与国外还有相当大差距,参与股票投资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全世界平均为8%左右,发达国家的比例则更高,如英、美均在20%以上。我国目前股市投资者为3300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7%。另外,从股市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为30%左右,美、日、英等国均在80%以上,而我国为24.2%,况且在总市值中还包括大部分不流通的市值,如果扣除这一部分,我国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就更低了。由此可见,我国股市规模较小,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较大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我国扩大股市规模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2)资本市场主体缺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而目前我国企业主体地位非常脆弱。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约束无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特征,企业主体地位残缺。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主体残缺还表现在投资主体主要是个人,其投资的质和量均较低,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比重明显不足。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其机构投资者主要有年金基金、商业银行信托部、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由于机构投资者是专业性金融中介机构,其投资活动具有投资量大、交易费用低、交易风险小的特点,很受大众投资者的欢迎。如美国,每4户人家就有1户向投资基金投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性投资者发展滞后,这使得仅靠若干家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小股民散户所支撑的股市投机盛行,股价暴涨暴跌难以避免,阻碍了股市的健康发展。
3)市场分割,整体性差。首先,一级市场的发行仍然按地区分配额度,限制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债券地区性发行市场也是按省分派额度(企业债券发行)和按银行分支机构分派额度(政府债券发行)。至于二级市场分割则更为明显,把股票市场划分为A股、B股和H股,构成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使在A股中,国家股流通与转让只限于极少部分,而且A股不允许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交叉挂牌,限制了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在股票市场中呈现出A股与B股、H股分割;个人股、内部社会个人股与内部职工股分割,个人股市场与法人股市场分割。如此繁杂的分割,不但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
4)市场中介机构不完善。证券中介机构从广义上讲就是在证券市场上为参与各方提供服务的机构。我国目前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虽然其业务已涉足证券的承购包销、发行、交易、自营、财务顾问等内容,但与国外投资银行业务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功能缺陷,例如投资银行核心任务之一的购并业务对于我国中介机构来说几乎还未曾涉及。西方国家的公司购并活动大多由投资银行策划完成,投资银行起着搭桥牵线、筹划交易过程、为交易筹措资金和参与交易谈判等重要作用。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中介机构,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重组活动的顺利开展。
5)流动性不足。流动性是指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流通性强的金融工具,同时又有大量参加流通的主体。检验市场流动性通常可从交易量和成交价的关系入手,二者的关系越密切,流动性就越差。美国股市中二者变化的关系指数为0.01,而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关系指数分别为0.52和0.40,说明我国股市整体流动性是比较差的。造成股市流动性差,一方面与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投资者参与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与国家股不能进行交易、法人股在STAQ和NETS市场交易微弱有很大关系。流动不足使股票价格扭曲,资本流动失去了动力和方向,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抑制。另外,由于国有股不能流通,这将对国有资产的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
6)资本市场交易工具品种单一、结构残缺。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工具保持多样化趋势。以香港资本市场为例,目前国际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工具中80%以上已被其采用;在股票市场上,不仅出现了期指、期权、认股权证等投资品种,而且这类衍生工具的交投大有超过现货市场之势。香港上市公司在债券市场上的集资形式更为多样化,在债券、票据和存款证3种形式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浮息工具、变息工具、可换投股债券、信用卡应收债券等多种形式,目前在联交所挂牌买卖的债务工具已增至129种。相比之下,我国大陆的资本市场除股票外,5年以上的交易工具几乎没有,而1~5年的交易工具又受到种种限制,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7)证券市场制度不健全。证券市场制度是支撑证券市场高效、公平运转的基础,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和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等。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无论从制度本身还是从执行上看都存在信息公开不够的问题,表现在一些重大信息披露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极大挫伤了股民、债券投资者的信心。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是指证券投资者在获取有关信息后,被给予证券投资期收益以必要的保障和实现的制度。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很不健全,使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过大,严重措伤了股民的投资积极性。
近年来我国已制定了《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然而证券交易的基本法规《证券交易法》尚未制定,证券法规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导致证券交易的某些环节无法可依,加之对已颁布的法规执行不力,证券交易的违规和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我国1995年发生的“三.二七”国债期货的严重事件,主要原因就是证券法规不健全、监管不严造成的。
2证券市场的发展构想
2.1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资本市场主体发展
证券市场主体质量的高低,对我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资本市场主体的发展。
1)取消额度管理代之以核准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对证券发行标准制定较低,这给行政部门行使权力提供了较大空间,政府为企业包装上市,后患无穷。为此,国家主管部门应该严格上市公司审批,提高上市标准,取消或减少行政干预,将证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换之以核准制,使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都能通过竞争达到上市的目的。这样既增强了市场参与的公平性,又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使企业经营者把精力真正放在如何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效益上,而不是通过旁门左道达到上市的目的。国家可以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上市标准,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上市公司的数量,实现股市的扩容,促进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2)强化上市公司淘汰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不但要转轨,更要转制。而目前有些股份公司上市后不思进取,“穿新鞋,走老路”,把股市看作“圈钱”场所,效益下降甚至亏损。1997年有11.8%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小于0.05元,如此低的回报会打击股民参与二级市场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股市的扩容。因此,建议对于那些业绩长期不佳的上市公司,证券管理部门应给予警告、停牌直至摘牌,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扩容才会有保障。
2.2增加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应根据居民、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不同投资与筹资需求,在考虑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不同组合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门类齐全的资本市场交易工具。特别是可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增加证券品种,拓宽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可转换债券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证券,它首先作为一种债券,享有一定的利息收入,同时能以一定条件换成股票,兼备了债券和股权证两种证券的性质。可转换债券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它对活跃证券市场的特殊作用与独特地位是其它证券品种无法替代的。应该说,可转换债券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资本市场具有更大的激活作用,可以丰富证券品种,扼制过度投机。除可转换债券外,还可考虑进一步发展期货、认股权证等其它金融衍生工具。因为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价格风险将会突出,必然要求金融市场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价格发现机制,而传统金融工具难以完成,只有引入衍生金融工具才可达到转移风险、重新分配的目的,进而满足市场需要。衍生金融工具还能促进相关基础市场的流动性,形成均衡价格,合理安排资源配置。在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时应立足国情,着重发展以规避风险和保值为主的衍生金融工具,而且要做到立法与监管先行,对于投机性过强的诸如股票指数期货等可暂缓发展。
2.3大力发展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
发展投资基金,增加机构投资者是改善当前投资主体结构失衡、提高市场活动水平、使资本市场逐步趋于规范的重要措施。这对于扩大证券市场规模、强化投资功能、减少投机性和盲目性,使我国股市长期稳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地推动投资基金的发展,应做好以下工作:
1)扩大投资基金的发行数量。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仅一百多亿元,在股市中所占比例还很小,远不能起到稳定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高达近5万亿元,如果有10%用于基金投资,就会给证券市场注入近5000亿元的资金,这将极大缓解股市的扩容压力,又能化解一部分银行风险,可谓一举两得。同时,投资于基金的风险较股票小,收益又较债券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投资工具。
2)增加投资基金的种类。在今后基金的发行中,可以开设多种不同投资方向、不同投资风险的基金品种。例如,可设立企业重组基金为企业重组提供资金支持,也可设立专门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的基金来支持国家产业政策,还可设立在债券与股票市场有不同投资比例要求的基金。这样可以使广大投资者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不同风险基金,从而大力推动投资基金的发展。
3)逐步发展其它机构投资者。目前可对保险公司开展证券投资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完善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养老基金等进行证券投资,以起到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2.4逐步解决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
国有股上市流通是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国有股作为股份资金本身就要求具有资本的流动性,这是市场条件下进行资源配置的基础。第二,国家作为国有股的股东常常因为需要调节财政收支平衡或调整产业结构而收回投资,可是国家股不能上市流通,以上目标就无法实现。有人认为国家股上市流通,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资产与资金只是形态上的改变,不存在流失问题,资产不流动、不能发挥效益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此外,国家也需要通过国有股上市流通来回避或降低投资风险。第三,国有股上市流通也是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开放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当前国有股上市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模式:
1)国有股单独设市流通。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国有企业实现战略性改组的需要,同时由于未与A股、个股并轨流通,也不会对A股、个股市场形成直接冲击。将国有股单独设市流通还可使国企间的收购、兼并等重组活动公开化、市场化,促进国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自觉努力增强竞争力,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2)国有股与A股个股合并流通。可以根据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额来对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进行缩股,从而大大缩小上市公司中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的规模,以便在缩股后分阶段上市,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对个股的冲击,同时也不会对新股发行造成过大压力。否则按现在的路走下去,每上市100亿新股,市场的总面值就会增加400亿,这样,矛盾的累积会越来越多,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大的变化,股市就会有崩盘的危险。
2.5加快立法进度,规范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是高度信用化的市场,只有建立起严密的法律体系,各交易环节严格按法规操作,才能保证交易活动的安全和可靠,保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降低证券交易风险,使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应尽快制定《证券法》及与其相配套的法规制度,使证券交易活动的各环节有法可依。同时在法规制定后,严格贯彻执行,加大监管力度,对在证券交易活动中的违法违规活动,一定要严肃查处,对那些置国家政策法规于不顾,从事严重证券交易违法活动的当事人要给予坚决打击,使我国证券市场尽快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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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 资本项目可兑换 国际投机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8-041-02
引言
按照国际收支口径,通常将一国货币可兑换的程度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完全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一种货币不仅可以在国际收支经常性往来中,将本国货币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而且可以在资本项目上进行自由兑换。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所必须面临的问题。中国政府自1996年12月1日顺利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此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正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且一直在积极有序地推进,此间大部分文献的观点是主张谨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王国刚,2003)。当时虽然存在争议,但文献表明已有不少学者提倡加快实现人民币可兑换进程,代表人物有管涛(2008)、丁志杰(2007)等,认为2010年应该是宣布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的最后时点,甚至提出应该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宣布更为合适。可是自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媒体、公开讲座等形式发表放缓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观点,而支持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声音越来越弱。
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发展现状
2004年底,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的43项资本项目交易中,我国有11项实现可兑换,11项较少限制,15项较多限制,严格管制的仅有6项。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改革,较多限制和严格管制的项目越来越少,目前可以说人民币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部分可兑换。IMF所列的43个资本项目分布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里(见表1),其中资本项目包括资本转移(有形资产和债务减免)和非金融资产(专利、版权、商标、经销权等无形资产)的收买及放弃。IMF所列的13大资本项目中除了不动产交易以外其他项目都包含在金融项目中。所以,通常资本项目的开放就是指金融项目的开放。金融项目包括引起一个经济体对外资产和负债所有权变更而产生的交易。因为金融项目的交易具有投资性质,所以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将金融项目根据其性质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三大类。从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现状来看,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基本没有限制(只有投资领域的限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有所放松但仍然有行政许可管理;证券投资的外汇管制有所放松,采用的方式是允许外国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FII)对内投资且只能投资于B股市场,允许国内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DII)对外投资,不过两者的投资额都有限制;对居民对外借债(除了贸易信贷)一直是全口径严格管制,对外放贷有较少管制(见表1)。
我国加入WTO时,承诺将逐步开放资本市场服务业。其中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以及证券业的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即将结束,我国资本市场将面对更加开放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我国承诺的证券业开放底线也面临着进一步松动的压力,开放的领域和部门也有进一步拓宽的趋势。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趋势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然而,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具有“新兴+转轨”双重属性的特殊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将给我国的经济金融运行和金融监管带来许多难题。同时,资本市场仍是股票市场占主导,缺乏多层次、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交易体系,市场参与者的结构不合理,有力的监管与完备的监管框架尚未形成,这些因素都给金融完全开放与资本市场国际化之间带来一定矛盾与冲突。
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利弊分析
当前人民币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但相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仍明显滞后。尽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体系、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能力、提升外汇管制效率的迫切需要。当前的金融危机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了良好机会。
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一把“双刃剑”,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尤其是短期资本大量无序流动,将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甚至危及一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总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危机爆发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各种经济矛盾激化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但一些危机爆发国家和地区过早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促成”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1.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的收益。就我国实际来看,资本项目可兑换后的收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资本管制的解除会修正生产要素流动的扭曲机制,使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一方面减少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促进资金在全球的流动,进而使得整个经济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商品劳务的国际流通,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缺少资本的项目可以更容易找到资本;愿意向外投资的人可以分摊投资风险。特别是企业,它们会在开放资本账户中找到许多好处。如果它在国外设有许多分支,在不同的国家投资,当本国的市场转入低潮时,它在国外的投资赢利可以弥补国内的损失,保持总体利润,反之也一样。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能带来更多的回报,反过来就会刺激储蓄与投资,也就会促进经济增长。
(2)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使外汇市场趋于完善,国内外金融业的共同竞争有助于降低国内金融市场的成本,而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效率。资金的国内外合理分配也有利于分散资金风险,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开放资本账户还可以减少一些投机性活动带来的压力。比如,目前人民币有升值预期时,大笔资金主要由美元转回国内,都要换成人民币,更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一般来说,用人民币购买流进的大量美元,必须发行更多的人民币,那就有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但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其它债券来吸收这些人民币,所以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是,对付这些投机性的资金转移会越来越困难。如果要控制人民币供应,必须说服商业银行持有更多债券,或者减少信贷,那就意味着让商业银行减少利润。这对银行不仅不公平,也不利于银行“消化”自己的不良贷款。扩大人民币的交易幅度,允许升值,是一种选择,另一种选择就是让部分多余的中国资本流出去,进行冲销。如果人民币是可自由兑换的,理论上讲可能愿意向外转移的人很多,就会自然削减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2.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的风险。在资本项目开放带来许多收益的同时,开放资本项目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由于三元悖论的存在,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的冲突。“三元悖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末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大金融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而放弃另外一个。从中国当前的状况看,大致可以说是以人民币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而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主要特征。这为我国开放经济下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目标的选择提供了不同的路径,例如,在放松资本管制的同时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逐步推进市场化的浮动汇率。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出口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汇率的频繁大幅浮动增加了进出口的风险,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势必会削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2)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国际资本的流动,特别是大量短期资本的频繁流动,会增加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风险。一旦受到国内外的冲击,容易引发金融危机或受到别国危机的传染。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经济体制又处在转轨过程中,因此需要对资本项目中的一些子项继续实行适当的管制,其主要目的在于:一是防止我国资本大量外逃而严重影响境内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二是防范境外短期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境内而冲击境内经济和金融的平稳运行。毫无疑问,无论是发生资本大量外逃,还是境外短期投机资本大量流出入,或者是两者同时发生,都将导致国内经济和金融的严重动荡。这种状况必然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我国对资本项目中的一些子项继续实行管制,一方面是由我国现存的各种具体条件所决定的,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的考虑,是从维护全球利益角度作出的选择。
三、应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策略
金融投资机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的投资主要以短期“投机”目标为主,根本不是以改善上市企业经营为目标。但是,由于市场上的竞争机制,使得众多的“投机者”向某些方向集中,客观上起到了惩罚经营效果不好、奖励效益优秀企业的作用。换句话说,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是金融市场运行的结果,而不是金融投资机构个体行为的后果。我们要想让金融活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重要的是在于培育中国自己的金融市场,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从外国引进一两个金融投资机构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市场问题。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考虑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同层次的诸多方面。而其中最亟待解决且有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成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抓紧时间完成相关配套改革。虽然加快资本项目开放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可相对紧迫的是利率和汇率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2005年以来实施的汇率制度改革使得汇率市场化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国民经济已经适应了汇率变动的现实,目前的稳定状态是否说明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呢?只有实现浮动汇率制才能验证。所以趁中国内外经济状况仍保持着相对于世界经济的优势,而且人民币汇率还在升值期间内,应该尽快加大汇率波动幅度使其逐渐趋于均衡汇率。这有利于我国价格体系的国际接轨,保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和抗风险能力。近两年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展已有所加快,除居民和企业的存贷利率、企业债券发行利率以外,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外币市场存贷利率及货币市场利率都已市场化。可目前我国的利率体系仍是双轨制的,银行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相隔离,加快实现二者并轨显得非常重要。
2.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外来冲击。资本项目开放是一把“双刃剑”,相对于严格管制时期更容易带来外部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历历在目,尽管其中原因并不都是因为资本项目的开放,但毕竟外汇管制是一道防火墙,一旦推倒就不太容易重新垒起,所以各国经验表明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强劲渗透,长期靠管制来保护国内资本市场固然不可取,但也不能无视风险。观察各国经验不难发现,一国良好的宏观经济状况、合理的汇率制度以及充足的国际储备是开放资本项目过程中避免风险的关键,中国在这些方面与众多已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要好得多,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大量短期资金的快速流动也是导致金融风险的催化剂,所以对于短期资金的流动需要格外关注。在这方面除了依靠国际监管,国内也需要采取利率、税率等各种经济手段来提高短期资金的流动成本以防范风险。
3.重视国际合作,加强金融监管。中国是个开放的大国,对国际经济的融入度已经很高,如果在中国产生金融危机,也必然会影响到全球经济,所以构建国际联合监管体系的重要性凸显。经过这次金融危机,可以预见国际监管合作和监管力度会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环境有望得到改善,这也是人民币顺利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最好机会。中国已经和IMF、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展开广泛的合作,截至2009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我国香港金融管理局以及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五国中央银行签订了金额达65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这些都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力保障。在目前已有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申请加入OECD等途径参与联合行动机制及争取国际金融领域更多的话语权。
在WTO规定的中国金融业开放过渡期期满后,国际金融资本将会大力进入中国的金融领域,这对国内金融机构而言不仅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竞争,可以进一步促进和提升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能力,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提高市场效率,实现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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