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市场的看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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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范文

据经济观察报，2003年10月27日报道，香港骏溢期货公司联合文莱国，将于年内在文莱 交易所正式推出中国统一指数期货（以下简称中指期货）。对此指数的推出，国内的业内相 关人士反应比较冷淡，甚至有些满不在乎。他们认为，由于是在文莱上市，远离中国大陆， 因此中国的市场主流投资者及中小散户只能望洋兴叹，而且市场本身对参与者有很高的职业 要求，更增加了进入的门槛，故不会吸引很多的国内资金。其二，该指数的主要目标客户群 是QFII, 但现在是QFII本身都没怎么参与中国股票现货，故没有很大兴趣直接参与该股指。

其实，这样的看法不免过于肤浅和表面化。只要我们稍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似乎 心血来潮的“股指期货’带给中国的影响很可能是巨大的。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该股指期 货推出的大背景：2003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3个年头，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指日可待 ；中国已经正式实施QFII制度；而且即将推出的QDII（摩根大通预计最快明年第二季度就正 式推出）。同时伴随着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的游资热钱势必疯狂涌入中国（据有关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有近400亿的热钱从日本和美国流入），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的外来资本 越来越庞大。而深沪两个交易所分别拥有各自股票指数的情况，已难满足国际资本投资中国 市场的需要。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全面反映沪、深两地的综合指数。同时，由于中国长期缺少 一个综合指数期货，缺少一个资金对冲机制，而使投资者的风险无法化解，更会牵制投资者 的长期投资信心。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和市场的要求，中国指期货应运而生。简言之，中指 的推出是一个客观的必然。既然客观上有了这样的需求，那么就需要相关的产品来满足。这 样，作为资本市场体系中最活跃的股指期货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那么它的推出，到底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呢？下面就让我们分析一番 。首先，看看中指期货的主要目标客户群QFII。的确，从当前情形来看QFII好像不会对此太 热心。因为中国政府现在批准的QFII资金也就9亿美元左右，相对于中国高达上万亿RMB的资 本市场来说的确是九牛一毛。但，不要忘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保护期限终将过去。一 旦中国金融领域全面开放，加上对中国人民币升值的虎视眈眈，大量的国际游资热钱势必会 疯狂 (其形式也许不一定以QFII的形式出现，可能是更隐秘的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涌入中国 。要知道资本的首要特征就是追逐利润。它们的目的就一个：投资或投机中国资本市场，分 享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厚利润，以及由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收益。但是中国的市场历来是 瞬间万变，风险极大，加上外国投资者本身对中国市场的不熟悉，更何况他们自身还直接或 间接带着投机目的，更加大了他们进入中国这个还不成熟市场的风险。为此，他们会想办法 ，通过相关金融产品来降低这种高风险。此时，中国指期货无疑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再者，就国内而言。虽然现阶段投资者的主流的确是以中小散户投资者为主。但只要看 一看成熟的资本市场（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市场），我们就会发现机构投资者成为主流将是其 发展的大趋势。而且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更加快这种转型的速度（ 近几年中国基金公司数量的快速增加便是最直接的证明）。一旦中国机构投资成为主流，那 么伴随着中国QDII制度的实施，国内的资金势必大量进入以香港股市为主的国外资本市场。 为规避投资国际资本市场的各种风险，文莱中指期货必将成为QDII的最好选择。当国内资本 市场的主流资金参与中指期货，该指数对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影响就会大大增加。同时，也 不能排除国际游资为了获利，转而直接炒作国内的股票市场。一旦国内和国际的这两种资金 流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势必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造成强大冲击波。那时，文莱中指的 变动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甚至可能影响到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如果到那时我 们才意识到它的这种巨大影响，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

当然我们不否认中指期货在促进和活跃中国的资本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我们更需要 做的是积极的研究和防控它可能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本身就存在 着许多先天性的不足，甚至有着致命的制度漏洞。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又是如此的脆弱。一旦 被别有用心的投机者钻了空当，那对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伤害将是致命的。众所周知，中国 的监管部门在人才和能力方面一直严重不足，谁也不敢保证假如投机者通过对中指的炒作使 中国产生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候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化解危机。因此我们绝不能把中国统一股 指期货的推出不当一回事。而应该未雨绸缪，提前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早研究相 应对策。只要我们把握了主动权，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那我们就肯定能有效的掌控和防治 中指期货的负面影响，更好的发挥出它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而这一切最基本的一点 就是相关的部门和人士必须从现在真正重视它。

第2篇：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范文

・由于缺乏一个建立在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全球沟通机制，使得全球资本市场和监管体系的信息流通不够，且未能达到应有的运作效率，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

・在扼杀全球经济增长的方式中，最确定的一种就是监管法规未能跟上市场实际发展。建立“全球资本市场工作组”，就是旨在确保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集中注意力，紧跟当今互联、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在过去几周内，美国财政部、欧盟负责财经事务的机构以及金融稳定论坛，纷纷就全球资本市场监管法规的改革和现代化问题发表报告和提出建议。

由于金融市场全球化和复杂化程度日益加深，相关发展及监管频频超越单一国家法规的范围，因此，对于相关法规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上述改革建议，部分是针对当前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提出，其他则旨在确保市场长期高效运作和不断提供经济机遇。但我个人认为，改革欲取得更高成效，还应采取另一举措，即有必要建立一个持续的、全球性的多边对话机制。在此对话机制下，来自资本市场各个相关领域、代表公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金融专家们汇聚一起，就公共政策的方向和私营部门的业务操作进行互相交流。

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一个类似的制度化对话机制。虽然各界人士为建立一个健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金融市场作出了大量可贵的努力，但缺乏一个建立在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全球沟通机制，使得全球资本市场和监管体系的信息流通不够，而且未能达到应有的运作效率，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

我们设想这一对话机制可称为“全球资本市场工作组”(Global Capital Markets Working Group)，旨在确保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集中注意力，紧跟当今互联、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莫过于私营部门将在世界市场中获得的信息和看法，以及他们每天在跨境活动中的经验，以一种有效的方式与各地相关政策部门和监管机构共享。

推动这些信息共享、加强彼此间的观点交流，将有助于监管机构采取相应措施，从而在推动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增强市场稳定性。

鉴于当前全球资本市场种种备受关注的变化，这一努力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从下面三方面的变化来考虑：

首先，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其金融基础建设，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全球资本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去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其次，全球资本市场的复杂程度也在增加。我们看到，高度复杂的结构性金融产品大量涌现，例如抵押贷款债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s，简称CMOs)、债务抵押债券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简称CDOs) 和信用违约掉期 (Credit Default Swaps, 简称CDSs)等，这些高度技术化的产品，即使投资者自身对它们的了解也并不总是那样透彻。

再者，由于全球资本市场愈益复杂、联系愈益紧密，资本流向出现重大变化――从西方流向东方、从公有部门流向私营部门、从发达市场流向新兴市场、从受管制投资领域流向不受管制的投资领域，市场对于及时、透明和可靠信息的需求上升。

随着上述及其它变化的迅速演变，金融监管法规只能努力跟上变化的步伐。每当步伐未能完全配合时，被削弱的金融基础建设和投资者信心，将妨碍资本市场发挥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

此外，我们亦可从美国现行监管体系中的一些不足之处着眼，来理解金融监管现代化的必要性。

美国财政部最近的“金融监管体制现代化蓝图”(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文件提出，美国现行监管体系“存在若干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一家监管机构拥有监控系统性风险所必需的所有信息和权力。”有鉴于此，美国财政部在文件中强调，有可能会发生“严重影响金融体系，以致会使美国实体经济遭受负面影响”的事件。

目前，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还在就如何改进各自的金融监管问题争论不休。有关各方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变化与全球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确，市场治理的法律责任依然是各地监管机构的事情，但不同地区之间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更好的协调，包括：监管理念，风险监察，提高透明度的措施、标准，以及最佳实务方案及原则，以提高全球资本市场的效率，增强其竞争力和稳定性。

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因此，我由衷地希望，金融市场人士能积极致力于建立“全球资本市场工作组” 对话机制。我同样深信，在当前各方面正酝酿制定过去几十年来最为全面的监管改革方案之际，此工作组可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鉴于全球资本市场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决策者不应各自为政，私营部门也应积极地与各界共享关于市场发展的知识。然而，我们需要一个各方认同的机制，持续推动和促进由世界各地相关代表们的参与和集体交流。

第3篇：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范文

历经十年甘辛,

笑傲资本江湖

“1999年8月,当时的国泰和君安两大证券公司完成合并。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次合并,使国泰君安得以实现历史性转轨,从而也翻开了中国证券业发展史新的一页。”

尽管当年那次合并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已渐渐消逝,但作为亲历者之一,祝幼一的心头仍有着一份浓浓的历史沧桑感。自2003年出掌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董事长以来,祝幼一经历了一步步抛下缠绕在国泰君安身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并最终实现以全新的姿态纵横于资本市场的突破。对国泰君安今天的成就,祝幼一颇以为豪:十年来,国泰君安在行业内确立的优势,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一是资产质量优良,资本实力排名前列,目前净资产、净资本在行业内均排在第三位,在非上市证券公司名列第一;二是公司业务全面均衡,创新优势明显,初步形成了基础较好、综合全面、创新突出的业务优势;三是集约化管理模式形成,改革优势凸现,基本建立起适应市场发展趋势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四是人才基础雄厚,人才结构、梯队配置、专业水准和创新能力,均在业内和客户中享有盛誉;五是风险控制能力较强,基本做到内控严密、运营安全;六是品牌优势显现,影响力不断提高,品牌价值连年稳居券商首位,2008年进入中国品牌百强。

而内地投资者更关注的,是国泰君安在2008年以来的一连串傲人的数据:2008年,国泰君安实现股票、基金、权证交易总金额4.63万亿元,位列全国券商首位; 2008年股票主承销金额176.90亿元,位列全国第二,债券主承销金额259.59亿元,位列全国第三;截至2008年底,国泰君安证券受托管理的集合理财产品规模60.1亿元,行业排名第二,其中“君得益”产品收益在券商权益产品中位列第一。

在国际业务方面,国泰君安证券2007年10月获得QDII资格,是当时最早获得此项资格的4家证券公司之一;2003年起开始开展QFII业务,先后为汇丰银行、恒生银行、渣打银行多家著名国际投资机构提供QFII服务,在客户数量、资产规模和交易金额等业务指标上名列国内前茅;国泰君安期货公司率先获得IB业务资格,首家取得国内金融期货全面结算业务资格,并成为中金所“1号会员”……

人才和技术,

是国泰君安的两大法宝

“十年来国泰君安在业内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优秀的管理团队、专业的研究机构、便捷的数据系统、完备的服务,成就了今天国内名列前茅的国泰君安。”这是很多专注于券商研究的分析师对国泰君安的共同印象。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成立的十年间,证券行业经历了全行业的综合治理,很多老牌的证券公司在市场的严峻考验下轰然倒下。国泰君安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在“剩”者中称王。祝幼一将此归功于若干个“坚持”:一是坚持以人为本,重视队伍建设,调动和发挥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形成群策群力、同心协力的氛围;二是坚持合规经营,赚取阳光利润,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争取更大的效益;还有坚持改革创新,提高公司的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益……

2008年,是中国股市惨痛的一年,就在这一年里,中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近70%。然而就在这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海啸中,在国泰君安的利润表上,依然显示其2008年投资收益高达69.5亿,在上海证券报主办的“2008年度中国最佳证券经纪商暨理财产品评选”上,国泰君安更是获得了“2008年度最佳证券经纪商”的称号;在股指和成交额一路走低的不利影响下,国泰君安经纪业务的收入仍保持相对稳定,市场份额位居行业首位;同期的自营业务,也保证了业内领先的投资收益水平。

“以管理求效益”是国泰君安的准则,在多年来资本市场的沉浮中,祝幼一始终把团队管理作为最实际的抓手。通过对组织结构进行多次的大幅度调整,逐步锻造出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现在,国泰君安的研究所也是国内券商中规模最大、研究实力最强的证券研究机构之一。国泰君安现有研究人员中90%具有硕士以上学位,20%具有博士学位。在研究过程中,团队逐渐形成了贴近市场、贴近客户、贴近业务的研究风格,并且在市场策略研究、行业与公司研究、金融工程以及发展战略研究等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

现代金融业,离不开信息化。便捷的数据系统是国泰君安管理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由宽带DDN、宽带中继与高速卫星通道组成的网络平台,是国泰君安在同业中能崭露头角的立身之本。

在全国客服中心的基础上,国泰君安在业内领先推出互联网创新服务――智博汇以及手机证券服务――易阳指。2008年6月25日,中国证券行业第一俱乐部品牌――君弘财富俱乐部诞生。这是国泰君安继智博汇、易阳指之后的又一重大服务创新,首次在国内以俱乐部形式为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服务。

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

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应该具有多重功能――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场所。不过,祝幼一经常向同事们强调的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国外同行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还有着“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社会责任。

毋庸置疑的是,十年来,国泰君安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稳定发展的资本市场,是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平台。政府投资的效果要最大化,就离不开稳定发展的资本市场这个平台来带动民间资本的跟进。一般而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可以带动3―6倍的间接融资。因此必须在稳定市场运行的基础上,多渠道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使资本市场成为集聚民间投资力量、增加社会投资、扩大内需的重要平台。

“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一般要占到整个融资额的50―80%,我国近十年来直接融资比重只维持在10―15%的水平。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企业债市场不发达、金融衍生品市场品种单一,投资者难以通过各种交易工具来进行套利和锁定风险收益。因此,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祝幼一心目中,未来的发展空间会有多个演化版本,但归根结底,还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第4篇：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 虚拟资本 货币政策 货币供应量 利率工具

一、虚拟资本及其历史发展

1.虚拟资本概念。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概念最早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马克思认为，“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每个确定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的”。由此，人们把股票、债券等能够带来确定的、有规则货币收入的所有权证书虚拟化为资本，它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有价证券作为虚拟资本的载体，相对职能资本来说，第一，它不是劳动生产物，本身没有凝结价值；第二，它不能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能作为职能资本；第三，职能资本是现实的资本，它的市场价值取决于现实的市场评价，而有价证券是非职能资本，它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第四，它不是价值符号，而是价值收益索取权的证书。价值符号是价值实体的代表，能兑换不能增值，有价证券能增值。

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层出不穷，交易方式也日益多样化，有价证券无纸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因此，马克思在特定年代提出的虚拟资本概念无法涵盖具有虚拟资本特征的各种资本凭证，而虚拟资本概念在国内目前还缺乏统一的界定，但可以理解为，虚拟资本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又同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并且有相对独立运动规律的各种资本凭证。

2.虚拟资本历史发展。虚拟资本是实体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逐步产生的，并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纵观虚拟资本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虚拟资本的产生阶段。现代银行信用制度的出现标志着虚拟资本的真正产生，一方面银行信用为虚拟资本的产生提供了货币制度基础，因为银行信用的货币创造功能使货币数量实现了成倍增长，这种增长并不代表经济发展中现实货币的增长，因而使得货币的虚拟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银行信用使借贷资本多倍于现实资本并多次参与现实资本增值的分割，使财富向银行业集中，从而使虚拟资本获得了快速的增长与发展。

虚拟资本的发展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融资方式的多样化，单一银行信用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债券、股票等虚拟资本形式应运而生，并加速了虚拟资本向虚拟经济的转化进程。这种过程表现在，一方面债券股票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催生了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有价证券的市场化使社会经济逐步走向虚拟化。同时，伴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的虚拟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虚拟资本的快速膨胀阶段。20世纪70年代资产证券化（ABS）的出现标志着虚拟资本的快速扩张阶段正式开始。各种抵押贷款（住房、汽车等）、银行和企业各类应收账款等一切稳定的收入流都可以被证券化，或者在一些低信用等级的证券中加入较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并用其作为抵押发行新的证券，从而提高其流动性。由于这些信贷资产及初级证券本身就是虚拟资本，因此证券化产品不仅扩展了虚拟资本的种类，也使经济的虚拟化程度更高。随后风行全球的金融创新浪潮中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其保证金交易制度使衍生品市场交易具有多倍的放大效应，即杠杆效应，使虚拟经济不仅从增长速度也从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

3.虚拟资本的效应评价。虚拟资本的发展有其正面效应也有不容乎视的负面效应。就其正面效应来说，可以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促进资本的集中，加速资本的周转。但其极易成为投机的工具，造成虚假繁荣，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大大缩小整个社会的支付能力；随着银行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发展，生息的货币资本不仅不反映现实资本的积累，而且自我扩张，导致生息资本与现实资本供求出现明显差别，生息资本的过剩或不足，不反映或不完全反映现实资本的过剩或不足，增大了调控宏观经济的难度。

二、虚拟资本积累对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围绕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等四个基本问题展开。因为货币政策终极目标仅仅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却没有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数量依据，因此，为了在运用货币政策过程中能及时了解政策工具是否得力，预测政策目标能否实现，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是否正确以及确定后能否达到预期调节效果，将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终极目标能否实现。其选择必须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第一，可控性。银行通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对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节，能够较准确地控制该中间目标的变动状况及其变动趋势。第二，相关性。中间目标必须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具有密切的连动关系，中央银行通过对中间目标的控制和调节，就能够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第三，可测性。中间目标对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反应能力。中央银行能迅速、准确地收集到相关指标的数据资料，并且便于进行定量分析。第四，抗干扰性。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许多外来因素或非政策因素的干扰。中央银行所选择的中间目标必须使货币政策能在干扰度较低的情况下，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调节作用。

遵循以上原则，不同经济学家对到底应该选取何种金融变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提出不同的看法。一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的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他们认为利率对投资、总支出、收入等国民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而利率可以由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调节，因此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利率是理想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另一方面，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主张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各国的实际运作实践来看，目前多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1.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受到的冲击分析。随着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许多国家外源融资由过去的以传统的银行信贷融资为主转向以证券融资，尤其是债券融资为主，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出现，使得传统的较为理想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有效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一方面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货币供应量的范围难以界定。到目前为止，各国货币当局是以流动性的强弱来界定货币范围的。然而，虚拟资本种类的不断增加和虚拟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增强了不同金融资产之间的可替代性，因为金融衍生工具的替代性和避险功能使得各类资产在流动性上趋于相似，改变了作为交易媒介的资产和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产的构成，从而使得货币当局难以清晰地区分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由于对货币的界定变得十分困难，因此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受到较大冲击。

其次，货币供应相对量和绝对量的改变。由于不同资产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替代关系，货币供应量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比如股票和存款这两类资产，当股票的收益率较高时，存款就会离开银行进入资本市场购买股票，于是 下降；反之，当股票收益率下降或投资者获益后，又会将新增收入存进银行，使得 上升。这种货币供应量的经常变化，为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实际操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再者，实际货币供应量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一致。以股票发行和交易为例，股票作为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取得了两重的存在，即股票发行筹措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各个部门，形成现实的资本，遵循产业资本的运动规律而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着价值增值。而股票一旦进入二级市场进行交易，则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并不直接相关。一般来说，股票市场越发达，市场交易越活跃，股票市场值越高，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总成本减去一级市场的融资总额而形成的资本漏出额就越大。由于漏出的货币并未转化为对经济发展起支持作用的货币资金，从而使名义货币供应量与实际货币供应量之间出现不一致，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货币量应该是实际货币供应量，否则会降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另一方面，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打破了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物价间的稳定联系。稳定物价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在虚拟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根据一定的物价稳定目标来确定货币的供应规模及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因为货币只有在商品市场上被吸收。而在虚拟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是可自由转换的，不同市场间的收益差成为引导货币流动的指挥棒。当居民对商品市场产生较为悲观的预期，而资本市场具有稳定的收益时，中央银行稳定物价希望进入商品劳务市场的资金会转而进入资本市场，此时会使中央银行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失效。为使物价从低谷中走出来，中央银行就须加大货币投放。但由于资本市场不可能永久繁荣，一旦某种因素导致市场反转，货币又会从资本市场大量流出，其中的一部分会推动物价上涨。因此，在虚拟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在货币供应量和物价稳定之间没有经验可谈。

2.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受到的冲击分析。高度发达的虚拟资本市场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为复杂，增大了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可预期性。一般而言，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官方利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而中央银行具有改变官方利率的能力则因为它是“高能货币”的垄断供给者。

官方利率变动的效应通常通过两个渠道进行传递：一是货币市场。官方利率的变动首先直接传导到其他短期批发货币市场利率，这种利率的变化进一步对长期利率产生影响。如果市场预期长期利率也会下降，投资必然增加，使实体经济的产出水平扩张。二是资本市场。根据股息贴现定价模型，官方利率的下降最终会促使虚拟资本市场上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并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居民消费，促使企业投资的扩张和银行放贷能力的增强。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会表现为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得以实现。

然而从各个国家最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并不那么简单，突出表现为利率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利率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价格的涨跌反过来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倒在加强。以中国为例，以前央行调息对股市的影响为利率上调，股价通常大跌；然而近几年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利率上调，股价不跌反而上涨。

之所以出现这种与理论分析相反的情况，主要是投资者对利率变动本身的关注在下降，反而将利率的变动视为判断经济景气状况的信号：利率上调意味着经济具有增长趋势，而利率下调则意味着经济出现衰退。

显然，在利率变动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价格产生相反影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效果能否实现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虚拟资本的虚拟性使得其与实体经济又不断发生偏离，这种偏离通常表现为虚拟资产的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危害的严重性使得政府不能不对其予以高度的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抑制。措施之一就是提高利率，但提高利率能否有效地制止泡沫的生长，则取决于利率的提升幅度能否改变资本市场上的收益预期。只要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收益（包括预期收益）超过短期利率水平，中央银行提高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就无法抑制资金继续流入资本市场。而如果短期利率高于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收益，又会使投资者对资本市场产生悲观预期，投资者将不断离开资本市场，由于预期的自我强化效应，这种资产价格的下降通常以暴跌的形式出现，对实体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可见，无论是资本市场处于暴跌阶段还是处于暴涨阶段，利率政策的调控效果都十分有限。

三、货币政策面对虚拟资本积累的改革建议

以金融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虚拟资本积累破坏了传统的货币供求机制，不管是货币需求还是供给都因此变得不确定，货币政策的可控性降低，加大了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同时也加大了政策的操作风险，稍微的政策偏差可能将诱发严重的宏观经济震荡。

因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当适应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重视社会公众对市场的反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化。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货币供求机制的变化，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有效性正在逐渐减弱，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应当及时调整，适当考虑选择以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中间目标。

参考文献：

第5篇：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范文

>> 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起点 从沪港通看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沪港通将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什么？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从沪港通到深港通 沪港通倒逼A股改革 “债券通”推开内地资本市场新大门 基于“沪港通”的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实证检验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适时启动深港通 内地资本市场应向香港学习些什 资本市场“倒金字塔”之困 资本市场高频改革圈点 问路资本市场改革 资本市场改革五举措 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 资本市场：改革开始了 沪港通交易低迷倒逼制度改革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摩根大通中国首席执行官方方:“人民币国际化可倒逼资本市场改革” “沪港通”加速内地股市“成熟” 资本市场“韩流” 理解资本市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沪港通倒逼内地资本市场改革 沪港通倒逼内地资本市场改革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谭保罗")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 2014年11月17日，上交所鸣锣开市，沪港通正式启动。

纵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两种颇有智慧的经验：一是基层和局部的试点，然后全面推广，二是以外部力量倒逼内部的改革。实际上，这两种经验的共同点都是试图寻找到克服阻力的杠杆，把阻力降到最小。

改革的阻力之大，尤其以金融改革最为典型，其中，直接融资领域即资本市场的改革最为艰巨。A股长期的疲弱，和改革阻力之大以及改革停滞之久不无关系。而沪港通的启动，则明显是要寻找杠杆、克服阻力，从而倒逼改革。

但从目前启动的情况看，沪港通提振A股信心的作用被过分强调，但倒逼改革的效果尚未显现。对A股而言，改变“政策市”和“信心市”的现状，不能单靠一次迷你型的管制开放，而是有赖于更为彻底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 国际标准

沪港通的雄心不是联通上交所和港交所，而是联通内地中国资本市场和世界。

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鸣锣启动。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两个不同文化、不同法制环境中的股票市场实现了互联互通。从沪港通的批准试点到最终启动，历时不到半年，和中途夭折的“港股直通车”相比，本次沪港通可谓神速和高效，也可见推行的迫切。

对于沪港通而言，由于香港投资者可以通过相法定程序和操作步骤实现对内地股票的投资，那么这种外部力量的加入，无疑会给监管者形成巨大的压力。

而在此前的11月1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等部委就沪港通试点及QFII、RQFII等税收政策问题做出了说明，明确对内地个人、香港个人（企业）买卖港、沪股差价3年内暂免征收个人（企业）所得税。可以说，沪港通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多部门的 “合力推进”，无疑是得到了高层的坚决支持。

乐观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而沪港通的正式启动出台，则是以上改革的重要步骤，将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实现“两地资本市场的融合”。

沪港通最直接的意义是突破了跨境资本管制的藩篱。按照我国资本管制的相关规定，在沪港通开通之前，国外投资者如果希望投资A股市场，只能通过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QFII和RQFII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仅限选定的机构投资者投资A股，而沪港通对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开放。

在内地个人和企业的对外投资方面，投资者目前要进行海外投资，只能通过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进行，而沪港通则提供了内地投资者直接投资港股的机会，而仅仅对投资者设了“50万元资金门槛”的限制。

近年来，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在港股不断上市，港股的总市值在全球一直稳定在前三位置。而在IPO方面，港股甚至长期独占鳌头。但随着内地经济放缓和主要国企的上市完毕，港交所的“活水”开始逐渐“干涸”。特别是阿里巴巴近期“弃港赴美”，更是对香港市场产生了不小的信心冲击。因此，在不少观点看来，中央推动沪港通的启动，必然有刺激港股信心的作用。

另有乐观派认为，“互联互通”的真正目的可能在于经验的交互借鉴，特别是以港股的先进经验来推动A股的制度建设。沪港市场联通后，境内外的投资者将同时能够参与A股和港股这两个过去完全独立的市场。那么，投资者的诉求必将促使两个市场在监管制度、交易机制、产品创新等各个方面相互借鉴。

对比A股，香港市场产品体系完整，除股票外，还有结构性产品、衍生权证、牛熊证、股票挂钩票据、期货及期权等。而目前，A股市场主要是股票现货市场，衍生品只有沪深300股指期货，其他种类缺乏。当两个市场联通后，差异将有助于加快内地市场的改革创新。

事实上，上海借鉴香港经验的迫切性已经很明显。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资本市场的“国际地位”正日益和中国的大国地位相背离。

以全球著名大摩指数（MSCI全球指数）为例，“中国内容”一直有所空缺。在业界，MSCI全球指数是欧美基金经理人对全球股票市场投资的重要参考指数，MSCI指数所组成的股票，都是大型股票，是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风向标，也代表了一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和健康程度。

目前，尽管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公司针对中国股民推出了以人民币计价的A股指数，但这个A股指数是独立的国内指数，并非属于MSCI国际股票指数的一环。换句话说，A股还没有得到国际知名“标准”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一步发展本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接轨”的愿望正逐渐强烈，这是沪港通“如期”启动的重要推动力，也体现了高层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考量。 倒逼改革

沪港通的价值并不局限在让A股得以对接资本市场的“国际标准”。一直以来，金融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艰难的板块。而改革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在于改革者能够在合适的时候，通过和国际的接轨来实现对内部改革的倒逼。在早先开放的间接融资领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目前，中国在间接融资领域的开放程度高于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领域。随着中国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成立外资独立法人银行和人民币业务的全面放开，外资银行和内资银行相比，基本上拥有了“国民待遇”，绝大多数内资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外资银行都可以一视同仁地经营。

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步伐之所以如此之快，很大程度在中国加入WTO产生的倒逼机制。因为，按照“入世”的要求，中国银行业需要履行开放义务，应在规定时间内取消对外资银行经营地域、客户对象和其他方面的非审慎性限制，即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

在外资银行进入内地之初，内资银行惊呼“狼来了”。有分析认为，对外资银行的开放的确遇到不少的阻力，但由于加入WTO的文件具有“强制性”效力。因此，在这种压力之下，改革者的底气更足，同时也能在和改革阻碍者的博弈中寻求“法律依据”。与此同时，这种倒逼机制在为外资银行“让路”的时候，也对内资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经营改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在资本市场，目前还缺乏这样的倒逼机制。以QFII为例，由于有额度限制，不少外资基金很难在A股形成足够的话语权，更无法成为一种倒逼力量。更有QFII的资金被委托给内资基金公司予以管理，全然忽略了当初引入QFII的政策初衷。

对于沪港通而言，由于香港投资者可以通过相关法定程序和操作步骤实现对内地股票的投资，那么这种外部力量的加入，无疑会给监管者形成巨大的压力。举例而言，目前内地多对投资者提起的证券诉讼采取监管部门不查处，则“不予立案”原则，而香港投资者如果在A股市场遭受利益损害，则会形成新的投资者、违法者和监管部门的“三方博弈”，这必将有利于A股“依法治市”的建设。

更重要的是，香港市场较为科学的市场结构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内地股市。以市场投资者结构为例，A股仍是散户主导的市场。2013年，A股总成交金额中机构投资者占比不足20%。相比之下，2013年，港交所现货成交金额中各类机构投资者占比达80%。换言之，如果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对内地市场的投资，那么将一定程度改变A股长期的“散户炒作”式投资习惯。

事实上，即便就散户而言，A股和港股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按照一组统计数据，A股散户平均持股约为40天，而港股散户则约为240天。可以看出，内地散户短线炒卖的倾向远超过香港股民。因此，有分析认为，沪港通的推出，不但将大幅度提高海外投资者投资内地资本市场的力度，扩大沪市的机构投资者规模，同时也会推动市场投资理念向“更成熟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人民币的图谋

除了对内部改革的倒逼效应之外，中国以资本市场改革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图谋也日渐清晰。

目前，香港居民每日的个人兑换人民币上限为2万元，每日向内地银行账户汇款的上限则为8万元。沪港通推出之前，香港金管局取消了居民每日2万元人民币兑换上限。新措施生效后，香港居民可以无限量兑换人民币，但汇款限制暂时不作调整。显而易见，沪港通将增加对人民币的需求，而有关措施的配套，将更加方便人民币的交易。

近年来，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市场，早已初具规模。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透露，目前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已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具有一定深度及规模，因而开放平盘离岸价自由兑换不会有大问题。放宽限制可令人民币买卖增加，同时，市场将有可能开发更多人民币理财产品，令人民币业务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台阶。

可以说，沪港通似乎是为人民币的跨境自由流动“量身定做”的改革之策。不少分析认为，沪港通的真实意义并不局限于资本市场，同时也是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关键布局。沪港通的港股通和沪股通两端都是用人民币结算，这样就会增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以沪股通而言，投资者需要将手中的美元、欧元换成人民币，然后才能投资A股市场，而结算都以人民币进行。

除了促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并由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之外，沪港通对资本项目开放的撬动作用尤其受人关注。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沪港通的启动，很大程度便是三中全会设定改革目标的具体化。借助沪港通这一平台，沪港两地的金融类资金可以在一定额度内自由流动，其实质是资本项目的有限度开放，将为未来完全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打下基础。

不过，美好的目标和现实总是存在差距。数据显示，11月24日是沪港通开启进入第二周，但港股通的内地投资者参与度依然不够“给力”，截至当天收盘，仅交易1亿多元，与每日105亿元的最高限额相比不及零头。相比而言，沪股通的热度明显高于港股通。

为何会出现“北热南冷”的格局？有观点认为，重要原因是目前的港股处于高位，而内地A股“牛市”刚刚启动，香港投资者进入A股市场愿望比较强烈。

乐观的看法容易忽略更为关键的因素。实际上，沪股通开放的投资对象主要是蓝筹股，而香港投资者对这一类股票一直有较好的投资偏好;相反，香港股市同样以蓝筹为主，而内地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散户一直偏好小盘股，因此通过港股通投资蓝筹股并不具有吸引力。换言之，沪港通暂时还无法改变两个市场的巨大差异，反而会被这种差异所制约。

第6篇：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范文

内涵与界定：自主性治理机制

投资者关系管理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几十年发展过程中，虽然所处的国家经济环境、法律制度、文化特点上有所差异，但各国投资者关系协会、股票交易所和监管机构对投资者关系的内涵、本质、目标和手段等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第一，投资者关系是公司战略之一，它的理论基础是金融、市场营销、沟通和公司治理；第二，投资者关系管理面向的对象是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既包括个人投资者也包括机构投资者；第三，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主要手段是双向的互动沟通，它与财务信息的单向信息披露有本质不同，网络技术的出现为这种沟通方式提供了更加有效的途径；第四，投资者关系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充分的互动沟通降低投资者风险，维持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并通过有效管理创造关系价值。

公司治理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要合理地配置信息权、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并提高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从国家层面上对契约执行的法律制度是实现这一基本目标的基本途径，是上市公司履行投资者权益契约的“底线要求”，但这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是强制性治理，是为了达到法律法规对公司治理最低的规则性要求而进行的单向的强制性信息披露。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者日益成熟，上市公司要从被动迎合制度的强制要求，转变为树立“自主性治理”意识，主动地向外部中小投资者配置信息权，从外生的强制治理向内生的自主治理转化，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货币资本需求驱动投资者关系管理

在企业发展初期，公司规模小，业务量少，有限的几个股东就可以满足公司对资本的需求，股权结构较为单一。然而如果企业要做大做强，必备条件是满足其足够多的货币资本需求，而公开上市就成为公司吸引更多投资者来实现资本筹集目的的重要方式。但公司上市使投资者在数量、区域、类别上发生剧烈变化，股权会向多元化发展，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

在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影响下，资本的稀缺性、流动性程度更加强化，上市公司之间争夺资本的竞争加剧，为了吸引正在成为稀缺资源的投资者，与其进行充分沟通成为上市公司能否在资本市场融资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保护投资者知情权的有效途径

公司与投资者形成内外两个循环，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取得公司股票，同时将货币资金注入企业，形成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内循环；与此同时，公司需要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帮助投资者做出决策，而投资者的决策反馈回公司，公司根据反馈得到的信息进行战略调整，形成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外循环。两个循环相辅相成，外循环为内循环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内循环是外循环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共同构成了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

而保证这两个循环顺利进行的关键之一就是信息。信息是资本市场的灵魂，投资者只有充分掌握各种信息，在市场形成的价格信号引导下，才能对资金真正进行有效配置。但我们的公司却往往像一个信息黑箱，投资者并不能从黑箱中获得充分有效的信息来指引自己的投资决策，导致决策风险加大，投资者的基本权利(知情权)不能得到保护，也就不能约束人机会主义行为。而成功的投资者关系可以提高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信息披露程度，改善公众对公司的态度，同时增加分析师的关注并吸引机构投资者，通过多种方式使得信息沟通得以实现。

投资者关系管理四步骤

在国内，投资者关系管理日益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如深交所在2009年底推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指派专人负责互动平台工作。但相比发达国家，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用没有建立起来，投资者关系管理比较被动，内容比较单一。因此，如何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成为上市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树立投资者“上帝”理念

在传统的产品市场上，公司需要向顾客销售产品，顾客就是公司的“上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发达，公司不仅需要满足下游产品市场上顾客“上帝”的需求，而且需要在资本市场上构建与投资者之间信任、共赢的关系，形成企业对投资性资本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投资者成为了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上帝”。如何与投资者“上帝”进行有效沟通，促使他们全面真实的认知公司，发现公司价值，并且保持对公司的长期认可，是摆在公司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精准的细分和定位投资者

投资者是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客体，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建立互信互利的关系是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直接目标。投资者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如按照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所处的地域不同可以分为境内投资者和境外投资者j按照投资者的性质不同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后者是最为常见的分类方法。由于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风险偏好、获取和解读信息的方式都不尽相同，因而在对投资者进行细分，明确目标投资者的基础上，针对他们不同的需求，采用不同的方式，交流其关注的信息，实现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高效率沟通。

拓宽沟通渠道

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主要手段是双向的互动沟通。目前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渠道主要有三种，分别为网络、电话和现场沟通，其中网络沟通具有成本低、覆盖面广，更新速度快、互动性强等特点，能够让所有投资者在同等条件下，公平高效地获取公司信息。上市公司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这个沟通平台，及时更新公司网站信息，加强网站的专业性和易操作性，建立咨询与反馈系统，利用网上路演、投资者论坛等方式，由公司高管和专业人±为投资者解答各种疑问；设置投资者信息定制服务，将公司特有的信息定期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分析师和选择信息定制服务的投资者；建立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提高股东大会的透明度，扩大公司影响。

第7篇：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类型日趋多元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股权结构上国有控股、民营控股、股权分散的并存，并且由于上市公司行业、规模千差万别，不同类型上市公司呈现出不同的治理特色和需求，单一模式的公司治理已经很难做到全覆盖。选择适合自身特色的治理模式，成为上市公司面临的重要课题。

现代规范合理的上市公司治理应该是包容、开放和多元的，其约束力量来源于行政监管和市场调节尤其机构功能的强化的综合结果，尤其是控股股东行为在内外部制约下不断规范，逐步呈现出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关系的积极变化，多元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笔者将着重从机构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途径及问题和监管层需完善提升的措施以及上市公司本身如何积极主动作为等方面阐述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

一、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途径及当前问题

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机构持股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机构投资者尤其是以绝对收益为目标的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角色，其积极行为的动因主要为股权规模效应、资金和信息的优势，以及绝对收益偏好等，使得机构投资者有意愿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目前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途径主要有：推动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加大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将上市公司治理评级融入投资流程，作为持有和抛售股票的依据；独立进行上市公司治理研究，对被投资公司治理提出意见；与公司治理机构合作积极行使投票权；股东积极主义，机构投资者逐步参与公司董事和CEO的选拔，向管理层提出兼并、重组等建议；成立公司治理基金或社会责任基金等。

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的特殊性缘故，并非所有机构投资者均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取得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存在一些限制因素：一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降低了其参与公司治理的可能性和积极性；二是我国政府出于规避风险和维护市场稳定的考虑，对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入市资格、投资范围和比例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和约束。这种约束主要体现在对机构资格的限制和对机构入市资金比例的限制，也使得机构投资者也难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三是我国机构投资者是在政策引导下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是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公司，发展还不够成熟，导致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行为比较懒散和无效。

二、监管层着力规范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为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扫平道路

虽然我国资本市场日趋成熟，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一股独大”的现象和境外市场相比更为普遍。虽然公司股权集中一点好，还是分散一点好，这本身不是问题，各有利弊。但在我国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严重制约了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热情。

因此，监管层对大股东利用优势地位，违反各种诚信义务，侵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的行为历来着力规范和打击。采取了诸多措施：一是坚持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提高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信息披露要求。二是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补充制定一些新的法规，探索建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背信违约的民事赔偿制度。在发行融资、并购重组中做出公开承诺，但是事后又不履行、逃避责任的控股股东要付出失信的成本。三是建立健全中小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网络投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制度，提高中小股东的话语权。

2013年底，中国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并在2014年启动了对上市公司及相关方的承诺及履行行为专项治理活动，将承诺履行监管工作常态化。严格按照《监管指引》的要求规范各方行为，强化资本市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监管机制，营造“守信得利、失信受限”的市场环境。对于整改进展迟缓、无实质性进展的承诺主体，继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并对其在资本市场的行为予以限制，尤其是对涉嫌恶意规避责任、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消极对待己超期承诺、逃废义务、“打白条”承诺等行为的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依法严格采取监管措施，达到立案标准的及时移送立案。

监管层的这些有力措施，为机构投资为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清除了最大障碍，提供了坚实基础和现实可能性。

三、完善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保障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下，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必将深受其益，也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的发展，监管应该从以下措施入手保障机构投资者参与治理：

（一）进一步引导上市公司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控股股东“一股独大”问题依旧存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大股东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内部监督机制缺失，其后果是损害小股东利益。最近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即将完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培育均衡股权结构，促进公司经营市场化，并创新投票机制，为机构投资者的积极主义创造良好的环境。

同时，在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下，企业信息及时披露，“三公”原则才能得以贯彻。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收购兼并机制、股票价格的波动可以很好地激励和制约管理层，引导或强制纠正公司治理的低效率。监管机构可以通过持续地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及时公开信息，并引导上市公司重视资本市场对其的监督。

（二）加强机构投资者内部治理与监管，发挥多元的机构投资者的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内部治理缺失和产权不明晰制约了其积极主义的作为，因此要加强机构投资者的内部治理和监管。基金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目前最大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其参与定价和公司治理的功能发挥还处于起步阶段，资本市场买方功能还需向更深层次发展。

机构投资者真正利用自己手中的筹码改变了上市公司的重要决议，表明基金既有参与公司治理的意愿，也能够在公司治理改革中发挥作用。

（三）完善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的制度保障

“无救济、无权力。”如果上市公司的违法或违规行为，受损害的机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那么违法或违规行为也难以得到有效的监控和遏制。

目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只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还规定了受理此案的前置程序，即投资者应当提交依据针对有关虚假陈述行为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于投资者而言，此种规定是影响了行使诉权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并导致司法程序对行政处罚结果的过分依赖。

我国法院目前对于证券市场损害民事诉讼一般采取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的方式。对于共同诉讼来说，选定代表人在实际操作中就十分困难，而诉讼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承认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进行和解都必须得到被代表人同意就更加困难。因此，建议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首先取消权利人登记的要求，只要权利人在法院公告期间未明确申明不适用，即视为参加诉讼；其次取消判决扩张方法的限制，直接将判决扩行适用未明示把自己排除于判决事项的人；最后，取消代表人产生的严格限制。

四、上市公司应积极引导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

上市公司管理层应提升市值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建立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良性沟通，正面引导公司价值的发现，应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同时着手积极引导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

（一）公司应通过自主举办业绩说明会或者是参与监管层组织的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以及积极联系机构来公司调研，主动将机构投资者“引进来”，与公司管理层面对面交流意见和看法，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管理层的真诚和用心，倾听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意见和看法。

（二）积极参与各类证券投资机构组织的投资策略会等方式，特别是针对公司战略转型、年度业绩、公司治理、重大投资、新兴业务等事项，主动与机构投资者进行广泛和深入的交流，积极回应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 另外密切关注股票交易动态，时时关注监测公司股票交易动态，把握公司其他流通股东尤其是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主动积极与之沟通，建立畅通的互动联系，争取培养公司的长期机构投资股东。还要加强舆情监测工作，对于媒体的报道传闻或者不实信息，及时进行求证、核实，对公司投资者进行正面引导。

五、上市公司与机构投资者应以诚信和坚守演绎“参与治理”到“美满婚姻”的完美结合

资本市场的诚信主要基于上市公司的诚信而建立，而上市公司的诚信则主要依托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如何通过加强上市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的诚信度，以实现资本市场对诚信的基本诉求，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机构投资者是上市公司诚信治理的重要催化剂，两者都需要以诚信为本，在纷繁多变的资本市场坚持诚信，从而演绎“参与治理”到“美满婚姻”的完美结合。

对机构投资者而言，谈“参与治理”的首要前提是利益一致，它们必然是诚心地与上市公司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锁定筹码，且表现出对行业、对公司的深度了解，而这是需要上市公司通过高效治理和市场诚信来博得的，而机构投资者也应不限于短期逐利，来促进上市公司的良性成长。尤其是在今年资本市场大动荡的事情，机构投资者是否能像市场行情一片大好时那样力挺，在上市公司股价遭遇“困境”时，做到有底线的坚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一家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最大尊重，是对上市公司治理最好的支持。

只有所谈的东西是真正为上市公司好的未来发展去考虑，你才有资格提‘参与治理’，机构投资者应真心参与，切实为企业发展而来。作为机构投资者必须具有这就是战略投资者的眼光，能挖掘到别人看不到的投资机会，并且长期用筹码支持它，在公司治理中提供可行的建议，跟公司一起成长。

有人将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婚姻”。一桩美满的婚姻，不等于双方不产生任何分歧、不吵架，而在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双方都能朝着同一个方向去使劲。机构投资者若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道理亦然。

相信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发展，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途径将会更多样，意愿更强，效果更好，逐步构筑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氛围，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并定会在机构投资者这一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下逐步提升，从而实现上市公司相关利益各方的共赢。

第8篇：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范文

回顾这一轮堪称惊心动魄的救市行动，证券公司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从一开始就倾力投入。7月6日，21家证券公司按照约定以净资产15%出资，合计筹集1280亿元维稳资金，交给证金公司统一运作，投资A股蓝筹股ETF，缓解了市场的恐慌情绪。随后，多家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接连向市场喊话，提振投资者信心。

市场公认，中信证券作为中国证券行业的排头兵，在此次救市行动中承担了重要角色，不仅及时向监管部门建言献策，为证金公司入市提供专用席位，而且在市场最危急的时刻，迅速利用数百亿元自有资金，在证券期货和现货两个市场大举增持，成为股市维稳力量。

本轮救市因何而来，中信证券有何思考？7月16日，《财经》记者在北京麦子店街中信证券大厦10层专访了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作为冲在救市前线的证券高管，程博明始终态度坚定地支持采取救市行动，结合此轮行动，他建议对危机进行系统总结与反思。程博明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与创新，不能因为发生了危机使改革出现倒退。 详解救市

《财经》：外界对救市有争论，因为在大力救市之前，中国并没有出现金融机构倒闭或遭遇挤兑的现象，回头来看，你认为此次救市是否必要？

程博明：金融市场稳定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本次救市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股市断崖式下跌，以及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市场流动性危机。对这次救市，虽然国内外也有一些不同声音，但那不是主流。目前，市场信心得到恢复，市场交投逐渐活跃，股指趋于企稳。应该说，本次救市还是成功的。

从专业角度看，我们认为本次救市的必要性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市场非理性下跌只能依靠外部力量来阻断。从6月中旬到7月初，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上证综指最多时下跌超过30%，创业板指数下跌40%，出现了千股跌停、千股停牌等现象。市场快速下跌，导致杠杆资金连续平仓，平仓导致市场进一步地下跌，从而迅速形成恶性循环。此时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自行解脱，只能依靠外部力量的介入才能打破这种负反馈机制。在6月底和七月初的这一段时间里，A股市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灵，政府必须及时出手，才能避免更大的危机。在经济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深刻的教训，1929年美国放任股市暴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我想，这是任何国家都不愿意重演的。

其次，金融风险正在扑面而来。过去两周的局面是十分危险的。伴随着大量股票停牌和跌停，基金公司的现金流动性迅速枯竭，很多公司无法卖出股票满足投资者赎回的要求，基金公司及其代销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面临赎回和挤兑风险。与此同时，证券公司的两融资金逐步进入止损线，如果市场继续暴跌，高达2万亿元的两融资金将全面进入平仓流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下跌，而且会导致一些证券公司的经营出现困难。金融市场是相互联结的，股票市场和证券行业的危险局面会通过各种方式向其他金融领域扩散，从而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一旦全局性的金融风险爆发，通过产业链上下传导，必将蔓延到实体经济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救市是一次金融保卫战。

第三，金融安全面临挑战。由于中国股市的散户化特征，股市非理性下跌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谣言、小道消息满天飞。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恐慌情绪以几何级数的速度传播，甚至向全球范围内扩散。有迹象表明，国际资本和某些国外势力抓住这一时机，在海外和香港市场大肆做空与中国相关的全球资产。7月上旬，全球范围内与中国相关的资产全线暴跌。如果我们不能坚决果断处置，“做空中国”很可能会成为全球资本大鳄们的一次盛宴。他们的目的一旦得逞，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很可能迅速黯淡下来，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大好局面将倒退很多年。某种程度上，金融安全也是国家安全。

《财经》：市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次股灾主要由于高杠杆触发的踩踏和流动性枯竭，这在以前A股市场从未发生过，各方始料未及。遇到这种新的极端市况，监管者和市场参与方应如何认识和协调？

程博明： 这次救市的过程的确充满各种波折和不确定性，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对于监管层和市场参与方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纠错和认知提升的过程，对资本市场未来更健康稳定地发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次救市主要体现了以下特点：

首先，整个救市过程由政府统筹安排，层层推进，充分体现了这次救市的国家意志和坚定决心。一开始证监会站在救市最前沿，之后公开加入阵营的有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国资委和公安部等部门，地方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也逐步加入进来，社会各方的力量都被积极动员起来。这是救市最终取得成效的关键。

其次，政府救市和市场自救相结合。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等市场主体依托资本市场生存，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救市就是救自己”。7月4日21家券商联合公告出资1280亿元救市、4500点以下原有自营盘不减持的承诺。25家公募基金也号召同业加入救市行列。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成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的坚强后盾。

第三，救市过程是一次社会自组织和自学习过程。这次集中力量救市在资本市场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决策者能够根据每日市场状况不断调整措施和策略，每一天的救市经验被迅速迭代，从而改进后续救市手段，这一点在证金公司入场护盘的逐日操作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救市工具多样化，多点布局。除证金公司直接护盘之外，其他救市措施也纷纷出台，如大股东及董监高承诺六个月内不减持;限制融券行为;减少股票抛压;多渠道增加入市资金供给，鼓励上市公司增持;收缩场外配资;扩大场内配资的承受力;限制和打击恶意做空行为等等。总之，要用一系列组合拳巩固救市成果。

《财经》：这些做法显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是否是中国特色的救市行动？

程博明：当然不是。上述这些救市做法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以美国为例，在动用国家力量统一部署方面，无论是1987年股灾还是2008年次贷危机，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这些代表政府力量的机构都积极参与进来，不管是喊话鼓励市场信心，还是动用真金白银进行流动性支持，都是做得比较彻底有力度的。

在组织市场自救方面，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危机中，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了美林、摩根为首的15家国际性金融机构对其注资接管，并且大幅降息化解了这次危机;在救市工具多样化方面，次贷危机救助中，同样限制对金融股的做空行为，美联储直接收购有毒资产，将金融机构国有化等等。由此可见，在市场失灵的危机时候，各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是高效而有力的。 反思股灾

《财经》：随着股灾逐步平息，中国资本市场如何从危机模式过渡到常态模式？

程博明：过去两周是中国资本市场救市最惊险的时刻。目前，股市的流动性危机解除，应该说，救市已经基本结束了。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对资本市场的管理如何从危机模式向常态模式过渡。

我们认为，从危机模式向常态模式的过渡，一定要恢复市场的自身功能和运行机制，不要把危机阶段的行政化手段延续下来。在危机阶段采用的一些特殊性、临时性的手段，比如暂停IPO和再融资，暂停融券和期货卖空等措施，在进入常态阶段后，应逐步取消。一旦市场恢复了正常功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应该坚决退出。

当前有一种呼声提议成立股市平准基金，将救市护盘机制常态化，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这一做法的最大争议在于道德风险，国家永远为股票涨跌背书，有损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历史上，股市平准基金只在亚洲国家出现过，并没有成为全球市场的惯例。但是日本和台湾的平准基金实践并不成功，而大家最津津乐道的香港盈富基金其实并不是股市平准基金，只是一个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公募基金。香港金融保卫战之后，特区政府只是利用盈富基金套现了救市时买入的股票，并没有利用盈富基金长期干预股市。

我们认为，从危机模式向常态模式的过渡，还是要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可以考虑充分积极发挥市场主体和专业中介机构的力量。这次救市过程中，市场专业机构的行为和表现是可靠的、有担当的、可信赖的。当然，救市过程出手要快要重，而退出过程出手则要慢要轻，避免形成二次冲击和二次危机。这个分寸是比较难拿捏的，但很关键，这也是非常考验所有市场参与者智慧的。

《财经》：不少人反思认为，很多创新型的产品和工具，某种程度上对本轮股灾加深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杠杆资金，比如股指期货。因此有人指出，金融市场的过度创新导致了此次危机，你怎么看？

程博明：这次危机暴露出的很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也要靠发展的手段解决问题。所谓发展的手段，就是既要加强监管，又要保护好创新积极性。

以杠杆交易举例。虽然这被认为是导致股市过度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们认为并不能因此禁止杠杆交易。我们建议，要加强对场外配资的清理，完善场内融资融券规则体系，将所有杠杆交易都纳入监管，让杠杆交易行为在阳光下运行并继续发展。

这也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例如美国1987年股灾由程序化交易引发。但美国并没有因此禁止这一创新性的交易模式，美国证监会随后引入熔断机制，以消除程序化交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序化交易继续得到发展，目前仍是美国资本市场重要的交易模式之一。

在中国，金融创新在一些时候容易受到危机的阻断。比如1995年327国债事件以后，国债期货市场被停止了18年。2002年证券行业风险集中爆发后，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被迫实施第三方存管，证券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基础受到很大削弱。

这次股市非理性下跌发生以后，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资本市场近年来的改革创新导致的危机，甚至认为应该回到严格管制的老路上去。但我们认为，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中国资本市场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与境外成熟市场存在很大差距，金融创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金融创新，但也要紧密跟踪、分析相关工具可能带来的风险，及时采取纠正的措施。我们希望这次危机应该成为资本市场继续前行的动力，坚持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同时加强对创新过程的监管。

《财经》：A股市场暴涨暴跌，投资者反应强烈，监管理部门和市场参与者分别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程博明：针对A股市场今年以来的剧烈波动，我们进行了认真反思，有三点主要看法。

首先，所有的杠杆交易都应纳入监管，并保持全市场的适度杠杆水平。这段时间A股的暴涨和暴跌，核心原因就在于杠杆水平过高，特别是那些没有纳入监管的场外配资，有的杠杆高达5倍甚至10倍。

实际上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场外金融衍生品杠杆加得过高，最终违约而引发的。因此建议：一是要在清理整治的基础上将场外配资纳入监管，并加强对各类杠杆交易的监测;二是要建立逆周期的资本市场杠杆调控机制，在市场过热时限制融资融券、股票质押、股票衍生品的保证金比例，使其保持在合理范围;三是建立杠杆交易强制平仓的场外处置机制，以应对股票强制平仓后带来的对场内市场的连锁反应。

其次，完善A股市场的多空机制，促进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功能的提升。在上半年市场暴涨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做空机制，不少仅靠讲故事的股票被炒得很高，而很多绩优股被错杀。因此建议：一要加强股票本身的多空平衡交易机制，加强融券业务发展，扩大券源，允许券商动用客户证券开展融券业务，并扩大融券标的范围，研究推出证券借贷等交易工具。二要进一步丰富套期保值工具，丰富金融衍生品种类，短期看要在危机度过后尽快恢复股指期货做空交易，长期看要扩大ETF期权、股指期货标的范围，尽快研究推出个股期权等。

第三，要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这次股市大跌，很多入市不长的个人投资者在并未完全了解杠杆交易风险的情况下，大肆进行融资交易，结果付出了惨痛代价。7月9日市场大跌，很多分级B基金下折，此时依然有大量散户买入分级B基金，当天成交45.7亿元，而在后期反弹中这些错误的投资造成了巨大的亏损。在境外成熟市场，杠杆交易、分级产品更多是由有经验的个人或专业机构投资者来参与，很少散户参与。因此，建议证券经营机构要详细了解客户的相关情况并评估其风险承受能力，提供与其相匹配的产品或服务。对于融资融券业务，要保持一定的门槛，不能把杠杆交易推广到所有个人投资者。

《财经》：这次救市过程中，证券公司充当了重要角色，怎么看待证券公司在本次救市中发挥的作用？

第9篇：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范文

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为企业提供了新的金融工具，然而，风险与机遇总是并存的，意欲在此间游走获益的CFO们，应当关注以下问题：

推出时机，暗藏玄妙?

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的M2余额达到58.5万亿元，同比增长29.3％(事实上，如果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计算，信贷规模前所未有)。股指期货的推出时机，应当结合全球及中国的经济局势及A股市场自身条件来看。

现在是最近十年以来，最复杂的一段缩量并且不断找寻突破方向的整理区间。如果应对得体，这里就是底部；如果应对有误，这里可能只是大幅下跌途中的一个中继型小平台。

中国的基础经济如果启动，上升的惯性会非常大，超预期的正向循环，有可能导致投资过热。从各项经济指标分析，中国上年末期，已经面临局部市场和部门呈现出经济过热的某些特征：

首先，2009年1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6.6％，比上月上升1.4个百分点，连续10个月超景气预期(50％是中位数)。

其次，目前进出口双双急升，且进口价格涨幅远远大于出口价格涨幅(购进价格指数在11月份大幅上升6.5％，12月环比又上升了3.3％，其趋势是近期中国将出手应对“输入型通胀”)。

第三，基础货币供应收缩空间不大，进出口急升，商业银行结汇业务同步上升，货币压力增大。需要动用―定的货币工具，加大货币回笼的力度。

可以这样说，在这种状态下，推出“期指”业务，时机并非最佳。但如果再延后，可能时机比现在更差。

蓝筹行情，还有没有?

2009年的牛市，之所以可以炒作成功，正是由于热点始终是在小盘股组合。对于大盘股的预期炒作，虽曾有个别的尝试，但市场的总体炒作热点，始终没有转向蓝筹，指标股和蓝筹股的估值水平(PE值)，一直在低位。笔者预计，2010年的行情，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市场热点的“转换”，其成功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其实就长期而言，2007年上半年，“5・30”之前的市场炒作风格与手法，也许才是“合理”的一即使出现最坏的结果，市场也不会一败涂地，最多以平盘结束。

在海外市场，蓝筹行情，即使是在各类金融期货的支持下，短线或中线，或可形成趋势，赚点小钱。但每一轮股市资产泡沫破灭之后，令投资者损失最大、伤害最深的股票，无一不是蓝筹股。对于蓝筹泡沫，应抱有最大的警惕。

如果2010年市场对此仍然不能形成共识，那么蓝筹泡沫之后，股市的深幅调整，随时可能发生。特别是在全流通市场的格局之下，大盘股一旦炒作失败，上证指数跌破2000点，甚至2008年的低点――1664A，并非没有可能。

需要警惕的是，当前是市场的“卖方意志”决定行情的走向。开通期指以后，市场的投资热点是否发生突变，仍然有待2010年的市场检验。

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金管局曾经以汇丰、长实、和黄这三只蓝筹股票的控盘操作，令港汇的空头炒家如索罗斯这一等级的市场大鳄遭受重创。笔者个人的意见，在未来一年，应居安思危，重点保护最好的30只大盘A股，作为市场炒作的“死角”，只有这样，A股市场方能“无懈可击”，不惧热钱的冲击。

市场风险，如何演变?

那么，股指期货推出前后的市场风险如何演变?从实战角度看，可以采用的避险方式有哪些?

从当前盘口看，现货市场的条件不是很好，不过这往往也是正常现象。现货市场的条件如果很好，期指的可交易性就会较差。中国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宽货币、紧信贷”，如果资本市场走不出一波“吃饭行情”，2010年全年的经济工作预期就有可能落空。

“宽货币紧信贷”需要资产价格在相对的高位，资本市场必须是“牛市”(增加直接融资，不一定是股票，也可能是债券)。另外一个隐性的预期是压缩政府赤字和各类无效率的开支。2009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3％；同样，货币指标M1、M2也在高位(平均在25％～30％)，降不下来。长此下去一定是有问题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而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及资本市场，措词是“保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相差不可谓不大。

为防止今年的资本市场“煮夹生饭”，创新是惟一的希望所在。

期指以及融资融券业务，已经错过了太多的发展机遇。现在推出，对市场一定有正面的作用，也会有负面作用，对于市场波动的敏感有些超出预期，但这是好事，怕的是麻木，这是很正常的。所谓“闻弦歌而知雅意”，市场没有响应，那就坏了。

笔者个人的看法是，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此刻推出期指，有以下三个长线的市场预期：

首先，给市场提供更充沛的“动力”，或者换个说法，让懂市场的人在这个市场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市场要发展，必须支持有能力的人或机构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