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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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创建；合作；经济学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核心，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1　“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交流和交往，从而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合作”经济学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和规律，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奴隶，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化模型越来越复杂，把经济学无限制的变成数学，走进死胡同，经济学逐渐被数学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种经济学都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合作”经济学要注意其现实意义，要研究人与人在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对其研究的价值。

2　“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3　“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5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4　“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5　结语

综上所述，只是我对“合作”经济学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以往的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将出现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将由以“竞争”为主线转向以“合作”为主线，“合作”将成为新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具有发展新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希望中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吕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第2篇：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性范文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着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着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着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着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扞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第3篇：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性范文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 (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 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 (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则与行为经济学不同。就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特点而言，它更重视对金钱刺激在决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实验设计的重复性;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实验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结局，而行为经济学更加关注个人行为。比如，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进行过多次有关价格机制的实验。获得的结果与市场运作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通过实验可获得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此后，实验经济学家还针对拍卖市场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就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来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样，它可以检验或区分不同的理论，探讨理论失灵的原因，为构建理论提供实验基础，比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评价理论的政策含义，为制度设计提供检验场所等。实验经济学带给经济学的启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场相互作用中人们具有不自觉的最优化行为，决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们的行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Kah— neman)，这似乎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评价：(1)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2)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之上，在以心理学和实验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比如，“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传统经济学常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有关发现证实，经济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以外，还常常受到自己“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影响旧。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很多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需要进行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正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从事的事业。

 

三、经济学工具的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被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论对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更为深入

 

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更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而且也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精致和科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使然。

 

(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工具主义色彩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市场是充分竞争的，(2)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1)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响;(2)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这使得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

 

(三)博弈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还体现为博弈论的数学特征

 

1944年冯·诺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所讲的博弈论，实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后来才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这使得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符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对经济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与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位博弈论大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米尔利斯(J.Mirrlees)和维克里 (w.Vickery)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信息经济学领域再次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件表明：(1)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2)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四、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3.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㈣。

 

(二)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对制度和体制演变规律的新洞见

 

演化经济学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G.Winter)两人。他们认为，企业之间也存在自然选择，盈利的企业会不断增长，而衰败的企业会不断萎缩，最终会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这可从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2)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3)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怀再次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结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义。2.演化经济学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演进过程，其中偶然事件、历史进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时，演进过程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无序状态。这为人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3.演化经济学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非线性、报酬递增等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现实主义特征，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现代经济学在当代的新进展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近年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如果进行简单的分类，可将博弈论、演化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列为经济学工具上的某种革命，因为它们要么是运用数学工具，要么在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解经济学理论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其他的新进展——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则可归结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它们不过是将被经济学过去所遗忘、忽略或不重视的研究内容重新带回经济学的殿堂。在这当中，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无疑是它们共同的时代背景。这表明，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以上所述的几个新动向不过是经济学与时俱进在客观上的表现。

第4篇：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均衡 发散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5-0067-02

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有着其鲜明的阶级立场，就是要寻找最广大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现实解放的道路，不坚持甚至否定这个立场，无条件认同西方经济学的所谓价值中立原则就会消解政治经济学于无形。但是，今天的时代与马克思研究与创作《资本论》的时代毕竟有了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境遇已经有了较大改善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进入了“福利主义”；资本已经从绝对短缺走向相对过剩而劳动力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则出现了相对供给不足的情况；知识经济时代无形的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真正的资本；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践遇到了破产或重大挫折；包括西方与西方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使我们对宏大叙事背景下主体的重要性与经济学中微观的领域都有了比以往更细致的认知；中国已经完全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已经进入了碎片化与云时代，如此等等。这些时代的变化就要求我们在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传统的内容时既要站稳立场又必须求新求变。所谓站稳立场就是要以宣传、传播、解释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为主，不如此，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课程的存在就没有必要。所谓求新求变就是要力争观点均衡与思维发散，除了介绍的基本观点，还要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观点；除了经济学内容，还要介绍其他学科的相关认识。下面我就以自己在“资本的来源”与“资本的特征”教学中的内容安排为例，浅谈一下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采行观点均衡与发散思维方法的尝试与努力。

说到资本的来源就不能不提到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这一部分的教学中我采取了三个典型的案例：第一，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第二，罪恶的黑奴贸易；第三，丑恶的鸦片贸易。通过这三个案例，我会让同学们记住一系列冷酷的数字：1714年至1820年，英国有6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被圈占；100吨的船运了414名奴隶，船上每个奴隶分得的空间只有5.5英尺长，16英寸宽，400多年的黑奴贸易使得非洲共损失了1亿多人；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使几百万中国人感染恶劣的嗜好，也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国家财政遭受重大破坏和损失。在这些形象化的素材后面，再引入马克思的经典名言：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学生自然可以高度认同。但是仅仅谈到血与火还是不全面的。于是我又安排了资本来源的第二个内容，就是科技与创新，也安排了三个案例：第一，珍妮机与工业革命；第二，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第三，苹果成为全世界现金流最充沛的公司。通过这三个案例，我会让同学们了解获得资本除了肮脏其实还有阳光的路径，这就是科技发明，这就是全面创新。没有蒸汽机提供的动能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生产模式；没有珍妮机就不会有英国毛纺业的强大竞争力；没有乔布斯的创新思维，苹果就不会成为世界上到目前为止现金流最充沛的公司。这样一来，“血与火”同“科技创新”；“肮脏”与“光明”就达到了均衡，使学生就不会对资本产生偏激的原罪论，也激励他们应该有梦想通过自己的创新与努力去积攒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仅仅如此，我觉得教学还意犹未尽，所以我加上了第三块的教学内容，介绍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新教的节俭理念有利于早期资本的积累，而对于谁才是上帝选民的疑惑或恐惧则催生了人们不懈的奋斗精神，把这样一个看起来与经济学无关的经典名篇放在这里教学恰到好处，它引领了资本产生的第三种路径：个人的勤俭与奋斗。至此，我们就对资本来源的教学真正形成了一个均衡的观点也培养了同学们的发散性思维，实际上我在课堂上还鼓励同学们自己去思考，发现，找出第四种、第五种直到更多的路径。

第5篇：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企业理论 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

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

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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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国家竞争力；经济学；竞争；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054-008

国家竞争力是一个现代概念，但竞争是一个古老且永恒的话题。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人类种群，都是在竞争中诞生和成长。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围绕土地与资源的竞争已进行数千年，形成了今天的世界行政地图。目前，全球自然版图已基本划分完毕，虽然局部地区领土纠纷不断，但整体世界秩序趋于稳定。20世纪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贸易与繁荣削弱了大规模战争爆发的社会基础，国家竞争模式由零和博弈逐步转变为正和博弈。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营造国家竞争优势，提升国家竞争力，是各国普遍关心的话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力集中体现为国家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可持续地创造财富的能力。对财富创造问题的研究正是经济学的起源。构建国家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要回顾经济学经典文献，对与国家竞争力相关的经典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古典学派以前对国家竞争力的认识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84）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时，沿用摩尔根的方法，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1]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竞争的主要形式由人与大自然的竞争逐渐转变为人类族群之间的竞争。

（一）从史前到西方世界崛起

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大自然的生存威胁。虽然部落或族群之间也会因为个人仇恨和争夺资源而发生一些争斗，但缺乏大规模战争所需的人口和物资。这时的人类共同与自然展开竞争。正如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1979）所言：“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2]进入农业文明后，人类族群之间的竞争加剧。战争是国家竞争的主要形式。人口和粮食产量是农业文明时代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虽然游牧民族短期内曾战胜过农耕民族，但从长期看，农耕民族的竞争优势更明显，游牧民族最终都被农耕民族征服或同化。16世纪以后，西方世界崛起，货币经济开始取代自然经济，具有统一经济体的民族国家成为主导。各国对财富的追求一方面加剧国家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推动对财富问题的研究。这时，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提出的原意为家庭管理的“经济学”扩展为研究整个国家或社会财富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诞生之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

（二）重商主义的国家竞争力：获得金银之能力

重商主义认为，国家竞争力取决于国家占有财富的多寡，金银是财富的最佳形式。因此，一国要提高竞争力，就要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多地占有金银。重商主义推崇贸易顺差，认为国内贸易不能增加国家金银总量，只有通过对外贸易换取外国金银，才能增加国内真实财富。在重商主义者看来，由于不可能所有国家在同一时间的出口都大于进口，因此一国获得财富必然以他国丧失财富为代价。这种零和博弈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为提高国家竞争力，重商主义者主张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干预经济，主要措施包括：实行关税保护，对制成品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生育，人口众多不仅可以降低工资，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且可以增加税源和兵源；扩充军备和殖民地扩张等。重商主义在商业快速增长时认识到了货币的重要性，但夸大金银的作用，错误地认为财富产生于流通领域。重商主义的贡献在于强调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虽然没有认识到贸易是互惠的。它也改变了人们对商业的态度，促进了经济繁荣。

（三）重农主义的国家竞争力：农业生产力

重农主义产生于18世纪50年代重商主义结束时期的法国。它否定了重商主义对财富的错误认识，强调生产而非交换是财富的源泉，但片面地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性的，国家竞争力取决于农业生产力。重农学派认为，虽然工业和贸易是有用的，但只是改变原材料的形态，只有农业生产剩余，提供纯产品。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767）指出：“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只有农业才能创立保卫财富所必需的武装力量。”[3]因此，国家是否强大取决于农业。他们将“自然秩序”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反对封建特权和政府管制，倡导自由放任，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古典经济学。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工业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越发达，贸易越繁荣，重农主义的错误就越明显。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重农主义走向终结。

二、古典经济学的国家竞争力理论

古典学派始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4]他们对财富这一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信奉经济自由主义，重视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主要从生产或供给角度研究财富问题，认为发达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是国家竞争力强的标志。

（一）对财富的重新认识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与重商主义者一样，古典学派也认为掌握大量财富是国家强大的标志。但是，重商主义者对财富“概念的混乱引导欧洲的政策走上一条彻头彻尾错误的道路”。[5]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6]古典学派拒绝了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错误认识，纠正了重农主义对财富的偏见，明确财富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劳动产品。货币或金银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它们是交易的媒介，而不是真实财富。国家强大不在于占有金银多寡，而在于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的高低。如果金银不投入生产领域刺激人们发展生产，新财富就不会产生。

（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商品生产能力

既然财富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那么增加财富就要发展生产。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途径在于提高生产能力，而不是抢夺金银。要提高商品生产能力，就要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发挥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对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研究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这些生产要素构成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近代史上较早崛起的西班牙从美洲掠夺了巨额金银，但这些金银没有大量流入民间转化为发展生产的资本。到17世纪，西班牙的国家竞争力明显下降，而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竞争力不断增强，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霸主。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指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7]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表明，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该国的国家竞争力。

（三）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营造比较优势、发掘资源禀赋

如何提高生产能力，营造国家竞争优势？亚当・斯密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分工的作用，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6]分工原理在国家之间同样发挥作用，各国应根据自身优势分工生产，在此基础上进行贸易。对于国际贸易，古典学派一改重商主义的零和博弈思维模式，约翰・穆勒（John S. Mill，1848）指出，国际贸易不是国家之间争夺金银的斗争，而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它的好处在于能使世界上的各种生产力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是使生产物便宜的一种方法。”[8]古典学派关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影响深远，迈克尔・波特认为它是“长期以来在国际竞争分析中处于主流和控制地位的一种理论”[9]。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这一理论最终将国家竞争优势落脚在生产要素的充裕程度上，其典型就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当然，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的思想也遭到了批判和抵制。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Friedrich List，1841）反对完全的自由主义，主张落后地区应由国家主导工业化。他指出，自由贸易符合英国的利益，而“德国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它的前途所依靠的，就是它的保护制度的发展”[10]。他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应通过设置进口关税甚至颁布进口禁令来扶植本国的民族工业，唯有如此才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希望。由此，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两种思想展开了长期论战。

三、新古典经济学对国家竞争力理论的贡献

新古典学派扩展了生产要素的分析，不再像古典学派那样只注重研究生产问题，而是将生产和消费并重，建立了供给-需求的分析框架，并将古典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改称为“经济学”，意在强调这门学科是不涉及政治问题的“一种纯粹的和实用的科学”。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对国家竞争力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一）供给-需求模型：国家竞争力新的分析框架

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革命”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的权威地位，边际学派从需求单方面解释价值的形成。马歇尔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和边际思想结合起来，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构成“剪刀式”价值折中理论。新古典学派对古典经济学最明显的改进之一就是不仅研究生产者行为，而且研究消费者行为，将供给与需求并重，重新构建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指出，任何生产要素价值的形成“如同拱门的拱心石一样，是靠两边相反的压力来维持自己的均衡的；即一方面是需求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供给的压力”。[11]供给-需求模型从此成为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方法，对国家竞争力的分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供给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需求，国内需求的规模、水平、层次、结构和潜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分析国家竞争力，要一方面研究国内供给，另一方面研究国内需求。

（二）生产要素的扩展：重视人口质量

古典学派主要研究了劳动、资本、土地这三种生产要素。新古典学派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将企业家才能纳入生产要素。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指出：“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12]马歇尔将生产要素分为四种：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在《经济学原理》中用五章的篇幅论述组织这一独立的生产要素，认为前三种生产要素只有在企业家的组织下才能有效配置，达到收益最大化。后人把组织这一生产要素进一步具体为企业家才能。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专门对人口质量进行分析，认为人口质量是耐用的稀缺资源。健康、教育方面的支出不仅仅是消费，而且是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在未来转化为巨大的资本存量，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13]因此，人口质量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人才资源、主体素质等人口质量因素必须纳入国家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三）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课题，但很多经济增长理论都根植于新古典主义。这些理论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家竞争力的认识。索洛（Robert M. Solow，1956、1957）通过一个总生产函数建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指出在技术固定不变的前提下，总产出取决于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经济系统经过自动调整后处于稳定状态。[14]索洛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发现将技术进步引入模型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只能解释不到一半的经济增长，其余部分来源于技术进步。一旦经济处于稳态，产出率只取决于技术进步，即只有技术进步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15]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911）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创新，最主要的创新者是企业家。如果没有创新，经济生活将会达到静态均衡。科技与创新是影响经济增长和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4.竞争模式：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早期国家间的竞争被视为你争我夺的零和博弈，对领土和资源的争夺为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认识到零和博弈的成本太高，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二战后，国际秩序基本稳定，全球性协调机制日益增多，全球治理平台正在逐步形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依赖程度空前提高，国家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正和博弈。正和博弈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理念。中国的一系列发展理念表达了中国致力于通过正和博弈的模式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愿景。例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和平发展道路分别体现了国民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家之间的正和博弈。

5.竞争路径：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高的路径经历了从要素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创新驱动的转变。古典学派主张发挥比较优势，利用资源禀赋提高竞争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投资的重要性，凯恩斯主张在市场投资不足的情况下由政府进行投资。而迈克尔・波特认为，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要素投入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作用日趋减少，一国竞争力的大小不再取决于依赖要素的比较优势，而是取决于源自创新的竞争优势。创新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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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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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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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齐良书．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第8篇：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性范文

这是索洛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过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数学形式主义的抱怨。19 世纪初，托马斯马尔萨斯也有过同样的批评性论述: 对我来说，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鲁莽地简化和概括。这是马尔萨斯针对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绎主义方法，并试图从少数一般性命题中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批评。

另一方面，大卫休谟认识到，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因果解释，而一系列事实本身不可以验证事件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这表明了一种观点，任何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解释，解释包含了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而任何经验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关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觉到的，数据不可能为我们表明原因和结果。一系列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结果的指示，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需要事先假设，经验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卡尔门格尔的观点是，经济学发展的初始或者全部过程都不能仅仅依靠事实。描述必须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对经济现实进行解释。

一、历史史实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财富增加。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交换能力的发展源自市场范围的扩大。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的，从对学徒制的细微观察到扣针工厂作业的经典分析，以及对货币制度起源的论述，都反映了亚当斯密对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关注。吴承明说: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结合历史实际来提出他们的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篇就是讲经济史。

马歇尔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公认先驱之一，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人们忽视了马歇尔对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马歇尔说: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现象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学生的信中引用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 包括当前) 的经济现象，他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创新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说到，熊彼特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在《商业周期》中，熊彼特开宗明义说到，历史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然后是统计，接着是理论。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序言中说到: 熊彼特的著作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对于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经济学者、制度主义学者、演化经济学者以及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学者针对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表达了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演化经济学家，欧洲老制度学派学者杰弗里霍奇逊说过，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

在谈到新制度主义经济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转变时，弗里曼说到，诺斯长期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核心之谜，解释不同的历史变迁路径，他特别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诺斯的研究主题与老一代历史学家接近，由此使他怀疑新古典假设的适用性，并最终得出结论: 新古典假设实际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绊脚石。对制度的考量要求放弃过于简化的理性原则，需要探讨环境的复杂性。诺斯后期放弃了将制度视为有效经济单位的早期观点，也不再用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这样他更接近老历史学派。将制度纳入历史可以使我们讲述的故事更为精彩，围绕制度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续与变迁的图画，也就是一个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阴似箭》中还部分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处理史实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对整合历史和经济学的必要性做出了响应，经济学演化不能脱离历史，必须将经济学涉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复杂的决定过程而不是决定论。人为推理必须让位于对分析和决策具体、翔实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复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归经济学本质，回归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回到历史和统计方法的共同发源地。他强调经济学不能脱离历史，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够探究其本来目标，即处于不断演化，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的现实经济。

弗里曼直言: 历史就是过渡，经济学是研究过渡的科学，经济学一开始就是并且仍将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经济主题，还因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相得益彰。

二、经济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史学者吴承明说: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李剑鸣指出，现代史家大多重视理论对治史的意义。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强调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并不否认理论的意义。吕思勉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纪40 年代初就强调要学习这些理论。李剑鸣强调了吸取不同学科理论知识对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说: 考据与义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实可靠的历史史料的前提下，参照一定的理论和概念来阐释史实的意义，以求得史识。史识的获得需要理论介入，需要用理论在史实中考察，才能发现史识。他说，史学自身的理论资源并不丰富，需要从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学中汲取理论的滋养，以烛照史实，分析具体问题，建立解释框架。其中，社会学理论之于社会史，经济学理论之于经济史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因而，要提高理论修养，在其他学科中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包括理论知识，以求得史识。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评论说，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从事研究他们所能确定的一切事实。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历史学的良心把自己认同于每一桩孤立的事实都出之以一种无限谨慎的态度。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经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是应该做到的。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而且不能对这种或那种政策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吗? 这种或那种经济体系是健全的吗?进行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要重视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理论的作用。亚当斯密明智地试图将归纳与演绎进行结合。在重视经验研究的前提下，马歇尔认识到，获取知识还需要额外的、理论上的努力。他说: 虽然经济学家一定要对事实充满渴望，但是一定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实。他一定要对过去能对现代问题直接做出解释这样的念头表示怀疑。对于马歇尔来说，历史事实是基本的，但是它们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单纯了解一系列的事实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事实本身是静默的。观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发现一系列事物。在经济或社会问题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绝对先例。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多变，每一个事情都是众多原因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过去绝不会为未来提供简单的、直接的参考。

马歇尔认为事实不能自我解释，经济学不能仅仅靠事实前进，他承认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时，马歇尔把经济理论中心的、普遍的内核看为不是具体事实本身，而是发现具体事实的工具。

三、经济理论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论述了理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在于掌握三类技术: 历史、统计和理论。当他在讲到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时，他在其后的注释中明确解释说: 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但熊彼特给理论打上了引号，意指有别于其他人的先验性假设的理论概念。对于熊彼特，经济理论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 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 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 ，是一个工具箱，用以解释和阐发历史史实。

这种观点类似于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有关历史和理论的论述，许多人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

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指出，任何事实陈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论，任何科学解释都包含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而这是在经验数据中找不到的，它们必须被事先假设，经验数据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他在总结自己的论点时提出，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要运用理论和概念。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统一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这里，霍奇逊的观点强调了理论知识作为对史实进行阐发的逻辑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在任何涉及延绵的历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历史的理论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针对德国旧历史学派的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仅关注经验现实的方法，霍奇逊评论说: 由于偏好对于特定现象做简单描述而拒绝理论，这种生硬地诉诸历史事实的方法，典型地出现在许多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单纯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实本身就能够自我解释一样。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概念框架和理论知识基础，做出这种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总结旧历史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失败中，霍奇逊总结性地指出，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是充满理论的，所有的描述都要运用先前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如果没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确定任何事实，就不能进行识别和分类，也不能赋予它们任何意义。而且，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假设，那么对任何现象都不会有足够的科学解释。

卡尔门格尔指出，在经验现象能够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庞巴维克谈到: 如果不稍微谈到一般性的理论和概念前提，我几乎不可能就一个经济问题做出报告，更不要说讨论它了。

四、经济史中的史论结合

吴承明指出，史料考证过程中，综合观察在于判断吾人可认识事实间之关系，以及其与演化上之整个及一般间之关系，免致忽视极有价值之史料或误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庐于其书自序中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是花费精力研究理论，得出答案; 第二是谨守考据辨伪方法，订正史料; 第三是将史料与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成文。吴承明指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实况，史料考证和文本诠释都十分重要。

但历史学不是史料学，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和理性判断，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说，史无定法，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针对如何运用理论，他说: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是不变的或者略去，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倡导为了研究经济现象，有必要吸收借鉴大量学科和分支学科，用理论概念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还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剑鸣指出，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史实俯就原理，不是历史研究的正途，理论只是史家用来关照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运用某种理论，其目的在于寻找最佳的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史实的意义，建构叙事的框架。因此，理论必须服从于历史解释的需要，而不能让历史来迁就理论。他总结说: 在处理论和史的关系时，最好是史论结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归根结底，在史论关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论则依附于或服务于史，论必须与史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五、结语

第9篇：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学术笑话；理性人假设；帕累托效率

国内高校尤其是财经类院校普遍开设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课程，学生人数众多。世界上不少著名大学把经济学原理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给全校新生开课。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学的各分支学科中也有广泛应用。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和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较为有效的方法体系，因而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和经济现象，为制订经济政策和进行经济管理提供思路。在我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主要目的是教给学生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1]。

从教学内容、所占学时以及影响力等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学已经超过政治经济学，成为我国高校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的主要内容。那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如何呢？国外曾有个笑话，大意是调侃经济系的学生毕业后只记得“供给”、“需求”等少数名词。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为康奈尔大学弗兰克教授的《牛奶可乐经济学3》作推荐序时，曾经感慨：“在经济金融相关课程和课题的教学和研究中，一直让我感到困惑的事情是为什么读了四年经济学本科的学生，甚至已经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当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显得不得要领、隔靴搔痒？为何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上完美无瑕的政策却受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为何那些专业学习的学生们往往只能把基本的经济原理停留在书本上和课堂里？”[2]

根据笔者的阅读经验以及有限观察，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事实上，许多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学完充满大量“可怕的”图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与一阶导数的初级与中级经济学之后，确实也许还能记住“供给”、“需求”、“边际效用”、“通货膨胀”等少数词，但没有学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能用经济学概念与原理深度分析社会问题。

本科生的各类经济学课程，知识体系虽然比较成熟和完善，不少知识也并不晦涩深奥，但是教学上依然需要创造性。现实状况要求我们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创新教学方式，改善西方经济学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效果。笔者曾观摩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以及优秀教师的教学，发现大家尽量将生动的生活事例引入课堂，或将课题的研究成果与学科前沿知识引入专业课，激发学生兴趣等。这些给了笔者很大启发，我们尝试将挑选的日常生活事例、学术笑话引入西方经济学教育，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与学术性，改进教学效果。以下介绍初步思考与做法，抛砖引玉。

一、生活事例与经济学基本概念

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教学方式创新，其精要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经济语言、生活语言和数学语言），营造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兴趣，引导学生真正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从而对学生的经济学思维产生持久、真实和积极的影响力[3]。笔者非常认同这些理念与做法。道不远人，经济学应直面现实，从现实生活与日常体验中获取教学灵感。以下是与“理性人”假设相关的一些例子。

经济学在一般情况下假设人们是理性的，具有理性偏好（rational preference）。消费者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消费组合进行打分或排序，这一行为反映了消费者的偏好。理性的偏好具备完备性与可传递性两个特点。笔者举的例子是：

如果张三同学下课后到食堂吃饭，假设选项有三项：叉烧饭、烧鸭饭、切鸡饭。那么，理性的消费者应该能给这三项排序。在给定的预算约束下，叉烧饭更好，还是烧鸭饭更好，或者是两者无差异，张三要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排序，这就是偏好的完备性假设。如果张三认为叉烧饭比烧鸭饭好，烧鸭饭比切鸡饭好，那么张三应该认为叉烧饭比切鸡饭好，这才满足偏好的可传递性假设；否则就不满足。

笔者进一步提出三个问题，如果一个消费者的偏好不满足可传递性假设，其行为会有什么特点？一个骗子如何利用这一点从中获利？儿童是否有可能出现不满足偏好可传递的行为？从课堂效果来看，同学们感觉例子很生动，问题也比较别致。通过例子加深了对“理性偏好”的理解。

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一般假设人们是自身幸福水平的最好裁判，一个人的偏好（体现为各种选择）与其福祉或者说快乐是一致的。但是，偏好有可能偏离福祉，这有几种理由：首先，由于无知和不完全预见性，一个人偏好的东西不一定符合他真正的福祉。其次，一个人的偏好不仅受到自己福祉的影响，而且受到此人对别人福祉考虑的影响。最后，个人可能有非理性偏好。这又有几种情况：人们有一种牺牲未来甚至完全忽视未来的倾向；存在过多的享乐诱惑和强烈的生物欲望；某些人可能会执拗地坚持某些习惯、风俗、原则或其他东西[4]。

笔者根据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典型事例解释上述知识点，例如恋爱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预见性，还有养老金制度的例子。各类组织的职工每个月要依法缴纳养老金，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做学问就应该不疑处有疑：强制性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的理由有哪些？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指出人们很可能由于无知或短视，导致年轻时储蓄不足（类似于年轻时锻炼不足与阅读不足，恐怕没有多少人后悔自己读书期间锻炼太多，读书太多），加上其他现实原因，导致对强制性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需求。这些由基本概念拓展而来的知识对深刻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有帮助，对于企业员工福利管理制度的制订也有其参考意义。

此外，在真实商业世界中，超市、电影院、饭馆的诸多做法可以用于解释许多经济学概念。例如超市的定价策略可以联系价格需求弹性这一重要概念。此外，现实中不缺乏关于价格歧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方面的例子。用精心挑选的、学生熟悉的日常例子讲解经济学，学生理解与记忆效果较好，也更了解什么是“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

二、学术笑话与经济学概念、视角

学术界有很多嘲笑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笑话（也可理解为这是自我解嘲）。香港的林行止先生有妙文介绍经济学笑话，此不赘述。许多学过经济学的学生毕业多年后，能够记住的一般不是各类数学公式与曲线，而是一些有趣的例子与笑话。实际上，恰当的笑话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氛围，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解与记忆重要概念，并激发用所学知识思考现实问题的行为。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经济学笑话里面也有很多门道。例如不少笑话嘲笑GDP这一指标的缺陷，指出GDP有可能与人们福祉呈负相关关系。如果停留于这样的笑话，就会忽略GDP与人类福祉也有正相关的一面，而且这一指标相对利于量化考核；不足在于还有很多因素难以衡量而又对福祉影响极大。经过利弊考衡，我们方可深化对GDP以及科学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以下这则经济学笑话在学界流传较广：

经济学家的儿子和数学家的儿子是小学同班同学。有一天数学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一只铲，在10天内挖成一水渠，请问10个人持一只铲，需要多少天才能挖好同样的水渠？”数学家的儿子回答说需十天。教师问经济学家的儿子，回答是：“要看情况而定”（It all depends）。

这可能是嘲笑经济学家经常说模棱两可的话。笔者对学生提的问题是：（1）回答需十天的，这是对生产函数做了什么假设？（2）你自己会怎么回答。该笑话涉及生产函数中，资本与劳动是否能够替代，或者劳动与资本的比例是否固定不变。理解这一问题对学习微观经济学生产理论、劳动经济学有一定帮助。如果结合“三个和尚没水吃”等管理故事讲授，可开阔学生思路。如果结合我国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面临的不同约束与特点，似乎还可以鼓励大学生跳出“标准答案”的束缚。

下一个学术笑话为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在某次公开演讲中所引用，有助于理解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效率这两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

医生、牧师和经济学家周末到球场打高尔夫球。打了一会儿，发现场上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很奇怪，打球不守规矩，横冲直撞。他们到管理处抱怨。管理人员解释说，此人是我们社区的英雄，因救火失明，所以我们特别决定，他可以在周末任何时间到这儿免费打球，以表敬意。

原来如此！听完后，牧师说，我要每天为他祈祷；医生赶忙说，我可以帮助他免费看病，使他重见光明。轮到经济学家，他沉思了一下说：你们能不能让他晚上来打球？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这个建议体现了经济学的效率视角，而经济学所说的效率一般是帕累托效率。如果白天打和晚上打，对社区英雄是无差异的，那么这个建议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因为白天打球的人们没有受到干扰，他们的境况改善了。

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谈到，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5]。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经济学分析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着眼点，探讨理性的人们如何在给定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福祉有改善（即是否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

结合上述笑话，这段论述就更好理解。笔者在课堂上提的问题是：在哪些假设不满足的情况下，笑话中经济学家的建议并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有学生很快反应，从高尔夫球场经营者以及员工的角度（加班费，额外的照明以及其他支出）、盲人英雄的角度（就是喜欢白天打球，在阳光下打球）入手，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此基础上探讨改革开放与帕累托改进、卡尔多改进，效果就比较好。可见适当的学术笑话可以作为辅助，有效解释经济学重要概念与分析视角。以上两则笑话可在林行止的书中找到类似的版本[6]。

三、改善教学效果的建议

本文从一些生活事例与学术笑话出发，介绍了理性偏好、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效率等经济学概念与分析视角，就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创新与教育效果改善提出一些建议。当然，更好实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还有很多重要因素需要注意，限于篇幅本文尚未讨论。例如怎样看待数学训练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作用，如何改善经济数学教学效果；如何在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的同时，注意根据具体国情，修改相关假设前提，选用合适的研究方法，等等。

如何收集恰当且有趣的例子与笑话，并以有所新意的方式呈现？笔者粗浅的感受是：（1）加强经济学学术经典的研读以及对学术前沿的了解，准确深刻地理解经济学重要概念与原理。（2）多研读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深入浅出的著作。近些年来出版业的繁荣发展，为教师业务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环境与条件，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的作品，在理论联系实际上笔墨不少，对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都很有启发。（3）开阔视野，借鉴多学科的智慧，跳出经济学看经济学。事实上，哲学（有学者视经济学为道德哲学的分支）、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的论述，都有可能加深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4）在此基础上，留心观察身边的真实世界，收集学生熟悉并且与课程相关的案例、笑话与故事，同时开发出配套的问题，引导学生借鉴所学知识，深入系统地思考中国现实问题。毕竟，学习与反思西方理论，最后要落在思考与解决中国自己的真问题上。

参考文献：

[1] 方福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几个问题[J]. 中国大学教学，2005（9）.

[2] 弗兰克.牛奶可乐经济学3（国计民生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刘金石，刘方健.教学方式创新：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J].中国大学教学，2011（9）.

[4] 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