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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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经济学问题范文

【关键词】高校就业；劳动经济学；形势

1 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形势分析

随着高校毕业生的增多，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大学生在择业的选择上应该能够向着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的方向考虑，多到基层就业，或者选择自主创业。

从2003年，高校应届生数量就开始以跳跃式的幅度增长，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212万，比前一年增长46%，而到2010年更是高的630万比2003年翻几番了，2013年高校毕业生699万，而今年各大企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又少之又少，就业压力较大。有时候，一个工作岗位会吸引数百名以上的求职者，或者数千名竞争者，令许多毕业生望而生畏。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出现回暖现象，中国经济又恢复得比较快，工作岗位依然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主要原因是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学生质量也越来越差；其次由于社会提供的招聘岗位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下降的趋势，使得大学生逐渐由“买方市场”过渡到“卖方市场”。

就业率的高低和就业满意度的高低决定了大学生就业的难易。现在读一所大学，光学费就很贵，而出来就业，招聘单位不仅挑剔学校，而且在各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大学生对高中也是很挑剔，边远的地方不想去，待遇不好也不想去，这些都导致了就业的难易。

2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大学生就业市场

从“供需均衡”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把各高校所培养的大学生看作是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品，社会劳动力需求市场是需求方的话。那么只有当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点时，社会才不会存在失业现象[1]。如图1所示

也就是说只有当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相交于A点时，供需之间才能达到平衡。而此时供需之间供需平衡量为0Q1，均衡价为0P1。但是随着各高校不断扩招学生后，那么图1就变成了图2。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大时，供给曲线S向下平移到了S’，而劳动力的需求根本不能满足巨大的供给量。因此，需求曲线D也相应的向上平移到D’。此时就出现了新的供需曲线交于A’，形成了一个新的供给平衡。但这时的均衡收入为0P2[2]。

因此，看着当前的就业形势，有不少大学生开始选择继续读书的出路——考研，或者有一部分学生选择在家待业等待岗位的到来，但是他们自己无法保证等待是否是更好的选择，于是出现了很多自愿失业人员，俗话说：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的说法，比比皆是。

Ld：代表市场上所需求的劳动力总量；Ls代表市场上所提供的劳动力总数

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正是表明了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选择自愿失业。当Ls与Ld相交于E点时，劳动供给方和劳动需求方在0Wo的工资报酬上达到均衡，此时劳动力供给平衡，数量为0Lo。但是这个图仅表现出在0Wo的工资报酬下，整个劳动力供给方仅有0-Lo的毕业生选择就业，仍有Lo-Lf的毕业生选择自动放弃就业，因此而形成自愿失业的现象[3]。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少学者认为是跟大学生择业价值取向过高有关，不过也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大学毕业生是对自身的价值定位标准不同所导致，定位点不同，所以等待。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发挥的工作。

3 用劳动经济学原理分析就业取向

大学生毕业之后，往往会有两种打算，即要么考研，要么就业。

3.1 考研的认识。

随着国家扩招政策的提出，现在本科生越来越多，但是有的单位所需要的本科学历往往不行了，为了提升自己在职场中的竞争力，一部分毕业生选择继续升学考研，读三年研究生，不仅可以增加知识的专业性，而且也能够为以后就业，提供更大的上升空间。

近年来，考研究生的大军也越来越多，考研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对于专业的选择也需要慎重，应该选择热门好就业的专业区读，否则出来也是不好找工作。如有的学生选择热门的金融专业，不仅未来收入可观，而且这个行业发展很大。通过劳动经济学的学习可知，研究生比本科生具有更多大的上升空间而且在就业中更具有竞争力。

3.2 就业的觉悟方面来说。

大多数学生在学习阶段，就明白毕业后的工作不好找，必须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很多学生在学习本专业时候，还学习了其他一系列的知识，如考取一些资格证书，像会计、计算机等级考试、驾照、英语等级考试等，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资格考试，为大学生的资格认证提供了更好的证明。大部分毕业学生在每次的招聘中都积极的去参加，但是应聘上的毕竟是少数，剩下的未能找到工作的则会选择销售等行业。等到有机会参加正规单位组织的公务员考试，投入到浩荡的公务员之中。每年有很多的公务员考试，但是录取的名额却很少，录取的比例甚至达到上千比一。虽然如此但还是有很多学生义无返顾的投入到公务员考试之中。主要原因在于企事业单位的稳定性和各种保障的全面。

通过学习劳动经济学我们知道，现在的市场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用人单位具有主动权，所以在选择用人的时候，会盲目的提出很高的录取条件，他们不用担心招不到人。而他们所提出的条件在工作的时候根本就用不到，只是盲目的提高用人条件，造成了近年来网上“研究生去卖猪肉”的新闻报道。所以为了以后更好的就业，在大学期间应该学到真正用得到的知识，而不是仅仅靠一张文凭就想找到一份工作，现在用人单位越来越看重你的能力而不是你的文凭。在大学期间我们应该全面提高各方面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知识的学习。增强自我的动手能力和交际能力，为踏入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综上所述，我觉得只要我们摆正心态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份相对较好的的工作，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只要我们付出努力一定会走向成功。

4 改善中国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对策和建议

4.1 应对社会上供大于求的现状，大学是否还应该扩招。

目前随着大学生人数的增多，但平均每人享受的教育却急剧的减少，一个礼拜才20几节课，还有一些值不值得开的课程就不需要提了。所以现行的教育机制并不是最好的，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所以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现高等教育与社会接轨，增强毕业生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高等学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主要阵地，社会和市场发展的需要应该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导向。增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根据社会需要开设专业、设置课程，不断革新教学形式和内容，才能使高等学校更好地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在培养中应充分重视市场需求，建立科学的评价、分析和预测体系，把握社会实时经济走势和就业市场的变化情况，按照社会发展方向设置专业，有效地消除结构性失业。

4.2 加快完善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多的选择。

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国家、地方和高等学校要必须要重视和加强毕业生就业市场和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促进就业市场的信息化。充分而有效的信息不仅可以降低市场成本，提高效率，而且还能实现节省资源和提高效益的目标。

国家、地方和高等学校要围绕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体系，通过完善的就业服务信息，促进就业市场中的充分信息，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多的选择。

4.3 国家一步完善大学生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

通过一些就业宣讲会，鼓励青年大学生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如西部、基层去工作，或者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以及人才在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事业单位的流动等政策。

对于去西部工作，大学生心中有着许多的困惑：国家的各项补贴和优惠政策能否落实，是否还回得来，回来后就业压力是否更大；去农村工作，户口、社会保障等问题如何办；搞自主创业，怎么解决资金缺、注册难、审计难等问题。有些高校毕业生还面临出地区、出系统要交费的政策障碍。

4.4 从学生自身方面思考。

由于大学生刚刚踏入社会，往往是心高气盛，过高的看重自己，认为自己一定要每月拿多少钱多少钱，殊不知，正是这样不正确的心态导致自己就业的问题，所以大学生应正确估价自己，正视现实，调整就业的期望值，保持健康的就业心理，切忌眼高手低，好高骛远，要树立全方位、多渠道的新就业观。由于大学生竞争日益激烈，所以大学生应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在大学期间，应该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不反对在有空余时间下去做一下兼职，丰富自己的生活，同时应在学好自己专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去做这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首先学好自己的学习，因为学习还是第一位的。所以，大学生要有自己的真才实学，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李丽霞.《大学生就业难的经济学分析》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五”规2003年度滚动课题：《高校产权变革与江苏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2篇：劳动经济学问题范文

一、经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所有权关系的本体论基础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即洛克观点）,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页。下引只标卷数和页码）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页）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

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原始时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页）,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

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ibid，S.50;同上，第350页）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

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

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如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简单交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

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

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cf.Bd.II/1.2，S.367-369；参见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页），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

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已经成为“幻想‘幽灵'被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社会。

二、经济关系中的哲学问题：原则、程序与悖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对所有权形成的自然基础在认识上的差异；虽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其形成的历史性，不过这是纵向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财产权形式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或者抽象原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都非常关注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植根于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的一致性及其背离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缘起于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有待于对剩余劳动的论证。这里已经存在着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权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一步构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关系之中，从原则的形成与原则实现的程序上来分析悖论的形成：

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程序中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体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再现出来。（Bd.II/2，S.60;参见第31卷，第362页）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观念是现实的产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页），体现出来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现实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实，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设？

一方面，抽象的观念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自发地依据于自由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扭曲了这一观念，但是这一观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则，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撑。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非始于马克思，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带来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尝试揭示这一观念被扭曲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自由和平等观念是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们形成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经济交往关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等价（值）交换为基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种简单商品经济的状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资本因素，也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经济关系并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关系。

但是，当这些观念被高举着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时，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发生转折的契机，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向劳动与资本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是历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并且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交换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区别：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只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财产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的标准，去衡量交换价值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财产和法的关系。（Bd.II/1.1，S.236;参见第30卷，第279页）

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区别开来，是为了彰显后者在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简单经济交换关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已经清晰地看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表面平等与实质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在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内容：自己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规则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强调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平等观：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原则平等）,等价交换。前者体现为自由原则，后两者体现为平等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从现象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似乎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但是实际结果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不断分裂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对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解析、剥离，将问题的症

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_个不等价（值）交换。不过，这_认识本身也有着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向“劳动力”概念的变化中看出。另外，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以及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论证问题等等中，我们又看到问题并未完结。

显然，对原则与其结果之间的悖论关系，从原则的实现程序中去进行批判，与对观念的虚假、颠倒进行的批判比较起来，要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学领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

三、经济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个别性与普遍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经济伦理概念，对后者的问题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讨论，或许就是（政治）经济哲学问题。这样的区分可能显得机械、累赘，但这个问题是在反思基础上必然要生成的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对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来说，他们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着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现实的资本关系中被颠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意味着社会分裂的进展，对象化了的劳动脱离其创造主体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个体、阶级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

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情况既可以通过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非生产领域发生，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现象的出现，后者预示着新的需要进行研究、发掘的领域。

黑格尔在哲学观念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不同层次进行推论，用抽象的普遍性统一特殊性、个别性。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并不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的使命似乎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握社会的概念体系，用自在和自为的统一预测未来的社会。

而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权、契约原则、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原则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至于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因为普遍原则的实施而日益分裂，他们对此又有着非常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诺齐克并不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原则上具有逻辑一致性。罗尔斯也没有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但是他试图在原则的现实化程序中对其极端的社会分化结果加以矫正。

各类非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简言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涉及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第一，现实中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第二，意识到了的伦理关系及其困惑；第三，个人自主行为与其社会结果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

第3篇：劳动经济学问题范文

日前，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之风渐盛。对于经济学研究及教学呈现的数理化趋势，国内外都展开了争辩。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浅谈数理经济学教学的研究。

赞同者甚至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们认为，数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采用数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纯语言的定性分析中难以直观得出的结果，它使得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表述更加准确精炼，且能将已有的经典经济理论拓展延伸。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数理模型过度建设和使用无益于理论的创新，也无法准确反映现实复杂且不稳定的经济活动。数理经济学的本质是探讨如何用数学语言准确、精练描述经济学问题，并推敲通过数理分析而导出的数学关系式所表达的经济学含义及揭示的经济规律。在不脱离经济思想本质的情形下，科学地应用数理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的理解、应用和延伸，将有助于经济学科的长足发展。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它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分析对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也可以是劳动经济、产业经济、公共财政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囊括了经济学各个方面内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关数学理论和模型，内容极其庞杂。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了难度。国内关于数理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国内学者们编写的少数教材之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华裔经济学者蒋中一编写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动态最优化基础》。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经济学研究生的相关通用教材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和参照国外的教学内容为主。

针对数理经济学覆盖内容众多、理论过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复杂等特点，笔者认为在进行数理经济学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了解相关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从基本分析框架出发的思路，使学生掌握解决经济学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养学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体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把握数理经济学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4篇：劳动经济学问题范文

我们回顾整个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可以说将人本主义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也正是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1 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探讨了人。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 “异化劳动”与经济学中的人本性质

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此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 马克思经济思想人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下转第6页）（上接第40页）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思考，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主权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们应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则强调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7]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第5篇：劳动经济学问题范文

一、劳动经济学及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一)劳动经济学概述

劳动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劳动力的一门学问，劳动力和一般商品存在明显差别，一般商品的价值理论学说在劳动力方面并不一定特别适用，进而也就需要专门针对劳动力进行研究，这也是劳动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的重要内容。劳动经济学主要针对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应用状况，对于劳动力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经济效益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在更少劳动力应用的背景下，取得更大经济利润。基于劳动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来看，其不仅仅要关注劳动力供给需求关系，还需要关注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差异、劳动力激励、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迁移率等相关因素，以此更好实现对于劳动力应用价值的不断提升。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中，探讨其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是重要研究方向和课题。

(二)劳动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是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重要任务，其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能够充分关注企业总体发展愿景以及战略目标，以此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调整，促使人力资源构成较为适宜合理，可以较好实现对于各个岗位的有效配置，进而更好完善组织结构体系，最终实现劳动力和企业发展的共赢。基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落实要求来看，劳动经济学的引入应用极为必要，其作用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劳动经济学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实现人力资源成本的控制，直接实现该方面资金支出的节约，避免呈现出较为严重的人力成本浪费问题。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要求上来看，应该力求以最小投入带来最大产出，进而也就需要不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如果能够得到劳动经济学的指导，必然也就可以在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劳动经济学的指导下，企业可以更好实现人力资源数量的降低，切实解决了企业人力资源数量过多带来的严重浪费现象，对于企业经济效益保障意义重大。

另外一方面，劳动经济学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还能够较好提升企业员工工作效率，这也是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效果的重要路径。因为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或者是在人力资源激励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必然也就会严重影响到员工工作成效，这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劳动经济学的指导和引领下，企业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能够较好规避盲目性问题，能够从企业战略发展角度进行人力资源需求的分析，同时兼顾员工积极性的调动，依托劳动经济学中的激励手段以及工资绩效等理论，更好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的优化管理和积极调动，进而在不断提升人力资源工作效率的同时，更好保障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发挥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大价值。

二、基于劳动经济学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措施

(一)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在劳动经济学指导和引领下，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落实首先需要转变理念，规避传统“管人”的简单模式，充分研究劳动力资源，将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人力资源管理联系起来，同时考虑到经济层面的要求，最终确保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备更强效益。基于此，未来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管理负责人除了要高度关注该项工作，对于该项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往往还需要重点关注劳动经济学理念下以及战略性要求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发展，深入剖析原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而也就可以采取相匹配的策略，不断完善和调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促使其体现出更强新意。

(二)完善管理规划

基于劳动经济学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开展还需要高度关注前期规划阶段，确保人力资源管理得到更为适宜科学的规划，以此有效指导后续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招聘以及安排上，更是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比如从企业人力资源的需求量上来看，人才数量的确认是比较核心的前提，如果数量方面存在明显偏差，必然会引起后续人力资源应用的混乱，过少则会干扰企业正常运行，过多则又会带来严重经济浪费。这也就需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能够立足于企业战略发展目标，分析不同岗位的人才需求量，实现对于企业所需人才数量的明确，由此制定的人才招聘计划可以体现更强实效性和经济性。在此基础上，针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岗位安排也需要遵循战略目标要求，以确保相应人力资源的安排较为适宜合理，能够有效规避闲置岗位存在，进而杜绝该方面存在的严重经济浪费问题，体现出良好的经济性优势。

(三)劳动力市场预测

基于劳动经济学进行企业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除了要重点关注自身企业内部人力资源需求以及安排，往往还需要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状况，针对劳动力市场予以准确预测，以此更好实现对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优化落实。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难度较大，因为其往往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动态变化特点，传统预测模式很难达到理想效果，甚至会出现严重偏差，导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不当，出现明显经济损失。这也就需要积极引入和运用一些新技术，比如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都应该应用到企业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来，以便辅助管理人员对于劳动力市场准确掌握，进而促使自身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更为精确适宜，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变化而变化，趋利避害，规避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不当损失。

(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基于劳动经济学开展企业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还需要高度关注企业内部人力资源配置工作，以促使人力资源配置较为适宜合理，可以在满足企业战略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实现对于人力资源的最优化安排。这也就需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准确掌握企业长期、中期以及短期战略发展目标，进而予以人力资源的科学配置，促使人力资源能够在优化安排后更好推进各个战略目标的达成。为了较好促使各个人力资源发挥出应有价值，在人力资源配置中还需要高度关注员工方面的要求，充分考虑员工的特长以及意愿，进而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优化各个人力资源的安排效果，避免企业员工在岗位安排后出现严重消极懈怠心理，也避免出现人力资源岗位和自身特长严重不匹配现象。当然，结合企业战略目标调整，在人力资源岗位配制适应性改变时，同样也需要综合分析，以便采取对于企业以及员工影响最小的方式。

(五)优化薪酬、绩效管理

在劳动经济学的指导和引领下，企业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优化落实还需要高度关注薪酬和绩效管理，这也是企业员工较为关注的内容，在企业经济效益方面占比同样不容忽视，是优化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对于企业薪酬体系和绩效管理机制的优化应该综合考虑到企业战略目标以及员工实际状况，力求寻找到最佳平衡点，既避免该方面出现较高的费用支出，也能够有效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使其可以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大利润。人力资源管理人员需要结合未来战略发展目标以及劳动经济学理论，针对所有员工进行差异化薪酬和绩效管理，切实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效益。

第6篇：劳动经济学问题范文

[关键词]休闲经济；非理性；生活方式；劳动时间；自由时间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0―0020―06

1 经济学何谓?

1．1 经济学与财富之根

重商主义认为经济学是国家间贸易之学，多出口，少进口，是国家财富的源泉。重农学派认为经济学是生产之学，只有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才创造财富。亚当・斯密综合前人观点，认为经济学是财富之学，是如何致富之学。古典经济学家对财富的关注虽各有侧重，但都强调时间对于价值形成的意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马歇尔。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慨叹：“我们必须考虑的第一个困难是由于时间因素而引起的，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最大的困难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他在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分析中，始终对时间因素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然而，19世纪后期，由于边际效用原理的引进，理论经济学开始了心理分析转向，时间要素在理论经济学体系中开始边缘化。凯恩斯革命引领经济学走出微观研究的狭小范围，开始关注宏观经济运行问题，以应对市场失灵和反危机，其关注焦点由个人劳动转向政府调控，时间要素淡出其研究的视野。20世纪六七十年以来，经济学又经历了一场博弈论革命，它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信息的预设前提出发，研究人们在市场博弈中的行为选择规律。在博弈论视域内，经济学被置于抽象数学化的逻辑推演境界，成为信息和对策之学。总之，经济学不断科学化(即数学化、符号化和心理学化)的历程，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逐渐疏离和遮蔽真正财富之根的历程。

1．2 新经济与财富观念变革

20世纪末以来，随着知识一信息社会渐露端倪，新经济日益兴起，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也进一步拓宽。有人认为，新经济是知识经济，新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是研究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学问，它是继采集渔猎经济、农牧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有人认为，新经济是体验经济，新经济学就是体验经济学，它是继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人认为，新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新经济学就是眼球经济学。更有人认为，新经济是“娱乐挂帅”的经济，新经济学就是娱乐经济学。如此等等。随着理论界对于新经济理解的变化，财富的形式以及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均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

1．3 经济学的实质

那么，到底什么是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更倾向于马歇尔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人学，是人类生存状态及其保障条件创造之学。具体来讲，它是研究在一种特定社会情境下，人类生存状态及其交往规则的学问。这种交往既包括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包括人与人、人与各类共同体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流。

人是一切社会问题学科的总主体根源，人性的复杂性和人类行为选择的主观多样性构成所有社会问题学科的总背景。经济学也不例外。总而言之，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选择和享受自身生存条件的科学。它的发展与人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其生存状态的基本图景，它内在地决定社会的需求方式和需求结构。此外，科技进步也是一个富有巨大影响力的要素，它不仅为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提供可靠的技术手段，还不断拓展人们需要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可见，以人们社会交往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以及作为这种变革重要动力之一的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无论其中的哪一方面发生改变，都将影响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拓宽经济学的内涵，放大经济学的复杂性，是经济学研究必须考察的内容。

2 休闲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性假设

既然经济学的复杂性根源于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主体选择的不确定性，那么，如此复杂的主体选择活动，定性和定量研究何以可能?

2．1 传统经济学立论的假设前提

为了便于对经济主体复杂的选择活动开展研究，传统经济学确立了三大假设前提，分别是理性人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

(1)理性人假设 这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在经济学说史上，它源于“经济人”假设。该假设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个人是自利的，他们会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自己在机会集合中不同选择的各种可能性结果，以实现其期望效用的最大化。亚当・斯密较早明确地把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确定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据此，他出色地描绘了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后来经济运作和演进实践中，经济人假设逐渐演化为理性人假设，强调经济主体总是追求其目标值或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至于这种目标是利己还是利他则不做具体的界定。主流经济学的成功在于它的有理性的自私人假设恰好描绘了日常经济活动中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即其对满足和快乐的追求具体表现为利己动机。

(2)资源稀缺性假设 资源稀缺性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的直接外在前提。如果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理性也就失去了意义，事实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资源是一个既定量，且很多是不可再生资源，无法循环利用，必然越用越少。同时，世界人口在急剧增长，已经突破60亿关口，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之很多发达国家追求奢侈豪华生活，本已十分紧张的生存资源就显得更加拮据。如果再将生活时间资源考虑在内，即使是当今世界富豪们，也都无法逃脱资源稀缺性的束缚。

(3)完全信息假设 这是理性人假设的默认隐含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再理性的人也只有在把握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做出真正符合理性的抉择。没有完全信息，也就谈不上真正理性的选择。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可以实现完全经济信息最有效传递。

2．2 有限理性热潮

传统经济学的三个假设前提，有两个在国内外经济学界经常遭到质疑，即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现在，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已经吸收了不完全信息这一昔日始终回避的事实。以沃德(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博弈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然而，理性人假设的处境却日益尴尬，它面临“有限理性”学说的严峻挑战。“有限理性”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mon)教授提 出，但他的有限理性概念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山。八十年代以来，伴随最新数学方法的应用，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1)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差异 博弈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徒困境”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尼尔曼(Neyman)和罗宾斯坦(Rubinstein)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博弈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可见，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

(2)游戏规则理性和个人行为理性的区分 一些经济学家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看似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3)华人(裔)经济学家对有限理性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有光、杨小凯将他们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称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Walrasian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顺田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序贯均衡存在的条件。最近，浙江工商大学何大安教授提出了“有限理性存在着一个实现程度”这一命题，并建立了描绘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理论模型。

2．3 休闲生活放大人的非理性特质

人性之复杂，自古就是困扰先贤哲人的一大难题。千百年来，争讼不休，始终难于归为一尊。这个过程透露出来的基本事实是，人类对于自身复杂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人性复杂性的秘密正在一步步被揭开。理性人假设只是部分反映了人性的本真状态，人的非理性特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为休闲生活的经济学意义的彰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分析基础。休闲生活是一种非理性特质很强的生活，它置身于社会行政控制域外，是主要由个人自主决策和选择的生活领域。休闲生活是人们经历持续单调工作压力后，放纵自我的生活，是人的非理性内存宣泄和释放的广阔天地。只要不触及法律，其行为选择就不受行政干预。因此，休闲生活的繁荣，以及休闲生活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扩大，势必强化经济生活的非理性内在特质，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3 休闲经济澄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生活方式盲区

古典经济学以生产和劳动为核心，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较少关心居民生活方式。20世纪初以来，随着自动化生产线的日益普及和科学管理的迅猛发展，造就了规模经济，产生了绝对意义上的生产过剩问题。在发达国家，消费率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居民生活方式的经济学意义突现。

3．1 经济学与消费生活方式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思考从宏观上调控市场，防范危机，促进消费，繁荣经济，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想尽一切办法扩大市场，刺激需求，于是，高工资和高福利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分期付款消费方式不断繁荣，各种媒体广告掀起了对奢侈消费的大力鼓噪与宣传。现代传媒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文化工业的崛起和加盟，世界范围内涌起了大众文化的滚滚狂潮。人们的消费方式第一次与社会生产如此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驱动力。其重要后果是使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开始商业化，娱乐、影视、流行音乐、社会时尚和铺天盖地的广告等均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表达；品牌和明星等既是价值连城的商品，也是融入亿万人灵魂的追求与梦想。消费生活开始符号化和虚拟化。人们很难想象，离开这近乎疯狂的消费浪潮，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繁荣的命运将是如何?很快，“丰裕社会”或“消费社会”批判成为西方思想界的重要话题，与罗马俱乐部的警告遥相呼应。但是，批判归批判，“消费社会”发展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学者的立场，西方国家官方舆论始终在纵容和鼓励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在全球化。好莱坞的大片充斥亚、非、拉各地的大小影院和音像制品商店，百老汇和红磨房的狂歌劲舞不断被第三世界各角落的娱乐场所克隆或复制，西方的时尚正在引领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众多追随者乐此不疲。约翰・奈斯比特对此有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描述：“喝卡普蒂诺或佩里埃牌矿泉水，家中摆设是伊基牌家具，吃的是生鱼片，身穿贝内顿高级运动服，听的是英美的摇滚乐，开着南朝鲜的现代牌汽车去麦克唐纳快餐店”。对时尚生活的疯狂复制与不懈追逐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和国家富强的强大动力。可以说，当下世界发展模式已离不开时尚消费――从时尚的制造，到对时尚的追逐。时尚正在走出富国和富人垄断的状态，步入穷国和穷人家，开始大众化和全球化旅程。

3．2 经济学与休闲生活方式

与消费生活方式繁荣相联系的就是休闲生活方式的时尚化。

早在19世纪中期，缩短工时就成为西方社会劳动阶级争取的重要目标，并逐步取得许多阶段性成果，到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逐渐普及8小时工作日，48小时工作周，后来，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工时进一步缩短：1960年，美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只有37．5小时。现在，灵活工时制(flexible working)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青睐。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选择每天工作的时间段和工作时间的长短，既可以在上午9点上班，也可以在午后3点或晚上7点开始工作，既可以选择每天工作8小时，也可以选择工作6小时或3小时，

同时，社会福利化和经济消费化的发展，与日益兴起的信息化浪潮不期而遇，两厢耦合，迅速生成工作远程化(teleworking or remote working)和虚拟化(virtual working)。所谓远程工作，就是通过互联网和个人多媒体电脑，实现异地生产经营管理和日常事务办公。它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昔日坐在办公室才能完成的工作。还有许多昔日必须以实物为材料的生产、加工、设计、培训和管理等，也可以在个人多媒体电脑上虚拟操作，成本大大降低，过程越来越轻松愉快。于是，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在家办公(或称在家上班)。人类在经历了数百年工厂化集中劳作和办公室集中办公之后，又开始重新回归家庭。目前，在欧美国家已有数千万人实现在家上班或部分在家上班。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扩大了劳动者的闲暇时空，而且改变着传统劳动活动的性质，使劳动本身越来越趋向休闲化，劳动与休闲的边界日益模糊不清。以生产劳动为核心对象的传统经济学潜伏着深刻危机，并酝酿革命性变革。

3．3 经济学与知识一信息生活方式

传统经济学无视知识生活的重要性，认为知识生活是一种非生产性生活，是一种单纯的消费生活，于社会生产有百害而无一利。直到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后，知识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才开始受到理性的关注。但在此后很长时期里，它依然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马克思较早打破了这一局面，深入研究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对资本主义产生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20世纪中期，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主流经济学界开始关注知识创新的经济意义。

如今随着知识经济的初现端倪，知识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内生变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它与人才一起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领域。在发达国家，智力劳动和精神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一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例与日俱增。人们常称我们今天的世界处于知识一信息爆炸的时代，这并不夸张，特别是日益膨胀的创新知识体系借助四通八达的宽带网络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零距离即时化传播，放大了知识和信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于是，诞生了“注意力经济”之说，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只有人们的注意力才是稀缺的资源。今天，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原材料和能源等实物资源，更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人们的注意力。整个世界正在展开争夺眼球的战役，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成为世界的主宰。

可见，休闲社会也是一种消费社会，且是一种消费与生产合一的社会。休闲消费就是休闲生产，是体力、精力和智力更新后的新社会主体的生产过程，也是创新性理论和技术生成的广阔天地。但它又与战后兴起、当下走红的消费社会不同，后者片面追求物质挥霍和炫耀性消费，而前者则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文化消费的综合平衡体，在总体上，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在物质消费方面，则倾向于“简单生活”，以创造人类自身更大量的自由时间，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幽邃的享受深度。

4 休闲经济彰显传统经济学的时间之根

4．1 劳动(工作)与时间

时间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概念。从最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和霍金，到最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和海德格尔，直到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如马克思和西美尔，都为之诱惑，对它痴迷。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时间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度量，也是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的客观界限，它几乎可以与“存在”画等号。人只能在时间隧道中穿梭，去而无返。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时间在冥冥之中都是一个定数，打他一出生就开始了走向终点的倒计时。所以，时间是个人生活中最为富裕也最为稀缺的资源。

现实日常生活中，人们时间资源的利用通常分为三大部分，现代西方学者称之为“三八制”，即8小时工作(或劳动)，8小时睡眠(即必须的生理活动)，8小时休闲(即自由选择的活动)。但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获取自身生存条件的能力也比较低，劳动时间在人类生活时间分配中的比重较大，远远超过8小时。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则，农忙季节日劳动时间可以在15－16小时左右，构成人类生活时间的最大部分。所以，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劳动(工作)时间，对其余两部分时间不够重视是有原因的。这无意中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束缚了他们的思考空间和创新灵感，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5个初始方面，从而揭示了人类3种基本生存状态，即劳动生存状态、生理生存状态和自由生存状态(马克思称之为追求“新需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立足于对资本家和工人不同生活时间结构的分析，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制度，揭示剩余价值规律的同时，隐喻了休闲生存逻辑。一部《资本论》，最伟大的贡献是剩余价值理论，而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的分析，完全是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和工作日等6个生活时间范畴的相互关系分析基础上展开的。其中，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对工人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就是自身自由时间的丧失；在资本家那里，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就是自由时间的获得。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占有也就是对工人自由时间的剥夺，其实质是对工人生命的占有。所以，《资本论》实质是论劳动―雇佣劳动，其基本分析维度是劳动时间。

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工人劳动时间缩短提供极大空间。前述西方发达国家工人作息制度变革和劳动时间缩短就是以此为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人休闲时间早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的社会意义日益提升，工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在自身自由解放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这也启示我们：今天应该立足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这双重视角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新变化，思考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

4．2 价值与时间

价值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在不同层面，从不同学科角度来认识。价值问题的本质就是源自人内心的对世界意义和功用的权衡。由于它涉及到主体，客体和主客体统一三大复杂环节，长期以来是困扰所有社会问题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的一大难题。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始于对市场和交换的研究，价值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古典经济学抓住了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这个根本，找到时间这个度量劳动量的客观尺度，初步提出奠基于劳动时间分析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做出了实质性推进，创立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赋予劳动价值论以坚实牢固的科学基础，进而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长期被混为一谈的概念，破解了困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资本总公式矛盾，最终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第7篇：劳动经济学问题范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衔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教学中的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地位是十分突出的。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与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等就安排了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教学任务，而且大都在学科体系中都是专业主干课程。与一般院校的西方经济学讲授类似，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分学期先后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划分往往简单的根据关注的视角和范畴，既割裂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也把方法论和学科地位上的纽带不经意的阻断了。以至于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学生往往无所适从，不能准确的将已经学习的课程知识与经济学演化过程进行系统的衔接。导致整个经济学教学的碎片化倾向。以至于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后，学生仍然不能鸟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更不能驾驭较为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仅仅是达到了简单模仿和基本理论应用的水平。并不能完全达到学科体系所要求的教学目标。为此，通过梳理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实践活动，有目的的使学生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找到能够打通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键环节，积极寻找两者学科思想和研究方法论上面的统一，从而使学生融合贯通，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思想，并能够灵活运用西方经济学思想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问题。

一、导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出现割裂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一是在教学中为学生梳理不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论的地位、作用和选入教材的原因等。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可以使学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学的知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微观理论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观经济学思想的，而宏观经济学的演化中，微观基础也是其可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依据。二是通过课程培养目标、教学目的和考核方式的调整，避免教学过程对学生进行经济学思想体系学习产生障碍。由于以往教学中经常会根据难易程度、结构组织、如何考核等问题安排教学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往往会导致一些结构较为庞大、联系紧密、难易适中，容易考试的部分成为所谓的重点部分。而一些学科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就被教学过程人为的删减了。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形成人为阻隔，成为孤立的知识小岛。因此在教学中，一方面通过调整整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增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比重；一方面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中也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增加对必要的思想体系、研究方法的教学时间。此外，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也进行了有益的调整，使其教学过程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能够密切联系。

作者:柯希嘉 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

参考文献:

[1]张守一.对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评论[J].经济学动态，2009(9).

第8篇：劳动经济学问题范文

关键词：本质内涵；积极功能；重要意义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01—02

《资本论》的问世，给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理论指导。作为中国现时代——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资本论》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理论武器。因此，时下讨论《资本论》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着积极的功能和重要的意义。

一、《资本论》的本质内涵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功能

《资本论》自问世以来，给予评价最多的是一部经济学名著，然而经过一段认真研读之后体会到它同时亦是一部哲学名著。我们知道《资本论》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关系、劳动价值、工资、资本运营和剩余价值等等，这些内容的阐述都是基于在哲学理性批判的思维基础上加以进行的。在研读《资本论》之后，给予了我们最深刻的两点启示：1.研究经济学不能仅停留在实证的经济领域，也应适当的对哲学加以关注。因为哲学注入能为人们认识经济与社会问题提供真切的批判力和理解力。2.而在哲学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亦不能完全沉醉于理性的批判，同时也应当对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加以关注，并在此过程中批判性地汲取当前社会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成果。如果只一味停留在哲学的思维上，就会脱离于现实，只会将《资本论》的本质内涵演化成解决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僵硬公式。总而言之，研究经济学时应当把哲学的批判理性加以应用；而搞哲学研究的亦不能脱离现实世界而完全沉醉于理想的天国之中。

基于以上两点启示，《资本论》本质内涵就是教会我们用哲学理性批判的思维来分析当前经济的发展形势。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仍然需要它的理论发挥积极功能。就当今我国所处的整个国际环境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远远高于我国的经济实力。从马克思的论著来看，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存在，然而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却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应当清醒的意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并且还将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应当意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真正的优势在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以来都想孤立、异化我们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关键时期更要辩证地看待当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异化。因此，在为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汲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致力于发展经济过程中注入哲学理性批判的精神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依然存有重要意义

首先，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适合在不同经济形态下存在。有所不同的表现仅仅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所反映的商品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同样，所反映商品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关系。因为不管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都要通过商品经济关系来实现。因此，商品经济并不是为特定社会制度而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商品作为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样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本性。因此，关于商品生产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深化熟悉和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不管社会生产关系如何先进，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始终是不可跨越的。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正处于攻坚阶段下，研读《资本论》内蕴的商品经济规律（以劳动价值论为例）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劳动价值论作为商品经济规律之一，同时适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亦是无可置疑的。我们知道《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对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劳动。显然“劳动价值论”是把价值定义为一种人类劳动。当前我国实行分配体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劳动价值论”亦可说明此种分配体制的正当性。例如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商品经济关系时，谈到了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两个方面，并阐述了影响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高低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劳动因素、资本运营因素和劳动力因素等等。这些因素在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总之，《资本论》里内涵的许多规律理论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三、结论

本文只是从《资本论》中所蕴含的一些简单的方面来论述《资本论》对我国现时代的重要作用。就整个《资本论》著作来说，在我国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现和解决许多问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资本论》中我们可以得出遇见当今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同时

也能防范一些问题的出现，做到防范于未然。

参考文献：

[1][ZK（#]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

[2]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洪灏，雷菁.《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2005，（7）.

第9篇：劳动经济学问题范文

关键词:经济转型;收入分配;财富伦理

中图分类号:F047.1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指出,财富使用应该有它自己的伦理,这个伦理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福利和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经济学原理,财富是有主人的,但人类是一个整体,富有的人有责任也有同情心去照顾贫困的人,在捐助的同时,富人也收获幸福和快乐,整个社会的收益会更大,作为人类须臾离开不了的财富也终将趋向于按照人类的需要去使用。

财富的使用是服从人类需要的么?是最终服从,还是不断趋向于这一规律呢?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内贫富分化现象也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8,已经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分析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财富伦理差异,对我国目前建设和谐社会,创造公平公正的分配秩序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 财富使用伦理的历史变迁

分配,就其字面意思,一是分,二是配。分就是财富活动中根据一定情况对财富进行分取,而配是根据一定的情况对财富进行配给。在氏族部落时代,财富一般不是采取分割而是分取,例如在家庭里,家庭成员之间就不是弱肉强食的财富分割,而是亲情的分取和配给。数千年以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采取裸的分割。地主总是想方设法地提高地租,农民辛苦干了一年,所剩下的绝难使自己家庭生活富足。企业获得的财富利润进行分割,通常表现在企业主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甚至是一些不法企业主克扣工人的工资。在人类社会中还存在许多畸变的财富分割,这些分割采取了非法的形式,为任何社会所不容。如果说现代社会一定要划分阶级,那么应该这样划分:劳动阶级、资本阶级、治理阶级、休闲阶级、寄生阶级。劳动阶级和资本阶级都是在创造和实现财富,他们有权力根据自己在财富产生中的功劳分配财富。治理阶级也参与或协助了财富的创造实现,也理应分配到相应的财富。但当社会法律行为或治理阶级自身思想建设无能时往往容易堕落为统治阶级,表现出肮脏的行为――贪污、腐败、官僚、行政不作为。休闲阶级是指因某种合法原因拥有财富而一直闲逸享乐者,不是指创造实现了许多财富后偶尔休闲享受所获财富的人。后者可能是劳动阶级、统治阶级、资本阶级,他们有时的休闲与休闲阶级长期的休闲是两回事。休闲阶级也与无业者不同,休闲阶级是指一直休闲,不愿劳动的人。无业者中除去寄生阶级、休闲阶级外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只是他们无机会参与劳动。在人类未来财富很丰富时,休闲阶级将可能很庞大。但是那时候能劳动、有机会劳动为社会创造和实现财富,将是最光荣、最值得“炫耀”的事,而不像现在这样倒置。 寄生阶级则是不从事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不对财富的产生作出贡献,以非法分割财富寄生于社会的人,应受到社会的压制。当法律暗弱时,这一阶级如杂草般疯狂生长,吸取着人们的财富,并威胁着人们的安全。

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财富使用伦理上的比较研究

在财富伦理上,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并不一致。在西方,人们创造财富的理念是创造财富,即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财富的创造。这种财富创造理念引导着西方人的财富创造活动,创造财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责任经济价值。例如,在霍布斯看来,“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为唯一的功利关系”,他认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利己是行为的命令,而良心是对行为如何利己的内心的计算。由此,他建立了近代第一个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学派,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市场发展提供了伦理动力。

学说,起源于十九世纪后半叶。马克思在前人研究劳动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劳资矛盾,阶级斗争,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与人关系背后的财富关系,根据这一财富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财富伦理,认为劳动是财富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从而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规律,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垄断走向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学说已经得到历史的证实和再证实,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导,也是世界范围内有着主要影响的著名学说。与马克思不同,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如马歇尔、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等,是将劳动者物化的研究方法,切入点是研究劳动力的供需矛盾,劳动者被物化为像商品一样的劳动力。这样的价值关系关注的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商品和资本所有者的供需矛盾,是一个静态的资源如何配置的数学问题。这一系列的理论撇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生产关系,运用的是商品价格随着商品价值主线上下波动的价值规律理论,劳动者没有被作为财富的主人和创造者看待,劳动者处于“被分配”、被支配、被购买的附属地位。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差别并不是时间和时代的差别。马克思理论并没有随着一个世纪的过去而过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国家与国家矛盾,从研究现实的问题来看,马克思学说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而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从学院到学院的学院派学者显然忽视了人和人的差异、人和人的矛盾。财富是来源于人的创造,也服务于人的需求。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考察一般商品的供需矛盾有着巨大价值,但在用于财富伦理的研究上则有着巨大的不适应性。

四、转型期我国财富使用伦理的价值取向: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完善,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伦理,也就是说,既要注重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又要注重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如果把市场体系自身的建设比作车身,那么,法制法规建设和伦理建设就是推动市场体系完善的两个轮子,只有在法制建设基础上搞好伦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才可能进入高水平的有序运行。就我国正在经历的经济转型过程来看,市场交换本身还会存在更多局限性。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利益与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改革使一部分人受益,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大,也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小。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社会阶层的大分化、大改组的重构过程。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公的存在,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对立、敌视,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通过政府干预等调节手段,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促进财富公平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扶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而这些政策实施的前提是全社会必须建立符合大众价值观念的主导财富伦理核心,而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财富伦理思想必须以劳动价值论为导向。一些人误解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他们认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会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波动;马克思提出按劳分配是纯粹站在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上出发的;马克思的财富伦理是非常片面和偏激的,也是多余的,无用的,带有鲜明的阶级立场的,所以他们持反对意见和立场。但是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是有前提的,而且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虽然是可以作为商品来研究劳动力市场,但毫无疑问是最为特殊的商品,人毕竟是人,是无法物化为物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不可能总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运动,隐蔽在这些波动曲线后的是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分配关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总结出来财富是来自人的劳动的,这个劳动是理论上的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动者。劳动者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所以劳动者也应该是财富的主人,而不是被分配者。在资本主义早期,许多劳动者都是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难于创造劳动的机会。而资产阶级掌握物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而且随着资本的积累和不断循环增值,财富和生活、生产资料都集中在少数剥削阶级手中。劳动者为了生存只有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为资产阶级实利阶层创造财富,被迫接受他们的剥削和压榨。财富的创造和使用天然联系被认为割裂,创造财富的不能使用财富,不创造财富的依靠剥削和压榨日益富裕,财富伦理背离其本来的伦理。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食利者之手,无产者越来越多,且劳动者社会地位低下,劳动失去了目的,缺乏乐趣,也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不满情绪潜意识的存在,社会和阶级矛盾与日俱增,束缚了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的发展。当然,由于当时工人的这种状况比较严重,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主要是针对工人阶级说的,但其中蕴含的深刻理论对企业家也是适用的。计划经济使企业家也失去了太多的创造财富的劳动权和对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的支配权,所以生产力难以解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基本前提依然存在,按劳分配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可以用于论证在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财富分配关系,促进财富的创造和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五、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财富伦理现实选择

财富分配应该考虑如下几个因素:财富功劳的大小;公正性;对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的促进作用等。财富功劳的大小是一个首先必须考虑的因素,否则人类财富的分配就会迷失方向,一切以权势和非法的方式分割财富的行为便难以被革除。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或者说没有贡献就没有收获,这就是社会分配定律。公正性这一因素显然是应该给予充分考虑的。我们不能说没有贡献的就绝对没有分配财富的权利,如残疾人显然是需要社会的公正与给予照顾。老人和儿童不能参与社会财富的产生活动,但他们在任何时代都应该赋予参与财富分配的权利。财富的分配绝不能演变成裸的利益分割,必须对人类的文明有所促进。人类的文明与人类的幸福是相生相伴的,任何毁坏人类文明的利益分配都不是进步的、合理的财富分配。财富的分配还应该考虑到财富分配对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的促进作用,比如在某种要素紧缺的情况下,为了鼓励和扶持这种要素的发展以解决财富产生中的“瓶颈”问题,可以适当地提高这种要素的分配。财富发展的效率与财富分配的公平之间是存在一定矛盾的。有助于财富发展的要素多分配财富利润,那么其他要素所分的财富利润就会下降,社会就显得不公平;有助于财富发展的要素少分配或者与其他要素一样公平分配,财富发展的效率就会下降。但我们相信任何时期都有一个平衡点,这一个平衡点就是如何最有利于整个社会整体的财富与幸福,紧紧把握这一点,就不容易陷入思想的误区。

财富伦理是一种价值观念,是人在获得、支配财富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与制度变迁有关系,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当制度总是让坏人得逞的时候,再好的财富伦理就会发生变化,多数人开始认同坏的财富伦理,这个时候,坏的制度与坏的伦理加起来,社会道德就没有了底线。计划经济时代的伦理是对的,但是制度不好,社会贫困。到了市场经济改革,由于只改革经济层面,制度一直不到位,财富获得总是充满了大量的空子,有这些空子可钻,财富伦理开始变化,抛弃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同时,传统的财富伦理一同抛弃,空前经济繁荣与道德的崩溃并存。要解决财富伦理的问题,先要完善制度,制度搞好了,改革到位了,杜绝了钻空子挣钱的渠道,财富伦理才会有大的改观。不能因为财富伦理变坏了而否定改革。现在有一大批人,专门批评30年改革,他们就是借口财富伦理的问题,财富分配失衡的问题攻击30年改革,要大家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其实中国的问题是改革不到位,而不是改革错了。实际上现在这个制度的状态,这个财富伦理状态,有一些人喜欢 ,就是改革当中获得大量利益的人,他们适应了这种状态,并能够迅速积累财富,他们最喜欢了,不愿意再改革下去了,也借助于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最后的结论是要完善制度,同时进行财富伦理的教育。最关键的是完善制度,这样才能培养好的财富伦理。在制度完善后,有了好的财富伦理,使过去形成大量财富积累的人愿意回馈社会,使得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得到矫正,这个社会就会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要把财富分配公平作为下一个30年改革的重点,因为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会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还会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事实上,公平问题已经威胁到了当前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生态,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风险,能否化解这个风险,是中国未来30年的历史性课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