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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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物流业；主导产业；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273.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Logistics indus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other industry，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logistic industry and leading industry is benefit for leading industry to reduce costs， improve efficiency and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book analysis the associa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 and leading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2007 input-output tables of Fujian， and proposed advices to promote their synerget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aculations.
Key words： logistics industry； leading industry； developing strategies
0 引 言
随着福建省工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石化、机械、电子三大主导产业迅速成长壮大，成为福建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领头羊。2010～2013年主导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保持在25%以上，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3年实现利润总额596.64亿元，比上年增长49.5%，显然，福建省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主导产业的发展。但由于三大主导产业基础弱，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规模小，集中度低，产业关联度低，产品成套性和系列性较差，产品占有率不高，产品竞争力弱，产品知识集约度低，“带动”力不强等。物流业作为服务业，其发展与其他产业密切相关，福建省主导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物流业的支持。王金荣对我国的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运作进行可行性研究，指出要推动两者的联动发展[1]，张彩凤（2008）和孙玉妮、伍艳艳、张实桐（2010）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定量分析了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和波及水平，指出物流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2-3]，雷凯（2010）在通过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北京市近1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物流对经济的增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对物流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分析，指出两者之间的协调演化趋势，这对于今后物流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4]。本文通过对福建省的物流业和主导产业进行产业关联分析，依据计算结果找出促进两者联动发展的路径，为今后福建省物流业与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1 福建省物流业的发展概况
1.1 福建省物流业的产业规模
根据福建省的产业分类以及国民经济的统计数据，本文将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批发零售业归并为物流业，从物流业的物流总量、物流业的产值等指标来进行分析。
1.1.1 福建省物流业的物流总量
2010年福建省社会物流总额为31 153.31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18.2%，比2005年增长115.76%，年均增长了23.15%。在社会物流总额中，农产品、工业品和进省三者的物流总额在近5年都保持着增长的趋势，其中，工业品的物流总额增长速度最大，2010年达到20.2%，体现了福建省工业发展速度较快，对物流需求逐年增大。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物流总额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是2010年开始有所恢复，全省物流需求不断地扩大，物流总量逐年加大。
1.1.2 福建省物流业的增加值
从图1可以看出福建省物流业一直保持每年9%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是从2007年开始一直低于福建省GDP的增长速度。2010年全省物流业增加值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7.4%，占全省GDP比重为6.91%。反映出近几年物流业产值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略有下降，原因可能是主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福建省工业近些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其次是国家政策对第三产业的支持，国务院为了促进海西建设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福建省第三产业有了更好地发展机遇和空间，导致第三产业增速快于物流业。因此，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物流业在福建省经济中的地位。
1.2 福建省物流业对GDP的增长贡献率
整个社会GDP的增长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GDP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某部门GDP与整个社会GDP的比例大小可以量化该部门对GDP的作用，对于物流业而言，其对GDP的增长贡献率可以用k表示为：
k=■×物流业GDP占全社会GDP的比重 （1）
根据统计资料的相关数据，将运输、仓储、邮政业和批发零售业的GDP表示为物流业的GDP，计算得到福建省近5年物流业对全省GDP增长贡献率，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物流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007年开始一直趋于下降的趋势，2010年有所回升，达到6.05%，和江苏省8.74%有一定的差距，说明福建省物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表1所示）。
1.3 福建省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现状
从图2可以看出，近年来福建省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逐年增加。2010年，福建省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1 504.49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8.18%，同比增长33.7%，略高于同期福建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30.0%。从动态来看，2005年以来，福建省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同期全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由于投资力度加大，物流业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说明了福建省加大了物流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这有利于降低物流费用，对于提高物流的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福建省物流业与主导产业的产业特性分析
产业特性分析是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针对产业间有直接和间接依赖及影响的产业进行分析，通过对物流业与其他产业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可以定量研究物流业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度，有利于找出两者发展中遇到的瓶颈，找出两者联动发展的路径。
2.1 直接消耗系数分析
直接消耗系数又称为直接消耗定额或投入系数，它通常用数学符号a■来表示，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第j部门单位总产值对第i部门产值的直接消耗数量，反映了该部门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自身的直接消耗对其他部门产生的拉动和影响作用，可以用来判别国民经济的结构比例是否合理[2]。
表2数据显示，当物流业总产出实现增长1万元时，消耗主导产业461.48元，物流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并促进主导产业的发展。主导产业对物流业的直接消耗体现在产品生产中消费的物流费用，比如储存、运输费用等，由于装备制造业原材料规格品种繁多，质量要求跨度大，其对物流的依赖性极大，所以三大主导产业中装备制造业的物流费用最高，对物流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石油化工生产销售中都离不开物流业的支撑，并且运量大，对物流安全有特殊的要求，而石油化工对物流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最小，说明福建省石油化工物流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2 投入产出结构分析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因素，对各产业进行结构分析具有很强的必要性。本文根据产业的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两个指标来进行产业结构分析[5]（见表3）。
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福建省的物流业与主导产业中，中间投入率最低的是物流业（24.68%）。说明物流业对主导产业总体的直接带动能力小，附加价值率仍然不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按照中间投入率的高低，可以将产业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低附加值、高带动能力”的产业和“高附加值、低带动能力”的产业，判断标准是中间投入率是否高于50%。因此，福建省物流业属于中间投入率低、附加价值率高的产业，对上游产业带动能力也比较低，说明在福建省经济发展过程中，物流业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中间需求率反映了产业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和联系程度，物流业达到为70.19%，超过50%，相对较高，这说明福建省物流业具有很强的基础产业特质，需求程度相当高，能够为主导产业提供服务的行业。
第2篇：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生产性文化服务业；转型升级 ；国际竞争力；制约因素；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038-008
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特别是随着生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融合，一种新型文化服务业业态――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在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发达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并对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明确这种新型文化服务业的内涵与特征，把握其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的重要促进作用，揭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思路及对策，是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分析
从内涵来看，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生产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着重体现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文化产业包括多种类型，但从所提品（或服务）的功能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性文化产业，如娱乐业、消费性媒体行业、电影电视行业等，主要满足人们最终消费需求；另一类产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则主要是以中间性产品、要素投入的形态，满足社会生产性需求，或为生产活动提供辅助，体现出文化的生产和特征，如工业设计、广告会展、文化信息传输服务等，这类文化产业可称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
其次，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体现了生产业的“文化”元素。加拿大学者Grubel &Walker（1989）认为，生产是指“那些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因而也称为“中间投入服务”，它与那些用来直接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消费相对应，用来满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对服务的中间性使用需求。[1]因此，从满足生产性消费需求的角度看，生产业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二者的功能取向基本相同，均用来满足中间性生产需求而非最终消费需求。但就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来看，生产业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仍存在一定区别。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直接以“文化”为要素参与生产，或通过在其产品（或服务）渗入大量“文化”或“创意”元素的方式来实现其生产功能。当然，这里的“文化”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
与一般文化服务业相比，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广泛的产业融合性。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不是文化产业和生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功能和内容的有机交叉、高度融合。以工业设计为例，它跨越了IT产业、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多个行业，内容延伸到通信技术、文学、艺术、金融等众多领域，具有广泛的行业融合性和领域交叉性。特别是随着信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各产业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生产性文化服务业表现出突出的产业融合特征，既包括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之间的交叉融合，更有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跨产业融合。
第二，密切的产业关联性。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咨询、培训、广告及会展等多种行业，几乎覆盖了产业价值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全部环节，具有明显的产业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及旁侧关联特征，并通过这种产业关联，进一步发展为产业集群，关联性与集聚性逐渐成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形态。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早在2002年，北京制造业文化服务化指数（即制造业文化服务化程度，用以测度制造业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关联程度）就已达到21.7%，而上海市这一指数在2007年也达到了20.6%。[2]可见，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带动能力。
第三，突出的产业创新、创意性。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主要以“文化”要素实现自身功能，其中包含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知识、智力等要素的作用，特别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科技创新因素在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发展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如信息服务业离不开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软件知识，工业设计离不开科学设计理论。创新、创意对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以创意产业为例，创意的新颖性、奇特性和实用性是决定创意产业功能大小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创新才能维持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发展，更好地实现其自身的功能。
第四，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功能主要通过文化要素来实现，而文化植根于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习俗、历史传统等众多因素之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由此也使生产性文化服务业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不同地区的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体系具体构成区别明显，同一类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在不同的区域也往往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以创意设计业为例，北京市创意设计业主要包括时装设计、平面广告设计、集成电路设计、工艺美术设计等，上海创意设计业则侧重于研发、工业设计、建筑设计，而深圳则更加注重IC设计、平面设计和建筑设计。
二、 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分析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我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这一方面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将发挥十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如图1所示）。第一，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是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文化产业不仅发展速度保持较快增长，而且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也稳步提高，正稳步向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迈进。但需要指出的是，只从满足最终消费角度发展文化产业，对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拉动只能是一个逐渐和线性的过程，除非出现新的重大消费业态出现。而基于我国现阶段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的现实，从满足生产消费角度发展文化产业，则易于出现爆发式、跨越式发展态势。伦敦的创意产业早在2003年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即已超过了金融业。我国艺术授权产业2010年的产值即高达2.5万亿元，2011年，以该年国内艺术品拍卖总成交金额968.46亿元人民币推算，中国艺术授权所带来的生产总值可达近3000亿元。[3]可见，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在我国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引擎。
第二，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正成为撬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杠杆。（1）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具有较为明显的高增长性、高附加值和低碳环保等特征，是典型的“无烟产业”、“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对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有三大重点：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二是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应对新产业革命的冲击；三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着力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大有可为。（1）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本身即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现代服务业中创新创意性较强、附加价值较高、文化艺术特质突出的新兴服务业。其发展不但有利于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更有利于优化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提升现代服务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2）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我国前几年已确定了重点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再发展其他新兴产业，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动态范畴，其内容和要求会随着国内外产业、技术竞争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完全具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质与要求，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重要的是，它还具有现有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具备的文化、创意内特质与内容。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技术服务、创意产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等产业将在自主创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产业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其创新力度和强度将会超过工业企业。[4]这对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对新产业革命冲击具有重要意义。（3）生产性文化服务业通过融通文化产业与传统制造业，成为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一般认为，现代国际制造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智能化、绿色化和网络化趋势，实际上还应加上一个“创意化”。创意、文化、设计等要素越来越多地融入现代制造业，成为创立知名品牌的上佳要素。早在1996年，美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在世界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首次超过其他产业，成为出口的支柱产业。[5]事实证明，通过融入文化、创意要素形成的品牌，往往具有更为持续和久远的影响力。企业从产品竞争到服务竞争，再到品牌竞争，最终实际上归结为文化、创意的竞争。制造业产品的创意性正成为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存量规模巨大的传统制造业，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较为受人关注的两大领域。前者已被确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后者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如果能将两大产业内容打通，形成相互融合、互动发展的良性循环，那么，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因此注入新的强大驱动力，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即是打通文化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实现二者互动、融合发展的有效通道。
第三，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是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力催化剂。现阶段，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不高的突出表现是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从价值链分工中分得的利益较低。一项研究表明，每台iPhone4的生产线上，掌握产品设计、软件开发、产品管理和销售等高利润环节的苹果公司攫取了绝大部分利润，而负责制造与装配的中国公司获得的利润仅占到整机利润的1.8%[6]，面临着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危险。面对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中国必须着力推动研发和设计能力的提升，加快培育自主品牌，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再分配。而研发、设计、品牌建立等高端环节无不与文化、创意要素息息相关，借助特定文化、创意要素形成的品牌，往往具有更为持续和久远的影响力。在当今国际竞争中，如果说技术曾是超越资本、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企业制胜法宝，那么，文化、创意、设计等逐渐成为超越技术竞争之上的新的制胜利器。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将更多的中国先进文化要素和创意理念融入制造业，创立出更多在国际上具有独特优势和文化特质的中国知名品牌，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尽快攀升到国际价值链中高端的有效途径。
从微观层面来看，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体现在其微笑曲线上位置的变动（见图2）：其一，技术创新成为我国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最终决定了其在国际产业链上的位置，研发和设计处于产业链条的初始端，对下游制造和行销环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企业获得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关键。而产品设计、工业设计、包装设计等研发设计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实现技术积累，突破其在工艺、产品种类及功能上的壁垒，是企业优先获取高附加值的重要途径，表现为原附加值曲线向曲线1的移动。[7]其二，在技术更新加快、产品生命周期和盈利周期大大缩短的背景下，广告设计、广告策划及产品展览能够将产品特性快速、有效地展示给消费者，成为企业发掘市场潜在需求、拓展渠道、塑造品牌、提高企业获利能力的有效途径，表现为原附加值曲线向曲线2的移动。其三，与研发设计和广告会展作用具有明显的业务边界和周期限制不同，咨询、策划、教育、培训、软件开发等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则对企业生产和获利的全过程和全周期提供支持和保障作用。以职业培训为代表的培训业除了对企业员工提供基础岗位培训，以保证产品或服务生产和提供的连续性外，还通过知识溢出和“干中学”效应提高员工队伍素质，降低企业人力成本。而以计算机维护、软件开发等为代表的信息服务业则为企业业务环节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信息支撑，对提高企业运行效率、扩大利润空间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随着动漫游戏为代表的授权经济的崛起，企业产品边界趋向模糊，开始出现融合，产品创新层出不穷，集实用性、观赏性、技术性、艺术感多位一体，且文化作为垄断性竞争要素的注入，显著提升了企业获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表现为原附加值曲线向曲线3的移动。
在欧美日等经济发达国家，生产性文化服务业随着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得到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和升级过程中曾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并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在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发展正方兴未艾，对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正逐渐体现。正是由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所表现出来的重要作用和远大发展前景，2012年国家在对2004年文化产业分类所作的调整和补充中，增加了文化创意、软件设计服务等产业门类，而新增加的这些产业门类主要属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
三、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
为全面客观地把握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的现状，有必要对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发展进行实证分析，为此，首先需要对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包含的主要门类进行划分。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有关文化产业和服务业的分类中，都还没有专门划分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及其门类。这里我们根据生产性文化服务的内涵、特征，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文化统计框架――2009》、我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及《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等为标准和依据，对生产性文化服务业行业及门类进行初步划分（见表1）。
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主要包括文化信息传输、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会展、教育培训等六大行业，各行业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相应的子类。由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是一种知识、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行业，主要在我国经济、技术相对发达的城市得到较快发展，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作用。因此，这里对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实证分析主要以北京、上海等主要大城市作为考察对象。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表现出以下发展特征及态势。
第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增长迅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整体呈下行趋势，但生产性文化服务业规模实现持续扩大，增长迅速，增速显著高于同期地区GDP增长率，呈现出明显的逆经济周期特征。以北京为例，2011年北京市广告会展、设计服务、咨询服务等主要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增加值约1291.8亿元，同比增长22.02%（2），高出同期GDP增速（8.1%）13.92个百分点。同样地，上海市2012年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增加值达1605.42亿元，较上年增长20.05%，超出当期GDP增速（7.5%）12.55个百分点（见表2）。可见，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起步较晚，但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冲击后仍保持了高速增长，显示出良好的成长性。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国居民文化需求不断上涨，文化体制改革逐渐深化，政府各项扶持政策日趋完善等有较大关系。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正在成为地区乃至全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第二，占GDP比重稳步提升，经济贡献率显著提高。统计显示，2012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18071亿元，占 GDP的比重为3.48%，文化产业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为5.5%。同年上海市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所占比重为7.95%，而早在2011年，北京市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占GDP比重即已达到这一水平，显著高于同期文化产业所占比重（见表3）。不难看出，在北京、上海这类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也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3）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占GDP 比重的不断攀升，有效地提升了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可通过与制造业良性互动、艺术授权经济的融合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随着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增加，生产性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率迅速提升。2011年，北京市、上海市主要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0.90%和8.82%，2012年上海市主要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对GDP增长贡献率更是高达27.19%，显著高于同期文化产业5.5%的贡献率水平（见表3）。2012年上海市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率达到2.04，即GDP8.1%的增长率中有2.04个百分点是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拉动的。这表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强劲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三，产业门类齐全，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省市初步形成了特色鲜明、重点突出、门类齐全、相互补充的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体系。从产业地域分布来看，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作为一种具有大量文化元素的产业，植根于当地特定的文化、历史、经济环境，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以设计服务业为例，尽管北京、上海、深圳等发达省市现阶段均存在工业设计、建筑设计、集成电路设计等细分行业，但彼此之间又有区别，特点突出。比如北京、上海市建筑设计、工业设计、时装设计发展迅速，较为领先，而深圳市则更为注重集成电路设计、平面设计等设计服务业；从行业发展来看，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包含了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咨询策划、广告会展、文化软件、教育及培训等众多行业，门类较为齐全，但各细分行业在产值、增速、就业带动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8]例如，软件、网络及计算机行业在京沪广深等省市发展较早，在产值、比重及吸纳就业人数等方面高居各行业之首，正在成长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广告会展业紧跟其后，但设计服务业则相对处于较低水平，需要通过提高技术水平、企业组织管理水平、改善从业人员素质等方式提升其发展速度和水平。
四、现阶段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的
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尽管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已取得了快速发展，并对促进区域和城市经济增长及产业转型升级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概括来说主要包括：第一，体制机制约束较为突出。长期以来，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处于文化事业范畴范围，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9]行业发展中长期存在政企合一、政府垄断经营等体制问题，必然导致市场竞争的不规范，弱化竞争机制配置生产性文化服务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抑制和削弱了工业企业外包生产的内在动力，严重影响了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发展活力。
第二，制造业需求及拉动能力有待增强。目前，我国的工业经济中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受竞争环境和自身素质的影响，有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在采用比较传统的运作模式，竞争优势单一，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较为缓慢。企业价值链过度集中于实体产品生产，对产品生产相关的咨询、设计、研发、营销、金融等潜在需求挖掘不够，直接制约了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的技术、人才支撑能力有待提升。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就其本质而言是“科技+文化”双驱动的产业，横跨工学、经济、文学等多学科，因而高科技水平及高素质、复合型的高端人才尤其重要。而目前我国科技水平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同时，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尚待完善，企业相关培训投入较少，缺乏一流的具有国际市场经验的开放型、创新型人才，这导致了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缺乏足够的技术、人才支撑能力。
第四，产业发展组织及发展模式有待优化。目前，从组织形式上来讲，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集聚区分布较为分散，地区分布不合理、功能定位不清晰，空置率居高不下。这除了市场因素的原因外，各区政府跟进建设、缺乏有效合作和过度竞争也产生了影响。从发展模式来看，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企业规模化程度较低，以中小企业为主，产业市场呈现出“散、乱、小”的特征，企业资金、研发实力有限，难以形成独创性的特色品牌和龙头、骨干企业，不利于地区工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第五，产业标准分类较为混乱。统一的行业标准、行业分类是发展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前提和关键，是产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现阶段，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政府、企业及研究机构对此关注较少，对其认识存在较大不足。尤其对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产业定义、行业分类缺乏统一的认识，缺乏统一的产业指导目录和官方统计口径。为企业进入认定、扶持政策制定和行业研究带来了较大困难，不利于行业协会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
五、加快发展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
发展的思路及对策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时代的到来，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条件。而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又必将促进制造业与生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我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注入强大动力。为促进我国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快速发展，现阶段应重点采取以下主要对策：第一，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一是积极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借鉴国外发展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实践经验，深化改革，理顺管理体制，完善监管制度和运行机制；积极引导非国有集体经济参与行业竞争，提高市场化程度；加大对内和对外开放力度，出台扶持政策，利用多种渠道和手段吸引先进的生产要素投向生产性文化服务部门，形成有利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加快发展的体制机制。[10]二是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有效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建立相应的支持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包括技术研发中心和信息服务平台等；通过规范市场竞争，维持市场秩序，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产业分类和细分目录，完善产业统计制度，引导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三是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功能定位不明确、各自隔离发展的问题，统筹各省市间及省市内部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布局，制定总体发展规划，形成集聚区错位发展格局。制定统一的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产业指导目录，确立产业细分目录，官方统计口径，形成每年的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报告，定期披露产业发展信息。
第二，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人才培养，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撑。一是强化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知识创新、技能创新和管理创新，培育扶持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利用丰富的高校资源和科研院所优势，发展科技中介，推进产学研合作，为全社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产性文化产业创新搭建良好的平台。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理制度，引导企业提高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二是实施品牌发展战略。集中力量树立特色品牌，优化整合和推广开发区域性文化资源，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对新确定的国家、省、市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中国世界名牌产品给予奖励。鼓励服务业规模化、网络化、品牌化经营，促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实力的企业集团。[11]三是加快人才引进与培养。利用高校科研优势，积极引导和鼓励各高校培养文化、设计、咨询等与专业人才，建立人才培训基地和人才输送机制，有效提高输送人才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素质；突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市场准入制度；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并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吸收和引进国外尖端的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人才，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第三，促进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发展，创新产业发展组织和模式。以已有的制造业集聚区为依托，实施高级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嵌入制造业集聚区战略，促进传统制造业集群的改造升级，形成产业共同提升机制，改善产业配套环境，打造现代生产性文化服务业集聚区；加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如研发、设计、咨询等文化服务，形成新的产业部门，发挥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产业集聚效应；依托制造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之际，大力发展与之相配套的信息通讯、研发服务等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同时加快本土制造业的创新与升级，努力寻求与之相应的高端知识型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产业的发展，全面提升生产性文化服务业的服务等级。
第四，大力改善社会环境。从“硬环境”来讲，政府要合理引导政府的投资方向，科学规划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高度关联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形成职能配置合理、比较优势突出的区域分工体系，构建公平、合理的产业发展环境，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2]从“软环境”来讲，政府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和规范促进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财政政策、融资政策、土地政策等，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创造良好的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要构建信用体系平台，在平台上完善信用机制，优化社会信用环境，促进企业之间良性合作；要建立完善各种信息共享与交流平台，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提供便捷顺畅的交流与充足透明的信息。
注释：
（1）一般来说，产业升级包括四种含义，一是第一、二、三产业依次转移，二是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升级，三是行业（产品）结构升级，四是产业内部企业升级。此处产业升级主要指第一、二、三种情形。
（2）本部分生产性文化服务业产值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12》将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广告及会展服务业、网络信息业等加总得到。
（3）按照国际标准，一个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6%，即可算作一个经济体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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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浙江省服务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经国际比较得出服务业发展明显偏离国际标准结构和一般规律的结论;通过对2005年投入-产出延长表包含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和国际比较,描述并评价生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对国民经济和三次产业的影响;最后提出促进浙江省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生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 投入-产出分析
全球产业发展自20世纪中叶出现崭新迹象,服务经济时代开始来临,服务业创造的GDP和就业所占比重超过第二产业,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经济服务化进程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革命性”影响(Fuchs,1968),不仅彻底转变了理论界对服务业的忽视和低估,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运用到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实践当中。
服务业除创造就业和产值以外,还通过为其它产业提供生产而对国民经济及三次产业产生影响。生产是为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生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占服务业的比重在发达国家超过2/3,在发展中国家超过一半;二是制造业价值增值的主要环节,对提高产业竞争力有关键作用;三是服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推动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浙江省通过制造业的开放式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之一。然而,以制造业为主的“块状经济”形态也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在全球实体经济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大环境下,制造业在2008年出现了产能过剩、大批企业破产歇业、工业增加值不断下滑等情况,浙江省经济受其拖累,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速度出现历史最低值。面对危机,如何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是浙江省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浙江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及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和三次产业的影响进行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描述,经国际比较评价其服务业发展水平并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方法和数据
本文从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两个方面描述浙江省服务业发展现状,并依据代表性国家的水平和钱纳里等(1988)提出的标准结构,对浙江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做出判断。在选取统计数据时,将服务业等同于第三产业,依据是第三产业自1985年确立范围起就作为服务业的同义语使用。为了能够全面反映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变化的情况,本文选取1978-2008年间可获得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的全部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浙江省统计年鉴》。
在分析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及三次产业的影响时,很难回避的一个操作性问题是如何确定生产业的范畴,常见的方法是按照人为的划分方法,将银行保险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作为生产业的代表,从特定服务部门出发进行研究。但是,程大中(2007)认为这种方式无法对生产业的发展状况给予全面的反映,他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把国民经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中包含的中间使用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投入-产出表编制困难,不是每年编制,本文选用浙江省2005年投入-产出延长表数据,并以13个OECD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的相关数据作对照系。浙江省投入-产出表包含的16个服务业部门和OECD国家投入-产出表中包含的服务业部门不尽相同,为方便对比,把16个服务部门合并整理成8个(见图1)。浙江省数据来自《浙江统计年鉴(2006)》,OECD经济体数据整理自程大中(2007,2008)。
浙江服务业发展状况
(一)总体发展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8.6%提高到2008年最高时的41.0%,而1978-2008年,比重则提升了22.4个百分点。期间在1992年和2002年分别出现过两个阶段性最高点,之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经过3-5年的调整后均再次出现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都较之前放缓。同时,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85年的13.4%上升至2007年最高时的33.1,1978-2007年,比重提高了19.7%个百分点。期间在2002年接近32%以后经历4年调整,到2007年又出现了增长的迹象。
从GDP和产业指数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GDP指数加速上升主要得益于第二产业指数快速上升,第三产业指数虽然始终高于GDP指数,但是明显低于第二产业指数。21世纪的头8年,第三产业年均增加值温和上升,第二产业则起伏偏大,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有6年(2004年和2005年除外)高于第二产业和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升级迹象显现。2008年的数据显示出了金融危机对浙江省外向型经济的冲击,除第一产业略有上升外,第二、三产业出现明显下降。但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分别比第二产业和GDP高2.8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在危机中显示出了对经济增长强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
尽管第三产业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并且在危机下表现出好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成长性,第三产业在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上仍然没有超越第二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王子先(2008)的研究表明,2001年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在60%-70%,最高的美国是75.2%,即便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巴基斯坦也到达了33.5%。从服务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看,2004年世界的平均水平达到68%,发达国家为72%,发展中国家为52%,浙江省的数据显然低于上述参照值。此外,按照钱纳里等揭示的标准结构,2007年浙江省人均GDP达到4883美元,相应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是40.7%和33.1%,显著低于标准结构为3000美元时的产值比重(48.7%)和就业比重(51.6%)。
(二)生产业发展状况
服务业投向各产业的服务价值之合为中间使用合计,其与服务业各部门总产出的比重为服务资本品率,可以反映服务业部门的生产性,比重越大,生产性越明显。以资本品率是否超过50%的国际惯例为标准判断服务业部门的生产性质,浙江省仅有旅馆餐饮业和公共服务业不属于此类;与OECD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也只有旅馆餐饮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生产性低于OECD平均值,如表1所示。
虽然服务业部门大多具有生产性,由于服务业总体比重小,生产业在国民经济和整个服务业中的重要性仍显不足。浙江省生产业产出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仅为11.4%,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如美国1998-2003 年生产业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都保持在25%以上,英国则从1992年的19%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26%左右。浙江省生产业产出占服务业总产出的比重仅为55%,而发达国家该比重约为70%。
此外,浙江省生产业的结构不够优化。按照要素密集度可以把生产业分为传统生产业和现代生产业,前者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运输仓储业等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后者主要指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带有较高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含量的服务部门。从表2可知,第一和第二产业主要使用传统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第三产业主要使用现代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从具体的服务业部门看,批发零售业和运输仓储业把绝大部分服务投向了第二产业,只有住宿餐饮业对第二产业的投入比重比第三产业少12.1个百分点;金融保险业和研究开发服务业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投入比重相差不大,但是房地产业和通信服务业对第三产业的投入比重是第二产业的一倍。
浙江生产业对国民经济及三次产业的影响
由于生产业和加工制造环节相比具有高附加值性,生产业在投入产出活动中占比越大,国民经济就越具有高附加值特征。以国民经济中间投入率和国民经济增加值率衡量国民经济附加值的大小,可以发现和OECD经济体平均水平相比,浙江省2005年国民经济的增加值率明显偏低,而国民经济中间投入率明显偏高,究其原因是国民经济中间投入中物质性消耗过大、服务性消耗过小。从投入的角度看,服务业为三次产业提供的服务性投入和第一、第二产业为三次产业提供的物质性投入之间的价值量之比接近1:7,而OECD国家的这一比例接近1:1。从产出的角度看,三次产业的产出中使用的物质性中间投入是服务性中间投入的5倍多,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为1.24倍,如表3所示。
生产业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可以通过影响力系数(Fj)和感应力系数(Ei)的大小进行判断。如表4所示,Fj的含义是某部门增加一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剩余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及波及程度,Fj>1表示第j部门生产对国民经济影响程度超过各个部门影响力的平均水平,该系数越大,第j部门对各部门产出的拉动就越大;Ei的含义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部门由此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需要该部门为其它各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Ei>1表示各部门生产使第i部门受到的感应影响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感应程度,该系数越大,第i部门受到的需求压力就越大。
浙江省服务业整体的Fj和OECD的Fj比较一致,都小于1。Fj较小,说明服务业对其它各部门产出的拉动作用较低,即其与各后续生产部门的关联程度较低。浙江省细分服务业部门的Fj和OECD细分服务业部门的Fj都小于1,且水平相当,但是金融保险业和研究开发业的Fj明显低于OECD的水平,也是在所有服务业部门中最低的。浙江省服务业整体的Ei明显低于OECE的水平,全部细分部门中只有4个高于1,2个高于OECD的水平。Ei较小,表明浙江省服务业受到的需求压力相对较小,其生产业的功能相对较弱。综合Fj和Ei两个系数可知,浙江省服务业存在“双不足”现象,即对其它产业产出拉动作用不足,受其它产业发展的推动也不足。而且,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软件服务业等通常被看作国民经济关键性产业的服务业部门,其实际表现并不理想。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对浙江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对国民经济和三次产业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服务业不发达,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生产业总量偏小、结构不够优化;生产的市场化需求程度低。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调整传统的差别性产业政策,把服务的发展与创新放在与制造业同等重要乃至相对优先的位置,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重制造、轻服务”的产业政策设计。尽管出于比较优势考虑而外移的制造业环节进入门槛低、其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资源的特点,严重影响了制造业竞争力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对国民经济进行产业布局的时候,需要站在新的高度重新认识服务业。结合浙江省的具体情况,应该通过拓展和深化原有服务业部门,培育和发展新兴服务业部门等方式,促进劳动力更多地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有针对性的劳动力培训和人才引进等措施,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进而提高整个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比重,扭转现有的国民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主的模式。
以制造业升级转型为契机,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与融合,从而带动制造业对生产业、特别是高端生产业的需求。生产者服务业脱胎于制造业又基于制造业,由于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型的转换过程中,高能耗、技术含量低、规模不足的特征导致对生产者服务业需求的不足,抑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为此,要及时修正现有制度中任何有利于制造业企业以较低生产成本维持利润水平的内容,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企业外部成本过低等,要做大、做强制造业企业。很多对制造业升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有关键作用的生产业都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只有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制造业企业才可以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稳定需求。
采取措施有效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相关企业对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生产的依赖程度,进而促进生产业的发展。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的因素多种多样,需要积极推进服务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减少和消除扭曲,增强服务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需要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以及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促进有序竞争;需要倡导“规范服务”和“诚信服务”,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打造诚信经济。在开展这一系列工作的时候还必须意识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特别关注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创新和动态调整,以便以促进服务业发展为核心的各项措施发挥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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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专业服务业；国际化；驱动力
专业服务业，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近几年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活跃。伴随着全球跨国公司跨国投资迅猛发展的大趋势，从事专业服务业这一行业的国际专业服务公司也开始了跨国投资经营。使得这一行业由不可贸易、当地化极强转向跨国界扩张。
一、专业服务业的概念和特点
专业服务是拥有特殊知识、技能和责任的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一系列专业的服务（UNCTC，1990）。这些服务被认为是知识性的工作，因为数据和信息是这些服务的主要产品（Drucker，1988）。Feketekuty（1986）将专业服务定义为拥有专业或专门知识的专家，应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按照客户需求，为客户在某一领域提供特殊服务的职业。国外开始注意对专业服务业的研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而且大部分是针对专业服务公司进行的。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服务部门的分类界定，专业服务业包括：法律服务；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税收服务；建筑服务；工程服务；土木工程服务、城市规划和风景建筑服务、医疗与牙医服务、兽医服务、助产士、护士、理疗家和护理员提供的服务及其他服务等。诸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公证处、信息咨询、建筑工程设计教育培训等专业服务机构。
本文采用国内较为广泛的专业服务的定义，即是指当事一方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术、经验和有关信息，向委托人提供的具有智能性的服务。专业服务业，就是以有偿的方式运用专业知识在律师、会计、咨询、建筑、工程、医疗等方面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技术、信息、智能服务的行业（张建民，1998）。本文所研究、所针对的专业服务业主要集中于国际上研究比较广泛的诸如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咨询、计算机服务、法律服务、广告和工程咨询等相关服务行业。
二、专业服务跨国公司国际化形势
根据UNCTAD（2004）贸易发展报告，专业服务业的主要影响在于它对于知识产生的贡献并将其传播到其他生产活动中和社会实践中。它有利于构建高效的商业和投资基础设施。20世纪80年代开始，专业服务跨国公司开始在国际上大规模扩张。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发展中地区市场对专业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加，发达地区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长期的专业服务经验，向发展中地区大量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开始专业服务的国际扩张。
以国际会计专业服务为例，我们从表1可以看出以“四大”为代表的国际会计专业服务公司的国际扩张的强劲增长势头。各大会计公司在扩张的过程中不仅通过在全球扩张其办事机构数量和合作者数量来增强其实力，还通过公司合并等方式增强其公司竞争力，这一点由曾经的“”到今天的“四大”这一转变可以看出。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大会计公司全球盈利的丰厚程度，根据各大会计公司年报，2007年，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四大国际会计公司盈利分别是231亿、211亿、198.1亿和252亿。如此好的盈利成绩，无疑是专业服务公司国际化的强大推动力。
三、专业服务业国际化驱动力机制分析
专业服务业的国际化从20世纪初开始，到80年代迅速发展，并且规模急剧增大。跨国专业服务公司不论是全球地理位置的扩张还是其全球获利水平上，都达到了惊人的增长速度。这种国际化的趋势是诸多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相互作用机制如图1：
（一）外部驱动因素
1、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作用。服务业国际扩张的动力，尤其是专业服务业的跨国扩张，其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需求推动或者说是客户推动（Erramilli and Rao，1990；Aharoni，1993b）。Aharoni（1993）认为PSFs（人员行为形成因子）。首先是因为本土的客户跨国经营开始的，由于客户要进行跨国经营，使得PSFs跟随客户到海外市场发展，这即是需求推动或者说是客户推动。制造业生产的国际化产生了对金融、会计和法律等服务的需求，为了满足国内制造业国际化的需要，专业服务企业跟随进入东道国提供服务。而在跟随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市场经营的过程中，国外专业服务公司不断积累服务经验，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进而有能力主动在国外寻找发展的机会，实现从跟随战略到主动寻求新市场的国际化战略转变。
2、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外部化趋势的加强。另一个国内和国际服务部门的重要发展的推动力是非服务部门的企业将非生产性活动的外部化趋势的加强（Dunning，1989；Lowendahl，1997）。这一点对于专业服务业诸如会计、审计和法律等服务业部门的跨国扩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非生产性活动的外部化即所谓通常意义所说的外包，而这里的外包不是生产的外包，而是企业非主要活动的服务外包，更确切的说是某些专业服务的外包。如很多大型公司都将其公司会计、审计工作交给专业的会计、审计公司去处理，而公司内部不再对类似事物进行专门的处理。这种性质的活动的外部化可以使得公司降低成本，增加灵活度，将固定成本转化为可变成本，提高规模经济水平。不仅影响成本结构，同时也影响长期的竞争形式和改变公司所面临的风险。
3、进入壁垒的降低和专业服务管制放松。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开始对外资开放自己的服务业市场，以期实现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由于贸易壁垒的降低，还有政府或者专业限制的放松是对于专业服务公司的大量国际扩张有竞争力的解释之一（UNCTC，1988）。鉴于专业服务业的特殊性（如法律业的特殊政治原因、广告业的特殊文化原因），专业服务业一般是严格受国家或者行业联合会的管制的（如会计、法律）。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各种区域性的专业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加强，各种区域性组织如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等通过“自动互相承认”资格、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逐渐放松国家层面上对专业服务的限制，促进了专业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
4、科学通讯技术的便利。虽然没有验证，但是人们都广泛认为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于沟通方式和交流过程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专业服务公司来说，公司服务客户的过程是基于人与人的交流的基础上的，而通讯技术的引入对于交流的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代电信和传递技术逐渐消除了服务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递障碍，服务的不可储存性和不可运输性的传统特性发生了改变。从此，原来需要同时进行的许多生产和消费服务现在可以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分离，银行、保险、医疗、咨询和教育等原来需要供需双方直接接触的服务现在可以采用远距离信息传递的方式，通讯革命大大提高了服务的国际间可贸易性。因此通讯技术是专业服务国际化过程的重要载体。
（二）内部驱动因素
1、取得规模经济和消减服务成本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专业服务业的需求，除了大的跨国公司，大量的中等或小规模的业务的顾客需求增加，专业服务企业面临着在地理位置上扩展商业存在的压力，同时也为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消减服务成本，以吸引更广泛的客户。于是专业服务在世界各地广泛的展开。服务企业所追求的不仅是为跨国公司服务，而且更多的是为当地的公司企业服务。
2、自身“学习效应”的需要。专业服务企业更多的是依靠专有技术和经验诀窍，这既容易消逝也易被模仿，借助全球扩张的形式，不仅可以使得原有的经验和知识得以更好地利用，还能够在全球扩张中更多地积累和创造新的经验和知识，拓展企业学习、知识创造的范围和基础，形成我们今天通常提到的“全球学习”效应。专业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行为提高了企业的声誉，使它在服务尚未售出之前就已经成功地推销了可信赖的承诺（即使要价更高或是实际服务质量的不可预见也并不会给顾客产生多少信心动摇）（郑琴琴、李志强，2007）。
3、专业服务公司公司制形式的变更。Baden-Fuller （1993）认为是PSFs的法律规定的公司形式的改变促进了其国际的扩张。因为，通常情况下专业服务公司是合伙制形式的公司制形式，这就意味着，合伙者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法律规定的合伙专业服务公司合伙者可以承担有限责任这一制度的改变是PSFs国际化的一种原因。美国、欧洲的专业服务机构开始采取有限责任合伙制（LLP）的形式、有限责任公司（LLC）或股份有限公司（Inc.）的形式。这些所有制形式对于企业自身降低运作成本和风险、谋求更快速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郑琴琴、李志强，2006）。所以，专业服务公司公司制形式的改变无疑是减轻了专业服务公司跨国投资的负担，增强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更利于公司的跨国发展。
（三）我国面对专业服务业国际化趋势的对策
为应对激烈的竞争，我们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现代经营管理方式、方法和先进技术，促进我国专业服务贸易逐步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促使国内专业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总体服务水平，从而推动我国专业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1、树立国际竞争观念。国际化必然带来激烈的竞争，要努力在竞争中求生存。不应有恐惧或依靠政府保护的思想，要树立国际竞争意识，学习国际上先进的发展经验，加强联合，组建集团型专业服务机构，开拓专业服务业市场，提高我国专业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2、健全我国专业服务业法制环境。虽然我国已经先后颁布和制定了很多有关专业服务行业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与发达国家专业服务业法律体系相比还是明显滞后，缺乏系统性、先进性，很多方面的细则欠缺，而且执法不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建立良好的法制法规体系、规范的运营专业服务，才能更加吸引国际著名专业服务机构的投资，改善我国专业服务市场环境，大力推动专业服务的发展。
3、加强专业服务监管。国家应加强对专业服务的监管，对专业服务执业人员进行经常性的职业道德教育，对执业人员遵守职业纪律和准则的状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逐步参照国际标准，制定各服务行业的质量和技术标准，对专业服务执业机构定期进行评估，适当提高专业服务执业人员的资格。努力实现市场约束，政府规制和专业服务团体的自我规制三者的最优结合的规制监管体系。
4、努力培养高素质专业服务业人才。借专业服务国际化这一良好机遇，通过在国际专业服务公司的从业经验等，努力培养一批国际化、高素质专业服务人才。专业服务质量的好坏是通过人才能力的高低体现的。只有切实提高专业服务从业人员的从业素质、服务能力，才能更好的发展专业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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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示范性;区域经济;校企合作;本土化;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0-0255-02
收稿日期:2010-01-18
作者简介:廖克玲(1962-),女,湖南衡阳人,研究员,从事职业教育区域经济校企合作研究。
一、高职院校校企结合本土化实践路径探索的理论与意义
高职校企合作,体现其专业特色、学校办学特色和区域特色。本土化应该理解成是一个入乡随俗的过程。它
的相关链接:“区位因子”(或称区位因素)(Standort Factor)的韦伯,即特定产品在某处生产比在其他场所产生的费用降低的可能性。“最小运费原理”:讲究营运成本。“地域分工”:亚当・斯密(A.Smith)提出了“地域分工”,俄林(B. Ohlin),提出“域际分工”,其核心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经济优势,有相应的科学性。
对“本土化“综合的理解:就是科学、符合实际的一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自身区域优势,它是一种协同、共生,适者生存的优势定律。
德国、美国、英国、日本或俄罗斯等国的高职教育的校企合作名称不同,美国称之为“合作教育”,日本称之为“产学合作”,德国称之为“双元制培训”,英国称之为“三明治工读制度”,俄罗斯则称之为“学校――基地企业制度”。本土化特色反映在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结合的层面,本土化应该理解成是一个入乡随俗的过程。
有利益共存的企业不仅参与研究和制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式,而且参与实施与产业部门结合的那部分培养任务 [1]。而校企结合的市场本土化特色是高职院校的生命。
许多高职院校根据各专业的特点和市场需求,创新课程开发模式,基于“工作过程、能力本位”的思路与用人单位共同开发课程。并实现“双证书”制教学,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就业质量,同时也提升了学校专业的市场竞争力。
1.“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开展订单式培养。“量”企业的需求之“体”,“裁”学生的培养之“衣”,可以为企业提供急需的人才,达到校企“共赢”。根据市场人才的需求,校企合作,共同开发专业,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养人才。
2.“2+1”模式:采用校企合作“2+1”等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企业直接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院校在人才培养中融入了行业服务与管理标准,三年级学生直接到企业顶岗,学生具有员工和学生双重身份。
3.共建实训基地模式:积极探索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校企组合新模式,由学校提供场地和师资,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和人员,校企共建、省市共建、中央财政投入的实训基地的方法,打破了部门、行业的界限,实现了资源共享,能够充分发挥实训基地生产和实训的一体化作用,从而实现学校和企业互助互利、双赢共进。
4.服务企业模式。针对企业在生产、管理工程项目当中遇到的难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学校充分利用自己的科研优势,积极主动地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就技术性问题进行课题研究,一起协同攻克生产技术难关。如企业的共同开展研发与产品设计工作,帮企业渡过难关,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通过此举,不仅提高了教师的科研水平,而且还大大加快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得到了大中型企业持续有效的项目、技术、设备和资金支持,赢得了更多的经费投入,增强了办学活力。
三、对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本土化的实践途径的新思考
目前我省高职院校校企结合形式多样,但没有侧重点,没有区域特色的主攻方向,没有强调自身的区域的稀有资源性,校企结合流于某些比如签协议、挂牌、赞助等形式。只是企业赞助等单一的形式,没有组合、集团化特色 [2]。
1.中国特色:体现在政策与经济的大形势,教育与经济的衔接:推动政府搭建平台,整合高职院校与企业资源,利益共享。高职院校的根据自己的区域实际,树立科学发展观,从节约资源、资源共享角度出发。解决区域经济合理利用与合作开发不够的问题。推动政府出面搭建平台,使教育与产业结合,在技术、资金、场地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减少盲目投资。
2.区域特色:为区域经济服务,开放培训体系,培养人才。探索适合自己的高职院校校企结合本土化专业特色。专业建设要根据广东区域经济的特点:现代服务业、先进的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现代农业,为广东与港澳打造世界都市圈服务。建立自己独特的专业,适合市场区域方向,因此办出专业特色,建设优势专业,为广东区域经济服务,为地方经济培养人才。
例如: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的家具和家居专业、电器专业,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的珠宝专业,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会展设计专业等都紧密配合区域市场、产业的特色的特点,办出了特色。
广东高职要突出就业特色,服务区域本土特色,针对市场,走自主经营的道路:围绕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广东省“双转移”,打造广东转型新引擎战略目标,应对金融危机急需产业升级的紧迫形势,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为先进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技术知识结构和人力结构的支撑。以专业建设为中心,打造符合广东区域经济与生活产业,高度融合品牌专业及其带动的专业群建设。
形成与区域经济开放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根据《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纲要(2008―2020)》,珠江三角洲地区将着力构建产业体系,即促进资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先进的制造业轮动驱动的产业群 [3]。现代产业体系的结构、结构升级,对劳动力供需结构带来较大影响,那么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会影响从业人员的结构包括知识结构的变化,密集型产业需要大批中级以上的技能人才,这需要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珠江三角洲开放中专技校、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社会职业培训,拓宽继续教育社会化领域。一方面,重点加强与实力强企业的企业联盟,加强校企合作,加大对在职或待岗人员的培训;另一方面,建设以校办工厂、各学科专业、为经营的多种经营实体,还可以与中小企业合作,与社会各种形式的融资,形成多种所有制体制的职业集团化办学模式,形成多元化校企合作的劳动技能培训教学基地。
3.学校特色:体现在办学特色,管理特色和文化特色。建立高职院校与区域经济的高科技、高技能师资人才数据库。例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必然会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发展聚集化、产业竞争高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结构。现代产业体系的结构、结构升级,对劳动力供需结构带来较大影响,加强双师队伍建设,兼职教师队伍建设。要打破院校与企业资源相互独立的格局,相互为依托,以区域经济为平台,在资源(人力和物力)上充分整合。
在人才和人事制度上要改革,教育要先行,首先要尊重人才,将高素质、高技能、高需求不仅纳入教育和企业发展规划,而且要建设人才数据库,建立人才共享基金与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留住广东的高科技人才。
突出加强技能与服务相结合的生产性实习的分量,对一些重点专业和实验、实习基地进行集中重点投入建设一批特色的生产性实习基地,面对市场,进行服务社会、服务企业的真抢实弹的演练,达到资源共享,利益均沾;达到有资源、有设计、有开发、有产品拓展、有技术服务、有继续教育、有有效营销的经营团体;利用人才共享数据库与激励机制平台招揽与聘用师资,充分发挥师资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性人才的培养质量。从而探索广东特色的高等职业技术校企结合本土化生产性实训模式。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分配教学与实践时间。学分的取得也可以是在企业或顶岗实习或生产性实习中获得。学生的考试不停留在书面上而是在实操和多方面能力的考查上。
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要突出以人为本,达到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与区域文化的融合。
四、结语
中国高职院校正在探索一套适合自己的区域本土化特色,在高职院校周围凸显一批生产性、服务性实习的基地,正在成为市场竞争的亮点。
参考文献:
[1]陶书中.江苏省2005年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模式的实践与研究”(254).
[2]陈嵩.上海市2005年度教科规划研究项目 “上海市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之阶段性成果(B050630).
第6篇：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过程绩效评价；网络DEA模型
中D分类号：F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6-0088-07
一、引言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Simon Kuznets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将由初级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升级。首先是产品从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到非农领域，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进行转移，即产业高级化过程；其次是城市化过程，以及部门间分配的需求结构变化。由此看来，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属性是以知识与科技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革命，它体现着经济结构的全面变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其发展水平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对区域经济转型、结构升级和产业互动发展影响重大。摘 要：如何在产业整体效率测度的同时深入考察其过程绩效，是当前现代服务业效率评价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采用网络DEA方法对安徽省16个地市的现代服务业整体效率及技术创新、生产运营和产业联动这三个方面的子过程效率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各地市现代服务业的整体效率相对不高，主要源于其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短板”。对此从子过程来看，虽然生产运营效率普遍相对较高，但技术创新和产业联动的效率却相对偏低，尤其是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不足。要全面提升安徽各地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须从技术创新入手，注重创新机制构建，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和政策扶持，同时注重产业间互动发展，以充分发挥产业的黏合剂功能，加快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过程绩效评价；网络DEA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6-0088-07
那么，如何对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的绩效评价以及合理测度区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国家财政部2012年出台了《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工作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对推动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工作取得实效，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评价标准。该评价管理办法是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一般层面上提出的纲领性文件，着重于关注资金使用效益的整体性评价，较具普适性。然而，随着知识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现代服务业也逐步脱却了传统的“粗线条”发展模式，在关注基本生产运营的同时，技术创新、多产业交叉融合已逐步成为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经由技术创新、生产运营到产业联动发展的过程特征日益明显。那么，如何将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这一过程特征与整体绩效评估结合起来，突破当前关于现代服务业绩效评价多将其视为一个密闭的“黑盒”系统来进行分析考察的研究范式，在考察现代服务业发展整体绩效的同时，深入考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过程绩效，将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和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同时，绩效评价也由最初的以“结果”为评价目标，逐渐发展为以“结果+过程”为评价目标。因此，本文拟以2013年安徽省16个地市现代服务业为例，结合其在技术创新、生产运营和产业联动发展的三阶段过程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网络DEA模型，对16个地市的现代服务业进行整体性评估和过程绩效评价研究。
二、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绩效评价研究，研究者多将其视为一个“黑盒”系统而关注于现代服务业的整体性绩效。Gunasekaran et al（2001）将企业运营战术、战略和运作纳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现代物流服务业的供应链整体绩效进行了评价研究[1]。张永志（2006）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进行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2]。王小娟（2008）从内部经营、客户情况、学习与成长和财务能力四个方面，对电子商务环境下现代服务业企业绩效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3]。夏琼（2010）从产业资源、产业效益、产业设施、产品应用、产业政策和产业人才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对中部地区现代信息现代服务业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4]。张华平（2011）把基础建设、产业环境等因素纳入评价体系，对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5]。胡晓伟（2012）从整体规模、技术创新、基础建设和产业环境等方面，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广东省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6]。Pidd（2012）对公共服务的整体性绩效进行了测度研究，并指出公共服务中的公共服务价值衡量至关重要，且公共服务中需要增加公共服务价值而非单纯的利润[7]。
随着现代服务业绩效评价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进一步开始关注其内部发展过程。刘晓萍（2008）将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分为资本投入和生产运营两阶段，并从区域环境和产业特质两个方面对我国东部八省三市现代服务业的外商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8]。刘徐方（2010）认为，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主要包括研发创新、管理运营和产业融合三个方面[9]。王国红 等（2010）对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10]。其他关注现代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还有吕维霞 等（2010）[11]，周锋（2013）[12]和胡雅蓓（2014）[13]等。此外，李先江（2013）将低碳服务创新纳入了现代服务业绩效研究框架，构建关系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14]。关注低碳服务创新的其他相关研究者还有Hopfenbeck（1992）[15]，Chan（2005）[16]等。
知识经济和网络科技的发展，使得现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间的联动发展日益频繁，也日渐成为其发展链带上的一个重要环节。Ochel et al（1987）认为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互补性逐渐增强使服务功能得到增强。这将刺激技术、信息等市场化服务的需求，同时生产者服务提升生产柔性，使工作得到重新整合[17]。Kakaomerlioglu et al（1999）研究生产性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双向互动关系，提出生产性现代服务业是对制造业的补充和支持，同时现代服务业也依赖制造业的发展[18]。程大中（2004）认为，服务业的黏合剂功能是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作用表现，也正因为这一功能使之成为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经济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19]。Tether（2005）研究表明，注重于人力资本、组织等因素的服务创新与制造业创新相比，两者之间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20]。唐强荣 等（2007）认为，制造企业与服务业的合作主要是基于成本因素，而不是效率因素[21]。徐从才 等（2008）指出，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和独立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国际化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22]。高密密 等（2012）认为，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两者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趋势，并通过对微笑曲线的分析对两者互动关系和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23]。胡亦琴 等（2014）以浙江省为例，对现代服务业与农业耦合发展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且研究表明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促进农业发展的软性生产要素[24]。
总之，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绩效评价研究，从将现代服务业作为一个“黑盒”系统，关注其整体性评价开始，随着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过程脉络日益清晰，研究者们进一步将目光投向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部子过程绩效研究，如创新能力、产业联动等方面的绩效评价。那么，如何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多个子过程与整体性绩效评价进行深度耦合，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命题，同时也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和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
三、模型设定
本文将对现代服务业进行绩效评价，借鉴刘徐方（2010）的研究成果[9]，将现代服务业绩效评价分为技术创新绩效、运营绩效和产业联动绩效三个子过程，并依此构建绩效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从评价维度上来看，本文借助网络DEA模型，对同一时期不同的决策单元进行横向绩效评价研究。
根据网络DEA模型的基本设定，本文将决策单元分解为三个子过程，即技术创新、生产运营和产业联动三个产业发展的子过程，每个子过程都有相应的投入和输出变量，同时还有中间变量。中间变量既是前一个子过程的输出变量，也是后一个子过程的输入变量。按照产业发展流程将三个子过程依次序排列，通过中间变量，将各个决策单元的子过程紧密联系起来。本文研究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网络结构图如图1，其中j代表不同的地区。
在图1中，假设有n个DMU，每个决策单元都有k种投入，m种类型的中间产出以及p种类型的最终产出，每个决策单元都有三个阶段（S1，S2和S3），DMU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即第j个地区。X1ij表示DMUj的第1阶段的第i项投入，同理，X2ij表示DMUj的第2阶段的第i项投入，X3ij表示DMUj的第3阶段的第i项投入，Yrj表示DMUj的第r项产出，且为第j个DMUj的最终输出。z1m1j和z2m2j分别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中间变量，z1m1j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阶段的第1个产出变量，同时也是生产运营阶段的第m1个投入量，z2m2j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阶段的第2个产出变量，也是产业联动发展阶段的第m2个投入量。
本文现代服务业发展绩效评价的网络DEA模型投入产出变量及含义如表1所示。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整个系统是由三个子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借鉴Kao et al[25]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决策单元d的效率评价的线性规划模型可表示为：
模型简要说明：
首先，上述模型是一个输入导向模型，λ*i，μ1*mi，θ*i为模型满足条件下的最优权重，Ed的最优解为决策单元整体绩效的相对有效水平，在计算线性规划模型关于λi，μimi和θi最优解基础上，由（3）、（4）和（5）式可计算Ed（1），Ed（2）和Ed（3）对应的最优解，即第d个决策单元的过程绩效。
其次，Ed=1或Ed（i）=1表明过程强有效，即在一定投入前提下，产出达至最大，资源利用率相对较高；而Ed
再次，模型中条件标明了第d个子过程生产可能的约束集。保证每一子过程所耗的投入品以及中间产品的j个决策单元线性组合不会小于其产出量j个决策单元的线性组合。
最后，因为第二和第三子过程都有额外的投入，因此系统整体绩效的值不等于三个子系统效率值Ed（1），Ed（2）和Ed（3）的乘积。
四、实证分析
（一）阶段投入产出指标
第7篇：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化动因；创新系统
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components of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 have intensified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his further makes the nis as a whole to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because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 are playing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any nis, there should be an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se two. based on a critical review of existing theor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unctions of kibs in the nis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drivers of kibs from a nis perspective.
key words: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ternationalization drives; innovation system
一、kibs国际化动因现有理论研究及评价
由于服务的不可储存性、异质性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制造业明显不同，服务业进入国际市场不能采取线性的方式逐步推进，而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1]早期关于服务业国际化动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如dunning（1989）将基于制造业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应用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认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并且只有同时拥有上述三大优势时，才能进行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2](5-39)之后，很多学者从更多角度对国际化动因进行了分析。lovelock和yip（1996）从市场驱动、竞争驱动、技术驱动、成本驱动、政府驱动五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3](64-86)李慧中（2004）认为，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是不突出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产品差异条件下追逐规模报酬的产业内贸易导致的结果。[4]郑吉昌（2004）则将服务业国际化动因概括为生产性和消费的拉动 、供给的推动（专长、劳动力）、服务业的竞争、进入壁垒降低（标准成本化、全球范围优势）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赢得信赖以及全球学习。[5]魏江等（2004）认为，kibs国际化是需求拉动及供给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需求方面是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及竞争的需要，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它更擅长的企业，实现价值链的分工，使kibs企业有了进一步生存的空间；供给方面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而主动向国外扩张。[6]
以上学者尽管从不同角度对服务业及kibs国际化动因做出了解释，也注意到服务业与kibs、与制造业的差别，但是，这些学者更多地是从产业角度来进行分析，注重的是服务的特征。kibs不仅仅在于具有服务性的特征，还具有创新性特征，这也是kibs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现有的研究忽视了kibs具有创新功能的特征，忽视了kibs在创新系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根据kibs的特点，在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创新系统的视角对kibs国际化动因进行分析，以期获得更为圆满的解释。
二、kibs创新特性及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及功能
在知识经济下，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并逐渐取代了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及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所在。kibs具有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功能，在创新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非一般的生产和消费部门。
（一）kibs创新特征
kibs创新是指发生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创新行为及活动，是kibs与客户利用各自的知识及技能，为完成一项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任务而做出的一系列合作行为。知识密集型服务创新具有显著的高客户相关性，即 kibs与客户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创新服务质量的高低依赖于kibs与客户的交互作用。在创新中，客户与kibs之间的知识流动是双向的：kibs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在交互中传播现有的知识，同时通过客户反馈也加强了kibs本身的知识基础，扩大了kibs的知识存量，并可能引起新的交互作用。strambach（2001）建立一个模型（见上图），将kibs知识过程分为明晰知识和缄默知识的获取、知识的重新整合、知识向客户企业的转移与扩散三个阶段，说明了kibs与客户间的这种知识流动及交互作用。[7](53-68)
（二）kibs在创新系统中的角色
kibs创新具有高客户相关性，这不仅仅促使其本身必须具备高的创新性，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也使其有可能将创新性知识传递、扩散给客户，即kibs不仅仅具有知识生产的功能，也具有知识扩散的功能。具体而言，kibs在创新过程中主要有三个角色：创新推动者（facilitator）、创新转移者（carrier）及创新来源（source）。[8]
1.创新来源（提供者）。kibs在进行创新时是创新主角，kibs为制造业或其他服务行业提供服务或知识，提供创新概念及思想，并与客户企业紧密联系共同完成创新。hertog（2000）认为，kibs作为知识及创新的合作生产者，是一种私人知识库，即所谓的“第二知识库（the second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或“新知识库”①。[9](491-528)如广告商为客户开发并组织实施一个新的广告策略。
2.创新推动者（合作者）。kibs企业为客户的创新提供支持服务，但创新本身不是来自kibs，也不是由它从别的企业扩散到客户企业。如管理咨询公司协助客户开发一种新的服务分销渠道或引入一种新的会计制度，在这里，kibs为客户传递它们需要的知识或服务来支持创新。 3.创新转移者（购买者）。kibs企业将现有的创新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传播到另外一个行业或客户企业，创新本身不是从kibs产生的，kibs只是一种中介。此时，kibs也扮演着购买者角色，即kibs从制造业或者其他服务行业购买知识、设备及资本品，但kibs在购买后还承担一个重任，即将该产品客户化，适应客户的需求。如kibs企业为客户引进及实施一个先进的、创新性的erp软件，并将该软件客户化。
可见，kibs在创新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它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功能，是创新系统的节点及桥梁，是创新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kibs在创新过程中扮演多种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kibs本身作为一个创新主体，在不断进行内部创新的同时，也为创新系统中的其它主体提供了创新的平台，对创新起到催化作用。
三、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扩展——kibs国际化的动因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化的系统，国家创新绩效取决于该国利用全球创新网络及全球创新资源进行创新的能力，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已成为促进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toivonen,2005）。[10]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自身创新系统的不完善及创新资源的缺乏，通过国际化获取创新资源，提高本国创新系统竞争力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及必要的途径。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发展，增强了作为创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kibs国际化发展的动力及压力，主要体现为实现如下四个效应的需要： （一）国家创新系统边界的国际扩张效应
coase（1937）认为，企业的扩张与收缩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11](386-405)创新系统也存在由于交易成本节约而导致的边界扩张与收缩。创新系统边界的扩张表现为创新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创新行为的融合与协调两个方面，前者是单一组织形式下的规模扩张，后者是对创新系统的改造 。[12]创新系统革新的动力来源于知识在系统内流动的机制。信息通讯科技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创新活动之间的互动与依赖日益加深，为了获取更多、质量更高的创新资源，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创新主体主动向外扩张，实现国际化发展。kibs国际化一方面是实现本身规模经济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降低了知识在创新网络接点传播的交易成本，使报酬递增得以实现，并促进其他创新主体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kibs作为知识扩散的桥梁及中介，它的国际化有利于改造跨国创新组织结构，建立灵活的组织创新网络，有效降低创新主体在国际化进程中由于规模扩大而带来网络接点之间连结不稳定的风险（规模扩大与风险加大之间存在“两难”问题），实现创新系统质的扩张。（二）知识的放大效应及国际扩散效应
知识系统要么是网络结构，要么是层级结构，而无论哪种结构，kibs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网络结构中，kibs加强了不同网络接点之间的知识流动。在层级结构中，kibs有利于知识沿着层级进行流动，如典型的专业会计服务就属于这类。而创新系统竞争力的差异在于知识创造和扩散通过不同的中介和组织交互作用来进行。[1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各国国内市场日益与国际大市场融为一体，产业全球化以及企业生产、研究活动的国际化，使国际间的知识流动愈加强烈。由于kibs具有知识生产性和扩散性并重的特征，kibs在国际化发展中不断吸取国外知识，并通过对知识的整合、加工，不断进行知识创新，放大知识存量，提高了知识流动的质量，促进知识在创新主体之间的国际流动，在不同类别的知识网络中传递，加强了国家创新系统知识生产子系统及知识扩散子系统功能，通过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联结来提高学习和创造能力，使国家创新系统立足于国际创新前沿，利用国际创新系统的优势，迅速提高创新能力。
（三）制造业、服务业创新子系统的国际互动效应
kibs所具有知识生产及知识扩散功能，使传统的创新系统发生了变化，服务业创新子系统与制造业创新子系统出现融合的现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创新活动互相表现对方的特征。它们之间存在信息、知识及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并通过这些流动使两者产生极强的互动作用，互相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支持。制造业生产的国际化产生了对金融、会计和法律等服务的需求，为了满足国内制造业国际化的需要，kibs企业跟随进入东道国提供服务。随着服务水平的提高及在国外提供服务经验的不断丰富，kibs企业有能力主动在国外寻找发展的机会，实现从跟随战略到主动寻求新市场的国际化战略转变。跨国制造业规模经济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服务的能力而不是制造产品的能力，[14](45-56)在制造业国际化程度较高情况下，kibs国际化是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四）国家创新网络的国际综合协同效应
创新系统创新效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各创新主体本身的高效运转，更取决于各创新主体间相互联系和合作形成的网络协同。在强调知识流动的创新系统架构中，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愈趋复杂。创新主体之间存在正、负向反馈及增强、抑制作用，有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要提高创新系统效率，不仅要提高内部效率，即各子系统（如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内部管理过程的效率；更要提高外部效率，即各子系统之间（包括区域创新系统、国家创新系统与国际创新系统的联系）合作与交流的效率。kibs作为连接国际、国内及区域三个不同层次的知识系统的重要桥梁，只有与国际接轨，保证知识在各个层次的创新系统、各个创新主体及创新主体各要素之间的横向与纵向流动，产生互动和作用，形成创新网络的国际协同，使国家创新系统在国际环境下有效地运行，降低创新风险，减少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第8篇：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范文
[论文摘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呼唤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力度，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的不断创新，建设一支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要求的高技能创新人才队伍，形成高素质的现代服务业产业大军，对实现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优化、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快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对金融、保险、证券、信息技术等方面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呼唤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力度，推进现代服务业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的不断创新，促进现代服务业人才脱颖而出，对现代服务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1 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背景分析
1．1 一体化
“服务”的几个传统特性——非实物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存储性以及不可贸易性正受到空前的挑战。譬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存储性一并被打破，同时服务业务也被大量地体现在跨国和跨地区的贸易之中；此外，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使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与商品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服务与商品的有机组合与叠加已越来越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
1．2 扩张化
服务业扩张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拓展和垄断经营格局的形成。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办公室”。服务型的跨国公司利用其在资金、技术、信息、品牌和网络上的巨大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抢占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市场来实现服务产业链的延伸、拓展和扩张。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中心城市因此逐步显现出“总部经济”效应。随着服务业市场壁垒的进一步降低，全球正掀起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为了能够向遍布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全球网络型组织构架正成为目前许多服务型跨国公司所采用的组织形式，如跨国性的旅游酒店集团、商业零售商店等。此外，项目外包则成为跨国公司广泛应用的经营形式。
1．3 主导化
服务业正在向生产领域渗透，其范围也逐渐同生产领域相融合。这一趋势使得从生产领域内独立出来的服务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主导性和核心化趋势。当代经济中的许多生产部门已成为服务业的附属部分，它们的生产将围绕着“服务”这一主导目标而展开。譬如新兴的会计咨询、法律咨询等中介服务部门，这是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现代服务业的最终发展趋势。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经过产业的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的实际增长大都来自于为生产者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是互动的，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的附加和服务业的整合。
1．4 创新化
随着以知识创新为动力的新经济逐步取代传统的工业经济，在现代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中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新经济的典型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增加值的比重增加最多，其他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变化不大；知识密集的服务行业发展最为迅速，新兴服务行业主要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自身的创新活动，成为新技术最主要的使用者，促进了多项技术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发展。正是由于能够不断地吸纳最新的信息、知识和科技成果，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发达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之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1．5 知识化
现代服务业科技含量高且能为消费者提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服务，使知识在服务过程中实现增值。现代服务业本身就是依托电子信息等高技术或现代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产业，它植根于信息化，是由现代的经营理念发展而来或经过信息化和现代的经营理念改造提升而来。尽管传统服务业经过改造提升也可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但现代服务业在更大程度上是信息化进程的产物和结果，是人类社会由以能源为主向以信息为主转变中产生的新兴行业，是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
2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呼唤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既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素养与知识水平，又具有比较高超的动手能力与操作技艺，能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素质高、技能强的服务业创新人才。
建设一支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要求的高技能创新人才队伍，形成高素质的现代服务业产业大军，对实现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优化、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的本质属性是掌握了必需的现代服务业专业知识，练就了较强的专业基本技能，具备了良好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创新型应用技术专门人才。即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既要掌握“必须够用”的现代服务业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掌握基本的专业实践技能，关键是要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和专业基本素质，熟练掌握现代服务业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能够在工作实践中运用关键技术来创造性地解决复杂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能够在加快现代服务业产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见，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职业特征明显，职业岗位重要，社会需求急迫，我们应该深刻理解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的职业特征，努力掌握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创新人才的特点和成长规律，积极探索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创新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要求的高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促进现代服务业人才脱颖而出，使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步入良性、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 转贴于
3 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笔者以为，校企合作是实现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有效之举。因为高职院校是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创新人才的摇篮，现代服务企业是高技能创新人才成才的重要基地，高技能创新人才培养的许多关键环节必须在实际生产岗位及在接近或等同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中完成。因而校企合作应该作为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主要路径。高职院校必须打破封闭式的办学模式，实施工学结合、校企联姻、学工交替、打包配送、任务驱动、项目导入，进行校企共建(合作)办学。真正打开校门，走出去，请进来，建立起较为紧密的校企合作平台，与企业合作办专业，合作办班级，实行“订单教育”，真正实现“近距离”办学。
在校企合作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创新人才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主体性作用，二是如何发挥学校的育人优势，并充分利用和挖掘企业的资源。校企双方应充分意识到，高技能创新人才的最终使用者是企业，所以，必须从企业的用人标准出发、从企业生产岗位的实际需求出发，去设计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特别是技能训练环境必须接近或等同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尽量利用生产现场和岗位进行实训，或建立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按照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科学、合理地去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创新人才。为此，必须强调：
3．1 实施培养方案共商
这是建立新型的校企合作关系，进行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关键。培养方案共商是指人才培养方案需由学校和企业共同谋划商定，它至少应包含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两大支柱。院校和企业要依据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按照企业岗位的实际要求，通过设立咨询机构、定期召开咨询会议等形式，联合商定人才培养方案，联合制定课程标准，联合开发项目课程，联合编写教学教材及其他实训教材，确定培训考核方法。在合作模式上，可以采取校企联培、合作培养、订单培养、工学结合、学工交替、顶岗实习等多种方式。
3．2 实施育人资源共享
这是学校和企业合作进行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创新人才培养的条件保障。对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来讲，常用的基本实验实训的设备是必需的。同时，建立紧密型的校外实训基地，把实践教学尽可能搬进现代服务业企业，搬进校外实训基地，不但可以解决学校设备不足的问题，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合作企业经验丰富、技能出色的兼职实训老师，大大提高职业院校实践教学的质量。同时，高职院校也应该建立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来校进行实训教学。
3．3 实施校企订单联培
校企订单联培模式是指由现代服务业企业根据其对不同规格的人才需求情况，提出订单，由学校按照企业提出的规格、数量进行培养。订单式的校企联培模式，实现了学生人口、培养过程、出口的有机统一，按订单要求培养的学生，由于其既了解企业的实际，又熟悉企业的作业流程，具有较强的职业岗位能力，进入角色迅速，可以迅速成为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因而，深受企业欢迎。
第9篇：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经济服务化 ；产业关联 ；产业升级
一、发达国家有关经济服务化的争论
二战后，美国服务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成为实现经济服务化的国家。Fuchs[1]在对服务业开创性研究的一本名为《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 ”）的书中如此预言：起源于英国，随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的就业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是一次革命；同样，起源于美国，实际上在各发达国家也能观察到的就业从工业悄然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也将是革命性的。如其所料，以服务业就业的占比达50%以上为衡量标准，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成为了服务型经济国家。如今，发达国家增加值和就业的70%更是已经由服务业创造，经济社会运行的关键特征也越来越知识化、信息化和无形化（Maroto-Sánchez，2012）。但这是否表明服务业经历了真实增长，以及是否应该因此重视服务业发展，仍然存在争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9003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YJC790245）。首先，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高比重表明其经历了真实增长吗？Baumol 、Blackman and Wolff（1991）坚持认为服务业存在成本病，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上升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提高，如果换用不变价衡量，服务业的相对比重不变甚至有轻微的下降（ Baumol，2001；Summers，1985）。可是，这无法排除因大量服务业不可测量而可能发生低估服务业发展的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对大量无形要素及其产出的重新定义和测量方法的开发与改进，近期有关服务业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Illeris（2005）论证了服务业对总GDP的贡献确实随时间不断增长；Schettkat and Yocarini（2006）认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兴起既非价格效应也非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所致，而是由家庭服务的不断专业化、市场化带来，发达国家的就业向服务业转移确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转移。
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受到重视吗？一些经济学家比较极端，以Gershuny（1977）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彻底否认服务业增长，他们认为所谓的经济服务化只是高赋税福利国家的神话，实际上，只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时错误地对服务业进行定义导致的统计假象。如果使用最终产出而不是按工作属性来分类衡量服务业的话，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Jansson，2009；Gundlach，1994；Hammes，Rosa and Grubel，1989）。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们干脆继承了Smith （1776）的服务业属于非生产性活动的保守思想，认为服务业本质上是寄生性产业，尽管其有助于实现其他产业的经济价值，但其本身并不创造任何财富（Peck and Tickell，1991）。对于这种不尊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现实并刻意轻视服务业发展的陈旧观念，Greenfield[2]辩驳到：服务业其实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将服务业简单分成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这一点便不难看到。前者的生产率增长较快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革命说到底也是一种发生在生产者服务业的现象；即使仅看消费者服务业，将如今的沃尔玛公司或相似规模企业与300年前的夫妻店同样服务消费者的效率比较一下，其惊人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显而易见。
可见，虽然对服务业发展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发达国家的财富创造，确实已经由依赖有形产品生产，正加快向技术研发、知识创造以及其他无形资产与离岸服务外包的依赖转变，生产业取代制造业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创新源泉。
二、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的研究与启示
尽管服务业主导发达国家的部门结构，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不争事实，持续至今的经济服务化的动因却一直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未解难题。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第三产业化”的动因较多，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可以归为以下 四大类：
（一） 收入增长论
收入增长论也被称为需求偏好假说。从最终需求角度解释服务业增长的先驱是Clark，[3]他和Fisher[4]率先使用恩格尔定律来研究消费者需求，认为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并据此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消费者的总需求结构中，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后续的很多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支持，如：横截面上进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业比较时，相对于穷国，富国服务业的产值、就业比重确实更高（Samuelson，1964；Bhagwati，1984；Francois and Reinert，1996）。时间序列上，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国服务业的比重确实也稳定上升（Appelbaum and Schettkat， 1999；OECD，2005）。
但是，随着人们对服务业发展认识的不断提高，收入增长论也越来越多地遭受到多方面的质疑：（1）Summers（1985）基于横截面数据，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和服务业支出比重的关系，发现以名义价格衡量的服务业比重与收入水平之间虽然呈正向关系，但以购买力平价表示的各国服务业实际产值比重却几乎不变；（2）Messina（2005）发现，横截面上各发达国家间收入水平相似，经济服务化程度却差异较大，对此，收入增长论也束手无策。因为，没有理由认为相同收入水平的不同国家，其消费者偏好的结构会不同。而且，如果考虑到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相对价格，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对服务业发展的正向效应，能否抵消需求价格弹性的负向效应，也有待进一步验证；（3）Gershuny （1978） 和ten Raa and Schettkat（2001）甚至发现与收入增长论相反的现象：前者调查了英国6年的家庭预算情况，发现由于家用电器对人工服务的替代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英国在这些年份中个人消费服务反而下降了；后者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轻微地下降，对服务业的需求却一直稳步增长。除此之外，收入增长论暗含的两个假设也备受诟病：一是假设服务业全部由最终消费服务组成；另一个是与下文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假设一致，将服务业作为一个统一的大类考虑，认为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较低，而实际上，服务业各细分行业性质迥异，很多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率并不低。
（二）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说
从供给层面寻找服务业扩张的决定因素，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Fourasti′e（1949），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鲍莫尔（Baumol）成本病理论的提出，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说才逐步取代了收入增长论，成为服务业扩张的主导性解释（Baumol，1967，1989，2001；Baumol et al.，1985 ）。
Baumol[5]构造了一个简单的两部门单要素双产出模型，假设经济体由技术相对进步和滞后的两部门组成（分别对应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劳动作为唯一投入要素，分别生产物品和服务。那么，部门间生产率的非均衡增长将导致资源从制造业重新配置到服务业，服务部门价格上升，其名义产值和就业比重也将持续增加。如果服务业占总社会的实际产出份额相对固定，经济增长最终趋于停滞。因其预言经济增长最终趋于停滞，Baumol假说也被称为滞后论（the stagnationist argument）。与此同时，Fuchs（1968）最早在实证方面探究引起美国服务业就业较快增长的原因。他基于美国1929-1965年服务业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认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是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迅速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从而，从实证方面与Baumol形成呼应。
随后，诸多学者对以上Baumol-Fuchs假说进行了验证。根据验证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检验服务业比重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负向关系；另一类则检验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是否确实滞后。根据检验服务业比重提高与经济增长间是否存在负向关系的结论，可以将他们划归为两个阵营：悲观论（Julius and Butler；Stiroh等）和乐观论（Rowthorn；Griliches；Oulton等）。悲观论者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发达国家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增长率低于其他部门（Wlfl，2003，2005，2006），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的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又确实在稳定地上升（Julius and Butler，1998），因此，经济增长最 终会趋于停滞。最先对滞后论（the stagnationist argument）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是Rowt horn、Ramaswamy等。Rowthorn and Ramaswamy （1997） 否定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低于其他部门。Griliches（1992，1994）特别强调了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存在测量误差，因此，服务业部门真实的生产率增长率可能并不低。Oulton（2001）发现滞后论逻辑上成立的前提必须是经济体生产出的产品均是最终产品，这与现实不符，如果考虑滞后部门生产的产品是中间产品，总产出的增长就不会停滞。最近的实证结果表明，1995年以来，至少在一些发达国 家，如美国（Bosworth and Triplett， 2007）和欧盟（Maroto and Cuadrado，2007），服 务业相对生产率滞后论并不成立。
总之，对于服务业的生产率停滞假说至少还存在以下方面的争议。首先，在服务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1）因为服务业对创新和知识具有溢出效应，需要综合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Gallouj，2002）；（2）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的结论仅在服务业部门提供的产出是最终产品的情况才成立，如果不是，经济增长仍可持续。其次，在服务业生产率是否滞后方面：（1）由于通讯信息技术在服务业中的大量使用，并非所有服务业部门都是停滞部门，①而且，不少国家正致力于促进服务业技术进步（O'Mahony and van Ark，2003）；（2）由于定义与测量问题，服务业的生产率可能被大大低估。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将 服务业作为一个总体来探讨它的性质时，目前使用的仍然是微观分析方法（Brynjolfsson，1993）。
（三）产业关联论
产业关联论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分工论”（也有称作中间需求论），但直到本世纪初期，产业关联论才初步形成。
从产业关联视角解释经济服务化，最早是强调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性（Elfring，1989；Rubalcaba，1999）。格鲁伯和沃克（1993，中译本）、Fuentes（1999）等分别对加拿大和西班牙的服务业增长做了实证分析，他们证实了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上升是发达国家服务业增长的关键。Oulton（2001）和Fixler and Siegel（1999）率先从理论上证实了中间投入服务业的生产会导致经济产出和就业结构的变化。Pilat and Wlfl（2004）敏锐地觉察到，中间投入服务业的大发展可能表明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对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作用。Wlfl[6]直接断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服务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Savona and Lorentz（2009）对欧盟1960-1990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 了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发达国家对生产者服务业（特别是密集型服务业）需求的增多主要来源于其产业间关联关系的变化。
但是，因为两个原因，在解释服务业发展时，明显而重要的产业间的互相依赖关系，至今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Greenfield，2002），导致有关产业关联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一是，随着生产系统的适应性增强和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全球配置资源，“分工论”直接促进了外包特别是服务外包的高速增长，这引发了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对其可能增加本国工人失业和工资下降的巨大担忧；二是，产业关联论沿袭了其早期思想，强调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作用，而人们普遍认为将服务业分成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从而突出中间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关系重要性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服务业部门如果不能对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做出贡献，就是非生产性部门这一陈旧观念。这 显然不能被认为应该重视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学家们所接受。
实际上，不仅中间服务业和制造业具有天然互促的关系，货物和服务最终产出之间也具有天然的联系并且彼此依赖。一般来说，服务需求增减变化都必然带来制造业产出的相应变化，最终服务不同，带来的制造业产出增减也不一样，可以为零，也可以较大。譬如，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多必然带来医院建设和医疗器械设备投资的增加，这种增加就非常多；而理发服务需求的增加必然要求相应的理发屋、剃刀等货物投资的增多，但这种引致投资就相对较少。可见，完整理解产业关联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能更好地理解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动态，同样，也能说明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经济问题。而且，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服务业的服务外包和离岸外包会增加失业并降低工人工资的担忧也为时尚早，因为，服务功能外包对经济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需要更全面地进行综合权衡与评价，更何况，产业关联除服务功能外包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互动方式（Antràs and Helpman，2003；Grossman and Helpman，2003）。
（四）其他因素论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用收入增长和服务业生产率滞后作为经济服务化解释已无法解答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现状和差异。特别是考虑国别间服务业各组成部门比重大小的时候，即使在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间，差异也极为明显。如果再将OECD国家同美国进行比较的话，OECD国家普遍较少的实行服务外包，却与较多开展服务外包的美国有着同样高服务业比重就更难理解了。OECD（2000）因此尝试用产业关联之外的因素来解释服务业发展状况，譬如：认为国别间在女性参与率、福利规模和覆盖程度、政府管制松紧和贸易专业化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对服务业的发展差异发挥了重要作用。Maroto-Sánche[7]将这些因素概括为制度、文化与社会变迁、政府角色等对服务业发展发生的作用，并简称之为组织变革的力量。其中，（1）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仅反映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业的供给者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上，也反映在政府对服务业自由化过程的管理和管制对服务业的促进上（Francois and Schuknecht，1999；Vittadini and Barea，1999）；（2）诸如产品的市场管制、工会和工资协调系统等的立法和制度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也很明显（Messina，2005）；（3）社会变革导致私有机构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服务业的发展（Wirtz， 2001）。类似的这种其他因素还可以罗列出许多：提供兼职/临时工作机会的多少、户籍政策、人口变化、通信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全球化水平等。
其他因素论强调的因素纷繁复杂、相互交织，着重点明显而普遍地表现为重视培育服务业发展的环境，因此，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成为解释服务业发展的主流。
（五）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研究的启示
可见，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第三产业化”的动因仍然处在不断地探索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济服务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的产业关联因素在长期中被不公正地忽视了。这启示我们要促进服务业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必须把焦点转移到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关联关系上来。那么，中国的产业关联现状如何？它能揭示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吗？
不幸的是，国内一直是将产业关联与服务业割裂开来分别进行研究，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转型期自己国家产业发展现状认识上的前后矛盾：一方面着重解释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中的中国悖论是目前有关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热点问题（江小涓、李辉，2004；郑吉昌，2004；裴长洪、夏杰长，2005；白重恩，2007；江静、刘志彪，2009）；②另一方面论证我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良性互动也成为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热点课题（李江帆，2004；陈宪、黄剑锋，2004；顾乃华等，2006；高觉民，2011）。其实，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指服务业由于本身特性所导致的比重提高，如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强、需求收入弹性高等；间接原因指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与制造业部门间的强依赖关系有关。伴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产业间彼此依赖加深了，工业化对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业需求增加了；而且，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也进一步促进了公共/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如果认同中国服务业落后，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存在强烈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无法理解的；而如果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确实存在积极互动，服务业落后的结论便难予合理化解释。
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分野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在解释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中的中国悖论时，一方面，众多学者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落后原因的解释还停留在传统的需求偏好假说和生产率滞后假说层面上；另一方面，一般而言，只有到了工业化中期，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良性关联关系这种内生性力量才会上升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而学界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尚有分歧。因此，众多学者在解释我国服务业落后原因时，忽视了对产业间互动视角的探究。笔者认同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我国服务业落后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在第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我国的全球化是以不适当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GVC）底部，制造业全球化的同时，服务业是本地化的，二三产业间本该有的内生性良性互动关系被人为割裂了，从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实际上对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起了抑制作用。在论证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时，后一研究不仅未将其纳入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来综合考察，也错误地使用了数据和变量。也就是说，学者们在论证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时，普遍使用的是包括了进口和出口的总投入-产出系数而非国内投入-产出系数的方法，基于此所测算出的产业间关联只能反映潜在的服务业（我国和国外之和）与制造业的互动，而非我国国内产业间的实际互动。这种被错误论证的潜在的产业互促，实际上证明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以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制造业的发展牺牲了本国资源，拉动了别国服务业的发展，满足的其实是发达国家的服务需求。说明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以牺牲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为前提，而我国的“世界加工厂”地位也是建立在世界发达国家高级生产者服务业高度发展和制造业生产的非一体化基础之上。正如Rowthorn and Wells （1987）提醒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一国产业结构时不能仅着眼于国内需求的分析。
三、结论
综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服务型经济国家，在这些国家，生产业也已经取代了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创新源泉，但其动因仍然不完全为人所知。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的传统解释和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发现：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解释包括了服务业相对低的生产率增长率和收入增长导致对服务业最终消费需求的增多；最新的研究强调了产业关联、创新、市场化、政府作用、国际贸易以及制度、人口、地域与社会等的变迁因素；诸因素中，产业间明显而重要的相互依赖的关联关系在服务业兴起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被忽视了；值得注意地是，过去忽视从这种视角探究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导致了学界对我国转型期产业发展现状认识上的前后矛盾。
注释：
①Rubalcab and Maroto（2007）认为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服务业部门生产率相对滞后，剩下的三分之二的服务业具有与制造业相似的生产率增长率，有些甚至更高。
②关于中国的第三产业落后有不同声音，代表性观点有三类：一类以岳希明、光和许宪春为代表的统计误差低估论（岳希明和光，2002；许宪春，2004）；第二类以魏作磊为代表的发展阶段正常现象论（魏作磊，胡 霞，2005）；第三类以李钢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例过高论（李 钢等，2011）。
主要参考文献：
[1]Fuchs，V.R.， The Service Econom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2]Greenfield， H.， Letter： Curing“Baumol’s Disease"[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5， 25（2）.
[3]Clark，C.，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M]. Macmillan： London.， 1940.
[4]Fisher， A.G.B.， 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M]. MacMillan & Co. Ltd.， 1935.
[5]Baumol，W.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 an Cri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