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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总部经济;概念辨识;主体视角;政策框架
随着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职能总部和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向中心城市迁移,或原驻于中心城市的大型企业(集团)将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迁移,总部经济已成为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总部经济是一个新兴的经济学概念,尽管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目前关于总部经济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
由于总部经济具有很强的经济效应,因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实践中,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中心城市纷纷将总部经济纳入城市发展战略,表明总部经济已成为地方政府共同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人们对总部经济概念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认识上和行为上的误区。
概念是人们在头脑里形成的反映认识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科学的概念可以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为。总部经济现象向学术界提出了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总部经济的要求,而且,这对于政府制定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首先回顾不同视角的总部经济概念;然后,分析企业组织演变及其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如何通过实行“脑体分离”以破解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企业悖论”,进而促进了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接着,从二维四方主体视角对总部经济概念进行界定;最后,在上述分析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框架。
一、总部经济概念回顾
目前,学术界存在多种视角的总部经济概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以下四种。
第一,区域视角的概念。总部经济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因此,现有概念大多从区域视角对总部经济进行界定。赵弘认为,所谓总部经济,是指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形成企业总部在本区域集群布局,企业生产加工基地则通过其他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活动的总称。这是目前引用较多的概念之一。在这一概念中,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是区域。
第二,总部视角的概念。总部是指企业系统中独立于生产环节但对其具有指挥和控制权力的决策机构。余钟夫认为,总部经济是一种首脑经济,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总部出于企业发展需要而与生产环节实行空间分离的结果。广义上,总部经济是指经济与非经济的、官方与非官方,带有总部性质或总部派出性质的,各种机构和组织相对集聚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统称;狭义上,总部经济是一国内外带有总部或总部派出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相对集聚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统称。从价值形态看,总部经济是这些机构组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总和。
第三,中心城市视角的概念。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往往因为其拥有独特的信息资源、人才资源等而处于主导地位,因此,高洪深认为,总部经济实际上指的是作为经济区域中心的城市,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的投资中心、管理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销售中心、结算中心、物流中心等,形成总部的集群布局,在优化提升本市产业结构、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同时,通过向周边地区、全国乃至跨国界的地区实施经济管理、决策和服务等职能来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概念明确指出了区域中心城市在总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第四,企业和城市视角的概念。企业因为发展需要而将总部从运营系统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并与其生产环节发生了空间上的分离。具体地说,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集聚,而生产环节则向外围城市迁移,这已成为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史忠良和沈红兵认为,总部经济是指企业和城市在使双方都能获取更高经济效益的目标驱动下形成总部和城市集聚并产生外部经济的经济现象。企业总部集聚改变了城市形态,而城市形态也影响着企业总部的发展。总部在城市集聚的内在驱动力来源于企业和城市二者对更高经济效益的追求,其结果是,企业和城市能够通过总部在城市的集聚而获得“双赢”。
二、企业组织演变及其动因分析
上述概念都是从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界定总部经济概念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要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总部经济,就必须正确地界定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主体,这也正是人们把握和利用总部经济发展规律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不同视角的概念对政府制定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将会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为了科学地界定总部经济的概念,本文将从分析企业组织演变及其动因出发,以便更好地辨识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及其特点,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总部经济现象及其形成和发展的机理。
当今世界,现代大型企业已经越来越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工商企业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资源高级化的潮流,在企业规模、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即朝着企业组织大型化、扁平化、模块化方向日益演进。如图1所示。
第一,经济全球化驱动企业组织大型化。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生产经营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和重组的过程,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国际分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大大促进了生产经营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扩大了现代工商企业获得和配置生产经营要素的空间。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现代工商企业必须建立全球化的视野,寻求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和不同历史背景的文明的契合点,在全球范围内统筹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工商企业就会产生强烈的冲动,即将原来由市场机制调节的活动内部化,并通过企业的威权管理来降低交易成本。这样,在经济全球化驱动下,企业组织也日益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同时,企业组织大型化也要求有一个“总部”来承担相应的决策和协调活动。此时,总部的功能就是实现企业对市场的替代。
第二,信息化驱动企业组织扁平化。信息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的特征和趋势,主要表现为以日新月异的信息 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速度显著提高,信息传播空间无限扩展,信息处理能力空前强大。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使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信息都可以在瞬间被传播到世界其他各地。可以说,信息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并给世界经济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为了应对信息化带来的挑战,把握信息化带来的机遇,日益大型化的现代工商企业就必须采用分权式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赋予下属的生产经营单位更多的决策权。由于生产经营单位与市场的“距离”更近,因此,当它获得最新的信息时,就可以迅速据此作出决策,而不必将信息传输给“总部”,再由“总部”作出决策后让下属经营单位执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市场中,只有那些抢先获得和处理信息并迅速据此作出决策的企业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大型企业为了适应信息化发展潮流,以更快的速度对市场需求变化作出反应,就产生了企业组织扁平化的强烈冲动,即缩减企业组织的中间环节,赋予下属经营单位更多的自主决策权。
第三,资源高级化驱动企业组织模块化。任何经济系统都具有层次性,且这种层次性总是与特定的资源位相联系。此外,经济系统还具有结构性的特征,经济系统的演化就是结构转换的过程,这种结构转换表现为“单-结构-分工结构-模块结构”,推动这一结构转换的动力是决定经济系统竞争力高低的主导资源。企业是一个微观经济系统。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企业以土地、资本、一般劳动力为主导资源,并采取单一结构以追求规模经济;在工业化中级阶段,企业以技术、信息、人才为主导资源,并采取分工结构以追求分工经济;在工业化高级阶段,企业以关系网络、组织信誉、社会资本为主导资源。随着资源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并在企业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分工结构在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在系统内部获得协同效应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而采取以功能再整合为基础的模块化组织是获得和利用高级资源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模块化与高级资源的获得和利用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以功能分割为基础的模块化并不绝对地强调人的专业化,反而对不同模块之间人员的合作与交流持鼓励态度,因此,关系网络、组织信誉和社会资本很容易在模块化系统中形成;另一方面,在显性整体设计规则和隐性局部设计规则的作用下,模块化网络结构不是完全松散的,而是集中与分散协调统一的结构,也是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结构。
三、破解城市化中的企业悖论:脑体分离
总部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理解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机理,还必须分析企业所在区域的空间特性。换言之,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加工过程在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并且能够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从时序角度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从空间角度看,城市化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历史的或偶然的因素的影响,各个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增长并不是均匀地发生的,而是以不同强度呈点状分布,其中,一些城市以更高的强度吸引物质要素和加工过程的集聚,并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从而成为特定区域的中心城市。
对企业而言,城市化进程就是生产经营要素在城市不断集聚的过程,也是生产经营要素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这就产生了一个城市化中的“企业悖论”:一方面,企业必须向中心城市集聚才能获得所需要的高级资源;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发展使得企业获得所需要的初级资源的成本日益上升,从而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企业就产生了实行“脑体分离”的强烈冲动。所谓“脑体分离”,是指企业将总部布局在中心城市,以获得高级资源,而将生产环节布局在外围城市,以低成本地获得初级资源,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企业组织模块化也使“脑体分离”具备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模块”(modular)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作为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模块能够完成一定的功能。组成系统的各个模块通过标准化的接口或界面进行协调和交互作用。现代大型企业为了获得分布于不同城市的资源而实行“脑体分离”后,总部与生产部门的功能也随之分化,即总部以决策和协调为主要功能,而生产部门以产品制造为主要功能。所谓总部,是指在企业系统中独立于生产部门的决策机构,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这种“独立”既指组织机构上的独立,也指空间形态上的独立,是在一个企业系统框架下的相对独立;二是总部作出的决策往往显著区别于生产部门的决策,具有综合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对企业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性的影响,如投资与融资决策、研究与开发决策、营销与销售决策等。
因此,总部和生产环节都已成为典型的“模块”,它们分别根据自身独特的内隐信息运作,而不影响其他模块的独立运作。当然,在总部和生产环节之间则涉及系统的整体结构,两者根据对企业系统而言外显的设计规则进行运作。其中,外显的设计规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结构,是用于界定各模块在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的信息;二是接口或界面,是用于描述不同模块交互作用的信息,包括各模块之间的连接和沟通的信息;三是标准,是用于检测各模块设计与设计规则的一致程度以及衡量比较各模块性能的信息。
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企业在组织模块化的条件下,基于总部和生产环节的相对独立性而在空间上实行功能分离的结果,即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大型公司将其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向某区域的中心城市迁移,而将生产环节向中心城市外围的中小城市迁移;或者是原驻于中心城市的大型企业(集团)将其生产环节向周边中小城市迁移,从而在某区域形成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生产环节在外围城市集聚发展的格局。如图2
四、二维四方主体视角的总部经济概念
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企业在空间上实行功能分离的结果。因此,理解总部经济不仅要从分析企业“总部”与“生产环节”之间的“脑体分离”现象出发,而且要从“脑体分离”后它们各自的地区布局出发,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总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关系,继而进行总部经济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
1.总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关系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涉及两个维度:企业和区域,其中,企业包括总部和生产部门;区域包括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因此,理解总部经济必须从二维四方主体视角来考虑。所谓二维,是指企业和区域,这两维主体都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所谓四方,是指企业的“总部”和“制造基地”、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二维四方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关系,对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如图3所示。
在企业维度,总部经济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生产要素和企业形态可以由企业自主决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现象,在本质上是由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驱动的。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企业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根据各个地区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将总部与生产环节相分离,分别布局于其所需要的资源丰富的地区。其中,承担决策和协调职能的总部布局在中心城市。这是因为,总部所在的区域,知识型服务业往往都比较发达,形成了为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包括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融资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通信、网络、传媒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技术贸易、专利、知识产权等组成的科技服务业,由会计、审计、税务服务、法律服务、资产评估、市场调查、管理咨询、广告设计等组成的商务服务业,由教育与培训、会议与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等。承担制造职能的生产环节布局在外围城市。这是因为,企业可以在外围城市低成本地获得土地、一般劳动力等基本资源,帮助企业高效率地完成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总部和生产部门由于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组织形态,因而必然存在各自的利益追求。在企业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就成为现代大型企业面临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另外,企业在空间上实行功能分离之后,如何在总部与制造基地之间实现功能耦合,也是现代大型企业所面临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在区域维度,由于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资源禀赋的不同,中心城市对企业总部更具有吸引力,而外围城市对生产环节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发展总部经济不能仅仅从中心城市的视角出发,而应该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共同纳入总部经济的视野。石滋宜认为,总部本身并没有生产力,单靠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不会带来成功。事实上,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凡是总部经济发展较早、较快、较好的区域,往往都是那些拥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群的区域。当原属于中心城市的制造业企业为了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而向外围城市迁移时,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外围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指出的是,在发展总部经济时必须协调好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利益关系。目前,我国各地方都把gdp等经济指标作为政府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而拥有能力迁出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骨干企业和利税大户,企业迁移总部后,必将使原有利税分流到新的企业总部所在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原属地区的经济实力,这样,企业总部的迁移就不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而可能会引发政府的强力干预,即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挠企业总部迁移。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城市作为受益者就必须考虑如何给予外围城市相应的补偿,这样才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如何在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建立和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2.总部经济概念界定:二维四方主体的视角
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是重要的行为主体,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也就是说,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迁移以及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迁移,是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理性行为,而不是任何其他主体刻意“安排”的结果。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使企业能够在“脑体分离”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也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行为主体。具体地说,作为区域利益代表的地方政府也将通过资源配置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必须将区域作为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主体才能真正理解总部经济、发展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企业与区域相互作用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全球总部迁移也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对我国而言,现阶段的总部迁移,一方面指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境外企业纷纷将其境外总部迁到我国或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调整国际市场战略;另一方面,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部也纷纷向中心城市迁移。总部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效应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更促进了所在区域的发展。对企业而言,将总部与生产基地进行空间分离,分别向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集聚,客观上是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寻求经营成本最小化的必然结果;对区域而言,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集聚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就业和消费,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最终提高城市对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制造业企业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的大量集聚必然会提高当地产业竞争力和城市化水平,最终在区域整体层面上提高经济竞争力。
不仅如此,在企业的“总部”与“制造基地”之间、在区域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十分重要的交互作用关系。就“总部”与“制造基地”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实行“脑体分离”后,企业总部不仅可以获得完成决策和协调功能所需要的高级资源,同时也可以使制造基地低成本地获得基本资源。而且,采用模块化的组织也使企业提高了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降低了经营风险。就“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总之,二维四方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总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能仅仅考虑“总部”而忽视“制造基地”的作用;同样,也不能仅仅考虑“中心城市”的利益而忽视“外围城市”的利益。
因此,仅仅从某一视角来理解“总部经济”显然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必须从二维四方主体视角来界定总部经济概念。为此,本文对总部经济作如下界定:所谓总部经济,是指跨国公司、本国大型企业(集团)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包括职能总部)向区域的中心城市迁移,或原驻于区域中心城市的企业将生产环节迁往周边中小城市,形成企业总部在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发展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环节在外围城市集聚发展的格局,在发挥总部决策功能和协调功能的条件下,获取企业经营资源,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而在促进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同时,发挥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促进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一概念揭示了总部经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和特征:第一,总部经济是企业“总部”和“生产环节”实行“脑体分离”的产物,其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总部布局于“中心城市”,而生产环节布局于“外围城市”。第二,总部经济不仅包括吸引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入驻中心城市,还包括吸引企业的各种职能管理中心,如投资中心、研发中心、销售中心等。第三,总部经济不仅是指企业总部或 地区总部以及职能中心入驻中心城市形成的经济形态,还包括本埠企业的生产环节迁往外围城市而形成的经济形态。第四,二维(企业、区域)四方(总部一制造基地、中心城市一外围城市)主体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促进了总部经济的发展。第五,总部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以企业为载体、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区域间经济协作发展模式。第六,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生产单元、总部所在区域以及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四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
五、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框架
尽管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本质上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考察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总部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政府政策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展总部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一般地,政府应当通过制定以下方面的政策对总部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和影响:集群政策、支持政策、供给面政策和需求面政策。如图4所示。
1.集群政策
从二维四方视角下的总部经济概念出发,政府的集群政策包括中心城市的总部集群政策和外围城市的制造业集群政策。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集群政策与产业政策具有本质上的差异。集群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差异如表1所示。
(1)中心城市总部集群政策。从现代服务业的角度来看,企业总部是一种商务服务业企业或机构,主要从事企业管理服务。在《现代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企业管理机构(代码为7411)是指不具体从事对外经营业务,只负责企业的重大决策、资产管理,协调管理下属各机构和内部日常工作的企业总部的活动,其对外经营业务由下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或单独核算单位承担。显然,总部正是这样一种企业管理机构。作为一种商务服务业,总部是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导人制造基地的生产过程,总部的高人力资本密集性和高知识资本密集性及其对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的要求决定了其必须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另外,总部的工作人员对生活与工作条件、交通与通信设施、培训与教育机会等要求极高,而这些只有在中心城市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应制定吸引和鼓励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聚进而形成总部集群的政策。
(2)外围城市制造业集群政策。总部作为一种商务服务业,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一般性体现在总部提供企业管理服务,特殊性则体现在总部只为本企业的制造基地服务。最终,总部决策和协调功能的效力(包括效果和效率)必须通过制造基地的效力体现出来。因此,区域政府(包括中心城市政府和外围城市政府)应当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联合制定制造业企业集群政策,吸引和鼓励制造业企业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集聚,进而形成产业集群,这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进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吸引境内外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集聚并增强其区域“根植性”从而促进总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2.支持政策
支持政策是政府为了促进总部经济发展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认定条件、资助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奖励政策、人员出入境政策等。
(1)认定条件。总部或地区总部、职能总部的认定条件或界定标准对特定地区或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十分重要。一方面,它可以鼓励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积极向中心城市迁移,同时也可以使总部企业充分利用政府的资助、优惠和奖励政策;另一方面,它可以为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提供指南。在现实中,一些城市为了发展总部经济,盲目吸引并不具备影响力的所谓企业总部,占用了宝贵的城市空间资源,结果反而制约了总部经济的发展。
(2)资助政策。各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总部企业人驻,对入驻的总部企业往往采取一些资助政策,主要分为开办资助与租房资助两个方面。其中,开办资助是根据总部企业注册资本的规模给予相应的一次性补助;租房资助主要包括租赁、购买、自建等三个方面。开办资助和租房资助是针对总部企业本身的,也有地方政府针对总部企业的高管人员进行资助的。如南京市对新引进入驻河西新区cbd金融机构总部副职待遇以上、地区总部正职待遇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在河西新区租房居住的,按每个职位每月15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3)税收优惠政策。为吸引境内外大型企业在本地区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需要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南京市于2002年制定了《关于鼓励在宁设立科技研发机构若干政策的意见》。另外,还可以针对总部或地区总部、职能总部的高管人员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如南京市规定,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外籍人员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出差补贴、探亲费、语言培训费、子女教育费等,由纳税人提供合法有效凭证,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后,免征个人所得税。
(4)奖励政策。为鼓励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取得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地方政府通常会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如上海市规定,对经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且自认定年度起的年营业额首次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性公司,给予10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对自认定年度起的年营业额首次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管理性公司地区总部,给予5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具体办法一般是由市财政主管部门和市外经贸主管部门联合制定实施。有些地方政府还针对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的高管人员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如北京、上海、广州等。
(5)人员出入境政策。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的工作人员出入境比较频繁,各地方政府为鼓励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入驻,纷纷出台了方便总部企业人员出入境的相关政策。如对总部企业
3.供给面政策
供给面政策是政府从供给方面针对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入驻载体方面的供给政策。一是高档商务楼宇建设和供应方面的鼓励政策。总部企业入驻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总部企业对商务楼宇具有很高的要求,而这只有中心城市才能提供。总部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首先注重自身的品牌、形象等,其次才是考虑人驻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房地产企业或其他企业为总部企业建设和供应高档商务楼宇。对已人驻总部企业的商务楼宇,要进行排查、建档、规划、改造、置换、升级等,并通过制定政策来引导商务楼宇为总部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二是高管人员居住用房方面的相关政策。如广州市 规定,市国土房产部门每年安排一定的人才公寓和公共租赁住房,用于解决总部高管人员和专业人才住房;市公安、人事、劳动等部门每年安排一定指标,对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管理人员优先办理入户手续,为其办理家属招调和随迁手续、居住证等提供便利。
(2)投入要素方面的供给政策。一是自用设备、原材料方面的供给政策。如南京市规定,支持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依法取得外贸进出口权,为其所投资和授权管理的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原材料及出口产品。二是人才方面的供给政策。如上海市规定,地区总部需要在本市就业的外籍人员,可以向市劳动保障部门申请一并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和《就业证》;地区总部及其设立的研发中心引进国内优秀人才的,可以优先办理本市户籍。
(3)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方面的供给政策。为总部企业提供公共设施方面的服务,满足其基本的日常运行的需要。如南京市规定,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及其在本市的投资企业所需的水、电、气、热、通信等公共设施,市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支持,统筹安排,优先保证供应。供应的价格政策和收费政策与本市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深圳市规定,总部或地区总部可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限额封顶或缴费比例下浮优惠。此外,政府需要建设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和相应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信息通道、发达的信息网络、完备的基础设施可以大大节约公司总部与其制造基地等其他经济组织的空间成本。如三个全球性的城市——纽约、新加坡、香港集中了很多的跨国公司总部,这与其便利的信息获取渠道与沟通渠道是密不可分的。
4.需求面政策
一、虚拟经济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虚拟经济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国内学界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却相当多样化。其中,毕芳(2005)总结出17种定义,而张小瑛将诸多定义汇总成13种观点,成为目前较全面的总结。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从政策层面明确了虚拟经济的地位和意义。从语义上讲,虚拟经济与virtual economy是严格对应的,没有歧义。但是,中国学界所称的虚拟经济并非西方学界的virtual economy,Ill而是Fictitious Economy。
西方学界有三个不同概念在汉语中都译为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Virtual Economy、。其中,Fictitious Economy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Virtual Economy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也有称之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Vi8ual Economy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2】从理论研究角度考虑,三个不同的英文概念应该对应三个不同的中文概念。然而这种“三合一”的状态却延续至今。
目前国内学者提到虚拟经济时,基本上都是指第一种概念,即Fictitious Economy。而事实上。在语义上与虚拟经济最为匹配的是Virtual Economy。之所以出现这种错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Virtual SPA)If—和Visual Economy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初级阶段.国内学者研究较少,涉及经济学领域的更不多见,因此出现了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随着后两个“虚拟经济”研究的发展.特别是Virtual Economy成为西方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后.中外学界在基本概念上的矛盾也更加明显。
将所有国内虚拟经济的定义进行综合比较后。
我们可以梳理出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虚拟经济与西方学界的金融概念基本一致.主张在国内外一致的研究平台上进行工作。另一种认为虚拟经济是中国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是以观念为基础的定价方式。[3】
前者侧重于从实践划分的产业范围入手,在外延上定义虚拟经济.后者则侧重于从内涵上定义虚拟经济。而一般来说,只有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出发才能够较准确地定义概念。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发现目前对虚拟经济的诸多定义具有基本相同的内核,只是角度不同。这也是中国虚拟经济研究在概念不明确的基础上能够继续进行的原因之一。
西方学界定义的虚拟经济概念是以金融为主体的。至于房地产业的虚拟化,某种程度上就是属于大金融概念的一部分,或者可以看作是其延伸。
其他各个方面与金融的本质并不矛盾。现实在发展。金融的外延也在发生变化。金融经济概念的扩展基本可以等价于虚拟经济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刘骏民所作的广义概念可以作为共同的研究基础。即: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是指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化房地产等研究领域。
二、虚拟世界经济的含义虚拟世界经济是指与虚拟世界相关联的经济现象和活动的总称。狭义的虚拟世界指社交网络和网络游戏等所构成的虚拟空间.广义的虚拟世界则是一种动态的网络社会生活空间。前者主要从消费和娱乐的角度进行定义.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还包括企业的虚拟化运营等生产性概念。现阶段虚拟世界经济的主要支撑是消费性产业。即网络游戏和社交类网站.因此通常所说的虚拟世界是指其狭义的概念。
虚拟世界的发展基于互联网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它主要包括虚拟现实世界和虚拟主题世界。前者包括Second life(简称SL)之类的网络游戏【4】
及Facebook之类的社交网站。人们没有统一的目的和任务。更类似于简化版的现实社会,沟通和交流是其本质内容;后者包括World of Warcraft(简称之类的网络游戏。其通常有明确的主题,是娱乐的方式。与虚拟世界相关联的经济问题包括其内部的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也包括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层面发生的联系。虚拟世界内部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特别是在虚拟现实世界中,这些内部的经济系统通过两条重要纽带——真实身份与货币关联,与现实世界发生经济联系。
真实身份是历史的产物。在Facebook代表的新型社交网络出现之前.虚拟的身份是虚拟世界的特点之一。人们通过自由选择的角色存在于虚拟世界中,与真实世界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但是是基于现实社会的真实身份所构筑的社交网络。这种真实性使虚拟世界的经济体系更加稳定,也使虚拟世界的经济现象与现实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货币关联使虚拟世界中积累的财富更易转化为现实财富。在SL之类的虚拟现实世界中,人们获得的虚拟世界货币可以按照固定的“汇率”兑换成现实的货币。在WOW之类的虚拟主题世界中,人们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平台出售虚拟世界的货币换回现实货币.兑换的标准则是随供需变动的浮动“汇率”。
真实身份和货币关联也使虚拟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虚拟世界并非一个全新的事物,而是从现有世界中拓展出的一个新区域。是一个简化的现实世界.研究虚拟世界经济需要研究两个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经济关系具有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并且其中的人们都具有双重国籍。从这一角度考虑,二者的关系似乎可以运用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对虚拟世界经济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在SL中,用户可以通过3D建模制造虚拟物品进行销售.德籍华人Anshe Chung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25万美元的资产。经过权衡,她最后将制造虚拟物品的工作室迁至中国,利用中国成本较低的运营环境开拓市场。这种方式既是外包,又是虚拟世界中的生产。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这种行为刘骏民(2003)认为“在传统的成本定价与资本化定价方式之间尚有大量未被认真研究的领域。对精神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描述的定价模型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虚拟物品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这种方式大量复制之后对现实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虚拟经济与虚拟世界经济的关系广义的虚拟世界经济对应着西方学界所称的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与中国的虚拟经济概念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属于不同的领域。需要对二者进行辨析的原因之一是虚拟经济概念的混乱。虚拟经济对应实体经济,虚拟世界经济对应现实世界经济。如果说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虚拟世界经济则是人们消费和娱乐引致的一个必然趋势.它虽然在某些领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本质上是人们交流和互动的方式。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本体与衍生体的关系.而现实世界经济与虚拟世界经济的关系则更复杂。虽然虚拟世界也是在现实世界基础上构建的.但是除了物质基础之外它并不完全依赖于现实世界。虚拟世界有内生需求。例如。在SL中购买的房屋并非为了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某种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虚拟世界中的需求。与此不同,虚拟经济最终要回归到实体经济。本质上来讲,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虚拟世界在产生后则具有相对独立性。
我们并非要严格分割虚拟经济与虚拟世界经济一事实上这并不可能,而是要划分基本的研究 领域,避免出现理论与工具的错位应用。二者是存在交集的,例如电子货币的研究属于虚拟经济。本质上还是实体经济的一种支付手段。但是当电子货币的需求由虚拟世界产生时.就同时属于虚拟世界经济的研究范畴。虚拟经济和虚拟世界经济混淆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很多研究者将WOW中的金币视为网络公司发行的虚拟货币。事实上它仅仅是游戏内部流通的虚拟世界货币。并没有像Q币一样有明确的价格。然而,即使在运营商明确规定禁止现金交易的情况下.它在现实世界中仍然具有很大的交易量。在缺乏任何担保的情况下,这种现象非常不可思议。因为Q币之类的虚拟货币至少有运营商提供担保。只要运营商不破产,那么这种虚拟货币就可以兑换成现实货币。然而在WOW中。金币没有任何担保。人们为何愿意用现实的货币来交易它?这是我们研究虚拟世界经济的目的之一。SL之类的虚拟世界货币则具有虚拟货币的特点。虽然仅仅由公司提供担保,但是它们能够与现实货币直接兑换。
四、发展前景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并没有太深入。而这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在金融背景下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虚拟经济(在前期主要指金融)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现阶段,虚拟世界经济在西方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国内仍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对虚拟世界的关注,还植根于对虚拟经济的理解,侧重于对虚拟货币的研究。
事实上,虚拟经济中的虚拟货币仍然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它仅仅是一种电子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只有当这个虚拟货币的需求由相对独立的虚拟世界产生,并且由虚拟世界提供,它才对现实经济产生影响。而这正是我们忽视的领域。
、GooSe、Amazon和Facebook在中国市场的困境,Is]证明我们的人口数量使我们在虚拟世界的发展中具有短期优势。但是如果不能合理利用这种正的网络外部性。它最终将变成我们的长期劣势。
1广义货币存量与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不匹配
近几年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速较快,以M2为例,截至2017年1月末,M2余额为15759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自2006年起,连续十年间的平均同比增速高达166%。与之相比,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则相对缓慢,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十年间平均同比增速为96%。如图1所示,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而言,货币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货币的扩张与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应用并不匹配。我们用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指标代表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当中获得的资金支持,截至2017年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指一定时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实体经济(境内非金融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余额。为15965万亿元,同比增长128%。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对比社会融资规模与广义货币供给可以看得更为明显,如图2所示,十年间,M2与社会融资规模之间的差异很大,货币供给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当中,这对实体经济的增长和稳定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2实体经济融资结构失衡
从前述分析可知,M2反映了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总量,但这些资金采用何种渠道进入到实体经济当中,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如何,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进入到实体经济当中的资金的数量和渠道,我们可以采用“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法,其主要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投资性房地产、保险公司赔偿等。从上述概念可知,现阶段,金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主要有两条,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主要是利用银行作为中介的相关业务,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直接融资主要指不利用银行作为中介,借贷方直接进行的融?Y行为,包括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的境内股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析,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总额的绝对优势,除了2014年和2015年之外,都稳定在80%以上,十年间平均占比达到83%,而间接融资平均只占14%,虽然最近几年债券和股票融资有所增加,但也只有2015年达到20%以上。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对比也可以看出,实体经济融资结构明显失衡,社会融资主要来自间接融资。
3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匮乏
中小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体经济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更加明显。大型企业,如央企、国企可以顺利地通过银行信贷获取资金,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却难以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在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巨大,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解决就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力量。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结构; 合理值
一、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深化,一方面,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日趋完善,金融业务与产品不断创新,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金融体系开始由“银行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在这样新的经济金融背景下,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所孕育的一些传统金融监测指标已经无法完整而又准确地反映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之间的关系。2010年,一个用以衡量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新生概念―社会融资规模顺势而生。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社会融资规模分为四大部分:①金融机构表内业务,包括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②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③直接融资,包括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④其他,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等。
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值的判断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包含了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从总量上描述了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融资的状况。另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囊括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也囊括了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中间业务市场等金融子市场,内涵广泛,统计口径宽泛,从而可以从不同金融机构,不同金融子市场的视角描述资金的结构和流向,多层次地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信息,从结构上深入剖析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要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考虑。
(一)总量的合理性
从总量上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总量的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是其结构调整的基础。
首先,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与宏观调控目标保持高度一致。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是监管当局在经济转型和金融变革的背景下对宏观调控实践作出的重大创新。所以,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充分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等经济指标的关系密切,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同样的,社会融资规模与CPI的关联性强,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能够影响物价水平。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保持适合的货币流动性,稳定住通货膨胀预期,这样才能稳定物价总水平,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第二,社会融资规模应当顺应宏观政策导向的需要,尤其是与社会融资规模关系密切的货币政策。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一个重要检测指标,扩大了M2,新增人民币贷款等传统金融指标的监测范畴,将监测的范围延伸至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中间业务市场等金融子市场,拓宽了货币政策的关注面,更为全面而又准确地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总量。对于社会融资规模本身,它的合理值应当符合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的需要。一个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定能够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有助于保持合理的融资成本,并且能够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保持合理的融资成本,推动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效推动私人投资的发展,有效增加社会投资总量。
(二)结构的合理化
从结构上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结构的合理化。
首先,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有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细致地反映了金融体系中各个不同部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求信息,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就体现了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结构,而合理的资金供给结构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社会融资规模能够影响消费投资,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能够有效改善产业、消费、投资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转型升级。
第二,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突出对“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扶持。虽然,社会融资规模不仅仅只是信贷市场的反映,但信贷市场仍然是社会融资规模的重点监测对象。信贷市场是服务“三农”的主体,加强“三农”信贷投放,保持合理的“三农”信贷总量以及增速是合理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体现。在社会融资规模中,不同的资金供给主体,不同的融资渠道,不同的金融工具给予小微企业以资金支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体现对小微企业融资的重点支持。
第三,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须处理好表内、表外业务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在当前的融资市场中,金融机构表外业务迅速崛起,除了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等表内业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金融工具通过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将资金投放到实体经济中,这部分资金也能被清晰地反映在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中,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规范问题,不断出现的监管漏洞,监管盲区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监管力度,逐步引导表外业务的发展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减少表内业务资金通过不合规的表外业务流入市场的情况,减少干扰金融稳定的因素。
第四,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须处理好直接、间接融资之间的关系。面对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发展趋势,直接融资在整个融资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总理就曾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 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等直接融资渠道通过市场的筛选功能引导资金配置,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进一步满足了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同时也分散了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促进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经济实体。
综上所述,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值是满足总量适度,结构优化两条标准的数值区间。(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移动互联时代的生存哲学
编 著 者:徐远重主编
李骏翼、莫子笑副主编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定 价:45.00元
出 版 社:中信出版集团
社群经济的本质,即高概念与高感性的人格体验。
所谓高概念,指的是一个社群经济实体必然需要拥有一个面向未来的高度概念化的思想结构;而所谓高感性,指的是社群经济实体对内外展现的主体方法必然是一系列超越现实的高度感性化的艺术形象――对于前者,我们可以从特斯拉和阿斯顿马丁每年都要推出的“概念车”中得到其影子与印象,对于后者我们则可以从对迪斯尼的印象中得到提示。
过去,当人们谈到社群经济的时候,往往会基于自己的工业时代的思维惯性,从而产生一个巨大的误解,那就是社群经济依然是一个以现实需求和实际效益为主导的社会行为,而其中的文艺形象与想象力结构只不过是组织实体所附属的品牌与宣传工具罢了;然而,当我们直面社群经济的内在本质之时,却发现过去工业化思维中的条件与结论将在其中呈现出一种“倒置关系”,也即是说,在社群经济活动中,再也不是想象力活动所代表的可能性行动是面向现实效益的目的,恰恰相反,人们所有的现实效益与行为反而是为了想象力世界中更大可能性的人格体验――现实是进入更大可能性的窗口,而非相反。
一个成功的社群必然会呈现出直观的三大特征:它本质上是聚焦于某个心灵次元的意识群体;它在现实物质效应上会表现出一种“非线性成长”的方式;它必然具有高概念与高感性的文艺模块。
所谓虚拟商务,是指根据系统工程的原理,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信息技术,把实体经济的最初生产环节一直到最终的消费环节联系起来,实现综合集成、整体优化,达到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果的目的,这是我对虚拟商务的定义。
我酝酿提出虚拟商务的概念差不多有二十多年,1981到1984年,我在美国学习,主修管理科学(实际上就是系统工程),辅修管理信息系统。1984年学成回国以后,我一直在努力推动系统工程和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1991年,在钱学森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由我牵头组织了12个部委,成立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我担任了两届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1984到1998这十四年当中,我们对系统工程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是逐步深化的。最初的时候,只是想到用在生产管理上,实现管理和控制的一体化。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追求工厂的整体优化,甚至企业的整体优化,由此我提出了综合集成、整体优化这样一个思想。
过程系统工程在国内外发展的都很迅速,但是主要的思想还是围绕生产企业为中心,还是围绕生产过程的优化,包括管理方面的优化。我在1995年以后感到单纯有这种思路还是不够的,互联网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优化的问题,而是整个网络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方式的问题。因此,在2000年,我在发表的《解读新经济》一文中,把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网络经济作为新经济的三大组成部分。这时候我的认识就从单纯的信息技术、系统工程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扩大到在经济领域中的探讨。
网络经济的发展又引起我进一步的思考:我们以前总是以生产企业为核心,这个思路究竟有没有问题?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我们国家也从稀缺经济的阴影中走出来,商品供应逐步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就不能只从生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所以,这里头有几个很明显的问题。
第一,我们总讲要把总供给和总需求得到平衡,但实际上并不单是总量上的平衡,而是结构上的匹配,而结构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之中。比如说在能源里头,石油和天然气彼此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这是一个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
第二,作为生产者来说,他不了解到底有多少消费者需要他的产品。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又不知道要多少生产者能够生产他所需要的产品,而生产者无法从中选择最好的满足消费者的生产方式,而消费者无法选择最好的生产者,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
全球每年产盐2.5亿吨,中国的年产量为8000万吨,约占全世界的1/3,而中国盐业总公司控制了其中20%的产能。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产盐大国,中国盐业总公司也是世界第二大制盐企业。
食盐是大家每天每餐都要食用的。我们国家的食盐不讲垄断,而是说专有。专有这一概念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
什么叫食盐专有?一是要定点生产,全国有500多家盐厂,能够生产食盐的有100家。第二是凭证运输,运送食盐要有转运证。第三,谁家生产盐,运到哪个省卖,都必须由国家发改委下达指令计划。第四,政府定价,食盐的生产价、批发价和零售价都是恒定的。
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这个回归主要是我们社会共识的回归,发展理念的回归,政府政策的回归。实体经济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柱性作用不言而喻。一百年前,先辈们就提出了要实业救国,我们今天仅凭一些虚拟的、炒来炒去的经济来发展显然是不行的。
为什么说实体经济的回归是认识理念的回归?因为搞实体经济非常辛苦,利润非常微薄,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在我们行业内,有些企业禁不住诱惑,做起一些小额贷款。前段时间提出的产融结合,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种投资的方向,货币的流向正在向非实体经济转移,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实体经济空心化是必然的一种趋势。实际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之中,亟须我们去解决。
我的体会,产业发展要做好引导,实体经济发展不能无序、不能盲目。我们在1990年的时候,曾经评选出来过61个彩色电视机品牌,然而现在这61个品牌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销声匿迹,这是巨大的损失与浪费。
独享利润变为分享利润
在一些老板的经营理念中,总是存在着“有钱自己赚”的心态。有的企业经营效益比较好,却不去主动利用资本市场,害怕上市让别人分享利润。结果,不仅没能借力发展,而且要自担经营风险。现代企业经营理念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分享利润,这是发展的真谛。因为分享利润也是分担风险,这样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共创、共享、共生、共赢。
小生产观最突出的是“有多少钱干多大的事”,大资本观最具代表性的是“用别人的钱来赚钱”。要学会用活资本、用好资本,以资本整合资源。500强大企业,无一例外是靠资本托起的。企业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也必须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以资本助力发展,强化竞争。
一股独大变为股权社会化
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大多是由家族企业成长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家族特征。因此,这些企业的股权结构,在初期基本上是一股独大,家族股权占绝对比重。这与现代企业发展趋势是大相径庭的。现代企业的重要趋势之一,就是股权高度分散化、社会化。现代西方的一些大企业,股权占到5%左右就是大股东,如诺基亚、西门子、英国移动等信息通信企业,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超过5%。所以,必须适应这一趋势性的变化,加快调整股权结构,推进股权社会化进程。
垄断经营变为联合经营
过去,企业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要做大企业、做大市场,其目标取向就是通过做大,实现一定程度的垄断经营,从中分享垄断利润。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利润越来越平均化的今天,垄断经营从而获取垄断利润已经行不通了。相反,企业之间谋求联合经营,通过建立战略联盟,既竞争又合作,发展竞合经济,共同打造产业链、共同经营产业链,产业分工,“服务外包”,“离岸经营”等等新的经济现象,成为现代经济的新音符。我国企业别无选择,只能主动加入到全球经济大合唱中来,才能形成共鸣。
自我决策变为外部人决策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变化的两大趋势:一是决策越来越外部人化。这就是“内部人”委托“外部人”经营和决策的“独立董事现象”,用以解决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二是监督越来越内部人化。与决策外部人化相对应,监督更加趋向从“内部人”中产生和行使,以加强监督的有效性。正因为如此,中外企业失败的原因不尽相同。国外企业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执行,中国企业失败主要源自决策。我国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突出,不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偏重实体经济变为实体与虚拟经济并举
现代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往往通过概念、符号、创意等,攫取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发达与落后也主要反映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差别上。发达国家往往凭借虚拟经济优势,不断吞噬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地区之间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经济越发展,虚拟经济越活跃,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强大优势。虚拟经济正在“取代实体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动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要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坚持在提升实体经济水平的同时,注重发展虚拟经济,以在新的竞争中赢得主动。
[关键词]金融经济周期;金融监管;启示
中图分类号:S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4-0382-01
引言
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最为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均衡性,而非均衡性中一个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经济周期,我国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针对现阶段金融经济周期和金融监管的对我国经济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并掌握其最为基本的特征,进而提供金融监管的力度,确立更加科学的监管体系和方法。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金融体系理论分析
1.金融体系显著影响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20世纪80年代,Bernanke等人的开创性研究对货币和证券“中性论”进行了批判,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后的一系列研究奠定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并建立了一般理论框架。金融经济周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它主要是指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而形成的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法国中央银行专家组将金融经济周期作了如下定义,用与经济长期均衡水平密切相关的金融变量度量的经济实质性、持续性波动。因此,金融经济周期实际上反映了经济波动与金融因素之间的关系,体现了金融变量对真实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
传统的周期理论认为金融因素不会对真实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强调实物因素在经济周期生成和传导中的作用。然而,历次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证明,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运行的影响十分显著。1890年,巴林危机不但令阿根廷陷身囹圄,而且波及奥地利和土耳其;1914年,美国的金融恐慌导致经济衰退;1931年,中欧货币危机波及全世界,并引发大规模国际债务违约;发生在1980年前后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使拉美经济增长在随后十几年里持续萎靡;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再现了拉美债务危机的阴影;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消极效应至今犹忆。金融因素决定着现代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国际游资、汇率和货币危机、外债清偿问题等无不对经济周期起着重要的影响。
2.目前,由于世界经济的证券化趋势,虚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不断增加,这导致了金融周期的出现,金融周期叠加在实体经济周期之上就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周期的频率更不规则。实体经济周期不再符合传统的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规则分布,而是频繁波动;二是实体经济周期的峰谷差更大,经济景气时出现“虚假繁荣”,经济萧条时出现严重的“经济寒冬”,总体上表现为“大起大落”。
二、对我国金融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以“次贷危机”以来为例
金融经济周期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以次贷危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我国的影响,具体如下:
1.“次贷危机”中的我国金融经济周期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由来已久,并且也殃及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在我国初期影响发生在07年十月,开始的表现是我国金融市场的货币紧缩现象严重,随着这样的情况不断加剧,我国证券股市市场也开始出现公允价值不断下降的问题。
2.2009年以后的金融经济周期苗头
2008年年底开始,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次贷危机”。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是刺激实体经济的政策,总计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都是以直接项目的形式投入实体经济中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是刺激证券市场的措施。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松动不会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由于“流动性陷阱”问题的存在,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信心的提升则极为显著。2008年年底我国货币政策放松后,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立即改变了,2009年1月开始我国金融市场领先实体经济约半年左右,实现了率先回升。上证指数从1664.93点回升到2009年8月4日的3478点,翻了一番还多,出现了一轮“牛市”行情,但此时实体经济还没有见底,因此还处于继续低迷状态;那么反过来看,再缺少金融市场反弹的情况下,我国的实体经济也比然会遭到无法预测的问题,11年我国股市也开始经历低谷,并且实体经济也逐步呈现出问题,到2011年10月后实体经济才开始回落,股市回落领先实体经济约半年左右。
三、我国金融经济周期对金融宏观监管的启示
1.金融宏观监管的提出
针对金融经济周期问题,国际清算银行与上个世纪中期,提出了金融监管框架体系。然后,又相继提出了界定金融宏观的监管概念。针对这个问题,相关的专业人士认为,将宏观的经济走势作为稳定金融体系得以稳定的基础是作为重要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委员Borio等人则强调金融监管应从微观向宏观全面转变。理论界已经认识到,仅凭微观层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并做出相应的政策反应。一个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被认为能够提供监测和处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风险的总体框架,从而更加合理地检测金融系统性风险,同时减轻经济周期中的溢出效应。
2.我国金融经济周期问题对金融宏观监管的启示
2.1 必须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我国金融监管总体上还侧重于微观监管,宏观监管意识依然薄弱。宏观监管理论在国际上还是一个前沿理论,提出的时间还不长,真正成为热点还是最近几年,我国国内金融监管部门总体还没有确立宏观监管的理念。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很少有针对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进行研究的情况,缺乏像IMF那样定期公布金融经济周期研究报告,这表明我国金融监管总体上还处于合规性监管上,其监管的依据是管理办法及其技术性指标,缺乏与金融经济周期之间的协调,这也表明,我国金融监管已经不能适应我国金融市场风险防控的需要,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
2.2 必须构建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想要有效施行金融监管,首先就要从其核心问题入手,也就是说,科学,合理的把握经济手气问题,并且能够以此为基础,跟踪并分析其作用,进而实现对金融周期规律的把握,这就需要我国相关监管部门需要成立专门的研发机构,并确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从而为其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现阶段,我国在这个方面还是十分欠缺,尤其是在金融监管部门中,所以说,要实施金融宏观监管,就需要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经济周期检测体系。
结束语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形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金融经济周期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是非常明显,从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从低迷逐渐开始复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监管工作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文章将美国次贷危机作为研究背景,分析了其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建立金融监管体制的相关问题,旨在促进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