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证券市场的看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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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范文

论文关键词 证券市场 证券民事责任 证券法

我国《证券法》制定初衷是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但是现在看来我国《证券法》并没有有效履行它的责任，发挥它的功能。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重视证券民事制度的建设。证劵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它们也不能发挥证劵民事责任的功能。要知道提起民事诉讼是最好的保护投资人权益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摆正证券民事责任的位置，不断改进民事责任制度，使其更便于操作，也更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现在我来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一、我国证券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我国《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仍受到立法者的轻视。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最基本组成，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应该是《证券法》最基本的要求。而投资者提起民事诉讼是保护他们自己权益的最有效也是最普遍的方式。然而我国立法者对证券民事责任不是十分关注。我国现行《证券法》相对以前的旧《证券法》在民事责任方面规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仍然是证券法律体系中的核心，民事责任更像是一个补充规定，没有系统而又明确的规定。我们从《证券法》条文中可以看出（当然实际情况也是）对于证券市场违法者的处罚我国的处罚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例如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营业执照资格证书，责令停产停业和罚款等等，当违法者行为触犯刑法时再施以刑事处罚。而对于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者的民事责任我国《证券法》规定往往比较概括也可以说笼统，只是规定违法主体应当对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既没有给出相对具体的关于民事赔偿细则规定，也没有制定与证券民事诉讼的相关的诉讼制度。所以立法者尚未肯定民事责任的重要性；或者说立法者认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优先于民事责任，认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到位了就是对投资者权益的最大保护。

第二，投资者难以通过民事诉讼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提起民事诉讼是公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主要形式，但是《证劵法》却限制了公民的这项权利。首先，我国《证券法》对现在存在的主要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程序上的规定却是十分缺乏，既没有规定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损失的方法，也没有对责任的构成要件和举证责任的承担做出明确而具体的相关规定。其次，证券民事诉讼前置程序严重限制了投资者诉讼权利，等到证券违法主体受到行政或者刑事处罚后再去起诉的话，可以说“黄花菜都凉了”。最后，我国证券诉讼方式也存在缺陷。我国尚未引入集团诉讼方式，集团诉讼现行国际上普遍实行，对证券类案件最有效的诉讼方式。在缺乏集团诉讼的情况下，在一些情况下很多投资者根本无力提起诉讼。因此，投资者在起诉证券违法者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起诉难，起诉成本高，是一直存在的问题。

第三，立法者没有意识到完善证券民事制度对监管证券市场有巨大帮助。证券市场是个随时能获得巨大利益的市场，为了获取巨大利益必定有大量违法分子挺而走险；证券市场也是个十分复杂而专业性很强的市场，那么在追究违法活动时也必将困难重重。证监会监管方式是现今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方式，违法分子多使得政府花销巨大且疲于奔波，专业性高又使政府监管力不从心。如果放宽证券民事诉讼限制，鼓励投资者自己的名义提起民事诉讼，那么广大投资者将是监督证券市场廉价而又尽职尽力的监督者。这样政府必将节省大量财力物力，也能节省大量精力。所以完善证券民事制度同时也是在完善证券监管制度。

二、关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一些构想

第一，提高证券民事责任在证劵法中地位，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投资者是证券市场赖以生存的基本元素，但是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却是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再不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会打击投资者投资热情对证券市场造成相当消极的影响。所以保护投资者权益应成为《证券法》的一个重要方面，立法者也应该树立保护投资人权益的重要观念。而提高《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地位，鼓励投资者以民事诉讼方式提起诉讼是保护自己权益的最有效手段。刑事处罚和民事处罚可以说对违法者有相当大的威慑力，但是光凭这两种处罚方式并不能很有效的预防证券犯罪。因为证券类犯罪获利巨大，往往在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过后仍能获得不菲的利益。再则，这两种处罚方式也不能很好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而以民事责任方式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不仅能让广大投资者追回其所受的损失，也能使违法者无法获得巨额利益。相比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大大提高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所以我认为必须提高民事责任在证劵法中的地位，应该把它放在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甚至可以放在更高的位置上。

第二，取消证券民事诉讼前置程序。首先，证券民事诉讼前置程序的存在，使得投资者必须等到违法者被处以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后方能提起诉讼。这样证券民事诉讼前置程序限制了投资人以自己名义去提起诉讼的权利，不便于投资人及时的追回所受损失。我们要知道证监会的审理有严格而又多的程序，这必将是一个耗时长久的过程。很有可能在投资人起诉时，投资人既找不到侵权的公司，也找不到公司的负责人，自然也很难保护自己的权利。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证券违法行为都会被政府发现，也不必然需要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但是这些行为的确损害了一些投资人的权益，而由于前置程序的存在，投资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提起民事诉讼，那么他们利益损失就无法追回。最后，虽然《证券法》已经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但是在先前两种处罚中，违法者的不当得利需要上缴国库，一旦上缴就很难追回。那么即使投资者打赢了民事官司却也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所以取消证券民事诉讼前置程序是大势所趋。

第三，在继续实行的共同诉讼制度基础上引进集团诉讼制度。我国现行的共同诉讼制度对于投资者来说成本比较高昂，不利于小投资者保护其合法权益；而对法院来说也经常出现一个证券案件出现几个民事索赔案的情况，造成司法资源严重浪费。所以应该考虑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引入集团诉讼制度。但是由于我国复杂的基本国情，广泛适用集团诉讼制度尚不现实。这是因为集团诉讼制度一旦实行，一方面，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可能根本无法无力赔偿，造成金融动荡；另一方面，我国法官也缺乏处理集团规模案件的能力。再加上投资者之间也存在冲突，未必能达成一致。所以引进集团诉讼制度还需一个过程，现行共同诉讼制度还应继续使用。

第四，合理分配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责任。对于双方的举证责任要坚持保护弱者优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应该必须加重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的举证责任。因为在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相对投资者处于十分强势地位，它们熟悉证券市场规则，有专业的职业队伍，掌握信息多且辨别能力强。这样在举证能力上投资者们完全不能与它们相比。所以被告应该承担原告提出的损害事实与自己损害行为无关的举证责任，否则认为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其次，对于举证责任也不能一刀切，不能认为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就该承担所有的举证责任，应考虑双方当事人实际情况。因为并非所有的案件被告都处于强势地位，还应从双方实际情况出发。谁处于强势谁就应该承担更多义务。最后，由于举证倒置使得被告在诉讼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形势下，可以借鉴美国引入以系统风险等一系列合理的情况作为被告的抗辩理由，保证举证责任公正公平。

第五，完善现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由于证券交易存在多样性、复杂性和专业性等特点，而我国法官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又普遍不高，所以应该进一步完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明确赔偿范围及计算方法，作为法官判决的标准。考虑到证券市场复杂情况，既要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又要防止原告获得因诉讼而获得额外利益；我认为可以借鉴美国已经成熟的关于确定赔偿范围及赔偿金的三种计算方法，即实际价值计算法、实际诱因法、实际差价计算法。也就是说，证券民事赔偿应注重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而且赔偿额不得超过原告实际损失总额也不应该超过违法者不当得利总额。这样既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也没有超过违法者实际赔偿能力，有益于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第2篇：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范文

一、我国证券税制的现状

证券税制是指对有价证券的发行、交易转让、转让增益、投资所得等各方面的课税原则和制度的总称。目前，我国税制中涉及到证券方面的有以下几个税种：

1印花税。在发行市场上，对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取得的收入，按“营业帐簿”税目课征5‰的印花税；在二级市场上，按交易当日实际成交价，对买卖双方共同征收4‰的印花税。

2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拥有股权、债权而获得的股息、利息及红利所得，按20%的比率税率征税，不扣除费用，由支付单位代扣代缴；至于个人持有国债、储蓄存款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所获利息，则予以免税。

3企业所得税。企业所获的股息、红利并入企业所得总额中征收企业所得税。

4营业税。对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证券组织机构征收营业税。

二、当前证券市场税制的缺陷

1税收过于分散。在我国现行税制中，对于个人、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投资收益所得的课税，分别在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中作了具体规定，没有设立专门的税种，缺乏统一的税制体系。这种状况不利于财权的集中与加强，不利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防碍了对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2固定比例税率有失公平。对股票交易双方均按交易额征收4‰的印花税，忽视了交易额大小及证券持有期长短等因素造成的利润分配不公平现象。事实上，大户投资者资金雄厚，信息灵通，其利润率往往也比中小投资者高，而实行固定比例税率就导致两者税收负担率不同，进一步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另外，由于不考虑持券期长短，中长期投资者与短线投资者均按照同样的比例税率纳税，违背了抑制市场投机的初衷。

3调节范围偏窄，税款流失严重。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的个人交易股征税，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不予征税；对获利丰厚的一级市场（发行市场）上原始股持有者的征税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另外，也未把继承和赠与的有价证券列入调节范围内，不仅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易引起资金不均衡的流动，不利于证券市场结构的合理化，还会影响到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4存在重复课税的问题。企业分配给股东的股息、红利是从其税后利润中支付的，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的股息、红利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规定，直接按其总额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这就造成了对企业作为股息、红利的税后利润的重复课税。企业分配的股息越多，对此部分的重复课税就越多，极大打击了股东将股息所得再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导致不少企业以通过少分红利而提升股价的方式帮助股东避税。

5税收收入分配不合理。目前，我国对股票交易市场征收的印花税，连同全国各地证券机构代扣的部分，全部统一集中到深、沪两市，再按中央88%、地方12%的比例进行分配。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性，导致深沪两地之外的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去支持当地证券市场的发展。

6征管手段落后。现今证券市场的交易手段日趋电子化、无纸化，给电算化程度并不高的税收部门带来新的考验。尤其是以自营方式炒作的股票，其成交量每天达几千万股甚至上亿股，每笔股息难以及时清算，且盈亏变动剧烈，现有税收征管软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局面。

三、完善证券市场税制的几点设想

1开征证券交易税取代印花税。为了保证税收调控能涵盖全部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债券的所有发行及交易市场，可以考虑开征证券交易税。其对象是证券市场上所有有价证券的交易及转让行为，这样就把法人股、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行为都纳入其中，弥补了目前一级市场上税收方面的空白。证券交易税应在投资者与证券商或证券经纪人之间交割时，按双方实际成交价格征税。根据证券买卖普遍实行委托和集中交易的情况，宜由买卖证券的经营机构和证券的托管机构为证券交易税的代扣代缴人。至于税率的制定，可按证券种类的不同（如国库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等）、交易方式不同（一级市场交易、二级市场的公开交易或场外柜台交易等）及证券持有期长短，分别设计不同的税率。针对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税收负担偏重的状况，并结合其他税种的考虑，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对股票转让实行5‰的税率，对可转让公司债券、投资基金实行3‰的税率，其他证券适用1‰的税率。

2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是对证券买卖价差增益部分设立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当前证券市场上利润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减少过多的短期炒作行为。建议除银行存款、国库券及国家重点建设债券可免税外，将其他证券买卖价差收入扣除利息费及交易手续费后的金额作为计税依据；对各企业及投资基金盈利性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得，按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33%征收；若企业出现证券交易亏损时，允许用未来一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得进行抵补（可向后结转五年），减少企业的投资风险，保障其合法权益；对个人则仍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在此需注意一点，应以持券期长短为标准，把资本利得和炒作利润区别开来，给予资本利得减半征税的优惠，保证中长期投资者的利益。

3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可借鉴英国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英国从1973年起实行“归集抵免制”，规定当企业把股息分给股东时，可将该笔股息已纳税款连同股息一起交给股东。股东可将这笔已纳税款在其应缴个人所得税中抵免，冲抵其股息的所得税义务。这实际上是把企业的一部分税款归属股东，作为股息的预付所得税，达到避免重复征税的目的。新加坡则一方面对法人实行“免税法”，即当法人从他投资的股份制企业获得股息时，若发行股票的企业用于发放股息的那部分所得已缴过企业所得税，则法人的这笔股息应免于征税；另一方面，对个人实行“抵免法”，即当个人股东收到股息或红利时，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税，然后从其个人应纳的所得税中，扣除这笔股息或红利在股份制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已支付的税款。

4实行合理的分配原则。对证券交易税的分配应遵循“属地原则”。对深、沪两地之外的各证券机构代征的证券交易税，与中央按“五五”分成后，归地方政府支配，以调动各地方政府发展当地证券市场的积极性。

第3篇：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范文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第4篇：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范文

一、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必要性

关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投资者的心理比较复杂，一方面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股东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投资者担心一旦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证券市场无法及时消化，会造成股市价格的大幅度回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可是，从社会资源配置角度看，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变现流通，以至于长期沉淀，既不能有效地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不利于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国有资产结构，盘活和有效利用这些国有资产。

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不仅仅限于其所代表的国有资产不能盘活可能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它还带来一系列十分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当初开放证券市场，目的是配合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希图通过证券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走出困境，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然而，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规定将上市公司股权分为国有股和法人股，占上市公司全部股份的将近70％，这部分股权是封闭的，由政府或上市公司主要发起人集中掌握，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不但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因为送配股而增强。上市公司真正可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总额一般只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左右，且高度分散于广大股民之手，这部分股权高度大众化。上市公司的这一股本结构削弱甚至完全摧毁了股份制的法人治理优势，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与改制上市前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在股东大会里，无论是实行累积选举法(即不给予多数股票所有者对结果的完全控制权)，还是实行直接选举法(即给予多数股票所有者完全控制权的“一股一票”，我国目前使用此法)，都不可能动摇国有股、法人股的优势地位。众多分散的小股民既因为各自股本太少而没有联合起来行使监督制约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积极性，也因为联合的组织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过于昂贵而不可能联手与国有股法人股相抗衡。

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股份制流于形式，一些企业并未真正转换经营机制，因此不可能达到股份制改造的目的，不可能真正取得好的经营绩效，以至设立证券市场的初衷落空。一些企业通过股票上市，从广大股民那里筹集了一大笔资金，企业财务状况暂时好转，长期积累的问题暂时被掩盖，但随着这笔资金的耗尽，企业很快会重新陷入困境。

有一种观点认为，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效益逐年滑坡趋势的原因是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和上市流通时，过度包装，信息披露不真实。其实，纵然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度包装问题，但是，一旦企业上市成功，就会无一例外地从股市上圈到大笔资金，即使原来企业效益和实力(比如财务状况)并不如公开披露出来的好，也会因为平白无故地突然得到这么一大笔不需要还本付息的资金而彻底好转。所以，只要企业上市成功，应该说，无论上市前有多么差，上市以后从财务和管理会计的角度看，起点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好的企业的起点。如果企业能够好好利用从股市上募集到的巨额资金，借着改制上市的机会转变经营机制。踏踏实实加强经营管理，那么即使当初是包装上市的，效益也没有理由出现普遍滑坡的趋势。上市公司效益出现逐年滑坡的趋势，根本原因仍然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并没有丝毫改变企业的经营机制，并没有因为改制上市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只是单纯为了融资圈钱的需要。

实际上，绝大部分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流通，只是凭空虚设一部分所谓流通股公开发行上市，并不是将已经存在的一部分实质性资产出让给(哪怕是溢价出让给)广大股民，企业原来的实质性资产则通过包装折合成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保留在原来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手中，其中的虚增部分数额十分巨大。企业包装上市，提供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本质上属于经济诈骗，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也可以说是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彻底予以纠正和惩处，不能因为上市的是国有企业，上市可能“有助于”国有企业脱贫解困就姑息养，破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是，即使如此，倘若没有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规定，国有股、法人股与现在的流通股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或出资方代表也不至于置市场规律于不顾，将计划经济的东西披上股份制的外衣。如果国有股、法人股可流通，那么其持有者必然会积极追求证券市场溢价的好处，即使为了控股，也会改变行为方式，而不仅仅是僵硬地控制企业，这样就不得不遵从市场规律，否则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投资者，股价得不到追捧。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国有股、法人股能够上市流通，在市场特性上与现在的流通股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么企业上市时的过度包装和虚假信息披露问题也会得到有效遏制，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才产生或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过度包装、虚假信息披露和过度的投机炒作问题。如果国有股、法人股能够上市流通，就会使我国的证券市场保持合理的股票供给和需求关系，不至于供需过于失衡，股票价格过于偏离其价值，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止股市的过度投机和泡沫，规范投资者行为。而且，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会大大增加证券市场的竞争性，如果过度包装，信息披露虚假，即使一时得逞，欺骗了投资者，但是，一旦败露，企业股票价格就会跌落下来，原来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市场价值也回复到正常水平，甚至更低，从而使弄虚作假的企业遭到惩罚，其损失可能要大大高于从过度包装中一次性骗得的收益。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其市场价值也是虚拟的，当然也就不存在市场价值回落风险，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忧。

吴敬琏等教授批评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其实，问题的根源依然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对这部分股票的管理只能继续使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而国有股、法人股又在证券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流通股的市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国有股和法人股，所以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以至出现我国目前这种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控制手段来管理在市场经济各类要素市场中市场因素最为活跃的证券市场的怪现象，当然也就不能完全避免不当干预的不良后果，甚至出现政策市的“松紧”恶性循环。如果不是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股票供给和需求失衡，投资者对企业上市融资就不会是被动的接受者，企业上市融资时就不会不担心甚至撇开证券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发行风险，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取监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和上市额度上，不得不苦练内功，尽力提高自身价值。现在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虽然已经开始朝市场化方向发展，但是，只要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等待上市的企业和券商就有激励继续冒险，过度包装，披露虚假信息，上市成功以后得到的高收益足以填补包装中留下的缺陷，支撑一年以上的会计业绩。

在二级市场上，因为股票供需失衡，泡沫本来就很严重，对国家相关政策和管理层监管的松严变动自然会很敏感，政策市的状况也就不奇怪了，加上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法人治理结构无效，投资者不可能对企业经营真正产生影响，长期持有一个企业的股票风险很大，不得不以追求股票价格的短期溢价为主要目标，追逐收益最大化的机构投资者同样也不能免俗。相对于股票内在价值的变动而言，股票价格的短期波动对信息更为敏感。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特别是内部信息)方面，机构投资者和所谓的大户股民天然具有相对的优势，券商和上市公司都更愿意为他们服务，他们也更有能力获取和利用政策层面的信息。这样就形成了今天的二级市场混乱局面，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都十分显著，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了生存和发展，也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以中长期投资为主，发挥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

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客观需要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保险型制度，社会保险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从1986年起开展了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基本的做法是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将“企业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1995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思路被提出。1997年统一了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和个人账户规模，我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

一般论者，特别是证券业和部分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士，在讨论我国养老金制度时，都认为我国对养老金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并且对现收现付制大加挞伐。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1997年以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际并非单纯的现收现付制，而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混合形态，其中基础养老金部分属于现收现付模式，而个人账户部分则属于基金积累模式。在养老金给付构成中，基础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为20％，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为20％～30％，可见，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甚至有些稍微偏重基金积累模式。

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以至有些方面呈现出现收现付制的假象。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有明显的制度转轨特征，当初设计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时，并没有对旧体制下的养老保险欠账采取专门措施，而是寄希望于暂时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满足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支付需求。这就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当我们谈到我国养老保险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时，一般也没有将个人账户和基本养老金账户区分开来，而是笼统地说是收大于支还是支大于收，本质上是将个人账户和基本养老金账户混为一体，用个人账户的积累弥补基本养老账户的亏空，忽视了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性质，暂时掩盖了基本养老金账户的巨额赤字现状。

这种筹资模式符合我国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现实条件，有其合理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来不及建立个人账户，甚至也没有积累起能够保证基本养老金发放所需的资金，这部分养老金给付只能由国家包下来，但是实践中国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指望依靠现有的社会保险缴费，加上少量财政拨款加以解决。至于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则指望将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时间推移，等到纳入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老人”养老金给付问题自然消失，再腾出力量充实个人账户，实际就是想利用代际之间的时间差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改革思路和做法危机重重，很难实现，而且负面影响很大。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基本养老保险金和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和给付彻底分开，真正做到专户管理，不要相互挪用，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应该真正积累起来，保值增值。可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妥善解决养老保险金的欠账问题(或者说是养老保险制度中“老人”的全部养老保险金筹措问题，以及“中人”的部分养老保险金筹措问题)，放弃动用个人账户养老金的错误做法。依靠财政拨款解决养老金欠账问题不太现实，财政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而且因此而增加财政收入同样是增加在职人员的负担，在性质上与挪用个人账户养老金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动用存量国有资产。我国存量国有资产超过9万亿元，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盘活。从社会保险金对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出发，从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出发，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将所得充实社会养老保险金，特别是满足应该由国家包下来的“老人”养老保险金需求，以及“中人”养老保险金中应该由国家承担的部分对资金的需求，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需资金既主要应由国家负担，同时又不能依靠国家财政，那么资金来源只能是庞大的存量国有资产了。非经营性国有资本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国家投资积累要承担带有公共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职责，一般不能进行变现流通，适于变现的国有资本是国家在竞争性领域的大量投资积累。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成功，则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会带有很强的保值增值能力，并且因此有条件具备比较强的流动性，很容易通过一部分国有资本变现筹集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需资金。即使只考虑由1000来家国有企业(只占国有企业的极小部分)改制而成的A股上市公司，其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目前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7．8％，如果将这一比重降低到51％，那么就有478亿股可以上市变现，以每股平均价格2．1元计算，则可筹集1003．8亿元资金，如果将这一比重进一步降低到30％，那么就有597．5亿股可以上市变现，以每股平均价格2元计算，则可筹资1195．32亿元，两者合计超过2000亿元，加上其他配套措施，基本可以满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需要。

三、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结合模式

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筹措问题应该和拓宽社会保险金投资渠道，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保值增值问题一并考虑。可以考虑将准备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折股之后划入专门成立的社会保险基金，作为保险基金财产，然后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或券商经营，实现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和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具体的做法是逐年划拨一部分国有股、法人股进入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成为社会保险基金的资产，这种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的营运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由基金管理公司选择合适的时机对基金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进行变现流通，满足迫在眉睫的养老保险金给付需要，解决应该由国家负担的“老人”全部社会养老保险负担和“中人”的部分社会养老保险负担，并将挪用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填平补齐，解决个人账户空账问题。

至于国有股、法人股的价格和折算问题，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不完善的实际，国有企业在改制上市的时候，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包装，加上二级市场投机气氛比较重，存在一定的股市泡沫，完全按照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划入社会保险基金和变现流通显然不合理，也会给证券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根据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再综合考虑市盈率因素，在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适当溢价，最后形成国有股、法人股划拨到社会保险基金时的划拨价格。当前我国股市市盈率平均在70倍左右，显然偏高，为了证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划入社会保险基金的国有股、法人股应该虚设一个用以计价的市盈率，比如10倍以内，最高不能超过该支股票上市时的发行市盈率。这样，国有股、法人股的划拨价格就等于每股净资产乘以虚设的市盈率。

这样确定的价格与二级市场上的现行价格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会诱使社会保险基金托管人和受托的证券经营机构急于将基金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对证券市场造成太大冲击。为了防止这种可能的市场风险，可以在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步骤上定出严格的时间表，并且在证券市场逐步规范的同时，对划拨到社会保险基金的国有股、法人股进行折股处理。比如按照划拨价格与证券市场现行股价的百分比对国有股、法人股进行折股计算。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实际怎样折股，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特别是要在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和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为了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维护养老保险金领取者的利益，完全以市盈率很高的二级市场现行价格为基数折股可能就不合适，也许需要稍稍缩小这个基数。这种价格确定方法应该说是经得起我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考验的。如果完全按照部分人的设想，给国有股、法人股定价特别低，比如不到流通股价的1／10，不但有违公道，管理层难以接受，而且不利于尽快筹集养老保险金，对证券市场未来发展也不利；如果完全按照另外一部分人的主张，国有股、法人股与流通股同股同价，既会严重打击股市，又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国有股、法人股划拨社会保险基金的流量和时间的选择，可以一次性划拨完成，也可以根据养老保险金给付需要分期分批划拨，从筹集资金，解决养老保险历史欠账角度看并无太大的区别，可是，从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角度出发，分期分批划拨可能就不如一次性或较快地完成全部划拨工作好。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一旦划拨到由专业人士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虽然一时没有上市流通，也十分有利于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国有企业尽快建立起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变目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流于形式的弊端，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成功。

社会上还有一种先变现后划拨的方案，即直接变现方案。这种方案主张直接将国有股、法人股在证券二级市场上变现，所得资金补充养老保险金。与我们这里设计的方案相比，虽然这种方案也考虑通过逐步分批上市来减缓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对证券市场的冲击，但是，相比之下对证券市场的冲击仍然要大一些，而且，这种方案也没有充分考虑利用证券市场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因而付出的代价要高一些，需要更多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才能满足社会保险的需要。

我们的方案并不仅仅局限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而是与整个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和完善连在一起，并且通盘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初步解决了养老保险历史欠账以后，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手解决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空账问题和保值增值问题。现有的养老金领取者资金给付以10年期计算，由国有股、法人股组成的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可以分10年从容地完成国有股、法人股的变现流通和养老保险资金筹措任务。在这10年期间，这种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所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数量逐年减少，直至基本消失，即使最后仍然持有一部分股票资产，那也纯粹是为了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实施的正常的资产组合策略的结果，已经与特殊的国有股、法人股减持没有关系了。在进行国有股、法人股变现的同时，可以考虑为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提取一部分资金，归还原来的挪用亏空，解决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的空账问题，然后进一步将原本是为了解决养老保险历史欠账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而成立的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转变为专门为个人账户保险基金服务的养老保险基金。利用证券市场实现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为将来的退休人员(即现在的社会保险体制中的所谓“新人”)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好处创造条件。

对于养老保险金进人证券市场，目前社会上存在若干十分流行的错误看法。为了论证养老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的必要性，有的人提出养老保险金入市不但可以实现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利用证券市场筹资，即通过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运作解决社会保险金的历史欠账问题。这种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很不完善，系统性风险很大，容量也有限，根本无力满足庞大的社会保险金的筹资需求，将养老保险负担转嫁给股民也不公平。每年抽出大笔资金满足养老金给付需要也是不现实的，即使将来我国证券市场比较成熟了，也只能作为基金积累式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场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依靠证券市场为社会保险事业筹资的。我国养老保险中属于现收现付性质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部分如果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本来就不应该有太多的结余资金，否则就失去了现收现付性质，增加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负担，而且，即使有少量资金结余，也应该以安全性和流动性都十分强的现金、银行存款和国库券形式持有，以满足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给付需要。真正能够投入证券市场的只有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因为它属于基金积累式的，而且资金筹集与给付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差，不但有条件进行各种投资组合，客观上也需要保值增值，但是现在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处于空账状态，严格地说养老保险是没有多余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

当然，一旦解决了社会保障资金的历史欠账问题和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个人养老保险基金真正积累起来，那么个人养老保险基金将十分庞大，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人口与劳动力状况，恐怕要形成能够与银行存款和证券市场资金相提并论的第三股资金力量。那时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影响也会十分显著。解决社会保险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社会保险金的商业化运营，其中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是重要内容。目前在社会保险金积累比较少，证券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应以间接方式为主，可以考虑允许社会保险金以一定比例投资封闭式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将来也可以允许社会保险金以一定比例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产业投资基金，甚至少量进入房地产市场。随着社会保险金的积累，特别是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充实和积累，需要成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从效率角度考虑，没有必要专门成立新的针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应该以委托给专业基金管理公司为主，投资实物资产应该以委托给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为主。

在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筹措问题上，也可以首先借助国有投资公司的力量，在通盘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的大背景下考虑养老保险金的筹措问题。国有股、法人股规模十分庞大，除了满足社会保险金筹资需要之外可能仍然绰绰有余。将国有股、法人股交由国有投资公司经营，由国有投资公司选择受托的证券经营机构进行国有股、法人股的变现流通，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四、结论性评论

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涉及面很广，既关系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和健康发展，又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不将国有股、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结合起来，单纯考虑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且实际也很难行得通。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工作应该加紧进行，并且要优先保证社会保险金的需要，不能挪用。要将这件事做好，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与配合，采取许多配套措施。

第5篇：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范文

    保险资金直接入市无疑是近日市场的焦点话题。对于保险资金直接入市后的投资策略，他们对市场的分析与判断，市场投资者非常关注，也有颇多猜测。昨晚，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投资的副总裁刘慧敏博士，请他就市场关心的若干话题发表了看法，这也是保险资金获准直接入市后，这一管理着4900多亿资产、国内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代表首次出面接受媒体采访。

    入市进程高效而稳妥

    记者：保险资金直接入市近期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从去年10月份有关保险机构投资者直接投资股票市场管理办法出台后，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各项相关准备工作，并进入股票市场。您如何看待保险资金入市的高效率？

    刘慧敏：这一方面说明保险资金入市的相关准备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效率非常高。另一方面，实际上保险资金入市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酝酿，是深思熟虑，水到渠成。以我们中国人寿为例，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伊始，我们就在人才、技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准备，充分分析了国内外的经验与市场发展需求，进行了深入的市场研究。就我们了解，保监会也为此召开过多次的国际研讨会，广泛征求业内外各方意见，研究制定与完善相关的运作、监管规则。包括资产托管、结算、资金账户与证券账户开户、证券交易席位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详细的准备，积极稳妥地予以推进，整个入市的进程其实是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在进行的。

    长期投资，不会短线炒作

    记者：目前，市场投资者非常关注保险公司的投资策略。中国人寿的入市进展怎么样？

    刘慧敏：要了解保险资金的投资策略，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保险资金的特性，资金的性质决定了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我们资产管理公司主要是按客户的投资指引和各账户的资金性质来进行具体的设计和运作。保险公司在资金运用上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资产负债的匹配管理，是在基于负债的资产配置，尤其是战略资产配置。这是保险资金与其他类型资金的最主要区别。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一旦我们的资产配置的战略确定下来，我们就会稳步地来实施这一战略，我们不会因为市场一时的波动改变我们的操作策略。比如我们的寿险资金，是对保险购买者长达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负债，我们就要考虑30年甚至更长的配置，而不会过分在乎市场一年、或者一个月的波动，当然，更不会考虑某一天的波动。近期我们入市以后，一直在以适当的价格买进我们认为适当的股票，一般来说，买入并持有是我们的策略。

    而且，从我们现在的研究来看，我们认为现在的市场，无论从宏观调控的角度，还是从市场资金面、上市公司基本面、市场环境、监管等角度来看，都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因此，我们最近也一直在按照资产配置的计划，稳步进入。

    青睐绩优蓝筹

    记者：保险资金在股票选择上，有什么特征？

    刘慧敏：对于保险资金来说，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会主要投资在一些具有较好流动性、业绩优良、公司治理结构健全、比较透明的蓝筹股上面。一个典型的事例是，ETF在认购发行期间，我们是单一的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投资策略与偏好。

    记者：5%的股票直接投资比例能满足保险资金在战略资产配置上的需要吗？

    刘慧敏：从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各国各地区保险资产在股票市场的配置比例有所不同。国内目前在摸索试验阶段，5%的比例是合适的。保险业因为还有基金投资，整个保险业直接或间接在股市的投资已在5%以上，加上新的股票投资额度，总的投资比例是适宜的。

    直接入市带来三大影响

    记者：保险资金直接入市后对证券市场有什么显著的影响？

    刘慧敏：保险资金以资产配置的策略进行投资，对证券市场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市场投资者结构与投资格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原先市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他们是面向公众发行的，有申购赎回机制，有时会给市场造成一些短期的波动。而保险资金是长期资金，其投资行为也是长期投资行为，保险资金直接入市会使优质上市公司股票的随机波动减小。保险资金不会因为市场一时的下跌就跟风杀跌，市场噪音对市场的干扰程度也会降低。

    其次，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还会使市场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量资金供应。从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看，商业保险资金与养老金是资本市场最大、最稳定的两类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上占有相当的比例。比如在美国，保险资产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例在30%以上，个人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的的占比也在30%以上。而中国的保险市场无论在保险深度还是保险密度上都有很大发展空间，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保险资产也处于快速增长之中。从长期看，不论保险业直接投资股票的比例是否提高，保险资金占证券市场的比例都会稳步提高。成为市场稳定的资金供给方与股票的买入方。

    另外，虽然保险公司的外汇资金可以在境外进行投资，而保险资产配置的重要一项原则就是币种的匹配，保险公司在国内发售的保险产品形成对国内保险购买者的人民币负债，仍然会投资在国内市场。

第6篇：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法律监管；现状；完善

一、我国上市公司监管现状

总体来讲，我国上市公司监管采取了传统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其规则的基本框架是，以《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相关条文及国务院相关条例为核心，以监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体，以交易所及协会的规则、细则为补充。同时，为了对法律法规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并提供可操作性，监管机构或交易所及协会组织制定了大量的工作指引及监管机构的通知、典型案例说明、监管处罚案例等。因此，我国监管机构是通过具体规则为监管对象设定明确的权利义务。

二、我国上市公司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完善

完善的监管法规是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前提，也是监管者进行监管的依据。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主要包括《证券法》和《公司法》，此外，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等。我国监管法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单一、上市公司经营过程的监管措施不健全以及上市公司违规的处罚较轻等方面，完善与上市公司外部监管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二）信息披露不完善

目前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仅仅是公开披露财务报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这些信息较多是过去的信息，未要求其披露更多近期的和前瞻性的信息，以便各利益相关者充分衡量公司现实的和未来的盈利能力，与董事高管相关重大事项方面应要求披露的相关信息也没有明确要求，所以对信息披露要求的法规和细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监督体系不完备

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督体系中，明显存在着社会公众监督的缺位。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缺乏的不是监督意识，而是监管平台。在我国上市公司法律监管体制中，我国证监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我国正是采用的是集中型的监管体制。集中型监管体制有他一些固有的缺点，如证券法规的制订者和监管者超脱于市场、对市场反应比较迟缓、政府官员的专业知识问题等，这些缺点往往导致政府监管优势的相对削弱。目前我国证券监管机构体系尚未理顺，证监会无论在监管的范围及时效上，还是在监管及处罚力度上都还不健全、 亟待改进和完善。

（四）违规处罚不及时、不严厉

由于上市公司存在着趋利行为，若违规成本小，一部分上市公司就敢于违法违规，因此，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势在必行。如现行《公司法》规定，若上市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对财务会计报告做虚假记载，或有重大违法行为的，证监会将暂停其股票交易。这一处罚规定太轻，也太单一，因此，在《公司法》中应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处罚规定，如可增加对其处以罚金，对制造虚假信息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等规定。

三、我国上市公司监管制度的完善

（一）制订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管理和约束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证券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因而，对证券市场进行稳定、权威的立法监管，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我国应该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完善上市公司主体资格认证、经营过程中的监管、违规处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起与国际证券市场法律体系相衔接，覆盖各个环节的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我国的立法部门要建立定期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的机制，对于缺少规范的盲区要及时的立法，对于操作性不强的要及时出台相关的配套规则。

（二）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

要对违规者有效地实施监管， 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即提高违规者所支付的违规成本和违规行为查处的概率， 从而最大限度降低违规者的违规期望所得收益。首先，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 提高违规者成本。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不仅通过责令违规者赔偿受害投资者的损失可以有效地剥夺违规者通过违规行为所获得的非法利益， 而且给违规者强行加上了一种经济上的巨大负担。其次，建立信息披露的风险预警系统， 提高对违规行为的识别力，建议建立一种上市公司的风险预警系统，通过科学的风险预警系统的监测， 当有着内部逻辑的众多监测指标出现异常情况时， 自动发出不同种类的风险预报，并将之转化成一般投资者能够理解的信息。

（三）构建协同型的上市公司法律监管体制

为改善监管质量提高监管效率，打击证券违法犯罪行为，为市场的创造良好的环境，我们必需充分考虑国情，充分发挥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建立一种协同型的上市公司法律监管体制。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三位一体的协同型监管机制需要各方主体划分层次、明确职责。首先，政府监管部门在市场监管中不应事必恭亲，将只对重大的、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不能实施的进行监督。其次，证券交易所、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自律组织机构，也是一线的监管者，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管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应该积极丰富监管手段，加强监管工作。最后，社会监督现在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电视传媒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监督的潜力日益发挥出来。

（四）加大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公司法》第十章明确界定了各种违规行为的具体处罚规定，这些处罚规定对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公司都适用。但是，即使处罚规定再完善，如果执法者不能严格执行，或者处罚的力度不够，其也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为此，执法者必须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尤其是对严重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违规行为，要从重从严处罚。

【参考文献】

[1]郑泰安.我国证券监管理念探析[J].理论与改革，2010（3）.

[2]曾小龙.上市公司分类监管研究[J].现代法学，2009（10）.

[3]郭东.证券监管体制的缺陷与社会证券监管力量的崛起[Z].证券市场导报，2010（12）.

[4]盛学军.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模式[J].现代法学，2009（3）.

[5]柯湘.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权若干问题研究[J].证券与保险，2009（3）.

第7篇：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范文

聚焦可交换债券

可交换债券是一种由公司发行，并能够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有价证券，在将来的某一个时期内，该债券持有人能够将该债券按照约定条件转换为该公司持有的另外一种有价证券，通常情况下是该公司持有的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可交换债券事实上是可转换债券的一种拓展，最主要的区别是发债主体不同，并由此衍生出更多的差异。

可交换债券的条款设计与可转债券非常相似，发行要素通常也有：票面价格、利率、换股比例、发行期限、可回售条款、可赎回条款等。可交换债券发行试行规定也指出可交换债券主要条款参照可转债发行条款执行，其中对修正条款、赎回条款、回售条款等设计和可转债相应条款设计没有实质性区别。

对证券市场利好大于利空

自2008年以来，A股下跌的元凶被认为大小非解禁。近半年来，管理层推出政策均围绕着减少大小非对市场冲击为目标。从限售股减持管理办法，到现在可交换债券试行规定，以及未来可能出台二次发售等政策，无一不是围绕着减缓大小非压力等为目标。可交换债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当前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总体来看利好大于利空。

正面的看法是，在几个大小非管理办法中，可交换债券是最具可操作性的一个策略。同时可交换债含有认股期权，发行利率一般会大幅低于普通公司债券的利率或者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发行人可节约大笔利息支出，也有利于减少大股东由于缺乏筹资渠道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反方观点则认为，可交换债的具体操作尚存难点。发债资质的硬性规定，可能导致有发债需要的没有资质，有发债资质的不愿发债的尴尬局面。

第8篇：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范文

1、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当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提出，金融一定要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我们的金融服务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一个瓶颈部门。其表现在于，中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还不够顺畅、不够理想。资金的闲置、浪费以及重复建设等问题还很突出，很多企业得不到资金。从总链，储蓄率非常高，但资本配置的效率不够高。解决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证券行业和资本市场的责任。

他强调说，创新的能力不足，已经成为证券公司最大的风险。和经济体系一样,创新不足是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问题。同时，金融创新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一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在日益深化,这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层出不穷的需求,要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二是财富管理成为全社会的迫切需要。不仅个人储蓄要保值增值,社保资金、养老基金、住房公积金也面临投资运营的问题。三是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正在加速深化,金融产品定价和管理市场风险,成为企业和家庭极为现实和普遍的需求。四是社会各界对推进新一轮证券行业的改革具有较高期望。五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国际化,使得金融创新具有更好的条件。六是资本市场已经发育到一定水平,为正常合理的金融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2、副主席庄心一同志就证券行业监管与创新发展提出了四点看法，要求证券行业要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的制衡关系，把握好证券业的功能定位，进一步落实证券公司的合规管理制度以及继续稳步推进中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

庄心一指出，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证券市场重要的中介机构，中国证券公司也在不懈探索中逐步发展壮大，行业基础日益坚实，专业素质、业务水准与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

二、对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的点滴认识

证券公司要实现规范经营和创新发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建立现代金融企业。下面自己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感受，就证券公司创新发展谈几点认识与体会。

(一)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实现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的基础

首先，为企业彻底“松绑”。将证券企业真正改为股份制公司，建立相对分散化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增强证券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业务拓展能力，有利于健全制衡和监督机制，一旦上市更可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其次，要改变现存国有企业机制不灵活的状况，完善激励机制，促进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大幅度提升公司应变市场的能力。

(二)改进内部组织架构，是实现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的条件

为了解决客户细分、控制成本支出、开拓市场、人员建设、市场营销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证券公司应在大城市设立总部和一级管理部。理顺组织管理架构，促进业务经营。营业部以业务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实行前后台分离，营业部转化为公司的销售、服务前台，对营业部的管理重心也由交易管理转向营销服务管理。管理部的发展方向应努力成为公司在本地区的风险控制中心、区域营销中心和利润中心。

(三)健全公司内控机制，是实现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的保障

为了提早防范金融风险，证券公司应普遍成立合规监控部，对公司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监督。建立健全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同时，建立实时监控系统，对营业部的交易活动进行实时监控，能及时发现透支等违规行为和交易异常情况，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在组织架构上，公司建立了以管理部为中心的风险控制平台，提高了风险控制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四)建立营销型组织，是实现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的关键

营销体系的建立是现代化金融企业的重要标志，证券公司要实现经营方式的转型，必须要树立营销意识，学会营销，使员工从固定岗位变成主动向市场营销，在公司内部建立适应公司营销转型的运行机制，员工的岗位、职务、薪酬制度都要随之进行调整。

(五)提高员工素质，是实现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的前提

第9篇：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前提思考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通过分析证券市场过去和现在的市场行为（成交量、成交价、价格变化的时间和空间），来预测证券价格未来的变化趋势。在现实的证券投资活动中，技术分析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证券投资的理论体系中，技术分析与证券投资基本分析，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技术分析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之上的，技术分析的第一假设认为市场行为会涵盖一切信息，影响股票价格变化的所有因素，都会反映在市场行为之中。故此，我们在预测股票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时，没有必要对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具体是什么作过多的关心，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上，只要我们弄清了股票价格涨跌、成交量增减、价格变化的时间空间等市场行为结果的含义，我们就可以预测股票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这一假设对技术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技术分析的理论前提。如果不承认这一假设，或者说这一假设并不存在，技术分析将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如果市场行为并没有包括全部的、所有的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那么我们仅仅使用研究市场的成交价、成交量和价格变化的时间和空间这些市场行为的最终结果的方法，就想达到预测和把握市场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的目的，就只能是以偏概全、一厢情愿了。

对于技术分析的这一重要假设和理论前提，我国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投资实践上来看，都不能够证明市场行为可以涵盖一切信息的结论是正确的，这一假设究竟具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

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并无可靠性

任何一个假设的成立都必须经过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只有在理论上具有可靠性，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我们才能够得出结论说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在理论上具有可靠性吗?我们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技术分析所说的市场行为，实质上是指市场参与者即投资者的行为。正是投资者看涨或看跌的预期、买入或卖出的决策导致了股票价格的波动和成交量的变化，而投资者预期的形成是对影响股票价格的多种因素进行理性分析的结果。这里似乎可以可推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这就是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因素决定了投资者的预期，而投资者的预期又决定了投资者的行为，我们分析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结果（成交量、成交价），实际上就是分析投资者的预期，就是分析影响股票价格的所有因素。认真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系列推理在逻辑上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其可靠性值得怀疑。不错，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首先要对影响股票价格未来变化的因素进行研究，而后形成对股票价格未来走势的判断，最后作出或买或卖的决定。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者在对影响股票价格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时，必然会带有不同的主观个性特征。投资者对影响股票价格变化因素的分析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认识过程，一个能动的反应过程，这一过程不能不受到投资者理论素养、价值标准、思维方式、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影响。面对同样的客观条件，不同的投资者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结论，采取不同的投资决策，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市场行为。这样的市场行为究竟具有多少客观成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现实情况，值得研究。显然，我们不能祈求仅仅用这些行为的客观表现（成交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情况）就可以把握所有的信息、就可以把握所有的影响股票价格变化的因素。

其次，如果说市场行为可以涵盖所有信息的结论成立，它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这里所说的市场行为必须是理性的行为，而不是非理性的行为。那么，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所表现的行为是理性的吗?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假定，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作为经济活动参预者的投资者同任何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必然具有追求收益（利润、效用）最大化的理。但是，这种个体的理并不能够保证集体行为也是理性的，在很多情况下，正是个体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技术分析所说的市场行为，显然指的是投资者的集体行为，而并非投资者的个体行为，这种投资者的集体行为，我们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它必然是理性的行为。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证券投资者集体行为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成分，股票价格的暴涨暴跌、大起大落、股市泡沫的快速形成和迅速破灭，己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证券的虚拟经济性质，已经证明证券市场的交易行为（成交价格、成交量）并不能够充分的、客观的反映影响证券价格变化的所有因素。股票、债券和证券衍生品代表的是金融权益资产，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证券的运动不仅与生产资本的运动相脱离，而且还与其所代表的资金的运动相脱离。在实体经济中，供求规律决定着交易价格的波动，价格会自动回归到市场供求的均衡点。虚拟经济的交易价格则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价格上升会刺激人们的获利欲望，购买需求扩张，从而推动价格的进一步上升；价格下跌，又将刺激人们的止损欲望，供给急剧增加，需求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当交易进入某种难以为继的状态时，就会出现价格的急剧变化，市场价格很难回到真正的市场供求平衡点。由此可见，虚拟经济具有天然的制造经济泡沫和投机的成份，其价格具有极大的误导作用。

最后，从有效市场理论的角度来看，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的结论对证券的投资决策并不具有任何的指导意义。有效市场理论，是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法码（EugeneFama）最先提出来的。在这一理论中，法码将证券市场分为弱有效型、半强有效型、强有效型三种形式。这三种不同的市场形式的区别，主要表现为证券价格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程度不同。在强有效型市场中，证券价格能够充分和快速地反映所有的相关信息，任何人都不能够通过对信息的私人占有而获得超额利润。通俗地说，在一个强有效型的市场中，证券价格的变化是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显然，如果我们认为证券价格的变化这一市场行为的最重要的表现已经反映了市场的所有信息，证券市场是强有效型的，技术分析的理论前提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得出证券价格的变化是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结论，从而也就否认了技术分析存在的价值。反之，如果我们肯定运用技术分析可以预测证券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就必然要否认证券价格的变化能够反映市场所有信息的结论，从而也就否认了技术分析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前提。

评价技术分析须实事求是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这一技术分析的重要理论前提实际上是并不成立的。虽然技术分析是千百万投资者上百年投资实践的经验总结，这种经验总结对现实投资活动肯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它毕竟属于经验性质的范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夸大技术分析对投资实践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