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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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农经济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 信息消费 农村经济 农村信息化 影响

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如火如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类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探讨农村信息化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对于制定和实施好十二•五规划,落实好中央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决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就农村信息消费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一探讨。

信息消费是一种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在我国,信息消费渐成时尚,已是人们随着生活的改善和收入的提高,在满足温饱型的衣食消费后,追求生活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必然。在农村,通过信息消费获取农业生产产前的生产决策信息,产中的生产技术信息,产后的加工和市场信息,已经逐渐成为农民的一种意识。农村信息化没有一定的资金投入不行,没有技术支撑不行,没有高效畅通的信息网络不行,而没有农民的信息消费需求则寸步难行。

当前在理论界,研究农业农村信息化的热潮不断高涨,笔者仅通过维普数据库检索发现:研究农业和农村信息化的文章就有3733篇,其中涉及农村经济的文章有174篇,这些文章中研究农业或农村信息化对农村经济影响的文章只有4篇,如张鸿、张权同志从农村信息化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农业经济产出、农村信息化、农业劳动力投入与农业资本投入的相关分析以及农业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加快农村信息化的建设与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合理支配农业资本的使用用途三个可行性的策略;王永香、王永路同志通过分析农业信息网络发展的现状,从定性的角度论述了网络信息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文献检索表明,研究农村信息消费对农村经济影响的文章尚未发现。笔者试图用现代统计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就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一、数据

本文涉及的数据主要是两方面的数据:一是农村经济方面的数据;二是农村信息消费的数据。

农村经济数据笔者选用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的1990至2009年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代表。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即农业总产值增加值,也就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这应该能够代表农村经济的发展规模。

农村信息消费数据选用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的1990至2009年农村家庭人均交通邮电服务消费支出作为代表。事实上农村信息消费应该还包括广播电视服务支出,科技培训及信息服务支出,报纸杂志消费支出,以及其他信息消费支出,但由于这些信息消费相对交通邮电服务支出,“块头”很小,且缺乏延续的统计数据,故不能列入。表1列出了这两项统计指标。

二、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设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为Y;信息消费,即农业总产值增加值为X。为了使数据趋于平稳,需要对Y和X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在这里采用对数变换的形式进行,Y的对数形式记为LY,X的对数形式记为LX。

1.平稳性检验

利用著名的Eviews软件对LY和LX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按照AIC最小原则选择检验形式。检验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LY和LX的ADF的统计量分别为-2.9989和 -1.9137,均分别大于其5%的临界值-,因此认为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LY和LX均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序列LY和LX的ADF的统计量分为-4.2714和-3.2153,均小于其5%的临界值,因此认为系列LY和LX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表明两系列不存在单位根,系列是平稳的。检验了平稳性,现在再看看农村信息消费与农村经济的因果关系。

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笔者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Y和X及LY和LX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3

分析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1)滞后期为1年(99%的置信水平)、2年(99%的置信水平)、3年(95%置信水平)和4年(90%置信水平)时,从Y到X不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从X到Y则均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农村信息消费是推动农村经济的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村经济带动农村信息消费的作用不明显;

(2)数据标准化处理后,LY与LX之间从1至4期除第1期两者均不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外,其余3期均存在从X到Y的单向因果关系,而从Y到X不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农村信息消费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村经济带动农村信息消费则缺乏统计支持。

以上说明无论是在近期、中期和长期,农村信息消费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数据标准化处理后,既削弱了格兰杰因果分析的力度,又凸现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在中、长期均表现出农村信息消费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农村信息消费应该成为农村经济的解释变量之一。

3. 协整检验

检验了两变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还必须检验两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上述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LY和LX都是同阶单整,即为Ⅰ(1)序列。协整检验采用E-G两步法:

首先进行协整回归。建立LY和LX的回归模型如下:

LY = 2.3023 + 1.3091*LX

(23.4713) (59.7573) DW=1.1410

括号中的数字为相关变量的T统计量。上述拟合方程中的LX的T统计量是59.7573,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是有意义的。

其次是检验残差。上述估计是否有意义,还需对残差系列ET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形式为(N,N,0),经ADF检验,在99%的置信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残差系列是平稳的。ET的T统计量为-3.6839,即EG= -3.6839,查EG检验的临界值表,变量N=2,样本容量T=20,在95%的置信水平下,其临界值为-3.59,而EG= -3.6839

4.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对变量的协整分析,得出了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这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得到各变量在短期波动中偏离他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

根据前述协整方程,运用Eviews6.0软件,得到LY受LX影响的短期波动误差修正模型为:

Δ(LY) = 1.2094*Δ(LX) - 0.4021*ET(-1)

(9.9232) (-1.5284) DW=1.6225

上述模型中括号中的数字是相关变量的T统计量。方程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上述修正模型来看,农村信息消费的变动对农村经济Y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短期调整系数为1.2094。误差修正项ET(-1)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偏离他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及短期调整方向,修正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农村信息消费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原因,即农村信息消费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是长期协整的。从回归结果来看,农村信息消费每变动1%,则农村经济指标同向变动1.3091%。农村经济不是农村信息消费的格兰杰原因,即农村经济对农村信息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建议在推进农村信息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善于培育、引导农民的信息需求。要创新信息服务模式,疏通信息传送渠道;要开发简单傻瓜化的信息服务终端,方便用户使用;要大力开发信息资源,使信息能够贴近生产、贴近实际,使效果放大;要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努力增强农民的信息吸纳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激发农民的信息需求欲,才能促进农村信息服务市场的发展和繁荣,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繁荣。

参考文献:

[1]张 鸿 张 权:农村信息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8,(12):100

第2篇：小农经济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小城镇建设;农村经济;新农村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社科项目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为:05JA790001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中国有9亿农民,要实现全面小康、促进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和政局稳定,必然要解决“三农”向题。小城镇建设,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同农业现代化战略、人口战略和城市化战略相关联。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人口素质、调整并建立我国合理的人口、城乡结构的重要进程,也是建立我国新型城乡关系,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之举。

一、小城镇建设促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

乡镇企业与农村小城镇是一对“孪生兄弟”,不抓小城镇建设,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二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大量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就退不出来。相应地,不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就失去依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要减慢,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就难以生成。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发展小城镇也是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这两个战略要同步实施,才能使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找到共同点。因此,促进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互动发展既是乡镇企业今后发展壮大的内在要求,也是小城镇建设的内在需要。

二、农村人口转移与小城镇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小城镇是联结城市和农村的纽带,是国家经济带动农村经济的枢纽,也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发动机。一方面小城镇建设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特点应与农村人口转移相呼应,小城镇基础建设中对简单劳动力的客观要求与农村人口能力水平之间的协调,为转移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小城镇建设不仅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提高了农民的自身素质和生活水平,也为农村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并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转移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加速了小城镇的基础建设。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在一个时期内将呈加速发展态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引起农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将有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缩小城乡差别是大势所趋。作为这一系列变化外在表象的农村人口流动,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最为敏感的因素,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会有增无减。

三、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集群的发展相互促进

产业集群是指在同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生产同类产品或相关产品的企业,它们之间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能够产生显著的规模效益,具有地理上集聚的特征。目前,我国乡镇企业也在向集群化发展,如浙江嵘州的领带、大唐的袜业,都是这样的产业集群。它们不仅提高了集群整体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企业竞争力,而且大大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乡镇企业集群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小城镇是乡镇企业集群最好的载体。培育和发展乡镇企业集群,关键是要搞好小城镇的建设,包括基础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政策环境、产业定位等,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促使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和城镇经济发展。反过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为乡镇企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功能更为完善的环境。

四、小城镇建设有利于农民转变角色、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表明:人的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国民素质是人的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现代化的基石。农民转变为小城镇居民,进入到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领域,新的劳动方式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变化,亦即当物质需要达到一定临界值时,必然产生不满足、产生新的欲望,推动精神世界的创新,开始追求更高一级的精神需求,包括对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需求。农村小城镇受到自身规模和功能的限制,只能起到向农村传播城市文明“接力棒”的作用,刚刚转变角色的农民,适应小城镇有限功能的要求,也是向人的现代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解决了制度变革之后,还有两个大的瓶颈制约:一是物质技术生产力过于低下;二是人的素质不高。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和建设,既有利于将传统落后的生产力转化为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实现物质技术生产力的进步,又有利于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尺度等社会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造就现代化人。

五、小城镇建设有利于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石,由于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生产经营分散,形不成适度规模,生产成本很高,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农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城镇。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实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但这需要各种条件,而最关键的一个条件,是必须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加快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加快农业产业化、工厂化,依靠科技进步,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技术装备,把大批农民从传统种植业中解脱出来,按照高产、优质、高效原则,广泛采用优良品种,提高农副产品产量与质量,使农业朝着种养加(工)、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方向发展,实施产业化经营战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推进耕地集约化经营,使剩余的劳动力从事务工经商、第三产业,促进小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小城镇的工业经济源于乡镇企业的崛起,我国2,400余万家乡镇企业,70%左右分布在村一级地域,其中规模较大的多集中于小城镇,但总体上看,乡镇企业尚未走出布局分散、规模偏小、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趋同,以粗放经营和外延式增长为主的阶段,并以高投入、高耗费、低产出、低质量、低劳动生产率实现其发展;还存在污染环境、浪费耕地等负面效应,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加速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以小城镇为载体,通过相应的措施和有效机制,吸引乡企向工业小区集中、连片发展,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种种缺陷和弊端,又能相应地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更多地吸收农业富余劳动力。小城镇的发展和功能的进一步完善,还可以为乡镇企业和新建企业提供合适的地理区位、基础设施以及人才、技术、市场、服务等环境,推动乡镇工业和新建企业良性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小城镇对实现农村产业化和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六、小城镇建设是发展乡镇第三产业的载体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城镇化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实践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农民收入水平也会越高,也只有加快城镇化进程,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城镇人口,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才能提高农民收入。因此,以小城镇为载体大力发展乡镇第三产业,是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应着力营造乡镇第三产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加大对第三产业的资金投入,打造乡镇第三产业服务体系和产业链条,建设信用担保体系、行业专业协会、技术创新和教育培训体系,巩固提高传统产业,努力开创新型现代服务业。

七、小城镇建设有利于农村循环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运行良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但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土地、植被、水资源等浪费严重,农村污染、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突出,农业的安全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要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就必须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农村循环经济。

小城镇建设是可以通过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缩减农村住宅用地,使农民住宅向城镇集中,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建设。可以节约大量的住宅用地和道路用地,从而使更多的土地能够用于农业生产,也体现了我们循环经济理论中的减量化原则。

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促进城乡互动发展

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构筑多种形式的以城带乡平台,扩大就业容量。一是构筑信息共享平台。把农村信息化建设纳入国家基础工程建设的范畴,加快农村网络普及和应用,建立起城乡信息沟通的有效平台,加强信息交流,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二是构筑产业对接平台。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通过壮大传统产业,做强非农产业,开发新兴产业,提高农业内部吸纳就业的能力,发展农村小城镇、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扩大就业容量;三是构筑文化融合平台,推动城乡文化交流,特别是要采取“文化下乡”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形式,繁荣农村文化市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实现城乡地位平等、利益均享。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成教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牛德林,徐灵.积极发展小城镇是加速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选择.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1.

[2]张常明.加强新型农民培养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农村建设,2006.8.

第3篇：小农经济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032-04

1 引 言

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首,消费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持久而显著。特别在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的当下,提振消费对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从近年来消费、资本和净出口对GDP贡献率[ZW(]消费、资本、净出口贡献率分别指当年消费、资本、净出口的增长量占GDP增长量的比重。[ZW)]的变化情况来看(见下图),净出口贡献率一直在低位徘徊,其比重不超过30%；资本贡献率尽管波动较大,但其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而消费贡献率则呈现下降的态势,其份额从2000年的65.1%下降至2008年的45.7%,且2003―2007的连续5年,消费贡献率均在40%左右徘徊。由此可见,我国经济近几年来主要由投资拉动,消费尽管也是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其地位逐渐被投资取代。在中央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元投资项目得以逐步落实的情形下,预计今年及今后几年投资贡献率将进一步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三大需求对GDP贡献率情况图数据来源：经《中国统计年鉴2009》整理、计算而得

然而,投资从短期来看的确能够使经济得到立竿见影的增长,但是长期而言如果没有消费的同步同比上升,即消费不能为投资“埋单”,一方面会导致产品生产过剩,造成对资源、能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造成资金难以周转,不利于扩大再生产,而且还可能产生大量的呆账、坏账,波及国家的金融体系。因此,从长远而言,我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要回归到主要靠增加消费来拉动,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而其中关键是提升农村消费水平。我国目前仍有7.21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占人口总数的54%,然而他们的消费支出却只占到全社会消费支出的25%[ZW(]农村人口、农村消费支出取自2008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ZW)],消费水平低下；但是换言之,这也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庞大市场尚未开发,一旦农村居民的消费市场得以启动并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将会是十分巨大的,甚至将成为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

2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2.1 农村居民消费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其消费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由1978年的1092.4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27206.4亿元,增长了23.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16.1元上升到3660.68元,增长了30.5倍,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由67.7%下降到43.7%,基本实现了小康水平,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消费水平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结构上均有了显著的提升和改善。

然而,农村消费相对于城镇消费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也越来越滞后于整体经济增长的水平。首先,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来看,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在城乡居民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且远低于人口所占的比重。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在城乡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为62.1%,而2008年这一比重仅为25.1%,下降37%；尽管考虑到30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人口比重也下降了27.8%(即从1978年的82.1%下降到2008年的54.3%),但两者相比还是有高达9.2%的消费净流出。其次,从居民人均消费来看,农村居民消费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城乡消费支出比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保持在2~2.3,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增大,到了21世纪后攀升到3以上,2008年城乡消费支出比为3.1∶1,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660.68元,甚至距城市最低收入户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尚有一定差距[ZW(]最低收入户指收入水平在最低10%的城镇居民,根据2008年度的统计数据,最低收入户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4532.88元,仍高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额近900元。[ZW)]。再次,从消费率来看,农村居民的消费率[ZW(]农村居民消费率指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ZW)]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78年这一比重高达30.3%,随后逐年下降,到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率仅为8.9%,不及1978年消费率的1/3,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尽管从绝对数上有了显著提升,但明显滞后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和幅度。

总的来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虽然在改革开放30年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宏观经济发展相比处于滞后状态,与城镇消费水平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因此农村居民消费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

2.2 农村消费水平较低的原因分析

第一,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高。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家庭中的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假设条件下,消费支出水平只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760.6元,比1978年的133.6元增长了34.6倍,但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分别增长了45倍和84.1倍,相比之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虽然近年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产品价格也有所增长；但与此同时，油、电、煤、水等基础产品,以及化肥、饲料等农资产品价格出现了不同幅度上涨,进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使得带来政策的优惠效应被抵消,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甚至可能下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是其消费水平难以提高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使得农民们不得不因预防动机[ZW(]凯恩斯提出了人对货币的需求存在三种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预防动机指的是为防止意外需要而必须持有的货币,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大大减少由预防动机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人们可以将货币用于消费领域。[ZW)]而持有部分货币,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消费需求。目前在农村只有合作医疗一项成熟的社保内容,与城镇相比差距十分明显,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必须储蓄一定的货币以备生病就医、养老、生育、子女教育等多项开销,由此产生预防性的储蓄。较低的收入水平加上由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而来的预防性储蓄,使得能够流入消费领域的货币少之又少。

第三,国家对农村的投资偏低,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这一项来看,从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6年的7.9%；而从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一项上来看,农村仅为24090.1亿元,仅为同年城镇投资额的16.2%。国家对农村的投资数额较低,导致农村的基础设施薄弱。我国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出现通信信号差、没有自来水供水设备等现象,这就抑制了人们对于手机、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消费。而且农村基础设施的使用费用也较城市昂贵,使得农民们难以负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消费意愿。

第四,农村的消费环境较差。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呈现“小、散、差”的特点。“小”指的是农村商业网点以杂货铺、小型集市为主,规模普遍偏小,设施场地亦十分简陋。由于规模小,不能进行大批量的商品买卖,商品的成本自然也难以下降。“散”指的是现代流通组织尚未形成,商品营销网络亦不健全。消费品从生产端传到消费端经过的环节过多时间过长,使得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差”指的是农村消费市场所售卖的商品质量差,售后服务没有保障。由于农村市场的监管力度小,加之农民的维权意识薄弱,一些不法生产者和商贩把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商品大量输入农村市场,坑害农民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农村商品售后服务体系落后,人们买了消费品后在退货、换货、维修等方面存在很大不便,即使有售后服务点也存在距离远、规模小、技术问题难以解决、服务人员态度较差等诸多问题。因此,农村居民在消费过程中顾虑重重,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第五,农村的消费观念落后。消费观念落后一方面长期以来受“勤俭节约”、“无债一身轻”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习惯于把货币储蓄起来,也没有超前消费的意识。另一方面消费中也存在不少误区。比如在婚嫁丧葬中大肆挥霍搞排场,比如搞一些求神问鬼的封建迷信活动,又比如赌博活动。把本不宽裕的钱用在这些活动上,不利于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3 农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试图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农村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影响,即消费拉动系数与消费需求弹性。

消费拉动系数是指一定时期内消费需求增量占当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比重,反映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增加所引起的拉动作用。计算1990―2008年我国农村消费拉动系数可得(见表1),农村消费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对整体经济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农村消费拉动系数保持在0.1以上,并在1996年达到峰值0.24。1998年后国家开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迅速减弱。近年来农村消费拉动系数虽略有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农村消费拉动系数维持在0.1以下。从总体来看,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不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反过来说明农村消费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农村消费需求的潜力如果能够得到释放将对经济的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再看农村消费需求弹性。消费需求弹性是指消费需求每增长1%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幅度,即GDP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的比值,其值大于1表示富有弹性,小于1表示缺乏弹性,可以较为具体地反映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者制约作用。消费需求弹性可以分为名义需求弹性与实际需求弹性,实际需求弹性考虑到价格指数,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因而能更加准确地反映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计算1990―2008年农村居民实际消费需求弹性(见表2),发现除个别年份外,实际消费需求弹性集中在1.3~2.3,并且基本上大于1。这就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消费需求属于富有弹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如果能拉动1%的农村消费,将会产生超过1%的经济增长。因此如果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能够得到释放,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是巨大的。

总结消费拉动系数与消费需求弹性可得,我国现阶段农村消费水平较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不足,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农村消费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在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出口一时难以恢复元气,且依赖出口对于经济体的脆弱性在金融危机之中也体现的十分明显。而投资经过这几年的大幅增长也趋于饱和,而且投资拉动在得不到消费的导向和支持下,投资结构和规模难以优化,投资效益难以得到长期保障。所以,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主要还是应该由消费来拉动,而这其中农村的消费虽然目前水平较低,但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将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4 促进农村消费的建议

鉴于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促进农村消费的意义重大。在对上文中提到的农村消费水平不高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关于促进农村消费的建议。

第一,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影响消费水平的最主要因素。应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地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完善和落实农业补贴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和扶贫开发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水平；同时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清理和规范各项涉农收费,取消各种不合理费用；并不断搞活农村经营体制,鼓励有一定条件的农民创业,创造条件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断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渠道,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

第二,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建设。就社会保障体系而言,在完善现有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上,积极推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由此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增强农民的消费意愿和安全感。就信用体系而言,要不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大力发展小额贷款业务,扩大农村信用社对农民贷款的覆盖面,使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民贷款的主要途径,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建立主要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同时对农民消费信贷应给予利率优惠等方面的支持,政府通过贴息或贷款担保等手段鼓励并引导商业银行向农民贷款,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信贷体系。

第三,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村道路、桥梁、电网、通信设施等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农民的出行、用水用电、通信等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并且尽可能降低水、电、电信等设施的使用费用,从而引发对家用电器、手机、交通工具等消费品的需求。加强对农村图书馆、活动室、体育健身场所等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既丰富农民们的业余生活,又能正确引导他们的消费文化和观念,并引致相关消费。

第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针对目前农村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首先要鼓励经营户扩大规模,达到一定规模后可以建立统一有序的市场。其次要统筹安排、合理布局经营网点,采用集中采购、统一配送、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节省流通时间和中间环节交易费用,使得农民们能够方便快捷的买到所需的商品。更重要的是要营造健康、公平、诚信的消费环境,有关部门应加大检查、审核及监管力度,从源头上制止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农村市场；同时设立维权机构,使农民们可以及时反映消费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从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村消费市场的认同感,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

第五,启动和优化鼓励农民消费的政策。家电下乡政策就是一项鼓励农民消费的优惠政策。自2007年12月国家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开展试点以来,家电下乡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也受到了农民们的普遍欢迎。目前实行家电下乡政策的省(市)已达14个,涵盖的家电产品也由最初的4种扩充到包含电脑、空调、电动自行车在内的10余种。家电下乡直接拉动了农民的消费,根据商务部和财政部预测,2008年财政补贴家电下乡资金将达到104亿元,累计拉动消费9200亿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随后,国务院又相继实施启动了汽车下乡和摩托车下乡等鼓励农民消费的政策。在优化现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鼓励农民消费、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的政策,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农村消费问题研究课题组.关于农村消费的现状及政策建议［J］.财贸经济,2007(2):70-72.

［2］胡愈.农村现代物流与农村消费增长相关性研究［J］.消费经济,2007 (2):39-42.

［3］欧阳天治,李腾忠,陈文辉.我国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4):37-40.

第4篇：小农经济的影响范文

引 言

近年来，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猛，涌现出很多新的发展形态和发展模式。这些发展形态和发展模式可以从主体和区域两个维度进行解构。从主体的维度看，农村电子商务的参与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平台企业、生产企业、服务商、合作社、农户等；从区域的维度看，农村电子商务集群的地域单元主要有村域和县域两种考察尺度。其中，以淘宝村为代表的电子商务专业村，便是村域尺度上的以农户为网店经营主体的新型产业集群。根据阿里研究院的定义，淘宝村指的是由大量网商集聚在某个村落，以淘宝网为主要交易平台，活跃网店达到100家以上或活跃网店数量占当地家庭户数的10%以上，全村网商年交易总额达到1 000万元以上，形成规模和协同效应的电商产业集聚现象。截至2016年8月，全国淘宝村数量增长到1 311个，广泛分布于18个省份[1]。淘宝村的典型性表现在：（1）淘宝村的出现并非偶然，其形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淘宝村承载着线上线下双重集聚的产业体，是一种农村社区嵌入型的创业和就业模式，农村居民广泛参与其中；（3）淘宝网具有进入门槛低、技术难度小、初始资金需求量少等优势，能够满足农民草根式创业的起步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包容性创新机制；（4）淘宝村极具中国特色，在国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2]。

从本质上讲，淘宝村是农户电商化和电商集群化的双重实现[3]，对于前者，人们普遍关心农户采纳电子商务以后的增收效应。现实中，有的农户网店经营绩效很好，实现大幅增收，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有的农户网店经营状况一般，甚至亏损。影?农户网店经营绩效的因素很多，既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有集体层面的因素。课题组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与周边村庄的零散网商相比，淘宝村农户的网店经营绩效总体上要好很多。研究认为，发展比较成熟的淘宝村与电商化水平较低的村庄的差别集中体现在集群层面的社会资本上，即发展比较成熟的淘宝村相对而言拥有更多与电商相关的集群社会资本。那么，这些集群社会资本是如何对淘宝村的网店经营绩效产生影响的？现有文献尚未对此进行过专项研究。本文试图在收集典型案例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索集群社会资本对农户网店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

一、研究设计

（一）个案选择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质性研究集群社会资本对农户网店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扎根理论是一种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提取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研究者通过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现实社会现象进行系统性探究，并应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形成理论框架以促进对现象的理解。

扎根理论方法的使用通常与案例协同，即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进而对资料进行数据编码和分析，最终形成理论框架。由于本文的重点对象是集群社会资本，为了全面发掘集群社会资本的内涵和作用，理应选取发展比较成熟、集群化程度较高的淘宝村案例，与此同时，兼顾数据的可得性和丰富度，本文最终选择了8个淘宝村案例，分别是白牛村、军埔村、消泾村、周圈村、堰下村、丁楼村、湾头村和培斜村（见表1）。这些淘宝村分布在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和福建5个省份，主营坚果炒货、服装服饰、大闸蟹、花木、草柳编、竹制品等不同类型的产品，电子商务起步较早，发展快速，集群生态完整，多数较早地被评为“中国淘宝村”，并受到广泛的关注。

（二）数据收集

本文收集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两种数据。一手资料由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所得。课题组从2015年7月到2016年6月先后对这8个淘宝村进行了实地调研，一方面通过认真观察和亲身体验获取对淘宝村环境和网商工作场景的认知，一方面通过深度访谈网商代表、村镇干部、协会理事等人物获取更为详细的信息，调研访谈后及时将实地观察到的情况以及访谈录音的内容转换成文字材料，有效访谈录音共计约1 960分钟，所得一手资料多达20万字。二手资料主要来源于相关CSSCI期刊文献、阿里研究院撰写的《中国淘宝村》一书及其历年的《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当地政府和村委会提供的文字材料，经收集后统计，相关的二手资料合计约80万字。

（三）数据编码

首先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全面阅读，接着将与集群社会资本和网店经营绩效相关的文字内容筛选出来，然后进行数据编码。具体的编码步骤是：1.将相关资料以一定意思表达的一段文字的形式进行条目化编码[4]，来自一手资料的条目共476个，来自二手资料的条目共425个，合计901个条目，约8万字。2.将反映集群社会资本和网店经营绩效两个范畴内部维度的条目进行汇总和概念化，确定集群社会资本和网店经营绩效的维度。3.分别将反映集群社会资本各维度经济效应的条目和反映网店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的条目进行汇总和概念化，然后将两者中一致的概念确定为集群社会资本作用于网店经营绩效的中介变量，最后将相关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汇总在一起，形成一个理论模型。

二、研究发现

（一）集群社会资本与网店经营绩效的维度

社会资本包括微观社会资本与宏观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是指个体在有目的性的行动中嵌入到社会结构之中的资源[5]，宏观社会资本表现为社会组织的一些特征，如信任、规范、网络等[6]。集群社会资本是指集群这种组织的社会资本，属于宏观社会资本，它与企业个体的社会资本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本文对所收集数据的编码和分析得出，淘宝村集群社会资本可以归结为集群网络、集群规范和集群声誉3个维度，分别拥有204个条目、37个条目和79个条目（见表2）。其中，集群网络是指嵌入于同个集群产业链主体之间或相关组织内部的、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关系资源[7]；集群规范是指集群内部相关主体形成共同制度，并对不按照约定方式的行动者予以惩罚或约束[8]；集群声誉是指产业集群发展所积累的整体形象资产财富[9]。经营绩效方面，通常是采用产量、销量、收入、利润等财务性指标进行考察[10]。本文对所收集数据的编码和分析得出，淘宝村农户的网店经营绩效可以归结为收入和销量两个维度，分别拥有81个条目和46个条目（见表2）。

（二）集群社会资本与中介变量

集群社会资本与农户网店经营绩效均是多维度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对一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传导过程。本文通过对条目数据的分析发现，集群社会资本通过作用于资源获取、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3个中介变量影响农户网店经营绩效（见表3）。资源获取是指农民网商在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场地等要素上的获取能力；创新性是指农民网商在产品种类、产品质量、营销策略、供应链管理、品牌建设等方面上的创新能力；市场开拓是指农民网商在销售渠道、销售范围、客户群规模等方面上的开拓能力。

1.集群网络与资源获取。成熟淘宝村的集群网络是由网商、供应商、电商协会、专业市场、服务主体、地方政府等主体构成。淘宝村集群网络的扩张过程就是集群资源不断累积和共享的过程。集群网络能够促进信息传播，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并且成员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资源[11-12]。相比于身处电商化程度低的村庄的网商，淘宝村的网商可以从集群网络中获取到更多的市场信息、产品供应、快递服务、技术培训、资金支持等方面的资源和服务，比如，周圈村建立的盆景市场为农户提供了一个花木交易与信息交流的平台，白牛村电商协会同物流企业谈判降低当地网商的快递费用，培斜村委会邀请电商专家入村进行网店经营培训，等等。该类型条目达126条，表明集群网络是农民网商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

2.集群网络与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需要技术、资金、人才、文化和市场机制综合匹配的系统工程，需要本地与超本地知识网络的整合[13-14]。成熟淘宝村的集群网络中包含着高校科研单位、重点企业、杰出个体网商、专业电商服务商等创新性网络节点，这些网络节点的搭建与运转有助于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并分享创新资源，带动淘宝村的农民网商进行产品包装、品类拓展、营销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活动。例如，培斜村与地方高校合作共建创新孵化基地，提升网商创新经营能力，消泾村的杰出网商开发“蟹券”实现产品预售，堰下村的杰出网商发明三角包装法和气柱卷材包装法以保证花木在运输过程中能够完好无损。该类型条目有79条，表明集群网络是农民网商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

3.集群规范与创新能力。集群规范表现为行业标准、诚信公约、协议、规章制度等形式。良好的集群规范可提升合作效率，促进技术和组织制度方面的创新[8，15]。成熟淘??村的集群规范影响着农户网商进行营销提升、产品开发、科学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活动，尤其为应对电商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恶性价格竞争和质量危机问题，推动网商进行差异化经营，起到重要的积极引导与约束作用。例如，军埔村电商协会规定会员不能相互效仿，必须各自创新，若有抄袭，一经发现，每次罚款2万元；湾头村规范草柳编工艺流程和质量检测体系以降低货品的瑕疵率；白牛村网商严格约束网货产品质量，促使网商主动寻求产品QS认证。该类型条目共有27条，相比于“集群网络与创新能力”（79条）要少很多，表明集群规范是提升农民网商创新能力的补充途径。

4.集群声誉与资源获取。集群声誉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地方集群总是在持续不断地提高自身在特定领域的声誉，以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为集群内所有企业共享资源，积累领域内的长期专业表现[9，16]。相比于电商化程度低的村庄，淘宝村在电商发展方面拥有更好的集群声誉，吸引着政府部门的关注和介入，以及外来供应商、服务主体的入驻，进而强化农户网商对市场信息、政策扶持与产业配套资源的获取。比如，湾头村在成为淘宝村以后，当地政府积极争取各项资助，完善当地基础设施；丁楼村成为远近闻名淘宝村后，吸引了一大批厂商投资入驻，使产业配套更加完善；军埔村成为“广东电商第一村”，推动了村里兴建电商文化公园；等等。该类型条目共46条，明显少于“集群网络与资源获取”（126条），表明集群声誉是农民网商获取资源的补充途径。

5.集群声誉与市场开拓。集群声誉具有激励作用，可以促进成员合作，提升效率并谋求长远利益，并且作为一种集群品牌现象，是产品规模、品质、市场占有率与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成熟淘宝村的集群声誉为农户网店经营产品作无形的背书，通过提升网销产品整体形象，扩大产品信息传播范围，拓展了农户网店经营产品的市场。例如，白牛村得到众多媒体的报道使本地山核桃更加畅销；消泾村的“阳澄湖大闸蟹”品牌通过电子商务将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丁楼村演出服饰如今远销东南亚和美国唐人街。该类型条目共32条，说明集群声誉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民网商的市场开拓。

（三）中介变量与农户网店经营绩效

资源获取、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3个中介变量，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户网店经营绩效中的收入和销量。本文通过对条目数据的分析发现，资源获取和创新能力影响农户网店经营绩效中的收入，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影响网店经营绩效中的销量，见表4。

1.资源获取与网店收入。资源获取通过影响农民网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数量与质量，降低农户的网店经营成本，进而增加网商收入。资源获取能力是外部性支持水平的侧面表现，并且来自关系网络的资金、信息可以显著改善创业者绩效[17-18]。淘宝村网商通过获取外部资源，提升网店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降低物流、技术服务与资金获取成本，提升网店经营收入。比如，堰下村网商赵先生可以方便地获得驻村快递服务，低廉的运输成本有助于提升其收入；加入白牛村电商协会的农民网商可以免费获得协会提供的培训服务，有效提高农户的网店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收入；培斜村委为农民网商提供集中办公场地和免租仓库，降低了农户的经营成本。该类型条目数有50条，表明资源获取对农户的网店经营收入有着重要影响。

2.创新能力与网店收入和销量。创新的主体、资源和环境要素可以在不同时期影响创业绩效，并且创新可以产生利润，利润也可以激励创新[19]。创新能力越强的农民网商，越能够通过产品差异化和运营个性化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避免淘汰，赚取利润，得到更多客户的青睐。在发展比较成熟的淘宝村里，农户在共享集群内部资金、技术和信息的基础上，不断将集群社会资本中的创新要素转化为网店的收入和销量。例如，湾头村农网商贾先生通过优化设计与品牌营销，使网店草柳编产品档次提高，网店年收入增加；白牛村网商许先生通过开设“山货之乡”品牌进行营销，网店级别已达到金冠且年收入不菲；沭阳网商方先生通过公司化运营与差异化发展路径，进行包装创新与品类拓展，网店销量持续增长；军埔村网商许先生通过创新营销，打造网销“爆款”使销量猛增，如今网店已达皇冠级别；等等。“创新能力与网店收入”“创新能力与网店销量”的条目数分别是共25条和27条，表明现阶段创新能力已经对农户网店经营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但相比于“资源获取与网店收入”的关系强度，创新能力对农户网店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3.市场开拓与网店销量。市场开拓与农户网店销量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市场开拓能力越强，则农户的网店销量越高。成熟淘宝村的网商通过集群网络获得成本更低、种类更多的产品，并借助集群声誉的溢出效应，不断扩大网店宝贝的种类范围和客户规模，进而提升网店的销量。例如，培斜村网商华先生2014年对村里竹制品、特色食品与羽绒服进行供应链整合，使产品市场从原有南方市场拓展到全国各地，销量同2013年相比实现翻番；白牛村网商方先生通过在天猫开设旗舰店，依托食品加工厂与品牌结合，使线上线下销量大增；周圈村网商们陆续开始销售来自外省的花卉品种，丰富了网店的经营种类，并吸纳了更多全国各地的消费人群，网店销量大增。“市场开拓与网店销量”的条目共13条，要明显少于“创新能力与网店销量”（27条），表明市场开拓是影响农户网店销量的补充途径。

（四）理论模型

综上，本文总结出一个集群社会资本影响农户网店经营绩效的理论模型，见图1。

该模型揭示了集群社会资本、中介变量和农户网店经营绩效之间的作用路径和关系强弱：集群网络和集群声誉均作用于农户网商的资源获取，其中前者与资源获取的关系较强，资源获取再进一步影响农户的网店收入，且影响作用较强；集群网络和集群规范均影响到农民网商的创新能力，其中前者与创新能力的关系较强，创新能力再进一步影响农户的网店收入和网店销量，相比之下，创新能力与网店收入的关系更强；集群声誉通过影响市场开拓，进一步影响农户的网店销量。总的来说，模型中存在两条强关系链：一是“集群网络资源获取收入”，累计条目数176条；一是“集群网络创新能力销量”，累计条目数104条。

三、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8个发展比较成熟的淘宝村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质性研究集群社会资本对农户网店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集群社会资本通过作用于资源获取、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3个中介变量影响农户网店经营绩效，其中，集群网络和集群声誉通过作用于资源获取对农户的网店收入产生影响，集群网络和集群规范通过作用于创新能力对农户的网店收入和销量产生影响，集群声誉通过作用于市场开拓对农户的网店销量产生影响。

本研究具有积极的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目前学界对淘宝村的研究还比较少，多数学者基于东风村、军埔村、里仁洞村等典型案例开展深入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创业网络、行业协会、空间转型、商业模式等方面[20-24]，尚未有学者对农民网店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本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丰富了农村电子商务领域的研究。此外，本文通过定性数据分析总结归纳出集群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及其对农户网店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也有助于丰富集群社会资本这一对象的相关研究。值得说明的是，本文虽然以发展比较成熟的淘宝村为案例，但所得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般性，并非只适用于淘宝村这一特定对象，对于利用其他电商平台而形成集群化现象的电商村（例如京东村、微商村）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借鉴价值，因为本文所关注的变量并非与具体的?商平台拴在一起而不可分离的。

第5篇：小农经济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农业近代化;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美国

中图分类号:F31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063-02

农业近代化的范畴大体是指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取代了小农经济,同时运用先进机器、技术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及管理方式进行经营的农业经济。美国由建国初的殖民地小农经济转变为近代化农业经济只用了80年时间。探讨美国农业经济在短时间内由落后变为先进的内在动因及特点,对于本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初步的转变

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开始,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直走的是两条道路,即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与北方的小农经济。但到了19世纪初,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开始向近代化农业迈进。

在美国南方,一直存在着以黑人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随着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扩展,各先进国家对棉花的需求量徒然增加,使得种植棉花有丰厚的利润可图,因此,南方种植园奴隶主拼命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并大量贩入黑奴建立新的蓄奴州。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特例,奴隶主则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但是,奴隶主既不愿使用雇佣劳动力,又不愿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不愿引进新机器、新技术,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背道而弛、越走越远。

自从殖民地时代以来,在北方就开始形成了小农经济所有者阶级。小农阶级主要是通过“占地”形成的,即劳动人民在政府权力达不到的边远地方自行“占地”,加以开垦、耕种。伴随着工业革命、交通运输发展等因素,小农经济到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瓦解,而越来越带有商品货币经济的性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阶级开始分化,农业资本主义也开始产生。本来在小农阶层内部就存在着财产上的差别,而且有部分农民还通过土地投机而积累到了一些财富。这些富裕农民便借助于对广大贫农的剥削而进一步致富,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他们进行这种剥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于是少数富裕农民便把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雇佣工人,扩大经营,因而一跃而成为农业资本家。然而,在另一方面,广大贫农在富农的剥削及排挤下,走向了破产。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受雇于人,从而变为农业工人。上述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所走的道路,列宁称之为“美国式道路”[1]。

二、近代化形成

自美国建国到19世纪20年代初,30多年的时间里其农业近代化的发展一直是较为缓慢的。但自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过程突然加速,至70年代初美国的农业近代化就已经基本形成了。笔者认为,除追求利润这一根本动因外,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是促使发展加速的主要动因。

18世纪末,美国兴起了一场向西部广大地区扩展、移民和进行垦殖开发的运动,即西进运动。1820年的土地法令对土地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取消了赊买制度,把公开拍卖的最小单位面积减至80英亩,最低价格定为1.25美元。这个法令实施后,有不少西部拓荒者买到了土地。1820―1841年实施1820年土地法期间,售出的土地达到了7 500万英亩[2]。西部的荒地被垦殖,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逐渐向西部转移的同时,随着西进运动的扩展,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及外来移民,又纷纷转向未被开发的西部土地,用“占地”的方式继续小农经济的生活。旧的小农阶级瓦解,新的小农阶级又重建,往返循环。因此,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成为了美国农业近代化形成过程中所独有的特点。

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浪潮传到了美国,对农业的近代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美国1815年之后的发展表明,农业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起先是对应的,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齐头并进了。”[3]工业革命提供了先进的机器、技术,使大农场取得了更多的利润,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资本主义大农场一般都采用机器和先进技术,耕地机、播种机等各种先进机器都已使用。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的发展及先进机器的采用,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使农业产量大大提高,到19世纪中叶,旧西部的大城市芝加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谷仓了。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公路、运河和铁路网的形成使人口、物资和资本在各地区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西部和远西部地区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尤其是交通运输的发展带来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迫使农民逐步放弃了自然经济,转为面向市场。农业商品化、土地兼并和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就成为必然趋势。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博德所言:“在美国,只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才找到它兴起的道路。”[4]在内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西方最发达的近代化国家,包括完成了农业近代化的转变。内战后,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奴隶制度被废除,但南部的大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被摧毁,大部分土地仍然保留在旧种植园主手中。南部种植园主同北部工业资本的联系不断加强,成为资产阶级化的种植园主阶层。原来的奴隶制种植园很自然地过渡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其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流入。原来的奴隶逐渐演变为新地佃农阶层,同时也有大批贫穷白人沦为分成制佃农。

除了大农场经济发展、先进技术被采用外,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也转向集约化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并建立了农业的日益专业化的区域。”[5]农业生产由粗放型道路转变为集约型道路,也是向近代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已基本完成了农业近代化的转型。近代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其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水平迅速提高,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正是在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促进下,美国农业的近代化道路才被大大缩短。因此,这三种因素是美国农业近代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交替发展是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特点。

三、结论

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也是促使美国农业近代化短时间内形成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在此基础上,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和南北战争成为转变加速的催化剂,即转变形成的直接动力和原因。由此可见,政府根据国情变化做出相应的政策指导,将会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必须审时度势、不断调整。

参考文献:

[1] 刘祚昌,王觉非.世界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43.

[2]威利尔德 W 考彻兰.历史地分析美国农业的发展[J].明尼苏达,1981:57.

[3]W W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M].黄其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4.

[4]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中译本)[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20.

[5]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9.

The character and motivation of the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in the USA

LIU Peng

(History and culture department,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Hanzhong 723001,China)

第6篇：小农经济的影响范文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第7篇：小农经济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 市场化管理 农村学校改进 影响 实现措施

实现农村学校的有效改进，是提高农村学校办学效率的根本途径。诚如法国学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是所有人类组织都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由五项要素组成，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加强管理是解决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且十分有效的手段，那么加强管理真的能实现农村学校的改进吗？如若管理倾向趋于市场化，还可以实现对农村学校的有效改进吗？20世纪80年代，在探讨美国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办学效率低下等问题时，约翰·E.丘伯（John.E.Chubb）等学者在《政治、市场和学校》中从制度分析的视角谈到，民主管理体制下的科层制，实际上采用的是统一的方式对待事实上有差别的个体。美国的民主管理体制下的公立学校，因受科层制管理的影响而失去了学校自身的办学自，学校本着对上级管理层负责的原则，把国家的教育目的当做自己的办学目标，对权威的服从是其行动的根本准则。而在实行校长领导体制下的私立学校中，学校本着对家长和学生负责的原则办学，把学生和家长视为学校的顾客，更多地实现自身办学的目标。从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倡导，要想实现公立学校办学效率的提高，就必须实现其自主发展，参与市场竞争，这就是所谓的“择校”制度的施行。虽然这其中，政府会通过“学券制”的形式对每一位学生进行资助，但更要实现公立学校的市场化，以满足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需求。正如丘伯等学者所言，不同的制度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缩小或放大）个人的选择，也是造成不同组织之所以在这些制度中出现、发展或失败的原因。[1]那么，在中国学校或者说是在中国的农村学校中的这种政府对学校的管理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一、市场化管理对农村学校产生的影响

市场化管理是一种主张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替代传统的官僚治理模式，过于强调经济、效率、效能为核心的一种政府治理范式。传统的官僚治理模式，强调政府对学校的直接管理控制，学校的培养目标与政府的教育目的在根本上和实际操作上要保持一致，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政府与学校之间的科层化管理。当前在学校中出现的这一市场化管理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校对学生学习的功利性价值追求远远高于对其学习本身的目的性价值的追求。换言之，如今学生学习，更多的是为了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准备，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而教师教学，更多的是为了拿到较多的绩效工资，追求更高质量更优越的生活。鉴于此，笔者认为，造成农村学校办学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学校过多地受到市场的刺激，政府与学校之间的科层化的管理脱节。然而，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这势必会使农村学校的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市场化管理倾向对农村学校学生产生的影响

市场化管理，实际上是在虚化政府的教育责任，强调市场的调控管理。根据商品的价值规律，对作为公共资源的学校实行市场化管理，一方面势必会造成学生的两极分化，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再加上盲目追求更快的产出、更高的效率，那么可以想见，两极分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学生，即便是好学生，也多是被忽视个性发展，盲目服从学校权威的学生。另一方面过于强调学校与市场接轨，也极容易造成学校自身的市场化。因为长久性的市场化管理，必将诱发等价交换的观念产生。换言之，这势必会诱发学生等价交换观念的泛滥，即在有意无意中无时无刻不要求“付出”等同于“回报”。很明显，近两年尤其是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工人的工资并没有与物价的涨幅呈正比，再加上“买房难”、“大学生蚁族”、“农民工短缺”等现象的出现，“读书无用论”再一次被人们捧热，特别是在农村。受到这种不利的社会氛围的影响，部分学生家长认为读书不划算，把孩子送到学校只是单纯为了“不惹事而读书”，而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读书。可想而知，如若长此以往，即便是学校和教师如何进行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师德建设，在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率方面也是在做无用功的。

（二）市场化管理倾向对农村学校教师产生的影响

市场化的管理，首先是造成农村学校师资队伍不整齐、教师资源流失现象的主要原因。利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实现教师资源的配置，对农村学校教师的影响是巨大的。据笔者了解，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农村学校，不仅不能够很快地融入老教师的队伍中，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这里当做人生的一个过渡平台，而非最终港湾。为了子女的教育，为了家庭有更优越的生活，部分教师在不断地寻找跳跃农门的机会。与城市相比，无论是教师待遇，还是周边生活的基础设施，中国农村是无法相媲美的。那么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教师队伍的不整齐和教师资源的流失等问题。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愿跳跃农门的教师来说，在学校内部科层化的管理下教师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教师为了自己的工作业绩，会不断地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因为学生的学术成就是衡量教师绩效工资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学校和教师每天不停地工作只是为了追求升学率，那么这在根本上是与教师的职业本性相悖的。

（三）市场化管理倾向对农村学校自身产生的影响

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政府对学校是直接的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安排上任，而在当下的市场化管理模式中，只有校长的任用直接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安排，而教师和学校之间更多的是采用聘任制。教育中的市场化管理倾向，促使着学校越来越类似于企业的管理模式，即校长是这个企业的CEO，教职员工是这个企业的雇佣工人，学生抑或是包括家长是这个学校的顾客。这些角色的转变，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在强调市场在学校中的调节作用，而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的办学效率低下则势必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市场中竞争无处不在，而相对于城市学校而言，无论从硬件条件还是从其他方面的条件来看，农村学校参与竞争的资本少之又少，这势必会造成城乡学校的差距不断扩大，随着竞争的加剧，城市学校的生源质量会更好，教师队伍会更整齐，而农村学校则反之。

二、市场化管理影响下实现农村学校改进的措施分析

市场化的管理，弱化了政府在教育中的调控责任，取而代之的是依赖于市场的调节。换言之，是把所有的学校，不论地域条件、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如何，全都放在一个大熔炉里一起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然而，学校有其公用性，作为公共的教育资源，过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调节，是违背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的。过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调控，从单个学校来看，学校将会沦为工厂，学生将会沦为产品，而这些产品有高质量和伪劣产品之分；从整个学校整体来看，农村学校受限于自身的条件，办学效率会逐渐低下，最终会被淘汰出局。那么在这一市场化管理影响下，如何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的市场竞争力呢？回答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1）加强政府对农村学校的管理和投入，增强学校的后备力量来实现；（2）从根本上改革农村学校的管理制度，提高其管理水平来实现。那么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才能有效提高农村学校的市场竞争力呢？然而，加强政府对农村学校的管理和投入，就要求政府的政策和措施要对农村学校有足够的倾斜，以保证其在市场的竞争中不被淘汰出局。而市场化管理明确地要追求经济、效率和效能，相对于城市学校而言，农村学校产出是没有条件实现这一目标的。而与此同时，如果政府给农村学校足够的政策倾斜，势必会不利于提高城市学校的竞争积极性，导致不公平竞争。

即便政府给予农村学校以足够的扶持，它不是长久之计。“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提高农村学校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如此。与其全靠外部的支持，不如在外部的支持下努力实现自身的改进，换言之，农村学校可以在一部分倾斜政策的支持下，实现自身的改进，以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那么要想实现自身的改进，就必须从源头抓起，也就是要从农村学校的制度着手，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校的管理制度。那么，问题到此就可转变成市场化管理影响下，提高农村学校的市场竞争力，就必须从源头上改革农村学校的管理制度，提高农村学校内部的管理水平。那么，农村学校的管理制度该如何改进呢？怎样的改进，才能提高农村学校的管理水平，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呢？思考这个问题依然有两个角度可以思考：（1）从学校到班级的严密的科层化管理；（2）实行学校到各年级段的多中心制度的管理模式。那么在当前的受市场化管理倾向影响的下，哪种管理模式更具有可行性呢？能更好地改善农村学校的管理水平，更有效地提高农村学校的办学效率呢？

根据丘伯等学者在论述美国优校学校的标准时强调，优校学校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明确的学校目标、严格的学业标准、纪律和学习任务、校长施以强有力的管理、教师参与决策、家长积极合作和以高标准要求学生学习。[2]那么，要想使中国农村学校成为这样一种优效运作的学校的话，眼下最棘手的就是注重实现校长的强有力管理。与其说实现校长对学校强有力的管理，不如说，在整个学校中实现以校长负责且校长和教师队伍密切协作的管理模式。在这个管理模式中，校长，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教师，既是被管理者，又是管理者，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正如丘伯等学者在用制度分析的视角分析学校教职员工时提到的，校长的作用就是建立并且维持所谓的团队（team）——教师们的价值观、知识、学术背景和性格特征能够聚合，并且相互协调，为追求组织的集体目标而努力。[3]这样的一种优效运作的办学效率高的学校，校长的作用更多的不是组织领导科层制体系下的教师队伍，而是密切组织联系学校的教师，加强合作交流，形成以校长为核心的和谐的专业化合作团队。通过密切协作的团队力量，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率。因而，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是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学校的市场竞争力的，这就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多中心制度的优越性。奥斯特罗姆认为，每个政府在特定的地理区域的权限范围内行使重要的独立权力去制定和实施规则。[4]那么在农村学校里，就要求每个校长或教师在其特定的班级或级部的管理范围内，有其独立的权力去制定和实施符合其自身和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以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来实现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片面地强调学校产出，过于追求效率，公共资源调控的市场化，是不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和农村学校的长久发展的。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只有建立多中心的管理制度，形成以校长为核心、校长和教师共同协作的专业化团队指导教学，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充分发展，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学校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制度改革，进而提高其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率。

参考文献：

[1][2][3][美]约翰·E.丘伯，泰力.M.默.政治、市场和学校[M].蒋衡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3.

[4]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和可持续发展[M].毛寿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2.

[5]周兴国.薄弱学校改进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10（4）.

第8篇：小农经济的影响范文

中国现代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按照何种 “模式”进行？一些人的答案是，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资本替代劳动，以大机器生产代替手，以大工厂、大农场取代家庭生产等等，是最主要的一些措施，也是理想目标。这种答案可谓司空见惯，无须引证。但我们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情的不允许。如上所述，中国是一个生存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的国家，前景极为严峻。国情不允许我们去走以耗费极为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换取经济暂时发展的道路。其次是，经济学的根本原则是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收益。我们不应该不充分利用甚至丢弃自身最丰富的生产资源，而以最短缺的资源取代之；不应该完全丢弃适应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经济行为准则，而代之以与本国国情差距极大的另一套作法。

另一些人设想，既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劳力替代资本，既然中国有应付人口资源失衡的传统办法，有否可能以传统小农经济的行为准则为主实行中国现代化道路呢？

答案仍然是行不通。小农经济在我国的古代封建中，是一种对生存挑战的最佳适应方式，但这绝不等于说小农经济是一种完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之体现。恰恰相反，这是生存环境极为严峻，庞大的人口争夺有限生存资料这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传统小农经济虽有适应国情的诸多优点，但也有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诸多缺陷，约可归为：一，受家庭生产要素微小规模的限制，每个小家庭的生产能力很小。单个农民家庭除有简单劳动的生产要素优势外，其他如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均相当匮乏，往往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难以扩大再生产。二，农民家庭的文化、水平极低，保守、闭塞，生产技术难以提高，也难以接受先进技术。三，每个小农家庭作为单独的经济单位，只从家庭利益出发行事，且往往只顾眼前之利，不顾（或无法顾及）整体与长远利益。整体小农经济内部、小农家庭之间如一盘散沙。农民的分散个体商品生产，难以适应新的市场需要，也难以与含量高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有力竞争。四，小农付出的劳动极为艰苦繁重但收益甚微，生活水平低下，这既严重制约了它的产出力，又严重制约了它的消费水平。总之，传统小农经济很难凭借单个家庭的力量改进自身处境，更不可能去实现和全社会的现代化了。我国的农村改良事业的前辈曾将小农的特点归为“愚、贫、弱、私”，真可谓切中要害。

正确的取向，应该是学习利用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先进生产力和组织形式之长，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及其行为准则的优点，改进其不足之处，行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具体而言，即必须用现代工业、科技、组织、管理的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的一面，重建农民家庭经济。在这种改造中，发展和壮大现代工业，实现大工业和农业的互补、协调发展和一体现代化；在这种改造中，实现劳力密集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与互补。这个思路绝非凭空想像，近代的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以下仅从经济组织形式和适用技术两个方面，以近代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历史经验检讨之。

1 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相互关系与协调发展

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不同类型的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相互关系所引发，出现过小农经济得到局部改进，大工业和农村经济一体近代化发展的雏形。虽然这些工农关系的形式尚处于远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常常被旧事物所遮蔽乃至摧残，但对中国现代化来说其意义重大。这些形式可归纳为：

第一种形式，近代工业与小农户通过市场，形成产品相互供求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大机器工业—纱厂和用机纱织布的农户间的经济联系。对纱厂而言，农民是自己最大的主顾；对农民而言，纱厂是家庭生产原料的供应者。农民用机纱织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产数量，改善了产品规格，明显增加了市场的竞争力，使土布在数十年时间内有力地与洋布进行了竞争，避免了农民破产。而农村土布之发展，又大大增加了对原料机纱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纱厂的发展。

第二种形式，商业资本介入土布生产。不再由生产者而是由商人大批量地购买机纱，发放给农民；农民按商人要求生产，产品交给商人，领取工资或实物。最后由商人将布分类整理，投放市场，这大量存在于江阴、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在一些地区，商人还将织机发给无财力织布的农民按其要求定织，以扩大生产。

第三种形式，近代纱厂与手工织布工场、农民个体织户、近代机器染织厂组成的新型产业组合。纱厂向织布手工工场或小型织布厂出售特制的“盘头纱”，工场直接发给农户，这可以用省去农民一道工序，直接上机织布。分散的农户将布织成后交给工场初步整理，最后送至城市上的大型染织厂精加工，上市销售。这种形式以江阴至上海之间最典型。各地亦不乏由手工工场加工后直接上市者。

第四种形式，由地方绅士、商人、农民等共同组成农村农副业生产运销合作社，集体购买部分生产资料或设施，共同生产共同销售。这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吴江等地的蚕桑业中，在农村织布业中亦可见。

第五种形式，由大纱厂发起，向社会各界集资，组成垦殖公司，招募农民，以公司加农户的经营形式垦荒植棉，为纱厂提供原料，这体现在淮南盐垦事业上。

第六种形式，缫丝工厂直接改进农村蚕桑业，以期获得优质蚕茧。这体现在无锡的永泰、乾甡等大丝厂扶持建立蚕种场、培训各类蚕桑改良人员、控制茧行、大力组织农村蚕桑改良合作社等举措上。

第七种形式，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绅、农村改良机构等）共同组织农民，成立蚕桑丝改良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最先进的机器缫丝厂，形成从原料到精加工工业的近代合作生产组合。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吴江震泽开弦村的改良事业上。

第八种形式，农业改良机构租赁、改良丝厂，使其成为专为农民服务的，并代农民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无锡玉祁、吴江平望、吴江震丰三所丝厂的改造事业上。

从以上近代企业与农户生产的不同形式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农村传统经济向现代过渡的一个由“低”向“高”的演进过程。这里所谓“高”“低”，系指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整体功能的强弱。

在农户以独立生产者身份在市场上购进机纱并自行加工出售的阶段，农民与大工业企业是在市场上相遇的，两者之间仅仅是一种出售购买关系。尽管农村手织业的兴衰在总体上与纱厂的赢亏密切相关，但二者并无生产组织上的任何直接关系。个体农户会因各自的资金多寡、农业丰欠等原因，形成对机纱购买量的诸多不稳定性。在商人资本介入织布生产后，尽管纱厂仍然不能直接施加于农户，但商人批量购纱，又批量收布，使纱厂与农村土布间的关系增加了稳定性。特别是许多地区出现的纱商布商系于一身的现象，使纱厂售纱、商人购纱与土布生产几乎联为整体。当发展到农民织户、手工工场、染织工厂与机器纱厂间的生产联系时，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工业与农民手工业、城市与乡村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的雏形，小农家庭生产已被纳入了现代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对这个体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丝厂改造农村蚕、桑、茧生产，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乡村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雏形。与上述形式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工业、农副业之间的一体化。大工业资本为了获取优质原料，将工业资本直接用于改造千百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工业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经营“统分结合”的方式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深入的颇具特色的经济形式。

在张謇发起参与的淮南盐垦事业中，我们看到了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以现代大工业企业为核心，聚集大量社会资金，以小农为基本单位，组成垦殖公司开发沿海滩涂，种植棉花为大工业生产原料。这可以说是长江三角洲出现的第三种类型的工农业一体现代化的雏形。在这种生产形式中，工业企业、农垦公司、农户之间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而且在生产组织上已联为一体，小农户已成为近代工业和农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细胞。这种一体化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为工业企业本身的利益而设计之，而是考虑到为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提供一个生存途径，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民生精神。当然，并非所有垦殖公司均抱如此目的，各公司的经营最后亦颇不成功，但客观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仍有意义。

无锡、吴江等地出现的由政府、社会各界、科技机构等各种力量组织农民进行合作生产，并引进先进设备为农副业服务，更多地具有“横向一体化”的工农业生产组合色彩。这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也具有开启意义，实际上已成为我国今日工业“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的前驱。

虽然形式、层次不同，但我们可从各类大工业与农户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内部挖掘出一些共同特点，这就是：利益互补，利于民生；生产要素互补，实现生产的最佳组合；工农互补，城乡共同发展。

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这既是中国的历史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到当代的基本特征。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农民、小农经济的现代化问题。长江三角洲虽是历史上较有发展区域之一，但农民生活仍然贫困。为了谋生他们在农业之外发展起各种家庭手工业和副业，但生产方法的陈旧和资金的短缺，工副业发展颇为局限。只是在近代，在国外先进机器工业导入中国以后，依靠先进原料如机纱，依靠先进技术去养蚕植棉，再依靠生产组织的改进，才使农民的家庭工副业得以进展。没有大工业的推动，这种历史性变化是难以发生的。

就家庭生产这种中国古老的经济组织形式来分析，也是在不断改进和发展的。从江阴、常熟、南通、常州等地的事例中可看到，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经济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仅从纺织业看，它早已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模式。在产品的物质构成上，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在生产要素的取给上，由基本由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通过商人、手工工场发给。在最终产品的完成方面，由家庭独立完成，变为与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在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上，由纯粹家庭形式变为家庭与工厂面手工工场的某种联合。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合进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家庭经营范围的局限性，成为兼取传统与现代之长的经济形式的雏形。

大工业在带动农民家庭经济发展的同时，本身也获得了立足发展的条件。农村手织业的发展过程为近代纱厂造就出广阔的市场，而蚕桑业的改进和棉花种植的改良，又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市场和原料是企业生存最基本的外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农业、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生存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2，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大力推行节省资本、能源、又能充分吸收劳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广可由家庭分散进行的技术与行业。

日本的小野旭教授将后进国的技术引进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引进先进国家所开发的最新技术设备。但后进国一般劳动力丰富，工资低而资本短缺，使得这类以密集资本代替密集劳力的高技术难以发展，其经济、社会效益都不佳。这导致了第二种技术的引进。其特点是，对最先进技术加以改进，并将某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以重新组合，使之能适应后进国的资源配置，这种改良技术或改良设备，资本~劳动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一类技术，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后进国低工资和充裕劳力的资源优势，从而节约了大量资本，其获取的利润反而较大。第三类，针对后进国的生产力实际水平和可能接受的价格水平，选择外国先进技术或设备中的某一部分予以引进。这类引进技术设备本身无从发挥其原设计的整体效用，但对后进国向适于国情的新技术之转化、改进生产效率会起重要作用。由此看来，对于所谓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特定阶段，适用技术的含义是，向世界先进学习，吸收最有利于自己的、与自己国情最匹配（要点是适应本国的资源与生产要素状况）又能发挥本土优势的技术，根本优点是能够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效益。

人们可能会认为，对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而言谈不上什么主动引进适用技术问题。但如果从农村手织业技术改进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经过一个从无意识的甚至被动的到主动和有意识的过程，确可发现存在着密切结合国情的适用技术引进推广的趋势。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民放弃土纱用机纱织布；织机的改进；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和改进。

近代中国农民放弃自纺土纱而用机（洋）纱织布，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大机器工业对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破坏的第一步，其实国内外早有学者提出异议[1] 。笔者亦认为此说不尽妥当。当机纱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确使农民手工纺织业受到冲击，但以后的进展，与其说农民自纺土纱是由于洋纱排挤而衰，不如说是农民主动放弃自纺，欢迎机纱。原因是，机纱较土纱更利于农民织商品布。在农民自纺土纱时，一个农妇用纺车一天至多可纺纱半斤，“每三小时至四小时所纺之纱只能供一小时之用”。[2] 而一架织机织布除需纱外，还至少要一个人做辅助工作。如此，若要连续织布，这已超过普通农户全家主辅劳力的利用的最大限度。土纺成为能否连续织布的最大瓶颈。当织布完全利用农闲时间，而土布市场需求量不很大时，纺纱与织布的矛盾并不突出，农户可在农活多时少织布，当纱供不上织时，也可以停机。但当市场需要旺盛时，农户的商品布生产力就受到重大限制。土纱还有不利于织布之处，“抗张力薄弱，用作经线时长度有限，因而所织之土布每疋长度都很短，织工为了短短的每疋布就要经过调纱、穿综、度经等费事的工作，不胜其烦”。而这一切问题在使用机纱后均可解决。也正因为如此，农户使用机纱后，土布生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极大提高。直至抗战前，尽管外国纺织厂和中国纺织厂的机织布生产能力和产量已极大增加，但农民手织布产量仍在全国的布匹总量中占73%左右[3] ，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极大。

农村织户放弃千百年来自纺纱使用机纱，在我国技术史上有划的意义。它表明，只要运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就既可以充分发挥中国本土资源之特长，又可以提高传统生产的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将大工业直接搬到农村中去，而是农民经济和城市工业的结合，小农的传统家庭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和近代先进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有机地结合。它不仅使充分利用劳动力的优势继续得以发挥，而且提高了棉布的产量和质量，以最低的经济成本，最少的社会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机纱得到广泛应用后，在农村纺织业中紧接着发生了织布机的技术改良。在织布机的改进和推广应用方面，也直接体现出可以以适用技术与传统生产组织相结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即新技术与劳动力密集相结合，利用家庭生产优势，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充分发挥了人的劳动能力。

中国历史上使用了数千年的旧式织布机，是一种双手投梭的脚踏木机，一般称之为投梭机。这种织机生产效率低，一人一个工作日平均只可织布一疋，布面规格大体限于门幅一尺左右，长度二十尺左右。约1896年前后国内开始出现改良织机—手拉机（投梭机）。它把原来的投梭机从双手投梭改成一手拉绳投梭，另一手执筘打纬。用手拉机织布，布幅宽度不受手投力限制，布幅可至二尺。手拉机出现后在不少地区很快推广应用。[4] 投梭机改为手拉机的过程及其在中国的普遍推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旧式织机的改良是在机纱于中国广泛应用后才开始的，除手拉机外，国内有多处改造旧式织机的事例，几乎同时出现；手拉机的推广得到了官方半官方和商会等方面的帮助；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在土布的市场广为扩充时被大量使用；这些都大致说明，手拉机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使用机纱后农户织布工效提高、市场需求扩大、而旧式织机不能在量与质方面满足新需求的产物。其二，手拉机对旧式织机的改良是针对中国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果。手拉机的来源途径尚须详考，据现有资料，一途是由中国人从日本引进，另一途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在学习国外的基础上发明创造而成。不管哪种渠道，都是针对中国国情的人力丰富而又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近更有参究西法独出新意者，即如鄞县王姓精于织造之学，能以旧机作新式东洋等布，专用女工，不籍汽力”[5] 等类记载，透出了发明者的创新意图和社会作用。手拉机对投梭机改进的关键是增添一个装置—飞梭，飞梭节省了人力的无效劳动，却更好地发挥了人力的技巧，增加了人工生产的功效。手拉机在中国出现时，动力全铁织布机早已从国外进入，并在大城市的纺织厂中开动了。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农户中使用。连稍后出现的脚踏铁轮机在农户中的使用也远较手拉机为少，这是手拉机适于中国农民需要的证明。中国引进飞梭手拉机的情况几乎和当年日本引进织布机飞梭时如出一辙，日本学者将其作为引进适用技术的成功案例：京都府派了三名见习生赴法国里昂学习，他们于1873年回国时带回了佳卡德飞梭。值得深思的是，他们并未将最新式的动力织机带回国，带回的是已经发明了140年的过时的飞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人当时的判断标准是，回国后自己能否制造。动力织机的制造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木制飞梭由木匠就可以简单制出，且可以将它安装到日本传统工艺的织机上。[6] 其三，若纯用机纱作原料，手拉机工效较投梭机提高50%~100%，[7] 该机价格低廉，20世纪初年大约每架5~6元[8] ，比旧式木机只高出少许。农户一般可能买得起。[9] 正因为方便价廉，手拉机推广很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江南织区就有宁波、硖石、江阴、常熟、松江、上海等地出现手拉机织的改良布。[10]

手拉机兴起不久，在1900年~1905年间，又出现了铁木机（即脚踏铁轮机）。铁木机是由日本传入的，后国人广为仿造。与手拉机比较，铁木机的特点是工效更高出50%~100%，用双脚踏板带动织机，所有织布工序都靠铁轮转动带动。所以它也是适宜中国国情的技术引进，受到欢迎。但铁木机的价格较昂贵，1906年在湖北的售价要银元60元[11] ，后几年在高阳50元左右[12] ，较手拉机高出10倍左右，普通农户难以问津；此外，铁木机织布较手拉机费力，一般妇女难胜任；这些，都影响了它推广应用的程度，农村中主要在北方的商品布生产中心的部分农户中得到使用。在南通，它的推广主要在30年代后，亦限于近城郊区。铁木机主要用场是城镇中的手工工场，乃至在织布厂中与动力机器混合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改良手拉机，或称之为改良扯梭机。它何时出现不确知，可能会在铁木机之后。它的工作效率较手拉机又提高三分之一。这大约是进一步适应家庭资金、劳力规模较小，难以使用铁木机的农户的技术改良。

最后看看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尽管大机器机纱生产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手纺，但仍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广泛使用机纱后，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运输等有颇多差异等因素，直至抗战前，手纺仍相当规模地存在。即便在一些靠近大城市和纱厂的商品土布中心，手纺纱也远未消灭。手纺纱之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本条件下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据30年代河北省定县的调查，农村从事纺纱者多为妇女，从十余岁到七十余岁均有。青年女子纺纱是为了赚些体己钱，老妇则是为了解闷，消磨时光。对不能干或无活干的妇女来说，纺纱是一种最合适的工作，，她们不干也要吃饭，能赚一文总比不赚好，如此“干活”，自然不较人工与时间支出 的费用。只要卖纱线的钱多于买原料棉花钱，就是赚了。以自己种的棉花纺纱成本更少。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这种家庭副业没有任何成本上的限制，不管产品的售价低到何种程度他们还是可以和国外生产的机制产品进行面对面的竞争。[13] 对纱厂主来说，机纱价格不可能低于原料、工资、利润和流通费用。赵冈等还指出，“自从机纱流行以来，乡间的三锭及四锭纺车便绝迹不见，而最原始的单锭纺车反而有人继续使用。”[14] 而这，也与单锭手纺车的使用与农户以最低成本充分利用劳动力有关，“效率最低的单锭纺车能够存留是因为它适合于那些没有机会成本的边际劳动力，而效率较高的多锭纺车，因所需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核算太高，反遭淘汰。”[15] 不过，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并不限于家庭这一种形式。抗战时期，由于机器纱厂生产能力受到影响严重，急需解决纱的生产供给困难，于是使用广泛使用人力纺纱。此时多锭人工纱机发挥了优势。1929年，海门邢广世曾发明新式纺纱机，“用人力，每人可使200锭，同时可容一人至二十人工作”[16] 。但未获推广。抗战时在四川的手工工场中大量使用了“七七纺机”。浙江余姚则大量使用“余姚式纺机”。余姚机锭子从64至120锭不等，每天可纺纱4至7斤。[17] 这表明，在必要时，使用适用技术，人工纺纱也有潜力可以发挥。

适用技术在近代中国运用的更有说服力的例证表现在缫丝等手工业中，有学者已有精湛研究，恕不赘述。[18]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劳动与资本在生产上的替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关系极大，我国有些学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但在不同的行业中，以及在同一行业中，资本与劳力如何替代，何种比例的替代为最佳点，是应深入研究的问题。从中国近代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技术变化中，初步看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一定的适用技术，资本与劳动力相互替代确实产生过，并对生产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这种替代不是简单的资金与劳力的分配划分问题，而是建立在传统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及正确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基础上，这使两者能在中国国情中最有效地自然融合。其核心作用是利用了传统小农经济合理性，又利用外来先进对之改进，提高了它的生产效率。三是这种替代是同时从几个途径、几个层面进行的。在各方谋求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市场，大工业和小农经济、商人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本身产生了经济关系，由此产生出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要素配置的生产组织间发生原料、产品等的交换，适用技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长江三角洲近代化过程的经验，概括而言，就是外来先进事物和本土优势相结合，通过双方的相互适应、相互改进和相互配合补充，最终达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和“一体近代化”。所谓“一体近代化”即：对小农经济而言，既能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又能在经济组织形式上作适应新形势的改良，采用适用技术，实现劳力密集生产下的生产效率提高。对城市大工业而言，是在以农民和农村经济为原料和市场的经济交换过程中建立和壮大自己的发展基础。可大致归纳为四点：

一，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中国国情下形成的生产要素的特长，尤其须重视世界上数量最多、价格极廉的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而绝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将其视之为阻碍“生产率提高”的负面因素。我国传统的工业、农业密切结合的“兼业型”家庭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值得高度重视的形式。其优点是，第一，家庭成员从事家庭劳动是不计工资代价的，由此可实现劳动力的最廉化。第二，家庭劳动可以用合理安排处理日常生活和农业、工副业之间的时间安排，以获得在单位时间内的最大量产出。第三，家庭劳动有利于节省工业生产用地和高额能源耗费。第四， 家庭经营不存在处理失业、劳资纠纷、社会福利等社会性问题。农工兼业，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中一业不景气所带来的损失，将经济失利造成的巨大风险和社会矛盾消解在无数个兼业家庭之中。

二，上述家庭兼业经济当然不是回归到古代的颇大程度“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营中去，而是以现代的工业、技术、组织、管理的办法改造、重建农民家庭经济。近代史上发生的大工业与农户，大公司大企业与农户，城市与农村经济间的“纵向一体化”，各种形式的协调与组合等新型经济形式，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发生在原料生产与产品制造部门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产品的初级加工与精加工之间。可以发生在农副业与工业的范围内，也可以在纯工业纯农业的范围内。在农村内部、农户经济之间，还可以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横向一体化”，通过纵、横一体化，将农户经济纳入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去，使千家万户以极低成本核算生产的初级产品经过精加工，输往国内以至国外市场。

三，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的发展，大力推行节省资本和能源、又可较多地吸收劳动力、并有可能分散生产的技术和行业，而不能一味贪大求洋。历史上大工业以先进设备生产机纱，经过农民用改良织机加工制成布，仅为一例。

四，近代大工业将为农民和农村服务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业务之一，而不是相反，以“盘剥”农村经济求得一时发展。只有这样，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社会中，工业才有长远发展前途。

然而，极其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适应国情的殊为珍贵的初级形式和经验，但最终并未发展壮大，形成一条为国人所公认和共同致力的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其原因大致为：一，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两方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产生直接的破坏作用。近代中国的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互补关系，是建立在对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间的加工（如机纱与手织布，手织布与精染加工布），或同类产品不同层次的产品（如低档手织布与高档机织布）关系上，共同的市场或互补的市场使双方均能获益，是协调关系的基础。但外国列强凭借在华掠夺的种种特权，既霸占了很大部分的机器工业品市场，又霸占了很大部分的农村手工业品市场。洋货对技术含量低、更新换代慢的手工业品破坏尤大。导致我国农村手工业首遭重创后，机器工业联带受到影响，造成“一损俱损”之局面。明显的例子，是土布受洋布冲击后，民族纱厂工业的机纱销路大受影响，迫使纱厂改变经营方向，将产纱为主改为兼营织布，使机器纺织工业与农民手织业的互补协调关系变为排挤和竞争关系。而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特别是日本1937，全国陷于战火之中，直接打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农村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分配关系严重不均，使广大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缺乏问题更形尖锐。小农经济提高生产、改善生活的难度大为加剧，农村手工业难以大规模发展，并必然造成大机器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和农村手工业市场同时狭小、互相制约的局面。

三，国家缺乏正确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合理的经济政策。后，中国丧失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是使历届政府无从对国家行使有效经济管理职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外国砲火轰击下中国国门被强迫打开，数千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农业国家的方略无法继续，在经济的巨变中政府不知如何处理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但新出现的农村经济与大工业的相互关系，若无国家产业政策的协调、经济政策的支持保护，在外国机制品的冲击下必难以持久。不妨和日本作一简略比较。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由于要发展新兴资本主义工业的需要，确定了“以土养洋”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依靠传统产业生丝等的出口，换取外汇购买国外新式设备。从1870年起在50~60年时间内，生丝一直占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第一位，为进口机器和原料提供了约40%的资金，对其经济向现代化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而日本生丝产业的发展，得力于国家力量、教育科技界力量。蚕丝产销业力量紧密配合，其中国家的正确引导之功尤大。在生产组织上，形成大工业与小农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以及小农生产之间的横向一体化；在生产技术上采用适度技术；而政府的各项政策保障和扶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 反观中国政府，在一个世纪的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未确立起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不知怎样结合中国国情和优势，吸取外来先进以发展自己。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世界生丝出口主要国家。直至1905年以前，中国生丝出口量及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均明显超过日本。但由于没有相应产业政策的保障、支持，1906年后，中国被日本超出，丧失了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1905年，中国生丝尚占世界主要产丝国生丝出口的59. 46%，至1930年只占21.76%。日本则由40.54%上升至68.04%。[20] 中国无锡、吴江等地虽然也出现在过出丝厂与农户间在原料、加工间的纵向联合，但它的出现要比日本晚数十年，此时中国蚕丝质量已有严重问题，在世界市场上已远远落后于日本。而这种联合，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丝毫看不到政府的作用，其影响作用是很局限的。

四，严重缺乏对中国最主要的特点—占有量居于全球22%的人—的作用的重视和对策。这里只讲对农民的教育。人口既是一种消耗资源的主体，又可以成为一种生产要素，重要条件之一是劳动力要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和知识。传统小农经济的改进不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大约只有很少数人对此有充分认识，并在几个县范围内进行了农村改良试验，作用十分有限。

五，社会经济认识的重大不足。对改进小农经济和农村手工业的重要性，对农村经济对全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的某些经济学者和社会改良及教育界人士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进行过很高质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社会实践工作。可惜这些认识和作法没有在教育、研究、经济、政府及各界形成共识。在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途径上，缺乏一个有巨大影响的、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似乎是相反的观念：小农经济、农民家庭手工业是现代化的对立面和障碍物，只有破坏它才可能建立现代大工业。这类观念，在当时的报刊中屡见不鲜。显然，这对在革新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宏扬其积极因素，建立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有机结合是十分不利的。在民国时期的政府经济建设政策中没有相应措施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本文对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近代经济演变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初步讨论，目的是认识我国早期现代化的本土特色，并尝试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探索现代化道路与国情的关系。由于仅仅涉及有限方面，自不能以偏代全，成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概括。应该看到，在不同时代，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经济水平的不同，“传统”与现代经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相互关系的联系渠道和具体形式会变化。能够与农村、农户发生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只能是部分的。以高资本代替劳动的“高精尖”产业对提高我国经0济实力，加强国际竞争力亦必不可少。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们在高度重视并极力推行最发达国家经验和模式的同时，仍需对一向被视为落后的、甚至是当作现代化阻力的我国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注意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注意工农业的协调发展、高技术产业与普通技术产业、劳动替代型产业与资本替代型产业等的互补问题，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天的国情。今天的国情尽管较历史上有所变化，但在一些根本特点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传统正是国情的某种沉淀和体现。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重复一些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所走过的老路，何况愈来愈多的西方人士也正认识到，需要对已走过的路进行反思，更何况当前中国的生态环境已不允许我们再走类似之路。

最后，我想以一位先哲—梁漱溟—在60余年前的一段话作为结语。我想，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梁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仍对今天极富启迪意义。他在谈到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时，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式的、又不同于西洋式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这正是中国今后一定的路线，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我敢断定，中国工业要在农村复兴中兴起，而今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于都市者，必无好转之望......中国的工业化，必将走一条不同的路，他是要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21]

注释

[1] 参见赵冈 陈钟毅〈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史》第二卷，导言。

[2]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5。

[3]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65页。

[4]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397。

[5]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1。鄞县王姓是否确为手拉机，还是一种其他改良织机，尚待考。

[6] 参见：[日]南亮进：《日本的发展》，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

[7]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4~405。

[8]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406页。又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页198，铁木机价格约值洋10~15元。

[9]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8。又

[10]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398页。

[11]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12] 吴知：《乡村织布的一个》，第11页。

[13]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1页。

[14]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5]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卷，第683页。

[1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四卷，第322页。

[18] 参见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三章；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论工场手工业》等。

[19] 有关日本传统产业和蚕丝业的情况，可参见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日]南亮近《日本的经济发展》，景文学译，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年；[美]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徐秀丽译，上海出版社1996年等。

第9篇：小农经济的影响范文

摘要：纵观我国历史长河，可以看到许多值得追溯和深思的章节，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相对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但却在一定时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明清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又经过了的创伤，但是也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发芽、生长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本文将从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与发展条件着手，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在我国难以发展的原因，最后得出了对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启示。

关键词：资本主义明清时期发展

追溯起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在明末清初时期，而中外历史界也最关注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在明清时期，所以，至今仍然有大批史学家与经济学家钻研该问题。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间，据推算应该在公园十五世纪中段，之后经过十六、十七两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开始有所起步。而十八世纪末期彻底打破了旧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模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影响下，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开始步最初的资本主义歪曲的探索道路。

一、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在我国确实是始终无法进行到底的一项运动，正是因为只是在封建中国短期存在过，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固有时期的状态。明末清初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具有自身一些特点。

在明代时期，资本主义未能形成是因为一部分国内剥夺生产者的现象消失，而且社会小生产者的分化速度也逐渐变得缓慢，这段时期国外的资本主义状态还未真正形成，因为并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资本积累，此时在少数地区寥寥无几的资本主义生产力量也十分薄弱。清代时期，部分东南地区拥有着较高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但也未能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充足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当时，地主阶级却拥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实力，少数地主完全可以掌控所管区域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形成的最初形态，虽然因为封建社会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萌芽都未见起色。

二、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

在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并不只是一方面，下面将对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进行详细阐述。

1、封建社会自身条件的阻碍

封建社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不止一个世纪，因此，无论明清时期的中国如何发展都无法打破封建制度与封建专制统治的固有模式。抛却封建专制制度的起源不说，封建地主制在我国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封建制度的顽固存在并不能靠短期的经济发展就能连根拔除的，它深深地植入在每一个封建中国人的心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本主义无法得到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得到顺利的发展。

2、中国自身的封建社会生产力

秦汉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就开始了漫长又稳步的发展，即使在后来的唐宋元明清朝，封建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尽管生产水平达到了一定要求，可是封建社会生产仿佛一个圆圈，始终循环前进，无法做到向前发展。因为战乱原因的影响，导致每一次战乱后社会经济都要重新起步发展，这就形成了在封建中国要无数次零起步来使社会经济复苏，严重破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积累条件。

3、封统治者的建专制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大部分商业如纺织业、制造业等都属于清朝官府机构的御用制造厂家，无论新兴行业发展速度多么迅速，都无法逃脱被封建专制主义掌控，几乎每种产业都是作为明清朝官府机构而存在。不仅如此，明清封建统治对社会小农经济进行了严重的限制和干涉，曾经占有社会主导地位的封建手工业已经被限制发展成为副业地位。自古以来，我国封建统治政府禁止商业发展，严重的“重农抑商”政策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无法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尤其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往往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支配城市，它们无法自由发展，无法获得自身经济的独立。

三、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启示

首先，我国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经过几番周折资本主义最终无法在我国得到较好的发展，更说明了明清时期我国的封建制度顽固的根基对明清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它代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也代表了明清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水平。尽管资本主义并未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真正含义的发展时期，但却为后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材料。

其次，只有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做铺垫，才能够推动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顺利运行。无论经济多么发达，仍旧需要先封建专制主义之后才能够有空间去接纳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明确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长期发展下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坏事，资本主义的消亡使得中国逐渐意识到自身发展道路是否正确，也为后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正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才拥有了今日社会主义的成功。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浅析得到了一些启示和结果，从本文研究中可以看出人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学方面谈历史，而是必须要认真学习与时俱进的知识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对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如今，我国的经济日益向前发展，而经济全球化也必定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紧密相连。在新时期的社会形势下，中国必须勇于前进、开拓进取，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够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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