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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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 教学思考 优化与整合 学习激情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 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第2篇：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新闻传播学科很多课程都要求实施双语授课，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新闻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概念、术语、新闻学原理等内容均出自于西方，在教学中若使用中文教材授课，就必须要将其翻译成为中文，由于中文和英语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经翻译的教材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很容易使学生在理解时产生误解，最终影响和干扰教学效果。有学者认为，在当前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要想成为一名优秀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还应了解和掌握当前关于新闻学方面的信息以及文化。目前国内开展的新闻传播学科教育在双语教学中多应用的是国外教材，和国内传统教材比较，原版教材更为规范尤其在英语表达上更加规范，可读性比较强，表达更为清晰，内容也比较丰富，可提供更新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国外新闻传播学，继而进一步为其打入国际传媒市场打好基础。

二、在新闻传播学科中实施和应用双语教学法的相关对策

双语教学法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科，不仅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同时还应满足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也就是说，实施双语教学不可一刀切，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下面，笔者就新闻传播学科中双语教学的实施以及应用提出一些相关对策。

（一）合理选用教材

目前，教材是影响高等院校双语教学实施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外教材在编写上和国内现行教材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原版教材不管是在内容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均和国内高校学生英语水平不相符合，因此在选择合适的英语原版教材时困难较大。双语教学所用教材应为原版教材，该教材必须要具备先进性以及代表性。由于国外原版教材知识内容比较新，层次分明，所注重的是综合素质以及实际应用，而目前国内高等院校双语教学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适用于国内高等教育的原版教材还比较少；此外，国外原版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不足和缺陷，比如某些内容过于繁杂，或者内容和国内同种类型教材相比较简单；再加上教材内容在编写形式以及思路上均和中文教材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若处理不合理，很容易使后续课程教学以及学习受到影响。鉴于此，为确保所用原版教材更加符合国内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新闻传播学科的学习需求，可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调整，使其更为完善；在讲解原版教材内容的同时还可利用网络，在网络平台上下载相关资料和信息，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或者介绍和原版教材相关的汉语教材，要求学生自主学习，从而深化其对于新闻传播学知识的认识、理解，兼顾英语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此外，在教学中还应配备汉译本，以便学生更好地学习。

（二）准确定位学生学习水平，合理安排时间和课程

由于学生个体间学习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双语教学过程中，若学生英语水平处于严重不均衡状态很容易使教学进度以及效果受到影响。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发展速度的加快，招生规模也随之扩大，班级学生数量也随之增多，从大量教学实践情况来看，在该形势下实施教学，效果低下。对此曾有人建议可基于学生自身英语水平采取分班授课，对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可直接用外语授课或者采用双语授课，而对于外语水平处于中等状态的学生可适当增加中文授课比例，反之对于外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则可减少外语授课比例。目前，该方法已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中，从实践结果来看，效果显著，不仅使教学更具针对性，还在一定程度上便于不同学习层次水平的学生接受，使其更好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但是该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即对师资要求较高，造成师资紧缺。对此，在新闻传播学科实施和应用双语教学时，不可盲目跟风，应结合高校实际情况，根据学生学习水平，分层次实施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解相关定理、名词或者概念的时候尽量用外语，循序渐进，逐步靠拢于双语教学，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大量教学实践表明，双语教学尽量在大三开设，因为处于该阶段的学生对基础专业教育、新闻学方面的知识已有初步认识和了解，同时通过两年英语学习已具备基本听说能力，在这一时期实施双语教学，可达到很好的衔接目的。此外，在明确双语教学课程时，应基于新闻传播学的特点，结合学生学习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且和实际紧密相连的基础理论课程、专业实践课程，如舆论学、英语新闻写作、大众传播学、英语新闻编译、西方新闻发展史以及经典作品赏析等，采用英语方式授课，原滋原味讲解教材中的内容，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融入到教学情境中，还便于学生了解和熟悉即将要学习到的关于专业内容的英语表述，使学生养成利用英语思考和回答问题的习惯。

（三）实施互动式教学，借助多媒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针对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和教师经验不足这一情况，在新闻传播学科中实施双语教学时，可采取互动式教学，构建讨论小组，以小组的形式讨论和回答问题，以便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英语学习活动和新闻专业知识学习活动中。但是该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即对于人数有特定要求，一般不可多于30人，同时对学生自信心、英语水平以及专业能力要求比较高，若在讨论和回答问题时仅个别学生积极表现，则失去了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鉴于此，在互动式双语教学中，选择讨论话题时教师可设悬念，合理分组，确保教学节奏。还可合理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关于专业方面的影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制作课件时尽量图文并茂，教学前应告知学生做好预习工作。此外，借助于少量课时来播放有关新闻传播学方面的西方影片，借助于影片让学生感受国外文化，以此进一步训练其听、说、写能力。可尽量选择系列剧，使学生能够有更长的时间理解，这样也便于教师更好地设置问题。

三、结语

第3篇：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现代新闻传播学 多媒体应用技术 教学

信息时代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新阶段，信息化使得人们获得并传递一切信息变得更快更便捷，从而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信息的采集、信息的加工、信息的传播、媒介的制作都是新闻传播学的基础，而新闻传播学是由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四个方面的研究构成的一门学科。传统新闻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领域的先行者定位准确发展稳健，但未来前景却并不乐观。近五年来，传统纸质媒体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这一现象将我们引入了怎样才能发展现代新闻学的思考中。现代新闻传播学除了传统的新闻功底的构建与积累学习基础性和学术性的知识以外还需要进行广告传播、影视文化、媒介经营管理、舆论学、文化产业活动等一系列专业知识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从传统单一的静态文字图像到以网络为载体影像、文字等媒体格式文件的无纸化传播，这使得现代新闻传播必须具备实时新闻信息量大，引发话题使受众积极参与讨论，生活服务类互动信息全面，并兼顾愉悦受众精神使受众获得身心健康休息的特点。新媒体时代更需要实现受众广泛、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整合度高的新闻传播效果，从这一点来看，想在电子时代建立现代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科研体系就必然需要多媒体软硬件技术的支撑。

多媒体技术是一门应用型的计算机技术，其主要实现手段是通过人对计算机软件的操作来完成文件的部分或整体效果。多媒体应用技术本身是结合了计算机多媒体软件工程专业、新闻传播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等多种专业课程综合而成的一门实际操作性很强的技术型学科。其业务范围涉及了媒体的包装及制作和媒体载体的包装及制作。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新闻传播学和多媒体应用技术有了更多的交集，新闻传播效果的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新闻传播对传播的效果做出了新的要求，更需要多媒体软硬件技术的支撑。多媒体应用技术所涵盖的内容又基本都是需要实际动手操作来实现的，这对于从事这个专业的大量从业人员又提出了不断创新进步的更高要求，除了需要大量更新资料以外还需要不断学习多种媒体类的实现方法。

随着计算机硬件的发展，计算机软件的更替变化也相当大，比如说在新闻传播业中发挥着巨大图文制作效果作用的photoshop，她是一款Adobe公司旗下最为出名的位图图像处理软件，1999年photoshop5.0刚刚被许多中国用户认识，这款带有图层功能和历史功能的图像处理软件允许用户在不同视觉层面中处理图片，然后合并压制成一张图片。这款软件的出现立即打破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以及广告从业人员“绘制基本靠手”的思路，13年来photoshop在不断更新完善中，成为在平面设计、图像修复、广告摄影、包装设计、插画设计、网页设计、后期修饰等方面的必备工具软件。而今时发展到photoshop CS6中软件已经带有3D图像编辑和内容识别修复功能。

在教学活动中，现今多媒体应用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多学科的辅助课堂教学活动，而在现代新闻传播学教学的过程中多媒体应用技术也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多媒体应用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学的限制，发挥其数字化、信息量大、互动性强、对学科适应性强的特点，填充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可以从网络上找到大量适用于教学的新素材新思路用来扩充教学内容中的各个模块，增大信息量，协调教学内容，提高备课的效率。在上课的环节中，以生动的媒体课件合理设计课堂内容，运用多种形式展现相关知识点，合理调节授课进度，扩大学生的思路，多角度的提高学生的兴趣。

在现代新闻传播学的实际的教学中，由于高校普遍建设多媒体专业相对较晚，而现有的新闻传播教学工作又基本是集中在课堂内完成，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单一的说教，学生很少能实际接触到平面的制作、新闻的采编、载体的包装制作等的实际操作流程，对技术性操作的掌握就更加的欠缺。那么合理的教学就需要现代新闻传播学专业和多媒体应用技术专业两方面结合，任课老师应随着多媒体应用技术的进步不断更新实例用以教学，只有任课教师与新技术的操作实施不脱节才可能教出与时俱进的学生。

在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上也需要设计新的教学手段，为参与教学活动的师生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让学生可以更宽泛的进行学习。如开设计算机文字录入及实际出稿排版、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数码摄影及后期处理、计算机图形图像的处理、视频采集及编辑、视频特效制作、动画制作、音频文件的采集与编辑、音频特效制作、网站网页、交互式多媒体等课程。在教学实践环节中，把学生组织成各个小团队，以团队的方式来完成一个或多个较大的教学主题课程设计，加强学生对社会需求的进一步认知对将来的工作能够有更深入的体验。在完成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学生能够主动体会学习的知识并在操作的过程中重新整理知识，探究最新技术。而教师在解决学生提出的疑问的过程中也可以验证及提高自身对新技术的学习认知程度。在教学中达到师生双向激发主动学习的目的。在课程设计环节中，教授学生设计制作的方法而不限制学生的思路。教师需注意不以自身主观意见来评价学生的作品，而是肯定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的表达。

多媒体应用技术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不断探索与更新，给予新媒体发展提供了可行性平台，而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出来的创新性方式方法又为主流媒体的新闻传播提供了新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促进了社会整体新闻传播水平的提高。现阶段各大院校是培养现代新闻传播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对多媒体应用技术方面知识与操作探索创新的重要场所，学校对于学生的培养更需要理论结合实际，现代新闻传播学与多媒体应用技术并行，为培养出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第4篇：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第5篇：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一、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成功走进了高校的课堂。但是，由于线上教学模式在我国开始较晚，发展尚不成熟，在教师和学生方面都暴露了一些不足。对于新闻传播学这一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来说，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根本无法满足日常教学的需求，教学模式亟待改革。

(一)教师对线上教学经验不足，影响授课效率

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是一个崭新的面孔，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大规模开展线上教学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尤其是对高校教师来说，他们大多都是资深教师，在传统教学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形成和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但线上教学的大规模运用，就意味着教师要抛开以往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重新开始探索一套新的教学方法。此外，线上教学侧重于通过电脑或手机等外部工具、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给学生授课，就必然会对教师的线上操作、设备使用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这些都需要教师去重新摸索和学习。除此之外，新闻传播学课程对实践性有较高的要求，线上教学从根本上无法满足实际的教学需求，对于新闻传播学这一复杂性、多元化的学科来说，相关教师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在这个过渡阶段，教师的授课效率难免会受到影响。

(二)学生脱离传统课堂的约束，自控能力明显降低

在传统课堂上，教师和学生是一种面对面的互动模式，教师既是知识的传授者，同时也是课堂秩序的监督者。面对面互动式教学会让学生对教师产生一种敬畏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懒散心理，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在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生通过使用电脑、手机等外部设备进行学习，脱离了传统课堂的约束，加之自身所处的环境，身边难免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诱惑，使学生很容易失去自控能力。新闻传播学教育已从普通高等教育向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的方面发展，形成了多种方向、门类齐全的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教学内容丰富多样，包括采访拍摄、新闻策划、软件学习等，这些内容都需要教师的监督指导。因此，单一的线上教学对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来说，缺少必要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由此看来，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非但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反而还可能会降低一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其教学效果乏善可陈。

二、混合式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相结合的可能性

混合式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是当前教育界比较认可的两种新型教育模式，两者既有差异性，又有共性。其共性都是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以及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这些都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通过“任务驱动”可以进一步促进混合式教学的良性发展，优化和改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基于“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常态化发展。

(一)混合式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发展

国内外混合式教学经过了20余年的发展，其概念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技术应用阶段、技术整合阶段和“互联网+”阶段。目前，教育界普遍认为混合式教学是把传统教学的优势和线上教学的优势相结合，是一种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依托，把线上教育、线下学习和协作学习进行整合的全新教学模式，追求的是网络学习和传统教育的深层次融合，以构建智能化、动态化的课堂。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又称“抛锚式”教学模式，最初是由Vanderbilt大学认知与技术小组率先提出的。该模式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提前为学生设计特定的任务，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及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自主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最终完成任务以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技能以及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混合式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的内在联系

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新闻传播学教学模式早已无法满足对新闻人才培养的需要，而混合式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都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新闻传播学教学模式。其中，混合式教学强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课程资源实现线上和线下教学的有机结合，那么“任务驱动”教学则强调师生在新闻传播学课程中要以任务为中心，围绕特定的任务进行互动式学习。两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看似大不相同，其实无论是混合式教学，还是“任务驱动”教学，都主张“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如果说混合式教学为新闻传播学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教学理念，那么“任务驱动”教学则是提供了实施这一理念的具体教学手段，这种内在联系就为“任务驱动”教学和混合式教学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

三、新型教学模式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

21世纪以来，媒介环境的激烈变化给新闻传播学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适应新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诸多变化，就必须对新闻传播学课程进行改革。新型教学模式———基于“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其教学改革的具体方向。其通过转换师生角色、建立有效地评价机制等方式，来有效地实现该模式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学模式的革新做出新的探索。

(一)转换师生角色，以任务为中心

1．教师必须进行角色转换，以教师为主导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掌控着教学活动的整个进程并充当关键性的角色，可以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效果。因此，要想实现新型教学模式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常态化应用，第一，需要教师实现角色的根本性转换，发挥其主导作用。由于娱乐时代的来临，学生往往注重感性的乐趣而非理性的思考，认识问题容易流于表面或过于肤浅，所以，教师要灵活结合当下的热点事件，鼓励和引导学生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度分析。在选取热点事件时，可以尽量选择学生感兴趣的、通俗易懂的新闻进行讨论分析，通过教师的引导来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第二，还应该建立师生平等交流机制，不仅要加强线下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也要实现线上网络平台的交流，与学生建立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从多种角度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2．重新审视学生的地位，以学生为主体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负责传授知识，而学生则居于次要位置，在课堂上只是一味地接受知识。在构建新闻传播学新型教学模式时，强调除了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例如，在《传播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围绕每一章的知识点，提前向学生发放课程PPT，并推荐传播学相关书籍以及相应的公众号等，让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同时，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要设计新闻传播学的课程任务，通过线上作答、课堂讨论等多种形式，打破学生传统的被动式接受知识的思维模式，让学生体会到他们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在新闻传播学新型教学模式的常态化应用中，学生是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和新型教学模式探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教学模式革新中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针对性地进行任务设计，以任务为中心

“以任务为中心”是基于“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主要环节，该环节要求教师在课前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对教学内容的分析、教学大纲的梳理等，基于此来设计任务。首先，教师设计教学任务，既要考虑到教学内容，也要结合实际，在任务中融入经典的新闻传播学问题，以此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同时，教师还可以根据当前的具体课程设计小组任务，例如外出采访拍摄、制作新闻节目、参加“大广赛”等专业比赛;其次，教师要掌握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根据个体之间知识水平的差异，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维度的任务，实现个性化教学;最后，针对任务本身，教师要学会灵活设计，既要紧扣当前的教学内容，同时也要尽量贯穿整体的教学活动。教师可以结合当前的教学内容，给学生推荐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促进学生知识体系的纵深发展。

(二)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

1．评价主体多元化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在教学评价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学生只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没有评价的参与权。基于“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则认为，对学生的评价不应该有单一局限性，而应该把教师、学生等多个主体纳入教学评价体系当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首先是教师评价，教师需要在各任务环节层层把关，例如，新闻课题的选择、采访大纲的审查以及策划方案的拟定等;其次是学生评价，针对每个学生或每组学生提交的采访视频、广告作品或新闻报道，学生之间互评互鉴，给予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是学生要积极进行自我评价，不仅要注重对新闻传播学理论要点的学习和掌握，也要着重提高自身的新闻实践能力和新闻素养，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媒体人。

2．评价内容多样化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考试是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因此在教师和学生、学校和家长之间营造了一种“唯分数论”的现象，而且大多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而忽视了对学生平时成绩的考察，这也是传统教学模式的一大弊端。针对这一问题，新型教学模式———基于“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主张注重对学生平时课堂任务的完成度以及思想道德品质建设的评价，以这两项内容作为传统教学评价的补充，打破“唯分数论”的单一局限性，以此来实现评价内容的多样化。另外，考虑到新闻传播学课程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严格要求，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下组织策划、采访、写作等具体的实践活动，并根据学生的表现加以量化考核。但因为新闻传播学对书面表达和逻辑思维有较高的要求，所以传统的考试环节也必不可少。根据新闻传播学课程具体的教学活动，教师要学会灵活运用多样化的评价内容对学生进行整体考察。

3．评价方式智能化

长期以来，国内现有的教学评价机制的不足之处在于:评价方式单一，缺乏个性化。“互联网+”时代，教师要学会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技术和线上平台，实现教学评价方式智能化。具体来讲，教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学习通、班级群等，向学生推送新闻传播学前沿论文，并相应地设置一些题目，学生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答案，教师线上批改评价并给予反馈意见。此外，还可以利用学习通等APP进行线上签到、实时线上交流、课堂随机提问等智能化的评价方式进行评价，避免传统评价方式的单一性，可以为最终的教学评价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此外，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教学评价方式的智能化，这样不仅打破了传统教学评价的不足，也充分发挥了评价对教学的总结和反馈的双重作用。

第6篇：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教学

为武警院校学员开设“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是个新的尝试，有助于通过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提高武警院校学员从事新闻传播与新媒体运营工作的能力。对部队来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新闻传播人才，为军事新闻媒体的运营工作及处理涉军舆情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概况

在地方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传播的本质、模式、功能、原则，新闻的概念性质和功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等，使用的教材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在新闻系开设此类课程，有的院校在对外汉语系也会开设类似课程，如“跨文化传播”。除了个别政工类院校或专业以外，在武警指挥类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作为一门专业课出现在课程设置中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该课程是武警指挥专业中国语言文学方向的选修课，为大四学员开设半学期，共有50个课时，使用童兵所著的《理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作为教材进行授课。

二、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是四年培养期的唯一一门新闻传播理论课程，在教学上存在以下四点不足。

（一）课程定位需要明确

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对中文方向的本科战士学员来说，普遍年龄与地方大学生相比要大五六岁，他们往往不太能够接受理论学习。对高中毕业入伍的青年学员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往往是理工科背景，因而对社会科学的了解比较薄弱。面对这样的教学对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定位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既不属于基础课，也不属于专业核心课程，类似人文素质课程却又占用了专业课课时。

（二）教学内容需要精炼

依据当前比较通用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教材，内容包括新闻传播行为、理论新闻传播学对新闻起源的认识、新闻传播的特点、新闻传播者、新闻传播内容、新闻价值、新闻选择、新闻传播过程、新闻传播要求、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受众、新闻传播效果、新闻传播调控等，相当庞杂。总体上来说，现行教材理论过强，与学生距离过远，实用性太弱，难度太大，需要去繁就简，精讲重点内容，对次要内容予以精简。

（三）教学方法需要创新

首先，由于课时不足，课时安排过于紧凑造成教学速度太快，节奏非常紧张，学生吸收知识比较困难等问题。而且，大四学员往往忙着各类考核，学习时间有限，采用地方大学式的按章节逐节细讲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其次，学员生活比较单一闭塞，除了军队相关的生活内容，他们和社会上的新闻传播舆论场基本绝缘，最新的案例难以高效讲解。再次，长期以来教学形式比较枯燥，而院校教学评价的趣味化趋势对教员提出了较高要求，于是我们尝试采取话题讨论的教学法，学生分为两组，分为正反两方课堂讨论，学生课堂反应有所改善。最后，实践教学部分，操作难度较大。由于院校军事化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出于人身安全考虑等多方面原因，学员课外实践机会很少，长期限制在院校内部，因此可发掘的新闻素材少之又少。

（四）学习方法需要选择

在学习方法的选择偏好上，与普通地方大学学生相比，武警院校的学员存在明显的差异。武警院校学员尽管心理上并不认同“满堂灌”，但因为种种原因却不得不接受这种教学模式。而地方大学学生就能够根据自己喜好来摒弃高中式的“满堂灌”的学习方法。对于理论性实践性均较强的课程，在实践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操作中却相当困难。地方大学课表空余部分较多，有时间条件安排学生参与社会调研，甚至参加老师的课题与学术会议。而武警院校学员的课表是统一设置的，从周一到周六上午，课程门类繁多、时间紧迫、要求太高，课余时间相当有限，离校进行社会调研和旁听学术会议几乎不太可能，这种现实情况导致学习方法的选择有待探讨。当然，由于教学领域太新，教员缺乏相关经验也是暂时无法改善的缺陷。

三、改进“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的对策

（一）明确课程体系

本文的顶层设计侧重于教学规划方面。具体来说，教学规划部门应根据不同类型的学员量身开设不同的科目并确定开设顺序。本门课的开设目的是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基本目标，即重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的训练；二是较高目标，使学员不仅在知识上了解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在笔头上也要获得初步的新闻撰写能力，增加对军事新媒体的了解，形成初步的媒介素养。如条件许可，还可引导学员将所学理论服务于武警部队建设，例如军事新闻的传播、涉军舆情的分析等。

（二）明确课时配备

由于本门课程的课时与地方大学相比稍显不足，故而只能采取抓重点内容的教学方法。至于重点内容的内涵则应该结合学员实际需求进行统筹。在理论讲授上把新闻概念、传播过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及言论自由的必要限制作为主要内容，在实践教学上把自习时间的案例讨论作为重点，除了教材上这些内容，还需要大量讲解军事新闻的内容，另需预留一定量的练习和复习课时，从而巩固教学质量。

（三）明确学习意义

根据教学经验，武警院校学员在学习本门课程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绪。第一种是非专业情绪，高中毕业考学的学员在入学之前没有学过任何新闻传播类课程，且高中阶段往往是理工科，对大四学习社会科学类课程在接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培养新闻敏感等专业意识方面先天不足，容易产生非专业情绪。第二种是畏难情绪，“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材理论性太强，论述过程较为枯燥，学员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应明确本门课程的基础是部分理论，但主要是一门应用课程，并在教学实践中注意贯彻。第三种是消极情绪，由于本门课程不属于需要考核的军事类科目，且大四学员临近毕业，容易降低自身学习标准，为此，应明确新闻传播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更要明确在日后任职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四）明确教学方法选择

第7篇：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学科交叉课程 内容体系 构建原则 灾害信息传播学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院校为了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在课程设置上不断进行革新，根据社会需求开设学科交叉课程。笔者所在的防灾科技学院就开设了《灾害经济学》、《灾害心理学》、《灾害信息传播学》等课程，学科交叉课程往往缺乏现成的内容体系，需要开设课程的教师结合课程所涉及的学科体系进行自行设计。本文以《灾害信息传播学》为例，认为学科交叉课程内容体系构建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完整原则、融合原则、主次原则。

一、完整原则

学科交叉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首先要坚持完整原则，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至于什么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取决于课程的属性。在《灾害信息传播学》的内容体系中，充分借鉴了新闻传播学各种教材的编写体例，最终确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1.概说部分

这一部分分为三节，分别论述灾害信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灾害信息传播的概念，灾害信息传播学的理论基础。这三个部分属于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的基础内容，决定着整个课程的方法和内容。

2.简史部分

在《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体系中，专门有一章的内容是研究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的。历史的梳理有助于学生理解灾害信息传播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对原始传播时代、传统媒体传播时代中灾害信息传播形态和特征的了解，加深对当前新媒体时代灾害信息传播现象的理解。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站在一个宏观的视角，对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灾害信息传播实际进行了简述，对整个课程内容体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要素部分

《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内容体系的主体部分就是灾害信息传播要素，在全部的十章内容中此部分占到了四章（灾害信息传播者、灾害信息传播媒介、灾害讯息、灾害信息传播受众），几乎占到了全部章节的一半。这一部分详细地分析了各要素在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地位、特点、作用、表现形态，为灾害信息传播的整体认知服务。

4.机制和效果部分

这一部分包括两章内容，即灾害信息传播机制和灾害信息传播效果，传播机制部分分别从行业机制、道德机制和法律机制三个方面论述，传播效果则从积极效果的建立和消极效果的消除正反两方面论述。

5.案例部分

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应用理论知识，在课程教学中专门设立一章案例分析，选取了近年来发生的几起灾害事件，包括2008年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山西运城地震、甲型H1N1流感疫情报道，分析了这几起灾害事件中信息传播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升信息传播效度的对策等内容。这部分内容对于学生直观地了解灾害信息传播理论研究大有帮助。

6.研究现状部分

作为一门课程，需要向学生传播这个研究领域最前沿的知识。《灾害信息传播学》专门设置一章的内容讲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学术素养训练，指导学生如何在这个研究领域寻找研究选题和进行学术研究。

对于《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来说，以上的内容体系基本上体现了完整原则。不同的学科交叉课程应该有不同的内容体系，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内容体系，都应该设计完整，让学生对这一领域的知识有全面的认识。

二、融合原则

学科交叉课程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有些课程涉及到的学科比较接近，比如《新闻传播学》涉及到的是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同属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还有一些课程涉及的学科比较远，比如上面提及的《灾害心理学》等课程。无论什么样的学科交叉课程，既然是交叉，也就是说必须解决好学科融合的问题。《灾害信息传播学》涉及的学科知识包括传播学、新闻学、灾害学、管理学，这就需要寻找以上学科的交叉部分，在整个课程内容体系中有所体现。

学科交叉课程融合要实现各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新闻学和传播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灾害学属于自然科学，二者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学科交叉课程因为涉及到以上不同学科，所以《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在研究方法上也要进行融合。在本课程的概说部分专门有研究方法的论述，指出了该课程的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法、田野调查法、文化分析方法。其中，定性研究、田野调查和文化分析方法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而定量研究则更多地用于自然科学，灾害信息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但是在研究传播效果时，又常常会考虑到“灾害信息”这一特定的传播内容，经常会用到定量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融合。

学科交叉课程融合要实现各学科内容的融合。之所以开设学科交叉课程，就是因为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知识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学科交叉课程需要将所涉及到的学科知识融合到一起。《灾害信息传播学》涉及传播学、新闻学、灾害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因此在涉及课程内容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到内容融合。整个内容体系都是紧密围绕灾害信息传播设计的，如在《灾害信息传播媒介》一章中，针对灾害事件的特点，专门论述了各种媒体的物质依赖性及其应灾能力，在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广播媒介在灾害救助中发挥着生命线作用。在《灾害信息传播机制》一章中，其中的行业机制、道德机制和法律机制等内容，就要涉及到管理学的相关知识，只有将这几个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才能构建具有学科交叉特色的课程内容体系。

三、主次原则

构建学科交叉课程的内容体系并不是要将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平均使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坚持主次原则，也就是说，要分清主干学科和一般学科，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定它们在学科交叉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灾害信息传播学》涉及到传播学、新闻学、灾害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在这四个学科中，传播学是主干学科，灾害学是一般学科，而新闻学和管理学只是在某些章节中体现，并不贯穿所有内容，所以在课程体系构建中就明确了以传播学为主，灾害学为副，新闻学和管理学为辅的地位。

首先，以主干学科构建内容框架。《灾害信息传播学》尽管属于学科交叉课程，但是归根结底仍然属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课程组在构建课程内容体系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认为仍需参考传播学课程体系。在参考了国内外传播学教材体系的基础上，几经协商，最终确定了《灾害信息传播学》的课程体系：灾害信息传播概说、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灾害信息传播者、灾害信息传播媒介、灾害讯息、灾害信息传播受众、灾害信息传播机制、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灾害信息传播案例、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现状。

其次，以一般学科凸显特色。《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毕竟不等同于《传播学概论》课程，它是一门具有鲜明防灾减灾特色的课程，那么就需要在课程建设中体现这种特色，这就需要在课程体系的微观层面紧紧扣住灾害学学科知识。无论是简史，还是要素和效果，甚至案例分析，课程内容的前提都是灾害事件背景下的信息传播。比如对业余传播者作用的重新认识、对灾区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的研究、对广播媒介在灾害救助中的生命线作用的论述、对各种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进行的案例分析，都具有鲜明的特色。除此之外，在具体的章节中会涉及到新闻学和管理学的相关内容，这些学科知识只是对课程体系的进一步充实，以使得整个课程体系更具科学性，更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学科交叉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既要面向市场，也要充分考虑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实际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和反馈，才能打造出体系完整、知识融合、主次分明的课程内容体系。

参考文献：

[1] 何高奇、张启兵、李建华等，《多学科交叉课程软件知识产权管理的教学实践》[J]，《计算机教育》，2010（16）

[2] 陈海平，《动漫周边产品设计――动漫专业与工业设计学科交叉与整合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0（9）

[3] 杨晓波，《财经类院校学科交叉培养模式的研究》[J]，《科技资讯》，2010（8）

基金项目：防灾科技学院2011年度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201127）。

作者简介：

第8篇：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大学生通过高考的应试教育进入大学，本身就缺乏社会和人生体验，新闻传播学又是急需社会经验的学科。缺少实践经验，理论知识学起来就会流于形式、肤浅枯燥。譬如，新闻史教学就是大问题。学生不爱学、老师不爱教、业界不受用。实践与理论发生断裂，历史上有大量的报人办报的琐碎经历，这些年代、人名和报纸名称灌输在学生头脑里，成了应付考试的沉重负担。为了减轻考试压力，部分老师消极教学、考前划题，又成为削弱学习效果的因素，形成恶性循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彬教授就此问题倡导进行“新闻社会史的研究”，应尝试尽量结合新闻与历史，把新闻与历史重新放回新闻史，使之既能体现出浓郁的新闻性，又能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性。新闻史研究要置身于时代的特点、社会变迁的诉求来考察自身的发展。新闻史就是要表明，新闻媒体（当时主要为报纸）究竟如何影响社会，怎样才能更好地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自己的职能，并最终使自身得到发展。任何就新闻谈新闻，就传播谈传播，孤立地、“自娱自乐式”的研究都是行不通的。在研究和学习之前，必定要先有广泛的社会体验和社会认知。信息时代的媒体人应具有多元思维，这给新闻行业人员增加了难度。以往的文人思维、文人论政不再处于主导地位，只有动笔杆子的能力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全媒体时代的普通记者要具备多种业务技能，不仅能写，而且能编、能评、能摄。在这个人人都有发言权的时代，新闻工作者必须更有分量，更具引导性。

新闻传播的课堂上可以运用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关注新闻热点。让学生去收集、整理时事热点的材料，就是让学生运用各种新媒体来寻找和关注社会热点话题，促使学生把目光从自身和校园投向广阔的社会舞台，让他们去关注和体会世界的变化，把握时代脉搏，从而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锻炼他们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老师引导学生展开讨论，针对新闻热点事件进行模拟采访和评论，在讨论交流中发现问题，然后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改变了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教学法，活跃了课堂气氛，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

二、搭建全媒体教学平台，加强学生实践能力

正确处理好教育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新闻传播教学成败的关键。“知识”与“技能”的同步发展，是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新闻传播学专业实践教学能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人才，并且能够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早在2001年，复旦大学就成立了新闻传播实验教学中心。为了适应当代媒体数字化发展的新趋势，实验中心目前已创建有视频制作实验室、媒介融合实验室、摄影棚、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公共传播培训中心等五个教学实验室。高校要坚持以学生为本，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将教学理念与实践相结合，提供并充分利用实践设备与环境，有力地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与时俱进，建立具有平面广告制作、网页制作、图片处理与管理、数据调查分析等多种功能的实验室。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实验室的作用，配合相关的教学课程将其作为进行实践练习的场所。教师可以将音频、视频、平面类作品等全部融合在一起，通过网络平台内容，学生可以根据教学要求自己设计报纸版面、制作数字报、设计网页、处理图片、进行数据调查分析等等。课堂作业和考试都可以在这个实践平台上进行，方便学生提交和老师批阅。在平时，学校实验室也要开放，为学生提供上网查找资料、视频资料点播等服务，还可以让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图片处理、报纸编辑等各种练习。

第9篇：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