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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词语偏误 原因 对策
Investigation of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anguage Error Phenomenon Based On Corpus
Wang Li Kang Shiyong
Abstract:The type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anguage error are many and various,and can be summed up mainly of five aspects,such as the Chinese characters,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the sentence,the rhetoric,the punctuation and so on.We hav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type of language error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three grades students.And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language knowledge itself,the students own quality and the ability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from exterior factor and so on,we have discussed the reason why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various grades students appear difference in these language errors,subsequently proposed some countermeasures in point,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material to refer for language teaching of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age.
Keywords: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errorReasonCountermeasure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9-0070-04
语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语言的教学,可见语言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在实际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学生在书面表达时所出现的语言偏误现象比较普遍。研究这些偏误现象,并总结其中蕴含的规律,可以为语言教学提供诸多启示,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进行语言教学,“这是因为表达一个意思,正确的格式屈指可数,而错误可以‘百出’。”(吕叔湘,熙,2002)
本文所采用的初中学生语言偏误语料取自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亢世勇教授的“中小学生语言偏误语料库”中初中学生语言偏误的一部分,其标注的信息主要有:错误案例、错误类型、错误原因、错误分析、学生性别、年级等六项。本文所用的“偏误”并非科德的“偏误”,而是泛指初中学生在书面表达即作文和作业中理解和运用母语时出现的语言错误和不规范现象。根据平衡性、多样性、真实性等原则我们从初中学生语言偏误语料中抽取135000条记录(其中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各4500条),并根据真实文本中语言偏误的实际情况,经过多次修改和分析,总结出四种词语偏误的类型,并确定了具体的标注规范。据我们所知,目前已有相关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对中小学生语言偏误进行具体的描述和分类,其他方面的文章较少见。笔者因为曾经参与亢世勇教授的“中小学生语言偏误语料库”原始语料的整理和加工工作,对偏误语料比较熟悉,所以截取语料库中初中学生的一部分作为定量研究的范围,探索性地对初中各年级学生语言偏误进行对比分析,进而从对比分析中揭示产生偏误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相关对策,期望能为初中阶段语言教学提供一份可供参考的资料。
1.初中学生词语偏误表现比较
根据数据库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初中各年级学生在书面表达时出现的具体语言偏误类型是不尽相同的,而且在同一种类型上各年级学生的偏误表现也有差别,我们主要从词语偏误方面来进行比较。
初中学生在书面表达时出现的词语偏误主要有词语使用不当、词语赘余、词语残缺和生造词语等。具体表现如下:
1.1 词语使用不当。
词语使用不当是指学生在书面表达时出现的该使用甲词语而使用了乙词语的现象,这不仅违反了语法、语义规则,也影响了表达者思想感情的准确表达。实词运用偏误主要表现为动词、名词、数量词使用不当,其次是形容词、副词、代词使用不当。虚词运用偏误主要表现为助词使用不当,其次为连词、介词使用不当。下面我们重点谈一下在主要偏误类型上各年级学生表现的差异:
1.1.1 动词使用不当。
初一、初三学生这类偏误主要集中在词性相同、词义相近的动词混用,其中初一学生出现165例,初三学生出现76例,例如:以及恐龙是如何灭亡的。
句中“灭亡”一般指(国家或民族)不复存在;“灭绝”指完全消失。根据语境,用“灭绝”更贴切。
初二学生这类偏误不再集中体现在词义相近的动词混用,主要表现为词语使用意义不准确,共出现106例,如:人往往是在没有某些东西时才懂得了珍惜。
句中“没有”是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受事宾语,只表示对存在的否定,而“失去”在句中比较恰当。
1.1.2 名词使用不当。
这类偏误主要体现为词义相近的名词使用不当,并且随着学龄的增长,偏误总量呈下降趋势。初一学生这类偏误出现89例,如:
那次经验使我懂得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道理。
句中“经验”应该改为“经历”。初二学生出现78例,如:用我们的动作去表示。句中“动作”应该改为“行动”。初三学生出现45例。
1.1.3 典型数量词使用不当。
数词中出现偏误最多的是“二”和“两”混用,其次是指示代词和数词混用。其中初一学生出现27例,初二学生出现19例,初三学生出现20例。
量词“个化”和误用量词也是初中各年级学生出现偏误频率较高的一种偏误现象。其中初一学生这类偏误出现25例,初二学生出现38例,初三学生出现68例。根据语料库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初一学生习惯于用“个”代替一般物量词,而初二、初三学生这类偏误不再集中在量词“个”上,而是比较分散。
1.1.4 助词使用不当。
根据语料库统计,在这类偏误中出现结构助词“的、得、地”混用的机率最大,其中“地”误用为“的”的情况最多,其次是“得”误用为“的”,再次是“的”误用为“地”和“的”误用为“得”。其中初一学生这类偏误出现233例,初二学生出现365例,初三学生出现325例。此外,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混用出现偏误的频率也较高,其中该用结构助词而使用了动态助词的情况偏多。
1.2 词语赘余。
“古人云‘词达而已矣’,如果为了炫耀词汇量而堆砌词语,这就把词语形式与意义内容的关系弄反了,如果词语的铺排淹没了意义的表达,语言就变得累赘而令人生厌了。” (薛玲,2000)初中学生出现词语赘余偏误机率较大的是动词、名词、助词赘余,其次是形容词、副词、数词、代词、介词、连词赘余等。下面重点谈一下偏误频率比较高的几种偏误类型:
1.2.1 动词赘余。
这类偏误出现的机率最大,其中初一学生出现39例,初二学生出现54例,初三学生出现26例。大多是由于滥用动词而导致句子结构混乱、语意不明确,如:其实,有(去掉)很多人的品味都不同。
1.2.2 名词赘余。
初一学生这类偏误共有20例,相比之下,初二学生偏误数量有所增加,共有48例,初三学生偏误数量有所减少,共有18例。例如:这位老妇人的心里感受(去掉)一定是很难过的。此外,初一学生还存在方位名词多余的偏误。
1.2.3 助词赘余。
初一学生以动态助词“了”多余出现偏误的频率最高,其次,结构助词“的”多余出现偏误的频率也较高,此外,其他助词中“所”多余偏误的频率最高。
初二、初三学生出现这类偏误机率最大的是动态助词多余,如:
健康越来越成为着(去掉)大家关注的焦点(初二)
1.3 词语残缺。
词语残缺是指学生在书面表达时因种种原因漏掉某些词语而导致句子成分残缺、句子结构不完整的一种语言偏误现象。初中学生出现偏误机率较大的是缺少必要的动词、名词、助词,其次是缺少必要的形容词、副词、代词、介词和连词。
1.3.1 缺少必要的动词。
动词缺失在词语残缺一类中出现偏误的频率最高,各年级都是如此,但是各年级学生出现偏误的数量不尽相同,初一学生有36例,初二学生有59例,初三学生有30例。这类偏误因缺少必要的动词而导致句子缺少谓语中心、句子结构不完整、句子语意不明确,如:随着时间(后加:流逝)自己长大了。(初一)
1.3.2 缺少必要的名词。
这类偏误主要是因缺少必要的名词而导致句子成分搭配不当,句子的主语或宾语中心缺失,从而影响表达者语意的准确表达,如:
我国以32枚金牌居世界第三。(初三)在“金牌”后加“的成绩”。
1.3.3 缺少必要的助词。
根据语料库统计我们发现,各年级学生在虚词残缺中出现偏误频率最高的是缺少结构助词,其中缺少“的”的情况出现的最多,这种残缺可影响句子的结构类型或造成句子成分残缺,例如: 不怕困难(加上:的)精神。
1.4 生造词语。
“生造词语指个人随意构造出来的,语言词汇系统中没有的词语。生造词语没有语义和结构上的合理性。”(薛玲,2000)各年级学生偏误的类型基本相同,主要是生造成语和生造词,但是出现的数量不同,其中初一学生出现82例,初二学生出现121例,初三学生出现90例,例如:心烦烂燥(改为:意乱)聊话(改为:天)
2.初中学生主要语言偏误的原因分析
上面我们运用横向和纵向对比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了初中各年级学生在词语偏误方面表现的差异,其中呈现的显著规律性可以让我们总结出造成这些偏误差异的原因,主要有语言知识本身的因素,学生自身素质与能力的因素和外部因素等方面。
2.1 语言知识本身的原因。
汉语词汇的特点导致学生短期内较难准确掌握词语的确切含义和用法,具体表现如下:
2.1.1 汉语词汇丰富,有大量的同义词。
在书面表达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恰当地使用同义词,就能把意思表达得确切、生动,增强语言的灵活性、精密性。但是如果使用得不恰当就会造成词不达意,令人费解的毛病。初中学生在书面表达时就容易出现同义词使用不当的偏误。
2.1.2 汉语中虚词意义空灵,但使用频率较高。
汉语中虚词数量不多,但作用很大,是汉语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虚词本身没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意义较空灵,运用时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出错。初中学生在书面表达时常出现的偏误就是助词、介词和连词使用不当。
2.1.3 汉语成语具有结构凝固性和意义整体性的特点。
成语是相沿习用的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固定短语,其意义有整体性,构成成分和结构形式有凝固性,我们不能随意变动词序或增减其中的成分,所以如果记忆稍有偏差,就容易出现偏误。初中学生在书面表达时由于对成语的意义把握得不准确或不明确其结构而出现成语使用不当或生造成语的现象。
2.2 学生自身素质和能力差异的原因。
初中各年级学生之所以出现词语偏误的差异除了语言知识本身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学生自身素质和能力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初中学生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变化和不同。
2.2.1 心理原因。
2.2.1.1 认知结构的差异。
初中各年级学生在认知结构方面是不同的,其中学生原有知识和技能的不同不仅会影响新知识的学习,也会影响不同年级学生在同一类语言偏误上偏误机率的大小和偏误类型的多少。刚步入初中阶段的学生,其知识和技能积累和初二、初三的学生相比,是很不同的,这决定了他们在书面表达时出现的偏误表现是不同的。
2.2.1.2 学习动机大小的差异。“学习动机是学习行为发生、维持的内部动力,学生要有效地长期进行有意义学习,学习动机是必不可少的。”(皮连生,1997)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学习动机的大小是有差异的,其中由于年龄、知识视野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初三学生学习动机一般更强一些。而学习动机强烈的学生,唤醒水平高,注意集中,容易发生学习行为,从而指引学习的方向。这些因素也决定了在同一类语言偏误方面,往往高年级学生的偏误会相对少一些。
2.2.1.3 注意力特点的差异。
初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其注意力的特点表现在不稳定、难持久和易分散三个方面。刚步入初中阶段的学生注意力明显不如初二、初三学生注意力持久、稳定,因此,三个年级的学生在语言偏误类型上也表现出差异来。
2.2.2 生理原因。
青春期生理变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其表现之一就是影响学生的语言学习。初一学生还有一些儿童的特点,独立性较差,自我意识水平较低。初二学生与老师、同伴的交往明显增多,初三学生更多地面临中考的学习压力,对学习的认真度增强,这也影响学生在语言学习上的表现。
2.3 外部因素。
影响各年级学生词语偏误表现的因素除了以上谈的内部因素外,还有一些外部因素,比如来自家庭的、学校的和社会的影响等。
2.3.1 来自家庭的影响。
2.3.1.1 父母文化素质的高低会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高低。
一般来说,父母文化素质越高,就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喜欢采用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也善于为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营造一个良好而又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生活在这种家庭中的孩子由于父母多采用民主的教育方式,而且教育方法得当,因此出现语言偏误现象的机率相对就少得多。
2.3.1.2 教养方式也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父母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子女形成独立、直率、乐于助人、亲切、善于社交的性格;而支配权威型、溺爱放纵型等教养方式则容易导致儿童个性非正常发展。”(刘电芝,2004)因此,作为称职的父母就应该在这方面增加注意力,从而为孩子的成才铺平道路。
2.3.1.3 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
我们所谓的家庭生活环境是属于广义范畴上的,包括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和家庭气氛等方面。这些因素对孩子的学习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也会影响孩子对语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在词语偏误上的表现就很不相同。
2.3.2 来自学校的影响。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深刻,也是多方面的,不仅影响学生的语言文化知识的习得,也影响学生个性的发展等。各年级学生语文老师的知识结构和素养是有差异的,因此学生会相应受到影响,这也会影响学生语言偏误现象出现数量和机率的大小。此外,学生的学习是在班集体中进行的。宁静优美的校园环境,良好的班风、学风等都有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2.3.3 来自社会的影响。
广播、电视、电影、书刊、画报媒体进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尤其是社会上一些不规范用字的现象对学生的影响更大。这直接影响了初中各年级学生语言方面的学习,因为这一阶段正是大量吸收知识的时期。
3.针对初中学生语言偏误的对策探讨
3.1 结合语言知识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针对词语偏误,我们认为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减少这类偏误:
3.1.1 利用以熟词带生词的方法进行教学。
即以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和技能为基础,充分利用学生已经牢记的熟词来识记新词语。这种方法在认知心理学上也是被认同的一种有效的记忆方法。学生利用这种方法进行词语学习也可以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3.1.2 注意辨析同义词。汉语中不仅有很多同义词,而且还很难辨析。在书面表达时,学生如果能恰当地使用同义词就可以准确反映事物间的细微差别,恰当地表达对客观事物的种种感情和态度;但是如果使用得不恰当就会词不达意,出现种种错误。
针对这种情况,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采用对比和联想的方法对同义词进行教学,让学生能有效地辨别同义词。我们可以从词语的理性意义、色彩和用法方面辨析同义词,具体可以从搭配对象、范围大小、意义轻重、集体与个体、感彩、语体色彩和词性差异等方面进行辨析。如“经验”与“经历”。这两个词意义相近,但是二者也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兼类词,兼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
3.1.3 把对词语意义的理解和词语运用相结合。
对汉语词语的掌握,不能仅限于对词语表层意义的认知,还要讲清词语的褒贬色彩,培养学生使用新词语造句的能力。比如“珍爱”一词,在学习时可以让学生通过反复造句来巩固,如可以说:“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最容易被人忽视又最令人珍爱的东西,那就是时间。”此外,还要规范用词,要杜绝生造词语,防止滥造方言词语、外文缩写词语等不规范现象的发生。
3.2 针对学生自身的对策。
3.2.1 培养和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动机。
心理实验证明,有了学习动机,学习者更容易集中注意力。不仅如此,强烈的学习动机还有助于学生选择高效的学习策略,反之,高效的学习策略的运用能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增强学习的自信心。正因为学习动机如此重要,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培养和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动机,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3.2.2 合理安排教学过程。
跟小学生相比,初中学生虽然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但是仍然表现出注意力易分散、难持久等特征。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满堂灌,而应该把握好新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尽量活跃课堂气氛,增强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学校还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心理、生理方面的特点合理地安排课程表,把语文课尽量安排在上午的时间表上。
3.2.3 根据中学生认知发展的新特点进行教学。
“根据认知发展的理论,儿童进入青年前期和前年初期,认知功能渐由具体、直觉水平占优势过渡到抽象水平占优势。”(邵瑞珍,2006)因此,中学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采用的教学方法,要适应中学生认知的新发展。但是教师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也应该使用一些具体的例子,这不是为了让学生获得知觉的意义,而是为了讲清真正的抽象意义,或使讲解更加鲜明、生动、具象化。
3.3 针对外部因素影响的对策。
3.3.1 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环境。
家长应该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环境,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此外还要多与孩子谈心、交流,也就是说尽量采用民主、科学的教养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生活在这种家庭中的子女在学习上往往表现出有自信、有能力、成绩好的特点。
3.3.2 提高教师的素质。
“所罗门等人1964年的研究表明,学生的知识学习同教师表述过程的清晰度有显著的相关。”(邵瑞珍,2006)因此,学校不仅应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素质,而且教师自身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应该不断充实自身的专业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以身作则,尽量避免出现语言知识方面的错误。此外还应多与学生交流,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3.3.3 尽量防止和避免社会上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而99%的信息是通过语言文字来传播的。若不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就势必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在全世界面前玷污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胡明扬,2002)因此,对社会上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家长和教师不仅要和学生一起树立语言文字规范意识,还要鼓励他们共同维护语言文字规范,防止和避免不规范现象范围和影响的扩大。
4.结语
目前,关于“中小学生语言偏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无疑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宝贵的可供参考的资料。但是,其中尚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思考和研究,如对中小学生语言偏误原因的分析还不够全面和完善,提出的一些对策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这个课题中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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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计师思维模式与分析程序
思维模式可以影响人们解决问题的进度,形成用以解决问题的决策过程。在分析程序中,审计师首先总是自发地探寻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以引导审计师的思维活动从而为客户未经审计的会计账户的异常差异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Koonce,1993)。思维模式包括客户会计处理方法的特点、产业特点、账户余额的错误频率、信息收集以及评估过程的陈述性与程序性知识,可以将审计师头脑中的知识与外部信息进行整合,以得到一个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心理学对思维模式的研究揭示了人们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当面临一个问题时,人们首先提出一个较低效率的思维模式,然后不断地修正以解决该问题,但转变思维模式是困难的。认知心理学家调查思维转换时常运用提示的手段,以促进人们运用知识引导尽快地向高效率的思维模式转变。提示并不意味着完全给被实验者提供解决方案,作为一种工具主要用来观察研究个体面对问题时如何改变对关键方面的看法。心理行为学研究中使用提示激发实验者头脑中的相关知识,同步运用口述研究法以追踪实验者的决策和思维过程,这为研究各种职业活动中人们思维模式的转变提供了研究范式。Kplan和Simon(1990)使用该方法调查了人们在执行与审计有关的职业化任务中思维模式的转变过程,设计了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提示以促进审计师连续性地由低效率的思维模式向高效率的思维模式转变,伴随着对思维模式转变过程的观察,可以再现审计师的思维和决策过程,从而帮助了解整个过程中被实验者所面临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途径。
二、审计师思维模式转换与分析程序
不断寻找高效率的思维模式对解决问题极其重要,而事实上,执行一个任务的过程中转变思维模式存在很大困难。审计师在执行分析程序过程中,同样存在转换思维模式的问题。在Biggs和Bedard(1991)的研究中,指出了提出和修正思维模式的潜在重要性,发现许多富有经验的审计师无法正确地解决分析程序所面临的问题。虽然这些审计师都具备一个合格审计师所应具备的知识,但在执行分析程序时,大多被测试者无法运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这是由于审计师最初对问题的思维模式是低效率的,没有能力迅速将自己低效率的思维模式转变成高效率的思维模式。为了调查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同时了解审计师思维模式的转换机制,Biggs和Bedard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要求审计师执行一个包含制造费用分配错误的分析程序任务,选用口述法收集有关审计师思维模式转变和决策过程转变的证据,并由新手来进行这项实验,实验进行过程中提示作为转变思维模式的诱因不断提供给被实验者,以激发其在执行分析程序中运用自己已经具有的知识以形成高效率的思维模式,提示所反映的内容基本上同审计师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具体审计任务时可以获取的各种信息相似。研究发现,10个管理者中仅仅5个,11个富有经验的审计师中仅有1个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Bedard在另一项实验中则给审计师提出了一个任务,该任务中存货的错报导致了财务报表的许多不一致。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审计师可以发现财务报表的不一致,审计师之间业绩的差异在于如何将各种信息组合起来以形成一个可以解释异常波动和生成恰当假设束的思维模式,正确地解决了问题的审计师都能将关键性的审计线索整合为恰当的思维模式,因此Bedard认为在正确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思维模式的辨认是关键的一步,如果审计师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将无法成功转变思维模式,分析程序的执行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三、审计师思维模式偏误成因及其对策
形成正确的思维模式对提高分析程序绩效,达到预期执行效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思维模式偏误会直接影响分析程序的执行结果。造成思维模式偏误的原因包括: 第一。审计师的主体因素。认知心理学认为,在执行分析程序的过程中,有限的信息加工和收集能力必然导致包括对确定非正常波动以及寻找异常波动原因在内的审计判断产生偏误。首先是记忆的局限性。人类的记忆包括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审计师记忆中的知识和经验只能是以往经历过的所有审计事项的一部分,是经过短时记忆过程的遗漏和从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过程中遗漏后的剩余部分,因此是不完整的信息和经验。从该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经验对执行分析程序的意义。其次是知觉的局限性。审计师对客观事物的感知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在各种审计经验中,与特定错误相关的经验对审计师的刺激最强烈,因此对分析程序绩效意义最大。最后是知识的局限性。正确的审计分析判断建立在审计师完善知识的基础之上,知识的完善程度取决于其真实性、稳定性和普遍性。不同个体其知识的真实性、稳定性和普遍性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对形成思维模式的影响也不一样。
第二,任务的复杂性和程序性以及其他环境压力。审计任务的复杂性和程序性是影响审计分析程序绩效的重要变量,在任务复杂性高的分析程序中,需要判断的程度也比较高,有关判断信息表现为不充分、不易获取、变异程度大等。因而,在执行分析程序过程中思维模式发生偏误的可能性也很大。任务的程序性是指一项审计任务在进行时有章可循,这样形成的思维模式发生偏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分析程序的复杂性依造成财务报表错报的潜在原因的特征而变化,审计师在执行分析程序中遭受困难有时是因为其所面对的问题表面上很简单,但实际上却可能很复杂,所以程序性和复杂性的划分是根据造成非正常波动原因的本质上的复杂程度而言的。审计环境的一些关键特征也可能导致审计师在执行分析程序时最初提出没有效率的思维模式。如复杂的财务报表以及不同审计师对财务报表不一致可能存在不同的思维定势,这将影响个人决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集体意见。除此之外,客户提供的一些带有误导性的信息也会导致审计师产生没有效率的思维模式。从审计研究文献看,管理当局对异常波动的有关解释会影响审计师信息收集过程,而且审计师习惯于寻求管理当局对非预期差异的解释,这将导致审计师对客户提供的信息产生过度依赖。如果审计师依靠了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信息,显然难以顺利地进行思维模式的转换。
由于形成正确的思维模式对提高分析程序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对思维模式的偏误必须采取防治措施。一是实行集体判断。实践中,审计工作一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但许多审计判断是由个人做出的,由于个人经验以及认知水平的有限性,通过向他人咨询
或者广泛听取他人意见,可以使认知结果更完美,因而也更能形成正确的思维模式。审计中利用专家的工作其实也是防止思维模式发生偏误的一种机制。二是运用有关决策工具。决策辅助工具包括能提高分析程序执行质量的全部辅助工具,如决策支持系统、人工化过程以及专家判断系统等,可以弥补审计人员智力的不足,克服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有助于做出正确的判断。三是从反馈中学习。人的判断与决策活动是整个人体反馈过程的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审计分析程序执行过程也是一个“判断―行动―结果―再判断”的循环往复过程,整个过程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寻找异常波动的原因是否准确。在这个过程中,反馈之所以可以比较有效地阻止思维模式的偏误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反馈可以使判断需要的信息量不断增加,为正确判断提供了更多的依据;二是可以不断得到思维模式偏误的信息,有利于及时转换思维模式,从而提高分析程序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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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介语 化石化 二语习得
中介语和化石化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重要概念,也是二语习得的研究热点,本文拟对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旨在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为二语习得研究和二语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1.概念界定
1.1中介语的定义
中介语理论是以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新兴语言教学理论。中介语(Interlanguage)指二语学习者的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是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构建的,既不同于母语又不同于目的语的一种语言知识系统,这一系统随着学习者学习的发展逐渐接近目的语的正确形式。1969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家Selillker在其论文中首先提出中介语这一概念。
1.2化石化的定义
化石化(fossilization)概念是Selinker于1972年在其论文中首先提出的。他把化石化定义为语言中的词条、规则和次系统倾向保留在与目的语相关的中介语中,无论学习者年龄的大小和接受教育的多少,这种倾向都不会改变。就这种定义来说,化石化被看做是“一种可能存在于心理结构的机制”,它的特征是发展的停止,并且具有持久性,其表现就是语言运用的倒退和中介语形式的反复出现。在之后的30多年中,随着对中介语化石化现象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对化石化的定义也进行了不断的修正和更新。围绕Selinker的化石化定义,语言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化石化发生在局部还是整体;是一种认知机制还是语言行为表现;是过程还是结果;只表现为错误形式还是既包括正确形式又包括错误形式。在这些争论中有些问题语言学家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主要包括:化石化指发生在学习者某些中介语次系统的语言运用上;化石化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观察到的化石化行为是化石化形成后的结果;化石化更多地表现为错误形式①。
2.国外相关研究
2.1化石化现象的实证研究方法
关于化石化现象的研究方法,Han(2003)将其大致归为五类:一是到达目的语国家的年龄和居住时间;二是纠正性反馈法;三是典型错误法;四是针对高水平学习者的研究;五是纵向研究法②。目前为止,研究者们或是采用其中一种典型的研究方法或是将几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对化石化现象进行研究。当然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例如第一种方法不适用于外语学习环境中的化石化研究,第三种方法只适用于有共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且只能反映一个群体的学习者中介语的一般性特征。各类方法中,长期的纵向研究始终是化石化现象研究的主要趋势。其中典型错误法和针对高水平学习者的研究常常被结合起来使用,本研究也采用结合二者的研究方法。
2.2化石化现象的实证研究案例
自1972年化石化概念提出后,很多研究者对化石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参见Schumann(1978)、Mukattash(1986)、Schouten(1996)、Han(1998)、Long(2003)等),考查了不同母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在目的语环境中某些语言结构的习得情况,研究方法既有纵向研究法,又有横向研究法和语料库对比研究;既有书面语的考查,又有口语话语的研究,结果都认为存在化石化现象。
Kellerman(1984)和Yip(1995)等人对易于固化的中介语结构进行了列举和总结,发现有些易于化石化的结构只发生在某一母语背景的学习者身上,如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在习得英语兼语句、关系从句时困难很大;而有一些结构(如非宾格动词)对于所有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来说习得都很困难③。
2.3化石化产生的原因
关于化石化现象的成因二语习得界的解释很多,有的是基于实证研究而提出,有的只是假设和推断。按照Selinker(1972)的归纳,化石化现象产生可分为五个原因:1)母语迁移;2)培训转移;3)学习策略;4)交际策略;5)目的语笼统化④。Han(2003)将导致化石化的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神经生物因素和社会情感因素,外部因素则主要指环境因素。陈惠媛(1999)也探讨过化石化现象的成因,但其内容并无大的突破。
文秋芳(2010)介绍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理论及认知心理模型和假说。其中“生物解释论”的代表人物是Lenneberg和Lamendella。他们认为人体神经系统的发展和大脑功能的侧化有很大关系,如果在关键期或敏感期之前没有发展相应的二语次系统,那么语言学习很难有新的进步,所得的结果就是不完善的语言系统,即部分石化。“交互作用说”由Vigil和Oller于1976年提出,认为听话者和说话者在进行交流时如果得到肯定的情感和认知反馈,学习者就会受到鼓励,继续使用相同的语言形式;相反如果得到否定的情感和认知反馈,就有可能造成学习者错误形式的石化。这一观点过分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内部语言机制的作用。“文化适用模式”由Schumann在1976年提出,认为社会观念和心理观念的适用程度决定语言学习是否成功及所能达到的水平,由于长期以不完善的中介语处理语言导致化石化的产生。
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张雪梅(2000)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化石化的成因,认为语言学习是程序化,习得是陈述化,化石化的产生可能源于陈述性知识的输入不够,从而影响程序化和陈述化的进程。文秋芳(2010)将以往的假说进行整理汇总,归纳出10种解释化石化成因的假说:大脑侧化假说、神经委任假说、参数设置假说、新陈代谢假说、衰老假说、越早越好假说、完全迁移假说,等等⑤。
3.国内相关研究
3.1国内英语教学界的中介语化石化现象研究
受国外中介语化石化研究的影响,国内近年来对化石化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刘剑辉(2007)统计了1997―2006年间国内24种主要外语类期,对有关化石化研究的文章并进行了分类,结果发现这些文章主要以理论性探讨为主(陈惠媛,1999;张雪梅,2000;赵萱,2006等),还有一些综述性文章(李炯英,2003;白凤欣,2007等),实证研究比较少(李巧兰2004;吴筱梅,2007等)。
国内化石化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与国外研究相比,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直接引用混乱不一的概念;研究对象范围狭窄;研究内容深度不够;研究方法和工具比较单一;多数为定性介绍国外理论或研究成果和结合英语教学实践对国外外语环境下化石化成因的主观分析,定量分析很少⑥。
3.2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的中介语化石化现象研究
一般认为,1984年鲁健骥发表的《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分析》一文是我国中介语理论研究的开端。我国语言学者在吸收引进国外先进的中介语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立足汉语本身的特点,积累了大量以汉语作为中介语的语料,深入探讨了外国人在进行汉语习得时出现的偏误类型、偏误产生的原因,以及相应的教学策略,一方面用大量的事实和数字对中介语理论的假设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积累了实践经验,从而更有效地指导教学。
鲁健骥是我国中介语研究的第一人。他将国外中介语理论的思想、流派、观点及方法翻译成中文,引入我国。他以Selinker的思想为基础,首次引入了“中介语”、“偏误”、“化石化”三个概念,并介绍了中介语的性质、产生偏误的5个主要原因等知识,为我国语言学界和世界进行沟通起到了桥梁作用。此外,他以Selinker的理论为基础,对外国留学生在汉语习得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偏误进行分析,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分析》、《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汇偏误分析》、《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等。吕必松在《论汉语中介语的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发现汉语中介语系统并进行描写;揭示汉语中介语的发展规律;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和学习中应优化的因素及方法等。孙德坤于1990年翻译了Jack C.Richard的《错误分析、中介语和第二语言习得》一文,并于1993年发表了《中介语理论和汉语习得研究》,对中介语理论和汉语习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李大忠、王建勤、高宁慧等学者是一大群对留学生的实际偏误进行分析、归纳的学者的代表,这个群体也是我国中介语研究的主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事实进行分析。李大忠的《“使”字兼语句偏误分析》一文是在教学一线收集了大量的留学生偏误实例,并进行分析,查找原因,探索相应的教学策略。李珠、王建勤的《关于学生阅读理解失误的调查报告》一文采用的是调查分析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某一类偏误进行了分析研究。高宁慧的《留学生的代词偏误与代词在篇章中的使用原则》是把调查统计和偏误的收集结合起来,把定性研究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从而使结论更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
近几年,对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研究逐渐进入汉语习得研究者的视野。邹铃声(2006)对外国学生汉语语音习得中的熵现象及化石化现象进行了探讨,文章分析了外国学生语音习得中熵现象和化石化现象的表现、成因及消除熵现象和化石化现象的办法。四川大学何雅男的硕士论文《化石化现象与对外汉语成语教学研究》以成语为着眼点,着重分析了二语习得者在习得成语的过程中出现的化石化现象,同时分析化石化的成因,并从教学实践角度对延缓甚至避免成语化石化,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一些建议。
另外,经过多年的努力,储诚志、陈小荷等人建立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于1995年11月15日通过专家鉴定。该系统不仅是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介语研究和汉语研究、偏误分析的宝贵资源,而且为汉语中介语研究、汉语本体研究提供了科学便捷的集成环境和先进技术手段。
4.结语
国外对中介语化石化现象的研究较早且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多集中在化石化概念、类型、成因、研究方法及具体的化石化现象的实证研究方面,且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为主。国内对于中介语化石化现象的研究起步晚,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较大,而且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介绍与探讨,对于中介语中具体的化石化现象,特别是对于语言结构化石化现象的研究极少。
注释:
①参见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第87页.
②参见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第96―98页.
③参见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第100页.
④参见戴炜栋,牛强.《过渡语的石化现象及其教学启示》.
⑤参见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第102―109页.
⑥参见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第112页.
参考文献:
[1]白凤欣.国内第二语言习得中介语及其石化现象理论研究综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4).
[2]陈惠媛.关于语言僵化现象起因的理论探讨.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3).
[3]戴炜栋,牛强.过渡语的石化现象及其教学启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5).
[4]何雅男.化石化现象与对外汉语成语教学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
[5]吕必松.论汉语中介语的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3(2).
[6]孙德坤.中介语理论与汉语习得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3(4).
[7]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公司并购;投资者非理性;管理者非理性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8-0014-02
一、引言
传统的金融理论是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借助的基本观点有:市场是有效的,公司管理者和市场投资者是理性、信息充分、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和风险回避的,能获得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并作出无偏估计,实现最优化决策等。然而,这些基本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满足的。
行为金融的研究者认为心理因素会对传统公司金融理论的假设造成影响,具体表现在:心理偏差使管理者很难完全理性地作出决策,证券的风险溢价并不完全取决于 系数,并且股票的市场价格通常会偏离它的内在价值。在公司资本配置的过程中,市场投资者和公司管理者是影响公司决策的两大行为主体,他们的理性与非理性对公司的资本配置有不同影响。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研究主要关注的正是这两种非理性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影响:一是强调投资者非理性,将投资决策看作是公司管理者对于资本市场错误定价的理性反应;二是强调管理者非理性,研究管理决策偏差对公司行为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两条不同的研究主线,从行为金融的角度研究公司的并购问题也沿着这两个方向展开。
二、行为金融理论与公司并购动因
应用于公司并购活动中的行为金融理论主要包括市场驱动理论与过度自信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假设刚好相反,市场驱动理论认为市场是非理性的,亦即投资者是非理性的,而收购公司的管理者是理性的。当一个公司的股票市值被市场高估,该公司就有收购其他公司的动机,并以换股的方式进行支付。而过度自信理论则认为,不理性的是收购公司的管理者,由于收购公司的管理人在并购过程中倾向于乐观估计和评价收购活动,这将导致他们过高支付收购价格,从而参与并不能创造财富的并购活动,招致“赢者的诅咒”。这两种理论可以看做是行为金融理论对控制权转移活动的解释。
1.基于投资者的非理性
在股票市场普遍存在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时,这种非理性的行动可能导致股票价格高估或者低估,股票的市场价格不能正常反映公司真实价值,从而导致市场价格影响公司管理者的资本配置行为,在股票价格存在高估的前提下,公司的管理者可以充分利用高估了的股票去并购其他公司,这就是说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所产生的公司股票价格被误定会对公司并购行为产生影响。
股票市场驱动并购的理论模型假定了市场是非有效的,管理者则是理性的,且充分掌握了信息,他们能从自己的公司和从并购对象的管理者角度准确把握估价。收购方的管理者意识到其股价被市场暂时高估,因此管理者会通过收购以相对廉价的方式(以换股支付)取得其他公司的资产,转嫁未来价值下跌的风险。
2.基于管理者的非理性
并购方管理者的非理性,亦即在并购过程中的过度自信体现在易高估自身对证券价值的估价能力,而低估了估价过程中预测误差的方差。行为公司金融认为,部分公司并购产生的绩效低下并不一定是公司治理低效、激励不足等管理问题带来的,而是管理者自身的心理因素和行为特质在决定公司并购时就产生了。因为这些管理者往往是公司的大股东。在公司并购决策中,由于始终存在委托及其信息不对称性,公司经理人的行为特质很有可能影响资本配置,如经理人为实现自己的“帝国梦想”并购扩张行为。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过度自信对公司购并活动的负面影响难以从根本上完全消除。但是,这一理论对于公司激励机制和购并决策机制的优化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过度自信的公司管理者总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在最大化公司价值,因而内部激励措施不可能修正他们的非理性决策;另一方面,由于公司管理者处于内部董事决策机制的中心,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将影响其他内部董事的决策行为。因此,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并发挥其在项目评估与选择中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减轻过度自信带来的消极后果,进一步提高公司购并的质量。
三、结语
基于经典金融理论对公司并购动因的解释,其结果往往与现实产生偏误。正是这些“未解之谜”使得一些学者不仅依托经典金融理论对经济金融现象作出解释,而是结合了心理学对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研究和观察等作为投资者和公司管理者的行为基础,开创了金融学研究的新领域——行为金融。
正是由于行为金融理论结合了投资者和管理者行为决策的心理因素,更贴近现实情境,其提供的理论依据便具有研究和借鉴的意义。因而有助于分析公司并购的动因。更有助于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分析和探索思路。
行为金融以崭新的视角对公司并购的动因进行了审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不够成熟,投资者的理性层次较低,管理者的非理突出,两者的结合很可能导致公司的非理性并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引入行为金融理论加以研究,对我国监管主体和市场行为主体都有重大意义。
[1]张新.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金融研究,2003,(8).
[2]艾青.企业并购的动因与理论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2).
[3]余明桂.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激进负债行为[J].管理世界,2006,(11).
一、偏误实例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时量补语与宾语位置关系偏误,对时量补语习得其他类型的偏误,如:漏用助词“了”、约数词“来”字位置摆放错误、动词重复的遗漏等,不做说明。以下列举的均为时量补语、宾语位置关系方面的偏误例句:
(1)他学汉语三年。
(2)他打球了三个小时。
(3)大家已经在这儿等了一个小时你们。
(4)我们已经来三年半北京了。
正确的表达应该是“他学汉语学了三年”,“他打球打了三个小时”,“大家已经在这儿等了你们一个小时”,“我们已经来北京三年半了”。总体看来就是动词重复的偏误;宾语为人称代词时,宾语与时量补语位置关系的偏误;宾语为具体名词时宾语与时量补语位置关系的偏误。接下来将针对以上四个例句反应出来的问题一一进行分析。
二、偏误原因分析
(一)负迁移导致的时量补语结构一:主语动词宾语动词时量补语(s+v o+v c)的偏误
在学习一种新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以往学过的旧知识影响。如果已经学过的旧知识和现在学习的新知识的语言规则不一致的话,那么负迁移就一定会产生。这种因为不同的语言规则对目前学习产生的一种负面的影响就是负迁移。迁移原本是属于心理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在学习新知识时,学习者将以前所掌握的知识、经验迁移运用于新知识的学习、掌握的一种过程。负迁移是相对于正迁移说的,是根据迁移的性质不同,即迁移的影响效果不同而划分的。它是学习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指的是两种知识之间的相互干扰和阻碍。
错误实例:
(1)他学汉语三年。/他学汉语学了三年。
(2)他打球了三小时。/他打球打了三个小时。
上面的句子显然都缺失了一个动词,但是这样的句子,我们知道在英语里是不需要重复动词的。例如:He played the ball for three hours.由于英语和汉语隶属于不同的语系,它们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随着英语由古代英语向现代英语的演变,英语中类似汉语在语义上起补充说明作用的补语成分多数消失不见了,并且也没有汉语的“得”的形态标记。所以受到英语的语法影响,对于学习汉语不久的留学生来说,很容易直接把这样的句子翻译为“他打球了三小时。”这样当然就忽略了汉语语法的规律,即在汉语时量补语结构一:主语动词宾语动词时量补语(s+v o+v c)中当宾语紧跟动词的时候,动词需要重复一次,这样才能消除宾语和补语一起抢动词的情况,语法上也才能成立。
造成此偏误,现代汉语语法和英语语法对应上的“差异”或说不对等是重要的原因。具体说就是受某一种自己已经熟悉的语言的思维习惯,很自然地就将这种定势表达习惯运用到新的知识里面,这样就产生了错误。
现代汉语里的动词具有可重复性是相当有特色的,在其他的语言里可以重复的词以拟声词居多。我们所熟悉的动词重复的类型有AA式“看看”、“说说”;ABAB式“考虑考虑”还有像“玩了玩”等特殊形式的。但是这与我们上面探讨的时量补语结构一中的动词重复是不一样。“看看”等是动词的重叠,是在动词的基础上,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的一种手段,属于语法形式的范畴。如动词“看”的重叠“看看”表示时间短暂;“尝尝”“听一听”表示尝试态。主语动词宾语动词时量补语(s+v o+v c)这一结构中的动词重复就不应该认为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的一种手段,应该属于语法范畴。现代汉语补语的特点决定了动词和补语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两者之间只能加入助词之类的虚词成分,不能加入像宾语这样的实词成分。因此,在这种结构中,如果把原动词叫做第一动词,重复的动词叫做第二动词。第一动词后紧跟宾语之后,补语会因为缺失了动词而孤立,那么必须再给它安个动词,为补语服务。动词表面上是重复的,但实际情况是如果没有它,语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必要的语法成分缺失了。
(二)时量补语与宾语的顺序制约规则掌握不全面
时量补语是放在宾语前还是宾语后,这一直是困扰留学生的一个难题,也就是时量补语的顺序问题。到底什么时候放在宾语前,什么时候放在宾语后,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主要可以参考时间量和宾语的性质两个因素。
1.看这个时间量说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时间是一个过程时间,即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那么时量补语放在宾语前,句式为:主语动词时量补语的宾语(s+v c+o)表示干什么事情干了多长的时间。“我学了三年的英语。”表示的是我从开始学英语到不学的时间有三年。
如果这个时间是指从一个动作完成到现在的时间,那么时量补语放在宾语后。这种情况下又有两种句式:
A.动词(人称代词)时量补语(s+v o+c)表示动作完成后经历的时间。动词多为不可持续性动词,如“死,毕业,回,来,丢”等。
(1)他死了两年。(2)她去美国半年了。
B.主语动词宾语动词时量补语(s+v o+v c)表示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这段时间存在什么情况。
例:他学汉语学了三年。
2.看宾语的性质
A.当宾语为一般表事物的名词时,时量补语一般放在宾语前面。例如:
(3)我已经复习了一晚上语文了。
(4)我已经复习了语文一晚上了。
B.当宾语为称呼名词时,时量补语一般放在宾语后面。例如:
(5)我跟了师傅这么多年。
(6)我跟了这么多年师傅。
3.当宾语为指人代词时,时量补语一般放在宾语后面
(7)我照顾了她好几天。
(8)我照顾了好几天她。
(三)回避产生的偏误
留学生造句的时候遇到难点经常会选择的方式就是“回避”,有时碰巧回避很成功,很多的时候回避不当。
回避重复动词
(1)你学了中文多长时间?
(2)我昨天游泳了一个小时。
(3)我骑车了两小时。
(4)他打球了三小时。
在这里学生们都只用了一次动词。除了受语际负迁移的影响,学生完全没有重复动词的意识以外,留学生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重复动词,为避免混乱他们干脆全部不重复动词。
三、教学对策
将以上研究结果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阐述注意点,预防偏误产生。以下只是简单的教学构想,具体教学方案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慢慢丰富。
(一)介绍时量补语基本结构
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杨寄洲主编的《汉语教材》为参照,大致可以把时量补语的结构分为三个,具体如下:
结构一:主语动词宾语动词时量补语(s+v o+v c)
我看书看了一下午(动词重复,宾语放在第一个动词的后面)
结构二:动词人称代词时量补语(s+v o+c)
我等了你一早上(动词不重复,宾语在动词后面)
结构三:主语动词时量补语的宾语(s+v c+o)
我游了一下午的泳(宾语放在时量补语后面)
(二)说明注意点
1.针对动词重复偏误:分解例句“我看书看了一下午”,说明第一个“看”的语法功能是接宾语,第二个“看”的语法功能是为“一下午”这个时间补语服务,强调如果没有第二个“看”,句子缺乏语法成分。
查理·芒格说,人类的大脑具有抵抗改变甚至快速消除怀疑的倾向。大脑抵抗改变的倾向,使得人们倾向于保留如下几种东西的原样:以前的结论、忠诚度、身份、社会认可的角色,等等。在决策时,往往会不自觉的跟以前的认知、观念以及曾经的做法等保持一致。
人类大脑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出这种避免不一致倾向?查理·芒格猜想这种伴随消除怀疑、抵抗改变的模式,主要是由如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
(1)当人类的远祖还是动物的时候,迅速做出决定对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抵抗改变的模式有助于更快地做出决定。(2)它使得我们的远祖能够通过群体协作而获得生存优势,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反应总是不停地改变,那么群体协作就会变得很困难。(3)从人类刚开始识字到今天拥有复杂的现代生活,中间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它是进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办法。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给文明社会带来了许多良好的影响。但如果任由避免怀疑倾向引发的快速决定和拒绝改变这种决定的倾向相结合,将会使现代人的认知出现大量的错误,而且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所有人都曾和许多冥顽不化的人打过交道,那些人死抱着甚至是他们在小时候形成的错误观念,直到进了坟墓,还不肯放手。凯恩斯爵士(John Keynes)谈及他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同事时指出,新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太过复杂;新思想不被接受,是因为它们与原有的旧思想不一致。
这种避免不一致的倾向,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确认偏误。如果前者是个中性词,后者就完全是个贬义词了。罗尔夫·多贝在《清醒思考的艺术》一书中,把确认偏误称为所有思维错误之父。确认偏误是个人无论合乎事实与否,偏好支持自己的成见、猜想的倾向。巴菲特说:“人类最擅长这样过滤新信息,使现有解释仍然成立”。罗尔夫·多贝认为,可能巴菲特之所以这么成功,就是因为他了解确认偏误的危险,于是强迫自己换位思考。这肯定不是全部,但有一定的道理;反过来讲,被确认偏误控制的人,不可能是个理性、客观看待问题的投资人。
在投资时,我们一般会出哪些确认偏误的问题呢?
收集信息的偏误
在自己有想法的情况下,寻找论据支持的方式就是带有偏误的,比如提问的方式、搜索的关键词等。这会导致接触的事实不全面,很容易让自己沉浸在自己构造的一个支持自己的世界里。在股市火爆、你也挣钱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关注支持股市上涨的因素,比如经济增长加速、股市开户数上升、公司业绩变好等;容易忽略相反的证据,比如少数专家和交易所不断提示投资风险、整体市场估值过高等;更有甚者是媒体自动代替我们过滤了信息,标注置顶的往往是“好消息”。具体到企业,像一些苏宁电器的投资者,更容易关注苏宁电商方面的进展以及线上线下的联合优势,而有意无意忽略整个电器产品渠道商业环境剧烈变化,比如竞争格局和竞争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包括价格透明渠道定价能力弱化、跨地域竞争成为可能、渠道对客户的绑定能力下降等。另外,现在互联网快速发展,并产生了许多单个股票投资者群,如果投资者越来越多地活动在思想一致者的社区里,更容易加深这种确认偏误,“抱团取暖”可能变成了“抱团洗脑”。
理解信息的偏误
即便是给定了客观的信息,不同的人对同样信息的解读也会有偏误性。比如,在笔者前篇文章中提到的信息异质,在投资者获得信息到进行决策中间,一般还会有整理、分析、筛选、提取、理解翻译等过程,而这一过程因投资者的不同会有很大不同。虽然是同样的信息,但对信息的理解往往受我们已有的看法的影响,在理解方面,我们会进一步过滤。另外,如果作为投资者买入了某个公司的股票,还变成了这个公司或者其产品的“粉丝”,可能会让我们难以客观看待投资的对象。当然,如果我们不喜欢某公司,也往往会揪住某公司的一些问题不放,忽略或者弱化该公司所有其他的优点。在投资论坛里,我们如果不能从“粉丝”和“黑”的不断争论中,获得有意义的信息,最好的方式是不要参与,忽略它。
记忆信息的偏误
我们并不能记起当初自己决策时的所有观点,但往往能记起与后来发生结果相一致的观点,并且容易锚定于目前观点,而调整推断初始观点,结果发生后,我们才有了目前的观点,但我们倾向于用目前的观点代替我们已经不能记起的当初的观点。还经常进行认知重构,记忆并不是在我们过去的经历存进记忆库中的拷贝,是在我们提取它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比如,我们对某个公司投资买入的理由,如果当时没有记下,后期回忆起的理由可能已经不是当初买入的理由了,而更加接近于现在你认为的理由。还是以苏宁电器为例吧,比如当初买入的理由是估值比较低、受电商的影响不大等,后来你持有的理由可能是苏宁云商的管理层很努力、其电商发展不错、线上线下具有优势等,我们的记忆信息也容易出现偏误。如果我们容易健忘,买入决策时最好把理由记下了,以便以后对照。
行为财务会计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心理学对于人类判断的研究,作为现代财务会计研究的一个新兴发展方向,行为财务会计对于解读现代市场复杂的运行现状不可或缺。不同于传统财务会计专注问题所依循的假设,行为财务会计关注的对象集中在有限理性约束下,管理者、审计师、会计师、分析师以及投资者等众多信息相关群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市场影响。如果信息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纽带,那么,解读信息生成者与使用者的非理性决策对于理解市场资源配置法则的现实运行状况有着重要价值。
行为财务会计承载了大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认同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准则,并将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传统财务会计问题,孵化出行为财务会计这一新的会计领域。早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就有大量行为财务会计的研究文献出现,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心理学基础理论发展成熟,行为财务会计研究才逐渐完整、系统。在这一时期,行为财务会计研究取得了重大的飞跃,在理论和实践上硕果连连。本文详细介绍了行为财务会计的研究问题、发展、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通过对国内外行为财务会计的文献梳理,阐述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展示了行为财务会计在会计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
二、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理论源泉
财务会计活动的当事人包括管理层、审计师、分析师和投资者。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是外在环境特征和当事人的个人特征是否影响其判断和决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影响路径和结果又是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心理学的诸多解释和突破,因此,心理学被视为是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基础理论源泉。其中,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尤其受到了行为财务会计研究者的广泛重视。认知心理学有助于理解当事人个体特征对判断决策的影响。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具体包括人们获取信息、理解信息、思考和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判断决策理论(JDM)是认知心理学在行为财务会计领域的最主要理论基础之一。JDM最基本的前提是人的有限理性。人的行为会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其理论发展包括在不确定性下人们的判断和决策行为与经验知识(hematics)对判断和决策的影响。代表性的理论解释如前景理论(Kahneman和Tversky,1979,1981、“锚定效应”等。
此外,社会心理学则是构成行为财务会计理论的另一条支柱理论。由于个体的行为不仅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还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干扰。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结果作为行为财务会计的另一个重要探索方向,社会心理学对此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持。与认知心理学不同,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的判断和决策的。该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简述为两点,即人们如何从他人行为中得到推断与人们如何获取并形成新的信息。
总的来说,上述理论的发展、成熟,为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特别是研究认知心理对于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对决策判断的影响,构成了整个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基础理论源泉。
三、行为财务会计研究前沿和焦点问题
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范畴是会计信息相关当事人的行为,包括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从信息供求双方来看,依据当事人分类,可以将行为财务会计的研究问题分为两个群体:一类是围绕信息提供者的相关研究,包括直接提供者(管理层、会计师),派生提供者(审计师、分析师①);第二类是围绕信息使用者的相关研究,包括投资者、借贷者、分析师②。基于这样的分类,我们将近年来该领域研究热点归纳为以下四类问题:(1)管理层与审计师对财务报告施加影响的动机产生怎样的作用?(2)会计准则会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产生影响吗?(3)财务报告的披露形式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吗?(4)财务报告的披露形式会对分析师的决策产生影响吗?
1.管理层与审计师对财务报告施加影响的动机产生怎样的作用?
对于管理层与审计师在财务报表中的作用动机研究,源于大量盈余管理领域的讨论。出于财务会计法规所允许的一定随意性以及会计计量方法包含的主观性,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始终存在。因此,围绕盈余管理现象,研究者取得了大量档案研究的证据,不过经典的经验会计研究无法将研究结论与审计师的作用效应分离,因此,难以对管理层和审计师在盈余管理行为中的具体角色给予进一步探索,直到行为财务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突破。相比以前的研究而言,尽管以档案研究为核心的传统会计实证模式能够识别公司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却未能对盈余管理行为中诸多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和动机进行度量,而行为实验研究能够将管理层判断和审计师判断有效分离开来,并且能够研究管理层和审计师的相互影响,这就有效拓展了传统档案研究的范围,对该问题的解决构成行为财务领域的一个起点和热点。在国内,一些学者如魏明海(2005)也证实基于盈余预期的盈余管理研究存在诸多不足,盈余预期与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实际存在交互关系。
行为财务领域的研究者们关注动机、情形和会计法规对审计师作用下的会计报告产生怎样影响?如Hackenbmck和Nelson(1996)研究表明,当审计师所面临的法律风险降低时,或者其对财务会计法规的不当理解去判断管理层的粉饰行为时,审计师更有可能允许客户采取过分粉饰行为;Libby等(2006)通过两组实验(受试者分别为56名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合伙人和39名“四大”合伙人)来判断审计师是否允许在披露数量上存在比公认数量更多的纰漏,实验证明答案是肯定的。Jamal和Tan(2010)分别调查了在规则基础(rules-based)和原则基础(principles-based)的会计准则下管理层的过度财务行为,以研究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是否限制了管理层的过度财务行为以及审计师的限制作用。结果显示,在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下,审计师类型对管理层行为无影响;而在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下,以原则为主的审计师对过度财务行为的限制最强,以规则为主的审计师次之,而以客户为主的审计师的限制作用是最差的。
我国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实证成果多数集中在这一领域,即审计师认知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杨明增、张继勋(2007)曾借助认知理论中的“锚定现象”以实验研究手段验证了审计师行为依赖以前年度信息规范的行为倾向。杨明增(2009)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了审计经验对锚定效应及其偏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高经验水平审计人员相比,低经验水平审计人员更容易发生锚定效应和判断调整不充分的偏误。彭桃英、李良师、李岚(2009)利用实验研究对审计师表现出来的认知“时近效应”和肯定性倾向给予证实,并依此建议会计师事务所应该采取加强项目复核等措施对审计证据进行综合分析,以减轻审计判断中的时近效应。
最近的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审计师在管理层协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如RichardC.Hatfield等(2008)通过调查来验证在萨班斯——奥克斯法颁布之后审计师是否使用互惠策略(reciprocity-basedstrategy)来处理审计差异,以及什么样的管理层特征(如管理层的协商风格、保留风险)会加大使用该策略的程度。更进一步地,他们调查了这种互惠策略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审计师采取该策略时,一般都是给管理层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随后再将该问题搁置,使得当审计师对重要的收入进行调减时管理层能够更加合作。该研究通过实验证明管理层特征和审计师使用互惠策略是具有相互关系的,特别是当管理层的协商风格更强硬(competitive)、保留风险更高时,审计师更有可能使用互惠策略。另外,审计师使用互惠策略有利于处理管理层要求推迟或减少账目调整的压力,从而导致财务报告更加保守。
2. 会计准则会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产生影响吗?
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的直接生成者,其对准则的职业判断直接影响着财务报告的生成质量。由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严重依赖直接观测实验,多数研究成果处于现象的探索阶段,出于准则研究的重要实践价值,这一问题的关注逐渐成为近年来国外行为财务会计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代表性的研究为ShanaClor-Proell和MarkW.Nelson(2007)通过两组实验对会计实务人员会计准则理解(示例包括遵守准则的示例和违反准则的示例)的研究,实验一的受试者为非专业人士,实验二的受试者为专业人士,结果表明,由于“举例归因规律”受试者更倾向于采用示例中的会计处理方法。特别的,专业人士在同时面对遵守准则的示例和违反准则的示例时,通常是对反例视而不见的。会计准则如何导致会计实务人员对其进行保守或过分使用?会计准则对会计人员在会计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路径是什么。这些研究为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
3. 财务报告的披露形式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吗?
由于财务报告的产生过程不是中性的,其会反映出管理层自身的战略意图和机会主义,因此对于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借助财务信息披露形式对投资者决策影响的研究是行为财务的另一个研究热点。Kennedy,Mitchell和Sefcik(1999)研究了投资者是如何理解或有债务(contingenten¬vironmentalliability)的各种披露样式的(最小值、最好情形下估计值、最大值、或者其分布范围)。实验结果发现,无论是有经验的财务总裁,经理人、银行家,还是缺乏经验的MBA学生,他们对披露报告所显示的可能损失的估计都和这些披露样式通常的含义不匹配。比如说,当管理层披露了“最好情形下的估计值”(bestestimate)时,受试者认为该值应为最小值;当披露的是一个范围时,受试者对于期望价值的估计在范围的中间值以上。这说明受试者清楚地认为管理层的披露有偏差,他们往往低估潜在损失;该研究还说明,财务信息对于不同的决策群体,管理层可靠性和公司价值有着不同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关注预测信息披露的影响,Frederickson和Miller(2004)检验了预计报表(proforma)对非专业投资者的影响。在实验中,受试者通过阅读一家公司的背景财务信息和当期盈余报告来对该公司的股价进行估计③。实验结果显示,相对于只有当期盈余报告的情况,当同时面对当期盈余报告和预计报表时,非专业投资者往往估计出一个更高的股价。这说明非专业投资者在估计股票价值时所采用的模型趋向简单化、经验主义化。在这里,预计报表的作用不是直接使非专业投资者估计出一个更高的股价,而是使他们认为盈余报告传递了好的信息,进而估高了股价。Hirst,Koonce和Mill¬er(1999)研究了管理层盈利预测的准确性和预测报告样式对投资者判断的联合影响。研究表明,不同样式的盈利预测之间精确性的差异并不影响投资者对盈利的预测,但是却会影响他们对预测的信心。尤其当投资者认为管理层以往的预测都比较准确时,这种影响更明显。另外,Hirst等人将投资者信心与他们对股价的预期和是否买股票的决定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这一研究并未考虑到可能存在一些因素会对预测报告样式的效果造成干扰。
围绕投资者信心和股价的预期是否受到披露信息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Han&Tan(2010)对Hirst等人早期研究成果的一个后续追踪研究。他们采用实验研究法,证明了在考虑投资者类型(多头或空头)、预测信息性质(利好信息或负面信息)、预测信息的清晰性因素的情况下,预测报告样式会对投资者的盈利预测造成影响。一般而言,多头偏好利好信息而空头偏好负面信息。那么根据定向偏好效应④当管理层的盈利预测比较乐观时,多头的盈利预测将高于空头;相反,当管理层预测偏负面时,空头的盈利预测将高于多头。由于定向偏好效应在不确定的情形下会更加明显,而且管理层在提供盈利预测时,提供一个盈利范围比具体数字更具有模糊性,提供利好信息比负面信息更有不确定性,因此该研究的假设为:当管理层提供了一个盈利预测范围时,多头(空头)会做出更高(低)的盈利预测,这种效果在盈利预测为利好消息时更加明显;相反,如果是负面消息,盈利预测对投资者几乎没影响。Han和Tan设计了一组2x2x2的实验以及两个组间实验,受试者为来自香港大学的74位MBA学生以及87位财务专业的硕士生。这些受试者被分为多头和空头两组,通过阅读公司前3季度的季报做出判断。实验结果表明假设成立。该研究表明,盈利预测报告的样式要对投资者产生影响是需要条件的,需要综合考虑投资者类型等其他因素。此外,我国学者边泓、曲兴华(2009)曾通过筛选市场中股价相对关系“稳定”的样本验证了受锚定思维影响,会计信息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在“稳定”样本群体中更为突出的特点。
另外,由于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仅受到管理层提供信息的影响,也会受到来自分析师报告的影响。Hirst,Koonce和Simko(1995)采用实验研究法研究了投资者行为是否会受到分析师特征以及其报告特征的共同影响。实验为参与者提供的资料有公司背景信息和一份分析师报告。实验的自变量包括分析报告的来源(分析师所在公司是否同时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报告的结论(看好还是看差)、支持该结论论据的说服力(强或者弱)。受试者据此判断分析师结论背后的原因,并对股票升值潜力进行评估。实验结果显示,当投资者判断分析师做出某种结论的原因时,面对同一份报告,如果分析师来自于一家同时拥有投资银行业务和报告分析业务的证券公司,投资者便更多地将原因归结为分析师有动机做出看好的报告;而当分析师所在公司只提供分析业务时则不然。然而,当投资者做股票潜力评估时,如果分析报告是看好的,他们就不会考虑分析师差异问题;相反,如果分析师报告看差,投资者就会考虑到分析师类型。特别地,若提供看差分析报告的分析师来自两种业务都提供的证券公司时,投资者会对股票升值潜力做出更低的估计。实验结果还表明,投资者的决策受到分析师论据说服力的影响,但是仅限于分析报告看差的情况下。Bonner,Hugon和Walther(2007)研究了知名分析师意见对于投资者决策的影响。三位学者以媒体的报道量作为衡量分析师知名度的标准,并且发现投资者对于分析师意见的反响程度与媒体报道量显著正相关。当控制了其他影响预测效果的变量后,两者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显著。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参与者对于媒体报道量高的分析师所的分析报告反应过于强烈。尽管该研究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但是仍然说明分析师的媒体报道量可以影响市场对其分析修改意见的最初反应。
4.财务报告的披露形式会对分析师决策产生影响吗?
分析师作为专业投资者的代表群体,其分析过程也会受到财务报告形式影响吗?围绕这一问题,Kasznik、Lev(1995)发现,在控制了预报告盈利与真实报告差异以后,之前过盈利警告的公司和未警告的公司相比,其股价下跌程度更大,分析师预测将更加负面。Libby和Tan(1999),Libby,Tan和Hunton(2002)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后续研究,他们考察了盈利预告(preannounce)或者盈利警告对卖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Libby和Tan发现对于同样性质的披露信息(盈利警告和负面的盈利报告),分析师在报纸上做出正面的反应,但同时又在盈利预测中做出负面的反应。他们对这种不一致的现象作出如下解释:分析师在面对媒体时,对盈利预告和盈利报告信息采用的是“同时处理方式”(simultaneousprocessing),而在做出盈利预测时,由于盈利预告和盈利报告公布的时间顺序有先后,分析师会对同样的信号采取“顺序处理方式”(sequentialprocessing)。处理方式不同,导致的判断结果就不同。Libby,Tan和Hunton指出,管理层的盈利预告往往夸大损失或者低估盈利,以减少信息使用者在盈利报告公布之后产生的失望情绪。他们的研究设计了一组实验,以检验盈利预告对盈利的低估或对损失的夸大及其精确性如何对经验丰富的卖方分析师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对于盈利报告信息为负面的(正面的)公司,若之前其盈利预告夸大了损失(低估了盈利),分析师的未来盈利分析报告将作出高盈利预测。这些预测与分析师对于公司前景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却与分析师对于管理层的看法不一致。尽管分析师也期望预报告利润低于真实报告利润,但是他们不会为此调整预测分析报告。
这一问题的研究证实了管理层盈利预测报告样式不仅会影响投资者的盈利预测,也会影响分析师的预测。这一结论鼓舞了后续研究不断深入,Libby,Tan和Hunton(2006)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他们对盈利预测报告的样式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分别为具体数字,较窄的盈利范围和较宽的盈利范围。通过两组实验证明:(1)管理层盈利预测样式在刚的一段时间内对分析师的预测无影响。(2)真正的盈利报告公布后,盈利预测样式和预测偏差会对分析师的预测造成影响:偏高的预测会引起分析师更高的预测结果,而偏低的预测会引起分析师更低的预测结果。与具体数字提供的预测相比,较窄范围的盈利预测会放大该效应;相反,较宽范围的盈利预测会缩小该效应。事实上,在最近的研究中,Libby(2008)发现分析师在形成分析报告时,不仅仅受客观情况影响,还会受到自身主观情况的影响。他验证了分析师试图与管理层保持良好关系的动机是否是他们在一定时期内得出乐观或悲观分析趋势的部分原因。来自两个证券公司的81名卖方分析师参与了这一实验,他们以相关历史和管理层盈余预测为基础做出盈利预测。分析师的预测在两种时机条件下(季度早期或季度晚期)都有做出乐观或悲观的分析,并且当分析师与管理层有着良好关系而不是仅仅追求精确性时,这种效果更加显著。对分析师的访谈还显示分析师重视预测的性质,并且相信这会为未来他们与管理层及其他客户之间的关系带来好处,而这种好处就是能够参与相关的重要会议并且获取信息。该研究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预测性质有一部分是对分析师与管理层关系的反映,而能够获取信息是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主要收益。
总体来说,源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基于行为实验研究的范式大大拓展了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经典财务会计所研究的问题,围绕会计信息系统的供求双方的整体框架,我们对行为财务会计的研究问题和发展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在梳理中,行为财务会计研究显现出的一些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引起我们的注意,对此,我们在本文的第四部分进行了详细评述。
四、行为财务会计研究发展方向及存在的问题
行为财务会计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研究,发展还远未达到完全成熟,存在许多难点问题和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为了更好的理解行为财务会计近年来的发展,我们对这一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给予一些探索性的评述。
首先,就研究范式而言,实验研究已经占据行为领域研究的主流。Koonce和Mercer(2005)的统计表明,在1993年至2003年之间发表于五大会计核心杂志上的实证行为财务会计论文中,仅有2%的文章采用了档案研究法。与档案研究法所关注的问题相比较,实验研究的研究缺陷和优势同样明显。
实验研究优势在于:档案研究法进行的是事后研究,无法探知个体行为产生的机制,且事后信息是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档案研究无法区分单个因素对行为产生的影响。对于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时间以及方式;如分析师动机何时以及如何影响分析报告?管理层如何建立披露声誉?对披露政策的改变投资者如何反应?分析师如何建立其声誉?实验研究作为过程研究手段具有先天优势。这使得在行为财务会计中,实验研究逐渐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由于与之密切相关的心理学拥有良好的实验传统,以实验为主要研究工具可以使得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因此,行为财务会计自然沿用这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实验研究法下,实验者可以将受试者进行随机分组并设置对照组,其作为实证研究方法的一个分支,实验研究法的变量同样包括有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分组之后,在控制了不相关因素(或固定或使其随机化)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实验者可以调节自变量,以观察因变量的变化情况。具体做法是实验者将新的方法或措施施加给受试者,而对控制组不加处理,然后观察自变量变化对受试者产生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1)因为实验者能够通过控制变量,调节自变量来设定实验情景,所以能够区分开各变量分别对自变量的影响。(2)在实验过程中可以检验一种现象何时发生并且如何发生,从而得出受试者做判断和决策的路径。(3)可以检验现实状况下不存在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比如可以研究会计准则变动将对信息披露造成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
实验研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相当多的学者对此抱有疑虑。由于实验研究法不能完全模拟出现实世界的情况,所以有时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有实用价值。此外,在实验设计上也存在如下缺陷:(1)在受试者的选择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2)实验过程中受试者不一定会按自身的真实情况进行反馈,因为其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3)实验设计的简约性和仿真性难以协调。为此,行为研究领域的学者常辅以问卷调查法和实地研究法弥补实验研究的缺陷。问卷调查法的关键环节是问卷的设计,问卷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尽管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的工作量都比较大,但是这两个方法得到的结果比较接近实际情况,虽然被调查者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对研究问题噪音,不过作为实验研究的辅助方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研究范式的可靠性问题。
其次,行为财务的研究问题依旧比较狭窄,在一些领域有待更深入的探索。譬如审视师在会计信息过程中的作用,目前对于审计师与其他当事人互动影响的研究依然欠缺。首先,尽管已有一些文献针对审计师与管理层的协商做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地将焦点放在了协商结果上,而很少注重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再者,尽管人们已经开始对公司内部审计委员会越来越重视,但是对于审计师如何与内部审计委员会之间产生交互影响,以及委员会在作审议时如何依赖(或不依赖)审计师的工作,我们知之甚少;最后,审计师与公司重要持股人的交互影响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都在试图对对方产生影响,并且相应地有必要对另一方的反应做出事先的估计。这种互动自然会引起一些战略性的思考。目前还只有很少量的文献对这种高级别的战略思考做出研究,因此,重要持股人和审计师如何进行战略思考以及战略思考和互动影响结果的关系还基本是个未知领域,是行为财务会计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探索。
在围绕会计信息对投资者的影响研究中,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分析师的报告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证据并不完整,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加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并且更具体、更全面地研究投资者特征(空头或多头,所持股票正在升值或是减值,老手或新手)和分析师特征、分析师报告特征对于投资者最终决策的综合影响。不过,围绕信息的样式对专业人士的影响,依旧凤毛麟角。尤其是针对潜在债权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考虑到债权人对于一个公司的发展极为重要,研究他们在考虑放贷时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以及该过程中存在哪些影响因素,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此外,国内行为财务的会计研究是伴随大量行为金融领域的成果开始丰富的,受限于发展时间的短暂,其研究成果集中在盈余管理和审计师行为等特定问题领域,并与诸多行为金融、行为管理会计的研究成果相交织。在前述会计文献的梳理中,我们将其规整纳入现代行为财务会计前沿问题的整体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下,可以看出我国行为财务会计的研究问题覆盖并不广泛,在分析师、会计师以及准则研究等领域都存在大量的研究空白,有待研究者不断补充和完善。
五、总结
〔关键词〕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评价标准;“心理味”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6)24-0008-03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幸福教育等理念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呼唤,人们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修订版)》(以下简称《指导纲要》)之后,心理健康教育课(以下简称心育课)成为了越来越多中小学校的常设课程。每次前往中小学考察心育课程建设时,常常看到校长在满脸兴奋地介绍完成果和进展之后,总还会留有几丝困惑挂在脸上。校长们最具共性的困惑之一就是心育课该如何评价的问题。换句话说,校长们清楚如何评价一堂语文课的“语文味”、数学课的“数学味”,但不清楚一堂心育课的“心理味”究竟体现在哪儿?大家知道,心育课的评价既不能像语文、数学那样考学生知识点,也不能直接照搬学科课程的评教指标。那么,每学期除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和课堂满意度调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对心育课的专项听评课,该听些什么,看些什么呢?根据相关研究和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心育课的“心理味”应至少包含“五味”,以此为基础可以构建起心育课评价标准的五大维度和指标体系。
一、心育课评价的“五味”
(一)专业味
专业味指的是课的高度,或称精准度,主要看教师的专业性。专业味浓郁的心育课不是要求教师“名之必冠理论”“言之必用术语”(相反,中小学心育课恰恰要求避免太多的理论和术语,“避免将其作为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和心理学理论的教育”),而是要求除了杜绝知识性、科学性错误之外,整个课堂的推进过程都必须符合心理学原则和规律。例如,“情绪管理”是当前中小学心育课最热门的选题之一。在网上随便做一下搜索,就能看到非常多以“做情绪的主人”“我的情绪我做主”“我自信我快乐”等为题的教学设计。这些教学设计中最常用的套路是通过哲理故事启发、表情图片识别、师问生答、背诵格言、学唱歌曲等途径,教学生了解情绪的基本类型、认识积极情绪的重要性、掌握“消除负面情绪,重新找回快乐”的途径和方法。初看上去这样的教学设计没什么问题,但细究起来你会发现,可能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比如:(1)把“情绪管理”等同为消除或消灭负性情绪首先就是不对的,因为情绪可以管理,但不可消除;(2)负面情绪也有积极作用,情绪管理的目标不能是只保留快乐,而是要学会与各种情绪共处,继而发挥不同情绪的积极作用;(3)讲授、提问、记背不应成为心育课的主要形式,创设情境引导学生体验情绪、自我成长才是情绪管理课程的应有之义。因此,看一个心理教师的专业性,要全面看其目标设置是否恰当,核心概念是否有偏,内容采择是否有误,活动设计是否科学、导转展评是否合理,乃至一言一行、一问一应是否在对学生进行正向引导。
(二)互动味
互动味指的是课的广度,或称参与度,主要看课堂组织。心育课是最应体现“以生命影响生命”这一教育本质的一门课程,但只有通过广泛而充分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才能实现生命对生命的高质量影响。概括来说,团体活动是心育课的主要组织形式,而互动是团体的基本特征,参与是互动的必需前提,活动是参与的主要载体,成长是活动的共同目标。比如,在一堂“自我认识”课上,教师用符合学生年龄段的语言精彩讲解了自我的概念,用“我是谁”自陈式问卷开展了科学的测评,当堂分析了测评结果,请6名同学分享了自己书写的自我描述句子,教师点评了分享者自我概念中存在的优点和缺点,加深了学生的自我认识,最后布置了生活延伸作业。这堂课看似完整,并且授课老师专业扎实、准备充分、行课流畅、环节分明。但整堂课中都是教师在唱主角,学生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缺少了真实的活动体验、没做到全体成员的充分参与,师生和生生间缺少真诚和开放的互动,没能践行“在人际交往中认识自我”的目标设计,没能坚持《指导纲要》要求的“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和调动学生的主体性,也就称不上是一堂好的心育课。
(三)情感味
情感味指的是课的温度,主要看课堂氛围。没有情感投入的心育课哪怕再精彩,也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或照搬剧本的表演秀,给人的感觉是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情感味浓郁的心育课应该充盈着爱的空气,是一段温暖的旅程。师生在共同营造的安全和接纳的氛围中,低焦虑,高共情,情感真实,关注全纳,开放自然适度,表达充分自如。在一堂好的心育课中,师生自我开放程度高,官话套话少,重感受轻认知,“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和关注个别差异相结合”,能体验到真诚、信任和尊重。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要尽力创设“高挑战、低威胁”的课堂氛围,这是被脑科学研究证实的最有利于创造性思维激发的氛围。所谓“高挑战”是指活动任务或所提问题对学生要有一定的难度或新奇感,以激起学生的参与兴趣;而所谓“低威胁”就是要课堂轻松自由,鼓励各种观点发表,学生被评价的压力感低,学生不会因为回答不好而感到自尊受到威胁。为此,教师要减少对学生的表现的价值评判,避免教师个人价值的代入,可以用“你的这个观点很有趣”“你的这个想法挺独特”或者“我的个人看法与你不一样,但是我欣赏你对自己观点的坚持”等说法代替传统课堂常用的“非常棒”“说得真好”等说法。其二,要让学生感受到来自老师和同学的真诚的“爱”。有爱作基础,哪怕活动中有争论、僵持,甚至反对,也不会影响课堂中的人际关系和后续活动中的合作;没有爱的基础,则会出现为避免尴尬和反感而不去真实表达的“表面和谐”。
(四)沉浸味
沉浸味指的是课的深度,或称卷入度,主要看学生的状态。沉浸(flow),也被译作心流、福乐,指的是一种全身心投入其中,感受不到时间流动的状态,比如读书、玩游戏、做研究时废寝忘食就是这种状态。幸福心理学研究表明,沉浸体验是幸福感的重要维度。也就是说,即使需要脑力和体力很大付出的活动,只要当事人能做到全情投入、沉浸其中,则虽身心痛苦但仍感幸福无比。正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无数科学家、艺术家痴迷于问题解决和艺术创造的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可见,如果激发了沉浸体验,即使在做需要痛苦付出的事情,也会让人感到幸福;而缺少了沉浸体验,即使没有痛苦感受也不会自然生发出幸福感来。对于心育课而言,沉浸味浓郁的课堂,活动设计环环相扣,情境营造带入感强,即使活动富有挑战,身心付出大,学生依然能够表现出浓厚兴趣、身心卷入度高、常常忘却了时间、对下次课充满期待;相反,浮于表面的心育课,与学生需求距离远,产生不了内心共鸣;加上教师本身就照本宣科,没有个人卷入,学生就更难沉浸其中了,这样的课即使任务轻松、压力轻微,学生依然不会产生高自我相关性的,也就更谈不上幸福感受了。
(五)生成味
生成味指的是课的效度,主要看课程效果。首先,现代心育课强调现场生成。活动过程中会生成源源不断的生动资源,教师若能对之敏锐把握、恰当引导,将能生成超越原有预设的深化和升华。换句话说,心育课不能没有“剧本”,但绝不能“照剧本演”。因为本课程关注的就是人的心理过程本身,课堂上每一个重要心理动态的出现都不应该被忽略,相反恰恰应该被关注、被运用,变成此时此刻最易为学生汲取的成长营养。其次,心育课重视当下的体验,积极心理学认为未来的幸福与当下的痛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相关性,以追求幸福为目标的心育课程最不应该靠“吃得苦中苦”“十年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古训来维持学生的投入。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主张,追求幸福的过程也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人生不能割裂,参与心育活动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幸福人生的预备阶段。最后,现代心育课的价值取向不是问题式、病理式的,而是预防性、发展性的。培养“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充分开发他们的心理潜能,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是《指导纲要》规定的目标,因此促进学生积极人格的生成是心育课的根本要义。故而,评价心育课程的最终效果不是看学生心理知识掌握了多少,也不是看解决了多少学生的心理问题或疾病,而是看学生在人格发展上能取得多少进步以及学生离幸福人生是否更近了一步。
二、心育课程评价的维度与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构建起心育课评价如上表1的维度和指标体系。
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评价实践中,上述评价维度和指标体系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直接用于课堂观察记录或教学比赛的评价标准中,也可以分项用资料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谈评价法和心理测评法进行一一考察。《指导纲要》指出,心育课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团体辅导、心理训练、问题辨析、情境设计、角色扮演、游戏辅导、心理情景剧和专题讲座等,但以“活动为主”和“防止学科化的倾向”的要求使其既是一门课程,又不能等于常规的学科课程。心育课的“心理味”应该是独特、鲜明而纯正不变的。
参考文献
[1]教育部.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EB/OL]. http://. 2012-12-7.
[2]钟志农. 心理辅导活动课操作实务[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
[3]塞里格曼. 持续的幸福[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一、引起歌唱注意
注意是心灵的唯一门户。一切事物要从外部世界进入人的心灵,只能由这扇门通过。它在歌唱与发声活动中,占据着特殊地位。“注意是心理努力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指向性和集中性,是注意的基本特性”(《心理学》第七章)。在同一时间内心理活动能指向和集中于少数的对象,这体现了注意的选择性。那么怎样才能使心理活动有所指向,有效地配合声乐教学,有效引起注意并使教学法有效地贯彻执行呢?声乐教学往往是声音效果的教学,意识在先,歌唱动作在次后,声音效果在最后。这一程序是在瞬间完成的。学习者一般比较注重声音效果的模仿,直观的声音模仿是学习歌唱技能、技法的第一阶段。能够引起歌唱学习注意的方式、方法有很多,而最直接、最生动的,还是声音本身。运用发出某种类型的声音来训练歌唱器官某一部位的功能,是这一学习阶段的教学主题。在声乐课堂上以适当的方式方法,引起学习者的无意注意、有意注意,进而打开学习记忆的大门,是每一个声乐教师需要精心设计的。声音形象的新颖性,是以客体的性质引起学习者注意,那么设计练习方案的目的性,则从学习者的主观需要和兴趣引起学习者的注意。
在多年的教学中,我常使用“哼鸣”练习、“吹唇”练习、“高位置韵白朗诵”练习等。其中“哼呜”练习,在众多声音形象中独具个性,它来自汉语鼻韵母哼唱,目的是为了训练鼻咽部的肌肉在歌唱中的调节能力,进而获得鼻腔共鸣。还有“吹唇”练习,就是俗语说的“打嘟噜”,是一种训练呼吸与歌唱肌肉协调结合的练习。其目的是获得呼吸肌肉群在歌唱时对声音的支持,以及发声吐字时下巴的放松感。那么“高位置韵白朗诵”练习,则是假声的高位置安放和有力度的汉语韵母甩腔练习;念单字练习、叠音练习,使得换声区音域自然过渡,并获得在歌唱中软腭的提升能力和歌唱吐字的支点感,这一系列练习的声音形象近似中国地方传统戏的“中州韵”体系,其声音形象鲜明独特,易区别于日常会话、舞台朗诵、话剧语言。还有“咽音”体系训练,“假声位置真声唱体系”训练,都具有高物理区分性,易于引起听觉器官进行感觉分析,易于从多种声音背景中被注意,也易于判断正误。
二、练习与注意的关系
研究注意心理,对声乐教学还有巩固技能知识的意义。歌唱是夸张的、艺术化的语言表现,没有声乐技能性知识的掌握,艺术的歌唱是无法实现的。歌唱技能来自于发声器官、呼吸器官、歌唱语言功能性的增长。程序性知识学习有动作操作的实质,此类知识的学习,不仅需要理论、要领的指导,还需要动作的练习,这其中包括两种注意练习阶段。即:有意注意和有意后注意。第一阶段需要技能概念、声音形象、方式方法的注意训练,此阶段的技能训练过程中,注意心理是有意识的,并且注意投入比较多,需要心理活动集中于当前某种技能,我们称它为技能的概念学习阶段;第二阶段是理论在概念基础上的能力训练,是技能动作的操作由生疏到熟练、到掌握的程序过程,此阶段的技能注意训练,不需要太多的意识努力就能保持自身的注意,即有意注意转化为有意后注意。以下是呼吸训练的模式。
呼吸是人们下意识的生理运动,人们在无需注意的情况下,呼吸照常进行,而歌唱呼吸是一个功能性的意识呼吸。如:某一乐句的延长,需要保持时,呼气就是有意识的;某一乐句的力度表现,需要有深呼吸支持;某一乐句的情绪表现需要大幅度的呼气支持等,都是有意识的用气。然而诸多形式的呼吸支持都不能脱离呼吸肌肉群的功能性支配。歌唱呼吸功能的增强来自于注意训练。歌唱的呼吸属内觉运动,它的运动方式需要注意训练。呼气向下这一概念不难理解;而呼气时呼气肌对声音的支持方向是腰围向外撑、向下支持。这与自然呼气的肌肉运动是相违背的,因此,它需要意识注意,正是这种反向支持,才能产生对歌唱呼气的支持,对初级歌唱训练的人常常是腰、腹肌只有微弱的感觉,甚至手摸都感觉不到。因为此时,呼吸肌肉还没有积累练习量,也就没有呼吸功能性的肌肉支持。随着歌唱呼吸练习量的增加,呼吸肌肉的能力逐渐增加,呼吸的运动方向渐渐不再需要投入更多的注意,这时注意训练进入了第二阶段——有意后注意。随着阶段性的训练,呼吸对歌唱的支持渐成了一种程序,呼吸在歌唱共鸣、语言的结合中成为调节歌唱。音乐表现的一种手段、技能,一种自动化的运动,但它仍区别于生理中的自然呼吸。另一方面歌唱肌肉的调节能力训练,也是如此,如:做“打哈欠”练习,其任务是训练软腭的提升能力,目的是为了获得咽腔的共鸣,并使这种夸张的软腭提升融入歌唱过程,这时课堂的心理注意就是体会,做“打哈欠”时内口的充分张开感觉。内口张开的实质性动作是软腭提升,这是有意注意引发的系列歌唱运动。然而,一两节课的“打哈欠”练习是不够的,要达到技能的程序化,就需要练习量的积累,因为单纯的“打哈欠”练习较容易掌握(指无声的练习)。而“打哈欠”练习的第二阶段是伴随有声音的练习,这其中还有呼吸肌肉协调支持发声的成分,因此,没有反复的、长时期的训练是不可能达到少量注意能量的分配,进而达到自如、自动化的内口打开。认知心理学家把注意的能量分配看作“聚光灯效应”。即:“在灯的瓦特数不变的情况下,聚焦大小与灯的亮度成正比”。(《认知心理学》第二章)当注意心理指向多种活动或一个系列的运动时,注意的能量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分配问题。当一种技能还没有达到自如掌握的时候,或不能形成自动化的操作时,最好不要附加其他注意任务。此时,生疏的技能还需要投入较多的注意能量。如:在内口还没有充分打开时,去唱高音域的声音,势必顾此失彼,协调失衡,或造成优美音色的丢失。因为,当内口打开还不能脱离有意注意时,就附加高音域的技能知识,毫无疑问会分散注意能量。结果往往造成前知识没有实质性掌握,后知识也没能引起足够的心理注意,造成注意的相互衰减、概念的混乱。
歌唱是一种多部位协调运动的产物,各种功能性训练的最终目标是艺术地歌唱,此时的注意就是有一定广度和有注意层次分配的心理努力。当进行某一种新技能的学习时,需要有一定深度的注意力投入,此时的声音练习、作品搭配都应围绕着新知识进行选择。合理把握注意层次是声乐教师应关注的又一教学层面。
三、注意心理对歌唱错误的可分解性
“在同一时间内,心理活动能指出和集中于少数的对象,这些少数对象就被清楚地意识到,而对其他同时作用的事物,则没有意识到或意识得较模糊。”(《认知心理学》)当歌唱信息的刺激不是一种时,刺激的信息在人体之上就产生了竞争,结果是新刺激往往衰减了以往的信息提取。注意分散法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现象,如“晃下巴”歌唱练习,目的是为了纠正歌唱者下巴发紧造成声音僵硬、高音吃力的现象。由于对方法的理解错误,或声音观念的不正确,或呼吸支点过高,或语言障碍等都可能导致下巴紧,“晃下巴”歌唱是缓解下巴紧方法之一。“晃下巴”歌唱,在正常歌唱状态下是没有的。由于“晃下巴”动作的加入,使得以前下巴僵硬的错误歌唱注意附加了刺激源,把前歌唱注意的感觉处理能量分减,把产生“下巴紧”的能量衰减了,如果“晃”着下巴还能吐清字,这表明歌唱中的“下巴紧”得到了缓解。又如:歌唱的呼吸支点过高,常给人以“吊着唱”的感觉,属于不正常歌唱,教师就提示“空咳”练习,体会深呼吸支持,并在每一乐句的起端附加“空咳”的动作,来分散高支点呼吸的歌唱,以提示呼吸的注意向下,气沉丹田,使前注意中产生的高支点呼吸注意衰减转移时,以改变或淡化前记忆的错误提取。这种以分散注意来纠正歌唱错误的教学法,实例很多不再例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