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劣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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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关键词】延迟退休；劳动力市场；储蓄消费；经济增长；优势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一个将深刻影响人类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的效应是改变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即作为非劳动力的老龄人口比重将不断上升，劳动力比重将不断下降。这是劳动力资源结构的一次重大改变，而这种改变必然对应着经济资源配置的改变，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而正处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中的中国，必将面临一次重大挑战。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引导积极影响、减缓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当前严峻的问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及其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定的社会中的老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的一种人口结构状况。目前国际社会广泛公认的一种定量标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那么该社会就可称为是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步入这个行列。

截止2013年末全国0-14岁人口为22329万人，占总人口的16.4%；15-64岁人口为10058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9%，较2012年0-14岁人口增加了42万人，但比重减少了0.1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增加179万人，老年人口不断攀升，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与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同时影响总人口抚养比。2014年末，我国总人口抚养比为36.2%，比2013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为22.5%，比2013年增加了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3.7%，比2013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体现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结构比例失调，对劳动力的供给、投资、分配、生产、经济发展的速度、消费结构等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科学的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如何制定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对策，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已成为最严峻的问题。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呈现为总人口继续增长，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少儿人口比例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继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末，全国总人口136782万人，出生率为12.37‰，死亡率7.16‰，自然增长率为5.21‰。2014年与2005年相比，9年中出生率降低了0.03个人千分点，但近两年有所反弹；死亡率由下降转为增加趋势，5年共增长了0.65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降低了0.68个千分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人口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中国人口已进入平稳低水平发展阶段。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仅次于日本的老龄化速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但进入21世纪以来，出生率的降低明显慢于死亡率的增长，同时60岁及其以上人口逐年增加，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将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发展。其次，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低成本目前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如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而日本通过修订老年人就业法案和改革养老金制度，不断调整与退休年龄有关的退休金支付年龄和水平，稳步地实现了延迟退休制度，对于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具有一定的启示。

二、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面

（一）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质上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冲击。从短期来看，延迟退休年龄会挤占待业者的就业岗位，尤其是造成对年轻劳动力的“挤占效应”。但有的研究认为延迟退休不会挤占年轻人的工作岗位，是因为老年人腾出的岗位未必适合年轻劳动力，即使延迟退休对待业者不会有直接的挤占作用，然而会产生间接挤占待业者的岗位，比如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工作者退出工作岗位后，虽然没有合适的年轻劳动力来接替，但可以由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来弥补，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空出的岗位可以由年轻劳动力来替补；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老年劳动这处于不利位置，因为老年劳动者较青年人而言在技能、教育、健康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一旦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使老年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陷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从长期来来看，由于我国老龄化程度不对加深，人口红利不断消失，加之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得不到补充，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并且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充分利用，延迟退休可以使更多的老年劳动力继续发挥余热，节省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

（二）延迟退休对储蓄消费的影响

中国近年来的储蓄率是不断增加的，这与中西方对于储蓄方面的观念不同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是分不开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制的不成熟也是导致高储蓄的一个原因，老年人的保障金太低，无法在这个物价持续上升的社会中得到应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那么他们宁愿将钱存起来获得保障，也不愿拿来消费，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缓慢进行。在高储蓄的中国，人均GDP却远低于那些发达国家。因此，从理论上我们看可以分析出，在未来中国老年人口急剧攀升的情况以及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缓慢的情况下，老年人更倾向于将钱存起来，这必将导致市场中的消费情况日益减少，国民需求量降低，经济发展低迷。因此，在一个人口老龄化加深，老龄人口较多的社会里，其总人口的购买力以及储蓄额都会下降，对贸易、投资均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如果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从而刺激消费，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三）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宏观经济中对于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其他影响单位投入产量。丹尼森根据美国国民收入的历史统计数字，对上述各个增长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美国在1929-1982中综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90%，而其中劳动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为1.3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因素，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程度。延迟退休年龄可以缓解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老年人继续在原有岗位发挥余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力，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

三、我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优势

（一）合理配置和规划劳动力资源

由于我国地区间的老龄化程度的不同，因尽快建立合适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老年型地区可以为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决老龄问题的经验，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可以为老年型地区输送劳动力以填补其“年轻人赤字”，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重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机会，特别是加强对年长劳动力的培训，加快其知识更新，提高就业竞争力，充分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同时，老年人所拥有的娴熟技术以及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尽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轻人，但相对年轻人来讲，老年人才工作经验丰富，工作时可以立马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稳定性更高。让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职场，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压力，还有利于解决老年人“空巢综合症”等心理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步伐晚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老年人人口的养老问题正在迅速地由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养老保险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政府应该重视的一个大问题。其次，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也是一个国家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采取逐步延长职工退休年龄可以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积累，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

（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年加深，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来应对未来老年人口逐年增加的态势。老龄化产业收益低、与政府在老龄化产业发展的缺位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为此，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在促进老龄产业发展方面，可以促进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过专项拨款、补贴等财政优惠，激发企业涉足老龄产业的积极性，通过税收优惠或减免，减少老龄产业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做实养老金帐户以保障养老金的可持续供给，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来，进而切实将老年人的各类潜在需求转化为针对老龄产业的有效需求，进而形成养老需求有效拉动老龄产业发展的局面。中国作为发展大国更要努力做好产业结构的完善与发展，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方面的安排，加快第三产业的兴起与转换，保证国民经济稳定与高速的最优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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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orsch-Supan，Axel，J.Winter，“Population Aging，Saving Behavior and Capital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 #8561，2011

第2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近日，日本家电企业集体陷入亏损的迷局。松下净亏304亿日元；日立盈利同比跌96.6%；索尼净亏155亿日元；夏普营业利润同比跌84.4%；东芝营业利润同比跌87.8%；NEC上季亏损194.4亿日元；富士通亏损171.4亿日元。过去，凭借家电产业笑傲江湖的日本，为什么现在却面临巨大的亏损？曾经在家电产业“缔造神话”的日系家电，为什么现在却伤痕累累，一片凄凉？其实，我们细看日本家电产业，不难看出，日本家电结构性的问题，是直接导致了日系家电产业集体惨败的主要原因。那么，日系家电结构性失败，到底失败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失败。不管是松下、索尼，还是夏普、日立。可以说，日本家电在彩电是闻名在外的。因为现今松下、索尼、夏普等，都将救命稻草挤在彩电的唯一板块上。从理论的角度上讲，是产业的集中，但对于日本家电产业战略上，是产业资源的重叠，并且也显现出单腿走路的产业困局。但是在白电方面日本家电企业现今很不作为。行业里，一般把白电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70年之前，由欧美主导的白电时代；第二阶段是1970-2000年，白电产业以日本为主导的时代；第三阶段则是至今，正在进入的“中韩时代”。早在2000年以前，日本在白电方面可以说是盛极一时，但盛极必衰，这些年来，日本在白电上的“不作为”，以及中韩白电的崛起，都导致了日本目前产业结构的失败。而此前，海尔收购日本三洋白电，导致其在白电方面更加的空白。

人文结构的失败。二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人口老龄化是日本面临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对日本企业的发展尤为不利。首先，人口的老龄化严重的影响了企业的用工环境。老年人比例上升，青壮年劳动力就相对缺乏。因此，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就无法满足企业用工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此一来，企业很容易出现“用工荒”。其次，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青壮年人力资源不够，企业需要更高的人力成本去吸引青年员工，这从某种程度上又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在制度保障上，人口老龄化使得企业需要支付员工的养老金额越来越大，使企业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不少。另外，从企业生产方面而言，人口老龄化导致企业员工老年化，职员平均年龄较大。老年人的思维不如青壮年活跃，这种用工结构，也会导致企业在产品创新方面比较滞后。而从消费需求方面说，受消费观的影响，老年人对电器产品的消费需求不高，从而无法刺激企业对产品的研发创新力度。对于任何产品和企业，因循守旧和保守始终是他们发展的最大敌人，特别是在时代已经更新，革命已经到来的时刻，日本家电企业决策层，没有革命性创新或者说是破坏性创新的决心和魄力，只是在原有产业上的零敲碎打，修修补补。俗话说，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但日本家电企业始终没有狠心做到打破旧有产业格局。所以日本家电企业失去了创新，又没有新的血液的注入，如何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拥有立足之地呢？

金融政策结构的失败。日元升值给日本家电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此前，夏普和索尼都把企业亏损的原因归咎于日元升值。日元的强势和较高的企业税率使得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日本是一个资源枯竭型的国家，地理环境使其成为一个高度依赖进出口的国家，过去，日本是一个以加工进出口成品的“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很多原材料都是依靠进口，很多产品进口来，加工好后，销往其他国家。如今，日元一升值，日系家电的产品价格就变高了，如此一来严重阻碍了产品的出口。此外，随着近年来韩国的崛起和我国家电的发展，日本早已失去了“来料加工”在技术上的优势。而当此外，国家金融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撑。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高负债国家，当收入无法弥补支出，出现财政赤字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便只有发行国债，这就导致日本政府财政吃紧，给企业的经济支持有心无力，政府给予企业的支撑有限，日本企业又数量多，自然便僧多粥少，这就使得日本企业无法进行大规模投资生产，在金融政策方面的失败，也让日本家电企业大溃败。

综上所述，日本家电产业三大结构性的失败，都直接导致曾今在家电市场叱咤风云的日系家电，已成为昨日的“故事”，如今只能黯然挥手告别过去的光辉岁月。日本家电企业若要走出“经济寒冬”，重振雄风，调整其结构就势在必行。

第3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接近1.8亿。预计到二0五一年将达到四亿多的最高值，之后将维持在三至四亿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百分之七提升到百分之十四，发达国家大多用了四十五年以上的时间，而我国只用二十多年就接近了这一指标，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会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一。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比较，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三年。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一点二四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本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五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国则是在仍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

二、我国现有养老模式及存在弊端

目前在我国主要养老模式为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按照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两类。政府养老机构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及集体供款。资金来源单一，数额有限造成了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收养人数少、社会效益不高等问题。民办养老服务业属于新兴的公益行业，其特性是投入大、收益薄、收效慢。如果单纯按照成本核算，其创办初期基本处于亏损状况。

机构养老均存在一定弊端。比如，对在养老人的照顾并不完善，在养经济负担也较沉重。这令大多数老人难以接受；护理条件较差，大多数的养老机构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与饮食服务，而只有部分养老机构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更为严重的是，为减轻负担，一些养老院不准自理能力差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入住，严重违背了设置养老机构来帮助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的初衷。

家庭养老作为中国最为传统的主流养老模式，是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源的养老方式，形式是在家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也随着现代生育观念、生活节奏和生存压力的改变，受到严重冲击。独生子女家庭作为21世纪城市的主流家庭，独生子女父母的这一代，既要抚养和教育子女，又要赡养和照顾护理四位老人。也就是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注定了这种方式难以为继。

三、如何解决养老问题

第一、建立基本养老保障政策体系，确保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在城市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目前的改革正在实行统一的制度，随着改革的推进，将会形成一整套政策。在农村，实行农村养老保险，目前的参保率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成熟的政策，国家的责任没有相应的体现，仅仅依靠民政部门的努力显然政策的力度不够，需要从全国农村地区的整体考虑制定适应性强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考虑到21世纪中中国非农人口达到50%的发展目标和趋势，要使农村养老保险在政策上能够具有向城市基本养老保险过渡的兼容性。

第二、建立医疗保险制度，分散老年人晚年的疾病风险损失。城市目前的改革步履维艰，其根本原因主要是没有高效的操作性政策，试点过程中应付改革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步伐难于适应现实需要，需要加大政策干预的力度。

第三、建立养老社会化服务政策，解决高龄老年人的照料问题。目前，部分城市已经作出政策性的安排，例如上海。但从全国城市来说，养老社会化服务没有统一灵活的明确政策，在经费、管理、组织、人员等诸多方面没有基本的安排。政府大力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事业，但在税收等方面缺乏可操作的鼓励性措施。农村地区的养老社会化服务由于设施、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天然劣势，目前主要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五保”政策，很难适应农村老龄化的需要。（下转第436页）

（上接第434页）

第四、建立扶持家庭养老的配套政策，刺激家庭成员养老的积极性，使老年人居家养老有一个政策上的保障。家庭在赡养老年人的现实作用毋庸置疑，如上所述，目前的问题是没有实质性的刺激和鼓励措施。如果不尽早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干预，加上社会养老的不确切的宣传，将会挫伤家庭成员养老的积极性。

第4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人口问题面临障碍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日前召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人口计生网络发展研讨会”上指出，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人口高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还面临着观念和体制上的障碍。

张维庆认为，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惯性增长势头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 000万；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对公共资源配置构成巨大挑战；城乡、区域差距继续拉大，贫困人口仍然较多，成为制约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人口安全风险不可低估。

他强调，统筹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观念和体制上的障碍。他说，目前体制上的障碍主要是：人口发展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机制不健全、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人口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流动机制不健全，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难以适应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难以适应以人为本、群众需求多元化的要求。

现行生育政策暂且不动

张维庆列出了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是：努力稳定低生育水平；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建立以流入地管理为主、流入地与流出地相配合的长效机制，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实施“十一五”人口发展规划。

他称，为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对于明显加快的老龄化进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认为，首先，现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数量过多，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并不密切。控制出生人数，等于减少60年后的老年人口数量，有利于老龄化问题的缓解；而主张放宽生育政策，只会加重老龄化问题。其次，目前我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过剩，并将持续几十年。主张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轻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业人口的数量，加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状况，这不仅无助于老年人的养老，反而会从老年人手中争夺资源。他说：“人口数量过多仍然是中国第一位的人口问题，人口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现行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动摇。”

面对人口政策调整的声音，张维庆指出，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和人口发展的规律紧密相联的。在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上，我国必须遵循“整体稳定，适度微调，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进行科学周密的研究，避免人口增长的大幅度反弹。

调整结构为主控制数量为辅

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日前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新书会上表示，一味减少人口数量规模不一定是好事，我国应适当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他表示，2030年以后，我国人口条件将发生巨变，与印度相比，劳动力减少会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人口负增长”是一条底线。

胡鞍钢认为，人口的多少，不取决于人口规模，而取决于人类发展水平。他提出，我国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

胡鞍钢称，在人类发展指标(HDI)水平极低情况下，人多必然是坏事――既是发展的包袱，也是社会的负担，而当HDI达到高水平，人多必然是好事――既是发展的来源，也是发展的财富。从中国长远发展趋势看，当HDI逐渐进入高水平，人多就可以从坏事向好事转化、从人口包袱向人力资源财富转化。

他表示，一味地减少人口数量规模不一定是好事，我国过去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迫于人口数量压力，目前人口数量压力减轻了，但例如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开始浮现，人口政策面临条件已发生变化。同时，我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不可能用短期政策就能调整过来。

现在看来，我国至少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从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先严格控制一代人，后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逐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

未来生育政策需动态调整

尽管学者们无法就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数据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有专家称，一些地区可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超低生育率”(多数学者界定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风险型人口阶段。

在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看来，从长远看，理想的人口结构应该是稳定在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的特定状况，人们希望人口达到峰值时的规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尽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须在人口达到零增长以前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现过于剧烈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第5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有所为；离退休；合理引导；制约因素；解决对策

当前，我国已不可逆转地进入到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截至去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1.9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3%，今年年底预计将突破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14.8%。数量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正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如何充分开掘其潜能，发挥其作用，真正实现“老有所为”，以纾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压力，是关乎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笔者拟在本文中就“老有所为”问题谈几点浅见，以求教于专家同行。

一.“老有所为”的内涵

对“老有所为”一词，社会上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从字面上看，“为”通常指的是“做”或“作为”。即是说，人老了，还可以做点什么，甚至还可以做成一些事。因此，“老有所为”一般可理解为人老了，离开了工作岗位，继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做一些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也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老有所为”，就是“大器晚成”，在老年又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如写出名著，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等。如果将“老有所为”界定在如此高的档次上，难免曲高和寡。笔者以为，老年人一切有利于自我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的言行，都是“老有所为”的表现。

人老了，从原来的职务、岗位和事业平台上退下来后，是继续“为”还是“不为 ”？对此，笔者以为不可一概而论，而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人具体对待。

首先是能不能“为”。和在职在岗人员相比，退休的老同志存在体能不佳、精力不济等诸多劣势，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自身优势。俗话说，“人老是宝”。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他们大多在特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学识、技术技能、实践经验和人气人脉资源。这些无形的资产和财富，奠定了他们进一步拓展事业的能力和资本。有的单位对有特殊才能的人放宽退休年龄限制甚至终身留用，这充分证明了衰老绝非“无能”的代名词。古今中外，年逾古稀甚至耄耋之年的老人，发光发热、大有作为者比比皆是。所以，老年人如果有足够的体力、精力和能力去“为”，为何不“为”呢？保持一份生命的激情，保持一份进取的执着，在为社会继续贡献的同时，也充分体现自身的价值，岂不是一“为”而双赢？

其次是想不想“为”。人生不该是一场苦役。人活一辈子，除了要积极为社会做贡献，努力为他人谋幸福，还须关爱家人，更应善待自己。享受生之乐趣，体验活之幸福，同样是生命中应有之义！如果说年富力强时努力工作是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年老体衰后颐养天年则是他应该享受的权利。人退休后，转换生活方式，放慢生命节奏，让自己放松放松，休闲休闲，享受享受，既合乎情理，也天经地义。看书、唱歌、散步、旅游、养花、遛鸟、下棋、打牌、聊天，只要有益于身心健康，只要能够延年益寿，老同志从事任何文娱活动都无可厚非。同时，退休的老同志中，亦不乏心力、体力、精力、能力兼具者，他们愿意“为”，选择继续快乐地“为”，甚至大有所为，这是值得我们赞赏和钦佩的人群！

最后是会不会“为”。退休后，人如果选择有所为，就必然会有所期待，期待成绩，期待成果，期待成功。这些期待要获得实现，人就须努力调和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使之趋于统一。只有“为”得科学，“为”得合理，才能“为”出效率，“为”出质量。而在今天的信息社会，科学而“为”的关键，首先在于与时俱进地学习和掌控充足的有用信息。缺乏数量充足的最新信息支撑、补充和导引，老同志潜在的创新能力就难以被有效激发。其次，欲为者须正确认识、分析和评估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明确“为”的具体方向；最后，在“为”的过程中，老同志还须具备百折不饶、持之以恒的坚定意志，确保“为”有所成。高质量的“为”，既能服务社会，自己亦可从中收获一份欣慰和满足，还能延缓和推迟生命的衰老，如此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人到老年，“为”与“不为”，都体现出其对才识的尊重，对幸福的追求和对自我的完成。选择“为”或“不为”，一切皆须遵从于老年人内心的需求。

二.管理者对“老有所为”的合理引导

党和政府素来重视老龄工作，早在2000年就做出《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将适合我国国情的“六个老有”（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确立为老龄工作的长期目标；此后又多次指示各级领导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创造条件。而在“六个老有”中，“老有所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龄政策的中心环节。作为管理者，我们尤须全面掌握和认真执行相关政策，合理引导离退休同志“老有所为”。以笔者所在的长江大学离退休服务处为例，按照“积极老龄化”原则和上级文件精神，我们在促成学校离退休职工“老有所为”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坚持做到了三个“到位”。

1.服务意识到位

我校离退休服务处组建之初即明确了服务职能，工作秉持全心全意为离退休教职工服务的宗旨。我们深知，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教学科研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近1700名离退休人员作为学校教职工队伍的一部分，充分发挥其在育人和科研中的作用，既是服务了他们，也是配合了学校的中心工作。为此，我们首先对每位离退休人员的基本情况，如年龄、学历、职称、专业特长、健康状况等进行详细调研，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离退休人员个人信息资源库。然后依据各人所长，有选择地推介其从事教学督导、科研指导、素质教育、理论宣传、服务咨询、校史编写等不同类型的工作，使其智力优势在退休后得以继续发挥。对部分身体条件较好的低龄退休老专家、老教授和科研人员，我们通过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原工作单位返聘、二级单位选聘等提议，帮助其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抑或推介他们进入市老科协，让其继续活跃在科学普及、服务三农第一线，为促进荆州地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2.组织保障到位

搭建“老有所为”的广阔平台，提供相应的组织保证，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老年社团和协会是联系老年群众的好形式，也是管理的有效补充和延伸。在党委领导下，我校先后成立“三老协会”，即老年人协会、老教授协会和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协助我们做好离退休人员工作的同时，也为老同志交流、研讨、开展社会服务和技术咨询创造了条件。其中，老年人协会主要负责宣传、组织和动员老同志们参与各项“老有所为”活动，支持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为关心教育下一代贡献力量；老教授协会负责团结和凝聚学校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教育培训、科技研发、咨询服务、学术交流等活动；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负责发动学校老科技专家开展建言献策、科技考察、决策论证、项目评估、科普知识宣传等活动。以这些协会为载体，学校的“老有所为”工作在科学谋划和合理分工下有序开展，拓展出离退休人员施展才能、实现自我的宽阔空间。

3.宣传推广到位

根据学校“老有所为”的发展情况，适时进行宣传、总结和推广，是我们离退处工作人员长期坚持的一个惯例。在学校新闻网和离退休服务处的网站上，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对活跃在身边的“老有所为”者典型事迹的宣传报道。同时，针对学校类型各异的“老有所为”者，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推广策略。如对那些乐于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的老同志，我们充分利用了党代会、教代会、座谈会等平台，推荐他们作为代表发言；对退休后依然承担授课和教学督导工作任务的老同志，我们组织他们一同交流教学或督导经验，撰写心得体会，然后辑录成册；对退休后继续从事科研活动的老同志，近年来，我们及时为他们上报学术成果，争取科研奖项，获得了他们的充分肯定；对那些喜爱文学创作、书法、绘画、摄影、手工艺品制作的老同志，我们适时收集其作品，集中举办展览，生动展示他们的才艺和风采。及时有效的宣传推广策略，极大保护了离退休人员“老有所为”的热情，推动了我校的“老有所为”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三.“老有所为”工作的制约因素及解决对策

离退休人员“老有所为”牵涉到方方面面，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首先是社会对“老有所为”的认识普遍存在误区，视老年人为包袱而非财富，因此“为”与“不为”无足重轻，何必退而不休，站出来与年轻人争岗位抢饭碗？这种认识局限了全社会对老年人才资源的有效开发，导致离退休人员“老有所为”的活动平台十分有限，形成又一制约；最后，现行的促进离退休人员“老有所为”的法律法规和相应政策并不完善，且执行过程中也缺乏弹性，导致有所为者维权无门，安全感缺失而转向消极不为。

突破以上制约，首先须变轻视为尊重，努力营造“老有所为”的社会氛围。非主流化已使老年人产生失落感，不经意的冷嘲热讽更会加剧挫伤他们本已脆弱的自尊心。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老年人理应得到各方关爱。因此，对老年人“老有所为”的良好愿望，全社会应予以正向肯定和积极鼓励，以推动形成珍惜老年人才资源的良好风气。其次，学校须继续建立健全老年人才组织机构，充分调动“三老协会”等群团组织智慧，努力为离退休人员“老有所为”拓宽平台；最后，国家须尽快出台《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法》，形成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基本法的老年法律体系，促使老龄事业逐步走上法制化道路；同时借鉴国外做法，实行弹性年龄退休制度，切实保障老有所为者合法权益的实现。

第6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关键词】 中医药；健康服务；市场机制；SWOT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不但严重冲击着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更不利于我国健康事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既包括公共服务，也包括私人产品，既有政府责任，又要发挥市场作用，既是普惠利，又是个性化需求。[1]本文拟从市场机制的角度出发，对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进行SWOT分析，分析其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就如何发挥优势，迎接挑战，克服劣势，把握机会，规避威胁等提出对策建议。

一、基本概念

1、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定义

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提到，健康服务业包括基本与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护理、健康检测、卫生保健、中医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健康管理教育与培训、健康咨询、健康保险、康复医疗服务等诸多方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年―2020年》中明确：中医药健康服务是运用中医药理念、方法、技术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活动，主要包括中医药养生、保健、医疗、康复服务，涉及健康养老、中医药文化、健康旅游。

2、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即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也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具体来说，它是指市场机制体内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及作用机理。

3、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就是在市场机制体内，社会资本参与的中医医疗、保健、护理及康复机构根据相关的政策、法规及行业标准，使中医药资源在健康服务的市场上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运用中医药理念、方法、技术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活动。

二、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医药健康服务的SWOT分析

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既包括公共服务，也包括私人产品，既有政府责任，又要发挥市场作用，既是普惠利，又是个性化需求。中医药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应是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2]通过对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进行SWOT分析，分析其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1、优势

（1）中医药“治未病”的理念与健康服务业的目标、价值相一致。“治未病”理念是中医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其包含“未病先防、即病防变、病后调护、瘥后防复”的思想，和健康服务业“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目标相一致，为人们提供中医预防、护理、康复等服务，满足人们多层次的卫生服务需求，在健康服务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中医药健康服务有利于缓解医疗压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强。中医药强调“自然疗法”，包括节气调理法、食疗调理法、形态锻炼调理法等疗法，具有价廉、方便，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对于降低医疗费用，有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以及缓解医疗保障体系的压力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有利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健康服务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3）中医药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世人所接受。近年来，随着政府和人民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设定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多地开设儒学讲堂，传统文化的回归已成为不可扭转之大势，深入人们日常生活中。2015年10月，屠呦呦更是凭借中药青蒿素治疗疟疾斩获诺贝尔医学奖，中医药终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被世人所接受、认可。

2、威胁

（1）法规标准滞后，监管体系不健全。国家虽然大力鼓励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业，但与之相对应的政策法规、行业规范与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中医药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氛围和社会环境亟待建立；同时，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中医药健康服务业良莠不齐，如何对该行业进行有效监管，指导其自我监管，确保该行业健康发展，有序竞争，值得去进一步的探讨。

（2）西医及公立医院对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能力。近年来中医药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而中医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是“治未病”，其特色是保健与预防。对于已病的治疗，中医与西医相比没有明显的优势，就医时，人们更加倾向于选择西医。同时，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大力发展公立医院，它们已具备绝对的市场垄断能力。国家现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疗行业，与公立医院进行健康、有序的竞争，但由于公立医院的市场垄断能力，社会资本参与中医药健康服务具有一定的障碍壁垒，不易进入该行业。

3、劣势

（1）中药材野生资源的匮乏，中药材种植不规范影响中药材质量。随着市场对中药材需求量的增加，人们对于野生珍稀中药材的私挖、乱挖，不少野生珍稀中药材资源已经或正在枯竭，取而代之的是中药种植业的兴起。但有些中药材并不适合人工种植，中药材的种植也未能达到规范化的要求，从而影响到药材的品质，这些都不利于中医药的发展。

（2）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目前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主要还是以中医医疗服务为主，独立的中医预防、中医保健、中医康复、中医护理机构较少。中医药养老、中医药健康旅游更是新兴行业，处于起步阶段。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供给方主要还是以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为主，社会资本虽然参与中医药健康服务，但是提供服务数量所占比例很小。

4、机会

（1）大力促进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已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一。在党的十明确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方式的背景下，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正式标志着发展健康服务业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年―2020年》鼓励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鼓励社会力量提供中医医疗服务，并认为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3]

（2）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医学模式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伴随着老龄化的问题，我国疾病谱骤然巨变，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病率逐年递增。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及公立医院造成巨大压力。而中医对于慢性病的预防、保健、护理相对西医更加便捷，有效且可以缓解医疗卫生体系的压力。

三、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对策建议

1、调整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产业结构

丰富中医医疗的服务模式，以中医医疗为主体，融合现代医学及其他学科的方法，创新中医药健康服务模式，满足人们多层次的健康服务需求。[4]建立健全中医医疗和养生保健服务网络，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中医药养老的健康发展，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压力。

2、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完善监管体系

建立健全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政策法规，完善行业规范和标准体系，指导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有序开展；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对健康服务进行有效监督，指导行业建立有效自律机制，为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发挥中医药“治未病”优势

“治未病”是中医药的核心优势，将“未病先防、即病防变、病后调护、瘥后防复”的思想与健康服务的价值理念相结合，指导居民采用节气调理法、食疗调理法、形态锻炼调理法等疗法在日常生活中预防保健。

【参考文献】

[1] 申俊龙，彭翔.中医药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模式与策略探讨[J].卫生经济研究，2014.08.24-27.

[2] 杨沛莲，林旋龄，林毓霞，邓丽丽.广东中医药治未病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与对策[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4.03.326-327+339.

[3] 杨思进，徐厚平，汪建英，陈孟利.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初探[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4.10.1595-1598.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14.32-39.

【作者简介】

第7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论文摘要：在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同时，高龄化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75%的老人在农村，因此农村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成为养老问题的重中之重。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口高龄化的不利影响，在揭示农村高龄老人的养老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农村高龄老人养老状况的四点建议。

    我国现处在未富先老的状态，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同时，我国老年人口的高龄化问题正在逐渐凸显。依目前学界共识，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高龄老人，那么2005年我国高龄老人已超过1 600万。目前，我国的高龄老人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高龄老人总量将增至2 780万，2050年，将高达1亿，是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年龄组。而农村高龄化趋势更为突出，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农村高龄人口为800万人，占高龄人口总数的68.4%a，农村高龄化程度比城镇高0.21个百分点。如果说高龄老人是一个脆弱的群体，那么农村高龄老人则是脆弱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相对城市高龄老人而言，农村高龄老人在生理、心理、经济收人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其生活状况存在着更高风险，更令人担忧。

1、农村人口高龄化的影响

    人口高龄化同人口老龄化一样，他们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都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人口现象。但是，人口高龄化毕竟不是社会理想的人口结构，因此高龄化的农村人口结构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一，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高龄老年人口几乎全部退出劳动生产领域，丧失了其对社会的经济价值，是一个纯消费的人口群体，大大加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其二，高龄老人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机体的衰老程度明显，患病率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或部分不能自理的比重较大，所以，高龄老人已经处于急需照料的阶段;其三，对有高龄老人的农村家庭而言，因需要对老人进行长期照料，从而明显加重家庭的生活负担。多样的物质精神需求、昂贵的医疗保健费用和照料成本使许多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子女对于照料高龄父母越来越力不从心。

2、农村高龄老人养老现状

    首先，农村高龄老人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低卞。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最低生活保障在农村也尚未得到普及，对农村老人而言，他们能普遍享有的只有新型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长期被边缘化，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全国全部社会保障费用的11%，导致农村养老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农村高龄老人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上的基本需求。

    其次，农村高龄老人所享有的机构养老状况不尽人意。家庭”空巢化”以及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日趋弱化，养老院养老成为家庭养老的一个必要补充。但目前的农村养老院还无法解决高龄老人照料问题，首先表现在现有的农村养老院和床位数远远满足不了养老需求。另一方面，现有农村养老院的护工职业素质低，绝大部分缺乏专业培训，无法满足老人的实际照料需要。

    最后，对农村高龄老人的精神慰藉严重缺失。绝大多数高龄老人不仅失去了配偶，而且兄弟姐妹和一些子女也相继离去，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缺乏必要的家庭支持。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农村“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空巢老人”长期得不到子女生活上的照料，更谈不上能够得到心理上的慰藉。

3、明确政府责任改善农村高龄老人养老状况

    农村高龄老人是弱势群体，其根本利益最终只有靠政府来维护，因此，需要政府加强对高龄老人的社会保障责任和支持力度。

    3.1加大国家对农村养老投入力度，设立农村高龄老人救助基金

    农村高龄老年人口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因为经济供养不足。经济保障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是保障老年人能够安度晚年的基础条件。鉴于目前高龄人口多，国家财政有限，因此，建议政府设立高龄老年人口救助基金。对于高龄老人，特别是非常困难的农村高龄老人(如没有退休金、丧偶、独居、多病、重病的高龄老人)提供经济援助，解决其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问题。基金筹集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需要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还可接受国内外慈善机构、各种福利基金会以及各界慈善人士的捐赠。同时，国家要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救助基金每月按时发放到农村高龄老人手中。

    3.2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杜区养老

    农村社区，即老年人生活的村庄，是维护家庭养老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环境，同时也是家庭养老最有效的补充。根据农村社区的条件和特征，社区养老保障机制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为老年人提供部分经济支持，二是组织和帮助老年人探寻合适的养老方式，三是对家庭养老的引导和督促。社区养老保障机制运作的特点是社区自主组织为老服务活动，且服务项目和形式灵活多样。

第8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关键词】延迟退休年龄，问题，可行性

一、退休政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退休年龄制度。当前国家关于退休年龄规定：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职工年满50周岁。对于从事井下、高温等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职工，规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55周岁，女职工年满45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规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年满50周岁，女职工年满45周岁。

（二）我国现行退休年龄制度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1、退休年龄偏低与人口寿命延长的矛盾。退休者隐形就业问题，边拿退休金边再就业可以说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退而不休”的隐形就业问题造成了养老金的不合理使用。

2、女职工按不同身份执行两种退休年龄。这在企业早已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的情况下难以操作，在实际工作中引发诸多纠纷。

3、提前退休问题比较突出。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企业职工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3岁。

4、男女退休年龄存在差异。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差异主要是性别差异。男职工退休年龄比女干部晚 5 岁，比女工人晚10 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男女的性别差异会越来越小。

5.受教育时间越长的劳动者工作时间越短，劳动时间缺乏公平性。一般情况下（除一些特殊工种），劳动者无论接受多长时间的教育，劳动者的退休年龄都是统一的，这样就导致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工作年限就越短，二者之间为负相关关系。低学历劳动者一般从事体力劳动，与较高学历从事脑力劳动者相比较， 无论是工作年限，还是劳动年龄所占预期寿命比都较大，导致低学历劳动者和高学历劳动者在劳动时间上没有实现公平。

6.老年人力资本浪费严重。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无论是男女职工，过早地离开工作岗位，对国家对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损失，是人力资本的浪费。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人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也在不断后延。这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人力资本投入越大，其利用率反而越低，无形中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

7.“一刀切”的退休年龄与地区的差异性存在矛盾。我国各地区实行统一的退休年龄规定，而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却存在较大差别。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却实行统一的退休年龄政策显然是不科学的。除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外，各个地方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并不同步。

二、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行性分析

（一）微观可行性分析。退休年龄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均预期寿命、养老金储备、劳动力供求状况、初始劳动年龄、社会价值观以及工种的性质。通常状况下，在人均预期寿命的前提下，为了确保养老制度的良性运行，对于是否延长退休年龄人们主要考虑的两个因素就是养老金储备状况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以下主要分析延长退休年龄与失业率的关系。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延长退休年龄和失业之间的矛盾， 其实延长退休年龄所“挤占”的工作岗位与新增就业人口需求的就业岗位之间并没有绝对的替代关系：失业率和法定退休年龄的相关性非常低，至少在统计上这两个变量是不相关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完全没有任何正向关系的趋势，相反，趋势线有向下倾斜的趋势；从长远来讲，实际上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并没有直接影响，因为一个国家的就业情况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的多少。

（二）宏观可行性分析。一项政策的实施我们要看宏观环境是否适合，同时也要从政策本身来看政策实施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为了更好的从政策本身探讨延迟退休年龄是否合适，以下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优势方面来分析：延迟退休年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开源节流，一方面增加养老金的缴纳数额，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养老金的支出，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良性运行。此外，延长退休年龄还可以充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尤其是脑力劳动资源，促进社会的公平。

从劣势方面来分析：由于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增加就业压力。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就业减少，导致失业率走高，会进一步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机会方面来分析：首先，当前我们正在积极的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政府更加重视民生工程的建设，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威胁以及养老基金“空账”运行的压力，养老制度面临着严重的可持续发展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延长退休年龄无疑会非常有利于缓解以上所述压力，因此延长退休年龄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次，我国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保险、精算等方面的人才，为延长退休年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技术支持，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从威胁方面来分析：因为延迟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这就需要在尽量缩小其对就业方面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来寻求延长退休年龄的幅度，也就是说如果确定不好就业―退休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就有可能对就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抑制了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导致政策流产，这是对延长退休年龄来讲最大的威胁。

总之，无论是从宏观环境还是微观层面来看，延长退休年龄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第9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关键词：生活质量；老龄人口；农村；中国；安徽

一、介绍

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发展比较关注，而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却关注较少，尤其是以务农为生的老龄居民。农村老龄居民作为弱势人群，其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根据最近的报道，乡村里的年轻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务工，让老人们留守乡村，独自面对沉重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县域流动人口为7,900万，高于法国或英国的全国人口总数。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轻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状况，后者往往独自承担起务农和照料孙辈的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绝对收入计算的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的计算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鉴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收入，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资仅为城镇居民真实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医疗、消费品和教育在内的各种补贴构成了可观的额外福利，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考虑到补贴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应比这个数字大很多。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国内外观察家将其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市场导向的工业部门，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内陆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农村地区将从现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场化改革却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农村贫困人口将面临迁移或现住地资源恶化的两难选择。目前，从市场改革中受益的农村往往是离城镇中心较近的地区，而偏远地区往往难以从社会变迁中受益。内陆地区的农村家庭，尤其是务农家庭受益更少，农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让位于城镇的快速发展。㈣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体系正面临着技术落后、缺乏规模效应、环境恶化与价格扭曲等因素导致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尽管中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数据为8.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尽管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远高于城镇，农村却比城镇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大范围的以年轻人口为主体的农民向城镇的迁移。根据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31％和26％。从而，中国农村将同时面临经济转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各种福利项目在农村地区极不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养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农村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长期滞后，2009年底正式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尽管进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参保人数为5,199万，但与农村72,135万的总人口(2008年数据)相比，需要做的工作显然还有很多。而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则在2008年达到了21,891万，占城镇总人口的3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06年底就已经达到了76％。比数字更能揭示实际情况的是，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其子女，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撑。尽管庞大的下岗工人和城镇流动人口值得密切关注，农村老龄人口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农村老龄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现有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对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受到经济转轨和人口转变的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老龄居民有什么影响?不同职业阶层的老龄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质量?他们对其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估有什么特点?生理和心理健康与职业分层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以安徽省为地理对象。安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2008年总人口为6,135万，其中农村人口为3,650万，占59.50％。安徽位于华东地区的西北角、长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核心城镇，而贫困的农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来耕种。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务农与从事城镇中常见职业的老龄居民进行对比。城镇退休居民的职业在以往研究中经常受到忽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职业分层的效果往往延续至退休之后，而且职业分层集中体现了城镇和农村生活的许多区别。对于许多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职业具有终身性，而退休并没有实质意义。

对职业的定义非常直观，对生活质量的界定与衡量却要复杂很多。生活质量是由许多具体判断组成的总体判断，这在AnitaL.Stewart和Abhyc.King的下列定义中得到了表述：

“生活质量”包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总体上的、主观性的评测以及其他内化的主观状态，例如心理焦虑和健康、病痛和不适、精力与疲劳、自尊、自我驾驭与控制感、认知能力、生理能力、社会能力、性能力、包括自我维护与自我护理在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健康的主观评测。

除了多元维度，Stewart和King的定义强调了生活质量的主观性。当然，一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评测并不一定与客观观测者的评估一致，但限于资料的不足，本项研究暂只考虑主观评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职业分层体系一直受到教育因素的深刻影响。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仅比城镇居民低许多，许多农民、尤其是65岁以上的大部分女性农民，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这些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居民同时具有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城镇里从事常见职业的居民，例如工

人、医生、教师、干部等，这些人群中的退休者往往能够领取退休金、享受养老保障以及市场经济为城镇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

我们把对生理健康的自我评估看作生活质量评估中的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而不是生活质量定义的一部分。这允许我们考察生活质量在职业上的差异是否源自自我健康状况评估，以及低水平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是否独立于职业历史。除了生理健康之外，作为生活质量的预测指标，我们还考察了老龄居民的婚姻状况(已婚或丧偶)、所受的正式教育程度以及是否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或邻近。

三、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依据的调查由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主持，教师每隔一年开设社会研究方法课程，并利用寒假和“五一”假期学生返乡的机会，通过结构式问卷在学生家乡进行调查。在2006年的问卷调查中，57名学生承担了调查任务，调查地域遍及全省各地区，调查总样本为930位农村老龄居民。尽管没有经过概率抽样，这个样本已经是一个大型样本，涉及的地域足够多元，能够反映安徽省农村老龄居民的总人口特征。问卷调查包括55个问题，涉及农村老龄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

(一)自变量

我们选用的自变量包括退休前的职业、生理健康状况以及社会背景。在职业选项中，受访者在包括农民、工人、职员、教师或医生、干部在内的选项中选择。

我们还选择了下列背景变量：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以及距最近子女的距离。距离包括下列选项：同住、同村或同街、同镇或同区、同县或同市以及不在同一县或同一市。我们在某些分析中将上述部分变量重新编码，以进行对比研究。例如，将“教育”重新编码为“未受过教育”，与受过某些教育相对比；将“婚姻状况”重新编码为“与配偶同住”，与离婚、分居、从未结婚和丧偶相对比；将距离中的“同住”与其他合并后的选项相对比。

为了衡量生理健康状况，我们构建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侧重五官健康，包括的问题涉及听觉、视力、嗅觉与味觉。例如，受访者可在下列对其听觉的描述中进行选择：(1)双耳都有障碍；(2)一只耳朵有障碍；(3)一般；(4)良好；(5)极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和描述也基本类似。

第二个指标侧重于身体主要部位和器官，包括四肢、消化器官、呼吸器官、泌尿与生殖器官、内分泌器官、神经器官以及心脏。经过重新编码后的选项包括：(1)有疾病；(2)轻微不适；(3)正常。在取均值之后，我们构建了一个名为“身体器官”的指标。

第三个衡量生理健康的指标覆盖了日常生活活动，包括食欲(差、不太好、正常)、睡眠(严重失眠、不太好、正常)、日常穿衣(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上厕所(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洗澡(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我们将这个指标称为“自理能力”。

(二)因变量

我们采用的关键因变量是生活质量。经过重新编码，生活质量包括下列七个范畴：对心理状态的总体评估(1：差，2=一般，3=很好)；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态度(1=担忧，2=一般，3=满意)；对财务状况的态度(1=困难，2：轻度担忧，3=不错)；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态度(1=不舒适，2=一般，3=舒适)；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估(1=拒绝评估，2=一般，3=满意)；亲属和邻居的态度(1：差，2=某些态度好，某些态度不好，3=不令人满意)；对子女工作与生活的态度(1=满意，2=担忧，3=不清楚)。

(三)数据处理

问卷调查的缺失数据极少。极少数的缺失数据已被剔除。基于范畴的类似程度或分析便利，将原始数据中的某些数据加以合并。我们还评估了所有指标的连贯性与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剔除了某些指标。为了分析便利，我们将主要指标称为感官健康(cFon-bach’8alpha=0.818)、身体器官(Cronbach’salpha=0.637)、自理能力(cronbach’salpha=0.749)与生活质量(Cronbaeh’salpha=0.772)。

(四)数据分析

我们对数据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分析路径，从职业与社会背景、生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交叉列表开始。然后生活质量被分解为单独的项目，并将其与退休前的职业一起考察。最后，我们控制了社会背景与生理健康状况，通过最小二乘回归对生活质量进行了预测。除了量化分析，我们还考察了问卷调查中的某些质化数据。

四、研究结果

表1报告了问卷调查中受访者的背景特征与生理健康指标。受访者的年龄从62岁至101岁，平均年龄为71.78岁，41.4％的受访者为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多数低于初中，约60％的受访者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大部分(61.6％)受访者与配偶一起生活，而受访的单身者主要处于丧偶状态；38.5％的受访者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

表1还报告了感官健康、身体器官和自理能力指标的平均值。值得指出的是，总体而言，大部分受访者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倾向于“健康”，回答“患有疾病“的受访者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数据内部差异仍然相当大。

与上述指标相类似，生活质量指标的平均值(2.43)显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也是倾向“满意”的。职业方面，农民在受访者中所占比例为59.7％，其他职业的比例分别为工人(14.7％)、职员(6.9％)、教师或医生(7.0％)、干部(11.7％)。

表2考察了职业类别与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所有比较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农民与其他职业的对比可以归纳出大部分差别。例如，总体而言，农民的年龄最大，妇女所占比率最高，未接受任何教育者的比率最高。事实上，约2／3的农民为文盲，而其他职业的文盲比重要小很多。在务农妇女中，78.2％的受访者没有受过任何正式教育。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农民、工人和职员已婚并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比例最低，而教师或医生与干部最有可能处于已婚与配偶同住状态。我们还发现，农民丧偶的比例最高。35.5％的农民处于丧偶状态，而其他职业受访者的丧偶比例为26.4％。最后，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农民最有可能与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而约43％的农民与亲属同住。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职业的老龄居民在健康状况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经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职业人群的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而生活质量较低的人群集中在社会经济分层的底部，即农民、工人与职员。农民的总体生活质量最低，而教师、医生和干部的生活质量最高。职业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4将生活质量指标分解为7个项目，并报告了每个职业对应项目的平均值。除了亲属和邻居的态度，所有比较都具有高度的显著性。与其他分析一致。农民在所有生活质量指标的自我评估中打分均最低。差距最大的是“对财务状况的态度”，其中农民和干部

具有0.42的差异，后者对其财务状况最为满意。“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估”差异同样较大，干部的满意程度比农民高出0.31。农民对其子女的工作与生活满意程度比干部低0.25，而其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满意程度比其他职业都低出许多，尤其是与教师或医生相比较。关于“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态度”，教师或医生的满意程度最高，而农民的打分最低。值得指出的是，在生活质量的每一项指标中，打分最高的不是教师或医生就是干部。

表4的最后一行指出了与职业历史相对应的总体生活质量的差异，其结果的显著性水平较高。与上述结果相一致的是，与其他职业相比，农民生活质量最低，而教师或医生与干部对其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最高。

通过对自变量的不同排列，我们还用回归方程进行了不同的计算。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较，农民与工人的相对劣势以及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相对优势均具有显著性。具有显著意义的控制变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婚姻以及与子女同住情况。更好的健康状况、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与配偶一同生活以及与成人子女同住都提升了生活质量的指标。

我们还对受访者主要关注事宜与担忧进行了分析。受访者的回答被归为几个类别：第一类是对自我或配偶的关注，包括健康和死亡，经济状况，例如收入、工作与住房，社会关系；第二类是对成年子女的关注，包括健康，经济状况，包括教育，社会关系，例如婚姻状况；其他事宜包括对孙辈教育、工作、婚姻与住房等的关注，对社区的关注，以及对国家和全球问题的关注。

在这些关注的问题中，普遍关注的是：自身的社会关系(25％)，自身的健康和死亡(22％)以及自身经济状况(17％)。受访者还对其成年子女的经济状况(16％)与社会关系(10％)表示出了关注。除了家庭之外的事宜，农民、工人与职员的关注事宜类型与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关注事宜类型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教师或医生与干部对社区和全球事宜更为关注。

五、结语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农民、工人、职员与教师或医生、干部之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然而，他们在生活质量上的共同点同样值得关注：无论其从事何种职业，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其健康状况处于一般与良好之间，而每个职业群体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将健康列为主要关注问题；丧偶是所有受访者生活中受到的主要打击；许多受访者将心理健康列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关系的紧张以及孤独感。

同时，调查结果显示，职业类型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职业层级较低的老龄人口在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准上都处于劣势，前者以较高的文盲率为指标，后者以较高的丧偶率为指标。这些人身上的唯一优势是与亲属同住的比例较高。然而，与亲属同住同样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摩擦，因此并不总是优势，况且其有可能与较低的经济水平相关。在所有职业群体中，农民对于子女孝顺程度及其子女工作与生活状况的抱怨最多。

从许多指标上看，职业层级较高的老龄人口生活质量更高。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财务状况要稳定许多。他们的情绪更好，生活更为健康、安全、方便。而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状况不仅对生活质量而且对个人发展的机会也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