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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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生育意愿；生育伦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83-02

生育意愿主要包括意愿生育子女数、子女性别及初育年龄[1]，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生育伦理则涉及具体的生育行为的道德层面[2]。多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的严格执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伦理观念。由于社会文化的嬗变和生育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的生育伦理问题形成对传统文化、伦理观念的巨大冲击。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注重自我实现、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关于生育问题的意愿、观点、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中国的生育行为、生育伦理和生育政策，进而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大学生有着怎样的生育意愿，又是如何看待当代生育伦理的热点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因此有必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和生育伦理状况做一番科学探讨。开展当代大学生生育意愿及生育伦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广东省10所高校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共抽取1 000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31份。其中男生344人，占被试总数的36.9%，女生587人，占被试总数的63.1%。

（二）研究方法

采用《大学生生育意愿与生育伦理状况调查自编问卷》，问卷题目的确定以理论文献综述、个别讨论和个案访谈为基础，经过专家论证具有较好的效度。为保证研究质量，在调查过程中，要求被试当场作答，使用统一指导语控制情境，并现场收回问卷。以统一标准对回收问卷进行筛选，对合格问卷进行编码，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大学生生育意愿状况调查

1.关于生育孩子的性别偏好

调查显示，在假设只可生育一个孩子的条件下，25.9%的大学生希望生育男孩，11.7%的大学生希望生育女孩，另有62.4%的大学生认为生育男孩或女孩都一样。这里，希望生育男孩的大学生比例高于希望生育女孩的大学生比例，但是更多的大学生在生育孩子上已经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

2.关于计划初次生育孩子的年龄

关于计划初次生育孩子的年龄，8.5%的大学生认为是20-24岁之间，79.9%的大学生认为是25-29岁之间，10.4%的大学生认为是30岁之后，另有1.3%的大学生表示不想生育孩子。可见，大学生的计划初育年龄大部分在25岁以后，符合晚育条件。

3.关于生育二胎意愿

在“假设您的情况符合生育第二胎政策，您是否会生育二胎”问题上，55.2%的大学生表示会生育二胎，可34.0%的大学生表示说不清楚，只有10.78%的大学生表示不会生育二胎，可见，当代大学生在生育二胎的意愿上比较强烈。

（二）大学生的生育伦理状况调查

1.关于如何看待丁克家庭

丁克家庭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欧美，近年来在我国逐渐增多，丁克家庭双方不生育孩子一般不是由于生理原因，而是家庭成员的主动选择，也就是该种模式去除掉了婚姻中的生育部分。其实，丁克家庭反映的是一种利己主意价值取向。调查中，17.1%的大学生表示赞成丁克家庭模式，56.9%的大学生表示对于丁克家庭模式的好坏说不清楚，另有26.08%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反对丁克家庭模式。明确持赞成和反对态度的大学生不超半数，可见，大学生对丁克家庭模式持矛盾态度，这显示了当代大学生中生育伦理价值观的冲突。

2.关于如何看待同性恋婚姻家庭

与丁克家庭相似，同性恋婚姻家庭不能生育孩子，其原因为双方生理性别相同，因此也构成了对传统生育伦理的冲击。本次调查显示，19.2%的大学生表示赞成同性恋婚姻家庭，47.0%的大学生表示对于同性恋婚姻家庭不清楚，另有33.7%的大学生不赞成同性恋婚姻家庭。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大学生会把同性恋和变态联系起来，因此大学生对同性恋婚姻家庭的接受度（接近1/5）还是超出设想，与丁克家庭的赞同度相当，只有1/3大学生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体现了大学生对同性恋婚姻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的接受和包容。

3.关于如何看待“借腹生子”现象

“借腹生子”是一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关于“借腹生子”，9.7%的大学生表示赞成，40.0%的大学生表示说不清楚，另有50.4%的大学生表示反对。婚姻关系是人类生育的社会形式，生育必以婚姻为依托，所以生育不仅是一种自然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和道德行为[3]。但随着生殖辅助技术的发展，生育从婚姻中分离开来的婚外生育成为可能，而“借腹生子”就是婚外生育典型的一种。调查表明，大学生对“借腹生子”现象接受度较低，持较为明显的反对态度。

4.关于如何看待大学生捐献

关于大学生捐献行为，20.0%的大学生表示赞成，49.6%的大学生表示说不清楚，另有30.%的大学生不赞成。捐精是辅助生殖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管理较为成熟，作为一种公益行为也广为公众知晓，且大学生是捐精的主体。本次调查显示，只有1/5大学生持明确赞成态度，可见，大学生在此问题上持较为保守态度。

5.关于如何看待人工流产

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赞同人工流产的占26.9%，对于人工流产说不清的占32.0%，反对的占41.2%。人工流产其实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社会话题。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我国，人工流产现象比较普遍，本次调查表明，大学生在此问题上持保守态度。

三、讨论

（一）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较为理性、客观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生育行为的主观愿望。在生育孩子性别的选择上，大学生没有明显偏好，主要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同时，女性一样可以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老旧的传宗接代思想明显削弱，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生育二胎上，大学生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二胎意愿，这说明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多年，很多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并未与政策同步，不过，预期生育数量与实际生育数量之间并不一定相符，有研究表明[4]，因为事业、家庭经济条件和摆脱抚养孩子责任的原因，使得一些家庭在达到理想生育数量之前不再生育，但较为强烈的二胎意愿仍能体现大学生对所向往理想家庭模式的追求。大量的研究显示，两个孩子为中国人普遍的生育愿望[5]。当今社会教育周期的延长与不断增加的生存压力导致大学生计划初育年龄普遍推迟，另外，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也越来越高，大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他们更加重视生育质量，也更加关注生育孩子对自身生活、工作等的影响，力图在生育责任与自身利益间寻求一种平衡。因此可以说，大学生在生育意愿方面更为趋于理性、客观。

（二）大学生在生育伦理观念上传统与开放并存

大学生对同性恋家庭模式持包容态度，对丁克家庭模式也未有明显反对倾向，可见，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大学生对不生育态度的接受，这反映了当今社会生育文化更加多元化，传统的“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念作为一种传统社会道德要求正在削弱[6]，相应地，大学生更加以个体为本位，在生育行为上，个人利益权重正在增加。所以，大学生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正在减小，在生育伦理上持更为开放态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这也体现了人类生育文化的一种渐变过程。大学生在“借腹生子”问题上普遍持反对态度，符合我国主流价值观念和相关政策法规，在人工流产和大学生捐献问题上，则持保守态度。“借腹生子”、“人工流产”和“捐精”都涉及生育伦理的更深层面，牵涉面广，很难下定论。可见，大学生能够意识到它们对人类生育伦理的巨大冲击以及对人类文化的深远影响，因此，大学生没有盲目崇拜接受新生育科学技术，而是态度谨慎。所以，虽然大学生观念开放、思想活跃、注重自我，但他们在人性的基本问题上表现出了较强的理性判断力，体现出对人类自然生育行为本身的一种尊重、负责，这与大学生素质与文化修养较高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龚德华，甘霖，刘惠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1）：92-94.

[2]刘晓玲，易想和.现代生育伦理的本质与价值[J].求索，2009（7）：112-113.

[3]肖君华.现代生育伦理问题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4]茅倬彦.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9（2）：16-22.

第2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香港政府对内地孕妇的接受政策逐年紧缩

2001年7月，香港终审法院指出，内地人到港产子，即使夫妻都不是香港人，孩子仍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为赴港产子打开闸门。

2003年，随着“港澳自由行“开通，“内地港仔”迅速成为香港人口增长的主力。

2009年10月8日，香港医管局宣布，从当年11月至年底，所有公立医院冻结非本地孕妇预约服务，以保留足够名额应对香港孕妇分娩。

2010年1月1日，香港医管局宣布，重新开放非本地孕妇预约服务。

2011年4月初，香港医管局宣布从当年4月9日至年底，香港公立医院不再接受内地孕妇预约。2011年6月24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宣布2012年计划接收内地产妇3.44万人，缩减接收名额，港人内地配偶孕妇也包括在内。

2012年4月16日，香港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抛出明年香港私立医院应停止接收“双非”(指夫妻双方均非香港永久居民)孕妇、“双非”孕妇在香港诞下的子女不应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言论，随后，梁振英更是表明明年将推出“双非零配额”方案。如果政策正式出台，内地孕妇赴港产子将正式叫停。

香港产妇：不欢迎内地产妇医疗、社会资源被挤占

香港出生的孩子就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这一诱惑吸引了内地众多孕妇纷纷赴港，这给香港妇产医疗造成极大压力，各大医院产床紧张，甚至影响到了香港本地孕妇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政府采取了冻结公立医院及缩减接受名额等措施，然而，种种措施之下反而导致乱象纷生。有媒体报道，赴港产子潮衍生出地下产业链条，采用灰色手段，协助内地孕妇以插队、冲急诊室、闯关等手段赴港产子；出生登记处“黄牛党”彻夜排队，将号转卖给内地孕妇：生下高危婴儿，内地妈妈一走了之，将小孩留下……如今的赴港产子潮，已不单单是挑战香港的医疗资源，更引发了社会问题。香港曾经有调查显示：七成港人不欢迎夫妻双方皆非港人的孕妇赴港生子。这不但抢夺了本地人的医疗资源，未来更可能抢夺本地人的房屋、福利、就业机会。

“内地港生儿”是香港的未来?

近年，“内地港生儿”已成为香港人口增长的主力；一直饱受人口超低出生率困扰的香港，去年出生人数高达8.8万人，但这其中有3万左右新生儿的父母均为内地身份。这一数字比10年前增加了近52倍。

如此庞大比例的香港新生代将是未来香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担负起建设香港、推动香港发展的任务。但现实的问题是，这些宝宝却大多随父母返回了内地。他们会不会回到香港?什么时候才回到香港?他们能不能接受香港的教育?他们能不能理解独特的香港文化?他们今后又将如何带领香港前进?这些都成为很多香港社会人士的担忧。

内地产妇：赴港产子让我很纠结

香港有优质的资源

不可否认，香港有优质的资源。不少内地孕妇选择到香港生子的主要原因足孩子可以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享受终生免费医疗及12年免费教育。而且，香港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充分的就业机会，香港大学生的就业率高达100％。相比之下，内地的教育、医疗、就业形势严峻。希望给子女一个好的未来，是内地妈妈们选择赴港生子的初衷。

入港名额缩减，一床难求

由于入港产子名额缩减，接纳医院范围减小，八港产子如今越来越难于实现。如今，香港各大医院的妇产科床位已经一床难求，床位的预约极为紧张，并且动辄就是10多万港元的“头等房”。

据知情业内人士透露，“天价床位”如今已不鲜见。由于供需的极为失调，床位紧缺，价格自然就抬升了。目前一般的私立医院床位已经预约到11月之后，而相当抢手的香港仁安医院，能约到12月的床位已经很庆幸了。当然，床位紧缺并非不可“见缝插针”。在孕妇由于个人原因不能赴港生产的情况下，空出来的床位便是“稀有资源”。“往往这种千分之一的机会是被预约医生抓住，趁机抬高价格赚钱嘛!”种种复杂的现实情况，让准备赴港产子的产妇们不得不一路披荆斩棘，往往是耗尽精力和财力。

港生儿身份认同的困惑

父母双方都非香港本地的这些特殊的港生儿，在今时今日的背景下，注定一出生就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审视和质疑。有朝一目这些宝宝返回香港时，又将如何呢?这些打上特别“标签”的宝宝将如何融入香港社会，如何辨识自己的身份，都将成为一个问题。

儿童心理专家表示，如果这批小孩不能长居香港，他们将形成身份困惑。比如相对于内地同学来说，他们心理有优越感，而一旦面对他们不熟悉的香港社会，内心会产生落差，不利于孩子健康心理的建立。而且这个群体将被标签化，来自社会和舆论的压力会指向这批孩子，他们或许会受到本地文化的歧视。社会问题研究专家也分析称，长期发展下去，不利于手持港人身份证的内地家庭小孩的心理发展，而且这样的趋势直接改变20年后香港社会的人口结构。

网友评论：都是瞰策惹的祸?

网友“圈儿毛”：

内地的生育条件和社会资源远不如香港，哪个做父母的不是想给子女最好的，这种心理和做法可以理解。如果不能承受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压力，那么一开始的接纳就是个不该点燃的导火索。归根结底，还是政策不完善的后果。

网友“暖暖妈”：

“内孕港生”是给那些想生二胎却不符合条件的人或是想生一个香港户籍宝宝的人一条便捷之道。问题的源头是政策上的不同。若香港与内陆达成一致，比如“双非”父母，宝宝在香港出生，未满足相关政策要求，不给予香港户籍；而生二胎却又不符合政策的也同样予以阻止，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赴港生子了。

网友“叶子妈妈”：

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好的，“内孕港生”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大陆医疗卫生、教育资源共享以及福利待遇的种种弊端，需要整个社会去关注。当然，大家也应该看到国家政策的调整，也许短时间内我们很多东西还无法去与香港相比，但是，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的孩子不见得就享受不到。

香港专家称：应鼓励内地孕妇赴港生子

低生育率是香港的真正危机

针对香港社会愈演愈烈的“排斥内地孕妇”潮，香港科技大学人口问题专家涂肇庆指出：“香港真正的危机是，总生育率只有0.9。这个数字代表一对香港夫妇，只能生0.9个小孩，这是超低生育率。”涂肇庆说，相比争病床和社会福利，香港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的危机，才是香港的现实危机。

香港大学教授、人口问题专家叶兆辉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人口总生育率的数字应该达到2.1，也即是一个家庭生2.1个小孩，整个社会才能健康更替，香港目前的超低数字，非常危险。

第3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关键词：城市道路；交通拥堵；治理对策

0 前言

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虽然由此带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几十年就走完了别的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我国的建设还存在一些弊端，城市的道路建设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在我国，城市拥堵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不利于市民的出行，也造成了交通安全的隐患，可以说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已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重大难题。对此我们要充分了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原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使得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1 浅谈交通拥堵问题的相关概念及范围界定

（一）浅谈交通拥堵的相关概念

交通拥堵是指交通需求（即一定时间内想要通过某条道路的车辆数）超过该条道路的交通容量（即一定时间内该道路所能通过的最大车辆数）时，超过部分的车辆滞留在道路上的交通现象。不过交通拥堵这是一个较为主观意念的概念，这都是因人因地而有不同的差异的，例如在北京，城市拥堵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人觉得两个周期通过交叉口就不算拥堵，而相对一些二三线城市来说，同样的拥堵状况，人们可能就接受不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拥堵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出行时间超出了出行者可接受的范围，或者是出行者不能接受的延误增长。具体的来说，可以分为路段和交叉口的拥挤标准。路段一般采用行程速度或者时间来说，一般国外的标准是采用速度低于某一值（如20km/h）持续5min以上就认为拥堵；而对于交叉口来说，一般采用饱和度的指标去评价拥堵，大于1的话就是过饱和了，自然应该算是拥堵。另外交通拥堵指数也是我们衡量交通是否拥堵的一项重要指标，是综合反映道路网畅通或拥堵的概念性指数值，这是由北京市独创的。具体划分的话，交通指数取值范围为0至10，每2个数一等级，分别对应"畅通"、"基本畅通"、"轻度拥堵"、"中度拥堵"、"严重拥堵"五个级别，数值越高，表明交通拥堵状况越严重。

（二）浅谈交通拥堵的范围界定

对于交通拥堵来说，一直以来都是以人们的主观感受来进行衡量，我国之前一直以来也没有过相关范围的界定，但随着城市交通拥堵现象的不断出现，人们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的公安部对交通拥堵分别从拥堵路口和拥堵路段给出了定义：车辆在无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的车行道上受阻且排队长度超过250m或车辆在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3次绿灯显示时间内未通过路口的状态定义为拥堵路口；车辆在车行道上受阻且排队长度超过1km的状态则为拥堵路段。

2 浅谈城市道路交通拥堵产生的原因

（一）城市规划建设的不合理问题

城市交通拥堵的原因有许多，下面笔者将几个主要的原因逐一进行探讨。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城市交通的好坏与政府对于城市的交通规划以及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多数城市拥堵其基本原因都是由于政府对于城市的交通规划建设缺乏长远的考虑，缺乏对交通的规划建设的重视，导致城市内的一些设施在建设的同时忽略了城市交通的规划建设。有的城市为了加快城市的经济建设对市中心或者是一些繁华的路段进行过分的开发，这使得开放商们为了赚取利益选择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进行楼盘或者商场的建设，这些在吸引消费者来此进行消费的同时，也增加了相关区域内的交通拥堵情况；此外城市为了城市化进程，对于城市进行周边郊区的开发，建立起所谓的新城区，新城区建立以后城市中心的人们来往于两者之间，在固定的时间段，由于两者之间的交叉口或者其他岔道道路的复杂性，道路无法得到有效地改善，从而导致出现一定规模的充实拥堵现象。

（二）相关的城市公共交通建设问题

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设问题也是引发城市交通出现拥堵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一般优先将资金注入譬如工业建设或者其他更有利于城市经济建设的方面，而对公共交通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大，因此城市里面的公共交通建设满足不了日益增大的城市交通流量。

（三）人口以及私家车增长的问题

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虽然我国上世纪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人口的增长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的庞大以及近年来关于二胎的开放，这使得我国的人口每年都以数百上千万的数量在不断地增长，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城市对于公共交通的需求也随之在不断地增加，但是遗憾的是目前许多城市的公共交通资源难以满足需求，因此人口数量也是一个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影响城市交通拥堵现象的因素就是私家车的增长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有效地提升，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于消费的观念也有了转变，私家车也已经成为现代每个家庭的必备品。

3 浅谈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治理对策

（一）加强城市的规划建设

加强城市的道路交通规划可以有效地控制城市的交通流量，为了科学的规划城市的道路建设，就需要政府的有关领导对于城市道路的建设重视起来，只有对城市道路交通进行统筹规划、科学论证，合理安排线路、站点的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道路交通问题。在加强城市的规划建设具体操作中我们可以对现有的城市交通道路路网结构进行调整、改善，使得城市交通道路的通行能力大大地得到提升，同时还要做好新兴路网的扩充工作。

（二）加强与完善城市公共交通建设

为了加强与完善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设，城市的政府部门要大力宣传与发展公共交通，使得人们在出门的时候将公共交通工具作为首选，另外也要在市区主要街道以及公交车密度大的区域开设公交车专用道路，这样可以使得在上下班、上下学等高峰时期，公交车与其他车辆有效地分离开来，不会因公交车停靠时占用机动车道路而引发拥堵的现象。另外对于人口密集的城市也要进行公交线路的增加，尤其是直达线路的增加，这样可以吸引人们出行时选择公交车，以此缓解各个区域的出行压力；还要优化公交站点的位置，适当扩大站点之间的距离，减少公交车中途停车的次数，提高公交运输的效率；最后也要尽快实现城市地铁的建设等轨道交通的建设，由于地铁建设在地下，这样就不会占用地上的城市空间，同时还由于地铁的低廉性以及快速性，这些优点将会使得公共交通工具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使得城市交通拥堵的现象明显地减少。

（三）树立"绿色出行"的理念

笔者认为私家车的庞大数量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减少人们尽可能地使用私家车出行，可以宣传譬如"出门3公里之内不使用私家车"等相关思想意识，政府也可以通过对汽车进行限购以及日常出行的限号等，来限制人们对于机动车的保有量；政府有关部门要大力宣传与鼓励"绿色出行"的理念，目前国际上法国以及荷兰等都是实施这样的思想理念来控制城市拥堵问题，为了鼓励人们使用非机动车以及步行，还要特意规划建设了专门的自行车和行人专用道，甚至还有相关的明文法律规定来确保"绿色理念"这一交通战略的实施。

对于城市交通的拥堵原因来说，主要是因为城市交通的车流量大于城市的道路容量，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城市交通拥堵的几个主要原因以及所对应的解决对策，希冀能对我国的城市交通状况进行改变。

参考文献：

[1]钟明春.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供求分析[J].鸡西大学学报，2011（12）.

第4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有十个：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和塔塔尔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这十个民族人口共计2032.06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9.3％，约1/5左右，他们的人口变化对整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区，这五省区的伊斯兰教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75％。五省区中又以新疆为最多，新疆伊斯兰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52.4％，十个信仰伊斯兰的民族中七个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数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二、人口的现状与变动

1.人口增长很快且民族间差异大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像这样47年人口就增长1.5倍多，在全国人口史上也是属高速增长之列。这充分说明我国伊斯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国家的优惠政策。

但分别看这十个少数民族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增长率是有区别的，增长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东乡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增长率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则是负增长，这与这两个民族属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体部分在国外有关。塔塔尔族在俄罗斯称为鞑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这二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中国越境走出。

十个伊斯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请见下表：

资料来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从表1中看到，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仅增长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间增长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8年增长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长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间增长的高一些，但在这个期间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全国人口增长率降下来的情况下，伊斯兰人口的增长就显得突出了，比汉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汉族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伊斯兰人口增长15.4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11.66％。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这种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许多地方，伊斯兰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标都超过了国家的规定，而且超过的幅度大大高于汉族。这与民族的文化构成和生育意愿有关，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

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如甘肃的回族、东乡族在70年代初还有14、15岁的女孩就结婚的现象，现在女孩17、18岁就结婚仍然很普遍，经济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文化低、就业率低、不上学、不就业，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如甘肃东乡族自治县1991年统计，独生子女领证率为1％，也就是说仅为个别现象。另据1989年中国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统计，哈萨克族为4.74，维吾尔族为4.65，为最高的两个民族。可见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为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对较高。

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个伊斯兰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较高，其余都较低(见表2)。

2.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1)年龄结构轻，但民族间差异大

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会负担系数高，少年儿童负担系数高。

在这10个民族中，以0～14岁年龄构成看最低的柯尔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间相差10个百分点，说明差别是很大的，从中还可以看出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儿比例很大，说明这几个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龄构成轻的伊斯兰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这与当地生育政策较宽有关。尤其是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个伊斯兰人口均属年轻型人口。

总负担比(也称总扶养比)，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比。从表4可以看到，伊斯兰人口的负担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数，柯尔克孜族达到100以上，也就是说每一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或儿童，可见经济负担之大。

少年儿童负担比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负担最多，说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负担低，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人，这项指标有好几个伊斯兰民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民族老年人口长寿比例较高。

(2)性别比比较正常

伊斯兰人口的性别比一般偏低，据1990年统计，与全国持平及低于全国水平的有七个民族，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三个，这三个民族分别是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和东乡族。

伊斯兰民族不重男轻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较正常，不像汉族过去一直有溺女婴的习俗，人为地使性别比偏高。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准。

3.人口文化素质状况

伊斯兰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语言，在现代社会经济交往中，他们要再学会汉语才便于交流，这样就面临双语教学的任务，加大了民族学生的学习负担。

从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除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质都较差，从大学生比例上看七个民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文盲率来看也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这说明大多数伊斯兰人口的文化素质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下。

伊斯兰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对妇女的约束过多，使妇女参与文化教育的机会降低，因此妇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妇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惊人；其中东乡族妇女的文盲率最高为92.07％。东乡族的文化程度很差，这个现象由来已久，这与该民族分布有关，东乡族都集中在东乡县的农村，城镇人口很少，经济又落后，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所以文化素质差的现象很突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兰民族文化程度高，这与国家在大学招生和中小学入学优惠等政策有关，人数少优惠政策的效益就明显。另外在文盲率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剧下降，这与统计方法有关。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少数民族只要会一定的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即算脱盲，而民族文字的识字率表的难易程度相对低于汉族，所以很多稍许能识字的即算脱盲了，也就是说统计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实的情况是文盲比例还比较高。

4.职业构成

一般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应占30％以下，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伊斯兰民族人口的职业构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乌孜别克和塔塔尔族的指标接近这个水平。

伊斯兰民族善于经商，因此在职业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分民族的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中，有5个民族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超过了15％，他们是乌孜别克、塔塔尔、回、哈萨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业、职业构成都很差，例如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这三个民族从事农牧业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东乡族竟达96％。

5.婚姻与家庭

伊斯兰民族早婚的现象虽然比解放前有所减少，但目前在农村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次普查中有七个伊斯兰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现象。

伊斯兰民族一般都是教内婚姻制，即夫妻双方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其婚姻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妇女地位仍较低，致使家庭关系不够稳定。如这次普查中，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离婚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甘肃保安族聚居的积石山大河家乡，由于近亲婚配率高，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兰州市新华巷一个回民聚居区1982年进行的一项近亲婚配调查中，发现回族的近亲结婚率高出汉族5倍。在新疆哈萨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亲结婚率高的现象。

家庭规模较大，也是伊斯兰民族的一个特征。因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导致家庭规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兰人口发展的趋势

1.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

我国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压力，在伊斯兰民族地区同样显得很严重。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东乡族自治县、保安族自治县等伊斯兰地区都出现了人均耕地下降，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压力，使许多民族宗教人士开始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自觉地响应政府的计划生育号召。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通贵乡、泾源县，新疆温宿县、霍城县的维吾尔聚居地、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地方，都有阿訇积极参与宣传动员实行计划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还担任了计划生育协会的理事。还有的阿訇在伊斯兰的经典中找出了可以进行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进行宣传，并带头动员自己的亲属做了绝育手术，因此目前在伊斯兰地区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是能够接受的，而且计划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起来。但响应程度不一，这与人口压力的大小有关，在人口压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计划生育工作也就愈显得迫切。目前来说，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压力相对要大一些，而从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萨克族地区人口压力就相对小一些。由此计划生育的政策指标也不一样，在边远山区和牧区一对夫妇允许生三个孩子，新疆的一些边远山区还允许生四胎。

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计划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点，一般在斋月不做手术，给妇女做手术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尽量避免进行大月份引产，宣传工作要动员宗教人士出面一块搞，这样计划生育就会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宁夏泾源县，从1980年开展计划生育，到1991年节育率已达到90％，总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长趋于平缓。又如新疆霍城县，编印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材料，制作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板块和录像片，使群众逐步接受了计划生育观念，这个县的兰干乡维吾尔族人口占96％，2000年该乡的计划生育率、节育率分别达到91.2％和75.7％，成了全县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事实证明在伊斯兰地区计划生育正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且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视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将会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汉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另外伊斯兰人口的自然增长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少，在近些年数百万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军中，由非伊斯兰人口更改为伊斯兰人口的数量并不多，因为伊斯兰严格的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考虑到以上因素，预测今后10年我国伊斯兰人口将再增长20％左右，达到2200万左右。

2.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将进一步提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必将也会有一个大的飞跃，伊斯兰人口当然也不会例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邻独联体国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工作中也将得到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必将为卫生和文化事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卫生事业上，伊斯兰地区相对内地和大中城市目前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继续发展的潜力很大，尤其是乡、村医疗卫生院、所，仅靠外面派来的医务人员，是治不了本的，在允许人才流动的今天，主要靠培训当地本民族的医务人员。目前改革开放的环境，扩大了民族区域内部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打破了封闭的地域界线，使婚配的范围扩大，这将有利于减少近亲结婚现象，使下一代的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

第5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关键词：中职学生；行为习惯；问题；家庭因素；个案；解决方案

由于中职学校招生政策方面的原因，中职学生来自全国多个省市。以笔者所在的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例，几乎每一个班级都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来自其他地区。这些学生中，多子女家庭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受到农村传统习俗的影响，这些学生的父母在生下第一个女孩之后，大多会选择继续生育第二甚至是第三个孩子，当第二或者第三个孩子是男孩时，整个家庭重心便转移到了老二或者老三身上。而作为老大，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孩，当她们进入中职类学校之后，在中考失利、青春期的懵懂和彷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严重影响她们的健康成长，也加大了中职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

一、个案描述

张某，女，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机电工程系2015届学生。在机电工程系这个男生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环境中，张某的存在极其引人注目。从表面上看 ，张某是个很出色的学生，认真学习，严格遵守校纪校规，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系学生会的第一次招新活动中，就能看到她活跃的身影。班主任和任课教师都认为张某是一个各方面表现非常好的学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张某身上渐渐显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现象。

首先是回家时间特别晚。张某作为走读生，理应在下午四点十分放学后便离开学校，然而张某却并不急着回家。作业多的时候便在教室里写作业，作业少或者没有作业时，张某便会在校园里各处游荡，有时候拿手机拍拍校园风景，有时候则是在食堂或者小卖部吃零食喝饮料，一直要到六点多才离开学校。甚至有时候张某干脆就和住宿学生一起在教室里上晚自习，直到八点半晚自习结束之后才离校回家。

其次是参加各类活动的积极性特别高。张某特别热心于参加志愿者活动，周末和双休日的车站、养老院、图书馆都曾经出现过她的身影。当学校承接各类大型活动需要学生参加时，张某总是极其积极地参加，几乎把整个周末和双休日都贡献给了学校。

最后也是最古怪的一点，便是张某的人际关系。在张某所在的这个有四十五个男生、两个女生的班级里，张某却并不喜欢和男生有过多来往。如果只是单纯地以“不想过早谈恋爱”为目的限制自己与男生的交往，那么其本身也没有太大问题。然而张某却频繁和一些高校大三或者大四学生走得非常近，据说也曾经和苏州某高校比她大六岁的某研究生谈过一次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的恋爱。

在张某进校第二个学期期中的一次家长会上，张某和其父亲在教室门发了一场极其激烈的争吵。双方言语都非常激烈，张某始终强调自己“在这个家庭中一直是一个局外人”，而其父亲也始终强调“作为女儿，你一点都不知道父母的辛苦和难处”。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父亲在家长会结束之前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学校，张某则在当天放学之后拒绝回家，想到同学宿舍里住一晚上，经班主任几次劝说，才在晚自习开始前离开学校。几天之后，张某向学校提出了住宿申请。

由此可以看出，张某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的家庭，从家长会父女俩的争吵可以看出，张某与其父亲似乎有很深的矛盾，或许正是这种矛盾使她有了那些“与众不同”的表现。那么下一步，我们可以从她的家庭情况入手，分析张某出现上述表现的原因。

二、个案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张某一家来自四川农村，她是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双胞胎弟弟。弟弟刚出生不久，父母便来到苏州打工，她和弟弟则被托付给老家的奶奶照顾。张某在老家读完小学之后，便被父母接到苏州。读完初中之后，父母又将双胞胎弟弟接到苏州。可以想象，张某从此要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家庭中生活。

由于受农村地区传统观念的影响，张某的父亲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他对两个弟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无论从生活还是学习上，都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给两个弟弟的未来都做好了精心的计划和打算。在这个过程中，张某的感受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张某在家庭中的地位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寒假暑假期间，张某要负责照顾弟弟的起居生活，辅导弟弟功课，带弟弟出去锻炼身体，接送弟弟上假期辅导班。这些工作如果做得不到位，她便会受到父亲的责骂。在这种生活下，张某“女儿”的身份渐渐模糊，而“姐姐”的身份在不断强化，而且这种强化似乎超越了张某这个年龄所能承受的限度。

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本应在家享受父母的疼爱，但是张某在家里的这种境况，显然是自己所无法接受的。长此以往，张某对自己的家庭产生了厌恶之感，开始讨厌在家。在学校里，她开始选择一切尽可能的方法来使自己远离家庭，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家就是旅馆， 就是用来睡觉的地方”。

由此可见，张某选择参加志愿者活动，积极担任学校各类活动的工作人员，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逃避家庭。

以张某的中考成绩，其实她完全可以上普通高中，然而其父母的观念反而是“女孩子无需读这么多书”，文化层次差不多就可以了，似乎张某学习的目的就是在家辅导弟弟的功课。而父母让张某学习机电专业，也是看中了这个专业的毕业生相对而言比较好找工作，至于张某的兴趣，似乎已经不是父母所要考虑的问题了。

甚至张某的未来都被父母规划好了：找一份工作，嫁人，贴补弟弟的生活。这种基于中国乡村基础的观念，使得张某和其父母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由于从父亲那里无法得到更多的关爱，张某的世界观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就是把男朋友看成是父爱的载体，希望能够从男朋友那里获得宠爱被照顾的感觉。此外，由于父母的做法有意无意地阻碍了张某开阔眼界、了解社会的心理需求，张某于是希望能够从男朋友那里了解更多来自校外的信息，开阔自己的眼界，而同龄男生显然无法担当这样一个“重任”。于是，张某把找男朋友的视角放到了校外，希望能够结识年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士，既能补偿父爱，又能开阔眼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张某虽然不是那种问题非常严重的中职学生，但其家庭方面的很多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对张某产生了种种不利的影响。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时修正，那么今后在张某身上出现问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三、个案干预解决方案

张某的家庭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现实性。一方面，传统观念使得大量来自农村地区的中职学生尤其是女生，过早地承担起成人化的角色；另一方面，当前二胎政策的开放，使得很多家庭都在考虑生育第二个孩子，当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老大在家庭中的地位便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果父母不注意正确引导，那么这种变化对学生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而作为学校，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面对这样一类家庭带来的影响。

以学校作为平台，加强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解决这类学生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张某和父母的关系紧张，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既然学生和家长之间已经无法直接正面沟通，那么学校就应当创造条件，让家长和学生从间接沟通开始做起。

针对张某的问题，批评教育显然不是其中最好的方法，事实上张某并没有明显的违反校纪校规行为。作为班主任，倾听是最好的方法，很多时候，就是要让张某坐在那边不停地吐槽，吐槽自己生活中最不能忍受的地方。有时候，甚至可以让张某把这些吐槽写出来。对于学生而言，吐槽，永远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把心中的不快发泄出来，比采用其他渠道发泄要好得多。

而班主任，此时不仅仅是一个倾听者，更是一个忠实的纪录者。需要清楚，张某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她向往的学习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她希望自己的父母应该怎么做。

与张某的父亲沟通时，重点显然不是通报她在学校里的各类表现，而是着重讲述张某本人的想法和意见，让父亲知道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孩子到底需要什么。

事实上，这个过程一开始还是很艰难的，这位父亲在听完班主任对女儿情况介绍之后，还是反复强调“女儿不了解做父母的苦衷，女儿这么说是想逃避自己的责任”。但当他看到女儿写下的一些关于自己愿望和理想的文字之后，这位父亲显得非常内疚，眼圈甚至都变红了，一直在说“自己这么多年对女儿的忽视程度太严重了”。

目标已经达成一半，下一步就是要让学生知道父母的感受。还是同样的模式，只是方向反过来。让家长谈谈在工作和生活中所要承受的压力，毕竟，养育三个孩子对于一位父亲来说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当班主任向张某讲述其父亲为了支撑这个家庭而拼命工作，为了取得良好的业绩而在工作应酬场面上拼尽全力，最后提到父亲的内疚之情时，张某用眼泪表达了对父亲的理解。

这种以学校为平台的间接交流，在缓和学生与家长紧张关系的过程中起着非常有效的作用。其实很多时候，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几十年来的社会经历、家庭生活经历所形成的观念思想，并不是学校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的。有时候，就是做好沟通工作，给学生和家长一个发泄吐槽的机会，让家长知道子女的想法，让子女理解家长的难处，比起 “通报学生在校表现，提出家长应当配合的工作”这种家校互动的交流方式，往往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教育效果。

通过几次这种背靠背的沟通交流方式，张某再也没有出现放学不回家的现象；周末双休日，张某虽然也会继续从事一些志愿者工作，但也会抽出一些时间陪伴父母。应该说，与父母的关系有了显著改善。

参考文献：

[1]吕忠萍.特殊家庭对中职生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对策[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2.

[2]张晓瑞.中职学校学生问题行为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秦皇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2014.

第6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三年前，李福官离开金龙鱼，投资百润（中国）有限公司，出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60岁在婴童用品领域创业，李福官的这个转身跨度，让很多熟悉他的人感到惊奇。

百润现在的主营业务是纸尿裤，这个市场现在是宝洁、金佰利、花王等跨国品牌的天下，作为市场的后来者，李福官的打法，既有当年金龙鱼经营哲学的影子，也有贴合中国婴童用品市场的营销模式。

带队伍 打基础

李福官创业时，纸尿裤市场的主力销售渠道掌控在跨国品牌手中。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纸尿裤市场，在销售渠道的建设上，非常喜欢和大卖场、大超市合作。这些大卖场、大超市场地大，人流量大，适宜大规模出货。

近年来，中国婴童行业的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但是，市场也在发生变化。AC尼尔森的市场调研数据可以看出，卖场与超市的销售增长正在放缓，婴童连锁渠道的份额持续增加，婴童渠道的份额已经占据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但是，这些专业婴童连锁在解决了初期的生存问题后，下一步如何持续发展壮大，跨国品牌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无能为力。

跨国公司没有做的，正是李福官所擅长的。

指导和培训经销商方面，李福官经验丰富。金龙鱼进入中国市场初期，李福官及其团队提出了“一夫一妻制”和“协作共赢”的合作概念，在一个城市精心培育一家经销商，灌输金龙鱼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手把手地帮助经销商成长，树立起他们的合作信心，这种与经销商“协作，发展，共赢”的合作关系奠定了金龙鱼的发展基础以及后来的成长。

李福官说：“我们的产品定位是中高档的产品，现在的销售渠道主要是专业婴童连锁，我希望通过与专业渠道的紧密合作将销量和品牌做大。我们跟这些婴童连锁的合作不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我们会协助他们做好门店的品类管理，培训店长和店员，让他们了解产品的特点和使用知识，协助门店提升专业的服务能力。同时，整合双方的资源共同制定针对性的产品推广策略和促销方案来培育消费群体”。

李福官表示：“我们的合作方式对婴童连锁有不少的启发，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去要求其他品类的厂家提供这样的增值服务来提升门店的专业服务能力，门店在市场极度的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种增值的服务也是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原因。”

中国创业企业的“三五现象”颇为突出，企业的生命周期只有3～5年，经营的规模达到3亿～5亿元后，企业成长停滞不前，后劲不足。李福官认为三五现象的根源在于企业急于求成，为了规模，不计后果地使用短期刺激策略来提升销售额，而忽略了品牌和渠道的建设工作，这种做法往往透支了未来。国内的一些婴童、服装和运动用品的企业，不断向经销商压货，或者鼓励零售商进货，超出了市场的消化能力，结果为存货所困扰，业绩就会无可避免地下滑。

李福官表示这三年百润关注的是产品改革创新、品牌和渠道建设的工作，目的是希望做到“小而美”，为将来的发展储蓄力量，销售额并不是最主要的考量目标。

纸尿裤市场的巨大商机

李福官三十七岁从新加坡到中国来创业，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创立了金龙鱼的庞大事业；五十二岁又去商学院读硕士。

今年63岁的李福官解释说，成长中的中国市场给创业者带来巨大的商机，只要有梦想，有追求，中国就能够提供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年龄不是问题，是否有决心和拼搏的精神才是关键。

中国纸尿裤市场的容量在250亿元左右，市场的渗透率只达35%左右，随着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改变和消费能力的提升，市场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

纸尿裤与粮油产品有较大的差异，除了合适的经营模式，产品品质极为重要。

国外发达国家儿童的纸尿裤使用量平均一天大概8～10片，和婴童的排泄次数基本相符，用一次就扔；但在中国市场，儿童平均每日的纸尿裤用量是3～5片，一片纸尿裤要承担2～3次的排泄，这对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福官表示，要与跨国公司竞争，国内企业必须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百润的纸尿裤革新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工艺，生产出更轻薄柔软，吸水量更大，而且不起坨、不断层的第三代产品。李福官说：“现在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虽然大，但是，任何市场的品牌份额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只要做好我们的产品，做好我们的市场工作，我们就具备了发展与壮大的能力。”

【对话李福官】

Q：您之前在粮油行业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什么会在退休之后选择进入婴童行业？

A：选择一个新行业从零开始建立事业，确实挺有挑战，但也很有意思。

中国的婴童行业发展只有短短的20几年，总体上来说还是很年轻，市场充满潜力和机会可以说是我果断进入的主要原因。

至今为此，这个行业除了奶粉之类的商品是相对成熟之外，其他品类大部分都处于初级阶段。以纸尿裤为例，国内市场的渗透率不到35%，市场拓展的空间巨大；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消费升级的动力，再加上中国家庭经济能力提升，对于孩子的消费更加重视，国家二胎政策的逐步放开都让婴童事业有更广阔前景。

目前国内的婴童用品市场并不很规范，同时国际品牌占据非常大的份额，国内品牌参差不齐，市场需要更高的标准、更好的品质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经过慎重的调研，我们最终选择婴童用品行业，现在是以纸尿裤打头阵，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婴童护理产品。打造一个国人信赖喜爱的婴童品牌，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Q：从粮油到婴童，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您认为粮油行业和婴童行业有什么共同之处？

A：这是两个不同的行业，行业特点也比较明显，粮油产品是一个国计民生的大众化快消品，消费者要的是安全与健康，经营者要用“良心”来经营，而婴童用品是一个特殊群体的专业快消品，她要用“爱心”来耕耘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婴童用品这个行业非常的特殊，使用者无法清晰表述他的使用感受，而且每一个使用者的使用需求只有短短的几年，父母在选择是这类产品时是非常的谨慎和挑剔的。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用心去关注和了解婴幼儿的真正需求才有可能做好我们的产品。

如果说我在金龙鱼的管理风格对贝舒乐有何共同之处，我想一个是产品的不断创新升级。因为我本人是工科背景，对技术有某种执着的追求。我会要求团队在产品技术创新上投入巨大精力，并聘请了国内最顶级的纸尿裤专家负责研发的工作；另一个是渠道的创新共建，我在金龙鱼时创立了“一夫一妻制”的经营模式，让经销商与企业协作共赢，真正的成为稳定的合作伙伴，共享了品牌发展的成果也是我们今天倡导的合作模式。

Q：金龙鱼的成功经验对你经营婴童用品有什么借鉴的地方？

A：金龙鱼进入市场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能够取得成功是当时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因素。今天，中国的市场已经不是当时的状况，市场的竞争和消费者的需求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希望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更加了解消费者真正的需求和行业的竞争业态。

金龙鱼的经验让我们能够更快的制定出差异化的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我们也清楚如何整合渠道的资源为双方创造价值，同时，如何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和促销方案来经营我们的产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Q：相比粮油产品，婴童产品更注重体验式营销，具体差别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A：我以前做粮油，更多的是做消费者的理念营销，但是，我发觉到婴童用品除了理念营销之外，更需要关注的是购买者的体验营销工作。从AC尼尔森的市场调研报告你可以看到妈妈在购买纸尿裤的时候，对于产品性能的关注度比品牌知名度还要高。

第7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联动发展

    从经济社会发展走向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所创造的市场需求和供给潜力,是未来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源。其中,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出路,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因此,从现状和未来分析,城市化是组织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浙江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和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迅速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但是,随着浙江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农村工业化所累积的机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农村工业的低组织化程度和浓厚的乡土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大省”的脆弱性。1998年浙江人均gdp虽然达到1350美元,但由于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迥异的体制背景和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与国外通常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偏差很大。以工业化进程常用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主要指标比较分析:从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看,浙江1997年实绩分别为13.7%、54.1%、32.2%,而世界银行给出1991年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分别为14%、35%、51%。浙江第二产业比重之高和第三产业比重之低超乎寻常。从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看,浙江1997年分别为41.3%、30.9%、27.8%,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人均gdp1000美元时平均水平分别为28.6%、30.7%、40%。浙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世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近,但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畸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低。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看,浙江1998年为35.4%,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53%,浙江比重显然偏小。由此可以看出浙江工业化进程有两个突出现象:一是产业结构转换远远快于就业结构转换,二是城乡人口结构转换又明显滞后于就业结构转换。这是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表现,是城市化滞后的反映。

    (一)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表现浙江城市化滞后既有总量问题,更有结构问题。

    除总体水平不高外,主要还是大中城市过少,小城镇过多造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以及“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建设问题。具体表现在:1.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从1997年浙江、江苏、辽宁、广东、河北、山东和福建等沿海部分省市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浙江居于首位,为48.62%,其它依次为江苏45.15%、辽宁44.19%、广东43.18%、河北43.03%、山东42.56%、福建36.40%。据测算,上述省份1997年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大致为35.4%、29.40%、54.26%、41.35%、23.15%、33.95%和24.68%,浙江处于第三位。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相应系数(城市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辽宁为1.208、广东为0.985、山东为0.798、浙江为0.709,处在第四位。

    2.城市化对工业化带动不强。长期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工业化道路。“低、散、小”成为浙江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乡镇企业、农村个私企业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受户籍制度、财税体制、土地政策、行政干预等因素影响,无法接受城市化导向,农村工业化的就地性明显,乡土气息浓厚,以致出现了“镇镇象农村,村村象城镇”的城镇化局面。这主要反映在城镇建设缺乏长远的规划,功能不清,定位不准,产业层次单一,地区之间的互补性差。城镇在人口和生产要素集聚、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周边农村的影响和辐射等方面,都离城市化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3.大中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品位低。从1997年沿海部分省市大中城市的构成看,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城市(系非农人口,下同),江苏和辽宁分别有1个;人口在100—200万的城市,山东和辽宁分别有3个,河北有2个,浙江只有1个;人口在50—100万的城市,山东、辽宁分别有5个,广东、河北和江苏分别有3个,浙江也只有1个;人口在20—50万的城市,广东有27个、山东有19个、江苏有17个、辽宁为8个、河北为8个,浙江仅6个。从1995年各大中城市非农业人口平均规模看,特大城市广东为316.67万人,江苏为226.02万人,山东为156.78万人,浙江为121.38万人;大城市江苏为83.18万人,广东为66.91万人,山东为63.95万人,浙江为63.21万人;中等城市江苏为31.43万人,山东为30.82万人,广东为29.60万人,浙江为27.21万人。可见浙江大中城市的数量最少,规模明显偏小。城市的规模、档次、质量和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与沿海兄弟省市相比,城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般来说,城市规模偏小,会直接影响到城市功能的发挥,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制约浙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4.小城镇过多、过小、过密。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建制镇由167个发展到1998年的1006个,增加了近6倍,这固然有顺应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必然性,但从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现有浙江城镇布局过多、过密问题突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的城镇平均间距只有5—6公里,而从温州龙湾区状元镇到瑞安市城关镇不到50公里,布局了近20个小城镇,平均间距只有3—4公里,有的镇如永中、永昌、永兴、沙城等基本上已连在一起了。城镇过多、过密带来的问题是过小,全省县城以下建制镇平均规模只有8000人,其中5000人以下规模的城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二)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的主要问题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的主要问题,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1.农村工业企业遍地开花,发展状况离散,减少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减少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机会,最终又反过来制约工业本身的发展。由于城市化进程滞后,各类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遍地开花,企业和专业市场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导致农村工业技术层次低、产品档次低、产业离散度大、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业结构趋同等,市场竞争力弱化。199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村及村以下工业总产值占60.2%,农村中非农产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1.5%,非农劳动力占农业总劳动力的比重达57.4%,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没有与人口和产业的空间转移同步进行,乡镇企业多分布于乡村,且规模过小。1996年全省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共有6.6万家,职工356万人,平均每家只有54人,“八五”期末,这些企业共拥有固定资产878亿元,平均每家企业只有133万元。在乡镇的合作经营和个体私营企业规模更小,平均每家企业的从业人员不到5人,如此“低、小、散”的企业特点,很难取得规模和集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状态离散,造成要素集聚不足,城市发展滞后,减少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工业发展由于缺少城市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支撑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最终又反过来制约了工业本身的发展。

    2.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兼业现象普遍。1997年浙江农村个体工业企业51.3万个,从业人员292万人,工业总产值3543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34.1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但是,“村办工业办在村,家庭工业办在家”的工业乡土化难以促成现代城镇的崛起,劳动力也难以向城镇集聚。同时,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尚无足够宽松的环境,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门槛”过高和二元户籍制度使许多农民不愿放弃作为生存之本的土地经营权。农民在这种“家家有其田”的格局下必然出现农业兼业经营。如温州、台州和金华等地区的农村工业化,以个体私营企业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股份

制企业为主体,以专业市场广泛分布的小城镇为依托,人口转移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农村劳动力普遍是亦工亦农的兼业农民。农民兼业化的普遍存在,不仅使农业规模经营受阻,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难以走上正轨,农村工业的产业层次、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也难以提高。

    3.大量离农人口处于游离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和种种不稳定状况。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地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已经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基本上脱离了农业。但是,由于种种制度约束,这种转移没有纳入正式渠道,是一种暂时性的体制外转移,导致形成一个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游离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造成诸多不容忽视的弊端。如他们对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没有长期经营的打算,也不愿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经营中短期行为严重,甚至片面追求利润,不求质量和信誉。

    由于不少“两栖”人口在农村和城镇占有双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在宏观上微观上都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农村工业的粗放经营,导致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度,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工业受发展条件的限制,其产业主要集中于造纸、食品、纺织、印染、化工、建材及采矿等行业,而这些正是相对高污染的行业。由于农村工业在生产工艺、监测技术和废料处理等方面的落后,其污染强度明显高于城市企业。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布局过散,不仅加剧了资源浪费与污染蔓延,也影响了生态投资效益,使污染物集中处理难度加大,造成污染面的扩大。据统计,乡镇工业污染损失值占全部工业污染损失值的份额1978年为6%, 1988年上升到20%,预计2000年将超过50%。

    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环境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农村的工业污染作为仅次于城市水源污染和城市大气污染的我国三大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可以说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资源高消耗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

    高度分散的农村工业布局,还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据省有关部门统计,农村工业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地约0.1052公顷,远高于全省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职工人均用地0.0261公顷的水平。从单位土地利用效率看,农村工业用地每公顷的产值仅及城市工业用地的1/10。同样是工业用地,我国城市工业人均用地为55平方米,而农村工业则高达每人555平方米。据有关方面测算, 1979—1984年,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推进,已经使我国付出了比城市化道路高出8倍的土地代价,到目前为止农村工业化已花费了近700万公顷的耕地。

    5.基础设施利用不经济。由于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工业布局分散,农村工业发展所需的供水、供电、供气以及交通、通讯、仓储等设施,几乎每个乡、村甚至企业、农户各搞一套,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据有关方面估计,农村工业仅仅由于布局分散和封闭,资源利用率降低40%,基础设施投资增加20%—30%,行政管理费用增加80%,人力资源消耗增加1%—2%,最终表现为资金利用率降低20%左右。不仅如此,由于布局分散导致产业组织规模不足,由此引发重复投资与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损害着社会的经济总效率。

    (三)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造成农村工业布局分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发展初期受客观条件所限,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主要还是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

    1.认识方面。在农村工业化发展初期,由于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对农村工业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引导,导致农村工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企业分布过散、规模过小。另一方面,在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先行发展的基础上,主要依靠民资民力,过分依赖农民建设小城镇,导致小城镇数量多、档次低,形成“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2.经济利益方面。由于农村工业在发展初期都是一定社区内各要素的组合,与社区在经济利益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在政企不分时,社区领导对社区内的农村工业有很强的支配权,在用人、用地甚至管理和财务方面具有硬性指挥权,这导致当地领导和农民不愿进行企业异地搬迁。此外农村工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固定资产和设施达到一定规模,若搬至城镇,必须支付一笔迁移费用,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3.户籍政策方面。我国自1956年就开始实行城乡高度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迁移。这种制度尽管在近年来有所松动,但许多条件仍然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入,使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福利、保险等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另一方面,目前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降低而进入门槛又过高,现行的土地承包、宅基地和计划生育等政策,使农民觉得留在农村比进入城镇更合算,启动城市化和促进农村工业向城市集聚发展的难度加大。

    4.行政区划方面。现行的行政区划大多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有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已不适应。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浙江不少地方存在一城多府的现象,如宁波市与鄞县、金华市与金华县、衢州市与衢县、绍兴市和绍兴县等,因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其它利益问题,县政府与市政府在城市的规模、建设、管理上难免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既不利于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功能发挥,也不利于县级中等城市的发展。

    5.财政体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实行县市直接对省的财政体制,采取一系列鼓励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支撑和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浙江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取得了阶段性发展优势。但与此同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不少地方出现地级市的经济实力低于所管辖县市的“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从1997年gdp看,绍兴市区69.94亿元,而绍兴县、诸暨市分别达到173.81亿元和121.6亿元;金华市区45.16亿元,而义乌、东阳两市分别达到110.28亿元和83.4亿元。从1997年财政收入看,绍兴市区7.05亿元,而绍兴县达到8.65亿元,去年已突破10亿元;金华市区2.9亿元,而义乌市达到3.61亿元。此外,嘉兴市和所管辖的海宁市、桐乡市,台州市和所管辖的温岭市等,也有类似情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现行财政体制,也是造成浙江区域中心城市成长缓慢,对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不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6.投资方面。资金的投入和集聚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浙江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省份。在1952—1978年期间,浙江国有投资人均只有410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列全国各省市最后一位。国有投资不足,不仅使浙江的重工业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浙江城市化进程。同时,80年代以来浙江实际利用的外资数量也较少,迄今全省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累计尚不及一个苏州市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广东省的1/10。

    利用外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二、尽快构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政策机制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关键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建立有利于二者联动发展的政策机制,促进农村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集聚,实现城乡协调和一体化发展。

    (一)市场配置机制

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是由农村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要素,没有要素市场发育,就难以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基本上反映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速度。因此,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过程中,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重组,通过市场化组织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提升工业化,按城市化发展要求调整经济布局。

    合理发展大城市,突出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增强其集聚辐射功能、综合服务功能

和创新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要从大城市的功能和特点出发,大力发展城市型经济,提高城市的集聚和吸纳能力。城市产业布局要优二兴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要积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服务业和市场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商贸旅游业和金融保险业等,以增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而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同时要努力增强大城市和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城市对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通过城市这个载体,促进产业集聚,提高农村工业经济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工业向现代化迈进。

    重点培育和发展中小城市,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扩大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的集聚规模。对中等城市要着重提高档次、扩大规模。有的可培育成为大城市,对具备条件的小城市要培育为中等城市,充分发挥各具特色的区域中心城市作用。中小城市要注重城市内涵质量和城市开放度的提高,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强化优势产业和专业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导向作用,着力培植知名品牌和行业龙头企业,更好地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特色优势。各地结合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分层次高起点地推进城市建设。

    加强小城镇建设,将小城镇建设与城镇体系整体布局和农村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发展区域性的中心镇、重点镇,积极引导具备条件的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小城镇发展重点放在扩大规模、提高档次上,努力改变目前“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发展状况。建议在每个县(市)确定1—2个、人口规模在5万以上的重点镇,加以重点培育、重点建设、重点发展,充分发挥其在集聚要素、发展规模经济方面的示范作用。

    把开发区和工业小区作为联动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按市场配置机制进行要素的集聚与重组。浙江省目前共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8个,省级经济开发区51个。各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已开始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到1998年底,全省开发区投入开发资金200多亿元人民币,累计开发面积178平方公里,建成了一批高标准的道路、地下管网、变电站、污水处理站等重要的配套服务设施。到1998年底,全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产开工企业达16690家,国内生产总值286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7%。各级开发区已成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最佳载体。在目前土地审批冻结的情况下,农村工业向城市集聚首先应向开发区和工业小区集聚。

    (二)利益驱动机制

城乡关系根本上是利益关系,推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促使农村工业向城市集聚,需要以利益驱动机制加以引导。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克服就工业化论工业化、就城市化论城市化的倾向,把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联动发展,作为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作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作为全面协调和整合城乡利益关系,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重要方面。

    积极调整财税关系,改进和完善乡镇财政包干制度和经济考核制度。建议股份制农村工业企业的利润可在工业小区内实行“先分后税”的办法,即由各股东向各自所在地的税务部门交纳所得税,也可实行“先税后分”,工业区所在地的税务部门按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将相应的税金返还给各股东所在地,以吸引外地投资者到工业区办厂或吸引分散的企业搬迁到小区。如可规定凡异地到工业小区办农村工业的,其上缴税金的70%返还给投资者所属的乡镇。对非股份制企业,建议实行企业迁向外地工业小区后,其社会性开支、支农建农基金和规定应交的利润及企业管理费仍可交回原社区经济组织,企业原行政隶属关系不变。

    各地可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农村工业向工业小区集中。以增量带存量,凡新办工业项目和商贸企业,要按照规划安排,进入工业小区。降低农村企业进入工业小区的“门槛”。对工业小区的集体、国有土地使用权,可采取作价入股、出租转让等方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费用。同时在资金信贷和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往工业小区集中。

    (三)制度创新机制

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必然触及产权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调整和创新。

    进行农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引导农村工业向城镇适度集中。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改变政企不分的社区所有制。可建立农村工业资产管理公司,对各乡镇企业的固定资产和生产经营效益进行评估,并招标组建资产经营公司,通过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改造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调整不同社区的乡镇企业利益关系,使企业形成独立于社区的行为目标与利益机制。通过产权制度创新,使乡镇企业产权突破地缘性和封闭性的束缚,促进乡镇企业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合,逐步向城镇集中。

    探索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在稳定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按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积极鼓励离土进城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这样既可为进城农民定居或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又有利于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的形式主要有:一是吸引工业资本介入农业,鼓励农户将他们承包的少量耕地转让或折成股份,农户以农业工人的身份成为新组建的农场职工,或者离土离乡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二是政府农业部门成立非盈利性的土地管理公司,通过市场行为并购、整治过于细小的耕地,对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予以合理的经济补偿,或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三是发放永久性土地使用权证,实行“一地一证”,农民只要凭土地使用权和承包合同,就可以对土地实行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流转活动。四是在宅基地的安排使用上,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取消一家一户的宅基地审批,实行村庄统一规划,引导农户集中建造公寓式住房。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排除人口向城镇集聚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抓紧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进行总结完善和全面推开。积极探索以县市为单位,对辖区内居民试行单一户籍制度,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等主要生活基础为依据的落户标准,实行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取消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在进城户籍的收费问题上要把握一个合理的度,既要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又要降低进城门槛,使进城者安居乐业。同时,研究制定积极的外来人口政策,包括:积极引进并留住外来的优秀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其他高素质人才,取消对中高级人才、大专院校毕业生进大中城市落户的限制。积极鼓励投资移民,凡在城镇投资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或外埠人口均允许在投资地落户。对在大中城市连续工作满5年并有固定住所的本省合同制农民工,直接转为工作所在地户口。鼓励家庭移民,家庭中凡有一人在城镇工作定居的,允许其家庭成员在该城镇落户。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目前实行城乡不同的生育政策,非农夫妇只准生一胎,导致进城吸引力下降,部分农民不愿农转非进城落户。为此要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可适时推出全省城乡只能生一胎的统一政策。在目前大政策未调整的情况下,也可允许市县采取变通办法,即以一定时间为界限,使进城的农民转为非农人口后仍以“农民”身份享受二胎政策。

    改革财政体制,增强城市自我发展能力。城市财政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浙江实行的是省直接对市县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却相对缓慢,甚至不少地方出现地级市的经济财政实力低于所管辖的县市实力的“小马拉大车”的情况,难以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制高点”。借鉴兄弟省市发展区域中心城市的经验,适当调整财政管理体制,有选择地扩大区

域中心城市的财政盘子,或者象江苏那样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使区域中心城市能够集中必要的财政资金从事城市建设。同时运用财政杠杆合理引导和调整区域生产力布局,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以区域中心城市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财政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建议第一步,通过全额返还城市建设维护税、增加对地级市的城市建设补助等办法,进一步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财政盘子;第二步,选择部分地区实行财政市管县体制,以促进所在地区中心城市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强化中心城市经济实力。

    改革城市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城市建设仅靠政府财政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努力拓宽城市建设的投资渠道,主要有:一是积极鼓励集体、个人和社会各方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经营,改变单一的政府投资格局。鼓励社会资本、私人资本和外资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并参与经营。大胆采用项目融资的建设—经营—转让(bot)、转让—经营—转让(tot)、资产收益抵押(abs)等投融资方式。二是各级政府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机动财力也要加大投入力度。三是要确保现有城建资金渠道的畅通和不流失。现有资金渠道要足额收取,不得随意减免、截流、挪用,确保专款专用。四是借鉴上海市的经验,组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按照自筹、自用、自还的原则,对城市建设资金实行统一调度、有偿使用、滚动增值。五是盘活城市基础设施存量。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吸引内外资,以出让股权、经营权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六是充分发挥浙江民间资金充裕的优势,运用更加灵活的政策,动员和吸引民间资金建城。

    (四)政府推动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进一步健全和发挥宏观调控、指导和管理的职能,尤其在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方面,政府的推动作用必不可少。

    适当调整行政管理体制。重点是在保持现行行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要求,对局部的市县管理体制、乡镇管理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建立起适应联动发展的新的管理体制。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域中心镇政府在财政、税收管理和建设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权限,强化镇政府管理职能,使其为农村工业集中布局做好服务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