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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TV8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4-0316-01
前言: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水利工程建设近年来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无论在建设速度或技术应用水平等方面都位列世界前茅。但由于该工程本身体现出施工时间长、投入成本高等特征,而且涉及内容较广,若完全从经济角度出发对其影响分析,将难以使工程获取实际的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如何做好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分析是现行水利工程建设中需考虑的主要问题。
一、生态环境评价的相关概述
关于影响生态环境的评价,根据以往学者研究主要将其界定在以生态系统为对象,通过对外力作用下生态系统表现出的动态变化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等受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作用进行分析,以此得出区域环境可承受的生态负荷。通过对生态影响的评价分析以制定相应的预防生态破坏以及提高资源利用率等相关策略,以保证经济效益获取的同时生态环境效益也因此得以提高。从生态影响评估的理论基础看,其主要生态学、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系统控制等。其中生态学理论主要作为现行解决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人口问题、资源浪费等理论指导;经济学理论集中在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利用中需考虑的相应标准;可持续发展理论则体现在经济、环境、人口以及资源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而系统控制论要求将区域各方面发展作为统一整体,确保整体中个基本要素都可得到有效控制[1]。
二、评价体系构建的注意事项
(一) 评价内容与评价特征的明确
水利工程建设本身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如因水库蓄水出出现的灾害,很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其实质作为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体现出生态环境问题。评价体系构建中首先需对评价内容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水利项目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影响。其中在生态环境方面,影响内容主要体现在如自然景观破坏、物种资源变化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而社会环境方面集中表现为产业布局、增值情况等受水利项目的影响。另外在评价特征方面,由于水利项目自身具有涉及范围广以及建设工期长等特征,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也包含许多方面,因此在评价中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如宏观性特征,主要指尽管工程建设中并非任何项目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但评价影响过程中确需将所有影响内容考虑其中,保证评价分析更具全面性;不确定性特征,因水利工程建设多采取梯级或逐层建设的方式,初期规划时期往往可确定的内容主要为项目规模与性质,而其中可能产生的污染物数量或污染源种类无法预知,使评价体现出不确定性特征;评价方式多样化特征,由于评价水利项目对生态影响的同时还需将经济、社会等内容进行综合考虑,很难通过定量化形式对评价指标进行明确,所以评价过程中应用定量分析得到同时还应采取定性分析的方式。
(二) 明确评价的主要任务与作用
关于评价体系的构建,其任务主要表现在四方面问题,即:第一,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维护。如物种多样性的维护、生物构成是否协调以及环境条件能够满足人类生产生活与生物生存需求。第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现行大多面临灭绝消亡的物种为例,要求进行引种或保护区构建以使物种多样化得以维持,同时应注意减少对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第三,注重特殊性对象的保护。其殊性对象主要体现在生境、脆弱他带、敏感生态目标以及生态安全区等方面,需采取相应保护措施。第四,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水利项目建设中多会产生如水土流失或自然灾害等问题,要求采取相应的预防以及应对策略。综合来看,评价体系的构建是工程合理布局、发展目标实现以及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重要内容,需结合水利项目实际特征对环境影响进行分析[2]。
三、评价体系的具体构建思路
(一) 指标构建的步骤
指标构建本身作为一项复杂的工作,除要求做好拟定工作外,还应注重进行评议筛选以得出相应的结论。具体构步骤主要体现在:首先分析主体生态系统。其中主体生态系统主要为可将区域生态环境充分体现的系统,通过分析可得出当前环境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其次,分解目标。根据以往学者研究总结目标分解中需引入模糊层次的方式,使系统各项因素得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项目总目标进行确定,有利于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再次,确定主导因素。评价环节的重点在于确定生态系统主导因子,可通过对因子影响力以及不同因子间存在的关系完成确定过程,目前许多研究人员评价水利项目影响过程中也逐步引入SPSS软件以使选取的因子符合评价体系构建需求。最后,进行指标体系的确立。体系构建在拟定工作结束后,要求结合专家意见对指标体系内容进行完善与筛选,使体系更具科学性。
(二) 评价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在完成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为有效分析水利项目的影响,还需做好相应权重确定与数据整理等工作,并引入模糊综合评价的方式。以我国某地区水电工程为例,其在库容方面保持271亿m?,年平均径流量在510亿m?作用,建设的目的主要为使通航条件得以改善且减轻洪灾的发生。该工程本身涉及面积较大,建设中对周边环境可能造成很大影响,因此需要建设前期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通过评价模型的应用,考虑的主要为水文泥沙子系统相关指标权重,并计算隶属度向量包括环境底质与水质、生物、景观、气候以及人类健康等影响期望值。最后引入模糊评价方式对隶属度进行分析,得出该工程可能产生的生态影响为一般影响,相关人员可结合评价结果采用相应措施进行生态环境的治理[3]。
结论:生态影响评价是减少水利项目建设破坏环境的重要途径。实际评价过程中要求正视生态环境评价的基本内涵,并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文中实证分析可判断该指标体系能够准确评价工程对环境的影响,结合影响程度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促进水利项目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共同提高。
参考文献
[1] 贾硕.水利水电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的研究[D].河北农业大学,2011.
其次,在国家不断鼓励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的背景下,绿色会计的概念也多次被提到。近年来,我国环境现状不尽人意,随着科技进步、人口增加、需求膨胀,自然资源日益衰竭,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于是,如何将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正确的在企业会计核算中得以体现,成为了新时代管理会计创新的重大使命。
一、管理会计的发展
从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阶段来看。苏亚民(2007)[1]将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以成本控制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管理会计;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是以预测、决策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管理会计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起,是以重视环境适应性、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战略管理会计和绿色管理会计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改变,为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改进生态经济效率,生态型管理会计是在生态问题严重时且企业发展不得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形下,由管理会计与环境管理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管理会计也是应时而改变的,所以在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绿色会计、生态型管理会计就应运而生了。
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最早在《90年代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中对绿色会计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实际上这也是生态型管理会计的雏形。绿色会计指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会计学的原理与方法,采用多元化的计量手段和属性,对各会计主体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的一门新兴学科。生态型管理会计就是在绿色会计的基础,以强化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通过对财务、企业行为、生态成本信息进行深加工和系统整合,实现对经济过程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对生态环境保护、补偿进行考核评价等职能的会计信息系统。生态型管理会计侧重于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服务,这也符合了管理会计的内部性特点。
二、生态型管理会计内涵和特征
生态型管理会计作为传统管理会计的一个新兴分支,是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针对企业的相关行为或经营活动来分析企业的各项财务信息,并对其进行深加工和整合,采取一定的策略将成本控制到最小,并在企业的财务信息中把环境破坏的程度量化,达到企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生态型管理会计主要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资源耗用、生态环境破坏、防治等成本进行核算与归集,对生态环境维护和开发形成的效益进行科学的计量和报告,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其更加注重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倡导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环境,减少资源浪费。
生态型管理会计是将环境指标、生态指标纳入到管理会计核算范围,因此也具有了其特有的特征:不确定性比较突出,生态问题具有多样性,在资源利用方面也非常复杂,并且一些生态指标也不好确定,由此生态型管理会计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周期和效益难以计量,环境的破坏,以至于达到生态系统的破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涉及到的周期比较长,即使治理也不是当前期间就可以享受到的利益,复杂的特征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去衡量,这也是生态型管理会计要得到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研究方法多样。生态型管理会计不再仅仅涉及经济学与数学的计算,还涉及到社会学、环境学、生态学等学科,综合学科理论,也为生态型管理会计的研究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方法。
三、生态型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实施
在管理会计的发展阶段中,以成本控制和以预测、决策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管理会计阶段是属于经济效益型管理会计,而注重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倡导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环境,减少资源浪费的阶段是生态型管理会计。在倡导生态文明的今天,企业在进行经济效益核算时,应将生态环境成本加入其中,这样才能真正的缓解企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成本计算中应体现生态环境成本
曲闻宇,赵明辰(2013)[2]将生态环境成本定义为:某一经济组织按照国家环境标准体系的要求,为获得生态经济效率最大化而发生的自然资源耗费和牺牲,是需要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补偿的社会经济代价。所以企业应加入产品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生态污染、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的生态成本。
在管理会计中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那么生态环境成本也应该被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生态环境成本,边际贡献计算公式为:边际贡献=销售收入-变动生产成本-变动期间成本-变动生态环境成本。这样企业首先要解决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对于生态环境成本的计量不像一项简单的经济业务,其计量主体难以确定,也难以客观进行计量并做出合理成本补偿。所以企业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计量属性,比如:当资源的价值难以直接评估时,可以考虑采用机会成本;当生态资源价值可以使用效用来衡量时,可以采用边际成本;当公共产品没有市场价格时,可以采用替代成本;对于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支出的人类劳动费用,就可以采用传统计量属性等。这样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会对生态环境成本加以考虑,从而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减少隐形的成本隐患,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二)在本量利分析中引入生态补偿成本
以前很多企业的发展是以污染环境和消耗不可再生能源为代价的,没有注意到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生态环境成本,此时为了实现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在目前的发展中应支付将后期的生态环将还原到产品生产之初的平摊费用,即生态补偿成本。对于本量利分析,企业应在计算保本点时加入固定生态补偿成本,如:某一产品保本销售量=(固定成本+固定生态补偿成本)÷单位边际贡献。
(三)做出生态成本预算
在生态型管理会计实施过程中,除了生态补偿成本,也应对目前的生产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支付成本,所以在企业做全面预算时,应单独分设生态环境预算的相关内容,在企业制定预算和生产经营计划之初实现生态型预算的监管和控制,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的监督和报告。比如:可以在业务预算方面增加生态环境成本预算内容,预计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增加生态环境成本的量化,定期报告披露生态环境信息,这样企业可以随时根据报告中生态破坏程度做出调整和整治。
(四)实施生态型战略管理
生态型战略管理突出的是绿色作业管理和全面绿色质量管理,企业应将生态保护提升到战略层面,加大绿色作业管理和全面绿色质量管理。比如:每一道生产工序上对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加以监督,对出现问题的环节及时加以修正,努力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污染和浪费;在成本控制方面,当企业有破坏生态环境和不破坏生态环境两种方案时,企业在选择方案时,应该把破坏生态环境方案成本中加入生态环境治理补偿预算成本等。企业的战略实施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生产资料的消耗和环境保护同企业发展成本有机结合起来。所以,企业应将产品成本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动态、全面地加以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从而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和生态效益不断提高。
四、总结语
1、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公共产品理论
生态文明研究较为广泛,在内涵界定上还存在一些歧义。综观所有学者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包含人们用来维护生态环境的相关制度、文化、法律意识等,以此来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这是表现人类多样机能的综合体,以一种多元化的系统体现出来。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相对于以前的文明形态而言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通常与自然生态融合一体的文明,表现为较高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段。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与文明的关系是从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到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正在转化为效法自然的生态文明。就这些观点而言,生态文明其实就是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物质与精神积累的成果,其通常由生态物质、生态化技术以及生态化精神累计而成。生态环境变化与生态资源资本化的特征决定生态文明的特性:第一是生态文明难以界定与计量。第二是生态文明的相关建设成效与整个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其消费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特征。第三是生态文明建设效益具有较强的外溢性与滞后性。生态文明这三大特点正是公共产品的典型特性。外部性是公共产品的特性,从而使得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搭便车”现象,导致生态环境投入资金不足,投资主体缺位现象时有出现。生态文明建设出现市场失灵时,必然会挤压社会资本投资,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出现生态产品供给不足。政府的适当介入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之一,而财政支持政策是最为主要的调控手段。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现实依据
生态环境恶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生态环境污染代价却非常严重。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经济增长至少有二成是依靠生态资源与环境“透支”获得;同时国家环保总局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我国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占该年GDP的10%左右。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我国生态环境的状况,实施财政支持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国逐渐认识与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投入量逐渐增加。统计资料显示,生态环境投资在“七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7%、“八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8%、“十五”期间占GDP比例的1.2%。但其在GDP中所占比例长期低下,与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本投资比例1.5%-2%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GDP总量为51.93万亿元、外汇总量达到3.5万亿美元左右、财政收入达到11.72万亿元,这些数据充分显示我国有能力也有足够财政空间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
二、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与困境
1、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1998年至2007年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建设中的实际投资就已经达到2700亿元(见表1)。统计资料显示,1950-1999年50年间,国家在草原生态建设上的投入仅为21亿元;2000年以来,虽然加大了投入力度,投入总计约100亿元,大体相当于前50年投资总额的5倍,平均达25元/hm2;同时,国家林业投入达1100多亿元,平均630元/hm2,是草原投入的25倍。生态环境投资增加,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1998年至2008年间,造林面积增加40093.29千公顷、增加林地面积3.64亿亩,森林覆盖率增加近2个百分点。生态环境保护性投资对于促进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以及森林覆盖率的提升作用很大。在草原生态建设方面增长成效显著,统计显示2001年至2007年间,退牧还草面积达到17005.33千公顷,禁牧休牧草原超过13亿亩。在湿地保护方面,主要是利用退田还湖等方式来实现,截至2006年底,已经建立湿地保护区域473处,面积高达4346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也是生态保护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十五”期间仅水土流失治理经费达到122.6亿元,经过治理达到较好效果。2007年我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99.87万平方米,较1998年,已经增加了24.85万平方米。生态建设进展较好,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各级自然保护区2669个,总面积达到14979万公顷;国家自然保护区为363个,面积高达9415万公顷。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整体实现需要财政支持,但由于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导致生态文明建设陷入“囚徒困境”中,具体体现如下:(1)生态环境保护投入需求不断增加,这已超出国家现有的资金投入能力当前投入需求压力主要体现的因素在于:一是当前我们国家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治理的难度也逐渐增强。仅仅以过往简单技术来治理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难达到效果,这就需要环境治理技术创新与推广,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则需要大量资金,这样就促成污染治理投入资金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环境治理的成本不断增大。二是生态环境污染的性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当前生态环境污染已经呈现出区域性、流域性等新特征,这已经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新矛盾,而生态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则需要更多生态环境投资资金。三是由于历史发展原因造成生态环境投资“欠账”过多。一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方面的投资整体水平比较低,远远低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水平。就国外开展环境治理的主要经验可以知道,只有当我们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投资达到GDP的2%时,整个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而过往我国在生态环境投入方面的水平还远未能达到这一最低要求,这样就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包袱越来越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民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期望与需求也逐渐提高,这也为生态环境投资增加压力。(2)生态环境投入渠道比较单一,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虽然我国在生态环境投入方面逐年递增,但是相比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局面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巨额环保资金缺口,往往就会促使生态环境投入力不从心。在目前管理体制下,容易挤压其他生态环境投入资金渠道,这样就导致一部分投入渠道萎缩,而另外一部分投入渠道就显得名存实亡,这样就很难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对于那些跨区域、流域性的大规模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在资金的筹措和调度上都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资金问题已经普遍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要瓶颈。(3)生态环境投入管理方式还比较落后,未能适应市场而创新管理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产品特性,使得生态环境投入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这使我国生态环境投入变成一个国家性垄断行业,使一些社会资金介入生态环境投入领域非常困难。同时也缺乏一套非常严格、具有规范性的、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管理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表明,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资金是难以有效遏制环境恶化的,也难以与当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状相匹配。因此,如要在一定时间内控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就需要改革行政管理机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对外开放,将生态环境投入领域逐渐向社会开放,以便吸收社会资本的介入。
三、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生态文明的维护需要大量资金的扶持与维护,这些都离不开财政支持。当前的财政投入资金尽管逐年增加,但是投资效率较低、投资环境恶化、投资监管失位比较严重,这就需要不断创新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与思路,优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路径。
1、构建区域差异性财政支持政策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生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区域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形成具有很强的历史原因,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责任方而言,需要关注区域差异性的特性。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支持政策的制定,则需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差异性,从而形成区域差异性的策略。例如,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较强、市场完善化程度要高些,这就需要在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时要注意适当引入社会资本进入,优化投资结构,以便降低财政支持压力;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经济状况较差,市场化程度较差,市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足,这些都会影响生态投资渠道与需求。因此,构建一个区域差异性财政支持体系,尊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科学发展观的态度统领生态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2、建立生态环境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生态环境投入在目前阶段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这就需要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比例。由于历史欠账、经济发展差异性以及民众生态意识等方面的因素导致我国财政生态投资比例较低,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生态投资需要占到GDP的2%左右,而我国还不到1.5%,这说明我国财政投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而构建财政投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可以借鉴农业财政支出的具体做法,利用《环境保护法》在法律上规定财政生态环境投入资金比例,将其控制在2%-3%之间。与此同时,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的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生态环境投入方面的监督力度,对不能完成的各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采用问责制度,真正将制度落实到实处。
3、构建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财政对生态环境投入较低,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部门政绩考核体系的问题,环境保护在政绩考核中地位不突出,甚至未能纳入考核体系。强化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重新考虑生态环境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同时需要突出其权重。构建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更能清楚地了解到各级政府实际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与成效,避免定性指标的主观偏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量化指标全面及时地反映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绩效。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在绩效指标构建中就需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因而在指标选择与指标权重的分配上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权益,要具有差异性,以此更加科学地反应出实际问题。
4、优化投入渠道,创新管理机制
关键词: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环境评价问题
开展生态系统管理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互,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复杂性,因此需要进行生态环境的评价,研究环境中各要素的生态关系并发现问题,为保护环境提出科学依据[1]。但是在开展生态环境评价工作时也要考虑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数据及评价结果4项关键问题。
1评价目的问题
生态评价是一项有助于后期开展生态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基础工作,为决策者与公众提供具有可读可用的信息。有目的地开展环境评价有利于评价工作指明研究方向,保障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环境评价的目的不同,评价的内容与使用的评价方法也就不同,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有所不同。因此确定环境评价的目的对于环境保护工作而言尤为重要。环境评价的目的应以服务生态系统管理服务为主。此外,生态评价也是一项需要生态系统管理者参与的工作,需要管理者认可根据区域内存在的生态问题制定相应的评价目的。如较为常见的湿地问题,在评价目的确定环节需湿地生态系统问题,湿地生态系统对于人类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但是在早期,人们割裂性地认识湿地生态,导致其评价的不科学性。因此,将可将环境评价的目的确定为提高对湿地的保护程度与利用率,优化湿地的资源配置,管理者根据评价目的开展一系列的活动,环境评价也才会具有意义[2]。因此,对于评价目的而言能够服务生态系统管理、管理者的认可二者缺一不可,是生态系统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2评价方法问题
有了目的也就有了方向,而接下来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完成目的。因此,也就需要环境保护者考虑用何种方法获取数据、构建生态评价模型。评价方法对于评价数据与评价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并间接对生态系统管理带来影响[3]。环境评价需要获取数据并利用指标进行评价,但是当前生态环境的指标相对较多,体系庞大,如何选择评价指标也成为建模工作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刘建军在建立荒漠景观生态指标体系时提出要保证全体指标的科学性。科学性是国内外生态环境评价建模时首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原则。环境评价指标需要有具有科学原理的支持,能够如实、准确的反映出评价主体的特征、现状、变化规律等;同时能够获取科学、准确的数据。方法要具有可行性是生态环境评价模型建立中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可行性要求评价指标具备以下4项要求:①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方便广泛应用;②体系简单明了,评价指标能够反映生态环境特征,定义明确、无歧义;③要求在现有的检测水平、统计手段基础上能够获取准确、真实的数据;④能够获取持续不断的新数据,保证管理者能够根据生态环境评价的需要对数据进行及时的更新。具备上述4项要求的方法即为可行性方法。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被应用于环境数据的获取工作中。如遥感、GIS等技术,应用方便且能够获取持续不断的新数据,有利于对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监测与评估,从而促进了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3评价数据问题
评价数据是开展生态环境评价工作的重要保障。除了方法、技术给当前生态系统评价带来制约之外,当前评价数据的不足也是制约当前评价工作的主要原因。选择符合决策要求的数据也成为当前评价工作中的重点问题。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而通常需要较多的、全面的数据进行评价。此外,由于生态系统是不断演变的,固定的数据是无法如实地反映其演变过程。因此,生态环境的评价选取的评价数据要能够持续不断地获取,能够如实、准确地反映出评价主体的变化过程[4]。同时还要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具有较为广阔的覆盖性。如对地区、国家生态系统的数据,要保证数据能够覆盖整个地区、国家生态评价区域,能够反映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情况。如在美国生态系统评价报告《美国生态系统的状态》中,管理者选择的103个指标时中,只有58个指标有足够的数据支持,但是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的指标有31个。然而就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目前美国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仍无法安全、有效的报道,降低生态系统评价报告的实际价值。这也就给当前环境评价数据的选取工作提供了借鉴意义,要求数据要具有一定的广度。
4评价结果问题
生态环境评价结果有两个主要的作用,一是为生态系统管理的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二是向公众公布生态环境环境的状况,从而提高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因此,生态评价结果要具有真实性与可读性。真实性要求对客观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价真实,符合客观实际;可读性要求评价结果具有可读价值,能够指导环境保护工作。评价结果要能反映出当前的生态环境的状况,表现出经济开发活动、生态保护政策等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下生态系统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及恢复能力之间的关系等,因而也就具有可读价值。利用真实的数据真实地反应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从而提高决策科学性。而公众也能从真实的评价结果中,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从而积极地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当中。
5结语
在生态保护工作中,管理者需要确定以服务生态系统管理的的目的,运用科学性的评价方法获取真实的数据与评价结果,为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号召全民行动,依据生态环境评价结果与系统管理要求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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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峰.生态系统管理中生态环境评价的关键问题探析[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4(02):145.
关键词:生态建设 新林业发展 思路构建 研究
一、新林业发展中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一)生态环境概述
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条件。而在生态建设的过程中,林业发展是基本的组成内容,且对整个生态环境都有一定的影响。而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反而对经济利益给予了过渡的重视,这就使得生态环境中出现了各种问题。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也使得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对我国的发展战略以及国民经济等,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森林系统的作用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系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对于生态环境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系统能够为新林业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充足的资源,同时也能为其提供所依赖的各种物质,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自我循环作用,即森林资源种类多样、结构复杂以及数量庞大等,因而能够完全满足生态建设提出的各种需求。
(三)综合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生态发展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密切,且林业发展是其共同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利益可以相互分离,而林业发展的效益则只能与其仅仅的联系在一起,且不能单独对其利益进行衡量,这样才能有效的保障三者的发展和利益。
二、生态建设下的新林业发展思路构建
(一)生态建设中林业地位的定位
在生态建设的过程中,新林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传统的观念中,一般认为林业即为木材,这种狭隘的定义使得生态系统中的林业资源被不断采撷,这既使得大量自然资源被浪费,同时还严重的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并导致了一些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例如洪水、泥石流、沙尘暴等,再加上土地沙漠化日益加剧,这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了新林业的发展。因此在生态建设的基础上,要想有效的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必须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并以生态环境作为林业发展的核心,ι态建设与林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剖析,这样才能对生态建设下的新林业发展进行重新的定位和发展。
(二)新林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生态建设下的新林业发展的过程中,其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新时代特征,即新林业发展需要结合有关的政策规范,将现代林业、环境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以及新经济时代的特征等充分的体现出来,并通过新时代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来作为新林业发展的思路,这样才能促使新林业发展能有效的实现。同时在生态建设下的新林业发展,需要在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构建其整体的发展思路,并且要制定出合理的发展目标以及发展体系,这样才能促使新林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三)新林业发展的基本目标
在新林业发展的过程中,满足社会需求是其最基本的目标,而当今的社会逐渐朝着多元化以及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而新林业的发展也必须符合新时展的特征和要求。在新林业发展的过程中,其需要满足的社会需求包括两点:一是社会对森林系统的实际产物需求,二是社会对森林系统提出的服务需求。如今随着国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逐渐提升,他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在逐渐的增强,因此新林业发展思路的构建也必须对社会需求予以重视。
(四)新林业发展体制的完善
通过对新林业发展的基本目标的确立,同时结合新林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以及社会需求等,对于所经营的林业也需进行相应的分类,这样才能有效的减轻森林管理的负担。通常情况下,森林系统可以划分为两类,即商品林和公益林等,而在此前提条件下,林业也包括商品林业和公益林业两种。按照这两种森林的特点以及规律,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建设体制,这样才能促使新林业具备明确的发展思路。另外在制定建设体制的过程中,还需要有效的实施和建设森林工程,这样才能确保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环境建设下的新林业发展思路构建,要以生态环境为主体,并制定出全新的发展战略和体系,同时采取全新的模式来促进新林业的发展,这样才能确保新林业的发展思路具备一定的正确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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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页岩气开发;评价指标体系;曲线投影寻踪动态聚类;生态环境影响
中图分类号X37;TE9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7-0137-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17
我国页岩气储量巨大,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能源局预测,页岩气可采量大约为36×1012 m3[1]。如此丰富的页岩气资源,其有效的开发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可大大缓解资源压力。页岩气开发项目不同于一般的建设项目,它属于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型项目,具有区域广、环境影响范围大等特点[2]。大规模的开发页岩气会对大气环境、土地资源、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及周边环境产生影响[1,3-4]。页岩气的开发对调整我国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应当优先考虑其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建立明确科学的环评指标体系,为页岩气开发的良性循环发展保驾护航[3,5-6]。页岩气开发生态环境评价是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进行等级评判,评价结果是页岩气开发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可帮助从源头减少空气和水污染、水土流失,植被破坏,钻井液漏排,井喷及地震的发生[6]。在此背景下,研究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提出科学的环评指标体系,建立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价模型,对我国在页岩气开发过程中处理好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参考和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在页岩气开发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环保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及环境影响的防范措施。如我国页岩气开发水污染防治法制不足,需借鉴美国经验,提出完善我国页岩气开发水污染防治法制措施和环境监管措施 [7-8]。在页岩气开发过程中,返排液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9]。葛秀珍[10]总结页岩气开发关键技术,并指出页岩气开发对环境影响的潜在因素。董普[3]考虑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并结合页岩气开发的大背景,提出了页岩气环保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刘琛[11]分别从选址、技术、工程及检测方面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及防范措施。孙增芹[12]从低碳视野下强调在构建页岩气法律过程中要重塑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强化公众参与度,构建排污交易制度,严格法律责任。孙仁金[13]综合环境影响,构建页岩气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及评价确权。李志学[14]从油气田开发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政策。Sun等[15]借鉴美国经验,提出页岩气开发造成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方法。以上研究都是从定性角度描述页岩气开发环境影响的防范措施,目前仍然缺乏从定量方面评价页岩气开发对环境影响的方法。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页岩气大规模商业性开采的国家,随着页岩气开发规模的不断加大,其引发生态环境的争议越来越多。近十年来美国在水力压裂开采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同时也对监管和防控页岩气开发过程中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积极探索,十分重视页岩气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多因素的非线性复杂分类问题。关于多因素的复杂非线性问题的研究目前有系统聚类法[16]、模糊推理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17]、人工神经网络法[18-19]、灰色聚类模型[20]、模糊聚类分析法[21]等。然而系统聚类、模糊推理和层次分析在权重确定的问题上存在人为任意性;神经网络需要相当大的样本数据,易陷入局部极小点,且网络结构还需要确定[22];模糊聚类在描述分类指标空间与类型空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困难[23]。
邢文婷等: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模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投影寻踪分类也是一种处理多因素复杂非线性问题的统计方法[24],投影寻踪聚类模型在聚类、优选和因素评价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25-27]。然而投影寻踪聚类模型中密度窗宽的取值是基于试算或经验判断的,存在较大的主观性。针对上述问题,倪长健结合动态聚类思想,提出了投影寻踪动态聚类模型,该模型在实际问题中得到较好的应用[28-30]。虽然如此,该模型采用线性投影,其对应的特征值不能较好地反映事物发展的过程[31]。
基于此,本文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建立了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并将投影寻踪和动态聚类相结合的思想引入到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中,建立了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曲线投影寻踪动态聚类评价模型,采用蚁群算法求解模型。结合全局最优经验指导和信息素交流两种方式,来改进蚁群算法和维持蚁群的多样性,以得到最佳的聚类结果。另外以四川威远页岩气区块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通过一定的指标客观科学地描述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新方法。
2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2.1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框架
董普[3]指出页岩气特殊的开发方式造成其环评难度比常规天然气大,将页岩气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六个层次(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物、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另外在这六个层次下又设28个指标。该评价指标体系层次模糊,没有清晰地表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共同提出“压力-状态-响应”概念框架,能清晰地描述影响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针对性[32]。本文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来构建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包括4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指标层。其中,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为目标层,压力、状态、响应为准则层,要素层包括大气环境压力、水环境压力、土壤环境压力、资源压力、生态环境状态、资源利用状态、生物多样性状态、水土保持状态、生态响应、环境响应、经济社会响应;指标层为要素层的进一步细分。所构建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2.2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的遴选与确立
按照实用性、可比性、科学性和可定量性的原则对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进行遴选。首先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2-3,6-7,33],选出使用频率较高的32个指标如表1所示。
结合页岩气开发的大背景,从理论分析,根据页岩气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综合考虑,对遴选出的评价指标进行初次调整,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然后结合专家打分,对初次挑选出的指标的重要性和独立性进行评判,筛选出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通过专家打分法最终得到19个指标,见表1。
3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模型
3.1曲线投影寻踪动态聚类的方法原理
曲线投影寻踪动态聚类模型是采用曲线投影的方式,根据投影寻踪的思想建立的模型,将高维数据空间向低维数据空间进行投影,通过分析低维数据空间的投影特征来研究高维数据特征。与一般的投影寻踪聚类模型相比,曲线投影寻踪动态聚类模型能更好地反映事物的变化过程。另外,曲线投影寻踪动态聚类模型不受样本容量的限制,且能同时确定最佳的聚类结果和聚类数,这有利于提高计算的客观性[30-31]。
3.2曲线投影寻踪动态聚类模型
假设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为xij(i=1,2,3,…,n;j=1,2,3,…,m,n为样本个数,m为评价指标个数)。本文采用投影寻踪和动态聚类相结合的方法,并引入曲线的投影方式[31],来构建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价体系。
3.2.1数据标准化
由于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的数值范围和量纲不完全相同,为消除量纲影响,因此,要对各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对于越小越优型指标
xij=xjmax-x0ijxjmax-xjmin(1)
对于越大越优的指标
xij=x0ij-xjminxjmax-xjmin(2)
其中,xjmax,xjmin分别表示第j个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的样本最大值和最小值;x0ij为第i个样本第j个指标的初始数值(i=1,2,3,…,n;j=1,2,3,…,m)。
3.2.2曲线投影
用双曲正切函数来描述环境要素变化过程是合理的[34]。双曲正切曲线的特点是先缓慢增加、然后快速增加、后逐渐稳定,用来描述事物发展的过程,有着广泛的应用[35]。双曲正切函数
y=1-e-x1+e-x=ex-1ex+1(3)
设为m维投影方向的单位向量,其分量为a1,a2,…,am分别为m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并有∑mj=1a2j=1,且满足-1≤aj≤1。
则曲线的投影特征值可表示为
zi=e∑mj=1ajxij-1e∑mj=1ajxij+1(i=1,2,3,…,n)(4)
3.2.3投影动态聚类指标的构建
采用动态聚类方法[34]构造新的投影指标。双曲正切函数曲线的投影特征值序列为z1,z2,z3,…,zn,其评价等级为p(p≤n)。t(t=1,2,3,…,p)表示第t类的样本投影特征值的集合,有
t={zi|d(At-zi)≤d(Ah-zi)}
h=1,2,3,…,pt≠h
其中,d(At-zi)=|zi-At|,d(Ah-zi)=|zi-Ah|,At,Ah分别表示第t和h级的聚核,这里假设聚核为单调递减函数。
用类内的长度和表示类内样本的聚集程度,即
d()=∑pi=1[max(t)-min(t)]
这里d()越小表示类内样本的聚集度越高。
样本间的离散程度可用样本间的分散度表示,即
s()=∑i,k∈n,i≠k|i-k|
s()越大表示样本间分散度越高。
投影寻踪动态聚类的思想就是要求类内样本尽量聚集,类间样本尽量分散。据此,定义曲线投影寻踪动态聚类指标为
Q()=s()-d()(5)
3.3生态环境评价优化模型
Q()取值越大,越能满足投影寻踪动态聚类的思想,得到的聚类结果和聚类数就越好。当Q()取得最大值时,能同时实现类间样本尽量分散、类内样本尽可能聚集的目的,即Q()取得最大值时,可以得到最能反映数据特征的最优聚类结果和最优投影方向向量。因此,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定量模型可以描述为以下的非线性优化问题
maxQ()
s.t.∑mj=1a2j=1
-1≤aj≤1(6)
4实证分析
以四川威远页岩气区块气田开发工程为评价对象。威远页岩气区块位于四川省威远县、荣县、资中县、内江市、自贡市境内,有利开发区面积4 216 km2,已探明储量为3×1011 m3。自2007年3月起,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就开始探索开展页岩气的开发,并在长宁-威远区开钻气井40多口。2012年3月,国家能源局批准设立四川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该地页岩气资源丰富,是中国页岩气开发的核心区域之一。另外,中国的页岩构造含有达到有害浓度水平(1%或更多)的硫化氢,四川威远区块页岩气所含硫化氢浓度约为0.8%-1.4%。根据表1中的评价指标来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以2010-2014年为监测年,并对统计数据作无量纲化处理,见表2。参看行业、国家及地方标准确定了优(1级)、良(2级)、中(3级)、差(4级)和极差(5级)5个级别的评价标准,见表3。
本文在每个等级标准的级别范围内随机生成10个样本,即将5个等级标准扩展为50个样本序列。根据生成的各级样本数据,建立威远页岩气区块2010-2014年基于曲线投影寻踪动态聚类方法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模型,其中n=50,m=19,p=5。用改进的蚁群优化算法求解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非线性评价模型,计算得到最大投影函数值maxQ()=1.814;最优投影方向向量=(0.199 8, 0.226 3, 0.274 0, 0.318 9, 0.128 6, 0.235 3,0.022 2, 0.333 3, 0.343 5, 0.375 3, 0.059 6, 0.036 3, 0.199 9, 0.281 3, 0.076 6, 0.055 0, 0.329 2, 0.215 6, 0.045 1);5个评价等级标准的投影特征值范围,见表4。根据最优投影方向向量计算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样本的投影特征值,并参照评价等级标准的投影特征值范围可知,在5个监测年份中,2010年,2011年和2014年属于差类(4级),2012年和2013年属于中类(3级),其结果同列于表4。
页岩气开发初期由于开发技术不先进,环保投资不高及环保意识不强造成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重。随着学习借鉴美国开采页岩气的经验和先进的方法,并结合我国特殊的地质条件和气藏特征,我国开发页岩气的技术也进一步提高,技术的提高和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使得一些环境问题得到了改善。但随着开发时间增加,开采难度加大,会产生更多更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加快页岩气开发技术创新,并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产气量的稳定增加,将是威远页岩气区块面临的一个难题。
最优投影方向向量是单位向量,其各个分量的平方和为1。a21,a22,a23,…,a2m作为指标的权重,能反映各个指标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在对最优投影向量进行平方后,发现X3,X5,X14,X15,X16,X23,X27这7个指标的权重较大,见表5,即这四个指标对评价体系的影响程度较大,可见它们是威远页岩气区块页岩气开发对于生态环境影响的表2四川威远页岩气区块生态环境统计数据预处理
重要因素,其它指标为一般的影响因素。需要指出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对威远页岩气区块页岩气开发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影响程度虽然不同,但在二者之间不存在绝对性,如在不同的页岩气区块,影响因素对评价体系的影响程度也将不同。
综上,本文引入曲线投影的方式,结合投影寻踪方法和动态聚类方法,提出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优化模型是基于样本各指标的曲线投影和动态聚类方法寻找最佳投影方向,其思路清晰、明确。实例应用表明,利用该模型对页岩气开发造成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是切实可行的;另外,该模型具有较好的类间分离性和类内聚集性,为多因素环境评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5结论与政策建议
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是一个多属性、多因素的评价过程。本文考虑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特殊性(水力压裂技术)及开发过程中不确定的因素较多的特点,参阅大量文献、行业规范和国家标准,将曲线投影寻踪动态聚类评价方法应用到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中,建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优化模型,用改进的蚁群算法加速了投影寻踪的实现过程,减少了寻优的工作量,克服了传统投影寻踪方法编程困难、计算复杂的缺点。对四川威远页岩气区块2010-2014年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综合结论有以下几点:
(1)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框架下,运用专家咨询法,确立了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
(2)曲线投影寻踪动态模型作为一种数据分析方法,对非线性、非正态和高维数据有较强的处理能力。该模型对样本容量没有严格的要求,且有效地避免了由经验确定指标权重的不足,具有计算简便的特点,该方法为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开创了一条新途径。
(3)威远页岩气区块,在2010年、2011年和2014年的生态环境属于差类,2012年和2013年属于中类。页岩气开发初期,开发技术落后,再加上环保投资不高及环保意识不强,造成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重。随着学习借鉴美国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特殊的地质条件和气藏特征,页岩气的开发技术进一步提高,还有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威远页岩气区块生态环境恶化得到有效的遏制。随着开发时间的越长,开采难度越大,将会产生更多更大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一结果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符,为页岩气开发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科学基础。
(4)植被覆盖率、空气质量优良率、地表水质达标率、废水排放量、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量达标率这七个指标对生态环境评价的影响较大。这个结果揭示了虽然威远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工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井场建设造成大面积植被破坏,地表易受到侵蚀,易出现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植被覆盖率对生态环境作用较大;水平井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需消耗大量水资源,对当地居民生活、生产带来困扰;压裂液含有化学添加剂是造成水污染的重要隐患,废水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井场建设、水平井钻井和压裂过程中产生很大噪声,影响居民身心健康;甲烷泄露、二氧化硫排放等会对空气造成严重影响。
以上结论对在页岩气开采的过程中国家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提供了启示:第一,政府部门在制定环保政策时,应将页岩气勘探开发纳入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中,加快制定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同时建议对井场区域的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进行实时检测,及时叫停不合格项目。另外对页岩气开发区域的居民进行环境的满意度问卷调查,并对环境影响居民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第二,加强国土资源部、能源局和环保部等部门间的协作沟通,政府应明确监管责任,制定大气、土壤和水体污染物控制标准,加强环境监测力度,并严格监督企业的执行情况;第三,地方政府应公开页岩气开发区域环境监测信息,减少公众担忧;第四,加大教育和科研的投入,鼓励污染治理技术和水平井清洁压裂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加强研究单位和企业的合作,针对页岩气压裂液成分的特征,设计高效的治理措施。
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以求对生态环境的评价更加科学系统。如能运用更多的方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价,并进行方法间的对比分析,则页岩气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结果将会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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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利用 生态环境 耦合发展度
中图分类号:F30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6(a)-0129-04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物质保障,在“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复合系统中,土地资源处于基础地位,土地利用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影响与交互作用最直接和最密切的关系[1]。1995年LUCC计划提出以后,我国部分学者已对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的变化过程、驱动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而生态问题的日益加剧使得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聂艳等研究了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变异特征[3];李边疆、王万茂等对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关联进行了分析[4];刘新平等也进行了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持续利用和生态协调发展的耦合关系分析[5]。
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构建的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在指标选择上缺乏统一的科学性标准,导致指标差异显著,并且未将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曲福田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已成为仅次于化石能源燃烧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土地利用变化既可以发挥碳源作用,又可以发挥碳汇作用[6]。因此,在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中,碳排放量的增减也对整个系统的内部作用起到一定的影响。本文从低碳角度评价生态环境发展,建立新型的土地利用与生态耦合模型,对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期对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科学性建议。
1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3]。土地利用是指由土地质量特性和社会土地需求协调所决定的土地功能过程,土地实施持续利用包含两方面含义:(1)指人类根据土地质量特性开发土地,创造财富,以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2)指利用土地,改善环境,以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7]。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关系定义为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用耦合度来表示其影响作用的大小。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土地利用通过对地表性质的改变影响生态环境因子的变化;其二,生态环境通过资源约束、人口驱逐等过程束缚土地利用强度,限制土地利用方向。
2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的建立
2.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性原则、可比可量可行原则、区域性原则、动态稳定性原则。基于上述原则,本文分别建立了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体系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为目标层,即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土地集约经营程度、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生态环境因子、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质量、低碳环境等7大准则层;第三层为指标层,选取土地垦殖率等29项指标。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碳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人均GDP、城市化水平、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水泥产量等因素[8][9],本文在低碳生态准则层中选择这5个评价指标:水泥产量、单位工业产值耗能、道路密度、标准营运车数、非农业人口比重(城市化率)。
2.2 建立系统评价函数
评价指标体系由多种因素构成,各指标的数据值计量单位不同,首先对各指标统一量纲,缩小指标之间数量级的差异。对原始数据标准化的公式如下:
(1)
式中,表示标准化后某一因子的标准值,表示其对应的原始数据,分别表示该类指标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正向指标指该指标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加强具有正效应,负向指标指该指标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加强具有负效应。标准化后,土地利用系统对该类指标的满意程度越高,其对应的数值越趋近于1,反之则越趋近于0。采用相同的方法将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指标标准化()。
其次,确定各类指标的权重。本文运用熵权法对指标赋权。熵权法是一种在综合考虑各因素提供信息量的基础上计算一个综合指标的数学方法。作为客观综合定权法,主要根据各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重。本文选择熵权法出于以下考虑:熵权法能准确反映本文涉及的两系统中评价指标所含的信息量,可解决土地利用评价和生态环境评价各指标信息量大、准确进行量化难的问题,减少了人为主观性对评价过程的干扰。
土地利用系统的评价函数为:
(2)
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函数为:
(3)
式中,为土地利用系统各指标的权重;为该系统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标准值;为生态环境系统各指标的权重;为该系统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标准值。
2.3 建立耦合度及耦合发展度模型
借鉴物理学中多个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土地利用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函数为:
(4)
式中,C为耦合度,取值在0-1之间,C值越大,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越大,即;K为调节系数,取值大于2,为了增强2005-2011年间耦合度的区分度,本文取K=2。
耦合度反映的是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大小,很难反应系统整体的功效与协同效应,判断系统整体发展水平的高低,所以进一步建立耦合发展度模型:
(5)
(6)
式中,D为耦合发展度,耦合发展度越高,代表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系统发展的整体水平越高,其耦合关系越和谐;T为反映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整体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数;、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在综合效益中的权重值,由于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同样重要所以取值均为0.5。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标准见表1。
3 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度时空变异分析
3.1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武汉位于中国腹地中心、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江汉平原东部,是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城市,也是国务院批准的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地处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武汉市土地总面积8494平方公里,人口1054.5万,下辖江岸区、青山区等13个市辖区,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超过9000亿元,以9051.27亿元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再次稳居第四位。分析该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有一定的意义和代表性。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1998年至2012年《武汉市统计年鉴》。
3.2 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的构建
基于上述建立的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体系评价体系,本文依据1995年至2011年间武汉市各指标数据,运用熵权法对评价体系的指标赋权,各指标权重见表2。
依据式2、式3分别建立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评价函数,再依据式4~式6建立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
3.3 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间特征
通过上述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计算出武汉市1995年至2011年各年土地-生态耦合度C和耦合发展度D,计算结果见表3。
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在1995年至2011年间的变化大致有以下特征。
3.3.1 土地利用的强度持续增强
在1995年至2011年间,土地利用综合评价函数的值基本上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1995年至2000年间,土地利用情况稳定;2001年以后,随着各项建设力度的加大,武汉市土地利用强度持续快速增强。期间,土地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大,武汉市人口密度从836人/km2上升至1180人/km2,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7.2 m2上升至35.3 m2;土地集约经营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单位土地上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从1995年的379万元/km2上升到2011年的5009万元/km2,提高了12倍;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不断提高,单位土地产值、单位土地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5年的1842元上升至2011年的9814元。
3.3.2 生态环境状况整体提升,不断波动
武汉市生态环境变化的整体情况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95年至2004年间,生态环境状态平稳,有轻微波动;2005年至2011年间生态环境水平整体提高,发展有阶段性。1995年至2004年之间10年研究区间内,生态环境的评价函数值稳定在0.4左右,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这一时期武汉市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弱且没有立即显现。2004年至2005年期间,武汉市的生态环境水平有了显著性提高。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2005年武汉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比上一年提高了20%,污染治理投资也比2003年之前有大幅提高;从环境质量角度出发,2005年武汉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从上一年的34.16%提高到37.6%,而在此前从1995年31.1%提高到2004年34.16%,经历了10年的时间。2005年武汉市城市绿化工作得到较快的推进。2005年以后,生态环境水平在波动中小幅度提高,到2011年较2010年有明显下降。生态环境状况的波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治理工作的阶段性和生态环境响应的滞后性。政府每年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大小不一,环境保护初见成效后就降低治理力度,导致原本较为脆弱的生态环境随时间出现时好时坏的情况;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是长久持续的,生态环境对这种影响的响应具有滞后性。
如果不考虑碳排放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将低碳生态的指标层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中去除后重新对武汉市1995年至2011年间的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并与原来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比较结果见图2。
由图可见,在不考虑碳排放对环境的负效应的情况下,武汉市1995年至2011年间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保持先稳定后快速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4年以后,生态环境质量加速提升。普通评价体系的函数值在2006年首次超过低碳评价体系,两者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武汉市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碳排放量的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从2005年开始逐渐显露,其影响程度也逐步加深。
有学者研究表明,碳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人均GDP、城市化水平、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水泥产量。城市居民人均能源消费量是农村居民的约3.5~4倍,武汉市城市化率在研究期内增长了8.8%,城市化的推进是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武汉市水泥产量增长了4.29倍,道路密度增长了29.6%,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低碳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对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的负效应也不容忽视。
3.3.3 耦合发展度稳步提高
武汉市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的耦合发展度变化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1995年至2004年轻度失调发展经济滞后型;2004年至2011年期间由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协调发展同步型-良好协调发展同步型的过度阶段。1995年至2010年土地利用的综合评价值始终低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特别在2000年以前,武汉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二者耦合发展度始终处于经济滞后状态。2000年以后,土地利用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生态环境,二者的水平逐渐趋近。在2011年土地利用水平首次超过生态环境。随着这种去趋势的发展,武汉市土地-生态的耦合发展度将由同步发展逐步转变为以经济为主导,如果不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耦合发展度将呈“倒U”型变化,逐步转变为生态损益型的失调发展。
3.4 武汉市土地-生态耦合发展度分区研究
为进一步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武汉市13个城郊区进行分区研究。结合各区的发展差异,从农业、工业、商业的不同角度衡量各区的土地利用情况,基于上述的土地利用评价体系的3个准则层,重新建立分区的土地利用评价体系,指标包括:土地垦殖率、单位土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人口密度、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单位土地资金集约度、单位土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单位土地产值、居民人均纯收入、单位土地财政收入(以占该区人口类型较多的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为该区人均纯收入)。
根据上述对武汉市1995年以来的土地-生态耦合发展度的研究,2005年以后是其快速变化的阶段。本文选取2005年至2010年为研究的时间区间对武汉市进行分区研究。依据耦合发展度模型计算出2005年至2010年武汉市各区耦合度发展水平,计算结果见表4。
从各区耦合发展度的变化角度分析,可以将其分为3种类型:稳定型、波动型、提高型。稳定型包括:江岸区、口区、汉南区;波动型包括:江汉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江夏区;提高型包括:东西湖区、蔡甸区、黄陂区、新洲区。
江岸区、口区、汉南区基本稳定在较高的耦合发展度,发展状况从轻度失调到协调发展过渡。其中,江岸区、口区的发展以商业为主,人口密度大、单位土地产值、房地产投资额都高于其他区域,与环境发展较为协调。汉南区以农业发展为主,该区的土地垦殖率远高于武汉市其他各区,农业发展的资金集约度和土地产值比其他农业区域发展水平高。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发展较为协调。
江汉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江夏区的耦合发展度波动较大。其中,青山区发展较为典型。青山区以工业发展为主,其单位土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远高于其他区域,但该区域发阶段性明显,从投资上看该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都经历了先增后降的过程,该区域吸引的投资在2007、2008两年达到近期内最大,同时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也有这一显著特征。由于土地利用情况的波动,耦合发展度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较大波动。江汉区以商业发展为主,其人口密度最大,单位土地的产值和财政收入是同期江岸区、口区的2~3倍,是周边郊区的10倍以上,但其发展也具有明显阶段性,该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不稳定,随政策等的变化而大幅度变化,进而对土地利用产生阶段性波动的影响。
东西湖区、蔡甸区、黄陂区、新洲区的耦合发展度在2006年以后持续提高。随着武汉市对周边郊区发展的重视,武汉市1+8城市圈的提出等都带动了武汉市郊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土地投入的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程度加强,使得原本经济滞后型的失调发展逐步向低水平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水平过渡。以黄陂区为例,该区单位土地固定资产投资从2005年的105万逐年提高到2010年845万,增幅为原来的7倍;单位土地的产值也从2005年的380万提高到2010年的1137万元。
4 结论
1995年至2011年间,武汉市土地利用强度快速提高,生态环境状况不稳定。随着“中部崛起”战略、“武汉1+8城市圈”建设等的提出,武汉市在2005年以后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土地利用的强度不断提高,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集约经营程度、综合利用效益均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武汉市也注重环境保护,但由于相应措施的阶段性和污染程度的加剧,生态环境水平时好时坏,波动频繁。
土地-生态耦合发展度稳步提升。研究期内武汉市耦合发展度变化经历两个阶段:1995年至2004轻度失调发展经济滞后阶段,2005年至2011年向协调同步发展过渡阶段。由于后一阶段土地利用发展速度显著大于生态环境,预计未来武汉市发展为经济主导型,耦合发展度将以“倒U”型下降,生态环境问题亟待重视。2005年至2011年各区耦合发展主要为稳定型、波动型、提高型,周边郊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快速提升。
2004年以后碳排放增加对系统协调发展的负效应显著。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碳排放量的增加对生态环境的负效应逐步显现,这种负效应会通过生态系统作用于经济系统,从而影响整体的协调发展。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促进环保措施的长期化持续化。在优化生态环境的政策上,政府应当抛弃急于求成的的心态,环境保护是一场持久战,需要长期性持久性的战略措施的支持保障。(2)注重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碳排放量的增加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可避免的问题,相关部门不能只注重效益,应结合科技发展逐步实现产业转型,从“高耗能高污染”向“绿色经济”转变,提倡“绿色GDP”的核算方法。(3)促进土地利用程度合理性增强。继续推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土地用途的变更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林地是最主要的碳汇;严格执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保证基本能农田的数量和质量,保证居民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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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利用水资源结构的分析法,揭示出流域水流失的意义;利用水流失的特征指标与土壤侵蚀的特征指标结合水流失与土壤侵蚀的表征,针对贵州水土保持建设工作对水土保持中水保与土保的关系进行探讨,总结如下:
1水流失的含义
水流失指的是原本能利用并且应该利用的水资源散失。水资源中原本能利用并且应该利用的是哪些部分呢?这就属于水资源结构的范畴,以下将对于水资源结构对水流失的影响作出探讨。
1.1水资源结构的分析法
依据水资源的服务功能及对象的差异,河流水资源可分类为资源水(消耗资源水、潜在资源水)、生态环境水及灾害水等若干部分。流域水资源结构的分析可通过资源水、生态环境水、灾害水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而流域生态环境水的分析需要从湖泊、植被、河道、湿地、城市这五类生态系统的需水方面进行考虑。通常情况下,小流域中的湿地、湖泊、城市的生态系统分布较少,因此,通常对于小流域的水资源结构分析,主要从河道与植被这两大系统进行考虑。
1.2水流失引起的水资源结构变化
流域水流失可对加剧水资源的时间分布的不均匀度造成直接影响,也就是汛期的径流量会不断增加,同时枯水期的径流量相应减少,对流域水资源结构影响重大。人类活动也可造成水土流失,主要是对地面的自然植被进行干扰与破坏,非治理沟的植被覆盖率对比治理沟往往较低,同时河道的输沙量往往较高,导致植被生态用水显着减少,对流域水资源结构也有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水土流失的不断加剧,汛期流量不断增加,枯水期的流量不断减少,导致在汛期时,以灾害水与潜在资源水的形式,并对比消耗资源水与生态环境水要多的水量从流域输出,其中有部分的水资源是属于可利用及应该利用却未能被利用的。
1.3水流失与水保持的关系
从水资源的转化结构进行分析,水流失的本质是由生态环境水向灾害水与潜在资源水进行转化。根本原因是由于在时间分布上水资源不均匀,并持续加剧造成的,以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是其最大危害,生态环境水由于受到挤占,引起流域的自然生态系统逐渐退化,随着水流失的情况日益严重,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甚至威胁到正常的社会经济用水。水保持是为了阻碍上述水流失的过程,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流域正常的生态环境用水。
2水流失的表征
水流失的本质是生态环境方面用水的流失,而流域生态环境的用水量直接反映着水流失的严重程度,因此可从其构建的表征对流域生态环境的相对用水量相关指标进行表征出水流失的严重程度。各类生态系统在流域生态环境用水方面的作用大小均能采取一个反映其作用能力的权重与其面积进行表征,从而分析出构建流域生态环境用水的特征指标(Eco-environmentalWaterUseIndicator),公式如下:EWUI=(∑ei?Si/s)×100%,其中EWUI指的是流域生态环境用水的特征指标;∑ei指的是第i类的生态系统对于流域中生态环境用水的重要性权重,能经层次分析法进行确定;Si是第i类的生态系统的面积,s是流域面积,能经土地覆盖图计算获得,可见式中EWUI与水流失的严重程度间是成反比例关系,也就是说EWUI的值越大,表明水流失的严重程度就越为轻微。
3土壤侵蚀的表征
影响土壤侵蚀的因素主要包括有土、地形、植被、降雨及人类的活动,在上述五个影响因素中,针对某一特定的流域,地形、降雨及土壤这三个因素,以长时间的观察来评价其变化较小,相对稳定,可作为常量。植被的因素对于土侵蚀的影响主要由植被覆盖与其类型来决定,人类的活动是通过对流域下垫面的生态进行改变造成土壤侵蚀的影响,以上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流域土地的利用结构及其变化作为反映。因此,采用水特征的指标EWUI对于特定流域进行分析,土壤侵蚀的变化情况主要由土地的利用结构及其变化来决定,并且有相关研究表明,若保持其它因素不变,土壤侵蚀在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中的特征有显着的差异。因此,倪晋仁等在纸坊沟的流域土壤侵蚀动态评估中指出,可利用层次分析法对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对于土壤侵蚀的权重进行确定,分析出土地利用的结构特征指标S,对土壤侵蚀量的相对大小进行表征,公式如下:SI=(∑wi?Ai/A)×100%,∑wi指的是第i类的土地利用类型对于土壤侵蚀的权重;Ai指的是第i类的土地可利用类型的面积;A指的是流域的总面积,可见式中的流域土壤侵蚀与田之间是成反比例的关系,表明田的值越大,流域土壤的侵蚀情况就越轻微。
4水流失与土壤侵蚀之间的关系
从水沙运移的机理角度探讨,水蚀区发生土壤侵蚀是水流运动的必然结果,同时流域水流失的日趋严重也必然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土壤侵蚀现象,因此,土壤侵蚀与流域水流失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从水土保持的角度进行探讨,保持土壤的最终目的及根本要求是尽可能地减少水流失,从根本上起保水的效果。因此,水土保持必须具有一定的水资源作为付出代价,而此部分的水资源就属于水土保持用水,水土保持用水对于流域下游的水资源利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生态;内涵;社会属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160-02
金融生态研究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特殊国情,我国的金融生态系统还存在明显的功能不健全和脆弱性,金融生态已成为我国金融业和经济建设的核心基础,通过对金融生态问题研究,可以充实金融发展理论。
1 前人对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
金融生态作为一个仿生学概念,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首次提出。他将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引入金融领域,是金融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生态的关注。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的概念尚未给出明确的定义。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狭义或广义等角度对其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周小川(2004)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制度环境、中介服务体系和企业改革与银企关系等方面。李扬等(2005)认为金融生态的概念可以从自然生态的概念中引申出来,根据自然生态系统长期演化和自身的结构特征,指出金融生态是由金融主体以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组成,并且两者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徐诺金(2005)借鉴和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从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金融生态环境三方面对我国的金融生态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生态是金融和金融环境之间通过资金和信息的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且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但其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的。
2 本文对金融生态的理解
纵观现有文献,对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目前国内学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这些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应当说,为我们客观和深入的理解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基础。因此,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本文尝试着从生态学和金融生态系统的自身特点这一角度对概念重新诠释。
2.1 金融生态系统的涵义
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生态系统也具有一些其类似的特点:首先,金融业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演化进程。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也不断促进金融的动态演化。其次,金融生态的基本结构是从竞争中形成的。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没有劣的淘汰,就没有更有效的金融机构脱颖而出,金融业之所以比之金融生态,就是因为金融具有生命。再次,金融生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文化等环境下形成的。因此,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好的环境有利于金融生态结构的优化。最后,金融生态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体系。据以上分析,金融生态应该包括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
然而,与一般自然生态系统又不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最一般的自然属性。金融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则无不带有人的印记,它是由活动着的人群(居民、企业和政府等)或人群活动的积淀(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形成的,人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而人最主要的本质特征就是具有社会属性。因此,金融生态系统最主要的自身特点就是具有社会属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金融生态定义如下:金融生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动态平衡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各类金融活动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外部金融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定结构特征、发挥一定功能和拥有自动调节机制。
2.2 金融生态系统的要素构成
根据上文对金融生态的定义,金融生态系统应包括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为了更深一步研究,现就这三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2.2.1 金融生态主体
金融生态主体是具有种群特征的活动主体,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是金融生态系统的中心。在金融生态系统中,不论是金融生态主体还是金融生态环境,都贯穿着人的行为,这使得很多金融参与者的定位出现多重性。因此
对金融生态主体的界定不能简单以金融机构为着眼点,而应以其功能划分。在现代金融市场中,一个完整的金融生态主体应包括资金供给者、资金需求者、金融中介及服务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
2.2.2 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总和,是金融生态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下,金融生态主体的各要素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资金从最终供给者向最终需求者的过渡或转移,支持和推动金融业的发展。可以说,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金融活动主体是否能健康发展,金融生态系统是否能实现稳定运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生态得以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
那么金融生态环境具体由哪些因子组成呢?根据生态协同学理论,尽管一个生态系统的变量数巨大,但涉及系统变化的临界点附近,起关键作用的只有少数几个。因此,生态系统本质上是简单的,复杂的结构本身往往只由少数变量主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信用环境四个核心要素。其中,经济环境与信用环境因子为金融主体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生存条件。没有良好的经济环境,金融主体就难有很好的发展,金融资源总是流向经济环境和信用环境好的方向。而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为金融主体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保障,是金融主体由资源――需求过程中的催化剂,影响金融主体的投入――资源和产出――需求关系,延缓、加速或提高金融主体的资源获取过程、资源增值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综上所述,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运行的保障,经济环境是金融生态发展的基础,法律环境是金融生态运作的规范,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稳定的保证。
2.2.3 金融生态调节
金融生态调节是指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生态主体及其所处环境的调节和维护等方面的功能,目的是为了保持金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只要包括自我调节和非自我调节。自我调节只要指金融主体为了适应外在环境,实现的自我适度内的调节,如利率调节机制、破产兼并调节机制等。非自我调节主要包括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政府的干预机制和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的调节机制等。
2.3 金融生态系统的特征
按照本文对金融生态内涵的理解,不难发现,金融生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金融生态具有关联性。如同自然生态中各因子之间密切关联一样,金融生态各要素之间也具有十分紧密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首先表现在金融生态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如资金供求者之间以及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相互交易,维持着金融系统的日常运转。其次在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如外部金融环境影响着金融活动主体的行为等。
第二,金融生态具有适应性。在自然界中,外在环境的不同会引起生物形态、生理活动和遗传特性等方面的差异,同时,生物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也不断的调整自己。和自然生态一样,由于各国金融生态环境的不同,如法律制度、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等,也会造成各国金融生态具有不同的印记。同时,为了适应各自特殊的环境,金融主体也必须动态的调节自己的交易行为。
第三,金融生态中的各因子之间具有相互依存性。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生物之间由于食物链的存在而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生物与其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之间也存在依赖关系。金融生态也不例外。一方面,金融活动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如资金供给者为资金需求者提供了融金,是后者的发展带来了可能;资金需求者又为资金供给者创造了运用多余资金获得受益的机会;金融中介机构利于资金供求双方的资金调节,促进资金的运作和收益的提高。另一反面,金融活动对外部金融环境的依存。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必然会窒息金融主体的金融活动,阻碍金融的运行和发展。
第四,金融生态具有演进性。自从金融活动产生以来,金融主体就依附着外在环境不断的进行或发展着金融活动,这种自发的金融活动虽然可以通过系统自身的调节功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但随着经济社会各种新生因素的不断出现,这种平衡会遭到打破,其表现就是金融主体之间、金融主体和外在金融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衡,由此而引发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国家就需要制定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以恢复金融生态的平衡。可见,金融生态的平衡实质上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样一种动态演化进程。
第五,金融生态具有社会属性。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然属性不同,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和子系统都是由活动着的人群(居民、企业和政府等)或人群活动的积淀(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形成的,“人”是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核心。换言之,金融生态系统无处不带有人的印记,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同时也参与社会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金融生态具有社会属性。
参考文献
[1]周小川.法制金融生态[J].中国经济周刊,2005,(3):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