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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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同志们：

公司这次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符合上级的有关要求，体现了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必然对推动公司健康、和谐、快速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公司党委对这次改革非常重视，认真执行《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指导意见》，经过充分酝酿、慎重研究、上下结合后，将实施方案报管理局党委审批后组织实施。这次改革，涉及面比较广，调整幅度比较大，机关科室由个减少到个，三科级单位由个减少到个，个四级单位全部撤消。管理人员压减了，科级干部职数压减了。可以说是公司内部的一次重大调整，关系到公司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根据公司党委研究的意见，我着重强调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局党委全委（扩大）会议上，管理局党委指出，今年是“思想作风建设年”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实质性推进年。“双压三减”作为今年工作的重头戏和硬任务，管理局党委相继出台了整体思路和实施意见。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和目标，公司党委和公司通过“双压三减”和调整公司内部结构，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薪酬分配体系和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在方案的制定和具体运作中，公司党委遵循“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基本议事规则，并将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体现了民主，符合了群众意愿。总的来说，具体把握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推动公司决策和发展思路落实的原则。公司发展是硬道理，惟有发展职工群众利益才有保障。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调整到位后，确定今年“”的发展目标，实施“”的管理思路，向职工群众做出“三项承诺”，努力办好“五件实事”，认真谋划制订公司发展长远规划，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和新举措。这些好的决策和思路，必须要有最优化的组织、系统、人员和流程来实施，这是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实施“双压三减”，不仅是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计划，更是企业流程再造、突出核心业务的起点。机关科室的压减、四级管理的撤消、后勤服务职能的整合，不是“减减得负”，而是“以减求和”；不是职能的弱化，而是业务的集成；不是舍弃辅业，而是强化主营业务。通过组织、系统、人员和流程不间断的优化调整，保证政令畅通、信息共享、流程简化、执行有力、人员精干，将十分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是扁平化管理、精干高效的原则。《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指导意见》指出：在横向上加强专业化协作，合理设置管理机构；在纵向上强化组织运行，减少管理层次；按照满负荷工作要求，进一步精减机构和管理人员，建设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同志在局党委全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油田各级领导班子建成“负责任、有能力、简而精、大作为”的班子，全力打造堪当重任、精于治企、善驾市场、忠诚奉献的现代企业领导层。上级的这些要求，为我们这次“双压三减”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导、政策依据和操作方法。我们这次改革，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机关科室合并，相同、相近业务整合，强调“一岗多能、一专多技”的培养锻炼方向，促使机关管理人员成为复合型、能力型人才。二是撤消四级管理，三级直接管理到基层，突出核心业务和主营业务的管理职能，更有利于信息化建设在基层的深入推进。富有生产、技术经验的管理人员，可以充分发挥特长，在一线生产、小型仪推广中大显身手。三是后勤服务部门整合。生活后勤、物料配送、环卫绿化集于一体，强化了为一线单位和内部用户的服务职能。四是撤站设科，引入现代物流技术，形成快捷高效的配送网络，全面提高物资供应系统保障服务功能。五是压缩科级干部和管理人员，通过调整、交流、离职等措施，使干部队伍、管理人员在调整交流后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根据这五种主要形式的改革目的、具体要求、注意事项等内容，公司党委逐个分析，区别对待，反复研究，力争形成高效、协调、规范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

三是释放活力、激励人才、优胜劣汰的原则。流程再造是动态的，随着市场和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我们通过“双压三减”，目的是增强管理人员、干部队伍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人人满负荷工作、队队释放活力，激励各类人才脱颖而出。能者上、庸者下，干部没有“铁饭碗”、管理人员不会稳坐“铁交椅”，谁能胜任工作就让谁干，形成“选人有条件、上岗有职责、竞争有规则、考核有标准、奖惩有依据”的用人制度体系。内部工资制度改革，收入向一线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关键人才倾斜，收入与贡献、岗位紧密联系在一起，逐步建立符合市场劳动力价位的工资体系。强化问责制度的落实，加大责任追究力度，领导干部和管理者有权必有责，有责必究、有过必罚将成为一个新的惯例。经过公司党委调查发现，在公司干部队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八种不负责”的类型：一是久拖不决型；二是见事就躲型；三是答应不办型；四是偷奸取巧型；五是欺上瞒下型；六是推过揽功型；七是见好才办型；八是嫉贤妒能型。有的干部属于欺上瞒下型，利用职务岗位之便，投机取巧，损公肥私，最后走向犯罪道路。有的干部属于久拖不决型，在重要发展时期，坐等观望，延误战机；有的干部属于嫉贤妒能型，让你干干不好，让别人又有意见，分管的事不主动去干。今后，对不负责、不作为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公司党委要亮黄牌警示；屡教不改的，要给红牌罚下，要使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得到真正贯彻落实。

四是稳妥实施、确保稳定的原则。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神经的触动。公司党委实施的这次“双压三减”，是严格按照上级党委的有关要求进行操作实施的。公司党委在改革前，进行了自我摸底和上下结合，公司分管领导和部门到其他单位调研后，按照管理局规定的指标制订了实施方案，公司领导办公会、党委常委会形成了有关决定，经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最后报管理局党委审批。对一些敏感问题，公司领导反复讨论，在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协调各种利益、处理各种关系、安置各类人员。这样做，既贯彻落实了上级关于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和“双压三减”的具体要求，又充分考虑了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既体现了事业发展对各级管理队伍的整体需求，又注重了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培养；既坚持原则稳步推进改革，又友情操作保证队伍稳定。

二、提高管理效能，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

“双压三减”带来的影响，决不只是形式上的减人、减官、减机构，而是对各级管理层、管理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精减管理人员、压扁管理层次、减少管理费用，并不意味着工作数量的减少、工作质量的下降、管理职能的削弱。相反的是，对各级管理层、管理人员的要求表现为“四个更加”，即管理职责更加强化了，管理任务更加繁重了，管理能力更加复合了，管理技术更加标准了。每一个管理人员要遵循“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的基本思想，深刻理解其内涵，做一个懂管理、会管理、善于管理的人才。

（一）岗位重塑，提高复合能力。每个管理岗位，作为企业管理链条的基本一环，其重塑十分重要。机关科室整合、四级管理层撤消、科级干部压减，这一系列新的变化，对今后管理岗位的能力和要求更高。从哲学思想来讲，“减”不是少、而是精，以一当百，以少胜多。要通过“减”锻造出一支精干的管理队伍，从机关到三科级单位，每个管理人员必须要扎扎实实提高复合能力，“精一门、通两门、懂三门”，凭实力坐稳位子，靠业绩巩固地位，用技能赢得竞争。要掌握新的岗位技能，管理职能的合并要求岗位技能必须不断更新整合，“一招鲜”已经落后于新形势的要求，岗位人员要相互学习、交叉锻炼、取长补断，创建学习型团队。如行政干部要熟悉党务政工，学会从政治看经济、从经济看技术的本领。党群干部要掌握企业主要生产经营业务，学会围绕经济中心做好政治工作的本领。机关干部要学习基层、了解基层，学会带好队伍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基层干部要勤学理论、勤于思考，学会转活脑筋、驾驭复杂局面的本领。专业技术干部要朝高层次人才方向发展，学会掌握新技术、开辟新领域的本领。岗位重塑，给公司每个人带来一次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契机，大家要好好珍惜和把握。这里明确表态，公司不会养一个闲人，每个岗位都要发挥出最大效能。

（二）流程再造，提升驱动力。管理得当的企业，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就会适时对流程进行修正、调适，这种动态的流程再造，是一个成熟企业的显著特征。国有企业大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原来的生意模式主要是通过完成上级指令性计划、依靠上级政策得以生存，缺陷有四：一是收入渠道单一，顾客忠诚度不高。通过市场竞价承揽任务获得收入的渠道不畅，经验不足。二是缺乏产业集群竞争优势，运营成本高。三是管理水平低下，流程不畅，没有形成价值链，缺乏竞争力。主要表现为流程繁复，环节众多，效率不高，难以突出核心能力，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四是服务能力缺失。为此，我们要通过流程再造解决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痼疾，不断推动公司的发展。公司的流程再造要朝六个方向展开：一是面向市场和用户需求，技术领先，快速反应，优质高效，实现生产组织流程再造。二是精简管理机构，压缩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撤改合并，职能整合，业务重组，实现组织人事流程再造。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步伐，搞好资料的深化应用研究，从信息管理走向知识管理、从信息资源开发走向知识资源共享、由客户机服务器结构走向结构，实现信息应用流程再造。四是提高各级机关效能，每个岗位作为工作价值链的一环，既对上游负责，又对下游负责，实现管理流程再造。五是综合服务、车辆运输和物资配送模拟市场化运作，优化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实现服务流程再造。六是打造适应市场化的项目运行机制，合理划分市场布局，拿到有效益的市场项目，理顺市场经营和管理的关系，实现市场经营流程再造。

（三）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体系。思想建设确立方向，组织建设奠定基础，作风建设塑造形象，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体系作为支撑和保证，制度建设是公司长远发展的重点和大计。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起一整套新的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制度体系，整合以往制度有效可用的部分，有针对性地解决部分制度“内容陈旧、覆盖不全、执行不力、程序缺失”的问题。如公司党委组织制订的稳定工作问责制、廉政建设问责制，既填补了公司制度的空白，又强化了稳定工作、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意识；组织制订的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联系群众制度等，既归总了以往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各种形式，又新增了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新途径、新要求。这些制度的建立，符合上级的要求，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真正落实了中央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和管理局党委提出的“负责任、大作为”的要求。当前，我们要重点搞好党务、政务和保持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三个制度体系的建设，按照体系完整、内容统一、规范一致、简便可行的原则，有计划地分步实施。有关领导和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节奏，保质保量地完成制度建设任务。

（四）规范管理，增强执行力。“管理随意性、执行不到位”，是公司各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部分同志头脑里根本没有规范意识，更谈不上运用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从管理上看，我们与世界同行业存在较大差距，管理人员素质、管理文化、管理技术等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规范管理，是我们急需做好的一门“功课”。基层领导同志的管理，不仅是带好队伍、打好硬仗，更重要的是在管理中逐步融入技术的含量、人文的和谐和文化的底蕴，凝聚起全员的智慧和力量，学学“海尔是海”的管理境界，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质。机关同志的管理，要着眼于“学习型、服务型、干事型、创新型、廉洁型”的五个方面要求，搞好条条管理、综合管理，为公司发展当高参，在管理上永不停步。对公司已有的制度和体系，我们一定要增强执行力，抓好基层建设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体系的执行，做到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程序办事、靠制度管人”的工作机制。

三、加强干部队伍思想和作风建设，推动公司健康、持续、和谐的发展

思想作风建设年活动，是年初局党委提出的一项贯穿全年的主题活动。最近，局党委连续下发了《关于开展“负责任”大讨论活动的通知》和《思想作风建设年活动下半年运行计划》。下半年，公司各级党政组织要加大工作力度，把思想作风建设年活动进一步推向深入。结合实施“双压三减”后新形势、新局面，我对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四个方面。

（一）要讲政治、顾大局，迎接新考验，体现先进性。双压三减，直接带来公司人员、机构、组织的调整，这是公司快速发展中的非常时期。越是在这特殊的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公司党委的考验，越要体现党员的先进性，遵守组织纪律，体现一个党员干部应有政治品质和党性修养。要讲政治，无条件地服从公司党委的决定，无论是岗位变动，还是机构调整，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公司党委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服从组织安排。要顾大局，善于从全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主动地把本单位本部门工作放到公司发展的全局中去谋划、去推进，绝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有高度责任感，以对公司负责、对单位负责、对职工负责的态度，担负起公司改革发展稳定的历史重任。在新的岗位上要大胆负责任，努力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强烈事业心，具备“把事业视为生命”的崇高思想境界，把全部心思、全部热情、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倾注到推动公司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公司提出的“”中心思路和今年生产经营目标，做出的“三项承诺”，从时间上看，只剩下五个月了，时间不等人，目标不能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现实的严峻考验。各级领导干部要再认识、再动员、再落实，在工作上要恪尽职守，在精神上要永不懈怠，在行动上要真抓实干，向全年目标发起冲刺。

（二）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公司快速发展。我在月日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下半年的任务更艰巨、更具体，严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握“三个主要观点、抓好八项重点工作”。“双压三减”方案实施后，促使“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的工作思路进一步深化，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必须要有新的适应。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思想观念的问题，看似是务虚的东西，但起决定性、方向性、原则性的作用。完成下半年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重点解决好思想观念上“八破除、八强化、实现八突破”的问题。一是破除保守思想，强化发展意识，在加快发展上求突破。二是破除等靠思想，强化责任意识，在负责任、大作为上求突破。三是破除僵化思想，强化创新意识，在管理创新上求突破。四是破除小进则满思想，强化市场意识，在开拓大市场上求突破。五是破除功利思想，强化全局意识，在服务大局、提高机关效能上求突破。六是破除懒惰思想，强化执行意识，在主动开拓、打开工作局面上求突破。七是破除散漫思想，强化文明意识，在培育企业文化、造就过硬队伍上求突破。八是破除经验思想，强化规范意识，在“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规范管理”上求突破。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对照上述八个方面的要求，认真自我检查，找出差距，迎头赶上。生产经营步伐没有踏上正点的，要问一问自己是否按照公司党委的要求抓发展、促创收。管理不规范、制度不落实、工作无活力的，要问一问自己是否增强了创新意识和规范意识。工作中“软、拖、浮、懒、虚”的，问问自己是否强化了责任意识和执行意识。带队伍出这样或那样问题、职工有怨言的，要问一问自己是否强化了群众意识和服务意识。思想观念端正了，我们干好工作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三）要深化改革，稳妥推进，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新的“攻坚阶段”。从改革内容看，比较容易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已经完成，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较大的改革。从改革动力看，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差异的显现，职工群众对待改革的态度更加理性。从改革要求看，改革已从主要是利益调整转向利益调整和利益增进并重，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下半年，与双压三减配套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深化完善分配制度改革。这次改革是某年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涉及到一系列的配套改革，系统性更强，市场化程度更深，难度更大。公司各级党政组织要高度重视，周密组织，妥善处理好各项配套改革之间的平衡关系，妥善处理好各类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各级党领导干部要积极支持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改革，以良好的形象和作为影响群众、推动改革。特别是要紧跟改革进程，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引导，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重点，突出强化形势任务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树立“以作为赢地位、凭业绩定价值、靠竞争比发展”的新观念。要善于协调，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既要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又要增强工作的灵活性，还要注意对象的差异性，逐级落实责任，工作重心下移，有针对性地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以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情”的感染力、“理”的说服力和“行”的号召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力，保障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2篇：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从去年新能源车销量数据看，排名前十的车型都是自主品牌，相比之下，合资或进口新能源车并不多。但随着合资新能源车型的陆续入市及政策对自主品牌补贴的减少，2016年新能源市场的格局或将悄然变化。

合资破局

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日前在黄浦江畔举行了“心远方”别克日活动，“别克蓝”车标以及别克全新一代君越全混动车型，由此拉开了别克全面推进新能源战略布局的大幕，别克品牌有望迎来以新能源技术为“背书”的新产品序列。

据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市场营销部部长包晔介绍，别克全新一代君越全混动车型可以分别实现电机与发动机混合驱动、电力单独驱动、发动机单独驱动等多种驱动形式。相比之前的版本，新一代产品由“弱混合动力”系统升级到“强混合动力”系统，可以提供显著效果的节能和减排。“我们并不是一味地迎合政策来推出产品，而是切切实实地降低现有产品油耗。”包晔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命名规则，尾标标识了“30H”。别克官方表示，这也是第一辆使用别克最新蓝车标的车型。据悉，全新一代君越全混合车型是别克新能源战略的第一款车，未来还会有更多产品推出，包括EREV增程式混合动力和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等多种驱动系统的绿色车型。

事实上，在别克发力混动领域之前，已有多家车企在该领域进行了布局。丰田在实现凯美瑞、普锐斯国产的基础上，去年又实现了雷凌双擎和卡罗拉双擎的国产。根据丰田的规划，到2020年，其混合动力车型的销量占比将达到30%。今年，本田第一款混合动力车型雅阁混合动力版也将在广汽本田国产。

合资车企之所以热情高涨，与政策面的逐渐放开不无关系。去年年底，卡罗拉双擎和雷凌双擎分别在天津和广州取得了新能源车牌照摇号资格。今年2月29日，工信部了第二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和去年有所不同的是，合资企业和合资品牌车型首次入围本次推荐目录，其中宝马和沃尔沃各有一款混动车型入围，合资自主品牌的纯电动车之诺和启辰也首次入围。

自主守城

政策一方面对合资品牌逐步松口，另一方面对自主品牌的扶持力度也在逐年减弱。数据显示，随着补贴的减少和门槛的提高，今年一季度比亚迪、北汽、江淮等新能源车销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表示，虽然当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以自主品牌为主，但仍然需要警惕合资品牌的入侵。“之前外国品牌一直都在观望中国的新能源市场，而现在随着国家大方向上的确认，合资车企产品的介入将给自主品牌带来一定的冲击。”

在业内专家看来，一向嗅觉敏锐的合资车企之所以在中国的绿色出行市场上慢一拍，其实是为了在技术上谋求更大的突破，以及对消费环境做进一步体察。现在，国内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了解逐渐深入，充电设施越来越便利，一些合资车企掌握的技术能把新能源车生产成本降到与燃油汽车相当。在此背景下，合资品牌在近两年步入了更密集的新能源车投放期。

不过，对于这一天的到来，自主品牌并未选择坐以待毙。为实现成本和技术的突破，去年以来，包括北汽、上汽、比亚迪、长安等车企都宣布了未来的新能源投资计划。据估计，未来几年自主品牌车企在新能源领域投资将高达千亿元级别，而投入的方向包括整车、基础设施以及零部件的整合。上汽集团副总裁王晓秋此前表示，上汽将进入密集的新能源投放期，其自主研发的第二代EDU也会被应用到旗下所有车型之上，“正因为有了这个技术，规模上去之后，上汽的成本优势就出来了，核心竞争力也会更明显。”

第3篇：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 碳排放；因素分解；广义费雪指数；动态演进

中图分类号 N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11-000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01

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迅速，能源消耗不断增加，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未有改变，化石燃料能源的消费造成约有90%左右的碳排放，导致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其作为约束性指标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中国的CO2排放演化变化对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以避免走发达国家“污染在先治理在后”的发展道路，具有指导意义。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已有不少成果。Wang等［1］采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LMDI)对我国1957-2000年的CO2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结果表明代表技术因素的能源强度是减少碳排放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能源结构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经济增长带来碳排放的增加。Fan等［2］ 采用适应性加权迪氏分解法(AdapIive Weighting Divisia，以下简称AWD)分解了1980-2003年碳排放强度(carbon intensity)的影响因素，发现尽管中国的CO2排放总量在上升，但是碳排放强度在下降。徐国泉等［3］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指数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冯相昭等［4］利用修改后的Kaya恒等式对1971-2005年中国的CO2排放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CO2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胡初枝等［5］通过对我国六部门能源消费数据使用简单的碳排放公式计算得到的1990-2005年CO2排放量进行了简均的因素分解，指出规模和能源强度是正负两类最主要的因素，并且指出不同产业碳排放差异较大，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减少有一定影响。国外也有很多有关碳排放的研究成果，Chris P. Tsokos, Yong Xu［6］通过建立一个CO2排放的微分方程系统，得到一个随时间变量变化的累积函数，利用该系统预测了10、20和50年CO2排放构成因素的变化率。Knapp等［7］从Granger因果检验的角度，研究了全球CO2排放量和全球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是全球人口是全球CO2排放量增长的原因。D. Diakoulaki等［8］采用简化的Laspeyres模型，将希腊在1990-2002年之间均等的分为两个碳排放时期，研究结果为希腊的碳排放增加的原因给出了解释，并为完成碳减排的目标提出了建议。D. Diakoulaki, M. Mandarak［9］用简化的Laspeyres模型，利用5个因素分解分析了欧洲14个国家的工业部门CO2的变化，发现大多数欧盟国家虽然已经做出相当大的努力，但没有充分发挥减排贡献。

由以上可见，当前对碳排放变动因素分解分析用的较多的是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分解法，但它们各自都有其自身缺陷，费雪指数法则折衷这两种指数方法，并能很好的克服它们的缺点，更好的消除了因素分解的残差项，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本文从碳排放现状出发，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采用广义费雪指数法对中国碳排放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分解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对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影响。最后一部分给出了主要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碳减排对策。本文用新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碳排放变动演化情形，所得结果综合了以往方法的结果，并获得新的有意义结果。得到当前能源效率因素抑制作用逐渐增，强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的结论，这与以往的结果不同，首次拟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瞬时变化率特征，进一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进过程。

2 GFI模型评价

寻找二氧化碳减排途径的前提，是准确分析和计量促使碳排放增加的原因何在。指数分解分析作为研究事物的变化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的一种分析框架，近年来在社会经济研究各方面中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目前，最常用的包括Laspeyres指数分解和Divisia指数分解等［10-12］。但是，当指数分解存在残差项时，说明碳排放变动的部分不能为以上模型所解释。拉氏指数法及绝大部分D氏指数都存在着这个缺陷。相对于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法各自都有其自身缺陷，费雪指数法则能折衷这两种指数方法，并能克服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法的缺点。Ang、Lju和Hyun-Sik Chung［13］比较了广义费雪指数(the Generalized Fisher Index)与其他五种常用的IDA方法，即：拉氏指数、帕氏指数、AMDI，算术平均D氏指数、LMDI Ⅰ(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Ⅰ)、LMDI Ⅱ(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Ⅱ)，并利用Fisher提出的因子互换检验、时间互换检验和比例检验；Balk提出的总量检验；Ang和Choi提出的零值稳健检验；Chung和Rhee提出的负值稳健检验对各种方法进行了上述检验，给出了检验结果，为选择合理的因素分解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广义费雪指数只在其中的总量检验中未通过，其他检验均通过，而其他方法均有两个或更多的检验未通过，因此广义费雪指数表现出优良的因素分解特性，综合来看其是进行因素分解的最佳方法。

碳排放因素分解法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即加法分解(Additive Decomposition)和乘积分解(Multiplicative Decomposition)，目前研究中多选用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方法的加法分解，均存在一定缺陷，费雪指数法属于乘积分解，模型更加复杂，而且对分解因素更加难以把握，本文克服了这些问题，首次将费雪指数法和碳排放公式很好的结合，很好的选择了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故而本文拟采用费雪指数法对中国碳排放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分解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对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影响，进一步拟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瞬时变化率特征，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进过程。

3 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演进分析

3.1 模型基础

Ang等［13］提出的广义费雪指数(GFI)方法，具体实现过程如下：设V为总量指标，其由n个分量X1，X2，…，Xn表示。i表示总量指标的次级分类，用于进行结构变化的分析，则有：V=∑iVi=∑iX1iX2i…Xni。定义N={1,2,…,n}，N的势为n。 S为N的一个子集，势为s′。定义函数V(S)=∑(∏l∈SXTl∏m∈N＼SX0m)，V()=∑(∏m∈NX0m)其中为空子集，上标表示时期0和时期T。根据“几何平均”原理，将VT/V0分解为n个部分。每一要素X

3.2 数据处理及结果

采用的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过简单计算和整理得到，值得说明的是GDP采用了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计算，以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具体见表2。

在该模型中，X1代表能源结构因素，即i种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份额；X2代表能源效率因素，即单位GDP的能源消耗；X3代表经济发展因素，即人均GDP。利用公式(4)(5)(6)，分别计算能源结构因素、能源效率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对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结果见表3、表4和图1。

表3及表4是中国碳排放变动的GFI因素分解结果。我们发现，经济发展因素对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最多为12.125(占42.9%)，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的影响次之，分别为7927(占28.7%)和7.827（占28.4%）。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均碳排放总体在不断增加，2000-2002年期间，中国人均碳排放增长缓慢，但是，2002年以后一直急速增长，年增长率超过10%。显然，造成中国人均碳排放急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

增大。而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增长的因素是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但效果并不明显。效率因素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并且近几年其抑制作用有增强趋势，这也是最近几年中国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趋势有所减缓的主要原因。2001-2003年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的抑制贡献率与经济发展的拉动贡献率之间的差距最小，而此时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在2001-2003年增长最缓慢，但随后，由于能源效率的抑制贡献率的减小和经济发展的拉动贡献率的增大，抑制贡献率与拉动贡献率之间的差距又不断扩大，导致了中国人均碳排放呈指数增长。

3.3 影响因素演进分析

从本文以上研究，已经得到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发展这三个影响因素对中国碳排放变动的贡献率的大小，为了解决这些因素在未来具体如何演进，进一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讲过程，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拟合方法，很好的反映碳排放影响因素瞬时变化规律和变化趋势。过程如下：

首先拟合出能源结构因素的瞬时变化率，图2表示能源结构因素DX1的变化率，纵坐标代表变化率（%），横坐标代表时间（年）。

能源结构因素的瞬时率拟合方程为：

dDX1(t)dt=-0046 979 t4+37675 t3-1133 e+006 t2+1514 3e+009 t-7590 1e+011

若能源结构因素变化率D•x1(t)>0时，则表示能源结构随时间的变化率为正，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越来越

图2 能源结构因素的变化率特征

Fig.2 Rate of change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大。由图2可见，2002年至2004年中国的能源结构因素瞬时率都是为正，而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说明在这一段时期内能源结构因素发挥了逐渐增强的抑制作用。

若能源结构因素变化率D•x1(t)

类似可以得到能源效率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的瞬时变化率，形成图3和图4。

能源效率因素的瞬时率拟合方程为：

dDX2(t)dt=0502 22 t3-3 0213 t2+6058 4e+006 t-4049 6e+009

若能源效率因素变化率D•x2(t)>0时，则表示能源效

率随时间的变化率为正，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影响越来越

大。由图3可见，2002-2005年中国的能源效率因素瞬时率都为正，而能源效率因素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说明这一时期能源效率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逐年增强。

若能源效率因素变化率D•x2(t)0时，则表示经济发展随时间的变化率为正，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越来越大。

由图4可见，2002年至2008年中国的能源效率因素瞬时率都是为正，而经济发展因素对碳排放起促进作用，说明此段时期经济发展不断地促进碳排放增长，给碳减排带来极大的压力。

4 结果比较及特点

在关于碳排放因素分解方面的研究中，本文所得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有相近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以下给出了本文与其他人研究结果的比较及特点分析。

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3］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指数分解法分析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得到2000年以来，人均碳排放增长率超过10%，2000年以后，抑制贡献率与拉动贡献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这一结果与本文相似。但本文又进一步得到2001-2003年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的抑制贡献率与经济发展的拉动贡献率之间的差距最小，而此时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在2001-2003年增长最缓慢，但随后，由于能源效率的抑制贡献率的减小和经济发展的拉动贡献率的增大，抑制贡献率与拉动贡献率之间的差距又不断扩大，导致了中国人均碳排放呈指数增长，并且近几年能源效率因素逐渐增强，这一系列的结论有别于前者的研究结果。

D. Diakoulaki等［8］采用简化的Laspeyres模型，从人类活动、能源强度、混合燃料三个因素方面分解分析了希腊在1990-2002年之间的碳排放，得到人类活动因素引起CO2排放量增加32,242万t（占到150%），能源强度因素占-35%，混合燃料因素占-15%，后两个因素共减少CO2排放10 575万t。本文得到经济发展因素（即人类活动因素）对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最多12.125(占42.9%)，能源结构因素（结构效应因素）和能源效率因素（即能源强度因素）的影响次之，分别为7.927(占28.7%)和7.827（占28.4%）。说明经济发展因素对中国和希腊都是正效应并占到主导位置，其它因素虽然起到负效应，但减排效果微弱。

Ming Zhang, Hailin Mu等［15］采用完全分解方法分析CO2强度，能源强度，结构变化和经济活动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活动对CO2排放量变化起正效应作用（占196%）；1991-2006这段时期，能源强度下降对CO2排放减少影响较大（占到126%）；CO2强度和结构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并得到中国CO2排放量在全球减排中作出重大贡献。而本文认为2000-2008后这一段时期能源强度（能源效率）因素的抑制作用仍然不明显，为7.827（占28.4%），但其抑制作用还在逐渐加强。

李艳梅、张雷、程晓凌［16］按照“共同产生、平均分担”原则，构建了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选择1985-2007年的数据，计量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演进和碳排放强度变化所产生的碳减排效应，表明造成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而产生碳减排效应的因素惟有碳排放强度降低。该模型没有很好的处理结构分解过程中的残余项，而本文得到的是碳排放强度（即能源效率）因素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并且近几年其抑制作用有增强趋势，这也是最近几年中国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趋势有所减缓的主要原因。

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都没有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引发碳排放的增加，经济增长也会自发导致碳排放量的减少，我国碳排放政策的缺失，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滞后是导致我国碳排放持续上升的又一重要因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是我国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产出的增长是满足国民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维持经济系统运行带来的能源消费是无法避免的，其导致的环境压力上升也是在所难免。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在2002年后急剧增长，说明仅依赖能源效率的提高已难以抑制经济发展引起的中国人均碳排放。因此，本文强调在未来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我国碳减排的政策制定不能从控制经济发展规模的方面采取主要措施，应该大力优化能源生产消费的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

5 碳减排对策建议

为了达到2020年碳排放减排的目标及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碳减排对策：

（1）环境调控政策和相关立法的完善。前文研究得到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发导致碳排放量的减少，经济增长也并不一定引发碳排放的增加，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应建立实施技术标准、碳交易、碳排放的企业准入门槛、节能减排等政策措施降低碳排放量，完善相关的碳排放法律法规。

（2）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由于受能源赋存条件以及经济条件限制，我国很难尽快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但是积极增加油气进口，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逐步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增加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所占比重，中国的碳排放将得到很大的缓解。此外，在加强能源结构调整的同时，加速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减少碳排放。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3）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中都提到，碳减排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本文研究中也得到，能源效率对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有加强趋势，可见今后继续依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的空间还很大。可通过更新设备、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加强能源管理等措施，提高一些高耗能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充分挖掘高耗能工业部门的节能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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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s Change in China

TIAN Li xin ZHANG Bei bei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China)

第4篇：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欧债危机，中欧，贸易摩擦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逐渐升级，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给整个欧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危机国不可能袖手旁观，让本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则扛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通过改变贸易政策，以达到增加本国出口、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一、欧债危机下的欧盟对华贸易政策

1.对华发起的双反案件调查处于上升的趋势。欧盟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申诉依然很强劲。中国似乎是欧盟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首要目标。以2013年1-7月欧盟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为例，所有的调查对象均是中国。并且欧盟委员会在2013 年4月公布了贸易救济体系的修订方案，其中，当欧盟产业存在威胁时，欧委会即使没有接到企业申诉，也可以自行依据职权展开调查。而生产同类产品的欧盟制造商，则必须配合欧委会调查。这在无形之中降低了欧盟国家发动贸易救济调查的难度。其造成的后果就是需要调查案件增多。

2.欧盟增加了对其他自由贸易区的贸易优惠政策。欧盟在2012年公布的5年贸易战略――《贸易、增长和世界事务》提出，欧盟将推动与贸易伙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拓展欧盟贸易增长新空间的重要途径，并希望至2015年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覆盖其50%的对外贸易。欧盟为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转而寻求通过签署自贸协定加大开拓贸易伙伴市场的力度。

二、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转变对中欧贸易关系的影响

1.加快了欧盟自贸区的贸易转移。欧盟的FTA 战略开展的如火如荼，为其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然而对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以欧盟韩国自贸区为例，按照欧韩自贸协定，欧韩双方在服务贸易和双边投资方面互相提供了很多优惠待遇，并加强了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技术贸易壁垒等领域的合作。

结果表明，因为中韩以及中欧的贸易相似度较高，欧韩自贸区的实施将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产生了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譬如，中国的食品、服装、化工制品等行业的出口将明显下降。随着欧盟 FTA 战略的进一步深入，欧盟可能在未来几年里与更多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最终这会削弱我国商品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严重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出口。

2. 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愈发加剧。欧盟近年来丝毫没有停止过发起对华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中国屡次成为欧盟最为“关照”的对象。以对华发起的“双反”调查数量为例：1979～1988年间为23起，1989～1998年间为46起，1999～2010年间为92起，几乎每10年翻一番，当时应该是是建立在中国对欧顺差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自从欧债危机爆发后，尽管我国对欧盟的顺差比例总体上有所下降，但欧盟对我国出口欧洲产品的申请调查数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在2009～2012四年间，分别达到了7、10、8和7起，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依然是鹤立鸡群。虽然在危机期间欧盟对华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的强度，即调查数量占对外调查总数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降幅与欧盟对华逆差占对华总贸易额的比重相比，还不够明显。更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1～7月，欧盟就对原产于我国的产品作出4次反倾销终裁，1次反补贴终裁、3次反规避终裁和2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终裁结果均为对涉案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三、完善中欧贸易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1.积极开展自贸区谈判。以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欧盟在几年内完成与印度、日本、东盟甚至美国的自贸协定谈判极有可能。而且美国也在积极推进区域性贸易协定的谈判，世界范围内区域性贸易安排的力量将会超过多边贸易安排。而中国目前仅与20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2项自由贸易协定，自贸伙伴国多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果中国不积极参与自贸区建设，若干年后中国可能会游离于主要的自由贸易区。可见，面对欧盟的 FTA 战略，中国不能只作为旁观者，而必须扩大自贸区谈判的领域和范围，否则将会丧失加入大市场的机会。

2.出口企业要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积极拓展出口市场。我国的外向型企业在欧债危机的严峻形势下，需做好两手准备，既要重视产品质量，又要积极拓展更多的出口市场。毋庸置疑，欧盟是全球实施技术贸易壁垒最多的地区，因此他们在很多行业上的技术标准都远超其他国家。我国企业应踏实做好基本功，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加大研发工作，这不仅有利于产品达到欧盟的技术标准，还对出口其他国家时，通过技术型贸易壁垒大有好处。此外，外贸企业还应该努力拓展其他出口市场，通过参加各种贸易博览会、行业协会等获得国外市场的信息，力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分散欧盟贸易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3.进一步提高谈判能力，善于驾驭国际规则。尽管入世多年，中国的部分企业对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还不能做到驾轻就熟。并且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导致一些企业主动放弃了打官司。但如若我们善于驾驭国际惯例和规则，在处理与欧盟发生的贸易摩擦问题中能够据理力争，提高谈判能力，并且能够驾驭世贸组织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反倾销与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尤其是建立预警机制，作好预案工作，则结果会大不相同。

第5篇：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过渡期 碳交易 发展路径

一、过度期的界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来越突出。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过度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大量温室气体(GHG)。GHG大量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单靠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不可能解决的。国际间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寻求解决途径,从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到每年举行的公约缔约方大会,国际气候谈判已经推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政治、经济、环境等多个层面向纵深发展。

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即在2008到2012年的第一个减排期内,发达国家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国家减少8%,日本减少6%,俄罗斯维持在1990年排放水平。

2008-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个减排期,无论2012年中国是否强制减排,这个时期对于中国都是碳交易市场制度构建与完善的难得的缓冲期。南京林业大学的付玉在《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2007年6月)中将2008-2012年这个阶段作为中国碳交易市场成熟之前的过渡期来研究,初步讨论了过渡期的一些政策安排与企业策略。本文采用这一说法,将2008-2012年作为一个过渡期,初步地研究过渡期内中国碳交易市场建立路径。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现状

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完成减排任务,降低减排成本,《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 JI)和排放权贸易机制(Emission Trade, ET),其中CDM与发展中国家联系最为紧密。 中国目前的碳交易主要局限于CDM碳交易领域。

从2005年中国开始CDM项目以来,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2月,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获得联合国“核证减排量(CERs)”达3600多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居世界第一位,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碳市场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发现目前市场存在的很多问题。

第一,CDM项目结构严重不合理,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CDM Bazaar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CERs绝大部分来自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气体减排项目占项目总数的57%,大大高于印度的34%;而来自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项目的CERs相当少。实施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气体减排项目只能带来减排量上的收益,很难引入先进的技术,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不明显。CDM碳市场的急功近利行为阻碍了一些资金密集型、减排量较少的能效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

第二,从涉及的部门来看,目前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针对家庭终端用能、交通用能和建筑用能等对象的CDM项目,尽管其总体减排潜力巨大,但因为其活动高度分散,单项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有限,在正规的CDM制度框架下项目交易费用较高,导致此类项目难以开发。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问题,目前平均一个CDM项目的前期费用都在10万美元以上,CDM项目主要集中在城市或者较发达地区,而真正惠及贫穷地区的项目较少,对就业的促进也不是很大。

第三,从交易方式来看,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减排额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些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公司或基金可以从中赚取利润差价。我们没有定价权。碳交易价格一直是由发达国家的中间商和购买减排份额的企业所主导。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交易价格一般在每吨17欧元左右,而国内的交易价格在8至10欧元左右。市场混乱,主体分散,议价能力弱,中国碳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比差距不小。而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平台,整合各种资源与信息,形成合理价格,则被认为是一个更有利参与国际市场的途径。因为,建立碳交易市场,不仅有利于减少买卖双方寻找项目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定价方面的话语权。

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最根本之处就在于目前没有一套合适的碳交易制度安排,碳排放权交易渠道比较单一,没有通过市场去配置碳排放权。通过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 将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的规模化发展, 同时也将促进碳排放配额的出让方以更加低的处理成本和更成熟的污染处理技术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有利于环境容量资源使用的最大化。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经验, 在发展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代表的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同时,应积极准备成立基于配额交易的主体市场的建设, 利用市场化的手段配置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

三、过渡期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路径选择--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到2020年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到达顶峰。在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之前,做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承诺是非常困难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77国集团认为减排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义务,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强制减排。这就决定了要解决中国碳交易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国必须走自愿减排之路,力争在2012年之前建立起自己的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体系,促使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碳排放市场中,逐步增强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声音,为以后中国减排期到来做好细致周到的准备。我国企业没有强制减排的义务,所以类似欧盟的ETS体系很难建立,但是这却有利于我国自愿减排市场的形成。

笔者认为要采取如下措施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环境能源交易所。

全国范围内交易市场的形成对于目前还处在启蒙阶段的碳交易最直接的意义是,提高中国作为卖方信息披露的能力,使得中国的卖方企业更多的了解国际市场的规则和国际买方。同时,也告诉国际买方中国的项目的位置和价值。从而降低交易双发信息不对称以及所带来的成本。尽早建立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为全面参与到全球市场做好准备,避免重蹈我国由于没有石油期货市场从而丧失国际石油定价权的覆辙。

第二,建立与完善与碳交易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保障交易的顺利实施。

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我国并没有明确的减排义务。这意味着,国内企业在理论上并不需要通过购买排放权指标来补偿自身的碳排放。在我国减排目标确定后,如何将数量极其庞大的所有企业囊括在一个统一的减排指标内,其操作难度不言而喻。此外,即便有部分企业愿意以自愿的方式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减排联盟”,确定自愿的减排指标,并在此约束上进行排放额度的交易,但这其中谁来监督企业的实际减排效果,以及企业减排量的起始标准,还需要明确的制度安排。政府应尽快推动碳交易机制的设计,完善交易场所、交易平台和交易产品等,理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关系,并且针对未来碳交易形势的发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机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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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都议定书》全文. 省略

[2]十七大报告.省略

[3]碳交易催建市场平台.上海国资,2008年07月16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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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碳交易催建市场平台.上海国资. 2008年07月16日省略

第6篇：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美联储

6月18日，连续两天的议息会议后，美联储决定再削减100亿美元的每月资产购买规模。美联储之所以暂时维持零利率政策不变，相信与量化宽松的边际效应递减、潜在副作用递增有关。在史无前例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简称QE）执行期间，对美国经济首先是能够维持复苏态势，并没有陷入二次衰退之中。其次，经济增长步伐时快时慢，没能恢复到持续的约3.0%的趋势性增长水平，这就是说QE有助美国经济摆脱危机、走出衰退，却难以显著提升其复苏步伐。再次，美国的劳工市场能持续改善，失业率从高峰时的10%降至目前复苏以来的新低6.3%，而且非农业职位增长数目完全收复危机期间的失地。最大限度就业作为货币政策两大目标之一，现状确有改善，QE这一极端手段的必要性就相应降低。

每一次议息，美联储都公布其关于美国宏观经济指标和官方利率水平的预测。根据以往经验，有关预测会在每一次议息会议上不断进行修订，而且修订的幅度有时还不小，与最后的实际情况不时有较大出入。但这些预测的可参考性在于如果美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能够实现这些预测，那么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就会趋向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决策。宏观预测的偏差会影响加息的决定。至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要收缩，被动的方式是债券到期后不再投资，主动的方式则是美联储主动出售债券，但这两步迄今不在美联储的考虑范围之内。

欧洲央行

相比之下，欧洲央行在今年6月5日议息时罕有地做出多项货币政策决策，针对超额储备实行负利率是欧元区首次，在全球金融历史上也极为罕见，而最后两项措施更显示欧洲央行有意步日本央行和美联储后尘走印钞买债的量化宽松之路。

欧洲央行选择在这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尤其是准备购买资产支持证券（简称ABS）资产的决定显得十分突出，因为一向给人予保守印象的欧洲央行，其货币政策目标是单一的物价稳定，以欧元区通胀指标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简称HICP）达2%为其目标。在金融海啸期间，欧元区HCIP曾经连续5个月出现下跌，最大跌幅为2009年7月的0.6%，而且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当中，但当时欧洲央行在通缩还未出现时把主要再融资利率减至1%后，将其维持不变达两年之久，而且也没有购买资产进行量宽的打算和行动。

但与此同时，从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的情况来看，欧元区货币政策处于被动式的收紧当中，那么欧洲央行采取新的措施来加以抗衡也无可厚非。另外，由于欧债危机逐渐远离，欧猪国家国债收益率降至接近其历史新低水平，购买资产弃国债而选择ABS似乎就更有针对性，尤其是对欧元区银行信贷仍未能止跌回升的问题而言。但QE大门一开，欧洲央行以往保守的取态将无以为继。

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今年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但其运作的环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令日本央行在下半年检讨并调整其货币政策的空间和机会很大。日本央行目前的货币政策是2013年初的产物，通过每月购买约750亿美元等值的日本国债等资产，在两年时间实现CPI达到2%、货币基础翻一番的目标。由于购买资产是按部就班的，因此其日本政府债券（JGB）持有量、货币基础等达标不成问题，倒是其经济发展和通胀出现了新的发展。

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按季取得6.7%的年增长率，而在4月份，日本CPI和核心CPI分别取得3.4%和2.3%的按年增长，日本央行的量宽似乎提前达标。然而，这主要是日本在今年4月1日加销售税所带来的影响，税率从5%加至8%，而且还进一步计划在2015年10月将销售税率调升至10%，以缓解政府财赤。销售税率17年来首次调升引发的提前消费令日本首季GDP取得不俗增长，而CPI在3月份时还只是1.6%，但4月份就飙升至3.4%，日本央行自身的评估是加销售税会推高CPI约1.7%至2%。如此推算，日本央行的通胀目标应该还未达标，因此下半年其量宽计划应该不变。

展望未来，由于加销售税的影响，日本GDP在首季异常增长后或会在第二季度收缩，之后表现可能不如之前，加销售税会令日本CPI整体虚高达一年之久，但撇除其影响后日本央行的通胀目标在年底前还是可以达标的。从整体来看，由于日本央行是日本经济唯一的刺激来源，其货币政策仍然有进一步加码的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

美、欧、日三国央行都是先把官方利率降低至减无可减的水平，当价格型工具被用尽以后，转而采用数量型的量化宽松措施，除释出流动性以外，还间接压低长期市场利率。与之不同，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首先使用利率的价格型工具。人民银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市场的流动性，另外在今年4月和6月两次动用数量型的定向降准。定向降准依然符合人民银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的政策基调。

存款准备金率是人民银行重要的数量型政策工具，以往的运用往往较利率的价格型工具更为频繁，但其运用与中国的国际收支、资金流向及其对流动性供求的影响相关。

此外，尽管利率绝对水平偏高，但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总体平稳，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债券收益率、信托产品收益率、民间融资利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据此，尽管通胀压力不大，但基准存、贷款利率的调降在目前情况下其机会也偏低。

对汇率的影响

四大央行当中唯一开始减少货币宽松程度的是美联储，其他三大央行均维持或增加宽松程度，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美元兑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应该是呈升值趋势的。不过，实际情况是过去半年，美元兑欧元在美联储持续削减QE规模期间只在较小的区间内徘徊，美元兑欧元难以显著升值。两者的官方利率相差无几，尽管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比欧元区为好，但后者正在改善，另外欧元区通胀偏低，其经常账户盈余较美国赤字为优胜，利好、利淡因素互为抵消。目前欧债危机逐渐远去，外流资金重返欧元区，也给欧元汇率较大支持。那么未来欧洲央行购买ABS进行量宽，才是欧元兑美元转弱的一个可能触发点。当然，这要视其QE的进取程度。如果只是以较美联储小得多的规模购买ABS，完全不碰国债，就未必能缓解市场对欧元的需求。

相比之下，日本央行在美联储削减并最终结束QE的情况下至少到今年底，期间还将维持每月购买约750亿美元等值资产的量宽，那么日元兑美元汇率经过2012年至2013年这一轮快速贬值后横行至今的格局或会被打破，日元还有一定的贬值空间。

第7篇：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国际贸易生产的最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利用伙计分工给贸易双方带来贸易利益，使贸易双方的国民福利水平提高。但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出口扩张使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其结果使所得对外贸易不增反减，降低了该国国民的净福利的绝对水平。此现象最早被美国经济学家J.Bhagwati所发现，称之为“贫困化增长”。

下面运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予以说明：

模型引自赵伟主编《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

如图1，横轴代表A产品的产量，纵轴代表B产品的产量，其中X国家在A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是A产品的出口国，而且在世界市场占据极大的份额。直线P代表A国未扩大出口之前的贸易条件（Pa/Pb），其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切点为C，在直线P上的一点D作为A国的消费均衡点。与D点相切的曲线I为社会无差异曲线。出口扩大之后，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变为P'，A国消费点因此移至C'点，此时的社会无差异曲线II，明显低于社会无差异曲线I，意味着国民福利水平下降。

一、贫困化增长的发生是需要前提条件的

经过国内外专家的实证分析，主要有四点，这里我就简略介绍：

1、该国生产能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出口部门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使出口扩大，由于此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很大份额，将导致世界市场上此类商品供大于求，均衡价格下降。

2、国际市场对某国生产的此类产品需求弹性很小。由微观经济的需求价格理论弹性，我们可知，世界市场均衡价格的下降率大于均衡数量的增长率，即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损失大于扩大出口带来的利益，致使该国的总收益下降，国家变贫困。

3、该国此类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很大一部分份额。此类产品的世界市场供给量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该国，所以该国的出口量的大幅扩增足以影响一个市场的供求关系。

4、该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对外经济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贸易条件的恶化更能引起一国国内福利水平的恶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制定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政策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GDP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出口增长所引起的。

分析我国贸易条件（1994年―2003年）

判断一国是否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贸易条件（也成交换比价、贸易比价），在数值上等于出口产品相对于进口产品的价值，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四种类型：价格贸易条件（NBTT）、收入贸易条件（ITT）、单要素贸易条件(SFTT)以及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

这里仅介绍价格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在数值上等于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例。若两者的比例增长，说明本国可以一般为出口产品对进口产品更加具有价值，贸易条件变好；若两者比例降低，则贸易条件恶化，可能会导致贫困化增长。

二、我国是否符合贫困化增长的条件

1、“增加出口”被誉为带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三套马车”之一。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应该以出口导向政策为指导，增加出口以带动经济。其实这种政策很像晚期重商主义，政府大力鼓励出口甚于进口。通过对我国在近些年的GDP增长率和进出口增长对对比,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年份，我国出口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和进口增长率。由此我们不难推断我国的经济增长多半发生在出口竞争产业。

2、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很多企业出口的产品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玩具等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由于这种产品的的劳动密集的特殊性，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生产此类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形成竞争。这将导致市场上此类商品的价格地下，而且由于竞争激烈，这也将使我国的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小。这符合国际市场对某国生产的此类产品需求弹性很小的条件。

3、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是否依赖于出口部门我们可以看出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就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直接表现为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贸的增长。

三、应对我国贫困化增长的策略

1、改变出口导向型政策，扶持进口产品替代企业。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企业。通过降低银行贷款门槛、政府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措施来扶持进口替代型企业，促进其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的替代企业，政府应该推广其技术，利用知识外溢和学习效应，是其他企业学习技术，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的外部规模经济的实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应该给予技术上的支持，促进其生产模式的转型。

2、提高产品的含金量、质量和多样化性，尽最大可能满足国际消费者需求。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其获得尽可能多的满足感，这样有利于消费者对我国出口产品产生依赖，即所谓的“品牌效应”。这样可以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从而相对提高了消费者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有利于此产品富有需求价格弹性。

3、改变出口增长方式，以技术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代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通过对近年来世界贸易总额的分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所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据相当大部分，而且这两类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垄断力。我国要想在国际市场上长久占据份额，必须也得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变。

参考资料：

[1]赵伟主编《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Paul R.Krugman著《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八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第8篇：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关健词：人民币；汇率；中国经济

截止2011年1月13日，1美元可兑换人民币6.5997人民币，相比于2007年1：7.78左右，人民币升值速度较快。其中，2008年初开始的金融危机对汇率影响不可忽视，这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外部原因;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则是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原因。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以及我们应对不利影响时应采取何种政策，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美国与日本在国际舆论上的施压。

1.美国方面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遭受了严重打击，人民币升值从短期来看对美国经济有利，美国基于以下原因要求人民币升值。

遏制对中国商品和劳务进口，扩大出口。我国出口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科技含量较低，人民币升值将直接导致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升高，这将使我国商品的价格优势缩减，商品在海外市场占有率下降；同时，人民币升值将使美国商品在我国市场价格下降，有利于其扩大出口，缓解国内高失业率，并对其扭转贸易逆差有所帮助。

使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中国所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量全球第一，到2010年9月份共持26483.03亿美元①。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造成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从而使我国美元外汇储备缩水。例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百分之一，即美元贬值百分之一，我国外汇储备就将缩水260亿美元。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将对我国国有资产造成巨大损失，对我国经济稳不利。

使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幅缩水。7月份我国增持美国国债30亿美元。截至7月末，我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为8467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②。因此，美国若持续增加美元供给，将使美元大幅贬值，是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幅缩水，使中国资产外流。

2.日本方面

日本经济长期发展迟缓，内部需求不足，是此次舆论产生的主要原因。自90年代起，日本国内一直通货紧缩。政府为治理通货紧缩，推出包括经济搞活战略、处理不良债权等一系列经济改革对策，但短期内企业破产加剧，失业增加，通货紧缩趋势有增无减。在日本政府解决长期通货紧缩效果有限情况下，日本经济领导高层开始将目光转向日元国际汇率平衡问题，希望通过诱导日元贬值，增加货币供应量，提高进口产品价格，抑制国内物价下降势头。从政策层面来看，这是日本政府改革措施乏力，难以找到经济复苏出路的一种表现。

二、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动力

国际收支双顺差。国际收支双顺差是指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在理论上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是互补的，所以不可能同时出现顺差，但在我国却出现了双顺差的现象：经常项目顺差，指进出口贸易、出口大于进口。 资本项目顺差，指入出境投资、外资流入大于本国资本输出。

1.双顺差（贸易顺差与资本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源头。若一国收入大于支出,即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这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外币将贬值,而本币必将升值。2010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总顺差216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265亿美元，同比下降6％，上年同期为下降3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0亿美元，同比增长48％，上年同期为下降15％。③我国在经常性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都意味着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需求大于供给，从而促使人民币升值。

2.购买力平价理论。购买力平价指一定时期内两种货币的汇率是由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购买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换,实质上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购买力的交换,长期均衡汇率是由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决定的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人均gdp按名人民币升值名义汇率计算为1352美元,但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折算则为5791美元,即名义汇率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汇率低估4.06倍。一般来说,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仅涉及到可贸易商品,并且没有考虑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差异,因而容易高估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但是,人民币币值即使没有undp估算的那样高,也不至于像现行的币值那样低。

3.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般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生产率的较快提高和经常项目出超往往会引起本国货币升值；同时，在经济快速发展期间出现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也会引起货币升值。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gdp世界第二大国，经济的发展为人民币币值的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影响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主要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外资引进、金融稳定，同时对老百姓生活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进口。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一方面将促进我们以相同的价格进口更多的原材料、外国商品，引进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将使国外商品价格下降，可能对国内某些落后产业造成一定冲击，但长远来看，有利于国内落后产业的技术革新。因此，总的来说，人民币汇率上升对我国进口贸易有利。

2.出口。总的来说，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将带来比较大的损害。降低出口企业利润率，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加大社会就业压力，并增加财政赤字，造成通货紧缩等，但是具体到各个行业则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人民币升值直接导致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这将大大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因为价格便宜正是中国制造的生命力所在，并且，出口厂商无法从商品价格的提高中获益，因为人民币升值后，等额的美元无法兑换人民币升值前所能兑换的人民币数量。而且,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工费用等生产成本增长,故对出口贸易依存度大的行业的短期冲击将难以避免,尤其将严重影响那些以低价格取胜、科技含量较低的产品出口。

由于出口价格弹性（出口量的变化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的不同，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出口所带来的不同影响也有所差异。我国的出口型行业主要有纺织、服装、化工、电子机械制造业等,其中纺织服装业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依存度达50%左右,且附加值低、主要以价格为竞争手段,出口价格弹性较低,降价空间很小。因此,人民币升值后,将大大削弱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根据有关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棉纺织、毛纺织、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将下降3.19%、2.27%和6.18%⑤。如果人民币升值3%,可能会抹平国内纺织服装业的平均利润水平。我国纺织品出口额占出口商品总额的20%左右,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3.外汇储备与持有美国国债。人民币升值将造成我国外汇储备及所持美国国债大幅缩水。

4.引进外资。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我国是世界上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对促进技术进步、增加劳动就业、扩大出口，从而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后，虽然对已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对即将前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他们的投资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将投资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5.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机资金就会乘机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币汇率。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很容易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另外，人民币升值会使以美元衡量的银行现有不良资产的实际金额进一步上升，不利于整个银行业的改革和负债结构调整。

6.对老百姓而言，通过人民币升值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及服务，出国旅游、留学的成本将大幅下降。

总的来说，人民币升值对国家经济可能造成巨大的冲击，然而人民币升值已成定势，我们如何应对挑战才是我们应重点研究的课题。

四、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措施

政府应通过各种手段努力将人民币升值速度在控制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减缓升值的速度。

政府应通过财政、技术等方面的扶持，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贸易结构，通过提高对外贸易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竞争力，抵御外国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并使国内产品提高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建立一系列的金融监督体系和抵御措施，例如：降低人民币存款利率或提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应下调到使人民币的收益率低于其他国家货币如美元的收益率，从而有助于避免大量“热钱”流入我国，降低人民币来自资本项目盈余的升值压力。

转变我国发展战略，由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开发国内市场，国家可通过各种财政手段，比如降税、调整个税征收点、减费、增支等提高民众消费能力。

适度控制、合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合理利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这是应对人民币升值贸易冲击的关键。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程度来源于大量外汇储备,所以利用我国目前大量外汇储备来进口石油、粮食、矿砂和技术设备等我国紧缺资源和急需技术，不单可以缓解大量外汇

储备所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生产能力和整体素质，最终有利于对外国的产品出口。可以考虑的具体使用途径有: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建立和完善我国重要战略资源的期货储备机制,诸如石油、铜、铁矿砂等我国稀缺资源,为保障国家安全作必须的准备；放宽外汇管制,提高优秀企业的用汇比例,鼓励国内优秀企业向外直接投资,提高外汇使用效率；购买国内紧缺商品，平衡国内物价，利用人民币升值减轻部分行业、部分产品物价上升过快的压力，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也会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来自外部社会的压力将不断增加，各种各样的矛盾将层出不断，而解决这些矛盾，甚至将矛盾转换为机遇的关键在于自强。只有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贸易结构的不断升级，国内经济环境的不断稳定与优化，中国经济才能更加稳定与快速的发展。

注释：

①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外汇储备——2010年.

②美国财政部.

③总第282期《财经》——中国上半年国际收支双顺差 作者：要雪梅.

第9篇：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4-019-04

2007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大“转向”：伴随中国经济长达10年的稳健货币政策适时淡出，“从紧”货币政策正式走上前台。货币政策向“从紧”的转变，发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必将对中国经济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宏观经济背景

（一）深层次的内在矛盾使中国内、外部经济同时失衡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长期处于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状态。而1978年以来，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化改革是使我国储蓄率一直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呈逐渐上升之势的。

20世纪60、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使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推动了劳动适龄人口就业。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尤其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非农就业比重的增加使得整体的边际储蓄倾向上升。另外一方面，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却使得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其要素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了经济的发展，主要以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形式存在的资本要素收入比重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和政府高收入下的高储蓄。

中国经济的高储蓄奠定了高投资的基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则推动了投资的增长。另外，资源价格改革滞后下的要素价格低廉，货币当局管制利率下的资金成本较低，土地政策、地方政府考核体制等存在的弊端，都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增长。然而，高速增长的投资仍然不能完全吸纳高企的储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尚处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进程中，债券市场的滞后发展、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弊端又极大地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以银行占主导的间接融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储蓄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内经济运行长期处在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状态。

从外部因素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使得发达国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了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和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使得自身处于制造业的终端，承担了许多亚洲国家的转移顺差。另一方面，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国际需求旺盛，而“人口红利”使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还有“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出口导向的外资政策和“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等，都使得我国净出口额和贸易顺差大规模增长，加上这个阶段利用外资的增加，使得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

（二）现阶段的汇率机制使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表象化

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国内。特别是2002年以来，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和联邦基金利率的下调又加大了这种预期。由于套汇和套利双重利益的驱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加剧，外汇储备猛增(见图1)，外汇占款也急剧攀升。

2005年7月人民币汇制改革前，我国实行实际的盯住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这种汇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持续购入大量的外汇，以平衡市场上的超额外汇供应，致使外汇占款和被动基础货币投放攀升速度难以遏制，银行体系流动性迅速增加。可以说，缺乏弹性的汇率机制以货币形式表象化了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

2003年起，央行开始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了大量的“冲销”措施，以加大基础货币回笼力度。2006年起,更是加大了调控力度，重磅货币政策频频出台。然而，随着外汇占款的持续大幅增加，央行的对冲措施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银行体系内流动性过剩，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趋势明显；资产价格迅速膨胀，泡沫化危险凸显；CPI逐月走高，全面通货膨胀压力显现……。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适时做出了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决定，要求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二、“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两难处境

（一）“转向”后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内外平衡的艰难与制约

伴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货币当局在利率这一操作工具的运用上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

从外部因素上看，如果进一步提高利率，将增大由于国际资本的涌入、外汇储备的增加所导致的货币供应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存在、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和人民币升值三者相互交织、循环影响，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必然加大货币投放压力，成为通胀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另外，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的爆发，使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纷纷减息。在这种背景下，理论上应降低国内存款利率，减少投机资金无风险套利的机会，缓解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增长压力，进而减轻由本币投放过多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然而，国内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又要求提高利率，稳定通胀预期，防止全面通货膨胀的发生：（1）我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由经济持续增长和奥运效应引起的社会总需求有增无减，带来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2）导致国际国内农产品及能源、原材料等价格上涨的因素短期内不会消失，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3）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欧佩克限产、国际投机资金炒作等多种因素影响，原油、贵金属及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各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1，而经济的高度外向性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发生的概率。在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前，要扭转负实际利率局面，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稳定通胀预期、缓解通胀压力，必须提高利率。但是，利率的提高又会因为内外利差，吸引国际投机资金的进入，进一步加快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增长，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可见，目前中国货币当局通过利率水平的调整来影响消费、投资需求，抑制通货膨胀，调控宏观经济的自主性及有效性大大降低。

从汇率机制来看，由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系列问题的内在根源和深刻经济背景，而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制度使内在的经济结构矛盾以外在货币表象的形式呈现出来。要想解决当前的一系列问题，从汇率制度看，就要增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如此，多年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必然要集中释放。在当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如果处理不好，又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尤其是，自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爆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经济扩张开始有所放缓2，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这增加了我国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如果此时人民币贸然大幅升值，必将会因货币和实体双重因素引起出口的减少，在我国深层次的内部矛盾尚未解决之前，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

面对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和外部压力，货币当局只能采取保守的方式，逐步增加汇率的弹性，人民币以持续小幅的形式升值，这就使得中国货币当局陷入了内外失衡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基础的持续存在和升值预期的自实现机制使投机的国际资本“伪装”成经常项目或者其他渠道涌入中国；另一方面，现行汇率制度下，为避免大幅升值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央行只能吃进外汇，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小幅升值，货币供应总量相应增加，这会使国内巨大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并与“转向”后的货币政策紧缩性取向背道而驰。

（二）“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处境的原因分析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指出，经济条件的开放程度，特别是相应的汇率制度将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外部经济状况和政策变化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变量。特别是利率、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等内部经济变量越来越紧密地与汇率、外汇储备等外部经济变量联系在一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因此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从而使得“转向”后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两难处境。例如，现行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内生性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国际收支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迅速增长，货币当局被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而这又通过货币乘数成倍地放大了货币供应总量，这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降低了其政策工具的选择自主性和空间。

然而，在更深层次上，经济体制、制度、发展阶段等因素造成了我国经济储蓄大于投资的内在结构性矛盾，这使得我国内、外部经济同时失衡。要根本解决现阶段涌现出来的问题，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这涉及到政府体制、经济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单独的货币政策所能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表象化了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内、外部经济的失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到外汇管理体制、资本监管制度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深刻变革，而这项改革，又要以中国经济内在矛盾的解决为前提，否则，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长。另外，现行货币政策的“多目标”――既要照顾到必要的经济增长，还要承担起抑制通货膨胀的重任，也使得货币政策在操作中捉襟见肘，陷入上述两难的尴尬境地。

三、“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建议

在当前的形势和背景下，如何顺利地实现“转向”，更好地发挥从紧货币政策的作用，考验着中国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艺术和调控水平。从中长期来看，解决现有的一系列问题，涉及中国的金融体制，特别是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制度的变革；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中国经济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化解和经济内外部失衡状态的消除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一）“转向”后货币政策的近期操作思路

第一，坚持“对冲”操作大方向，注重数量型工具有效运用。从紧货币政策在近期的实施过程中仍然有必要坚持“对冲”操作的大方向，在操作工具的选取上要更加注重数量型工具。因为目前，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央行已没有太大的主动性：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已经降到了最低；央行所持有的政府有价证券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只能更多地在负债方进行调控，即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包括：①继续利用央行票据对冲流动性，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在之前的“对冲”操作中，央行票据作为冲销操作的主要工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调控工具，在目前“对冲”金融工具缺乏的情况下，央行票据依然是“对冲”的重要手段。②特别国债对冲流动性作用或加大。除将继续利用央行票据“对冲”流动性以外，央行还可以将持有的特别国债逐步卖出以调节货币供应量，缓解流动性偏多的难题，从而充分发挥特别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点的功能。③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不断被压缩，但并未完全消失。在2007年的“对冲”流动性操作中，存款准备金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考虑到部分商业银行流动性已经偏紧，中间业务尚不能担当商业银行主要利润来源的重任，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正在不断被压缩，但并未完全消失3，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有继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第二，价格型政策工具运用趋于谨慎。在全球减息4的背景下，内外利差的加大会加剧热钱流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在价格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应该更加灵活审慎。相对于2007年，利率政策在2008年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可能有所弱化。价格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应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主要发挥其在抑制需求膨胀、稳定通胀预期中的作用。同时，为防止贷款利率过高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过大的冲击，可选择不对称加息的方式，更好地发挥利率的作用。

第三，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2006年和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都提到要“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这预示着“从紧”货币政策在实施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央行将再次把计划控制信贷纳入调控工具中。“转向”后的货币政策在未来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回收流动性、控制信贷投放，以使经济增长节奏放缓、通胀压力逐步释放。而央行利用控制商业银行信贷的“闸门”，有利于货币当局掌握调控的节奏和力度，且相对容易达到既定目标。当然，这种带有行政性的调控手段往往会遮蔽市场信号，只能作为临时和辅的操作手段。

第四，加强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在国内消费不振的情况下，以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同时避免国内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在这一政策选择前提下，通过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支出，同时采取配套政策增加城镇低收入家庭和农民的收入以及转移支付力度，引导和拉动消费需求，有助于减轻“从紧”货币政策引起的投资和出口需求的减少对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夯实开放条件下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

从长期来看，要提高从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强利率和汇率的弹性，利用利率――汇率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增强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

第一，彻底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和现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导致货币供应连动性急剧增加，带来了巨大的货币供应增长和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基于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下国际资本的涌入对汇率失衡的放大，现阶段要大力加强资本流入的控管，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的监控，外汇资金流入、结汇的检查以及企业和金融机构短期外债的管理，阻断国际投机资本的涌入渠道，以保证紧缩性价格工具的实施效果。对于存量外汇储备，应该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同时，必须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供体制保证。这就需要放松对外汇的管制，藏汇于民，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外汇的格局，有效隔断外汇储备增长同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关于汇率制度，应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度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以减轻央行的“对冲”压力。从长期来看，增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最终实现完全的浮动是当今开放经济条件下，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自主性的最终选择。当然，这要以中国内在的经济结构调整为基础。只有中国经济基本消除内部失衡，改变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的模式，汇率的自由浮动才有可能。否则，不仅会使多年累积的升值压力集中释放，使中国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外汇储备大幅度贬值，而且还会因为对出口部门的较大冲击，引起经济的衰退。所以，现阶段更加现实的选择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选择适当时机引导人民币一篮子货币实际有效汇率小幅升值，降低进口成本，促进国内企业更多利用国外技术设备、资源和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出口门槛，压缩国内落后产能通过出口继续生存的空间，加大推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畅通利率汇率联动机制。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和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紧密协调，是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基础。而利率市场化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将市场化利率引入实体经济，使得资金引导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外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制约。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更清晰地反映主要市场参与者对汇率走势的判断，让其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主导地位。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推进，资本项目管理体制应当逐渐适应二者的变革，促使利率汇率市场化联动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增强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自主性和有效性，更好地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简化和统一货币政策目标、调整货币政策范式。长期以来，央行货币政策已不堪重负。首先是货币政策必须平衡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其次是资产价格泡沫、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也得程度不同地兼顾。这就很容易使货币政策顾此失彼。因此，必须简化和统一货币政策目标，调整货币政策范式。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在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转变。从该货币政策模式实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货币政策框架更加广泛和全面，能使央行充分关注金融的运行和实体经济的运行。虽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目前我国还不完全具备，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把抑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似乎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注：

1 2007年10月份美国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达到3.5%，欧元区涨幅达到2.6%。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均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据统计，2007年9、10月份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超过5%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俄罗斯（10.8%）、南非（9.7%）、阿根廷（8.6%）、越南（8.1%）、印度尼西亚（6.9%）、印度（6.7%）、中国大陆（6.5%）和中国台湾（5.3%）。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4.9%（估计值）降至2008年的4.1%。其中，主要经济体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欧元区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日本经济增长也将有所减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会从2007年的7.8%（估计值）回落至6.9%。

3 尽管现在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14.5%的历史高点，商业银行还保留着一定比例的超额存款准备。

4 2007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三次下调，年内累计降息达到1个百分点。2008年1月21日，30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分别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75基点和50基点至3%。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7年12月6日下调官方利率25基点至5.5%，为两年来首次降息。2008年2月7日，再次下调官方利率25基点至5.25%（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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