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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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生育决策;理性;成本-效用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268-03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2007年的人口科学论坛上指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为了遏制这种违法现象,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会上表示,拟出台相关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广东、浙江、湖南、重庆等地已出台了一些相关处罚措施,如加收社会抚养费、公开曝光等,以维护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公平性。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趋于降低,我们把这一经验结论称为“反J型曲线”。但为什么会出现富人、名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会不会又存在一条“U型曲线”?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又趋于上升。本文拟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等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部分利用成本-效用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进行归纳总结。

二、文献述评

生育作为基本的人口过程之一,生育抉择、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一直受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重视,在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研究中占据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人口,特别是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增长极大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控制人口增长一度成为许多人的共识(Paul Ehrlich,1968;D.L.Meadows,1972;Lester Brown,1999;et.)。在人口死亡率已经稳定在低水平的条件下,生育率变动成为决定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育率研究长期成为西方人口研究的核心。T・P・舒尔茨在其《人口经济学》(1981)里甚至声称,是否把生育率研究放在人口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已经成为衡量是否是现代人口理论的主要标准。西方人口学者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行为及生育率变动,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对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着重经济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经济发展、经济长波和生育率变动、生育率水平的关系(Easterlin, R・A.,1966;J L Simon,1977;et.)及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Harvey Leibenstein,1954;Becker,G. S.,1960;J・C・Caldwell,1976;Easterlin, R・A.,1985);第二种类型,着重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婚姻、家庭关系、文化教育水平、妇女地位、生活质量等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W.E.Moore,1959;Ronald Freedman,1970,1975,1979;et.);第三种类型,着重人口学因素本身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强调婚姻、怀孕、分娩、避孕、生育间隔和生育次数等中介变量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Kingsley Davis&J.Blake,1956;J.Bongaarts,1975,1982);第四种类型,着重生物学因素或者生物-社会因素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生育行为与、性能力、性道德等的关系(B.Weller,1995;J.Casterline,1995)。尽管西方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从经济分析转向非经济分析,甚至转向生物-社会因素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生育率决定的经济分析仍占有很大比重。

在过去30年内,我国生育率超常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更替水平,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关于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急剧变化问题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方面(顾宝昌,1987;彭希哲和黄娟,1993;孙文生和靳光华,1994;Poston,2000;杨涛、Marjorie Mcelroy,2000;李建民,2004; 陈卫,2005;王金营,2006);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对西方家庭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和拓展,以家庭生育行为的理性选择为前提,分析了我国生育率变动的微观经济原因(田雪原,1989,1992;李小平,1994;李建新,1996;叶文振,1998;陈卫、史梅,2002;汤玉刚,2002;罗丽艳,2003;李建民,2004;)。通过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生育率的宏观决定分析,还是生育率的微观决定分析,都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行为趋于理性,生育率的下降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为什么会出现名人、富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是现有理论存在不足甚至错误,还是人们的生育行为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

三、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用分析

(一)生育的成本分析

一般来说,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个方面。直接成本包括从怀孕起抚养到孩子生活自立时整个过程的全部支出(怀孕和生育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机会成本包括父母因抚养孩子而损失的收入、机会,以及所放弃的其他活动的效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表现在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抚养费用、教育费用等随之增多,直接成本明显上升;同时,在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的条件下,父母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时间价值增大,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因此而最大。

名人、富人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财产资源,另一类是时间资源。在财产资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已经很小,而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利润收入等为主,工资率的提高不会增加他们的市场劳动时间供给,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得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他们会把有限的时间资源更多地投入闲暇中,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名人、富人可以通过找育婴师、保姆等缓解时间因素对养育孩子这种时间密集型产品的限制。相对于普通劳动者,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的生育直接成本仅占名人、富人的财富总量的很小部分,而时间成本又因为收入效应和财富对时间的替代被大大降低,他们的生育总成本比较低。

(二)生育的效用分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宾斯坦在进行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时提出了孩子的效用包括:(1)消费效用,即孩子给父母带来的欢乐和情感上的满足;(2)劳动-经济效用,即孩子作为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3)保险效用,即孩子给父母提供潜在生活保障的效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4)经济风险效用,即孩子承担家庭经济成败风险的效用;(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孩子可以提高父母和家庭的社会地位;(6)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孩子可以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起到“传宗接代”的作用。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用、保险效用、经济风险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消费效用的变化却难于确定(Harvey Leibenstein,1954)。

从19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生育意愿的调查(方向新,1992;朱楚珠、张友干,1996;周长洪、黄丽华,1996;赵景辉,1997;叶文振,1998;罗迈,2001;郑真真,2004),发现人们的生育需求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层面的需求对人们的生育决策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情感层面的需求和“传宗接代”的影响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中国正经历着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对名人、富人来说,孩子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情感的需要,他们可以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流中得到心理满足,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效用已经很弱。

(三)生育决策的决定

每个人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一个家庭在决定子女数量时,也要经过一番成本和效用的权衡和斟酌。家庭总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定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相等的水平上,这时的生育数量即是家庭生育决策的均衡点。根据以上成本和效用的分析来看,名人、富人生育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效用则相对较高,在以物质激励和惩罚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约束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往往倾向于多生,一直持续到边际孩子的成本―效用相等的均衡点上。

以上分析揭示了名人、富人的生育决策行为,他们的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的效用,是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这与普遍认为的,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效用刺激,而在发达的经济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成本约束。这一看似相悖的推理是因为存在一个假设:在发达经济里,人们的收入通过市场劳动获得,收入水平制约着人们的理性决策。但对于名人、富人来说,他们的财富十分丰富,收入来源与一般人有很大的差别,孩子成本对他们的决策的影响已相对弱化,而孩子效用则成为影响决策的主导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1.名人、富人的生育行为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在生育市场上,他们会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时间资源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约束条件充分考虑生育的成本和收益(效用),从而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由于名人、富人与普通劳动者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尽相同,因此,他们的生育行为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随着工资率的提高,通过参与市场劳动获得主要收入的普通劳动者生育受到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双重约束,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效用却相对减弱,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成为他们生育决策是考虑的主要因素;而对于名人、富人而言,财富积累已经不是主要通过参与市场劳动,利息、租金和利润等收益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相对于他们“无尽”的财富和对非市场活动的强烈需要而言,生育成本相对很小,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

2.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对中国的人口规模的增长影响不是很大,但他们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使计划生育政策失去公信力,这种影响才是主要的。国家统计局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名人、富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3.86%,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仍然很低。假设名人、富人阶层的人口出生率为全国平均值的2倍,达到24‰,每年出生人口为122万,仅占全国出生人口的7.7%。但他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公信力,在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仍不稳定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失效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影响则具有全局性。

3.本文对名人、富人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仅仅停留在逻辑推演的层面,没有实证数据的支持。要深入了解名人、富人的生育意愿,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对理论逻辑推演结果进行检验和修正,从而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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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卫,史梅.中国妇女生育率影响因素再研究――伊斯特林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2,(2).

[4] 叶文振.论孩子效用和人口控制――来自厦门近千户家庭问卷调查的启示[J].人口研究,1998,(5).

[5] 田雪原.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和人口控制[J].中国人口科学,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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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汤玉刚.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2,(5).

[9] 李小平.期望孩子交易价格的实证研究及其对进一步控制生育的意义[J].中国人口科学,1994,(4).

[10] 罗丽艳.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J].人口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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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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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忠观,刘家强.关于生育文化现代化的几点思考[J].人口研究,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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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6,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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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M].姜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131.

[21]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268.

The economics explaining of over-reproduction and excessive reproduction phenomena

in the famous and rich man

LI Zheng-she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

第2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口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1-0020-03

一 线性思维下的生育政策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1.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之辨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维去做决断①。与其相对应，系统思维强调相互联系、复杂因果、开放、动态变化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注联系和变化着的因素，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复杂性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决策。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本质上具有复杂系统的开放与动态发展特征②。同时，人口过程是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线性思维去制定人口政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和危险的。

因此，在面对生育政策这样复杂却又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上，有必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准则，将系统思维纳入到放开二胎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中，以动态、多维和开放的视角去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

2.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颇多

第一，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在“头痛医头”的思维定式上。这种政策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供给、加大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长是政策之必需。这种简单的一因一果式的线性思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变相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列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强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显得用力过猛，由此给生育家庭带来的不幸不再赘述。

第二，又一种线性思维：认为只有计划生育能够降低生育率。这一种思维定式主要存在于计生界，这种思维定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生育率的深层影响，而是简单认为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计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会使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误区，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将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加以质疑和否定，而简单归因于出生漏报;然后大幅调高生育率估计并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继续严格实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调查便再现极低生育率，如此循环往复，延续多年③。

第三，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果严重。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在低生育的边缘，而是已经进入低生育漩涡的中心。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从2012 年拉开序幕，每年减少存量达200万～300万之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达 115，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口生态安全，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养不起”已经成为年轻家庭的共同难题。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双重约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这是一个不妙讯号。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失衡问题等诸多挑战④。

从养老的角度来讲，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洲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企图从“低生育陷阱”中解脱出来，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将变得十分关键⑤。此外，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计已经有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失独、伤独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目前已经数以百万计，可预见的将来将超过千万，而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将达到数以千万之众，他们将面临孤独终老、老无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诸多挑战⑥。

二 系统思维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问题的动态性反映在，因为未来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当下，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人口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就是“量变引发了质变”，这就是值得重视的“人口转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须要根据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估，从而结合当下制定最适合中国的生育政策。

1.学界对当下该采取怎样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开二胎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种观点提倡分阶段放开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实施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段，估计2015年申请二胎人数会比2014年的数额增加。此种观点主张按照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⑧。

第三种观点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单独二胎”实施后“遇冷”，“单独二胎”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政府应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实行自由生育。持该意见的人士认为，不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励生育来应对新人口危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少子化趋势由来已久，从2003～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⑩。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十年，中国22岁～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

2.二胎政策是对线性思维下人口危机的补救，应认清形势，迅速放开二胎

以上几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争论中第一种观点夸大了对放开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预期，并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1.7已达到预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顾;第二种观点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请者大大低于相关部门预期申请数，我们所要做的是审时度势，及时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况下原地踏步，因此当前低生育率的形势已无“分阶段、分年龄”的必要;而第四种观点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们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来，不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人口质量和整个社会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动荡将无法预测。

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原则的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事实。在二胎政策上，必须基于中国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龄化问题严峻的社会事实，主张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系统地结合人口、养老、经济发展等问题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从人口发展的状况来看，放开二胎政策是政策调整之必需。有数据显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即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也就是说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巨大好处。

第二，从养老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胎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挑战，而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数，改变现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够增加20年后劳动就业人口，从而缓解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的局面。

第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和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使得社会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宜的水平。

三 系统思维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多维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转变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识依然表现得过于陈旧和偏颇。目前的人口规划与其说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如果规划者忽视国内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建言，将会因人口规划的错误和滞后，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2.计划生育政策应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社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紧密相关，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数量上的合理性，而不关注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的话，那现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则很难得到改变。

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提出鼓励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务做支撑。为降低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保护年轻家庭的生育积极性，国家和政府要在怀孕生育、带薪休假、优生指导、孩子入托、上学、医疗等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鼓励结婚和生育，优化生育关怀、福利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给家庭生育减负，给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经济上实惠，全面营造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3.改变生育理念，从“人”的角度做决策

第一，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计划生育。在中国，长期存在“计划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误区。假如生育确实应该并且可以被“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也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高时，这时的“计划”应该是“节制生育”;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低时，那么这时的“计划”就应该是“鼓励生育”了?。

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应当关注生育质量，即“优生”政策应到位。生育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应当涵盖人口质量的内容。中国目前的“优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有明显血缘关系禁止结婚，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和产前诊断。由于中国整体医学水平和民众的医疗常识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优生工作在宣传、普及和应用方面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是对人的政策，不能仅以经济理性去思考，而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更多考虑在内。针对线性思维下计划生育政策对无数个家庭造成的创伤、对不断增长的失独家庭和空巢家庭带来的困难，以及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难题，顶层设计者应该听一听民众的反响和意见，或做出应有的弥补，或提供相应的服务，或改变现有政策，未来的政策调整也应如此。统计与精算是政策决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关怀却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注 释

①唐钧.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切忌线性思维[N].中国经济时报，2014.02.27

②陈勇.从复杂系统思维透视科学发展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7～18

③陈剑.应迅速放开二胎[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J].人口与社会，2015（2）：3～9.

⑤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⑦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亲子网.2015全面放开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 html

⑨东方早报.中国2年内全面放开二胎？[N].东方早报，2014.10.18

⑩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 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2015（2）：10～61

第3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超级秘书网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第4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第5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初育年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2-0001-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1

收稿日期：2014-11-04;修订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流动，和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71361140370）;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亚楠，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A Study of Intrinsic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hor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Estimating CFR

ZHONG Funing1，2， WANG Yanan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2.China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ethod estimating CFR based on 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the first birth provides a better estimate compared with that based on TFR statistics in backward “forecasting”， and more stable estimates in forward forecasting. The estimates from the 2 approaches both indicate that th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growth has become negative since women entering their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early 1970s，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subsequently. The minimum replacement level required to keep population constant is calculated at the level higher than 2.1 acknowledged widely because of the higher malefemale birth ratio. Chinese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fter 1970， due to growth in life expectancy， and relatively high ration of women childbearing to the total.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number of birth also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e timing of first birth cannot be ignored because of its impact on total number of children a woman may have in whole life.

Keywords：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first birth; total fertility rate without tempo effect;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一、引言

由于人口变迁一般规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进入90年代后，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46，然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并没有带来人口的迅速减少，2012年全国人口仍保持4.95‰的正增长水平。这主要是由于过去高生育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正增长惯性对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在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人口年龄结构中育龄妇女占有较高比重，以及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结果。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必然会导致未来人口的减少，一旦人口正增长惯性的作用消失殆尽，负增长惯性取而代之发挥作用，便会加剧人口减少的速度。为避免因到时再来提高生育水平而无法有效及时地抑制人口负增长以及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颁布并开始实施适当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例如允许“双独”、“单独”家庭生育二胎。可见，探究掩盖于人口年龄结构之下的真正的人口增长水平以及蕴藏在人口年龄结构内部的人口增长惯性，对于清楚地了解人口长期发展趋势，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已有学者关注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以及人口增长惯性问题，研究发现，早在1990年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就已由正变负，人口负增长惯性正在逐渐积累起来[1-2]。总体而言，这类研究基本是针对不同时期人口增长趋势的分析与模拟，尽管能够直观地给出具体一段时间内或某个时间点上的人口总量，但却需要建立在稳定人口的假设之上，即年龄别生育率与死亡率保持长期稳定不变^[3]，也就是要求同一时期各年龄人口具有相同的生育和死亡模式，显然这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尤其是在社会变迁比较明显的时期。

从本质上讲，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实际测度的是代际间的年均更替率。妇女终身生育率、出生婴儿性别比、妇女存活概率以及平均世代间隔是构成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主要参数。但是，平常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未结束生育期的年龄组（队列）妇女的终身生育率，而能够很容易地得到任一年份各年龄组（队列）妇女当年生育率并加总得到

总和生育率。这是很多研究会直接应用总和生育率分析时期角度的人口内在增长水平，而非应用终身生育率分析队列角度的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于前者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应用前者所分析得到的结果无法代表任一真实人口队列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总和生育率的较强波动性将难以对长期人口发展趋势进行稳定的预测。相反的，后者并不存在上述问题，虽然无法直接刻画出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但至少能够作为时期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根据各年龄人口的真实变化趋势分析具有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的长期发展规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未来人口的变化方向及增减速度。然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缩短甚至消除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而令其具有更强的实际意义？

随着研究者们对总和生育率的深入认识和分析方法的不断改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率的估计。邦戈茨（Bongaarts）和菲尼（Feeney）指出常规的总和生育率会因为时期生育年龄的变动（所谓的进度效应）而产生显著的失真，因而提出了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简称BF方法^[4]，该方法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人口学界的广泛热议并催生出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对于这一指标到底在测量什么提出了质疑[5-7]，因为它既不是对时期生育水平的估计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生育率^[8]。邦戈茨和索博特卡（Sobotka）新近提出了对该指标进一步改进的方法，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比较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是合理的，如用于队列生育率变化很慢，没有显著波动，而时期生育率的分布形状变化也很小的当代欧洲人口^[9]。显然，这种转换方法也并不适用于任何一类人口群体。

笔者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了利用初育年龄对终身生育率进行测度的尝试，并验证了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及合理性^[10]。作为后续研究，本文将进一步以预测效率和稳定性为标准，比较初育年龄测度法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并探讨上述两种方法在预测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方面的差异。以此为依据，本文将从队列视角揭示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潜力，并结合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征探讨未来中国人口可能的发展趋势。目的在于与时期性质的人口变动水平进行对比，从另一个侧面为长期人口预测以至生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二、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1.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及其对终身生育率的估计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就已研究发现总和生育率无法准确反映生育数量的变化：受生育时间变化的影响，即使实际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不发生改变，年度间的总和生育率也会被提高或降低。瑞得（Ryder）首先提出应用一个人口中每个队列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量对这一扭曲进行调整的思想^[11]，在此基础上，邦戈茨和菲尼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将这种扭曲称之为生育进度效应，并运用某一时期前后两年的分胎次平均生育年龄差异作为调整系数，试图用来消除该效应以得到真正的生育数量水平^[4]。具体的调整思路可由如下的基本数学表达形式做出解释：

MACi=∑49α=15fi，x*α+0.5∑49α=15fi，x（1）

ri=（MACi，t+1-MACi，t-1）/2（2）

TFR*i=TFRi/（1-ri）（3）

TFR*=∑ni=1TFR*i（4）

从上述公式可知，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仅根据不同胎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进行调整，并不需要额外的信息。其中，i表示胎次，MACi表示分胎次的平均生育年龄，ri是调整系数，公式（2）是经过整理后的简便表达形式，其计算依据是以当年及上一年生育年龄的平均数作为平均生育年龄年初值，以当年与下一年的均值作为年末值，最终用年末与年初的差值表示当年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如果当期的总体生育时间表现为向后推迟的状态，即ri>0，那么得到的TFR*将大于TFR，也就是说实际的生育势能并没有在当期完全释放出来，而是向后累积，观察到的生育水平要低于真实的生育水平。当然，可能会出现ri>1、TFR*为负的异常现象，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幅度非常大。郝娟、邱长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证实的确会存在这种可能性^[12]。虽然这与数据的质量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应是由于该方法要求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形状不变、各年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第i孩年龄的年变化幅度相等，一旦现实与这一强假设条件相差较远，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会变得很差^[13]。

随着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期，邦戈茨等人在原方法的基础上将生育率替换为生育概率，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孩次结构与进度效应的调整指标TFRp*，并用欧洲多国的数据验证了其较TFR*具有更强的稳定性^[9]。一般来说，新指标的稳定性如何是多数研究探讨的焦点，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标准而难以对其效度进行评价。由于目前不完全具备计算所需的数据，因此，暂时难以将TFRp*应用于中国生育研究中^[14]。

不过，邦戈茨认为，在特殊条件下，调整的总和生育率与那些在同时期内已达平均生育年龄妇女队列滞后取得的终身生育率值还是可以比较的。例如，1965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那么该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对应的是1975年调整的总和生育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总和生育率是5年的移动平均值，而不是真正的终身生育率。尽管该方法较为粗糙，而且中国生育水平变化的实情确实很难满足二者的可比条件，但这却是目前为止最能够简单有效地将总和生育率转换为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可将其简称为总和生育率转换法。

2.利用初育年龄对终身生育率的模拟

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一生的生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后一生育事件的发生必定建立在前一生育事件的基础上。因此，一方面遵循基本的生理规律，另一方面根据初次生育时间选择和终身生育数量的决策机制，推断属于前期生育行为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高度相关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在统计学上得到了强力支持^[10]。该方法的具体思路是根据可获得的时期跨度较大的15-49岁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分别计算出不同队列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采用双对数模型进行模拟，另外需加入时间变量以捕捉其他因素对终身生育率的影响，基本模型如下：

lnCFR=β0+β1lnMAC1+β2lnYEAR+ε（5）

然而，过去高生育水平时期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的拟合结果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用于更替水平以下时期的预测，关键在于人们对二胎生育的改变情况。如果同一年份出生的多数人的最少生育数量为两个孩子，那么当终身生育率降至2附近时，很难再按照过去的水平随着初育年龄继续下降;如果大部分人普遍能够接受1个孩子的最少生育数量，那么二胎会同多胎一样与初育年龄的变化高度相关，而在接近1的水平上放缓下降速度。在中国，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相对宽松，并且其生育观念也较为传统，2个孩子仍可能是多数农村人口的最低生育数量需求。而在城镇，仅生育一胎的家庭则会更多。当然，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镇迁移，以及城乡间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人口的生育行为会与城镇人口逐渐趋同。因此，可以模拟当社会总体的终身生育水平降至2附近时，未来人口全部遵循城镇和农村人口两种极端情况下的生育水平变化趋势，并且根据农村和城镇人口比重对其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更可靠的预测结果。

3.两种估计方法的结果比较

既然初育年龄测度法和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均可以得到终身生育率的估计值，那么就能够以真实值为标准对不同方法的结果进行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检验。根据1950-2012年中国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可以计算得到1950-1978年开始进入生育期的29个完整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从数据上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终身生育率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而1977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数值则出现了略微上升的现象，为考察这一变化是新的趋势还是数据的异常情况，我们进一步估计了1979年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假设其相应的缺失49岁生育率数据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实际上是应用1950-1979年30个完整队列的终身生育率真实值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评价，比较结果如图1所示。

图1初育年龄测度法与总和生育率转换法估计值与真实值的比较

注：根据总和生育率转换法计算1951-1991年15岁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需要对应1964-2004年的TFR*值，其中，1964-1996年TFR*值引自：郭志刚.时期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0（1）;1997-2004年TFR*值是作者根据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年龄别生育率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其中，CFR是30个育龄妇女队列终身生育水平的真实值，CFR*是利用初育年龄测度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meanTFR*和meanTFR分别表示去进度效应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修匀值对应的队列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从稳定性的角度分析，很明显CFR*呈现出稳定的下降趋势，而meanTFR*和meanTFR的波动性较高，且偏离CFR。调整过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常规总和生育率，体现为更加平稳的变化趋势，但仍然明显不如CFR*。从效度方面看，CFR*与真实值CFR保持高度一致，由常规和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在1951-1967年15岁的17个育龄妇女队列中与真实值的偏差较大，而这些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恰好对应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总和生育率的修匀值，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该时期总和生育率变化的起伏落差非常大。6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生育年龄的女性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有所缩小，并且变化相对稳定，这与中国进入80年代后总和生育率变动幅度小相关。反向预测表明，应用总和生育率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效度并不高。

若以15-35岁一胎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计算初育年龄，则可以预测出1980-1991年进入生育期的12个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1980-1991年15岁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继续平缓下降。虽然对于这部分预测值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终身生育率以验证预测的准确性，但可以与meanTFR*和meanTFR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由初育年龄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介于两者之间， 并且更接近meanTFR*的平均变化趋势，说明其预测结果至少不会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产生较大偏差。

计算终身生育率的目的之一是测度相对稳定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从稳定性的角度看，CFR*在整个区间都远远优于meanTFR*和meanTFR。也即，与去进度效应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修匀值相比，初育年龄法能提供对妇女终身生育率更稳定的预测值，因而更接近稳定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过去的经验表明，由初育年龄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具有更高的准确性，但是，我们不仅无法观察到妇女未来的实际终身生育率，甚至无法统计1980年以后年满15岁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因而无法用实际观察值来验证预测值。然而，正因为无法得到观察值而又需要预测，我们才需要相对准确的方法。如果解释过去的能力可以合理延伸到预测未来，则初育年龄测度法不失为一种相对较好的方法。

三、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对时期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常规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进行比较，说明隐藏在背后的人口内在增长势能[1，3]。但从长期来讲，应用终身生育率等队列指标计算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人口增长潜力的表达。如前面所述，初育年龄测度法相比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能够有效、稳定地对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这一结果能否继续在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分析中得以体现，队列角度的潜在人口增长水平究竟如何，这是进一步将要探讨的内容。

1.涵义及计算方法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r与净再生产率NRR的计算需要相同的基本要素，即分年龄的女婴生育函数m（a）和存活函数p（a）。严格来说，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是稳定人口假设下测量人口增长潜力的时期性质的指标;而人口的净再生产率则表示育龄妇女在生育期末平均生育的女孩数，也就是度量生育的妇女能否在数量上“复制她们自己”，似乎作为队列指标更为合理一些。若要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首先必须统一研究对象为真实队列还是假设队列。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研讨真实人口队列的潜在增长水平，因此，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涵义将被解释为两代人之间的年增长率，具体的计算参数也均应用相应的队列指标。

洛特卡将r与NRR的关系表示为如公式（6）所示，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等同于净再生产率的对数与平均世代间隔T之比：

NRR=erT，r=lnNRRT

（6）

净再生产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终身生育率CFR、出生婴儿中女婴所占比例S，以及育龄妇女存活到平均生育年龄的概率p（Am）三者的乘积^[15]，见公式（7）：

NRR=GRR・p（Am）=CFR・S・p（Am）（7）

其中，CFR的计算过程前面已有讨论;假定年龄别性别比相同，生育女孩的比例S即为一个不随年龄变化的常数，这种近似也较为合理;而p（Am）的计算要相对复杂一些，需要通过构建女性人口生命表估算死亡概率，但由公式（7）可知，p（Am）可以表示为净再生产率与粗再生产率GRR（不考虑妇女死亡情况）之比，引用王丰等测算的中国1950-2006年NRR值和GRR值^[1]，便可以得到历年的p（Am）值。由于缺乏关于早期全国人口死亡水平的系统调查，因而无法转换得到队列性质的p（Am）指标。鉴于死亡水平的变化幅度不大，暂且以p（Am）的五年移动平均值代替在对应年份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的p（Am）值。

科尔（Coale）证明平均世代间隔近似等于稳定人口和静止人口平均生育女儿年龄的均值，同时也证明了当死亡率曲线不是异常时（如战争、瘟疫），可以由年龄别生育率近似求得^[16]，具体表达形式如公式（8）所示：

T≈m-δ2lnGRR2m（8）

综合公式（6）-（8），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r=lnCFR+lnS+lnp（Am）T（9）

根据基础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出生婴儿性别比以及引用的人口粗、净再生产率数据得到的用于计算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各参数指标值如表1所示。

2.队列角度的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由表1中的各参数值计算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即1950-1991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到其生育下一代之间的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其中，r、r′和r*依次代表根据终身生育率真实值、利用初育年龄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预测得到的估计值计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总体而言，图2中所显示的不同增长率曲线形状与各自对应的终身生育率曲线形状类似，说明与人们的预期一致，生育水平是衡量人口内在增长潜力的最主要的指标。然而，随着生育数量逐渐稳定维持在较低水平，平均世代间隔的延长会成为促进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21950-1991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同表1。

从图2中可以看出，队列角度的人口潜在增长水平始终保持稳定下降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15岁的育龄妇女从其出生到生育下一代女孩期间，这两代女性人口以年均22‰的速度进行更替，直至1970年出现负增长现象，也就是说从1970年15岁的育龄妇女这一代人开始，平均生育女孩的规模小于母亲这一代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初人口进入负增长时对应的女性终身生育率介于2.2-2.3之间，高于普遍应用的2.1的更替水平，这主要与中国偏高的男女性别比有关，女婴比例过低会造成人口提前进入负增长时期，马瀛通在其研究中同样指出考虑高性别比在内的更替水平也应提高^[17]。

对于整个20世纪70年代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而言，真实的以及由初育年龄测度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代际之间的人口迅速减少;而由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得到的数值则体现为接近零增长水平的长期波动，直至80年代初期才开始出现负增长，明显这与在其他参数指标变化不显著时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事实相违背。虽然预测部分两种方法的估计值水平较为接近，但仍可以从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变化态势中看出，初育年龄测度法比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具有更强的稳定性。由初育年龄预测的20世纪90年代初15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的下一代女孩数量在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减少。由于鼓励生育的政策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实施，而且最多也仅放宽到二胎生育，因此，根据过去的发展趋势粗略外推，对于本文无法预测到的更年轻的育龄妇女队列而言，其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将会继续下降。

四、未来中国人口变化趋势的简要分析

结合前面对不同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估计以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尝试对中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简要的分析。

图32010年全国人口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1》。

注：为方便结合队列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分析，这里的纵坐标解释为对应年份15岁的人口队列。

如图3所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形状并不规则，有几处明显的缺口，从上至下的第一个缺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然而随后便出现生育的反弹，经过周期性重复，80年代出生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且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第二个缺口有所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又经过一轮世代更替，第三个缺口已经并不明显，人口数量的变化趋于稳定。在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中，2010年处于生育期的育龄妇女（2010年15岁至1975年15岁）占有较高比重，对应类似于松柏型人口金字塔的向外最凸出部分。即便通过图2可知，从1970年15岁的队列开始，真实的人口增长就已进入负增长状态，但从传统的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水平来看，中国人口至今仍表现为正增长。可见，父母一代的庞大基数掩盖了子女规模不断缩小的事实，从而保持总人口数逐年增加。另外，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是引起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人群逐渐进入老龄阶段，这一因素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更为明显。

然而，由过去高生育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正增长惯性正在慢慢消失，总人口中比重较高的人群逐渐退出生育期，比重较低的队列进入生育期，同时人口内在增长水平处于负增长阶段，因此，中国人口逐步减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只是现阶段较低的生育水平又进一步为未来积累负的增长惯性，在两者的合力作用下，人口规模缩小的态势将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例如，从2010年开始推测15年后的情况，也就是位于图3中人口金字塔底部的15个队列整体进入生育期，即使终身生育率能够恢复到2.1的更替水平，也很难通过新生人口实现总人数的增长。正如前面所述，人们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对人口增长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恐怕到时也难以抵消负增长的势头，并且会加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的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降低了新生人数的增加，但却无法及时地抑制人口正增长惯性所产生的作用，以至于在政策实施的40多年间中国人口规模仍在不断扩大。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生育水平固然是人口政策关注的重点，但由其带来的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长期影响人口金字塔底部数量，更是不容忽视的。

运用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可以将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缩短十几年，也就是说在2010年的人口结构中，终身生育率以及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能够由已知的1979年及更早年代进入生育期的队列推延到1991年，甚至于可以进一步依据初育年龄的估计值预测更年轻的育龄妇女队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而再结合生育模式便能够模拟不同年龄结构下的人口变化情况。这样既可以对过去人口增长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也能够为预测未来人口变化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思路。

五、结论及建议

年度间的人口增长水平实际上包含真正的人口内在增长潜力和由年龄结构决定的人口增长惯性两方面的作用。为充分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以真实的人口队列为研究对象，运用两种不同方法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对中国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进行了初步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与邦戈茨等人新近提出的由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率估计的方法相比较，证明初育年龄测度法在反向“预测”过去时具有明显更高的精度，在描述现在和正向预测未来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因而更有利于进行长期人口预测。初育年龄测度法的最大优势在于有效缩短了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增强了运用终身生育率分析队列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的实际可能性。

研究同时证明，在估计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方面，初育年龄测度法同样要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研究表明，以队列为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已经下降：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所生育女孩的规模已经小于其本身的规模，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进入负增长时期。根据我们的预测，90年代初期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其生育的女儿数量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在减少。另外，研究还发现，对应正增长到负增长转换临界年份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为2.28，高于普遍认为的2.1的更替水平。这与中国偏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相关，因为新生婴儿中女性比例偏低，只有妇女更高的终身生育率才能维持整个人口的替代率。

有关人口的决策一方面需要对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年龄结构作用的人口惯性增长。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可以看出，在目前生育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中国总人数仍呈增加态势的原因主要是处于育龄期的人口占有较高比重，以及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在未来后者可能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充分认清其对现有人口增长水平的作用，还要考虑到对未来年龄结构的影响。

人口再生产达到并稳定在更替水平是人口发展的理想模式，也是中国人口政策的目标。面对低生育水平的现实，过去人口政策中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在现在被适当放宽。然而，本

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应注意对生育时间的控制，如果人们的意愿生育时间越来越晚，即使政策上允许生育二胎，甚至多胎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一些欧洲人口的经验研究也同样主张尤其要阻止越来越晚的生育趋势来影响人口发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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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收稿日期：20160405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13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2014年度公开招标课题（ADNY201415）

作者简介：马芒（1957-），男，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广泛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23.33‰、16.61‰降至2013年的12.08‰和4.92‰，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规模得到迅速控制，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然而，在该政策执行30多年后，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逐步显现，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高达117.95，且持续偏高态势明显；由于出生人口锐减，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升至9.7%，年轻人口亏损加重，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已经严重威胁着国家的人口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强制“一孩化”政策带来的人口后果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考，王金营等认为需放宽二胎政策，严格控制三胎[1]；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刹车[2]。基于我国的人口发展现实和学者的理论观点，国家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作为国家政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3年、2015年相继通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调整方案，并逐步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改变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由于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时间不长，学者们主要通过人口预测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效应进行分析。孟令国等采用人口-发展-环境模型（PDE）在“六普”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2015-2050年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3]；阮雅婕借助AnyLogic7.0、SPSS等软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对“单独二孩”和“完全放开”两种政策下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变化进行预测[4]；翟振武等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推算2012年独生子女规模对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了分析[5]；易富贤等利用队列组元方法对人口政策调整后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6]；乔晓春利用“六普”数据和国家卫计委的生育意愿抽查数据，采用队列分要素方法以及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进行未来人口预测[7]；袁磊等通过设定总和生育率（TFR）在1.1～2.1的6个方案来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情况[8]。不难发现，人口预测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涵盖的人口预测方法主要有数学模型方法、数据统计推算方法和人口学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多数研究基本还只关注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且部分研究在利用模型进行人口预测时设定的参数并不完备，或设定的生育率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变化，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全国层面的人口预测居多，而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影响的研究则是寥寥无几，也就没有将人口迁移、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引入人口预测模型当中。

已有研究的不足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设定三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依据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建立农村人口预测模型，并测算出不同方案下的生育、死亡、迁移等参数，以对2014-2035年农村人口结构发展形势进行预测。“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调整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完善的重要步骤，在政策调整初期进行农村人口结构的初步预测，既能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初步评估，为未来继续完善生育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为农村地区做好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准备提供一个参考，以规避未来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风险，保证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一、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鉴于国家在2014年和2016年开始执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本文的预测区间设定为2014―2035年，时间范围具有一定的政策敏感性，且因政策调整而新增加的“二孩”到2035年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能够反映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结构效应。

生育政策的调整实质就是生育率的调整，本文将政策调整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波动联系起来，以确定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发展状态。根据2000年的“五普”数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0年的“六普”数据，2000年、2005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1.33和1.18，农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3、1.64和1.44，农村的总和生育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2～0.3个百分点。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翟振武认为受“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回升到1.8，但不会超过2.0，且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带来的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波动也只是暂时的，在数年内将会回落稳定，维持在1.8左右[8]。此外，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基数较大，受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前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使生育率超过2.1的更替水平是不可行的，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后，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会维持在1.8左右，而农村则为2.0～2.1。

结合近年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变动的实际，设定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三种方案及各方案下的总和生育率走势。由于本文以2010年数据为基期数据，2010-2013年的生育政策及总和生育率保持2010年的不变，2014-2035年的生育政策实行三种方案，总和生育率也依据生育政策调整而发生变动，具体设定如下：

方案一：假设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由此，可以假定2010-2035年间生育率的变化幅度较小，并且远低于更替水平，可以设定2035年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为1.60。设定方案一主要考虑到目前政策调整的时间较短，可以作为参照方案来反映政策调整后农村未来的人口发展变化。

方案二：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20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分为3个区间，2010-2013年维持方案一的生育率不变，2014-2020年农村总和生育率会有所提升，而2020-2035年后进一步升高，并逐步稳定。从而可以设定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上升至1.8，全面放开二孩后，逐步提升到2035年的2.0，并稳定。

方案三：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即当前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2010-2013保持“一孩政策”生育率不变，2014-2015保持“单独二孩”生育率一致，2016年以后总和生育率迅速提升，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会逐步达到2.0，并在2035年达到2.1的更替水平。

由此，得到三种方案下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14-2035年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三、模型参数设定

（一）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为15～49岁各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本文假设在预测期内生育系数即15～49岁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是稳定的，因此，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是相同的。生育系数的具体公式可以表示为：

gi，t=bi，t TFRt i∈[15，49]（9）

将（9）式变形，则有：bi，t=gi，t×TFRt i∈[15，49]（10）

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中15～49岁各年龄的育龄妇女生育率为基准，根据（9）式测算出生育系数，进而根据已设定的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和（10）式来估算出2014-2035年农村15～4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

（二）出生性别比

与我国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韩国，在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别比开始超出107，1990年达到最高，为116.5。随后，在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并鼓励生育，但出生性别比仍然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理，在2007年才逐步恢复平衡，韩国用了27年的时间让出生性别比从最高恢复到正常，降低10个比值左右[9]。根据经验事实可以发现，即使全面放开二孩，甚至完全放开生育，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也无法很快消除，恢复性别结构平衡的关键在于综合治理。

据此，本文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的出生性别比达到107，方案二的出生性别比为108，方案三则为109。而根据2000、2005、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查数据，全国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7.79、118.88、117.96，农村为119.30、121.20、119.09，出生性别比下降速度较缓，尤其是农村地区，并且按照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农村出生性别比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比值左右。据此，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二、三中的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9、109.5、110，中间年份按逐步下降趋势进行线性插值（见表1）。

（三）死亡参数

1.平均预期寿命。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1岁一组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编制出2010年农村人口完全生命表，得到农村地区0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5.84岁，其中男性人口预期寿命73.18岁，女性人口预期寿命78.50岁。以此为基础，结合联合国期望寿命增加值预测方案，对我国农村地区分性别0岁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进行推测，但由于其给出的是每5年的增长值，其他年份的预期寿命则通过线性内插法获得（见表2）。由于人口预期寿命与计划生政策调整的联系甚微，最终假设三种生育政策方案的平均预期寿命一致。

2.死亡模式。未来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会逐步提升，但不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水平肯定不同，其变化趋势或下降程度也不相同，这就形成了一个地区的人口死亡模式。人口学家通过大量的人口数据发现相邻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以及不同人口的同一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存在着规律的联系，据此编制出模型生命表，主要包括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科尔和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莱德曼模型生命表等，而我国比较适用于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中的一般模式。本文根据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一般模式中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与预期寿命之间的经验关系，测算出上述相应预期寿命下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一般来讲，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越高，则其各年龄的死亡概率会随之下降。

（四）迁移参数

1.迁移水平。陈彦光研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呈“S”型曲线，可以运用Logistic模型对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1]。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2000-2013年城镇化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预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Logistic模型的表达式为：

U=A1+ea?b?t （11）

式（11）中，U表示城镇化水平；A表示城镇化发展极限值；a表示积分常数；b表示增长参数；t表示时间。为便于确定模型回归参数，令a=lnA?c，b=lnd，其中c为模型回归结果中的常数，d为系数。

则有：U=A1+A?c?elnd?t （12）

本文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2010）》的预测数据，设定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极限值A为80%。借助SPSS软件中的Logistic曲线估计方法，进行参数c和d的估计以及未来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预测。模型估计结果为：

U=801+222.4?eln0.933?t （13）

据此，可计算得2014-2035年城镇化率变化趋势，见表3。

2.迁移模式。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会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也会对农村的人口生育水平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在对农村人口的预测时需要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化模式即分性别、年龄的人口迁移率进行测算。

本文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分城乡、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参照王金营提出的“乡-城”人口转移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11]对分性别“乡-城”转移人口年龄别转移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鉴于预测时间较短，本文假定各年龄组乡城迁移人数占乡城迁移总数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的分性别年龄别乡城人口转移率不变。

四、人口预测结果及分析

（一）人口总量预测结果分析

不论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妇女二孩生育能力的累积释放，从而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根据上述预测模型和参数值，可以测算出三种方案下2014-2035年农村出生人口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结果显示：在预测期内，方案一中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会持续下降，而方案二、方案三的出生人口数会出现阶段性增加，然后平缓下降。在2021年，三种方案的出生人口数出现最大差值，分别为658.89万人、790.40万人和879.22万人，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要比政策不变多出生220.33万人。但是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2016年“全面二孩”的实施并不会带来农村出生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在2021年达到生育峰值后，预测期内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不会给农村地区造成人口压力，且出生人口增加的人口效果是长期的，能使人口发展更加符合人口发展自身的规律，有利于农村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

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口总量的变化，在维持2010年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一中，农村人口总量在2027年达到最高值，为67 384.97万人，之后便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35年为66 913.06万人。而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人口总量在预测期内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且因生育政策调整时间和幅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方案二的预测结果显示，农村人口总量在2035年将增至69 304.49万人，方案三中2035年的农村人口总量为70 371.10万人，比方案二多1 066.61万人（见表4）。可见，生育政策的调整能够在预测期内扭转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人口日益衰减的趋势，促进农村人口总量的增加。

（二）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分析

方案一中，农村0～14岁的少年儿童比重从2014年降至2035年的13.54%，变化率为-4.5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迅速上升，2035年达到24.08%，变化率为-12.26%，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态势严重，且进程加快。方案二中，2014-2035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变化幅度稍小，变化率为-2.08%，2035年为15.9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上升至23.24%，变化率为-11.42%，人口的老龄化进程有所缓解，但依旧严重。方案三中，2014-2035年0～14岁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率为-1.02%，2035年为17.05%，下降幅度最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22.89%，变化率为-11.07%，人口结构较方案一、二又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见表5）。

第7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如今，药吃多了，世界还好吗？

1993年开始，上海市户籍人口就进入了负增长，作为中国富裕化的代表样板，它尴尬地告诉中国人：中国已经悄然迈入了“低生育率”时代。2009年，上海市重申了2004年起施行的“符合再生育条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这样的鼓励与当年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对比效果颇值得玩味――因为低生育率已经不再只是德国、日本等一些人口负增长国家的头等大敌，人口学研究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走上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

究竟是哪些原因，让世界上的新生儿越来越少？

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来欧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其生育率降低了30%；北大教授用同样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为11%，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则高达23%――在愈加发达的中国，生育年龄推迟这个抑制因素的影响已经变得相当大。

相信你一定遇见过“职场白骨精小A”这样的朋友：“公司倒没有规定不能生小孩，但是这意味着我要离开岗位将近半年甚至更久，等我再回来恐怕早被人占了座！生孩子这事儿，能等就再等等吧！”也应该不缺少“完美主义者小B”这样的闺蜜：“我只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寻找理想的另一半……”

――当自我意识开始苏醒，生儿育女这类的传统事务，放下爸妈的电话就能被忘得干净。

一不小心就成了没运气的“不孕族”。在这个冰川融化、地沟油出没的时代，环境恶化正在大范围地发生，加之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野心的膨胀正令我们失去本以为理所应当的健康。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经历了这样的轨迹：在健康蓬勃的青春年代无知无畏，终于混到“人上人”的境界买了别墅有了草地，却再不能有自己的小孩在其中打闹嬉戏。不孕，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我国的最新研究结果同样显示，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

与高质量生活竞争后的走低生育率。西方国家曾经流行一个口号：发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药――因为忙于其他生活追求而减少甚至抹掉了生育的必要，实在比任何措施都立竿见影。

这种竞争有时来自宏观层面。比如2009年美国众议院73名议员力促奥巴马在2011年中为国际计划生育增加10亿美元，因为“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将使得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更容易达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同样认为：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可以在疫苗、医保方面做得很好的条件下，把人口降低 10 至 15 个百分点――来自强势话语权的信息告诉我们：让现有的人口过得更好，似乎比人口增长繁衍更有意义。

这种竞争也可以微观到个体。密歇根大学的Ron Lesthaeghe曾经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的概念：它是工业社会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发展到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时，人口生育状况发生变化。它的出现是由微观个体的集体行为带来的：人们更愿意推迟或者拒绝生育，从而可以更专注于教育和事业发展，花更长的时间寻找理想配偶，追求更加灵活有趣的生活。因为富裕社会的这些趋势，教授们猜测再过50多年，美国将为人口的减少而担心，就像现在的欧洲和日本一样。

第8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摘要：近年来，“人口红利”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到来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在出生率持续下降，劳动力愈发匮乏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将在何时关闭。本文使用ARIMA模型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出生率进行预测并结合人口分年龄死亡率表绘制出未来中国的分年龄人口结构表，随后便可得到未来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数据。本文将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指标衡量“人口机会窗口”将在何时关闭。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人口结构表

一、 引言

“人口红利”指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综合长期影响，中国这一拥有世界最丰富人口资源的大国经历着最为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动，这也意味着中国将享受较为短促的人口机遇期和更为剧烈的劳动力压力。为了更好的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关闭期限，更准确的预测中国将在何时关闭人口机遇期显得至关重要。

二、 模型建立

本文拟根据真实死亡率、出生率数据预测未来人口结构表，并随之预测未来数年人口抚养比数据。由于人口抚养比数据是判断人口红利的重要标准，因此，可以就此判断出中国人口红利期何时关闭。

本文的难点在于建立人口结构表，死亡率与出生率的预测显得至关重要。死亡率与出生率真实数据截取1975―2012年间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库，可以看出，中国过往人口死亡率较为稳定，维持在一稳定区间，而人口出生率起伏较大，且有明显向下趋势，均值截距项显然不为零。因此，对于各年龄段死亡率的选择可借鉴2010年人口统计年鉴[1]，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2009.11.1-2010.10.31）表。而关于人口出生率的预测则较为复杂，本文拟采用ARIMA模型对其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以尽可能真实的预测出至2030年的人口出生率数据。本文中AR模型的建立依靠Eviews软件完成。

人口结构表的建立依靠于人口学公式Pt+1，x+1=Pt，x×（1-qx）完成：

其中Pt，x，Dt，x分别表示t年初x岁的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如果以qx表示x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死亡率qx由2010年人口统计年鉴，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表得到。只要通过出生率预测数据得到未来数年的零岁人口数即可根据以上递推公式得到未来人口结构表。

在得到人口结构表后，未来抚养比预测就较为轻松了，主要依靠以下抚养比计算公式获得：GDR=ODR+CDR，其中GDR为人口抚养比，ODR与CDR分别为老年抚养比与少年抚养比。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将劳动人口年龄下限设为18岁，即法定“成人”的年龄下限，而上限定为65岁，主要为了体现出国家关于退休年龄的延迟意愿及趋势。

三、 实证分析

（一） 人口出生率预测

本文中的人口出生率预测基于中国统计局1975―2012年真实数据，预测期为2013―2030年，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预测期是因为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指出，中国人口问题将在2030年左右最为严峻。而本文中模型未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对生育率所带来的影响，都阳（2005）[2]认为，生育政策的边际效果已不复存在，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取而代之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不考虑“单独二胎”政策的影响合情合理。

下面本文将运用ARIMA模型对2013年起未来数十年的生育率水平进行预测。首先，对采集自中国统计局数据库的数据进行ADF平稳性分析。本文进行ADF平稳性分析时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设br表示生育率序列。由于生育率序列（br）是二阶单整序列，而其对数序列[ln（br）]为一阶单整序列，所以本文选择对ln（br）建立ARIMA模型。ADF检验结果可见ln（br）为滞后阶数p=9（AIC准则确定）的一阶单整序列。

另外，由相关图可知，Δln（br）序列的自相关系数为一阶截尾，偏自相关系数为2阶截尾，则选取模型的阶数p=1，q=2，建立ARIMA（1，1，2）模型。

Δln（brt）=-0.01+0.47Δln（brt-1）+εt+0.52εt-1-0.48εt-2

R2=0.53D.W=1.9

对所建模型进行检验，可以从相关图中看出模型的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并且模型的各项统计量也很好。为了使预测值更为精确，对本文中所述ARIMA模型进行静态滚动预测，经过拟合状态检验，显示拟合真实值与拟合值较为同步。

（二） 按年龄分人口结构表建立

为了建立按年龄分人口结构表，必须先得到预测期间零岁人口数，由于出生率的成功预测，本文结合门可佩，曾卫（2004）[3]对未来近二十年（2013-2030年）中国总人口规模的预测得到了所需要的预测期间零岁人口数。本文随后根据上文模型建立部分提到的人口模型递推公式综合所得到的数据得到了分年龄人口结构表，其中死亡率qx由2010年人口统计年鉴，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表得到。根据分年龄人口结构表便可轻松获得人口抚养比的预测数据，由预测数据可见，作为“人口红利”指标的抚养比在2013年达到最低的0.42，随后急剧上升，到2015-2020年期间达到所设定的临界值0.5，这就说明，“人口红利”在2015年后迅速消失。

四、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15-2020年期间关闭，届时中国将同时面临巨大的老龄化压力，社保金缺口问题将更为突出。事实上，老年人和少年人口虽然同为被抚养人口，但他们之间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少年人口是潜在的劳动人口，而老年人口是永久退出劳动的人口（田雪原教授（2006）[4]）。从数据上可以看出，老年人口在未来逐年的比重明显大于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可见，人口红利消失后所带来的劳动力问题将是持久的。另外，本文为了分析方便起见忽略了劳动参与率与实际退休年龄的影响，由于中国目前的实际退休年龄据估计仅为53岁，劳动参与率据《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指出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比本文估计的更早的消失。正因为如此，从现在起为人口机遇期的终结做好准备显得十分迫切。（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局.2010年人口统计年鉴[G].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出版社，2010.

[2]都阳.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5.

第9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内容摘要:针对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现状,本文对索洛模型进行拓展,并运用截面、pool、panel(固定效应)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均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通过降低农村生育率和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从流量和存量两方面减少过多的农业劳动力,促进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业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增加农业总产量,从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关键词:人力资本 生育率 农业劳动力 劳动生产率

长期以来,我国规模分散过小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因此成为阻碍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农业生产过多地依靠农业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以大量密集型劳动投入不断挖掘有限的土地生产潜力,从而忽视了现代化技术对农业的推动作用。在长期注重土地产出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更不能被忽视。郭熙保(1995)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二元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和水平很低的国家里,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针对目前农业规模经营的问题,不仅要促进土地流转和适度集中,还要减少聚集在土地上过多的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要素制约着土地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等在促进农业生产能力上的作用发挥,这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投入包含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减少过多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可以有效提高人均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其次,通过提高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即质量),可提高农民配置和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并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从而达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郭剑雄(2005)认为,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降低其生育率。

另外,在人力资本收益率提高的背景下,生育率下降会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偏好人力资本投资也将对生育率产生替代效应,人力资本和生育率之间可以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状态,二者将共同作用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从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力资本、生育率对农业规模经营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索洛模型的拓展,来分析人力资本、生育率变化对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Mankiw、Romer and Weil(1992)等学者评价了索洛模型的实证意义,他们认为该模型运行效果良好,但如果再考虑人力资本,模型会拟合得更好。因此,在本文的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的影响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模型的建立主要围绕两个方程展开,一个是生产函数,一个是资本积累函数。

假定农业部门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形式,生产中只使用资本K和劳动L两种要素,Y为农业产出。在此我们并未设定独立的人力资本投资函数,而是假定每单位劳动力L都具有h单位的人力资本,而h与教育有关。假定农业中的所有劳动力都是一样的,因此,如果L等于生产中总的劳动力数量,那么总的人力资本投入就等于hL,由此,可得到如下形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Y=F(K, L)=AKα(hL)1-α(0 < α < 1)(1)

其中Y为农业产出、K为资本、L为劳动力,A为生产率,是外生变量,以固定比率g增长。

生产函数以劳动力人均产出y=Y/L、人均资本使用量k=K/L表示,而以人均形式表示的生产函数即为:

y=h1-αAkα(2)

而资本积累方程为:

K=sY-dK (3)

式(3)表示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sY减去资本损耗dK,其中s为储蓄率,d为资本折旧率。

对k=K/L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4)

将上式(4)代入(3),并令即人口增长率为n,即得到以劳动力人均资本表示的资本积累方程为:

(5)

通过(1)、(5)式可解得稳态下的劳动力人均资本量k*和y*。将(1)代入(5)可得,

令K=0,解得,

(6)

将(6)代入(2),得稳态下的劳动力人均产出为,

(7)

由(7)得,

(8)

(9)

所以可得出如下结论,人口增长率的上升会降低农业劳均产出,而人力资本投入的上升则会提高农业劳均产出。

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生成

本文的模型采用stata9.0计量经济软件进行分析,所采用的相关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80年到2007年。

由于1998年后重庆变为直辖市,之前的数据缺损比较严重,因此剔除了重庆市的相关数据。

本文中采用的回归方程形式为:

yi,t=c+α1gratei,t+α2landi,t+α3 poweri,t+α4edui,t+α5yi,80+α6di,t+εi,t

其中,i代表不同地区,t代表不同的年份;yi,t代表各地区t年的农业劳均GDP水平, 其中农业劳均GDP我们是按照当年的农业总产值除以农业劳动力人数计算所得;gratei,t代表的是地区i在t年时的农村人口增长率;landi,t、poweri,t分别表示地区i在t年时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均土地和机械的投入数量,它们主要是度量农业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要素投入变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由于农业生产存在复种的特点,在土地变量的选取过程中本文采用当年的播种面积作为土地变量的指标,而不用耕地面积,这样将更能体现土地要素与产出之间的变化关系,农业机械投入则以机械动力来衡量。edui,t代表的是地区i在t年时的中等学校入学人数,它衡量的是人力资本要素投入变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yi,80是代表各地区1980年的农业劳均GDP水平,加入这一变量是为了控制一些模型没有包含的遗漏变量的影响;di,t是一个代表不同地区的虚拟变量,反映在此期间内其他未分离的地区因素对省际间的农业增长差异造成的影响;εi,t是扰动项。本文感兴趣的系数是α1和α4,它们分别反映了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

(二)估计结果分析

回归得到的结果见表1。

首先,采用2007年全国30省区的截面数据所得的OLS回归结果,并且为控制地理因素的影响,引入直辖市虚拟变量。由回归结果可见,农业劳均产出与生育率之间具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与教育(人力资本)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其次,为观察到由截面数据所得的结果时间序列上是否仍旧有效,采用1980-2007年,30省区的混合(pool)数据所得的OLS回归结果。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出与生育率之间仍然具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与教育(人力资本)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采用混合(pool)数据回归要求各地区间的差异不明显,否则就会产生异方差、序列相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检验。由所得出的F值,我们认为相对于Pooled模型而言,面板(panel)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更好一些。

最后,我们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采用了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该模型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农业劳均产出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与人力资本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另外,根据劳动经济学的理论,生育率可能并不会在当期就对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等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我们紧接着构造一个滞后1期的人口增长率变量grate_1, 结果可见滞后1期的人口增长率和教育(人力资本)对于农业劳均产出的影响更为明显。

综上,应用截面、pool、panel(固定效应)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均表明生育率与农业劳均产出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人力资本与后者则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重要影响。

结论

当前我国的农村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的现实状况,直接的影响着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通过降低农村生育率和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减少过多的农业劳动力,促进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业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增加农业总产量,从而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均产出)的提高。

具体而言,首先,应从流量上有效控制我国的新生农业人口,继续坚持执行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其次,从存量上促进过多的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到非农产业上,通过坚持和完善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大力发展农村技能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这一方面促进了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率,另一方面帮助留在农业种植上的农民掌握更多的农业专业知识,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手段进行生产,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郭熙保.农业发展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2.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J].中国社会科学,2005.3

3.Mankiw,N Gregory & Romer,David & Weil,David N,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