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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状况
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活质量向着一个新的台阶迈进。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变化,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居民消费水平看,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高,西部地区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区间差距超过城镇;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西部地区较大,东部地区较小。上海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最高,达14295元/人,其中农村居民为7516元/人,城镇居民为16457元/人,无论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都位居全国第一。贵州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最低,只有1078元/人,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是山西,只有4690元/人。1993-2002年这十年中,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由1993年的3020元增长到了2002年的7970元。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
消费水平受收入水平的影响,当收入水平提高时,消费水平也随着提高,他们之间具有正向同步变动趋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恩格尔系数对居民消费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相关的数据资料见表1。
给出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统计(城镇略),见表2。
建立回归模型
依据表1统计资料,我国全体居民的人均年消费水平由“居民消费水平”统计指标给出,分别建立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关于其三个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其中,y表示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x1表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表示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3表示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y=2742.4632+1.0394191x1-0.186619 x2-47.72596x3
y=-99.55456+0.8888326x1+ 2.2166605x2-2.123512x3
其中β1=1.0394191(0.8888326)表示在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平均增加1.0394191元,(0.8888326元)
从资料中可以得到多重判定系数(R Square)R2=0.9986(R2=0.9969)度量了因变量同多个自变量的相关程度。其意义是:在居民消费水平取值的变差中,能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多元回归方程所解释的比例为99.86%(99.69%)平均的预测误差为72.05(31.42)
统计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由上面分析数据知两个模型的相关系数R分别为0.9983、0.9984,可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多重判定系数分别为0.9986、0.9969,这说明两个方程拟合优度都很好、可信度较高。
F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F分布表得F(3,4)=6.59
对于城镇:F=959.0847>F(3,4)= 6.59,农村:F=438.52>F(3,4)=6.59
即居民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消费价格指数及恩格尔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回归系数检验(T检验):前面计算的t检验的值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05,查表有t0.025(4)=2.776,由计算数据分别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
城镇:t1=20.143486,t2=-0.033198,t3=-3.335928
农村:t1=18.534325,t2=0.758388,t3=-0.291268
由检验可知,城镇(农村)|t1|<t0.025(4)=20776,|t3|<t0.025(4)=20776都是不显著的,即可以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居民恩格尔系数对居民消费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建立模型时,可以不作为解释变量引进模型。|t1|<t0.025(4)=20776城镇(农村)都是显著的,即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所选取的三个影响因素中,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最不显著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次之,而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分析结论与经济理论中的绝对收入理论是一致的,即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导因素。
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消费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居民的消费水平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要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必须首先增加居民的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适当提高居民收入增长率。在提高居民收入的过程中更要特别注意增加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收入。因为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他们收入提高后,大部分用来消费。例如,“2001年城镇居民平均入户为0.65。”这就是说,如果给低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每增加100元,他会将90-96元用来消费,农民占人口多数,其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也存在较高的消费倾向。
缩小城乡差别
要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加快城市化步伐,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以及边际消费倾向均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化人口比重的提高,同时也是农村人口比重的降低,加快城镇化进程将会拉动国内需求的增长。目前,我国三个农民的消费相当于一个市民的消费,提高城市化水平,才能扩大消费需求。我国城市化的潜力很大,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无疑有利于消费需求。
合理调节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制度能够解放生产力,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分配政策应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目标。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的群体所占比重在20%左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中等收入群体要扩大到62%左右,把高收入群体要控制在30%,把相对贫困群体控制在8%左右,并且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这些相对贫困者不再贫困,从而达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目标。要缩小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就要强化国民经济的再分配。
改善影响消费水平的非收入因素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公布最新完成的“中国消费条件模型和消费条件指数”年度报告。报告发现,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善其他与收入无关的消费条件,国民整体消费水平就可实现40%的提升,这将极大推动我国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消费条件的改善将改变对于发展中国消费市场的传统观念,个人收入水平不再是唯一受到关注的因素。缩小近年来出现的城乡发展差距,如果这些因素得到改善,那么中国消费者在消费上就会更加放开手脚,消费者购买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随着这些消费条件的逐步改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上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状况,并对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一些因素: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恩格尔系数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经过统计分析与检验,最终确定收入水平为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又面临着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保持适度快速增长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环境风云变幻的严重的不确定性。面对各种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的势头,争取经济发展取得更加令人鼓舞的新成绩。
作者简介:
毕建芝,1962年出生,女,河北沧州人,石家庄经济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影响因素
人口结构变化在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老龄化。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过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是多学科研究重点,且以定量研究为主。人口老龄化有时间表,收入与消费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二者是否具有内在联系需要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加以讨论。西方最有体系的人口老龄化研究成果当属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著的《老龄化经济学》,该著作认为在消费类型上,老年人的多样性使不同的老年群体在其消费结构上也不同①。从消费角度来看,国外学者研究消费水平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消费函数上,也更多地从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展开实证研究,如罗伯特等认为老年人抚养费用属于纯消费性支出,有可能降低未来的国民收入增长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②。国内学者的研究从关注单一老年人口问题转移到对社会经济全局发展的影响上来。有的从老龄化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有的则直接通过相应经济指标分析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由于抽样及分析方法等不同,不同学者在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得出了不同结论,调查范围也具有区域性。王金营等认为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需求有负向作用③;王森运用协整理论对1978-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④;胡乃军等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发现,只有老龄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消费比例持续大于二者收入比例,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才不会发生负面影响⑤。
一、Meta分析
操作本文将通过Meta分析提取测量指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讨论这些影响是否具有区域特征。该研究基于以下假设:H1: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负向作用;H2: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基于分析方法的特点,文章研究思路为:通过人口特征、国民经济等相关资料,采用文献研究法收集我国人口相关数据;按Meta分析要求提取人口老龄化及居民消费测量指标,分析二者在关系;根据分析结果探索人口老龄化环境下促进消费的途径。描述性统计分析、比较分析法和假设检定法等是本文辅助分析方法。本文初步收集了196篇相关文献,之后对文献进行标准化筛选,凡是信息不完整、重复发表、非中国背景研究、非实证研究、不存在明确效应值或计算后也不能将其转化为所需相关系数的文献均不纳入。最后,本文纳入分析的文献共计10篇,得到2个效应值,满足Meta分析要求。文章采用Reviewmanager5.2作为数据分析工具,以居民消费率表示居民消费数量水平,恩格尔系数表示居民消费机构与质量水平,并按联合国标准⑥划分老龄化社会,表示老龄化程度。由于各地老龄人口数据及消费数据具有时间特征,将其视作连续变量,选择标准化均数差(SMD)作为效应值,用倒方差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经过合并效应值、异质性检验、假设检验和发表偏倚控制四个步骤。
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负向作用
通过各省市65岁以上人口比及居民消费率变化数据可看出,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老年系数增加,各省数据均显示出同一特点,即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在此假设基础上,本文选取江西、辽宁、贵州、吉林四个省份⑦的连续数据,对比同一地区非老龄化阶段向老龄化阶段转变过程中,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四省55632万人⑧样本的综合效应来看,95%CI的上下限均未跨过SMD=0无效线,因此合并后的效应值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异质性检验中,P小于0.00001,说明四省的研究具有异质性,因此需要再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合并效应量为-1.83,95%CI=(-1.88,-1.84),合并后效应量,Z=11.12,P<0.00001<0.05,可见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且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居民消费率越低。文章采用倒漏斗图来控制分析中的发表偏倚。倒漏斗图显示,文献集中在三角区域并对称分布,说明分析中发表偏倚较少,数据结果可靠性强。
2.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但存在地区差异
老年人受生理和心理影响,其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居民消费品支出构成时将其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等八类。针对目前在此方面研究局限性,学者多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说明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口消费的不同,从而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但综合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却存在地区差异。南京市实证研究认为,居住居首位⑨;辽宁的实证研究认为食品依然占据首位⑩;四川省“六普”数据发现医疗保健居首位(11)。本文通过辽宁、吉林两省在老龄化与非老龄化阶段的恩格尔系数对比分析,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下二者存在异质性,对两省恩格尔系数随老年人口比例变化进行趋势分析,辽宁省数据二者关系不明显,吉林省则明显表现出老龄化程度加深,恩格尔系数下降的特点。随机效应模型下合并效应值SMD=-2.44,95%CI=(-3.59,-1.28),P<0.00001<0.05,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由于数据局限性,本文据Meta定性分析及指标变化趋势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三、结语
综上,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及居民消费结构都有显著影响。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受到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实证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与不同指标都会导致结果差异性。但二者具有内在相关性;老年人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形成共识。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环境下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提高其消费能力及需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以匹配老年人消费结构;完善养老制度并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从而增加老年人口收入及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力市场都是促进消费可尝试的途径。
参考文献:
[1]胡乃军,杨燕绥,于淼.中国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研究[J].人口学刊,2014(5).
[2]詹姆斯•舒尔茨.老龄化经济学(第7版)[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
【关键词】生活消费 消费需求 军人
需要与需求是一对密切联系而又严格区分的概念。一种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条件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消费需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需要与需求的重要区别在于:如果消费者只能购买意愿而无购买能力,这只能被看作是欲望或需要,而不叫做需求,即消费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要。
1 军人生活消费需求的形成与规律
1.1 军人生活消费需求的形成
军人生活消费需求是一个由军人消费需要为起点,受制于市场价格水平和国防费规模与结构,并在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和军人消费行为的支配下形成的,如图1所示。
1.1.1 起点――军人消费需要
军人消费需要是军人生活消费需求的基础。如前所述,军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能继续从事军事劳动,必须消费一定的生活资料和劳务,这就产生了消费需要。军人消费需要是构成有支付能力的军人生活消费需求的起点和基础。
1.1.2 决定因素――人员生活费和市场价格水平
因为军人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军人不能参与除军事劳动外的其它社会劳动,因此军人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防费的分配。在国防费内部分配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防费总量越大,用于人员生活费用的绝对量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在国防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用于人员生活费的比例越高,则人员生活费的绝对量就越大,因此国防费的规模与结构直接制约着军人收入水平,直接决定军人的支付能力。
市场价格水平与军人消费水平呈逆向变动。在货币收入一定时,市场价格水平越高,军人实际能买到的物资与服务就越少,导致实际消费水平就越低。
1.1.3 参照系――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居民消费额,表明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居民消费水平可以按国民收入口径,即居民物质产品消费进行计算,也可以按国内生产总值口径进行计算,还可以观察居民消费的实物构成,进一步计算各种消费品的平均消费数量和金额。
居民消费水平是制订军人消费水平与政策的参考依据。我军的性质决定了军人消费水平应与居民消费水平保持相对平衡,不能高于居民消费水平太多,也不能明显低于居民消费水平。1984年,中央书记处决定“军队干部的工资比地方干工资高20%。”因为收入与消费的基本关系,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断出军人消费水平应比居民消费水平高20%,但由于居民消费水平是一个平均概念,在我国,因为收入的不同,导致不同阶层收入水平的居民消费水平差异很大。那么,军人消费水平的基点应定位在哪里呢?考虑到军人劳动强度、贡献和风险,笔者以为,军人消费水平基点应选择为全国中上等收入人员的消费水平,如果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对我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对应的应该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与办事人员阶层之间[]。这里讲的军人消费水平是针对军人全部消费而言的,不同类型的消费水平还可能存在内部不平衡,如军人饮食消费应选择城镇居民中等收入或中上等收入人群中的成年男子的食物消费水平,并在这一基础上增加一定比例,作为对军事劳动营养消耗的补偿。
1.1.4 影响因素军人消费行为与负担
军人生活消费需求最终还要受军人作为消费者群体和个体的影响与制约。绝大部分的军人消费是一个群体行为,如饮食消费、军服消费、医疗消费以及营房居住等消费,基本上是众多军人将消费权委托给少数管理者。这少数管理者受外部环境、决策能力和业务素质的影响,代表军人真实消费需求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同时,军人消费还受到军人特殊负担的制约,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因为这些特殊负担的消费,就减少了可自由支配的经费,其它消费自然会降低。军人特殊负担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军人家庭两地分居较多,分居性开支需求大。军人的探亲费用以及由于分居造成的伙食、家具消费支出增加。二是军人不是终身职业,大多会遇到转业、复员,面临二次就业,由此带来的职业生涯转换费用明显高于一般劳动者。三是军人调动频繁,流动性开支需求大。军人职业流动性大,基本不可能在同一个单位长期工作,由此带来的家属随军、家庭搬迁、子女转学等活动的费用较高。四是军人配偶失业或无固定收入较多,家庭负担较重。
1.2 消费需求上升规律
所谓消费需求上升规律,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消费需求从总体上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和过程。这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分工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须结果。列宁在揭示需求上升规律时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全体居民和工人无产阶级需求水平的拉长。……欧洲的历史十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需求上升的规律。”需求上升的趋势是一切社会化生产条件下消费需求变化的普遍规律。
需求上升规律不仅表现在消费需求总量的上升,而且表现在需求结构的变化上面,即在需求结构中,生存需要的比重相对下降,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比重将不断上升。
2 影响军人生活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按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的需求数量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主要的因素有: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水平、相关商品价格、消费者偏好和对商品的价格预期等。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出影响军人生活消费需求的主要变量包括:军人的实际收入、消费品价格水平、国防与消费政策、当地市场供求状况等。
2.1 军人的实际收入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当收入变化时,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消费数量乃至消费支出结构都会发生变化。决定军人购买力的是实际收入。从微观来看,对于连队而言,主要包括伙食费收入、农副业生产收入、公杂费收入、俱乐部活动费收入、给养器材费收入以及洗澡费、福利费等收入;对于个人而言,主要包括工资、津贴、奖金以及部分劳务收入和投资收入。从宏观来看,军队的实际收入就是国防费中的人员生活费,这些收入主要用于食品、衣着、住房、交通运输、医疗保健等。近十年来,我军先后六次提高部队伙食费标准,干部工资和战士津贴分别增长84%和92%。
2.2 消费品价格水平
消费品价格是消费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购买消费品,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因此,消费品价格的涨落变化,对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影响很大。它不仅影响消费需求的总量,还会影响消费需求的结构。一般情况下,价格与消费需求成反比。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时,对它的需求量就会上升,反之,当价格上升时,对它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当然,这一规律并不是绝对的,还受到消费者对未来价格预期的影响。举例来说,2007年底全国住房价格已经上涨过快,但购买者仍络绎不绝,主要是担心未来价格还会上涨,而2008年全国住房价格开始下跌,但有购买意愿的人却持币观望,他们觉得未来房价还会进一步下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买涨不买跌”。
研究消费品价格水平对需求的影响时,还必须考查商品的替代效应和需求弹性。在具有替代效应的同类商品中,哪些商品价格下降得多,对它的需求量就上升得多,哪些商品价格上升得多,对它的需求量就下降得多。例如,面包和蛋糕、猪肉和牛肉、禽肉、牛虾、禽蛋就具有很强的替代性。
2.3 国防与消费政策
国防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防战略决定了国防费的总规模,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一定的国防战略条件决定了国防支出的增长可能。二是国防政策决定了国防费结构,是“一保生活”还是“二保生活”之争就直接决定了生活费占国防费的比例是提高还是降低。三是国防政策直接影响了军人享受的福利待遇,如是否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否可以免费参观名胜古迹。
国家和军队的消费政策也对消费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能抑制奢侈性消费,“禁酒令”能减少经费开支,间接增加了其它可支出经费。
2.4 市场供求状况
一定的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军人的消费数量和结构,对于驻地在边远艰苦地区的部队影响就更大。总体上看,我国市场已经进入“供求基本平衡,供略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但市场发展的地域还不平衡,我军主要还居住在城镇郊区或边远山区,生活消费特别是饮食消费受市场供应状况的影响很大,还有些部队离最近的集市在50公里以上,而且集市食品种类不多,数量不足,导致部队有需要,也有能力支付,但市场不能满足。
3 军人生活消费需求的现状分析
3.1 军人生活消费需求绝对数量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国民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达9.8%。受益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自1990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7.2%。从1990年到2005年,国防费平均增长为15.36%,扣除同期全国消费价格总指数年平均上涨5.22%,实际平均增长9.64%。与此同时,我军生活费占军费的比重大多在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军人可用于生活消费的总量保持了较快增长。从1991-2002年,我军人均生活费一直保持增长的态势,每年都有所增长,增长率从10%到41%,这说明我军人均生活费是逐步提高的,特别是2002-2004年,我国物价水平稳定,我军人均生活费增长速度均超过了10%,说明军人可支配收入得到了较大提高。
由于军人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消费需求也不断攀升,原先军人不敢问津的现代化电器、高档家具也逐渐进入军营和军人家庭,消费需求在绝对数量上呈现快速提高趋势。
3.2 军人相对收入水平下降,需求能力比较优势快速回落
军人收入的绝对数量有了大幅提高,但军人相对收入却下降了。首先,从工资收入上比较,把地方人员的所有收入综合起来,军队干部的工资不仅达不到高于地方公务员20%的政策要求,而且还低于地方公务员的工资。现在的军人消费水平既不能反映军人劳动的艰苦性和奉献性,也不能满足军人消费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优先保障地位的需要。其次,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例逐步扩大,而军人既不占有土地要素,也不占有资本要素,在从军之初就与资本要素失之交臂。军人不能办企业,少量的储蓄既不能将其直接投入生产过程赚取利润,也不能参加股市投资等活动,更不能从事第二职业,这又客观上加剧了军人收入和一般劳动者收入的差距,使军人相对收入下降。
3.3 军人生活消费需求示范作用强烈,需求合理化教育引导责任很重
消费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主要是由于攀比和高期望值造成的。而且这种攀比主要是横向攀比。消费高的在攀比中不仅轻蔑消费低的,而且要赶上消费更高的群体的消费水准。消费低的也主要是同消费高的去比,而不愿同消费更低的去比。攀比的结果,就造成消费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提高消费目标期望值(即超出自己的现实收入水平)。近几年,因不正常经济消费,债台高筑,导致发生的偷盗、赌博、抢劫等严重违反部队纪律受处理的案件呈逐年增加态势,因此,必须制订合理的消费政策,让军人生活消费需求合理化。总的来说,就是要促进军人健康水平的提高,促进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促进军人的全面发展。
注释:陈学艺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根据社会成员对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的占有,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十个不同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阐述消费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分析了居民消费率的决定因素,进而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率 预防性储蓄 不确定性 借贷制约
消费一直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近年来,我国消费总量快速增长,消费规模出现了标志性突破;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使即期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消费水平也大有提高,服务性消费比例也快速上升。但从我国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我国消费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消费不足仍然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为:第一,最终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呈不断减弱之势。第二,居民消费率过低,居民即期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受到较强的压抑。第三,信用消费规模过低,信贷消费种类过少。第四,居民储蓄率过高,居民支出构成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失调,即期消费需求受到强烈“挤压”。
本文综合了国内学者中很有代表性的观点,着重从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角度,通过研究消费者行为来分析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居民消费率的决定因素
(一)居民消费率的含义
消费率(或最终消费率)是指一国消费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它是衡量消费水平与消费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用公式表示为:消费率=最终消费/GDP(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
政府消费率是指政府消费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额/GDP
居民消费率是指居民消费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额/GDP
其中,居民消费率是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它的指标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宏观经济结构的失调,损害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使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难以实现。
(二)决定居民消费率高低的基本因素
收入水平。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一般来说,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会随着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
利率。利率对消费的影响是间接的,它通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消费。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利率对储蓄的影响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对于低收入者,利率提高主要会导致替代效应,即利率提高会增加储蓄,减少即期消费。对于高收入者,一般会导致收入效应,减少储蓄。整个来说,则要看两个效应的正负净额。
收入预期。一般即期消费水平会随着预期收入的提高而提高。
居民储蓄及消费信贷。储蓄对消费的影响是直接的,当消费者的收入一定时,储蓄越大,消费就越小,从而影响即期购买力,以推后消费。同时,居民储蓄越大,潜在购买力越强,未来的消费需求也越大,未来居民消费率也会越高。消费信贷对居民的消费影响是间接的,作为超前消费,它也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平均消费倾向。一般情况下,平均消费倾向与居民的消费率成正比关系。即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居民的消费率越高。
投资的高低。一般认为,投资与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高意味着消费低,高投资率的代价就是低消费率。
国家消费政策。国家的消费政策会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居民消费率。
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经济学分析
(一)储蓄与我国居民的低消费
1.储蓄对消费的影响。凯恩斯认为:人的储蓄行为,并不是用未来的消费需求来代替今天的消费需求,而只是减少现在的消费需求。而且,人们在预测未来的消费时,大部分根据现在的实际消费量,如果现在的实际消费量减少了,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未来消费品生产量和消费量。
2.预防性储蓄增加如何影响消费。居民为了防范未来的支出和收入风险,额外增加的储蓄称为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降低消费率,就会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当消费者未来收入或支出的不确定性加大时,预防性储蓄占全部储蓄的比例就会提高,储蓄率就会提高,消费率就会下降。而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消费率的降低就意味着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的下降。
第二,消费的利率弹性下降。利率变化对消费兼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储蓄存款利率降低意味着存款报酬的减少,消费者就会减少储蓄而增加即期消费(替代效应);同时,存款利率降低又意味着利息收入的减少,消费者也可能会因此而减少消费(收入效应)。如果利率下降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利率下降就会对消费形成刺激和促进作用。相反,如果消费者有较强的预防性动机,利率下调的替代效应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增强对消费的作用就正好相反,二者的作用将部分或全部抵消。
3.我国近年来居民储蓄额的情况分析。我国居民高储蓄低消费与中国传统文化、消费理念等诸因素有关,加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促使老百姓不敢花钱,居民储蓄额连年增加,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二)时际选择、借贷约束与我国居民的低消费
1.时际选择对消费的影响。人们的消费支出往往小于他们想要得到的消费水平,原因是他们的消费要受到收入的制约。所以,人们面临他们可以支出多少的限制(预算制约)。一般情况下,当人们决定即期消费多少和为未来储蓄多少时,时际选择就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它使消费者的消费不仅要考虑即期消费能力,还要考虑未来消费能力。
2.借贷制约如何影响消费。处于收不抵支状态的居民需要通过借贷行为来弥补收支差额。如果不能满足借贷需要以达到目的(借贷制约),人们就会为了减小未来可能发生的借贷约束,降低即期消费水平,增加自我储蓄。
3.我国实际分析。高储蓄率意味着低消费支出。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很高,也说明我国居民借贷制约比较普遍。随着改革的深入,借贷约束虽然逐步有所缓和,消费信贷发展较快,但消费信贷市场依然不发达。而消费信贷是刺激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持久性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与我国居民的低消费
1.收入的划分及其对消费的影响。弗里德曼认为,居民个人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收入中人们预期持续到未来的那一部分稳定性收入和平均收入;暂时性收入是收入中人们预期不能持续的那一部分对平均值的随机偏差,它是偶然性的一种收入。而决定人们消费支出的是他们持久的、长期的、稳定性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暂时性可支配收入。因为短期的暂时性收入会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而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所以,人们的消费与短期经常变动的收入没有稳定的对应关系。为了保证稳定的、持续性的消费支出,人们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在长期中能保持的持久性收入水平进行消费预期的。在我国,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的预期支出费用增加,即使人们的收入增加是可以预见的,但只要人们不能将未来的收入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会轻易地增加消费。
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而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稳定的收入增长会形成可靠的收入预期,从而提高持久性收入的比重,降低暂时性收入的比重,进而提高消费倾向;反之,收入的波动会降低持久性收入的比重,提高暂时性收入比重,进而降低消费倾向。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企业体制改革中追求效率引起的减员增效、农村科技进步所释放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等,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各阶层收入构成中,工资等持久性收入比重减少,其他临时性收入比重增加,使居民的消费倾向降低,消费行为趋于谨慎。
2.我国居民收入现状对消费的影响。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供需矛盾仍然很突出,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程度更低。面对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增强,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支付。另外,近年子女教育费用的加大也使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加,教育储蓄倾向也随之增长。目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每年增长的幅度远远超过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储蓄的高增长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已经促使居民不愿过多消费,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持久性收入如何稳定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
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首先,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行为,为促进和保障居民消费需求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其次,继续加大对消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快城乡公共交通、水利、供水、供电、供热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拓宽城乡市场、扩大居民消费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三,引导居民提高服务消费。树立服务消费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促进身心健康的理念,鼓励中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提高服务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
第四,更新消费理念,促进闲暇消费、体验性消费等的发展。
最后,改善消费环境,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制定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
(二)减少居民的流动性约束,扩大信贷消费规模
首先,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规范个人资信调查、登记、评估制度。个人信用制度是消费信贷的基础,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信用的有无和优劣是能否得到消费贷款和能否得到贷款优惠的前提条件。
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减少信贷约束,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扩大消费信贷的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信贷门槛和利率。
再次,在扩大信贷消费规模的同时,金融机构一定要做好信贷环节的贷后审查和监督,严防信贷基金“隐身”入市或用于其他投机套利行为,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这就要求建立健全消费信贷立法,使消费信贷行为规范化。
第四,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不确定性的支出预期,使消费者敢于接受消费信贷,解除后顾之忧,刺激消费信贷需求。优化消费信贷环境,推广农村消费信贷,为繁荣农村消费市场提供资金支持。
最后,金融机构还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拓宽消费信贷空间,培育多类型、多层次的消费信贷机构体系,增加消费信贷品种,使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充分利用消费信贷方式,尽早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优化消费结构,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以促进经济增长。
(三)稳定就业,提高居民持久性收入预期
努力开拓就业门路,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
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和办法,增加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增加城乡居民的就业稳定性,提高居民的持久性收入预期。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尤其要加快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进程。
对于农村居民,关键是要认真落实好中央出台的各项关于加强和保护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巩固和推广已取得的各项成果,保持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提高农民的收入和即期购买力,稳定农民的收入预期。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扩大精神文化消费和服务消费,推动农村消费市场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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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政投资体制的不合理抑制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
长期以来,中国的财政投资体制是: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农村补贴城市(如长期以来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农村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城市的投资增长远远高于农村。从1990年到2013年,城市名义投资增长年均增长约33%,而农村的名义投资仅增长了22%,城市比农村增长高11个百分点。投资不足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慢致使消费需求难以扩张,农村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难以释放。近年来,政府虽然也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但财政投入城市偏向的政策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确立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政策,并启动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只有“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项与农村、农业密切相关。这些都与中国多年来国家财政投资体制的失衡有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因此,如果不改变财政投资体制偏向于城市的倾向,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农村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也难以启动。
4. 不合理的现行税收制度弱化了调节收入分配与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
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重要影响。中国现行的税制形成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近年来,虽然税制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了相应调整,逐步提高了所得税收占税收入总额的比重,但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只有27%,中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格局变化不大,2013年流转税收入仍占税收收入总额的60%以上。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含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遗产税等)和消费税等税收收入占比较低,导致现行税制的收入调节作用较弱。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种,虽然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制,但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工薪阶层设定,由于制度设计和征管监控等方面的原因,并没有起到“劫富”的目的,高收入群体利用各种方法逃避税收却较少受到惩罚。富人拥有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财富,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却不是富人;一项研究表明,富人占中国总人口总数的20%,拥有80%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却只交了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曲顺兰:《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基本判断及优化策略》,《与现实》2011年第1期。税收政策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没有考虑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城乡与地区差异。例如,2011年国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但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成本不尽相同。以北京、上海两个大城市为例,2011年职工月平均工资分别为4672元和4331元,高于显著的起征点,这意味着工薪阶层要缴纳数额不菲的个人所得税,而相对于这两个城市高房价而言,这两个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非常高,4000多元的平均工资水平,显然是偏低了,可见,没有考虑城市差异的起征点设计显然是有缺陷的。这显然会抑制了这些城市居民的消费欲望,不利于提高消费水平。因此,现行税收政策的不合理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5. 利率管制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多年来,中国金融改革滞后,利率迟迟不能实现市场化,这是导致消费需求难以扩大的一个重要体制障碍。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在于价格能够作为有效的信号调节供求关系,从而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下,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就无法有效调节资金的供求。一方面,由于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过低的资金成本刺激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度需求,从而导致过度投资,不利于消费需求扩大;另一方面,银行通过垄断性的存贷利差获取了实体经济的大量利润,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从而影响了企业吸纳就业和提高员工的劳动报酬支付。此外,过低的存款利率导致居民财富无法获取正常的市场回报,实质上形成了穷人向富人的补贴,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6. 现行户籍制度对扩大消费需求形成制约
虽然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在整体推进,但相比其他领域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依然滞后。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与迁徙,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由此生成。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农民工无法在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失业保障、福利等获得与拥有城市户籍居民的同等待遇,没有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国家统计局的2014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74亿人,比上年增长1.88%,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68亿人,占614%。数据来源:http:///xinwen/2015-04/29/content_2854930.htm.然而,由于他们不具备城市永久居民身份,几乎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及社会地位。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并且工作预期不稳定,其消费行为并没有城市化。根据持久收入假说理论,消费者通常是按照其可预期的稳定收入资源作为其预算约束。如果工作和收入欠稳定,消费行为就会比较保守,出自持久收入的消费倾向就会低,这是农民工不愿将其收入过多地用于即期消费的重要原因。Zhao Yaohui,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89, 1999,pp.281~286;陈斌开、陆铭、钟宁桦:《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消费金融专辑),2010年。而如果没有户籍的约束,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就会改变,也更愿意消费他们的即期收入。可见,现行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形成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
7. 社会保障体制转轨遗留问题太多,制约居民的消费欲望
虽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仍然存在诸多体制转轨遗留问题。其一,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统账结合模式”遗留下来的转轨成本仍然没能有效消化,“个人账户”多年来一直“空账”运行,给养老保障体系有效运转带来偿付风险。孙祁祥:《“空账”与转轨成本――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效应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其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双轨制”导致的养老金歧视性待遇一直遭到社会的诟病,虽然最近开始了改革,但“并轨”成本的消化尚需时日。其三,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统筹层次仍然比较低,虽然提高统筹层次的政策文件已经出台,但目前多数地区仍为市、县级统筹,省级统筹和全国范围的地区间转移仍然进展缓慢。对未来保障水平的担忧加剧了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对扩大消费需求形成制约。
8. 其他体制机制障碍对消费需求形成制约
服务业的发展将从供给层面对消费需求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持。但长期以来,除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服务行业竞争比较充分外,其他行业缺乏有效竞争,特别是传统国有企业所在的金融、保险、电信、文化和教育等行业垄断一直难以打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使得这些垄断性领域的改革缓慢,供给不足延缓了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使得居民蕴藏的消费潜力不能有效释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是扩大消费的重要保障,中国当前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也抑制了消费结构升级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中国的消费环境与其体制也有很多关系,当前的消费安全监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假货泛滥,法制法规的不健全使市场难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也使消费者不敢放心消费。此外,中国的贸易流通体系、贸易流通渠道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城乡、区域流通网络的覆盖率不足,各地区在市场准入、交易行为、规范、标准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流通组织的培养与发展也缺乏相应的激励政策,这些都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大。水、油、电、煤、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既是工业原料,也是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产品。近年来,这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较快,但政府对它们的价格改革却相对滞后,部分低收入家庭被迫压低消费,因此资源性产品的刚性约束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一大障碍。
四、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可行政策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使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政策着力点需要瞄准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变带来的历史机遇,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破除阻碍消费需求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本文认为,居民的消费水平取决于稳定和持久的收入、完善的社会安全网络和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居民的消费能力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消费率并不必然与收入水平同步提高。要提高消费率,使消费的增长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长,需要长短期政策的配合。在长期,政策导向应当以增加居民的收入为根本途径。在短期,政府则应当加快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并通过财政、税收、产业等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改善居民的预期并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具体而言,政府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出扩大消费需求的可行政策:
1.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实际收入水平偏低和收入差距大是制约中国居民消费扩张的首要因素。为此,政策制定上需要将提高居民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作为拉动中国消费需求的根本手段,以收入倍增计划为契机,调整政府、企业、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初次分配上,具体而言,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工资增长与物价增速、GDP增速的联动机制,促使整体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再分配环节,应当通过税制调整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增加转移性收入。通过再分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整体消费倾向,扩大消费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应以扩大就业战略为导向,夯实居民消费增长的基础。政府应当加大财税、金融、产业等政策扶持就业和创业的力度,大力支持自主创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当前,中小企业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安置劳动力、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力量。融资难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这导致企业的利润较少向居民分配,也是制约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金融、产业等政策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通过区域联动,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小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和运行机制,切实解决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此外,应尽快建立企业分红的制度和文化,这也是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2. 完善社会保障,扩大民生支出,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扩大社会保障支出一方面会增加政府支出,扩大政府消费,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具有一石二鸟之功。从扩大消费需求角度来看,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来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功能,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增强消费信心,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这需要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惠及广大人民,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政府需要加大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和加快保障房等民生工程的建设,在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同时需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这些应当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重点。
3. 加快推进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实现扩大消费需求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中国当前的城市化率仅为54.77%,而具有非农户籍的人口只占35.9%。未来随着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推进城市化进程应当着眼于扩大内需和形成消费主导的发展方式,在推进农民市民化、农村消费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扩大消费需求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未来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扩大消费需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改变其消费方式,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通过城市化形成新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2)改变以往土地城市化模式,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大城市基础产业发展和民营企业资金扶持力度,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带动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消费水平。(3)城市化进程中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的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工在教育、医疗、养老保障、住房等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待遇。(4)在城市化进程中让农民获得土地增值的收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5)通过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力利用效率,带动居民收入水平稳定增长,提高消费水平。(6)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形成产品研发与生产布局合理的城市产业链,通过新产品开发创新促进消费需求。
4. 促进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良性互动,扩大升级型消费需求
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正在进入新的阶段,需要根据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和方向,适时调整政策来扩大中国居民消费。服务型消费是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旅游、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带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但从2005年开始,服务型消费的比重难以进一步提高,消费结构升级遇到瓶颈。上述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除了居民收入增长不快以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产业升级缓慢。因此,中国当前的财政、货币、金融与产业政策应当为服务型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重视消费创新,加快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尽快形成以服务性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通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既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又有利于扩大升级型消费需求,形成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能级提升的良性互动。
5. 完善消费环境,发展消费文化,实现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
当前,中国消费信贷不足、消费习惯难以改变以及市场环境不佳是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消费倾向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快发展消费信贷、建立和完善消费市场环境优化机制,营造消费者想消费、敢消费的市场氛围,可以提高居民消费的积极性。良好的消费文化有利扩大消费需求,政府应当通过先进消费文化的传播,培养大众健康的消费心理,积极引导消费者形成合理、健康、科学、文明、可持续的消费理念。当前,可以通过财政、金融、信贷、产业等政策引导企业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环保产品,引导健康产业的形成与消费方式的改变,这样有利于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
6. 完善人口政策,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市场潜力
未来几十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将大大增加,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加速推进,就这一人口转变而言,将对中国经济、社会政策的制订提出新的要求。首先,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导致国内市场需求的转型。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对养老设施、养老服务需求的增加,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市场需求变化,既是每个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又是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机遇。因此,中国应当顺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通过“银发经济”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近年来,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随着未来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年龄结构比较优势的衰减,人口红利将迅速消退,而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正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境。中央审时度势,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后,全面二孩政策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生育政策的调整直接扩大家庭教育支出、抚养消费支出以及与政策相关的行业如婴幼儿用品、家政等产品与服务消费需求,同时也有助于改善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和降低预防性养老储蓄,生育政策的放松也有助于恢复中国的人口性别平衡,降低由于性别失衡造成的中国家庭竞争性储蓄动机,这些都会为提振中国的消费需求带来新的契机。生育政策的调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生育政策能够配合户籍制度、城镇化、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宏观政策的改革,这将有助于收获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提高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市场消费潜力。
五、结语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环境压力等式IPAT[9]的随机形式———STIRPAT模型[10]进行CO2排放影响因素的评估。由于STIRPAT模型考虑了影响环境的人口、经济和能源技术3个主要影响因素,在环境问题的研究上被广泛应用。STIRPAT的原始模型为。为了深入研究我国家庭结构以及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3,7],将家庭结构变量和居民消费变量引入STIRPAT模型中,重新对模型进行改造,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被解释变量I为CO2排放总量。核心解释变量中,家庭户总数和家庭户规模分别用H和HS表示,居民消费水平用Y表示,能源强度用T表示;控制解释变量中,产业结构用IS表示、能源消费结构用ES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外资依存度FDI表示。2)CO2排放量估算方法本文参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的推荐方法对CO2排放量进行测算。由于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CO2占到了碳排放总量的95%以上,而煤炭、石油、天然气是中国广泛使用的一次能源,本文将考虑这三种化石能源所对应的CO2排放量。为精确起见,本文进一步将化石能源细分为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7种能源。CO2排放量的具体估算公式为。式(5)中,i为能源种类,C为CO2排放总量,Ei为消耗的第i种能源的实物量,CFi是发热值,CCi是碳含量,COFi是氧化因子,44/12表示的是CO2的分子量除以碳元素分子量,CFi×CCi×COFi×44/12表示CO2排放系数。3)数据说明CO2排放计算公式中,各类能源消费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取值来源于2008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四,CCi和COFi的取值分别来源于IPCC(2006)和《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模型中影响因素所涉及的数据中,家庭户规模用各地区每户平均人口数表示;居民消费用人均居民消费额表示;能源强度用能源消费量与地区GDP之比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产出占地区GDP的比重表示;能源消费结构用一次能源消费中天然气消费量在总能源消费量中的比重来表示;外资依存度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的比重来表示。各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本文研究对象为1997-2011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不包括)。文中所涉及到的各地区GDP、人均居民消费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均按照1995年的价格水平进行了调整。
2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确认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进行验证。运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拟合,再根据检验结果选择相应的估计方法。表1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CO2排放总量自然对数的回归结果。根据检验结果,模型I~IV的Hausman检验结果分别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调整的R2统计量显示,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说明变量之间的联合解释能力较强。模型I~IV中,模型I只包含了基准模型的四个变量,即家庭户总数、家庭户规模、居民消费和能源强度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了检验模型I的稳健性,借鉴前人的研究,模型II~IV在模型I的基础上依次添加了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外资依存度。根据表1回归结果,家庭户总数的估计系数在各模型中差别不大,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家庭户总数的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单元,导致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上升,从而促进CO2排放总量的上升。从弹性系数来看,家庭户总数的变动对我国CO2排放的影响很大。家庭户规模变量与CO2排放总量显著负相关,说明大的家庭规模有利于CO2排放量的减少。一般来说,家庭规模具有规模经济性,较大的家庭规模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由于家庭户是消费的基本单位,有些能源消费是每户家庭(无论规模大小)必不可少的,如住房、制冷、取暖、家用电器等,这种能源消费受家庭户人口数的变化影响不大,大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费要少于小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费,因而有利于CO2排放量的减少。居民消费对CO2排放总量的影响十分明显,且估计系数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消费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家用电器、住宅以及私人汽车等高能耗商品日益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消费产品的高碳化倾向,导致能源消耗总量和CO2排放总量急剧增加。回归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最重要因素。
能源强度估计系数与CO2排放总量显著正相关。这主要由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大量的能源消耗,仍然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能源利用率不高,技术水平落后,对CO2排放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对CO2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对CO2排放产生了推动作用。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往往要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高很多,尤其是重工业,往往都是高耗能产业。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比重过高造成能源的大量消耗,引起CO2排放量的上升等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能源消费结构与CO2排放总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加大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有利于CO2排放总量的降低。与煤炭相比,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热量值和燃烧效率高,CO2排放量小,是实现我国能源低碳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当前能源技术水平条件下,通过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对于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外资依存度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是负面的。由于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了碳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同时通过加工贸易将高碳产品返销回国内,导致了能源消费需求的增加和CO2排放总量的上升[12]。
3结论
社区居民
体育消费水平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以地域为研究视角,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消费总体水平等方面分析了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认为:女性与男性都喜欢参与体育运动,但在消费观念上,女性比男性节约,使女性整体体育消费水平低于男性;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并不与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成正比;体育消费是文化消费的一种,具有消费能力的层次性;体育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居民消费潜力巨大。
体育消费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按人口平均实际消费的各种体育物质产品和服务(或劳务)产品的数量。本文从地域的角度对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保障其健康的消费行为和理念,同时也可以为城市社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机遇。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长、株、潭三市的各社区中随机抽取了韭菜园办事处、朝阳街办事处(长沙芙蓉区)、金盆岭办事处、城南路办事处(长沙天心区)、麓山南路办事处、银盆岭办事处(长沙岳麓区)、望麓园办事处、伍家岭办事处(长沙开福区)、左家塘街道办事处、井湾子街道办事处(长沙雨花区)、中洲路街道办事处、五里堆街道办事处(湘潭岳塘区)、雨湖路街道办事处、中山路街道办事处(湘潭雨湖区)、宋家桥街道办事处、仙庾镇街道办事处(株洲荷塘区)、建宁街道办事处、五里墩乡街道办事处(株洲芦淞区)、田心街道办事处、清水塘街道办事处(株洲石峰区)天台科技园、金德工业园(株洲高新区)等22个社区,然后在抽取的每个社区中再随机抽取各年龄段的居民进行体育消费现状调查。
1.2研究方法
1.2.1调查法
(1)问卷调查法。根据本课题的研究任务设计了《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现状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2200份,调查居民共分5个年龄段(16—30岁、31—4O岁、41—5O岁、51—59岁、6O岁以上),每个年龄段发放440份问卷,平均每个社区每个年龄段发放2O份。回收问卷1970份,回收率89.55,有效问卷1922份,有效率97.56。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均满足社会学分析和统计学样本量的基本要求。
(2)访谈法。对长、株、潭三市部分社区的居民进行访谈,调查了解了居民的日常消费及体育消费的支出情况;在体育方面花钱是否值得;钱都花在了哪些方面;社区居民的体育态度;影响其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及日常活动情况等。这些内容也是设计本论文普查问卷的理论依据。
1.3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所获得的各项数据,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在性别上存在一定差异,在过去的一年中,体育消费平均在100元以下的女性居民占54.65,男性是53.83,这个比率基本相等.但平均消费100—300元的女性居民与男性居民相比呈上升趋势,体育消费在300元以上的呈下降趋势。男性居民去年的平均体育消费金额为157.85元,而女性的平均体育消费金额为123.96元,见表1。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在“健康第一”的影响下,女性与男性都喜欢参与体育运动,但在消费观念上,女性比男性节约,以致女性500元以上的体育消费的比率是男性的5O,使女性整体体育消费水平低于男性。
2.2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从调查的数据中可知,16-30岁的居民群体在体育消费支出上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居民群体(见表2)。16—30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222.38元,而31—4O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43.25元,41—5O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30.73元,51-59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07.57元,60岁以上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90.67元。
从表2可知,3卜4o岁、41—5O岁的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比率低于51—59岁、6O岁以上的居民,而体育消费支出却高于51—59岁、6O岁以上的居民群体,这说明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并不与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成正比,这种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消费动机造成的。
2.3不同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因为“体育消费尽管也包含少量对物质产品的消费,但就整体而言,它属于服务产品消费,是文化消费的一种”,它“具有能力的层次性”。在物质消费活动中,一般来说只要拥有,就能消费,只是因为,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是人的本能。但体育消费则不同,它要求具有很高的消费能力,即必须具备与体育消费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体育消费能力强的消费者,能够消费多样化的体育产品,而体育消费能力弱的消费者则只能消费浅显、单一的体育产品,这种文化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见表3)。
2.4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总体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看出(表4),年平均体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人群占整个长、株、潭经济圈城市居民的53.65,也就是说:长、株、潭经济圈城市居民群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群每月用于体育的花费低于9元,平均到每天低于0.3元,这个数据令人堪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当前人类健康状况非常严峻,约15为健康者,15为病患者,7O左右的人处于“亚健康状况”,我国近期的调研结果与上述结果相似,且“亚健康状况”的比例有进一步攀升的迹象。处于“亚健康状况”的以中年人为最多,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体育锻炼。
从表中可看出,年体育消费金额在100—500元之间的群体,随体育消费金额的增长数量呈上升趋势,而到500元以上又呈现下降的趋势:年消费在500元以上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8.65%,这一群体在体育产业学中被称为体育高消费群体,虽然这一部分人的比率不高,但是,这足以说明全国性健身运动的蓬勃兴起给体育产业带来的巨大影响。由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快速增长,使他们在经济上具备进行体育消费的能力,随着我国整体消费结构的提升,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追求会进一步提高,并且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经济全球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大,体育消费将会成为人们日常消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统计软件SPSS11.0的数据处理,得出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人均年体育消费的金额为138.92元,而2002年上海居民的人均体育消费就达到了234.32元,这两个数值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这一结论很值得我们深思,应该说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从三市的情况看,长沙市居民人均体育消费的金额为167.64元,株洲市居民为126.25元,湘潭市居民为122.87元,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体育消费成正比关系,经济发达,体育消费水平就高。
国民经济活动按照产品用途可以划分为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类,其中消费又可以分为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居民消费作为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对其他两类国民经济活动具有引导作用,尤其对投资和生产。改革开放以来,在适应消费结构“吃-穿-用”的逐次升级过程中,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实现了升级。本文以山东菏泽为例,论述居民消费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仅供参考。
一、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
世界银行按人均收入分组划分的居民消费结构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衣着类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下降,居住、医疗、教育、交通等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上升。
1.生存消费比重普遍下降。美国、西德、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基本生活(食品、衣着合计)支出比重平均下降了11个百分点,多数国家和地区食品类支出比重下降到30%以下,衣着类支出比重下降到10%以下。
2.居住比重普遍提高。人均GDP1000美元阶段,多数国家和地区居住比重在7%-16%之间;人均3000美元阶段,居住比重则提高到10%-18%,提高1-7个百分点。
3.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比重普遍增加。在医疗保健方面,法国提高最多,达3.5个百分点;在交通和通讯方面,西德增加最多,达8个百分点;在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方面,中国台湾省增加最多,达5.2个百分点。
二、未来居民消费趋势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根据菏泽市“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到2010年人均GDP将达到3300美元。按照目前经济发展速度,在未来十年内,菏泽市人均GDP毫无疑问将超过4000美元,进入富裕阶段。菏泽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是:物质消费的增长将低于服务消费;享受和发展消费比重上升,生存消费比重将进一步降低;各种高档消费品,如住宅、汽车的有效需求上升,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将进一步提高等。
1.消费安全意识增强,绿色、环保产品受欢迎。消费安全意识是指产品和服务应满足消费者在生理健康方面的要求,是近年来随着环保运动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更为理性的高层次的消费观念,是居民消费观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重要特征是各种产品安全标准的出台以及“绿色食品”、“环保家电”“环保汽车”等产品纷纷出现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安全标准一般是强制标准。菏泽市企业要跟踪国际和国家产品安全标准变化,改进产品生产环境、材料、工艺,积极研发安全产品,淘汰非安全产品,避免因产品安全问题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2.信息技术将改变生活和消费方式。信息技术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广泛应用,将造就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生产、生活与交往方式,居民消费方式也将被彻底改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要加大信息技术在生产过程控制环节的改造和应用力度,提高控制精度,降低生产消耗和工人劳动强度;积极改造成套机械、电子等类产品,提高产品性能;强化信息流接收与处理,提高生产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和效率。积极鼓励、支持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高校为依托,大力发展软件产业,为菏泽市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3.教育消费进入质量提高阶段。菏泽市城镇居民教育消费目前占全部消费的7%,比十年前增长1.3倍。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居民对知识需求日益增强,教育将继续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未来义务教育应重点提高质量,改善教学环境,发展特色教育;高中、职业和高等教育应规模与质量并重,降低费用,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并突出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为提高地区人力资源质量服务。积极发展育教育相关的图书出版、计算机教学软件、信息服务等行业,使教育产业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4.旅游消费将继续以生态、观光、度假等休闲游为主体。近年兴起的生态旅游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态需要,菏泽市花卉旅游的迅速发展正是反映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菏泽市依托本地旅游资源,拓宽旅游产品,提高游客半径和滞留时间,带动餐饮、住宿、特色商品经营等行业的发展。
5.服务消费支出将有较大增长空间。当前,许多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早已超过一、二产业产值之和,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也达到70%以上,而菏泽市目前都不足30%,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未来5-10年居民消费将更多投向劳务和精神产品,从而拉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发展第三产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足够的消费群体,如菏泽市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消费群体明显不足。一方面要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吸引更多的居民来中心城区安家;另一方面要逐步培养居民的消费习惯,让居民在闲暇时间不再呆在家里看电视,而要走进体育馆、剧场等。
6.医疗保健需求旺盛。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富贵病和老年病增加带来医疗保健需求加大,特别是慢性病患者增多,导致医疗服务的需求上升。菏泽市医疗单位应积极提高医疗水平,发展专科及特色医疗服务;企业界应强化医药、保健产品生产资源的整合,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产品疗效和知名度。
7.个性化消费趋势日益突显。近年来,展示居民个性魅力、风采的消费品和服务,如时装、珠宝等受到消费者的追捧,消费需求的个性化趋势日益明显。个性消费行为的发展对企业营销方式将产生重大影响,产品设计周期更短,花色、款式更新更快,产品批量越来越小。消费者对企业单方面的诱导日趋弱化,要求按照新的生活意识和消费需求,共同开发能产生共鸣的个性化商品,更多的个性商品和服务将走向市场。
8.奢侈品消费逐步增加。根据有关机构研究报告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年增长率达15%以上,到2015年,我国将登上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巅峰。百万元级的高级汽车、私人飞机、豪华游艇、高级别墅将登场,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发展势头引起欧美的奢侈品制造商们极大的关注。菏泽市应消灭奢侈品生产上的空白。
9.食品消费向营养、保健、方便和休闲方向发展,制成品水平进一步提高,饮食业继续快速发展。菏泽市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年比1996年增加了5065元,用于食品支出增加了614元,即居民收入增加一元,一角二分钱用来增加食品消费,其中6分钱用于饮食业,其余用于食品制成品。目前,居民饮食业消费占菏泽市城市居民食品支出的17%。在发达国家,食品制造业产值是农业产值的2∽3倍,工业制成品占全部食品消费的70%∽95%,菏泽市在食品制成品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都不足45%。
未来居民食品消费的制成品比例将继续提高,粮、油、肉等粗加工食品比例继续下降,食品制造业和饮食业将大有可为。菏泽市食品工业应发挥资源优势,追寻居民食品消费方向,发掘潜力,尽快建立满足居民小康、富裕阶段的产品结构。
三、积极转变企业经营方式,提高捕捉机遇的能力
伴随消费结构转变的还有消费方式的变化。如:消费多元化,使需求变化多端和日益细化;消费个性化要求产品设计时,要更多考虑消费者的要求:消费档次的提高,要求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档次、服务应相应提高。如:在上世纪九十年,白酒行业流行二十元左右的主流产品,菏泽市企业也曾抓住机遇,兴旺一时。现在主推五十元左右的产品,汾酒、仰韶酒等产品又开始旺销。菏泽市企业只有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积极运用市场开发的各种工具,跟踪预测消费趋势,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一)加强专业市场调查研究,摸准市场走向,推动营销观念的转变
目前菏泽市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进行系统、深入和专业的市场调研工作,没有专职市场调研部门和专项市场调研预算,委托专业市场调研机构进行市场调查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企业市场营销整体处于生产观念向市场观念转化的阶段,与沿海地区相差一个或两个阶段。
只有具备一定的规模、成熟的、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企业,才能真正地将企业营销由生产观念、产品观念转变为市场观念,并接受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观念,将市场调查作为企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增强质量和创新意识,提升产品档次
从小康向富裕阶段的居民消费,消费的产品档次逐步提高。如:居民在”行“方面经历了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向摩托车、汽车的变化,衣着消费则经历了布料加工和成衣为主阶段后,转向以时装、名牌、休闲为标志的新阶段。在诸如此类的转化过程中,都伴随着产品档次提高的过程。
从目前情况看,菏泽市企业界对产品档次偏低的状况缺乏足够的重视,尤其是轻工行业。对轻工业产品调查显示,居民和商户认为菏泽市产品档次偏低的比例高达80%和60%。提升产品档次的途径有很多,主要有:
1.提升原有产品的品质,强化产品功能,丰富产品体系。菏泽市产品结构基本上是温饱阶段建立起来的,过于老化,不能够适应小康阶段和富裕阶段居民消费的需要,多数产品市场处于萎缩状态,企业陷入不景气。如酿造厂生产的酱油、醋等产品,二十多年来,也仅仅把散装改为袋装而已,与乡镇、个体企业陷入恶性竞争,市场价格维持在0.9∽1元(350克袋装)。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如”加加“、”海天“则不断提高品质,不断加入其他营养元素,形成专用、细化的产品体系,加之有效的产品促销,占领了菏泽市中高档酱油市场的很大份额,售价相当于”风帆“酱油的五倍以上。老产品有没有提升品质的需要,要看这类产品在整个消费市场处于的状态,即处于扩张、维持,还是处于萎缩状态。如果处于前两者状态,则还有提升的必要。超级秘书网
2.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外企业管理的经验,企业用于研发的比例一般不应低于销售收入的3%,否则企业就缺乏长远发展的能力;如果低于2%,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将被淘汰。
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从产品结构调整入手。从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几个标志来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百元级的”三大件“是温饱阶段家庭消费重点;八十年代,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千元级”三大件“成为居民消费的潮流;九十年代,空调、摄像机、电话、电脑、手机等成为城市居民消费新宠。消费热点产品不仅改善了消费结构,而且有效的改善了生产地区的产业结构。
3.积极创建名牌产品,提供完整的产品服务名牌商标蕴涵并传达着企业从产品设计、生产、管理、销售、售后服务、企业文化等全方位的信息,名牌商标就如同企业的”脸面“,它是企业机体运作功能的综合的、整体的反映。根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小康阶段是名牌产品的成长期,居民对名牌产品的认识逐步加深;进入富裕阶段,名牌产品在居民的消费和思想中逐步成熟,进入品牌忠诚期。
菏泽市2002年实施名牌带动战略以来,鼓励企业积极争创名牌,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奖励获得名优产品称号的有功人员及集中推广宣传经费的补助。2005年底,菏泽市拥有省级以上名牌产品生产企业11家(11种产品),其中”中国名牌产品“生产企业1家。但从整体上看,依然没有改变菏泽市企业不注重自身的宣传,市场知名度偏低的通病。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中,菏泽的产品广告寥寥无几,特别是在国家级和省级新闻媒体上更是少见。在国际上,产品广告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的5--10%,某些产品可以达到20%或30%。菏泽市轻工企业广告投入占销售收入不足千分之一,少的非常可怜。
4.要有冲击中高档市场的勇气。开拓高档次市场和国际市场历来是大企业和大公司的重点,虽然初期企业经营可能比较困难,但可以使企业产品档次、经营观念和管理水平处在较高水平上,容易在消费市场树立企业及产品形象,尤其是企业在经营上容易跟踪市场的发展趋势,对企业今后的发展非常重要。
(三)把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作为地方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论述了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的道理:一方面,”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马克思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消费为国民经济的循环提供最原始、最强大的动力。
发展地区经济必须更充分、更有效利用消费提供的强大动力。怎样才能利用消费的动力呢?
首先:强化地方市场建设,吸引资本流入。目前,吸引外资的政策重点是土地出让、税收减免等方面,而对本地市场档次和市场容量建设重视不够。从国际上看,美国的西方发达国家,无论在人力成本、市场竞争程度等投资环境比中国、印度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要高,但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入依然十分强劲,吸引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资本,产生了所谓的资本倒流现象。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群体的扩容是市场建设必须得到强化的因素。
【关键词】消费支出;食品;农村发展;主成分分析;数据分析
0 前言
近年来,由于全国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目的政策,加大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力度,多措并举的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克服了金融危机和严重干旱等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得全民农村经济保持了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农民现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消费水平继续提高。但农民消费水平依然偏低,并且农民的消费结构不合理,局限于食品类等生存基本需求品,在衣着装饰等方面的消费极少,而影响农民消费水平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收入。本文通过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分析来更有力的了解农村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从而能够为以后的发展提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数据说明
国家数据网采集的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如下:
表1 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单位:元
2 主成分
2.1 主成分原理概述
主成分分析是考察多个定量(数值)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是研究如何通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解释多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结构,其功能在于简化原有的变量群。这些综合指标是原来指标的线性组合,我们称之为主成分。通过这种方法主成分分析常被用来寻找判断某种事物或现象的综合指标,并给综合指标所蕴藏的信息以恰当解释,以便更深刻的解释事物内在的规律。
2.2 主成分分析确定的一般原则
在主成分分析中希望用尽可能少的主成分包含原来尽可能多的信息,有以下几点原则:
(1)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2)特征根;(3)综合判断。
2.3 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步骤
在实际操作中,主成分分析主要是按照如下的步骤来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的。
第一步:对原p个指标n×p个原始变量标准化。目的是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在数量级上或量纲上不用而产生的影响,以使每个变量的均值为0,方差为1。变换标准化的公式为:
x■■=■,i=1,2,...n;j=1,2,...,p其中,■j=■■xij;
Sj=■,j=1,2,...,p
第二步:根据数据的标准化矩阵建立各指标的相关相关系数矩阵:
R=■X■X■ (1)
其中R为对称矩阵所以取其上半矩阵即可。
第三步:求出协方差矩阵R的特征根λ为■1≥■2≥…≥■p>0与因子负荷量的估计矩阵■=(■ij)p×p,从而得到标准化变量的主成分表达式:
■■■=■■■X■=■■X■■+■■X■■+…+■■X■■,j=1,2,...,p
第四步:求出方差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
e(j)=■=■,me(j)=■=■
第六步:确定主成分和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结合专业知识给出主成分蕴含的信息,给予恰当的解释,并利用它们来判断样本的特性。
3 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分析
在前述消费支出数据中,表1的数据对判断农村居民的消费侧重方向有着重要的价值.数据分析报告如下。
3.1 数据的标准化
首先对x.mat文件进行原始数据的导入,然后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用自定义函数stand求标准化后的矩阵;X0=stand(x)。
3.2 不同指标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
利用3.1中所求出的标准化矩阵X0来求相关系数R;直接调用Matlab中的cov函数本文中取R=cov(X0);得出的相关系数为表2。
结论:
(1)从表中我们了解到了各指标的相关度的大小,8个指标之间有高度的正相关性。
(2)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可能有复杂的规律,有必要做进一步实验研究以确定这种规律。
3.3 不同指标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分析
利用3.2中所求的相关系数R,直接调用Matlab中的eig函数求特征跟和单位正交化特征特征向量[V,D]=eig(R);其中D为特征值V为因子负荷量矩阵;利用函数求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表2 农村居民各消费的相关系数
表3 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
结论:由表3各指标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可以看出前两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7.17%,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主成分1、2占农村居民消费的比例较高.因此我们知道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有高度的相关关系.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农村居民的消费整体有了提高,可主要集中在衣食住,即使食物较以往降低了,可见农村的消费还是比较保守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