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因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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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教学策略；学习效率；建议

一、问题分析

虽然有许多关于教学策略研究的书不断出版，但与学习效率关系的研究却相见不多。那么除了教学策略成功的运用，究竟还有哪些因素需要我们加以综合考虑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层面。我们教师在课堂中所讲授的知识，如果与生存技能没有关系或者关系甚少，那么学生就可能不会理会教师教什么内容，他所关心所想的却是与他生命和前途息息相关的事情，那么在这样情况下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学生所处的小区环境也是我们要加以考虑的，如果小区人人讨厌上学，把读书当作最无聊的事，那么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学生的学习动机就会大大削弱，或有可能根本就不想读书。因此，我们教师事先不了解这些，在教学中没有注意到这些，那么不管我们的教学策略如何的完美，对这些学生来说始终是无效的。

其次，学校与教师的角色同样不可忽视。学校领导间、教师间、教师与学生间及领导与教师间的关系的融洽程度，都与学生息息相关，良好的和谐氛围能为我们成功的教学策略的运用起铺垫作用。反之，如果学校里面充满的是利益纷争与欺骗，领导间不团结，领导与老师间不团结，老师间不团结，那么学生的注意力就会发生偏移，这样的环境之下的学生就会讨厌这种学校环境而想逃避现状，那么学习效率不用说也是相当低的，或者是无效率，甚至是负效率。因此学校的团结互助，无形之中就为学生树立了一个有力的榜样，学生就会情不自禁地紧紧凝聚在以班主任老师为核心的小集体中，处处从集体出发，处处关心集体。这样才会对学习充满浓厚的兴趣，斗志昂扬。这样状态下的学生学习效率是毋庸置疑的，教学策略才会成功的运用。

第三，家庭和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面对的学生一出生就是在家庭这个小环境中逐渐成长，他所接触的第一环境就是家庭，第一个人物是父母，社会关系的体现也在父母，所以父母的言传身教，无一不对孩子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对孩子的未来成长与成功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父母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情感上都要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免使其注意力发生偏移，更甚者影响其健康心态的形成。因此，我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到这些学生的具体情况，区分加以对待，学生的学习才会有效率。

最后是学生本人的学习态度。态度决定一切。那么学习态度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首先是道德品质。道德品质高尚，抗挫折能力就强，能正确的分析、对待自己。其次是智力，这就要求我们多给他们机会加以锻炼，激发他们的潜能。再次是身体，健康的身体是有效学习的前提条件，有了好身体才能每天充满活力，精神焕发，才能认真地投入学习。这要求我们正确加以引导，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四是美，这要求有一颗爱美之心，有欣赏美的能力，同时也要有创造美的本领。心中充满爱的人才会珍爱自己、关注别人、集体及国家。第五是动手能力，劳动能培养人的积极观念，能锻炼身体，也能起到放松身心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我们能达到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后就是心理健康，健全的心态是每个人必须要具备的，有了好的心态，才会认真对待，不懈地去完成，这样才会有所成就。总之，学生的个人素养在学生学习效率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求我们老师要有个全面了解，在教学中能明察秋毫，及时加以矫正，否则整个教学就就无法施展开，也就是无用之功，更谈不上高效率。

二、 建议

为了能使教学策略与学习效率呈正相关，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社区参与教育。即学校所在地居民参与学校教育过程。这样一方面对学校机制的运行进行监督，促进其运行中的透明、公正、公平，民主的进行招生与考试，以生为本，以校为本，真正做到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源共同办教育，以改善学校的软、硬件设备，中国抗战时期的教育经验就是如此。这样人人参与，人人管理，真正做到学校与社会、家庭融为一体，充分调动社区人民的积极性，同时学校的教育走出校门，指导他们的生产、生活，有效的组织他们进行学习，提高其文化修养，以便更能有效地参与学校的工作。

其次，需要教育。真正成功的教学应该使学生产生无穷的需要，只有学生有需要的渴望，渴望畅游于知识的海洋，有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才会全心身的投入，才能在学业上取得理想成就。这要求我们在教学中要充分创造最近发展区，进行前景教育，使学生不断地探索知识的奥妙，憧憬着美好明天，为了要达到胜利的彼岸，必须学好知识，练就过硬的本领。同时要不断地创设问题情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其学习的兴趣，在不断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产生对学习的无穷乐趣。

第三，健康教育。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生理主要是身体健康。健康的身体是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健康的身体使人每天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只有如此，才能有精力投入学习。心理是指个人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兴趣、爱好、动机及性格等。有健康的心态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因此要求在课堂内外开展多种有益的活动，帮助学生竖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培养良好的兴趣与爱好，形成乐观的、积极向上的人格，因势导利，帮助其能正确面对挫折，学会分析问题，取长补短，最终实现人生价值。

第四，教师要具备“自我概念”与“同理心”［4］。老师心中始终要把学生当成一个特殊体，各人由于出身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知识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不能以统一的标准去评价，而要以多元的、欣赏的眼光去面对、去引导，帮助其形成、完善人格，最终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同理心”就是我们教师要有一颗公正、民主平等的心，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克服以先入为主的、理所当然的、或偏见的、歧视的观点。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能从学生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或者用他们的语言进行教学，这样的教学无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也是最成功的，这也是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的一种表现，更能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与欲望，促进教学的顺利进行。

第五，创设和谐的人文环境。学校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创设一个充满温馨与希望的校园人文环境，让每位生活其中的老师与学生处处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怀，天天能听到欢声笑语，时时能看到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耳濡目染，学生会自发的进行学习，学习态度端正，动机明确，效率自然也高，即使没有好成绩，其人格是健全的，人生态度是乐观的；其次要注重素质教育，我们的教育不仅仅为了升学率，更要为了学生未来的发展，长善救失，注重学生多方面的发展，给予或创设学生多种发展的机会，给他们竞技的平台，展示自己的舞台，因势导利，最终实现自我。（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参考文献

［1］ 袁振国主编、周军著《教学策略》［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 李晓文、王莹编著.《教学策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第2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旅游收入；偏相关分析；灰色关联分析；河南省

DOI：10.16315/j.stm.2016.03.013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志码：A

旅游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影响其发展的各因子及其之间关系复杂，层次分析、线性回归和时间序列及其综合等传统研究方法很难辨别出全部因素和因素间作用，使用能够全面反映各因子间相互作用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更适宜。灰色关联分析用于旅游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归类与具体化影响区域旅游经济的影响因素，如资源和需求双视角的19指标、福建省旅游经济发展的7支撑因素、山东旅游产业发展6类14指标等。可见，现有研究提取影响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因子的常见视角是资源禀赋或市场需求，影响因素已由最初的无所不包（全面性）指标体系转向核心指标或典型因子。河南旅游资源丰富、市场广阔，旅游经济发展迅速。旅游业已成为河南省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新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河南省旅游业的结构升级、空间差异演变、定位发展、竞争力评价等虽被重点探究，但是尚未关注河南旅游业发展影响因子。本文借鉴相关研究运用偏相关、灰色关联动态等方法层层判识河南旅游发展影响核心因素，识别带动河南省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因素，从而为河南省旅游业提供决策依据。

1研究区概况和区域旅游收入影响因素判识模型构建

1.1河南旅游发展特征

研究区位于中国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东与安徽、山东接壤，西邻陕西、北界河北、山西，南临湖北，界于31°23′N～36°22′N，11°21′E～116°39′E之间，省域面积16.7×104km2，占全国的1.74%。处于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地带，地形复杂，山地、丘陵、平原等类型众多，地势由西向东呈阶梯状递减；北、西、南三面分别有太行山、伏牛山环绕，间有断陷盆地，东部为平原。研究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河秀丽，造就了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嵩山、云台山、黄河等名山大川纵横，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宋都御街等人文旅游资源享誉海内外。因地理区位居中和居于全国人口分布的“重心”，使河南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客流的稠密性等过渡性特征。

1.2区域旅游收入影响因素判识逻辑及其模型构建

1.2.1测量指标遴选

旅游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和不可移动性特征，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在早期发展阶段，旅游业发展依赖于旅游资源的禀赋状况，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区域获得了快速发展。随着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良好的客源市场和优越的交通条件成为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因子，即市场逐渐成为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驱动力。河南省旅游业处于资源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型的过渡期，因此指标选取从地理学和经济学（旅游市场）双视角遴选旅游收入的影响要素，既要考虑从资源禀赋角度阐释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又要兼顾旅游市场视角分析旅游客源地的外推力（地区文化差异、景观差异、经济差异等）。通过以上分析，结合数据可获性并参照相关研究，以旅游业总收入作为参考变量，选择经济支持因子、旅游接待因子、环境资源因子、旅游交通因子、软环境和旅游需求等6个一级指标因子20个二级指标因子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河南省旅游业经济发展影响因子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2.2测量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是邓聚龙教授1982年创立，从事物内部及参数去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确定问题的新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基于对应序列曲线几何形状测度不同序列之间的相似程度，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程度就越大，主要步骤包括：

（1）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由于各指标原始数据的量纲（或单位）各异，因而必须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变换消除量纲化的影响，以转换为可比较的数据序列，方法如式（1）：

其中：i为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二级指标；k为不同的时刻数。

（2）指标数据间的灰色关联度。关联度反映了2个被比较序列某一时刻的紧密程度，且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关联越紧密；反之越小。其中，ξ为分辨系数，其含义为消弱最大绝对差数值太大而引起的失真，提高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且ξ∈（0，1）。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取ξ=0.5。

2旅游收入核心影响因素判识

2.1影响旅游收入因素的主因素甄别

第3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英语课堂教学；焦虑；对策

笔者今年从事高一年级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发现很多学生在课堂上难以开口，无法用英语进行交流，产生交流恐惧。英语成绩难以较大提高。高一学生受中考应试教育强化训练的影响，一时难以过渡到高中英语学习的新阶段，在课堂上表现出对英语学习的种种焦虑。笔者使用第二语言焦虑量表(量表的制作参考相关心理学教材加上本校学生的特点)对高一年级四个班2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其结果分析：英语课堂焦虑与英语学习成绩呈显著正相关。被试英语成绩越高，其英语课堂交流畏惧、考试焦虑、负评价焦虑值越低。相反，被试英语成绩越低，其各种英语课堂焦虑值越高。

一、焦虑的几种类型

按心理学定义，一般认为焦虑是指个体由于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或不能克服有威胁的障碍，使得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或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态。语言学家使用“焦虑”来形容人们在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时常有的紧张担忧害怕等情绪体验和忧虑的状态。针对英语课堂环境下的学生而言，常见的焦虑可分为三个方面：交流畏惧、考试焦虑和负评价焦虑。

交流畏惧具体表现是尽量避免用英语表达一些较难的信息，即使表达，也是勉强，或吐字不清，表意含糊；或发音不准，语法结构混乱，课堂上不敢回答教师的提问，避免与教师眼光接触，把自己置身不为人注意的位置。对性格内向的学生使用英语交流的困难就更大。WWw.133229.cOM

总之，交流畏惧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堂上其行为模式是交流回避或退缩，成了学习英语的“绊脚石”。

考试焦虑是学生在经历了很多失败，而过度回忆自己失败的经历使焦虑程度上升，以至于在考试中产生负面不相关的影响。学生考试结果远低于事先预期值，使学生无法满足自己的安全需要，自我尊严受到威胁而产生考试焦虑。

负评价焦虑指对他人评价的担忧，对评价场合的逃避以及对可能面临的负面评价的心理期望。较低的期望可能会伤害个体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个体为即将发生的行为不良后果而担忧。如英语发音不准口语差的同学易在课堂上暴露自己的缺点，对自我形象构成了威胁，导致学习者严重焦虑，本能地崛起了心理屏障，以沉默来应对课堂练习，严重者甚至对整个外语学习产生排斥心理，阻止外语的输入，造成学生学习外语的动力和信心减退，形成学习上的恶性循环。相比之下，口语好的同学会引起同学的羡慕和教师的赞美，产生成功的自豪感，形成良好的自我形象，会激发学习动力，增强学习信心，并进一步提高学习效果。

外教期望中国学生能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在课堂上表现积极主动，展示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想法。而中国学生很少主动发起讨论，而且他们避免引起新的话题，很少质疑教师，即使有问题也很少去问。长期以来，我们的英语教育一直强调以教师为中心，重视课堂语言信息的输入，关注学生英语学习成绩的提高。不重视学生的情感教育，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他们的心理情感因素对英语学习的巨大作用。学习者才是学习过程的主体和核心，教师不但要注意对学习者的心理情感因素的培养，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调整和满足学生的情感因素的需要。只有学习者减少了不利于学习的情感因素才能接受更多的语言信息的输入，教学效果才能提高。因此，教师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焦虑产生的原因入手，想方设法探视避免、减轻、消除学生学习焦虑的方法和策略。

二、启示与建议

1.改变语言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改正教学态度，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语言教学由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由知识传授为重点转向以学生的体验和知识转化为能力为重点。在语言教学中学生是主体和中心，教师是组织者是语言输入的提供者。成功的课堂交际离不开和谐的课堂环境，教师应为学生创造不带威胁的语言学习环境，融洽的情感能创造一个轻松自在的思想交流氛围，融洽的情感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根本。教师不仅要成为语言知识的传授者、指导者和语言活动的组织者，而且要成为学习者心理恐惧和情感焦虑的消除者。语言教师除了具备扎实的业务能力外，还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能洞察出学生的情感需要。教师积极创设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课堂心理氛围，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集中精力，思维敏捷，记忆增强，心理能力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教师可以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及时鼓励，增强他们的信心。

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表明：人的信心受遗传因素影响只是很少一部分，而教育和环境对个体自信心的形成与增强有着基石的作用。因此，教师要尽量消除引起学生课堂焦虑的源头，为学生的课堂参与创造更为宽松有利的环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学生自主性是学生支配自己的学习以满足学习愿望的能力表现。在发展和训练学生的自主性时，教师的情感具有权威性。学生往往把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经历的感情和感受当作评估自己的标准，当感觉自己是群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时，学生就会产生有价值的感觉。

2.使用情感策略和教学策略有效改善课堂气氛，有效地降低英语课堂焦虑程度

教师的课堂行为态度而直接影响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教师良好精神状态、爱心、微笑的面孔、柔和的话语、鼓励和欣赏的眼光都能让学生在课堂交际中有充分的安全感，让他们放松，更有自信。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要给予肯定的评价，容忍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犯错误，因材施教，对学生提出更现实的要求。对缺乏自信而引起的课堂焦虑的学生，教师应对症下药给予他们成功的机会。当他们发言时，教师要以微笑欣赏的表情去倾听，当他们答对时教师要及时表扬，对他们的进步加以肯定。即使他们出错时，教师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要看到回答中积极的部分，抓住亮点给予鼓励。当学生在回答问题过程中有困难时，教师不能袖手旁观，要顺学生的思维给予提示或“递词”或“递话”，让学生能较完整顺利地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让学生享受到成功。

课堂焦虑与学习内容的难度关系很大，教师要了解高一学生的英语水平、学习态度和认知能力。了解高一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词汇的掌握.、语音的标准程度、语法的规范以及对英美等英语国家基本文化常识的掌握)，教师应把握好教材内容和控制难度，做好新旧知识的过度，及时理解学生的反馈信息，对学生做好正确的评价，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精心准备每节课。既要满足学生的探索心理，又要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比如，课堂提问难度大，超出学生的知识范围和思维能力，学生只好望而却步甚至放弃。教师的提问要明确不能模棱两可，问题难度由浅入深，多半应是开发式的问题，让学生有话可讲。等先进的教学方法，对消除学生课堂退缩性问题行为大有裨益。

教师可很好地利用全班活动、师生活动、小组活动、同伴活动、个人活动、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等形式有利于减少焦虑感，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进行思想、学习体会交流，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学习者在交流过程中增加了听说的机会，尤其是害羞和内向型的学生能够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教师要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提供安全、轻松和和谐的环境，用微笑和关爱多肯定学生的长处和进步，让学生体验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成功喜悦感，增强自信心。

英语课堂焦虑是影响其英语学习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产生的原因深受文化背景、中国人外语学习特点以及学生个人差异的影响。因此在中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从文化背景入手，注重学生的个人差异，把降低学生的课堂焦虑当作教学目标之一，创造轻松活泼的课堂气氛，帮助学生树立学好英语的自信心，从而提高其英语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1]郝若平.英语成绩与成就动机、状态焦虑的相关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2).

[2]黄蔷.中学生外语焦虑研究——以全国英语高考成绩为例[j].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基础英语教育)，2003(1).

第4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笔者以2006年～2010年中国31个省域的数据为基础，进而用SE-DEA模型对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进行测度，然后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企业研发投入、企业规模、产权结构、企业绩效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效率有效的省份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发展不够均衡；研发效率的提高逐渐依赖于研发资本投入；企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与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呈正相关关系；企业所有权结构与研发效率逐渐呈现负相关的趋势，即非国有企业更有助于研发效率的提高；企业绩效与研发效率呈现负相关趋势；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差距逐渐增大，研发溢出效应明显。

关键词：R&D效率；大中型工业企业；超效率模型；空间计量模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9YJC63020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技术创新与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心项目（11JDJS02YB）；教育部省部共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课题（09JDSM11YB）

作者简介：胡洪力（1973-），男，河南永城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创新方面的研究；李晓（1987-），女，山西永济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19-06收稿日期：2013-02-27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水平的提高，研发对企业技术创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R&D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成为衡量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投入力度的重要指标。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投入强度由2005年0.76%增长到2010年的0.93%，呈持续增长趋势。可见，大中型工业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推力量，已经充分意识到研发活动的重要性。但是，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秋季报告却显示，当前中国工业既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老问题，又面临市场变化、政策调整等新情况，形势十分复杂。可见，面临这种状况，除了要加强工业技术引进的强度，更重要是如何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是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单方面增加研发投入是不一定会产生有效技术效果的。可见，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当中，不仅要注重创新资源的总量投入，更要注重效率问题。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现阶段着重于对研发能力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关注研发效率，研发效率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目的是得出投入和产出的最优化，以利用最小的研发投入得到最大的研发产出。

就现有文献来讲，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研发效率进行深入分析。已有学者证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提升缓慢，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两极分化很严重。在此基础上，众多学者在研发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从现有文献看，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内部因素是企业可控的，由企业自身原因造成。学者们对于内部影响因素存在的争议较少，主要包括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Jefferson（2006）和Frantzen（2000）、Adams（2003）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对研发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外部因素是由外部环境间接造成的，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产权结构、企业绩效、外商直接投资、市场结构以及政府投资等因素。学者们对于企业规模与研发效率的关系普遍持不同的观点：Galbraith认为大企业在人力、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同时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较强，因而最有利于激励研发活动。Chen 和 Chien等、Acs 和 Audretsch以及戴魁早（2011）等人也认为大规模企业有利于研发效率的提高；产权结构由于组织运营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研发效率。大部分学者都赞同非国有企业有利于研发效率的提高，例如张海洋（2008）等。现有文献关于企业R&D效率空间溢出方面的文献比较少，比较普遍地忽略了研发活动的空间相关性和创新行为的空间效应，所以有必要有更多的文献来研究空间因素对于研发效率的影响。

二、指标选取及模型设定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的研究样本以中国（除存在数据缺失的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年限限定在2006年～2010年。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企业研发产出指标和产出指标作为影响研发效率的主要指标，对于研发效率的测算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经过仔细斟酌和选择，主要采用如下指标来测算研发效率，具体如表1所示。

影响企业R&D效率的因素有很多，根据现有文献以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选取研发资本投入、研发劳动投入、产权结构、企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绩效来衡量研发效率的影响因素。

（二）模型构建

1.测度 R&D效率的SE-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 & Cooper提出来的一种评价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相对业绩的系统分析方法。该模型主要应用在对选择投入产出指标以及相对效率的测算和排名上，由于计算得到的有效DMU往往不止一个，因而很难区分有效DMU的效率高低。针对该情况，Andersen和Petersen于1993年提出了一种改进的DEA模型――超效率DEA模型。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决C2R模型可能出现多个决策单元相对有效但无法排序的问题。超效率DEA的表达式如下：

其中s+和s-分别是松弛变量，x0和y0分别表示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向量。T表示决策单元的效率值。λj为第j个决策单元DMU的组合比例。

2.空间计量模型

在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时，一般必须先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来确定空间效应是否在发挥作用。如果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则需要将空间效应加入模型分析框架中，并采用适合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分析。要检验空间自相关性是否存在，通常用的方法有：Moran’s I指数、Geary’s C比率和Getis指数。

在构建空间回归模型时，首先要构建基本理论模型，在实证文献中，分析技术创新及研发活动最有影响力的方法是知识生产函数（KPF），本文根据修正后的知识生产函数，再加上Romer内生增长模型的思路，然后引入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最后构建的模型如下：

其中，C表示常数项，INN为各省每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效率，α，β，φ，η，γ，θ分别表示研发资本投入、研发劳动投入、企业规模、产权结构、企业绩效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弹性系数，i表示省份，t表示时期，误差项ε表示其他未观察到的影响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的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

（一）R&D效率的测度

结合模型1和研发投入产出指标，本文选用Lindo软件对2006年～2010年中国省域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效率进行测度，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2006到2010这5年间，研发效率总体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只在2010年有所回升； 从图1也可以看出，2006到2010年5年间，研发效率排名前5位的省份中，海南和广东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其次是上海、山东和天津3省市。可以看出，高研发效率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排名后5位的省份主要集中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和黑龙江地区。

此外，经过5年的发展，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有效的省份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006年到2010年期间，研发效率有效的省份所占的比例呈增长趋势。

（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本文利用2006年～2010年中国31个省域的R&D效率数据对中国各省域的R&D效率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表5为2006年～2010年中国各个省域R&D效率（对数）的Moran’s I指数。2006年到2010年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除了2009年不显著以外，其他四年的Moran’s I 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效率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但是总体上而言，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规律性的，表现为某些区域在空间上呈现集群现象。

我国高R&D效率集群省域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分别是海南和广西；低R&D效率集群省域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青海和甘肃等省区。且经过5年的发展，低R&D效率集群区有向东部扩张的趋势；高R&D效率集群保持稳定，目前还没有向东部沿海地区集群的趋势，说明东部沿海地区虽然研发效率有所提高，但是集群现象却不明显。

（三）回归分析

已经证明中国各省域R&D效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所以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应该将空间因素考虑到空间计量分析模型中，并使用Geoda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如上表所示，在加入空间因素以后，模型的拟合度提高了很多。通过对比2006和2010年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研发资本投入变量（RDIN）在2006年与研发效率呈负相关关系，从2010年开始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结果却不显著。赵红等（2011）对重庆制造行业自主创新效率进行分析也得出同样结论；相反，研发劳动投入变量（HK）2006年回归系数为正，到2010年则为负，这说明我国研发劳动资本投入变量的产出弹性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研发产出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研发资本投入。

（2）企业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规模越大，能够提供科研活动的资金就越雄厚，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研发效率的提高。周立群等使用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数据对企业规模和研发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企业规模越大，在研发创新中占有的优势越大。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最初进入本地工业企业时，会因为有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但不能否认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研发效率提高的一大重要因素。张海洋（2008）也认为FDI是促进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重要因素，对研发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企业绩效变量表现出与研发效率的负相关作用，这和张海洋（2008）得出的结论一致。这说明企业如果经营绩效好的话，有可能会缺乏对市场的敏感度和企业自身危机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缺乏对于研发活动的关注度和重视度。

（3）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分析，2006到2010年，SLM和SEM回归分析中ρ和λ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即研发空间溢出的效应为正，说明空间邻近溢出效应对我国省域R&D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邻近省域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在自身研发过程中，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其他同行企业产出空间溢出效应，从而有利于该区域研发效率的提高。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5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生育率；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1.绪论

人口学原理上，通常以时期总和生育率（TFR）为2.1的参考标准来判断生育率与生育率更替水平的比较，更严谨的统计参照值则是妇女净再生产率等于1。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快速下降至1989年的2.24，在20世纪末已经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进入了低生育率水平的后生育转变时期。对于我国人口生育率这一系列的转变，众多学者进行了各种研究，主要认为这一系列的转变一方面与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国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受到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此，本文选取湖南省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生育率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及指标选取

生育率的转变是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文将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因素划分为经济社会因素和人口学因素两大类来进行分析，构建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

上述方程组中，式（3.1）是结构方程，表达模型假设的外生潜在变量和内生潜在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表示内生潜在变量，表示外生潜在变量，表示内生潜在变量对其自身的效应系数矩阵，表示外生潜在变量对内生在潜在变量的效应系数矩阵，表示由误差项构成的向量。式（3.2）和（3.3）是测量方程，分别规定内生潜在变量和内生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外生潜在变量和外生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表示观测变量与对潜在变量和对应的回归系数也称因子载荷矩阵；则表示观测变量和对应的测量误差。

3.1.2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湖南省13个地级市和1个自治州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2000年的数据计算得到经济社会因素指标、人口学因素指标以及总和生育率，构建湖南省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模型拟合分析经济社会因素和人口学因素对生育率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3.2 实证分析

3.2.1 结构方程模型的设定及拟合

将湖南省生育率受到经济社会因素和人口学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设立如下：

指标变量“2000年女性就业比（24）”和“2000年已婚育龄妇女比例（）”从其指标意义上来说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变性，因此将这两个指标变量的测量误差变量设成有共变关系，即在图中用弯曲的双向箭头将和连接起来。另外，由于“生育水平”是一个单指标潜在变量，即对应的只有一个指标，不能同时估计因子与指标的关系和指标的误差方差。在此，结合本文理论模型含义，将潜在变量“生育水平”指向观测变量“总和生育率（）”的载荷系数设定为1，“总和生育率（）”的测量误差值设定为0，即图形中“”项可以删去。

3.2.2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的说明

1）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估计值表示的是潜在变量每变动一个单位，其观测变量会相应地上升或下降多少个单位。根据上表，以0.05为显著性的判断标准，人口学因素中的观测变量参数不显著，可能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受到获取资料的限制，一方面无法得到更有效的代表人口学因素的指标；另一方面是代表人口学因素的指标不够全面。

2）因子得分权重估计结果

根据Amos软件输出结果，本文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得分权重如下表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因子得分权重值越大，则表示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影响越大。从表中可以看出：（1）“经济社会因素”在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负载较大，“人口学因素“在指标节育率”上负载较大。（2）“人口学因素”在表示人口因素指标上的负载相对较大，在表示“经济社会因素”的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负载也较大，说明经济社会因素通过人口学因素对生育率产生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个指标上。（3）总体上来看，2000年湖南省经济社会因素和人口学因素的所有外生观测变量对当年生育水平影响大小排序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节育率>已婚育龄妇女比例>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女性就业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直接、间接及总效应

结构方程模型的输出结果显示了经济社会因素和人口学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程度，其结果见下表：

根据上表显示，经济社会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产生的直接效应为-1.141，间接效应为0.468，即经济社会因素每提高1个单位，总和生育率会下降0.673个单位；人口学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直接效应为0.632，即人口学因素每提高1个单位，总和生育率会上升0.632个单位。

4.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已经结束但是具体调查数据还没有进行公布，本文中选用的是2000年的数据资料，在时效性上存在一定欠缺。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来对本文得出的结论做出检验以及完善将是后续的研究工作之一。

（2）由于各市及自治州关于人口生育方面的数据资料并不全面，因此在选取反映人口学因素的变量时受到一定限制，从而导致在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过程中人口学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获取更为全面的统计资料，选取更恰当的变量以及将遗漏变量重新纳入模型中进行拟合，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64-72.

[2]顾宝昌.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J].中国人口科学,1987(2):2-10.

[3]林富德.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1987(1):15-21.

[4]王金营等.中国各地区妇女生育水平差异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人口,2005,20(2):

第6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登报的1989年中国市、镇、县分年龄的年中妇女人数（15~49岁）和198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中国市、镇、县分年龄育龄妇女（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及分性别组成的双生子对数。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行较为严格的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管理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城乡之间以及都市和城镇之间不论在经济状况、居住环境、生育观念以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他们属于不同社会经济状态的群体。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本文所选用数据为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第二种口径统计的数据。2.研究方法生育事件和生育结果都可以用来描述生育量。人口学上一般将生育率定义为每1000个育龄妇女的全年生产活产婴儿数。这是从生育结果定义生育率。由于本文考察的主要是生育胎数，而不是生产婴儿数，即关注的是生育事件，所以本文的生育率指的是胎生育率。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生育数据中，提供的是1989年育龄妇女全年生产的子女数及双生子对数。假定每次生产只有单胞胎和双胞胎两种类型（三胞胎及多胞胎类型极为少见，忽略不计），可将各个年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换算成生育胎数。即生育胎数为生育子女数减去双生子对数。

二、市镇县育龄妇女分年龄的生育率与双胎出生率

1.育龄妇女、生育胎数、双胎数的年龄分布育龄妇女、生育胎数和双胎数是决定生育率和双胎出生率的三个重要参数。各年龄组育龄妇女人数主要是由该年龄组女性的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共同决定的，它与人口的总体年龄结构有关。生育胎数和双胎数是育龄妇女的衍生参数，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1989年的育龄妇女都是1974年以前出生的，当时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成长性结构分布，这一特点在1989年年中妇女人数的年龄分布上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从表1可以看出，育龄妇女随着年龄的增加，其百分比分布呈明显单调下降趋势，其中死亡率的年龄特点加大了下降的幅度。而生育胎数则是由育龄妇女人数和生育率共同作用的结果，20~24岁育龄妇女的生育胎数占到总生育胎数的一半以上，20~2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胎数达到总生育胎数的80.4%，这是妇女生育最旺盛的年龄阶段。虽然双胎数的年龄分布与生育胎数相近，但其集中性程度明显下降，其百分比分布有向高年组偏移的趋势。如20~29岁育龄妇女生育的双胎数只占总双胎数的73.8%，低于生育胎数的比例，而20~34岁育龄妇女生育的胎数和双胎数在生育总量中的比例却是相同的，均为90.3%。2.市镇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与双胎出生率中国市镇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与生育年龄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且随龄变化模式一致，都表现为单峰偏正态分布。1）。20~24岁生育率最高，大约为一般生育率的2.5倍，25~29岁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居于较高水平，大约为一般生育率的2倍，随后，生育率急剧下降，且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升高持续下降。中国市镇县双胎出生率明显受女性生育年龄的影响，并且与生育率具有完全不同的随龄变化模式。双胎出生率在30~34岁以前随着育龄妇女生育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其中县育龄妇女的双胎出生率在30~34岁达到峰值，而镇的峰值年龄推迟到35~39岁，市则始终保持随着育龄妇女生育年龄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尽管如此，不论是市、镇还是县其育龄妇女在30~34岁和35~39岁的双胎出生率差别都不大，均呈现一个双胎出生率相对稳定的平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高生育年龄阶段，即45~49岁育龄妇女的双胎出生率都出现异常升高，达到双胎出生率的最大值。1989年中国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为78.83‰，在这些生育事件中，双胎出生率为7.81‰。虽然同为生育事件，但单胎生育与双胎生育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生育事件，前者主要受生育政策、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后者则主要受妇女生理和生物学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妇女的避孕方式和生殖方式如口服避孕药、试管婴儿等对双胎的出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哪些因素对中国双胎出生率有影响尚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试管婴儿对1989年中国妇女双胎出生率没有产生影响，因为我国的首例试管婴儿是1988年诞生的。

三、双生子出生性别组成分析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双胎数据提供了双生子对出生的性别组成信息，即男男、男女、女女三种类型的双生子对出生信息。从生物学来源上，双生子分为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两种类型，同卵双生子是来自于同一个受精卵，其在第一次细胞分裂时发生了分裂分离，并各自发育成一个个体，这种类型的双生子在遗传组成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其性别组成必然是一致的，即性别组成只能是男男型或女女型。而异卵双生子是妇女在一次排卵周期中排出两个卵，并分别被受精，其遗传关系同正常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相同，因此其性别组成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不相同。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只能是异卵双生子，而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则可能是同卵双生子，也可能是异卵双生子。所以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与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之间的比例关系既包含异卵双生子内部的关系，还包含异卵双生子与同卵双生子的关系。在自然情况下，异卵双生子对的性别组成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其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与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存在比较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与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反映异卵双生子与同卵双生子之间的某种比例关系。异性双生子对与同性双生子对的构成比例（异性/同性*100）在不同的妇女生育年龄阶段差别较大，并呈现明显的变化规律，即在30~34岁以前异性双生子对的比例随着生育年龄升高而上升，随后逐步下降，且下降的幅度大于之前上升的幅度。通过对市镇县的比较，市的异性双生子对的比例最低，县次之，镇最高。镇妇女生产的双生子中，其异性双生子对的比例在所有年龄阶段都明显高于县和市。

四、讨论

第7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计划生育政策 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1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顾宝昌. 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 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第8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导致农村的多生行为,“多孩”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 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请记住我站域名/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人口城镇化一方面通过转移农村过剩人口,推动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吸走的农村人口不一定是过剩劳动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劳动力和精英劳动力。因为迁移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些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口以及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更有可能选择迁移。这样过度而且具有选择性特征的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就不是“人口适度”和“人口红利”,而是农村“人口亏损”和“人口负债”。这也告诉我们,人口城乡、区域间的合理分布,是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农村无农民不稳,无农民不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也要推进农村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稳定的农村,城市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没有兴旺的农村,城市将很难有持续的繁荣。没有新的农民人口补给进来,农业发展将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将因为没有兴旺的农业、农村作为后盾而失去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当前“无农不稳”的新含义。

第9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因老龄化加速、劳动人口减少等人口结构带来的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人口危机的担忧。尤其是近期，关于21世纪末中国人口到底是萎缩到6亿还是10亿的讨论更是甚嚣尘上。

如果人口数量真如预测的那样巨幅下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到本世纪末，中国将有多少人口？21世纪的中国到底有没有人口危机？

21世纪末

我国人口是10亿还是6亿？

在近日召开的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的发言引发了这场讨论。她说，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10亿人。

还有更悲观的预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日前表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很难维持到10亿水平，即使立即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人口到2100年也难以超过8亿，更大可能是低至6亿。

10亿人、8亿人、6亿人，诸多数字一一呈现出来，哪一个比较准确？“10亿人比较准确，正负两三千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预测人口有人口模型、生育率假设、年龄分布状况等一系列指标，很专业，也很科学，“我认为联合国的预测中方案比较准确。”

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中国人口到本世纪末将回落到10.04亿。这是联合国的中预测值，其低预测值是6.13亿，高预测值则为15.55亿。

根据联合国中预测方案，中国2010―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被假设为1.55，2015―2020年为1.59，2020―2030年为1.66，2045―2050年为1.74，2095―2100年为1.81。

“这组数据与中国的实际生育率水平比较接近，预测基本上是靠谱的。”杨宜勇说。

合理的生育率水平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那么，中国目前的实际生育率水平是多少呢？

两部委总和生育率数据打架，

该信哪个？

生育率是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妇女或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数量，计算方式。目前普遍采用的是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总和生育率是一个时期生育水平的度量指标，国际上通常将总和生育率低于1.3称为“低生育率陷阱”或者“极低生育率”，认为这样的人口在人口更替、再生产和人口未来发展上不利。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总和生育率高低的争议不断。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下降为1.18；之后2011、2012、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4、1.26、1.24。2015年，中国1%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5。

然而，这些数据基本不被人口主管部门采用。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我国总人口继续增长，2014年末达到13.68亿人，受人口年龄结构以及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出生人口保持增长态势，总和生育率为1.5至1.65。

这个数据跟人口普查时的1.25差距不算小。哪一个更能反映现实呢？

“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是1.25，但人口普查有一个修正数，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是1.6。之所以修正，是因为2010年左右中国的黑户很多，当时人口误差估计有3000万。这3000万‘黑户’没上户口。目前的人口黑户还有1000多万。”杨宜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之所以会有‘黑户’，是因为有的人超生了不敢报，报了就要罚款。但是这些孩子在7年以后面临上学。“那个时候补报的人数比较多。7岁以后再来反映7年以前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通过这些数据和信息进行修正的。”

专家：2020年以后，

中国可能很快实现自主生育

国务院曾经组织开展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15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目前大概有人口危机论、陷阱论和萎缩论三种观点。

持危机论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多年下降。2014年，中国16―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2013年末减少371万人，而2013年比2012年末也减少244万人。

持陷阱论的，是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他称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近10多年来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至1.5间，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由于我国生育率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预计2026年后就将出现负增长。”

持“人口萎缩”论的是黄文政，他称中国的“人口萎缩”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人口萎缩不会到2100年就停止，在此之后将进一步快速萎缩，除非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即2.2的生育率，统计显示2015年生育率为1.25）。

杨宜勇对上述三种观点均持否定意见。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21世纪中国没有人口危机，不会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人口也不可能无限制萎缩下去。“人口有一个波动期，在高峰下来之后又会上去。2020年以后，中国可能很快实现自主生育（编者注：也叫家庭计划，是指由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因为宏观政策变了，社会文化变了，人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就可以多生了。尤其是大家有灾害意识的时候，人类就会主动多生。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历史就有许多这样的证明。”

杨宜勇预测下一个人口高峰可能在2030年左右出现，估计到203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的峰值。“目前中国人口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总量问题依然超过适度人口。”

其实，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扭曲已经比较严重。资料显示，2014年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6.5%，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大大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

除了低生育率，老龄化也在加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相当于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此外，出生性别比失衡严重。数据显示，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2210万，男女比例是114.6：100。

我国“人口红利”仍处于窗口期，

应重视“人才红利”

伴随人口危机论争议的，还有我国“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了的判断。

很多人将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归结为“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P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7%。

但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连续4年下降。2015年劳动力规模由2012年的9.37亿降至9.11亿人。由此让很多人得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年缩水甚至消失”的判断。

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吗？杨宜勇对此问题予以否定：“中国的人口红利是有所降低，目前处于一个窗口期，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那么，留给中国的“人口红利时间”还有多久？

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红利还能延续到2030年以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2030年之前，这种优势就将消失。

杨宜勇并不赞同“人口红利”这种说法：“不要再留恋人口红利的明日黄花。人口红利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吃上瘾了，反而会很被动。”

与之相伴的，是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蔡P日前在2016“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表示，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