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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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自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结果导致人口老龄化。到20 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已经引起西方人口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的人口资料,1950 年,发达国家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9 %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 年代,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明显,而且在一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也初见端倪,人口老龄化正越来越成为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1956 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对“人口老龄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定义: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是指人口定义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关于老年的起点年龄,为研究和统计上方便,联合国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 岁或65 岁;关于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起点比例,世界公认的标准是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 %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7 %。
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1950 年代以前,一般认为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共同下降才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稳定人口理论的确立与完善以及人口预测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的开发和使用) 的推广,西方人口学家对人口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人口老龄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成因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联合国1956 年出版的《人口老龄化》中分析了稳定人口的构成,考察了生育率对年龄构成的影响,结论是:具有相同死亡率、不同生育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大于具有相同生育率、不同死亡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联合国1973 年再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一文中强调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最大因素,如果生育率下降缓慢则人口老龄化不会很快。人口学家A·柯尔将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形象地称为“从金字塔底部的老龄化”。中国1970 年代末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与此同时,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64 年410 %上升到1982 年的419 % ,2000 年升至6198 %。任何人口体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长期下降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也就是说,任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迟早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中国已经实行了长达近30 年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西方国家。据李仲生的预测, 2010年以后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2050 年将达到217187 亿人,老年系数也急速增长,到2050 年增至951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口的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西方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需求、私人储蓄、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财政以至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是非常复杂的,其效应与经济中的具体条件有直接关系,如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程度、储蓄率水平、养老水平、工作时间、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等。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1. 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的影响。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此后大约20 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假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变,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改善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这样看来较低的生育率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但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影响整个经济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中国商品的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减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国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量出口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此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2. 对消费或储蓄需求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格利亚尼于1950 年代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他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一个人会以其一生拥有的要素资源总量来安排消费和储蓄,以实现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关于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不仅着眼于现实的收入,而且着眼于终身的收入。根据这种假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1970 年代提出了合理预期假说,认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但受当期的各种条件约束,也受到他对未来的预期的约束,如果人们认为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保障计划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那么现在人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和增加储蓄,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实践的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退休金或社会保险的津贴会供给老年人的养老费用,老年人不储蓄或减少储蓄,使得储蓄率下降。如瑞典在20 世纪60 年代普遍实行养老金计划后,储蓄率从7 %下降到低于1 %;美国在20 世纪70 年代由于社会保障的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总额。[1 ]从长期趋势看,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储蓄的数量和利息所得基本上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特别是当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老人增加时,势必影响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减少等于投资的减少,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985 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储蓄动机调查发现,2000 年以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第一位的与社会保障有关,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近20 年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没有提高消费率,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顽疾。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储蓄,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问题,快速老龄化形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3. 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等于一定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种生产要素总投入的比值。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受到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人口老龄化往往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克拉克在《个人与人口老龄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构成不同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15~44 岁的劳动力人口和45~64 岁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自1978 年以来以3 %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与支持。但是,未来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索维认为,老龄化人口的观念趋向于保守,缺少创造力,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老年劳动力的反应速度比年轻劳动力慢,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仍然偏多。为了给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就要增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投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为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生产和生产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要求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培训和教育,而由于大龄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重新培训的费用较高,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不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较低年龄所占比例的下降,失业压力的减轻,又会对降低失业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4. 对社会保障体制可持续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障是一种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调节不同代际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功能。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1950 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性。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别由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来加以实施和管理。几十年来,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家保障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养老资金紧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较窄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适当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课题。中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和人口总量巨大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与社会保障事业起步晚,并且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和特殊。
第2篇：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人力资源开发 老年人力资源
1.绪论
1.1研究背景
2011年4月28日，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过后，国家统计局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据统计，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年均增长率为0.57％，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如图1，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1.91个百分点。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我国早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众多老年闲置人口，造成劳动人口比重下降、老年赡养系数上升、国家老龄类支出增多等诸多不利影响 [1]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熊必俊（1993年）阐述了老有所为理论，提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使老龄化社会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并且指出我国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陶思敏、孙宏英（2000年）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认为老龄化群体规模较大，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分析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特点基础上，熊斌（2004年）论述了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的意义和困难，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一方面能够缓解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另一方面能够调整老年人的各种不良心态。王树新、杨彦（2005年）结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提出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策略构想。认为老年人是各项建设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老年人力资源有其独特的优势，即经验优势、智能优势和文化优势。
2.人口老龄化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
2.1人口老龄化的定义
在人口学界，人口老龄化所指的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提高过程，是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是西方学术界认同的定义。20世纪中叶联合国出版的第一本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以65岁作为老年人口年龄起点。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又将老年人口的起始年龄定义为60岁。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接受人口老龄化概念，“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现象”，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人口老龄化尤其是指老年状态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 [2]。
联合国提出了一套对人口年龄划分的类型标准，如表1，它规定了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大于7%的国家或地区称之为老年型社会或人口老年型国家；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为4%到7%的国家或地区称为成年型社会，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在4%以下的称之为年轻型社会。
2.2 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
美国学者纳德尔在1989年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企业雇主所提供的学习经验导致雇员行为绩效改善和个体成长的可能性”。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了工作中学习的显著特点是其与工作的相关性。美国培训与开发学会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定义为：“人力资源开发是综合利用培训与开发、职业生涯开发、组织开发等手段来改进个人的、群体的和组织的效率。”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认为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培训、职业生涯开发、组织开发和管理开发四个主要部分,通过对雇员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运用组织手段都方式提高个人的效率。其中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指相关组织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一系列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培训,使其潜能得以充分发掘与合理使用的所有活动。
3.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4]。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还存在许多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影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3.1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和偏见
思想认识是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关键。思想认识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社会，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包袱，认为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与青年人争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是来自老年人自身的问题 [5]。通过王红漫2001年对老年人再就业状况的抽样，结果显示，未再就业老年人中，37.8％的老年人因为身体状况不好而不再继续工作，21.7％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8.0％是因为子女不赞成，另有32.5％的老年人则是自己不想再工作 [6]。
3.2缺乏政府规划，各项政策不完善
相关政策相对来说还不够完善，并且在具体的工作任务中落实不到位。集中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已就业的老年人没有足够的尊重，这些老人难免会感觉受到歧视，并且随后产生离岗的想法。二是老年人再就业后的薪酬待遇相对较低，经常会出现高质低价的现象，没有实行同工同酬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影响到老年人工作的积极性。
3.3没有形成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机制
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机制相对来说不够健全，因而造成就业率普遍不高，我国现阶段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主要途径的是强关系网，也就是由家庭或家族关系构成的亲属亲戚和朋友关系结构，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再就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从表2看来也表明了城镇老年人的就业途径主要依靠委托亲友介绍，这说明国家组建的相关正式组织，组织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6] 。
第3篇：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aging residential becomes popular.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residential optimum alzheimer is lack.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residential optimum alzheimer at home and abroad. Finall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residential optimum alzheime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residential optimum alzheimer to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sidential optimal aging and make the elderly are provided for.
关键词： 老龄化；住宅适老性；层次分析法；评价指标
Key words： aging；residential optimum alzheimer；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evaluation index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4-0059-04
0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 20世纪以来世界性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1950-2050 年为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年“人口世纪”，前50年为人口数量迅猛增长时期，后50年则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1]。到2025年，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达到12亿，这意味着到那时全球的老年人将比年轻人还多[2]。而在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寿命不断增长，老龄人口不断增多。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3]。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很多层面带来影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对于人口老龄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影响，持悲观态度的陈斌开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的住房需求在2013年以后成负增长[4]，而持乐观态度的杨红旭则认为在未来的15年里住房需求仍将持续旺盛。对此，本文认为不论人口老龄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是挑战还是机遇，我们目前最应该做的是对住宅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住宅的结构必然需要向适老化方向调整，以使得住宅更加适合老年人的起居生活，同时也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对此，我国的各大房地产公司已经频频发力。截至2014年，包括保利、万科、远洋、绿地、万达、绿城等企业在内，全国已有超过80家房企开始调整楼盘开发方向，开始建造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的适老社区。但目前我国关于住宅适老性的评价指标仍然欠缺研究，评价指标的欠缺必然是不利于住宅适老化的良性发展的，本文通过对我国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的研究来推动我国的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的发展。
1 目前国内外住宅适老性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
要对我国住宅适老性的评价指标进行研究，就必须了解目前国内外对于住宅适老性的理论研究现状和实践情况。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国际目前关于住宅适老性的主流理论主要有：通用理论，潜伏性理论以及住宅适应性理论。表1为这三种理论的主要特点。
由表1可以简单归纳：通用理论是从老年人的人格尊严角度出发，潜伏性理论是从前期规划的角度出发，住宅适应性理论是从住宅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出发。所以本文在编制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时综合考虑了这三种理论，在这样的评价指标指导下，住宅适老化才能向更符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可持续化方向发展。此外，国内外住宅适老化的发展现状对于评价指标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因此本文在表2中列出了国内外住宅适老化的发展现状。
通过表2对欧美，日韩，中国三者住宅适老化的发展现状的对比，更加突显了中国在住宅适老化上的落后。同时，通过对比也可以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比如：欧美从老年人尊严角度出发的“通用设计”理念和日韩从前期规划角度出发的“潜伏性设计”理念。此外，由上表可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目前对于住宅的适老性研究基本上都是重视前期规划而忽视评价指标的制定，这就导致了住宅的适老性程度只能由专家进行评估，然而这种主观定性的方法又难免缺乏科学性与客观性，所以建立一个可行、客观且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当下显得尤为总要。
2 评价体系的建立方法
建立一个评价体系往往是先建立评价指标，但由于每个评价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还需要根据每个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对其进行赋权。本文的评价体系也是先建立评价指标再对其进行赋权，而在赋权方法的选择上，目前主要有：环比评分法、FD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多目标距离最大法、数列分析法等。基于住宅适老性的评价指标是新近出现的、缺乏研究经验的，本文选择了主观赋权法中比较偏向客观的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能很好地将定性的研究指标转化为定量的研究指标，同时还可以很好地避免了客观赋权法过于行而上学的缺点。
层次分析法是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定性和定量的决策方法[6]。层次分析法的步骤为：分层、确定标度及构造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及权重的求得。首先对评价指标进行分层，得到分层指标后便可以开始层次分析，分析的步骤为：同一层的评价指标进行对比得出各自的标度值，由得到的标度值编制各个层次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并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首先表3给出了标度值的计算方法。
按照表3的计算方法将住宅适老性的同层评价指标进行两两对比得出各个层级的评价指标的标度值，得到标度值后便可以开使编制判断矩阵。判断矩阵的形式见图1，判断矩阵中的 Bi与Bj代表同层次用来对比的两个评价指标。Cij表示与Bj 相比，Bi得到的标度值。
求出每个层级的判断矩阵后，开始进行一致性检验，CI=（λmax-n）/（n-1），CI为一次性检验的指标，λmax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n为该评价指标层次的指标个数。在求出CI后求CR，CR=CI/RI，RI的值见表4，得出的CR值如果小于0.1，则认为判断矩阵是合理的，否则需要对指标两两对比得出的标度值进行修改，直至修改后再次得到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在通过一致性检验后，便可以开始计算每个层级的指标占该层级的权重，Bi的权重。在得到权重后便可以对待评价项目进行适老性评价，首先对项目的各个评价指标的完成程度进行打分，打分可以通过专家评估的方式进行，再根据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分层加权，最终得到待评价项目的适老性得分。
3 评价体系的建立
3.1 评价指标的建立
要研究住宅的适老性评价指标就必须从老年人这个主体出发，只有知道了老年人的真正需求，也只有依据这些需求编制的社区适老性评价指标才能真正服务于老人。随着人的身体慢慢衰老，人的体型和外貌会开始变化，体内的各种器官会开始老化，人的免疫系统也会开始慢慢退化，这些是生理上的变化。同时，当人们老了退休以后，每天的重心将不再是工作，将从以前的没时间陪家人变成天天围绕着家人，从原来的每天忙忙碌碌变成现在的赋闲在家，这些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改变。所以当你老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会慢慢发生变化，图2列出了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通过对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分析，在进行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的编制时，本文认为首先是硬件上的配备必须方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应采取通用设计原则，应避免那种养老院式的模式，本文认为养老院模式会让老人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从而从心理上产生自卑感。此外，本评价指标的编制还综合考虑了潜伏性理论以及住宅适应性理论，从住宅通用设计，套型空间设计，适老服务配套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的编制。同时，本评价指标在指标编制时参考了周燕珉的《老年住宅》[7]，陈百泉的《老年住宅与通用设 计》[8]以及常怀生的《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9]。本文将评价指标分为：类别层、指标层、具体指标层，见表5。
3.2 评价指标的赋权及打分
本文的评价指标来源于实地调研，在调研中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本文的评价指标做了实地调研，调研数据见表6，并在调研材料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对各层指标进行对比打分，从而得到了每个指标的各个标度，见表7，然后对这些标度进行一致性验证，得到的一致性检验结果均为通过，最终算出每一层级各个指标的权重见表8。得到权重后，本文编制了具体指标的打分表，见表9。在具体评价一个项目的适老性时，可以通过专家评估的方式得到打分，然后对得分进行加权从而得到待评价项目的适老性得分。
3.3 住宅适老性的分级
基于目前市场上适老住宅基本上朝新建方向一边倒的趋势，本文认为在进行住宅适老性的分级时应该将改建和新建的项目区别对待。根据本文对老年人的需求调研，本文发现大多数老人是负担不起新建适老住宅那高昂的费用的，然而由于在既有住宅基础上进行改造的适老住宅模式的成本回收较慢且直接利润较低，所以本文认为可以通过评价指标的区别对待来扶持推动在既有住宅基础上进行改造的住宅适老化模式的发展。本文住宅适老性的分级方式为：对项目的各个评价指标进行打分并依据权重进行加权得到项目最后的总分；依据得到的分数对项目进行评级，评级表见表10；对不同的等级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见表11。
4 结论
当下的中国已然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社会化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10]。社会化养老必然导致住宅适老化的兴起，但目前国内关于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的研究仍十分欠缺。本文首先从国内外住宅适老化的发展出发，为编制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奠定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并通过本文的调研和专家的讨论，最终得到评价指标的权重，从而编制了本文的住宅适老性评价体系。本评价体系通过层次分析这一方法将住宅适老性的评价指标定量化，这使得评价指标更为客观科学。此外，本评价体系通过对新建和改建项目的区别对待起到了推动既有住宅改建模式的发展，这一点是符合国内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的，是有利于住宅适老化的良性发展的。最后，由于本文的学术水平有限，本评价体系一定存在不完善之处，敬请各位指正。同时，本文希望借此文引起大家对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研究的重视，从而使得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不断完善，推动住宅适老化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黑田俊夫.基本战略和倒三角形的论理[M].人口与开发，1999（1-2）.
[2]J.F.Villanverde，D.Krueger. Consumption and Saving over the Life Cycle： How Important are Consumer Durables？[J]. Macroeconomics Dynamics，201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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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甲晓，美国养老地产开发经验启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1.
[6]邓雪，李家铭，曾浩健.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分析及其应用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2，4.
[7]周燕珉，程晓青，林菊英，等著.老年住宅[J].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4.
[8]陈百泉，刘艳辉.老年住宅与通用设计[J].住区，2004（3）.
第4篇：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
一、引言
宏观的高储蓄率是由微观家庭的储蓄行为导致的。根据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Franco Modigliani 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LCM），消费者通过调节边际消费倾向可以达到一生收入效用最大化，如通过储蓄把一生中高收入时期的收入转移到低收入时期，这种消费者行为理论就是经典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基于此理论，可以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而来的，由于人们在年少和年老时无收入，因而会在成年期出于对子女教育、养老的考虑进行预防性储蓄。调查研究也证实我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1997年国家统计局抽取6250户非农业家庭，调查显示居民投资的第一意愿为储蓄，第二为子女教育，而储蓄动机中子女教育是第一位的。时隔20年之后，事实仍是如此。2005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居民的储蓄目的中，其一是子女教育，其二是养老。子女教育和养老是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排在总消费的前两位。
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分析储蓄率的研究（董丽霞、赵文哲，2011；王德文、蔡?P、张学辉，2003）通常只考虑少儿抚养比和老龄抚养比的此消彼长，而忽视了家庭教育投资的提高所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而我国实际情况是家庭储蓄较大部分是用于少儿抚养，即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投资。因此，把家庭教育投资率看作一个内生变量将有助于更加准确合理地判断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长远影响。
本文首先利用孤波理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然后在戴蒙德（Diamond，1965）叠代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不确定性的预期寿命和生育率等变量，并假定理性人从自身的生命周期消费、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中获得最大效用，构建了一个在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家庭内部的微观决策行为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均衡动态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深入挖掘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二、人口年龄结构孤波分析
生育率的高低所引起的人口波动在年龄结构中具有孤波性质，由此会转化为未来的出生波、教育波、就业波、老龄波等一系列社会孤波，将对近期及未来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分析
描述人口年龄结构的常用工具是人口金字塔，它包括扩张、静止、收缩三种典型类型。扩张型表现为下宽上窄，属于真正的金字塔形。呈现的特点为少儿人口比重大，而老龄人口比重小，是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较高的结果。静止型金字塔的特征表现为各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分布均衡。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相当，未来的人口增长速度维持在零左右。如果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就会转变为第三种类型――收缩型。收缩型的表现特点为底部收缩、上部变宽，呈现的人口年龄分布为少儿人口比重缩小、老龄人口的比重增大。
本文利用普查数据和全国抽样数据画出了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14年以人口分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图（见图1―4）。从图形分布可以看出，199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呈现弱扩展性，儿童人口比重较大，而老龄人口比重很小；而2000年的年龄结构分布已属于收缩型的，到2010年和2014年年龄结构分布的收缩型趋势越来越明显，40―50岁人口占较大比重。
国际上根据0―14岁人口占比、65岁以上人口占比、老少比例和年龄中位数几项指标值，将人口年龄结构分为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三种。将我国人口各项指标与国际通用标准比较来看（见表1），2000年各项指标就已逼近老年型人口的下限，处于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期。而2010年的各项指标已经突破成年型的下限，表现为典型老年型人口结构的特点。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孤波分析
在一定条件下，非线性人口发展系统具有渐进稳定性，因此，人口演变可以用弱非线性作用下的波动方程来模拟。通常把非线性发展方程的局部行波解称为“孤立波”。所谓“局部”是指微分方程的解在空间中收敛于零或确定常数。
1. 人口结构孤立子理论模型分析。“孤立波”如果通过相互碰撞后并不消失，而且波形和速度不发生改变或只有轻微的改变，这种孤立波就是稳定的，稳定的孤立波便称为“孤立子”。通常将具有类似性质的物理现象和自然现象看成孤立子，如人口演变中由于生育高峰与低谷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的行为。
通常用以下方程来模拟人口演变过程，该方程称为Kdv方程：
其中，a表示孤立子的振幅。孤立波的波长与振幅的平方根呈反比，由此表明由于经济、社会及自然等因素的限制，人口在增长过程中，如果增长率过高，则波长就不可能过长。这里表示无穷远处的均匀态，即长期人口演变过程中趋于稳定的人口状态。令=0，=1，从（10）式便可以得到方程（2）的局部解：。
令，便得到如图5（Ⅱ）所示的钟形孤立波，相当于一个生育高峰。
2. 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孤立子特征分析。当时，孤立子具有稳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性质能刻画人口年龄结构的孤立峰的特征。图6是我国各阶段年龄结构分布曲线。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可以看出，0―4岁年龄段人口剧增，形成人口波峰，表明1985―1995年是人口生育的高峰期。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分布可以看出，1985―1995年生育高峰期所出生的人口成长到年龄10―14岁形成人口波。形成后，以c=1岁/年的稳定速度逐渐从低年龄组向高年龄组传播，到2010年时，形成20―24岁人口波。该次人口波到2010年已经成长为劳动力人口，因此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期非常有帮助。经过20年的传播，从到再到，人口波的波形、速度及波高都只有微小的变化，始终保持其产生时固有的特征，这就是典型的孤立子行为，因此人口波可以称为人口孤波。由于我国在1980年初开始实行严格“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经过10年的成长，形成了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中10―14岁的涡旋形孤立波（波谷），分别完整传播至波谷（20―24岁）、（30―34岁）。由此再一次显示了人口年龄分布的孤立子特征。
从1990年人口年龄分布曲线中20―24岁年龄段的波峰来看，这次波峰是由1965―1975年的一次生育高峰导致的，在此阶段还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水平较高。观察图6可以发现，该次生育高峰所形成的人口波比振幅大，波形更宽。与人口波类似，该人口波到2000年时，形成了30―34岁人口波峰，到2010年时，形成了40―44岁人口波峰。所以近10年我国人口红利丰富得益于该人口波。但再经过20―30年后，该次人口波将迈入老龄化阶段，将加剧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3. 人口孤波的经济效应分析。人口孤波在传播过程中保持速度、能量、相位等特征参数的不变性，在不同时期移动到不同年龄阶段时会产生不同社会效应，对经济造成影响。主要体现在生育、教育、就业和老龄化等几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图6中1965―1975年形成的人口波C和1985―1995年形成的人口波A。
（1）出生波。人口波C经过20年传播期，到1990年时正好都进入了育龄期，导致育龄妇女人数增加，产生一场生育高峰，由此形成人口出生波A。但是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现代生育观的转变，由人口波C传播到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年龄而产生的人口出生波会发生变化。图6显示，人口出生波A相对于C的振幅和波长都有所降低，而A波经过20年传播又进入了育龄高峰期，所以在2010年左右又迎来一次生育高峰期，形成一次新的人口出生波D。从2010年0―4岁人口总量来看，这次人口出生波相对前次人口出生波的振幅又大大降低了。所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孤波行为决定了人口出生高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能对人口出生波起到削弱的作用。
（2）教育波。目前人口波A、C都已经通过了7―15岁年龄段，而正在形成的D波将在2012―2022年通过7―15岁年龄段，所以届时学龄儿童将有所增加。由于D波相对A、C波其振幅和波长都要小，所以2012―2023入相对于1972―1982、1992―2002的入要小得多，这样就造成了以前师资力量及教学设备的过剩，面临师资力量转移与教学设备的合理利用问题。这一现象早在2000年初在我国就已经出现，根据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要求，全国在农村范围内调整了中小学布局分布，主要采用“撤点并校”的方式，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同时，教育波的形成也会对届时的家庭教育支出造成较大影响。
（3）就业波。人口波C在1990―2010年的20年中，一直处于劳动年龄人口阶段，所以我国在这一阶段享受着丰富的人口红利。且人口波A经过20年传播后，目前正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阶段，所以2010年以后人口红利还会进一步增加。在A、C两个人口孤波的联合作用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丰富。未来20年内A、C人口波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多的廉价劳动力，同时降低社会负担系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4）老龄波。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及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从图6可见，三条曲线的尾部逐渐抬高，且人口孤立波逐渐向高龄组传播。这说明老龄人口总量及比重逐渐上升。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显著提高，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人口波A，尤其人口孤波C产生的作用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起重要作用。根据人口孤波的传播速度，2035年后C波传播至老龄组（大于65岁），2055年后A波完全传播至老龄组。届时，我国老龄人口将急剧增加，人口老龄化将十分严重。按照国际标准，目前我国人口年龄分布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这是人口孤波作用的结果，即在人口孤波尚未传播至老龄人口组时，人口老龄化就已呈发展趋势，当人口孤波传播到老龄组时，将使老龄人口激增。老龄波的形成势必对家庭养老支出及社会保障体系造成较大的影响。
三、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路径的影响
上述人口年龄结构分析表明，理性行为人的生育行为以及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果突破经典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假设，理性行为人不仅在消费和储蓄两者之间进行跨期的理性决策，还会在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进行选择。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我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为了使我们的模型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家庭消费和教育投资对储蓄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基于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由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引致的储蓄动机变化对教育投资、储蓄率的影响程度。
（一）理论模型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阶段（总和生育率低于2.1），微观家庭的收入预算约束也随之发生转变，进而对其消费预算约束产生影响。
1. 理性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通常家庭由三代人组成：老年代（用下标t-1表示）、成年代（用下标t表示）及少儿代（用下标t+1表示）。
少儿代只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无劳动收入，其受教育程度取决于成年代对其教育投资和成年代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假定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其中A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常数，、分别表示成年代和少儿代的人力资本存量，表示成年代对少儿代的教育投资。
成年代从事劳动产生收入，同时伴随其产生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成年代需同时抚养少年代、赡养老年代。假定成年代具有单位时间为1，其抚养单个子女需要花费单位时间，假定子女数量为，共耗费时间为：。假定老龄代的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代赡养老人所耗费的时间为：。由此，成年代的工作时间为：。成年代单位时间、单位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则总收入为。假定成年代赡养老人的支付比例为m，赡养老人的总预期支出为。如果老年代死亡的情况下，其养老储蓄投资将作为遗产被成年代所继承。若为利率，老年代的储蓄率为，其储蓄总额为，则成年代所继承的遗产为：。成年代消费额等于总收入减去储蓄、子女教育投资、赡养老人支出，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2. 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生产函数同理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表示总产出，D表示技术水平常数，表示资本存量，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对求偏导，得到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其中。同理对求偏导得到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出清，那么社会总收入=社会总消费支出+储蓄。从微观个体来看，成年代总收入等于自身消费支出及储蓄、子女教育投资支出、赡养老人支出，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社会总收入=成年代消费支出+储蓄+对少儿代的抚养教育投资支出+老年代赡养费支出。即：
（14）式表明，如果上期资本完全折旧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
3. 家庭最优效用的储蓄率路径。假定成年代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决定储蓄率（）和教育投资（）。因此对（1）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则关于储蓄率和教育投资的一阶条件为：
（二）数值模拟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推导的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的变化路径及经济增长率，对模型中参数初始值进行设定，然后进行数值模拟。结合众多文献研究成果，资本产出弹性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张军，2003；王金营，2012）。老年代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的初始值设定为0.78（参考贺菊煌（2002）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6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赡养率约为0.41，故m的初始值设定为0.41。根据张、J?张和 R?李（Zhang， J. ， J. Zhang和 R. Lee，2003）对我国家庭实际情况的研究，抚养少儿代所花费的单位时间约为0.03，故的初始值为0.03；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约为0.628，故B=0.628。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变化的影响，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设定A=D=14.5（张、J?张，2003）。
本文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人口结构变化是由生育率水平和老龄人口存活率共同决定的。我国在短短30年时间里，经历了从两高（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两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因此本文模拟不同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龄人口存活率（p）的变化，储蓄率、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
1. 家庭教育投资率路径模拟。图7分别模拟了在生育率（TFR）为1、1.5、2三个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随老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演变路径。
首先，图中三条曲线的叠高说明了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微观家庭对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提高。家庭代际的依赖关系是靠“隐性合同”来维系的（欧利希，1991），成年代考虑到自身老龄阶段的消费支出，会在子女的质量（指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和数量之间进行选择。在养老动机支配下，储蓄、子女质量和数量都成为未来养老的源泉。所以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成年代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生命周期储蓄，还可以通过增加子女的数量、增加教育投资率提高子女质量三种方式来保证未来老龄代的消费支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已经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政策约束减弱的背景下，子女对于成年代来讲，其“投资品”属性要高于“消费品”属性。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增加生命周期储蓄和提升子女质量已经成为未来预期寿命延长的保障。在我国的城市地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城镇覆盖率已经达到80%以上，“养儿防老”已不是主要生育目的，反而在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期，会不同程度地“啃老”。即便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农村地区，子女的素质教育也越来越受到父母的重视，成年代会在生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权衡。由此可以解释目前我国家庭储蓄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居高不下的原因。
其次，由三条曲线所呈现的倒“U”形态可以看出，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理论模型来看，导致此种形态的原因是随着预期寿命延长，成年代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回报的确定性逐步提升，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成年代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然而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将引致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的延长使理性的成年代增加生命周期储蓄，且寿命的延长不可避免地发生代际转移支付（包括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保留遗产），由此造成了退休期的消费支出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竞争对立的关系。所以当老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家庭教育投资率会下降。本文数值模拟显示，老龄人口的存活率为69%时，家庭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2. 家庭储蓄率路径模拟。图8为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假定，本文所设定的储蓄率主要是衡量成年代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由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储蓄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经济发展初期，随着老龄人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储蓄以维持将来养老消费。此时成年代在自利动机下，子女对他们而言只体现了“消费品”属性，没有考虑其“投资品”属性，从而增加储蓄以备将来养老，导致储蓄不断增长。从新增长理论也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初期，人口死亡率高，用于储蓄的物质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要高于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物质资本回报率。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物质资本在不断积累，储蓄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相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物质资本边际回报率将不断降低，从而导致成年代不断降低家庭储蓄率，而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伴随老龄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家庭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家庭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3. 经济增长率路径模拟。图9为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图形呈现的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所引致的储蓄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生育率TFR=1的条件下，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要可持续很多。可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保持适当的生育率水平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三条曲线呈现倒“U”形来看，在老龄人口预期寿命较短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与之成正比关系，当预期寿命超过一定临界值后，经济增长速度与之关系成反比。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初期，预期寿命的延长使理性的人们增加生命周期储蓄，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预期寿命的延长提高了人们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回报的确定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将导致人口增长的减缓和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发展形成严重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退休期的消费支出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竞争对立的关系，这种资源的掠夺效应不仅体现在家庭的微观收支环节，还表现在宏观的公共投资预算过程中。当人们预期到老年阶段潜在的消费支出增加，又可能反过来影响人们在年轻时的生育行为，使他们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从而进一步加剧老龄化而阻碍经济发展。从本文的模拟结果来看，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7%；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5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59%，即生育率水平越低，经济增长的拐点来得越早。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孤波性质所产生的出生波、教育波、就业波、老龄波等一系列社会孤波会对经济近期及未来发展的影响分析，本文在戴蒙德（1965）叠代模型的基本框架下，加入预期寿命、代际转移支付、教育投资、养老储蓄动机等生产要素，分析了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水平的变化，微观行为决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包含养老储蓄、家庭教育投资、代际转移支付和预期寿命内生化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复杂。
通过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在目前可能的三种生育率水平下，由于成年代对子女的“投资品”属性和“消费品”属性认可的强弱程度不同，预期寿命延长对家庭教育投资、养老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单调性的。在存在家庭代际转移支付和较低生育率水平的情况下，成年代普遍认可子女的“投资品”属性而弱化“消费品”属性，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居高不下。从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来看，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拐点来得比家庭教育投资率、养老储蓄率的演变路径要早，因此，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双重作用下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导致目前居高不下的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阻碍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在一个系统的整体框架下得到了关于生育决策、预期寿命延长、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丰富结论，这些分析结果对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现阶段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尽管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不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约束生育行为下的低生育率水平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利；但是生育率太低又会导致人口的老龄化，在预期寿命逐步延长的情况下，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对生育率的影响是非单调性的，现在人们对子女质量的偏好已经超过子女数量，也就是说，目前的预期寿命水平已经达到需要放开生育控制的程度。由此可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政策的取舍，目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第5篇：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困境
在现代社会中，养老保障制度是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其他****的重要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是为体现每一公民的生存权和其他****，也是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社会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基本权利对于每一个公民应是相同的，不应该因为公民的户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区别对待。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一直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之外。因此，及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已日益成为关注农村问题的人们的共识。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及原因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还只是面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近80％的农村人口尚未被覆盖．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镇的比重为6．29％，到2030年，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7．39％，而城镇的比例则为13．1％．负担明显低于农村。由于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将会继续上升。市场化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
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却一直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仍然只能凭借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开始试行
(二)形成农村养老现状的成因
1．历史原因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农村老年保障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上是以“家庭”为主。“家庭养老”是我国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养老孝亲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把‘老有所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为道德理想和现实的道德要求提了出来，使得当时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赡养老人的职能。直到现在，这种职能仍然存在。”囿于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社会对于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社会中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内部重幼轻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状况难以维系等．且维系家庭养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断弱化；事实上家庭养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3％：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农村家庭变化课题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50％左右。从而使得农村传统养老的方式“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2．经济原因
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看，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东西部地区差距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当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摊子非常大(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峡大坝、国防军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现有国家经济实力与实际需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因此，国家目前只能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城市．这也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严重滞后的原因。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看。不仅存在着大量需要社会救济的“三无”(无收入、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对象，而且仍有9000～15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糊口”问题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温饱问题，无疑需要一个极大的财力支持。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财力非常有限，这就造成对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制约着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发展。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运作成本较高．商业保险的利率不稳定，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一般的农民难以承受其经济压力和风险，农民所能享受的养老金数额有限，显然对农民的养老难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会原因
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我国社会养老负担特别重．在农村尤为突出。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左右，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其总量远远大于城市老龄人口，是世界上农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以上．加上少儿人口的相对减少．导致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据“五普”资料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96％，现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是农村明显高于城镇．随着流动人VI的增加，这种趋势将会更进一步地增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仅局限在城镇人口中开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滞后。
4．政治原因
从中央政策层面上看，对这个问题还处于研讨和试点阶段。“确实在理论界和政界关于农村是否需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不主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理由认为，农民尚没有多大能力或没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农村家庭仍可以发挥养老的作用，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农民家庭拥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可见，这些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历史原因的影响。对于“家庭、土地”养老。在新形势下，特别是人世以后，将受到的巨大冲击估计不足。尽管政治方面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分析的四个原因息息相关，但由于这些意见来自决策层面，这无疑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国农村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挑战
(一)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目前的70岁。生育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4，达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虽然农村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镇转移，本世纪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于城镇，使养老的绝对需求量扩大。届时农村经济仍然落后于城镇，而老年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必将使家庭养老压力更加沉重。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据统计，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农村的独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结构在逐渐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的子女在养老的问题上不堪重负。
(二)面临WTO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后，农业竞争越来越大。首先是我国农产品面对国际农产品压力倍增，以粮食生产为例，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几乎为l00％。国外价廉物美的农产品的进入必将挤占我国农产品相当一部分市场．这无疑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收入的减少。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的进口量将会增加，从而必然对我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产生强大冲击与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我国农产品总体平均关税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农产品关税则要降至14．5％，这就意味着受国家政策长期保护的农产品将面对国外农产品进入的竞争，使农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农业的现代化挑战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经营．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导向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人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一系列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体系。
(三)“新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入倒一个全面推进加速阶段．一些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其中，“无承保土地、无稳定职业、元社会保障”农民(简称“新三农”，另一说法是指“元地农民、失地农民、农民工”)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新三农”们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许多人生活陷入贫困的边缓，成为社会中新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6篇：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人口结构在人口年龄结构，城乡人口结构，出生性别结构和家庭人口结构四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变化还会持续发展下去。因此分析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是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和得以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保障我国公民养老保障权益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村老龄化程度尤为严重;伴随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新生人口中男婴所占的比例持续增加，女婴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人口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四二一”的典型家庭结构越来越多，而且传统家族网络简单化，社会支持网络变窄四个方面。这些变化给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影响。基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研究养老保障制度可以使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成为老年型。老龄化的加速导致国家和家庭养老保障负担加重，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上升，养老金支出占社会保障费用的比重快速提高。伴随着养老金的膨胀，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1.1赡养率提高，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
人口赡养率指的是赡养年龄人口相对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近年来，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加剧，我国的赡养率相应的不断上升。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司对中国人口的统计与预测资料显示，2010年后，将迎来老年负担系数迅速上升的时期;2010-2020年、2020-2030年、2030-2040年、2040-2050年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负担系数将分别增加5. 43，7.18，11.16和2.3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增长最快的时期是2030-2040年，其次是2020-2030年，这使养老保险基金将面临巨大的资金支付压力。根据辽宁大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镇养老金收支均衡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如果按照现行政策不变，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将在2016年后真正地凸显出来，在2035年至2040年达到高峰，每年将产生1 000亿元的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按照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计算，要应对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养老金压力，则战略储备资金至少要达到25 000亿元。
1.2农村老年人口缺乏社会养老体系的保障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方式。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养老保障格局即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首先，家庭养老的功能正开始弱化。农村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与子女分居的现象已很普遍，依靠子女照料养老产生诸多不便，家庭养老在时间和精力上都难以承受。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加剧，意味着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增多，但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家庭赡养能力并未同步提高，从而造成老年人口需求与家庭赡养能力之间的矛盾。
其次，土地对农民的养老保障作用越来越不明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政府大量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农民失去了大量土地，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此外，我国农业科技含量低，比较收益低，土地承载负担重。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偏少，来自土地的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再者，集体养老保障的功能有限。集体养老中的五保户供养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在保障五保户等特殊老人养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供养范围极其有限。普通农村老年人并不能适用这种养老方式。
2.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
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表现为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外出务工，到城市去谋求发展。与此相随的是城市住房与非农业用地需求的迅速增加，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使农民沦落为失地农民。与日俱增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给现行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诸多挑战，突出的表现为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和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2.1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困境
首先，农民工的双重身份使农民工处于养老保障的尴尬境地。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并由此产生了城乡分割和地区分治制度，其中户籍制度是其典型代表。根据户籍制度，城镇居民要获得养老保障权益，必须凭借城市户口。显而易见，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他们是“乡下人”的身份，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养老保障权益。此外，由于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在身份上是农民，在职业上是产业工人，这使得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日益被边缘化。结果更加加剧了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困境。
其次，法律缺失是农民工养老保障权益难以保障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到目前为止，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还没有一部综合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全国性立法中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规定也很少，即使有也非常宏观，可操作性较差。另一方面虽然各地纷纷出台了不同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规，但是这些条例和办法的层次太低，因而农民工的养老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还没有出台和农民工养老保险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第三，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低。目前，绝大多数省份社会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省级统筹。通过建立省级调剂金制度，由省级相关部门根据各县、市基金收支情况进行余缺调剂，并没有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养老基金的统收统支(陕西省除外)。当农民工在不同省份之间或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时，要转续养老保险关系，非常的琐碎复杂，所以大部分农民工会选择退保，导致自动放弃养老保障权益。
2.2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难题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土地占用也逐年增加。据估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高达4 000万到5 000万人，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而从目前来看，我国还没有系统地针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的研究。4 000多万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令人堪忧。
首先，补偿标准不足以保障失地农民养老。在我国，土地是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基础，虽然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减弱，但是土地还是维持农民生存和养老的底线保障。而现在，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用作城市建设和非农业用地。虽然国家对失地农民给与了补偿，但是，失地农民拿到的补偿费极其有限，按照当地的消费水平顶多能够维持几年，还有的失地农民拿到钱后大部分用于盖房、还债和儿女婚嫁，很快就“坐吃山空”。这样的补偿方式没有从长远角度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进行考虑，失地农民迫切地希望国家能够为其提供稳定的养老保障。
其次，失地农民素质低难以为养老提供保障。就业是生活的保障，也是未来养老的基础。但是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缺乏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劳动技能，当失去土地时，他们中年轻的那部分人不得不再次就业，然而，当前城市中也有一批等待就业的城市人竞争时，他们明显的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失地农民要么失业在家，要么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且工资不高的最脏最累的粗活，有限的收入只能维持眼下的生活，无法为养老保障进行储蓄。
2.3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在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按照“五普”0.95%抽样数据推算，2000年的“乡一城”迁移人口中16-60岁人口占90%;有关调查显示，从年龄看，流动人口的年龄段集中在 20-25岁之间。在人口老龄加剧，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总数不断减少，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向城镇迁移，使城镇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为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养老金红利”。 从现收现付制度来看，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将会给城市带来“养老金红利”。基于保罗.萨缪尔森提出的“整体经济是个永动机”概念，阿沙夫.拉辛(Assa frazin )和埃夫拉伊姆.沙卡(Efraim Sadka)认为，即使在移民可能是低劳动技能和养老金制度净受益者的情况下，移民的迁入也会使现存的所有收入群体和年龄群体的福利得到改善。由于城镇人口的老龄化，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现收现付制度下的养老金支付压力。而城镇化带来的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大部分正值壮年，正处于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期，并且还有几+年才会领取养老金，因此如果把这些人口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会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大量的“养老金红利”，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支付危机。但是，当前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为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参保做好准备。城镇二元社会经济制度的限制，不完善的参保法律法规政策，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过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参保，不利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享受“养老金红利”。
3.养老保障制度对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反思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受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习俗、心理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论从经济因素考虑还是从观念因素分析，家庭在出生人口性别的选择上，偏好于男孩，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
首先，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当遇到经济危机或因年老或疾病等因素丧失劳动能力时，父母在身体和经济上都必须依赖于儿子，这种强烈的依赖性反过来强化了对生儿子的偏好。特别是在农村，一些农活被认为是只有男性才可以胜任。在政府不能提供足够保障的情况下，只有女儿的老人的境况可能就差些了。即便政府提倡社会养老保障，但由于执行不力，也使人缺乏安全感。儿子才是父母的靠山。所以，生儿子是必须的，“养儿防老”也成为他们唯一的理性选择。因此，归根结底，中国目前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实质还在于“保障”二字，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治本之策是国家应该为所有公民提供同样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
其次，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靠家庭、家族和宗族来维系和整合的，强调家庭伦理观念。在经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虽然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但它在农村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尚存。因此，排除父母年老对儿子经济上的依赖这种经济因素的影响，历史承袭下来的深邃的文化积重难返。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观念仍鼓励妇女生育儿子。俗语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中国人几乎没有人能够承受“断子绝孙”的痛苦，也没有人愿意做个没有儿子的“孤老”。传宗接代是驱使生育儿子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4.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养老保障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了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该政策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那个年代出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现在这些人都到了成家的年龄。两个独生子女相结合，就形成了典型的“四二一”模式的家庭结构，即一对年轻的夫妇需要供养四位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即逐渐趋向于小型化，对我国的养老保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4.1城市独生子女的养老压力
相比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在年轻时都有自己的工作，所在的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都参加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了养老保险费，这就为以后的养老进行了储蓄也为养老扫除了后顾之忧。但是，排除经济因素的影响，城市独生子女也有较大的养老压力。一方面是城市的独生子女都要忙于工作，缺芝时问和精力照顾老人，而城市老人在养老过程中最渴望的是子女的情感关怀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是随着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的发展，独生子女在结婚后，多数都与老人分居，在照顾双方老人方面存在诸多不便之处。
4.2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首先，子女的平均养老压力增大。在子女众多的情况下，子女之间可以协商分担养老负担。至于分担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平均分摊。这种方式操作简单。子女相互协商或征求老人意见后.按照商定标准等量分摊老人的养老费用。②按子女的负担能力分摊。这种方式要求子女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实际状况确定负担程度。经济宽裕的子女可多出资。经济条件差的子女可少出资。③按子女年少时所受待遇予以分摊。这种方式以近乎公平的方式，按照子女年幼时从父母那获得的照顾和收益的多少分摊养老费用。而现在家庭子女的数量越来越少，不管以哪种方式分摊，每个子女分摊的养老费用都会增加，进而养老压力增大。
其次，子女养老缺乏约束。以前，农村中生育子女的数量较多，每个子女之间在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制约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是对子女承担赡养老人责任的一种潜在的制约。而现在家庭子女的数量减少了，缺少了以前的那种相互制约，也没有制度的制约来保障农村的老人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再加上子女的数量就是一两个，如果他们都拒绝为养育自己的父母养老的话，那老人就有可能陷入生活的困境。
再者，子女养老的不便之处。以前是大家庭结构，子女结婚后和老年人住在一起，形成几代同居的局面，老年人又是家庭的最高权威。这就为老年人在家中养老提供了现实保障。如今，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子女结婚后都选择自己居住，和老人不在一起居住。而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这就使很多老人身边没有子女，造成子女为老人养老的不便之处。
第7篇：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 预测分析
人口老龄化问题正迅速地向中国走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制转轨中国家,正面临着两个方面的考验。一是“未富先老”的困扰;另一方面是转轨过程中的养老保险体制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本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经常性统计的有关资料,在不同的人口政策目标参数假设下,根据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和人口生命表对今后4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通过较系统地分析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现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已经出现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险体制、退休及人口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及特点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标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人口的平均寿命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提高;二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地理位置、气候、风俗习惯、劳动就业制度等的不同,国家之间人口的平均寿命和就业者的退休年龄差异较大。但为了分析研究问题的方便,人们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见表1),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和界限是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否大于7%。
根据我国历次人口普查的资料,特别是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从主要指标分析,2000年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见表2)。
以有关资料为基础,我们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制的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在给定不同参数的假设条件下,对今后45年我国人口,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
我们设计了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三种方案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上,以体现不同的人口生育政策。高方案的总和生育率假设为由2000年的1.7降到2003年1.6,2004年和2005年均保持1.6,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宽松,总和生育率由2006年逐步升高到2025年的2.1,然后一直保持到2050年。中方案的总和生育率假设为由2000年的1.7降到2003年1.6,2004年和2005年均保持1.6,随后生育政策慢慢放宽,由2006年开始逐步升高,一直到2050年达到2.1。低方案的总和生育率假设为由2000年的1.7降到2003年1.6,随后一直保持到2050年。至于三种方案死亡率的假设,我们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来反映。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得出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变动情况(10年提高2.85岁),我们将人口平均寿命设置为:2001年,男性70.2岁,女性74.2岁;2025年,男性77.5岁,女性81.0岁;2050年,男性79.2岁,女性84.7岁。城镇化规模,2004年以前按实际统计数(大约年均2160万左右),此后按每年按2500万左右。根据上述假设我们预测得到的人口及人口老龄化发展变化情况(见表3)。
按照预测方案中的“中方案”(如无特别说明,下同)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来得快,规模大。中国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下同)的比重由7% 上升到14%将需要 25年。而法国、瑞典、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走完这一历程所花的时间大约在45-120年间。2000 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 8838万,占世界老龄人口的21.4%,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到2025年和2050年这一地位仍不会改变。
二是老龄抚养比提高速度先慢后快,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人口视窗”期。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按人口年龄结构推算,本世纪前几十年新增劳动力年龄人口的相对比重会下降。但另一方面,由于上世纪50~70年代出现的“婴儿潮”等原因,这一时期处于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重仍较大,我国老龄抚养比的变化会比较平稳。在2025年会达到20.9%,超过15.9%的世界平均水平。此后我国老龄抚养比将会快速升高,到2050年将达到44.8%。即使如此,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总数在今后的50年中仍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2030年左右,印度的劳动力将超过我国,到2050年将比我国多1.5亿左右)。在这50年间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总数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劳动力年龄人口总和。这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口视窗”期,即,在进入老龄社会之前,出现的一个人口负担率较低的黄金时期:由于生育率水平迅速下降等因素,在这几十年内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在一个高水平上,人口负担较轻,为发展经济、改革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期。但经历过“人口视窗”之后的国家往往也将成为人口负担较重的国家。
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低,“未富先老”。与世界其他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相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发展水平是最低的,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极大。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按当年价仅为950美元左右,换算成1990年的美元仅为828美元。而一些发达国家在19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均已超过了2500美元(1990年的美元)。更何况随着人类的进步,老龄人口的保障成本变得越来越高。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动态角度看,上述特点中相当一部分会继续强化。例如,到2025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超过14%。老龄人口比重年均提高0.28个百分点。老龄人抚养比将达到20.9%,年均提高0.43个百分点。二者均大大高于1990-2000年的年均提高幅度。这对正处于转轨和完善之中的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 中国养老保险体制的现状与问题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现收现付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二是个人账户模式。这种模式强调雇员的个人缴费和个人账户的积累,退休者的社会保障权益来自本人在工作期间的积累,且所积累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进行运作。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具有累积性和增长性,资金供给比较稳定,在经济波动中表现出较强的抵抗能力。第三种是混合模式。该模式由上述两种模式混合而成。
从20世纪50~90年代,我国实行的养老保险体制是现收现付模式,对象主要是城镇职工。但由于人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旧体制“收不抵支,难以平衡”的问题日益显露。为此,在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三个重要法律文件:《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1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1995年)和《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年)。基于上述三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形成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模式。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一模式显现出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关键是社会统筹账户亏空较大,导致个人账户空转,无法形成必要的积累。2001年7月,国家从辽宁开始,在东北三省进行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的试点,并责成社会劳动保障部组织有关部委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运行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模式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其大致轮廓如下:
从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来说,仍主要集中在城镇,农村劳动者的参保率还很低。2005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442万人,仅占农村就业者的11.2%。由于上述事实,以及农村仍主要依靠传统的家庭式养老保险的现状,在本文以下的讨论中,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城镇养老保险体制。
按照有关法律,城镇的养老保险体制应该覆盖所有在城镇工作的劳动者,包括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但实际上,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还较低。2005年末,全国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7487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64.0%。
从养老保险资金的来源和支付看,不同身份和不同地域的就业者差别极大。
——对于公务员以及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就业人员,个人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金,这部分人的基本养老保险金主要来自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水平大约为在职最后一年基本工资的85%左右。
——对于其他事业单位,特别是已经改制为企业的事业单位,其职工按照企业职工缴纳和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金。
——对于企业职工而言,其基本养老金由两个部分构成:社会统筹账户基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其缴费和使用也均由两个部分构成。从缴费看,一是所在企业(或单位)需上缴职工工资总额的20%(目前的幅度在18%~25%不等),进入社会统筹基金账户(简称社会统筹账户),作为基础养老金。二是个人上缴本人工资的8%,进入个人养老金账户。而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支出条件和方式是,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且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其中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职工退休时所在地区(一般以地级市范围为准)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个人账户基金用完后,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
——对于城镇个体工商户业主及在城镇个体工商户从业者和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为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记入个人账户,退休后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
除了上述规定本身对不同劳动者的差异之外,为了照顾到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这一事实,国家有关养老保险体制的政策法规在一些具体操作方面也给了省、市、自治区一定的自主权,而各地根据自身情况所制定的一些地方法规则使全国养老保险体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进一步遭到破坏。
从统筹层次看,有以省为统筹层次的,也有以地级市为统筹层次的。从统筹水平看,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工资水平不同,统筹的水平也相差甚大。从对外来劳动力的处理看,各地政策更是五花八门。突出表现在对外来工的歧视上。
总之,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由单一的社会统筹制度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基金管理方式也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采用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在基本养老金的计发上采用结构式的计发办法,强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激励因素和劳动贡献差别。该制度既吸收了传统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优点,又借鉴了个人账户模式的长处;既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的社会互济、分散风险、保障性强的特点,又强调了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和激励机制。从基本内核看,这一制度基本适合我国国情,但由于各种原因,它尚在建立过程之中,且制度本身还存在一些较大的具体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让在职的一代人既要继续承担供养上一代老人的义务,又要为自己将来的养老进行部分积累,即个人账户积累,这种双重负担对企业和个人均形成很大的压力。集中体现在我国目前个人账户的缺口较大。根据历年有关统计资料,以1998年到2004年的职工工资总额106446亿元为基数,按照8%的个人账户积累水平,以及城镇就业者64.0%的参保率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业主及在城镇个体工商户从业者的有关比例匡算,到2005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个人账户的积累应为6100亿元左右。但2005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金(包括社会统筹基金)的累积余额仅为4041亿元,个人账户缺口2000亿元以上。这还是由于1998年后,各级财政不断拿出大量资金进行补贴的结果。2002年到2005年,各级政府财政用于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支出达到2203亿元。这一方面增加了今后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风险,另一方面使就业者跨统筹区域进行流动时,会引起调入调出地区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之间的冲突,阻碍其正常流动。
以上只是静态地分析了养老保险体制的转轨成本,而未来20~5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事实,对于支付已陷入窘状的现行养老保险体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老龄人抚养比的快速提高使养老基金的支出增加,收缴减少,将加重入不敷出的矛盾。根据第一部分的预测,到2025年我国老龄人抚养比将由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20.9%,到2050年将提高到44.8%。每个劳动者所负担的社会统筹养老基金将会分别翻一番和翻两番。按照目前的征缴水平,届时就至少需要拿出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40%和80%的财富来抚养老人!
三、 改进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应对
老龄化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起步晚、资金缺口大、管理不规范与老龄化来得快、势头猛、养老保险需求迅速扩大并存;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低、就业压力大与养老保险压力大并存等诸多矛盾,我们需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一是要认识到建立符合国情、可尽快正常运转的养老保险体制已刻不容缓,越拖越被动。二是把建立符合国情、可尽快正常运转的养老保险体制当成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计来抓。通过立法使之规范化。三是要坚定走出困境的信心。在正视我们面临困难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国民经济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最近27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实力,特别是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低,扩大保险面,增加保费上缴的空间较大;劳动力和老龄人的赡养成本均比较低;我国尚处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仍有20~3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人口视窗”黄金时期以资利用;经过近年来的实践,我们已摸索出一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经验。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探索和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扬长避短,很好地设计和改进我们的养老保险体制,我们是能够顶住老龄化的冲击,比较平稳和谐地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使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具体的政策建议是:
(一)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科学发展,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前,尽可能地多积累一些财富。
1.充分利用即将成为稀缺资源的劳动力,鼓励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继续参加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一是要逐步提高就业者的退休年龄。第一步,尽快将所谓的女职工(50岁)和女干部(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统一为55岁。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雇员再分成职工和干部编制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步,花3年时间将男女就业者的退休年龄统一在60岁。第三步,每两年将退休年龄延长1岁,直到65岁为止。与此同时,要采取经济措施防止劳动者大量提前退休,明确规定提前退休者要减发养老金。上述措施对于缓解养老保险费的支付困难可收到一举双得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增加就业者上缴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另一方面,它可减少养老保险费的支出。据测算,按目前的收支水平,退休年龄延长1年,全国社会统筹基金即可多征收55亿元,减少支付160亿元。而且,这一做法也符合人类生活条件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具有劳动能力的时间延长的客观事实,已为许多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采用。
2.要通过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等多种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老龄人口抚养比过高、劳动力负担过重的压力。
(二)与劳动力非农业化进程相适应,逐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从道理上说,社会养老保险的对象应该是全体公民(包括农民)。但就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的收支状况和我国财政的支付能力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很难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仍有6%~7%的公民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加上我国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长期以来已形成了特有的养老方式。因此,对非城镇人口的养老问题,宜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处理的方式加以解决。对已经或将要进入老龄阶段的“老人”(如45岁以上者),不再参加养老保险。其养老问题仍主要依靠本人和家庭的抚养。政府则应从基本医药条件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补贴。对于45岁以下,到城里工作的农民工,以及脱离农业,进入非农产业工作的人,均应逐步纳入养老保险的范畴。这样既可通过扩大缴费基数,缓解养老保险近期支付矛盾,也可以使今后全社会有更多的老人享受养老保险,为实现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险目标创造条件。
(三)逐步建立多层次的综合性养老保险体制。
1.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是为了满足社会最基本养老保险需求。应做到“两高一低”,即社会统筹的覆盖率要尽量“高”,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层次要尽量“高”。而由社会统筹支付的养老保险费水平要“低”,只要能维持老龄人的基本生活即可。这里所说的社会统筹的层次要尽量“高”是指社会统筹保险金的管理和发放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统一,要在巩固以市为统筹单位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统筹单位,创造条件在5~10年内过渡到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全国(或省级)范围内统筹的含义:一是资金在全国(或省级)范围内统一使用;二是各地的社会统筹保险费的发放标准,按工资替代率(由社会统筹支付的养老金相当于在职时薪金的比重)衡量,在全国(或省级)统一。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社会统筹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我国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缓解养老保险金收支矛盾。三是可以有效地保证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四是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
此外,目前社会统筹法规规定的法定享受社会统筹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应进行修改,不能简单地定为15年,需对不同对象设立不同的缴费年限。将缴费年限定为15年的初衷是基于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建立较晚,想照顾一下“老人”。但简单地将其推广到所有参保者则会引出麻烦,加重国家负担。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个体、私营者自动缴费到15年就停止缴费的情况。根据大连市基本情况进行的初步测算,如果一个人仅缴费15年后,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并且假设其70岁死亡,按现行的收支方法计算,他享受到的养老保险金是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4倍左右。为此,应以实际可参加劳动的年限作为法定的缴费年限。计算公式为:法定缴费年限=法定退休年龄减去 23(平均开始就业的年龄),放宽一些可以减去25。为了照顾“老人”,只要规定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继续实行老办法,即法定缴费年限仍为15年。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实行新办法,因为他们目前仍可工作25~30年。
2.个人养老保险账户。要按现行试点方案的规定,坚决做实个人账户,为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积累资金。
3.采取经济手段鼓励企业或机构给雇员建立养老保险年金(国家对此可以减免所得税)。这部分养老保险是适应多样化社会需求,拉开退休后养老保险金差距的主要来源。它可以体现企业竞争力,促进劳动力流动。
4.鼓励私人自我储蓄养老。对于用于养老的私人储蓄(明确规定要在法定领取退休金以后才能支取,且每月支取的额度不能超过一定数额)可以减免利息税。
5.建立指数化的基本养老金正常提高机制,即基本养老金每年提高的幅度应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一致,以防止基本养老金因通货膨胀而贬值。
(四)要尽快将公务员和准公务员(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思路是,形成全社会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无论退休前从事何种工作,退休后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的发放水平一律平等。养老金的差距主要来自于个人账户积累和企业或机构的补充养老保险。这取决于劳动者在岗时的工资水平和企业或机构的经营状况。对于公务员及准公务员补充养老的待遇,可以考虑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逐步较大幅度地提高其工资水平,把养老问题工资化、货币化。二是由财政为这些人购买一定的商业养老保险,等退休后作为补充。公务员及准公务员的社会统筹养老金由财政统一缴纳,个人账户部分个人自己缴纳。
(五)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在养老保险体制中的作用。通过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多开展集体活动等从精神上传递社会的关爱。
(六)注意监控人口变化趋势,应经专家论证,适时放松一对夫妻只准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防止老龄化程度过于严重。人口老龄化除了养老保险问题本身,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均会构成威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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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关于宏观经济数据与抽样数据存在的差异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第9篇：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
[关键词] 商业银行；养老金融；创新对策
[中图分类号] F830.3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4-0028-03
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等5家机构联合的《2015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大中城市报告》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已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将达到2.16亿人，养老资金缺口大，依靠传统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人口比例。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主体，大力发展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对丰富养老产品种类，推动养老产业以及构建银行多元化盈利模式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老龄化为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带来的发展机遇
根据联合国预测，我国到2050年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36.5%，人口老龄化将远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将催生一批养老新兴产业的发展，当前，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因此养老资金缺口比较大，需要依赖于金融机构的支持，需要商业银行各级养老产业发展特点积极创新符合养老市场的金融业务产品。
在经济新常态发展背景下，商业银行盈利空间越来越小，如何提高商业银行盈利空间，实现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是当前金融市场改革所必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实践证明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创新养老金融业务是商业银行盈利的重要抓手，具体表现在：
（一）创业养老金融业务能够为商业银行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对于面临诸多转型压力的商业银行而言，创新养老金融业务能够为银行增进利润，养老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商业银行将养老金融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相融合能够为商业银行提供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从我国养老基金入手，可以为银行带来巨大的资金流动量，商业银行可以将养老基金用于稳定的资金投资等为银行创造收入，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授信风险。
（二）商业银行的战略转型要求以发展养老金融业务为主
在银行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直接融资增量大于银行信贷增量，造成银行利差减少；另一方面，信托、保险等非银行融资工具占比的快速提升，使商业银行传统的盈利方式落后。养老产业是我国新兴产业，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未来老年人服务产业将占据市场的很大份额。根据兴业银行2015年的数据调查，老年人已经成为银行理财产品的主力军，由此可见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必须要以开展创新养老金融业务为主要内容。
（三）我国相关政策制度为银行养老金融业务发展提供了依据
例如《关于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覆盖广泛、种类齐全、功能完备、服崭咝А安全稳健，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符合小康社会要求的金融服务体系。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养老金融是以提升养老保障为目标的各项金融服务，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养老金增值的需求，当下的财富已经不足以覆盖老年人支付未来生活需要，因此大力发展养老金融业务成为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实践调查我国银行参与养老金融业务的数量越来越多，养老金融业务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但是基于当前巨大的养老资金缺口，我国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养老金融业务模式同质化形象严重
近年来，商业银行逐渐意识到养老产业的价值，纷纷开展了系列的养老金融产品，例如光大银行推出的颐享阳光卡，该卡是光大银行针对55岁以上的老年客户，提供除了基本的借记卡功能外，还涵盖四大专属增值服务，涵盖财富、便捷、出行、健康等。但是我国商业银行所推出的养老金融产品存在同质化、零散化等问题：一是养老金融产品缺乏个性。根据对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产品的收益看，养老金融理财产品收益要远远高于一般存款利率，但是其存在发展期限短、操作繁琐以及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问题，尤其是商业银行开发的养老金融产品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满足不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导致金融业务功能紧紧体现在理财层面，而缺乏对老年人生活水平质量的关注；二是银行养老金融业务模式零散化。从我国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产品发展规划而言，各大商业银行都在积极拓展养老金融业务，但是银行却没有建立完善的养老金融业务组织体系，而是将养老金融业务挂管在金融服务公司或者零售部门业务之下，没有设置独立的养老金融机构。而且银行在研发养老金融业务时缺乏与部门之间的沟通，导致养老金融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不高。
（二）养老金融市场结构存在失衡
完整的养老金体系涵盖“三个支柱”：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金制度，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为个人储蓄账户。目前，舆论呼吁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但是从当前养老金融体系看我国养老金融体系存在“头重脚轻”的格局：一方面我国企业年金比例相比OECD成员国发展水平要低很多。根据最新的世界央行数据，我国商业银行企业年金基金累计规模要远远低于经和组织成员国的比例。同时企业年金的收益较低，影响其业务发展。在企业年金制度改革推动下，我国企业年金发展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其收益却非常低，甚至要低于同业存款收益；另一方面养老金融产品过度倾向于非银行机构，银行机构开发的养老金融业务规模较小。在养老金融产品上，金融机构推出的养老产品更加具有针对性，市场在养老产品选择上也倾向于保险机构等，而商业银行所推出的养老金融业务往往是在基于自身各类产品的重新调整组合，缺乏对老年客户的特定需求上。
（三）银行考核体系制约养老金融业务
长期以来由于养老金融业务具有业务经营、投入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再加上现有的养老金融业务管理制度制约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首先银行对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考核体系的不完善，以企业年金为例，由于企业年金规模比较大，市场竞争性比较高，商业银行获得企业年金需要前期投入过多的资源以及资本，因此其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收益。而现有的银行考核体系缺乏对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前提投入的考核，因此很多银行管理者为了短期的绩效考核，不得不放弃企业年金业务；其次养老金融业务受到多重监管机构的制约。从我国政府监管职能看，养老金融业务受到多个部门的监管，同样以企业年金为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企业年金政策的制定、银监部门负责银行托管以及账管业务的规范运营等，证监部门则负责投资运作，保监会则负责养老保险公司参与年金，这样一来在多重部门的交叉监管下，商业银行在开展企业年金业务时需要涉及多个部门，影响其业务开展效率。根据监管要求，养老金融业务多数有准入限制，商业银行需要获取相关资格才能从事业务。自2007年后至今，管理部门再无公开企业年金管理人资格申请通道。这样大大制约了商业银行参与企业年金业务的积极性。
三、创新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对策
基于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商业银行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发展要求，依托已有的养老金业务经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顶层设计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养老金融业务体系：
（一）明确养老金融发展策略，完善组织结构
在商业银行转型的关键时期，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养老产业已经成为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新兴产业，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如何抓住老年客群是商业银行利润新增长点，因此，商业银行在深入研究自身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养老金融业务发展规划，围绕养老产业发展及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在社保资金结算、养老基金投资管理、老年综合金融服务、养老产业投融资等多个领域加紧布局。另外，由于养老金融业务涉及多条线的业务内容，商业银行应该从内部构建完善的组织结构，见下表：
（二）弥补养老金融业务资质短板，积极争取政策优惠
银行监管部门、商业银行应加强与养老金管理部门的沟通，争取补全管理资格，特别是养老金投资管理资格。囿于多数商业银行缺乏参与企业年金等B老金融业务的资格，限制了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业务的范围。即使已经获得年金业务管理资格的银行，主要业务局也限于即将开展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业务，投资管理人范围限制在具有全国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经验的机构中，大多数商业银行基本没有参与资格。对商业银行而言，积极争取养老金融投资管理人资格，分享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遇，成为最现实，也是最迫切的需求。此外我国相关部门要积极针对商业银行开展养老金融业务的服务，通过商业银行与保险机构的合作，进一步丰富我国养老金融业务体系的不断完善。
（三）整合商业银行内外部资源，构建养老金融综合服务体系
首先，商业银行应整合内部资源，解决养老金融业务模式零散化、产品碎片化问题。商业银行着手将涉及养老金融不同板块的业务进行重新规划，对内建立统一的养老金融产品研发平台，对外创立基于商业银行信誉的养老服务品牌。在产品研发方向上，对企事业单位等公司客户，提供包含受托、账户管理、托管、投资管理、综合金融服务在内的一揽子服务。其次，整合外部资源，完善服务体系。商业银行寻求与其他银行、养老保险公司、信托、基金、券商的合作，建立战略联盟，实现优势互补，整合渠道及产品资源，在养老金融市场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企业年金领域，商业银行与养老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可共同成立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年金服务，提高了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例如太平洋保险集团旗下太保养老投资公司首个实施日间照料运营输出及居家养老业务的落地项目――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意同心家园长者之家”照护站（以下简称照护站）签约了首位轻度失智失能客户并收取服务费，实现该公司成立以来第一笔养老服务收费。
（四）积极关注“以房养老”等不动产养老资产潜藏的金融需求
老年人除了在工作期间储蓄用于个人养老外，不动产等其他财产也可以在老年时通过银行融资获得即期现金流。银行应未雨绸缪，研究房屋“反向抵押”等以养老为目的的金融产品，注意金融产品创新与我国特殊的房地产环境对接，制度设计上要紧紧把握养老需求，防止把“反向抵押”获得的养老金用于还债、后代教育等非养老用途。目前，在我国“以房养老”的衍生模式是“以租养老”，以房屋租金支付养老院费用等。银行也可以和房屋经纪机构合作，在房屋代管、租金监管等多方面介入房屋养老市场，在市场发展中不断发现新的金融机遇。
（五）加大养老金融人力资源投入
养老金融业务属于新兴业务，由于养老金融业务具有专业性高、政策性强的特点，因此需要银行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一是银行要积极培育专业的销售队伍。基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未来养老金融业务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在存款利率不断下降的环境下，居民选择养老金融业务的积极性不断提高。银行销售养老金融业务必须要构建专业的销售团队，从而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差别化的销售服务，从而提升银行的销售业绩；二是商业银行要加强对现有客户经理的培训。商业银行要定期开展人力资源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精算能力和咨询服务能力。由于养老金融业务需要多个部门的联合操作，因此涉及面比较广，需要银行销售人员要具有较强的专业管理技能。
[参 考 文 献]
[1]陈艺.中国养老金融业务发展行政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4）
[2]张建国.发挥银行优势服务养老事业[J].中国金融，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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