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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的人口变迁
1950年北京、上海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育子女的数量）均为5.2，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9。196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分别为740万、1056万人。
1963年中国在大城市开始计划生育宣传，1964年在大城市落实政策，1973年在全国逐步展开。上海作为计划生育的模板，并且城镇人口比例较高，人口出生率下降最快，从1963年的3.03‰降至1964年的2.06‰、1965年的1.7‰、1967年的1.25‰。北京的生育率也从1964年的4.41降至1965年的2.89、1967年的2.53。1960年上海、北京的生育率平均为2.8、3.8，全国平均水平是5.7。
1970年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城市试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在全国推广。可见，上海的生育率最低，其次是北京，东北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虽然人口寿命在大幅延长，但是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上海的人口仅从1960年的1056万增至1980年的1152万，占全国比例从1.60%降至1.17%。北京的人口则是从1960年的740万增至1980年的904万，占全国比例从1.12%降至0.92%。199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增加到1086万、1334万。上海、北京GDP占全国比例从1960年的10.1%、3.7%降至1980年的7.1%、3.2%，再降至1990年的4.1%、2.7%。
1980年北京、上海的外来人口只有19万人、6万人，到1990年也只有54万人、51万人。1990年上海开始开发浦东，拉开了外来人口的小闸，经济占全国比例也开始上升。上海1980-1989年年均只增加3.0万外来人口，而1990-1995年年均增加13.0万人。1996年拉开了外来人口的大闸，上海1996-2013年年均增加48.3万外来人口，非户籍人口总数由1995年的113万人迅猛地增加到2014年的987万人。
而北京1990-1994年年均只增加1.9万外来人口，GDP占全国比例还在继续下降。1994年外来人口总数只有63万，但是，仅1995年就增加到118万。虽然后面几年又严控外来人口，但1995年涌入的这118万人口给北京经济增添了活力，北京经济占全国比例也触底反弹。2000年北京再次拉开了外来人口的闸门，2000-2014年，北京非户籍人口年均增长44.1万人，非户籍人口总数由1999年的157万增加到2015年的823万。北京、上海非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5.0%、3.8%增加到2015年的37.9%、40.6%。
外来人口有助于北京、上海的经济发展
北京、上海户籍人口相对增长缓慢，从1980年的886万、1147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1363万、1440万人。这些增加的户籍人口还有一部分是外来人口入籍。因此，北京、上海的实际外来人口还要更多。东北的人口移入和移出大致相当，净移民率几乎为0。外来人口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比如，2010年北京、上海的非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6%、39%，但却占全市20-39岁人口的52%、59%。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越强。中位年龄反映了经济活力，（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三列，位于中点的某人的年龄）。全国、北京、上海、东北的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2010年为36岁、36岁、38岁、40岁，2015年为38岁、37岁、40岁、43岁，北京、上海比东北更年轻，经济也更有活力。
但是北京、上海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2010年高达42岁、47岁，2015年更是高达44岁、50岁，比东北还要高。
20-39岁的年轻劳动力是最能增进经济活力的人口。1990年0-19岁人口到2010年为20-39岁。1990年北京、上海、东北的0-19岁人口占全国的0.69%、0.73%、8.09%，而2010年20-39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93%、2.08%、8.12%。可见，2010年北京、上海的20-39岁人口有2/3是外来移民；而伦敦、东京的比例都只有1/3，巴黎只有1/6是外来移民。
东北由于外来移民较少，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82年的10.4%降至2010年的8.12%，；同期GDP占全国比例从12.8%下降到8.6%。如果没有外来人口，上海、北京的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将从1982年的1.60%、1.12%下降到2010年的0.73%、0.69%，降幅超过东北，那么，GDP占比的降幅也将超过东北。可见，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北京、上海的经济会比东北更没有活力（见图1）。
人口继续涌入大城市威胁中国的持续发展
流动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而老人和儿童是很难外流的。一方面，东部大城市人满为患；另一方面，中西部的留守老人“老无所养”、留守儿童“幼无所靠”。
大城市靠吸引全国的年轻劳动力来维持经济繁荣，但是也加重了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上涨。导致城市房价上涨的原因有三点：土地供应是依照规划人口数进行的，增速低于实际人口增速；外来人口对住房有刚性需求；外来人口流入不仅增加了城市经济活力，而且提高了户籍人口的购买力。
实际上，最严重的城市病是超低生育率，这与人口密度太高有关。2003-2012年，东京的生育率平均为1.06。23个区、26个市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人口密集的几个区房价高、通勤时间长、民生压力大，民不聊“生”，生育率只有0.7-0.8；人口稀少的地方，生育率为1.4。
伦敦的人口密度比东京要小，2011年生育率为1.84。33个区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是直线负相关。内城的人口密度仍然较高，一些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人口密度较低、房价较低的外城一些区，每平方公里只有2千多人，生育率却在2.1左右（见图2）。
美国生育率能达到1.9-2.0的主要原因是城市规划得更加“宜生”。美国城市分为中心城区、建成区、都会区，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都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都会区低于1千人。洛杉矶的中心区、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分别为3.1千人、2.7千人。人口最密的纽约，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万人，建成区也只有2.1千人。美国房价只是家庭收入的四五倍。各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只有20多分钟。
而中国的城市建成区全部已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的规划，县城的人口密度比纽约中心区还高。北京东城区、西城区每平方公里是2.5万人，上海虹口区、黄浦区、静安区超过3万人，通勤时间普遍超过1个小时。北京、上海总和生育率长期只有0.7，不仅因为生育政策限制，也因为高密度的城市规划下的各种生存压力。目前，中国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只占0.7%的国土面积。
一孩次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1995-2014年，东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06，而一孩次生育率为0.61。2010年北京、上海的一孩次生育率低于0.6，2015年甚至低于0.5，这意味着即便鼓励生育，总和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0。长期的低生育率，经济发展依赖移民，使得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呈现新的变化趋势（见图3）。
纽约、东京的人口数据是采纳官方预测。北京、上海2015年后的数据是采纳2015年抽样调查，假设2017年后北京、上海的人口不再流入、流出，2018-2050年的生育率将稳定在1.0。
201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非常“拉风”，20-49岁青壮年劳动力占总人口的60%、56%，而纽约、东京都只有46%。但是到2040年，北京、上海的20-49岁人口占比只有28%、23%，而纽约、东京还有44%、32%。
流入北京、上海的年轻劳动力很多将在此终老。现在的外来年轻人给北京注入了“生机”，今后却可能成为“危机”。北京、上海65岁以上的老人将从2015年的231万、309万增加到2030年472万、599万，再增加到2050年的791万、907万。全国、北京、上海的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7.6、8.9、7.6降至2030年的3.4、2.9、2.4，再降至2050年的1.7、1.2、1.0。今后北京、上海的老龄化危机比全国更严重。
上海、北京面临人口拐点
过去的实际人口一直超前于规划，比如，北京1993年的规划是2010年人口要控制在1250万人以内，2004年的规划是2020年人口要控制在1800万人以内；但是2010年实际人口已经达到1962万人，2016年更是达到2173万人。
现在的新规划是，北京的人口在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然后长期稳定在2300万人左右；上海的人口到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事实上，上海今后的实际人口将低于规划。2015年、2016年上海的外来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2016年北京的外来人口也开始负增长，有人认为是政策所致。即便是没有政策调控，上海、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原因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上海、北京的人口结构要老化，经济活力降低。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比全国高2.3岁。北京的中位年龄也将在2018年开始高于全国。这在国际大城市中并不多。
国际大城市的生育率只略低于全国，然后靠吸引少量外来年轻人口使得中位年龄低于全国、经济活力高于全国，从而长期保持吸引外来年轻人口的能力。比如，2011年英国的生育率为1.91，伦敦市为1.84。2010年美国的生育率为1.93，纽约市为1.81。2010年美国、英国、日本全国的中位年龄为37岁、40岁、45岁，而纽约、伦敦、东京分别只有35岁、34岁、42岁。
第二，上海、北京的经济优势可能会下降。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跨区域人口流动的动力，而区域均衡化发展是趋势。比如，以前纽约州的人均GDP远高于全国，吸引人口流入；1930年后人均GDP相对优势不断下降，吸引人口的能力也下降。纽约州的人均GDP与全国的比例，从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而密西西比、南卡州却从1930年的32%、38%，升至1950年的51%、62%，再升至1980年的70%、78%。
1980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是全国的6.1倍、3.4倍，2002年是全国的3.6倍、3.3倍，对外地人口有强大的吸引力。而2005年湖南、四川、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66%、59%、57%、34%，人们千里迢迢也要到大城市讨生活。
但是2016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2.0倍、2.0倍，可能还将继续下降；而湖南、四川、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已升至全国的83%、72%、71%、60%，还将继续提升。收入差距在缩小，考虑到路费和骨肉分离的精神成本等，中西部很多人就会选择留在家乡的城市就近就业。上海的外来人口来自安徽的比例最高，2003年上海的人均GDP是安徽的6倍，但是2016年只是安徽的2.9倍了。上海对安徽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在不断下降。
第三，全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2015年的1.05，这意味着可流动的年轻人口数量在不断减少，可流动的人口数量下降。
第四，高铁、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零售、金融、制造不再依赖于物理性场所，传统产业下形成的大城市的地位将下降，而怀化、赣州、襄阳等新兴的交通枢纽城市，将吸纳人口流入。美国1930年后人口重新分布的过程中，中西部也崛起了一批中等城市。
第五，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向西南转移。川渝、云贵桂的经济总量占全国比例都在提升，将吸引人口回流。
关键词：生育观念；影响因素；生产力；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97-02
生育观念古已有之，直到现在仍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要领域。它不仅仅是对生育过程的总结，同时也涵盖了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概括来说它是指人类在生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伦理观念、等一系列文化现象的集合，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生育观念有着广泛的内涵，它涵盖了生育的目的、生育的数量、生育的时间以及生育的性别取向等方面。在同一时期的社会里，人们一般都有着或约定俗成或积习成文的生育观念，像我国乡土社会的“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生育观念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在当今社会里，生育观念又产生了哪些变化，这值得我们探讨。
一、“少生优育”生育观念的形成过程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化大生产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丧失，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势必会带动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生育观念作为上层建筑中精神文化的一种，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也随之增大，大多数人是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毕竟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时候父母关注的不是孩子的数量而是孩子的质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特别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比如给孩子早教，上各种补习班，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远超过去，这使得有人感慨现在养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比过去养两个三个孩子的成本还要高。正是在这些经济和社会的诸多压力之下，逐渐形成了如今“少生优育”的生育观念。
二、“少生优育”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教育制度的变革和教育年限的延长
工业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农耕社会强调的是劳动力的数量，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劳动力多了，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开垦更多的荒地，国家也可获取更多的赋税收入和可利用的储备兵力；而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机器化大生产对劳动力自身素质的要求提升，它需要的是技术人才，强调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而国家为了培养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了更好地提升国民的素质，深化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延长了教育年限，这直接增加了教育成本，使得工薪阶层不得不考虑生孩子的成本。同时，教育作为上向流动的渠道，对于占绝大多数人的中下工农阶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教育可以获取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教育年限的延长使得个体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业不得不推迟结婚，时间一长，大家也就开始晚婚晚育了。
（二）女性的职业化发展以及避孕技术的进步
虽然我国曾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体，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角色，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单一的家庭主妇逐渐发展为职场女性，职场女性不仅仅是在家照顾孩子，同时也在职场上实现自身价值，职场上的竞争压力下迫使不少家庭选择了倾向于自身发展的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避孕技术也随之进步，避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人们的青壮年时期，不少年轻人考虑到要发展事业，于是通过避孕手段选择了少生或不生，等到事业逐渐起步之后，人们逐渐达到中年时期，这时人们的生育能力下降，即使想生育也不一定能有效生育，因此，避孕技术的进步有效地预防了计划之外的生育行为。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本位的思想逐步确立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同时也引起了思想领域的变革，传统的家本位的思想向个人本位转变，人们不再是只局限于家族和国家的发展，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发展，更理性地思考问题，由此衍生了利己、自由等思想观念。一个家庭里有了孩子不仅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占用了父母的精力和时间，降低其自身竞争力，很多企业不招女性员工，就是不愿承担女性因为生育带来的一系列成本投入，甚至有些女性为了自身事业能更好地发展，放弃了生育孩子。此外，与传统农耕社会不同的是，工业社会注重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使得人们思想上的藩篱逐渐被打破，自由意识复苏，更加捍卫自身的权利，而选择不生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不少两性为了拥有更自由的二人世界，选择了放弃生育孩子，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丁克家庭”，英文叫“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译为“双收入，无子女”，在这类家庭中的夫妇是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却选择不生，主要就是为了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享受二人世界，同时也有促进自身事业发展的目的。
三、生育观念的特点及现阶段我国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观念具有阶段不可逆的特点。生育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经过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然后才孕育发展起来的。其一经形成，没有国家强制干预的话，几乎不可逆，即使国家强制干预，几千年的历史惯性还是很难刹住车的，就像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传统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即使生育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的家庭被罚得倾家荡产，依然要生孩子，超生现象屡禁不止。想要改变我国目前低生育率的现状目前来说很难，即使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不见得能显现成效，就像现在诸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很早之前就开始鼓励国民生育，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处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水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是不是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人口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应该防患于未然，从以下方面进行一定的尝试，用以弥补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低生育率现象。
（一）减轻个体家庭生育成本，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利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物价水平也同样飞速提升着，而人们工资提升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物价提升的速度，这使得人们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增大。当前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起巨大的生育成本，奶粉钱、教育费用、各类辅导班花费等因素都是降低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同时，现代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改变，传统的家本位发展到现在的个体本位，个体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自身事业发展需要占用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在职场上拼杀，这都降低了家庭生孩子的动机。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国家应该建立并完善妇女生育保障，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怀孕妇女的平等就业权，防止女性因为生育而失去工作的现象发生。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来弥补女性员工因为生育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这不仅有利于消除女性就业歧视，同时也减少了女性生孩子的后顾之忧。
（二）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一些地区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就当前的人口趋势来看，随着我国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过少危机，应该适当调整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我国政府对人口政策做出了大方向的调整，出台“单独可生二胎”的政策，并让各地区根据各地人口情况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比如在人口基数小、生育率过低的地区应该尽快实施这一政策，在人口基数大、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地区应该继续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要想改变当前我国这一系列人口问题，除了逐渐放开生育政策之外，还应采取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比如对有一到两个子女的家庭进行物质奖励，限制和处罚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同时加强生育宣传工作，使人们认识到生孩子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好处，使人们逐渐形成合理生育、适当生育的生育观念。
（三）加强在生育方面的宣传工作，营造良性生育文化
生育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生育观念形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人为的措施加以影响。要想改变生育观念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改变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加强思想上的宣传动员工作。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人们普遍贯彻多生多育的做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受生育文化的影响，农耕社会在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学者的宣传鼓励下，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一系列生育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形成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进而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社会逐渐形成了少生甚至不生的低生育文化氛围和生育观念，这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使得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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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失真、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和转型时期就业政策滞后效应等客观因素,中国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人力资源利用水平和就业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国总体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却出现了“教育深化”的现象,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本文从人口转变的背景出发,对中国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就业效率进行了简略分析,对未来如何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探索性的思考。
一人口转变的历史与现状
1世界人口转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70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之中完成。
工业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各国改善营养状况,改进社会医疗卫生设施和相关条件,使历史上长期威胁人类社会的高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某些时期内甚至得以提高。这样,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demographicgap)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动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
1870年以后,欧洲各国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间的生死距差逐渐缩小,西方各国进入了低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晚期。
人口变动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150-200年左右。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的第三阶段,基本实现了向现代人口均衡的转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婴儿潮”(babybooming)现象,但人口变动之总格局基本确定。
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除现代医药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之外,战后国家的独立、社会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对这些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凸现的生死距差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人口膨胀的严重性,并相继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从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陆续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剧提高的增长率阶段,向以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第二阶段晚期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各国进展不一,措施各异。迄今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现代人口变动新的均衡状态尚未确立。
2.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变化及其特征
从1953年到1990年,中国人口总数由5．8亿增至11．6亿,年均增长1．81%。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从1953年到1964年,平均每年增长1．57%,1964-1982年则高达2．10%,其间的1964-1973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而在计划生育和城市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得到贯彻实施的1982-1990年期间,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50%。
从1949到1992年,中国的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明显下降,从36%降至18．24%。死亡率除1959-1961三年以外一直表现为不断下降的趋势。1949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0%,70年代以后降到8%以内,1977年以后死亡率持续降至7%以下;1981到1989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由67．69岁进一步提高到69．7岁,死亡水平仍在进一步下降。
1949年以来,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波动很大。1952-1957年是建国后第一个增长高峰,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平均略高于20‰。1958-1961年因自然灾害和而出现一个明显的低谷,1960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61年也只有3．78‰。
1962-1973年,伴随着生活状况的封闭型稳定状态,自然增长率出现第二个高峰期,人口年自然增长率达20‰以上。从1974年开始,自然增长率降到20‰以下,1979年达到11．61‰的低增长水平。1980年以后由于出生率的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过两次波动小高峰,峰值分别位于1982和1987年,而1990年的自然增长率则为14．39‰。
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从年轻型人口转变为中年型人口的过程。1990年,0-14岁人口比例下降到27．02%,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到5．57%,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5．25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水平的下降,特别是1972年以来连续十几年的大幅度下降。生育水平迅速而持续的下降使中国人口中少儿比例不断减小,成年及老年人相对增多。
死亡水平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也有重要的影响,但相对于生育水平的变动,其作用则是次要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其巨大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可以从历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型图中得到反映。同时,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动,进而引发人口年龄结构的传递性波动。这种波动对社会经济生活及人口再生产本身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地理和人文状况均存在显著区域性差别的大国,中国人口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同样体现在不同区域的人口特征和人口变化之中。从人口增长情况来看,1953-1990年,增长最快的是天津、新疆、黑龙江及内蒙古,增长最慢的是上海、河北、山东和江苏。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虽然已很低,但地区间差异很大,同时年龄结构的地区性差异也是十分显著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其中上海是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人口年龄中位数达到33．91。另外,有关研究也表明,省际人口迁移具有鲜明的年龄选择性,对迁入和迁出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截止到1999年底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7‰,人口总数约为125909万人,其中男性约64189万人,女性约61720万人;市镇总人口约38892万人,乡村总人口约87017万人。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所作的人口动态预测,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条件下,全国总人口将在2040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人口总数将达15．7亿以上,若按照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模式增长,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将持续到2050年,届时人口总量将突破16亿。
根据联合国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定义,即65岁以上老人比例大于7%的人口为老年型人口,4%-7%为中年型人口,低于4%的为年轻型人口,我国人口总体上仍属于中年型人口,除少数省市已进入或接近老年型及少数属年轻型的省区以外,大多数仍属中年型。鉴于我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人口控制,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在21世纪上半叶将日趋严重。
3中国人口控制实践及其效果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从根本上讲是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引起的。在人口过快增长,人口与经济矛盾愈加尖锐的背景下,中国在70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全国计划生育网络,其人口控制的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首先,它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在1955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是从发达国家生育率转变的历史考察,率先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粗出生率由30降至20用了77年,瑞士和瑞典都用了44年,比利时用了38年,美国(白人)、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而中国粗出生率由1972年的29．92%降至1977年的19．91%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这充分说明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据估计,从1971到1990年,我国共计少生了3．8亿人。其次,它促进人口变动方式正在朝着低生育、低死亡的现代人口均衡迈进,在中国城镇和部分发达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根据联合国1990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监测》提供的划分方法,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在低生育率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城市化水平仅高于泰国,也处于低水平阶段。与60年代后期同中国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1990年,虽然中国生育率水平比亚洲(3．3%)、拉丁美洲(3．5%)和非洲(6．1%)都低,但同欧洲(1．7%)和北美(2．01%)相比仍然较高。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尽管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的低水平(1992年),但每年人口仍净增近2000万,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长数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量,无疑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的实践已使人们形成某种共识,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制定人口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然而处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它不仅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变化
市场需求与人口规模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受市场供应弹性的影响,即市场供给弹性较小时,人口规模会较大程度地影响该商品的需求,反之市场供给弹性大,人口规模的影响就小;同时人口规模的影响还与人口平均工资的高低和工资构成有关。
消费群体对市场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现期市场需求的影响是前期市场需求对人口规模的反映,而现今的人口规模会由消费价格通过供应弹性影响未来的市场需求。由于人口变化的较大惯性,这种影响也不是短期内表现出来的。
中国是一个总体消费水平不高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同时又是近年来消费水平提高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具体表现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方面,1978年至1994年,按当年价格计算乡村居民人均家庭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1221．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由316元增加到317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增长355．5%和273．7%。与此同时,农民人均消费由138元增加到1087元,非农业居民由405元增加到3956元,按可比价格分别增长285．2%和289．1%。
这期间,乡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消费增长幅度,前者高出后者70．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则相反,人均消费增长幅度高出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幅度15．4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使得城乡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2．9：1变为1994年的3．6：1。
同时,这一期间全国人口由96259万增加到119850万,增长24．5%;乡村人口由79014万增加到85594万,增长8．3%,市镇人口由17245万增加到34301万,增长98．9%,成为中国乡村人口转移和人口城市化进展最快的时期,市镇人口从所占比例17．9%上升到28．6%,16年间升高了10．7个百分点。
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指数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210．3元,(1978年＝100)指数为473．5;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5854元,(1978年＝100)指数为360．6。
此外,由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总体消费结构和替代性消费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趋向现代消费模式转变。这客观上推动了消费,对生产形成强有力的刺激和需求,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即便目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仍旧不高,但预示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有待开发。
1992年以来中国产品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市场供求关系也逐渐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据国内贸易部等单位对全国609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1997年上半年市场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32种,占5．3%,大部分是农副土特产品,主要在城市市场;供求基本平衡的545种,占89．4%;供大于求的商品32种,占5．3%。在443种工业消费品中,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均为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
进一步开发新兴的中国市场已显得十分迫切。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生活消费结构变化特征明显(见图)。
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1572．08元,比1985年增长近4倍。农村消费品市场容量日益扩大,1996年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10626亿元,比1985年增长19．6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居民的消费分析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费支出相应上升,恩格尔系数从65．88下降到39．94,购买力水平差异非常明显。
按1996年末乡村人口86439万人推算,可以形成约2．5万亿元的购买力;按2000年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算,又可增加7000多亿元的购买力。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1996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购买力水平达3682元,中部地区2223元,西部地区仅1701元。1999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887．62元,人均现金支出为1732元,因此对农村市场的开拓应采取梯度发展战略。同时应当大力推进政府主导的以农村供电、供水、通讯和村级公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新农村运动”,促进农村消费。
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2000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仅增长1．8%。有人提出,农民收入增长只能寄希望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
三我国人力资源利用与劳动力供给状况
1人力资源利用状况
1990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7．5亿人,占总人口的66．74%,接近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水平。美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66．2%,日本为68．5%,英国为65．7%,法国为65．9%。如此丰厚的劳动力资源无疑给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它同时也构成了我国最为丰富的经济资源。
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1982-1990年,劳动适龄人口平均递增率为2．48%。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随着我国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劳动适龄人口还将保持增长趋势,到2010年达到峰值时,劳动适龄人口将达到9．4亿人,比1990年增加近40%。
与此同时,劳动适龄人口负担系数(即总负担系数)将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999年全国劳动适龄人口为829312万人,总负担系数为46．14%,而在2010年以后,这一比例将迅速下降。
因此从人力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中国未来20-30年将是利用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鉴于人力资源本身具有周期性更替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内成功地开发和利用好人力资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将是十分关键的。
改革开放以来,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从计划体制下释放出来,特别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产生巨大的就业压力的同时,也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几近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最初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色的经济启动模式,苏南地区的集体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和浙江东部私营经济的发展模式都主要表现为最初大规模地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特征。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吸引外资补充经济起飞的原始资本积累动力外,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弥补初始资金的不足,走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发展的路子,逐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
十二亿多人口和八亿多适龄劳动力,不仅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且也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沿海及内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刺激了有效需求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国普遍的工业化过程目前还处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初级阶段,需要以此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逐步积累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所需的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必要条件。
2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中的配置状况
中国的总人口就业率和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水平都很高。在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总人口就业率提高更快。1982年普查时,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1．9%,1987年提高到54．74%,1990年提高到57．25%,中国总人口就业率高于发达国家,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如同时期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总人口就业率分别为46．1%、48．4%、43．9%和38．3%。1999年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6．06%,比十年前略有下降。
截止到1999年底,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有7058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21014万人,乡村就业人口49572万人。1990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有6．1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94．34%,1982年这一比例是95．34%。
根据就业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所得的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1982年和1990年分别为83．19%和84．17%,而1999年则为85．11%。1990年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3．74岁,比1982年的27．10岁高出了6．64岁。就业人口中25-29岁组的比重最高,说明劳动力的总体年龄还是比较轻的。各行业中,农业就业人口的文化程度最低,三分之二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文化程度最高,41．38%具有大专以上文化,31．03%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其它各行业在农业和科技业之间。1999年全体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重仍为11%,小学文化程度占33．3%,初中39．9%,高中11．9%,大专以上3．8%。
根据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状况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发达国家一般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10%,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0%-4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50%-70%。从就业人口的三大产业分布看,1990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2．3%,第二产业占15．32%,第三产业占12．83%。与1982年相比,一、二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有所提高。
与1990年相比,1999年第一产业比重显著降低,减少69．29%;第二产业比重有大幅度的提高,增长150%;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1990-1999年的十年间该产业比重增长217%。但是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都明显偏低(按同时期数据相比)。(见表1)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体现在总量不足和结构性失衡两个方面,特别是后者,表现为传统的服务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很大,新型的社会经济功能较强的现代第三产业比重较小。因历史条件和国情不同,各国第三产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不尽相同,如美国从1820年第三产业人口占15．3%到1880年的25．1%、1950年的50．5%、1980年的66%、1988年的69%,走的是“直线式”道路,而日本从1880年的12．1%到1920年的23．8%、1950年的29．7%、1980年的55．4%、1988年的58%,走的是先快、后慢、再快的“曲线式”道路。中国落后的产业就业结构,为进一步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吸纳规模巨大的应就业人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国工业目前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发展目标是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化。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变与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与目前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技术水平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结构性失业在城镇已经非常突出。
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劳动适龄人口达7．31亿,不在业人口为2．03亿,其中劳动适龄人口8816万人,占全部劳动适龄人口的12%,扣除其中在校生、离退人员、料理家务、丧失劳动能力及其他五部分人口后,余下的1456万人,就是在就业压力方面最有影响的人口群体。
这部分人口由失去工作正在寻找工作、企业停产待安置和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三部分人口组成。即使扣除这三部分人口中的农村人口,其规模也接近1100万人,再加上当前农村1．3亿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更加沉重,既要解决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的转移,又要考虑累计的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持续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80年代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靠乡镇企业粗放式的扩张来吸收的,有关研究表明,1978-1988年,我国乡镇企业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总产值增加额中89．6%是依靠增加固定资产和劳动力的投入取得的。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人数的能力随着其有机构成和吸纳劳动力的成本的不断提高将有所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和近地转移的困难将日渐加大。
1999年农村劳动力总量为4．7亿人,比1998年增长1%,其中非农产业吸纳了约1．4亿人,农业各产业沉淀约3．3亿人。根据每年新增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测算,“十五”期间,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850万人,而近两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减少约1000万人,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问题十分突出。
199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登记失业人口575万人。从这一数字来看,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判断,目前仍然处于充分就业范围。然而,我国城镇失业的严重局面被下岗职工、隐性失业人口和户籍制度等诸多因素所掩盖。笔者希望国家统计局、劳动保障部和其它有关部门从2001年开始把下岗职工和各类待业人员正式纳入失业人口的统计范畴,以便向国内外公布真实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状况。
5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就业压力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人力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问题。一国人口中的就业程度是反映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在论及我国劳动力资源利用问题时,除了利用程度的数量指标外,还必须讨论劳动力资源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率的问题。比如从就业率看,中国县一级的就业率最高,市级次之,镇一级的就业率最低,但实际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利用很不充分。又比如除少数民族地区偏低外(54．35%),中部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人口的就业率差异并不明显,分别为57．9%和57．23%。
中国总人口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与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比较高的。其中男性的就业率高于女性,并且15-19岁组人口就业比例过高,尤其是该年龄组中女性比例偏高(高于男性),说明在青少年女性中缀学提前就业的现象相当严重。这反映出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比较高,而在劳动力资源中人力资本投入仍然不足。
虽然从动态上来看,从1982年到1990年,低龄就业人口下降的幅度大大高于总体低龄人口下降的幅度,低龄就业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大大超过低龄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并在低龄就业人口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的同时,女性低龄人口就业程度下降幅度更快,超过男性0．54个百分点,提高劳动力总体教育水平仍然任重而道远。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资源的利用通过两条途径影响经济效益,一是通过总量增减引起总产出的变化,二是通过调整劳动力利用结构影响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产出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力还通过其自身文化技术水平和其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直接影响就业的效率。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包括转型经济时期)里,中国在就业战略与政策的选择中过于强调就业总量,从而忽视了就业效率低下的隐患。
中国整体就业效率不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提高就业效率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除了继续不断地推进学龄期文化教育、进入劳动领域前的职业教育、转岗转业教育以及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外,必须结合我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强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优化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的总体利用效率。
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传统农业不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农业结构调整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竞争力,但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增加现金收入的潜力。因此,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利用存在一个梯度发展的问题。在市场化程度提高和信息传播成本降低的新经济背景下,把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结合起来,促进高起点的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进行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通过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城市工业化水平,并为农村以粗放为主的工业发展提供出路,优化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大力发展多层次的乡镇第三产业,缓解农村就业压力。
与此同时,提高农业内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进行深度开发和改造,实现农业产业化;建立全国农产品供需信息网,促进商品运输和流通环节的改善和发展;建立农产品价格变动和预测预警网络系统,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促进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各种产业发展。根据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资源数量、质量和利用水平的差异,实现产业化高、中、低水平的梯度转移和发展,提高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总体配置和利用效率,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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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夏业良,“论人力资本投入与转移中的‘后发利益’”,《市场与人口分析》,1999年第3期。
关键词：欧债危机；原因及影响；借鉴
一、欧债危机概况
欧债危机是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谓的主权债务危机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不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还是向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而当一个国家的债务比重不断增加，到不能偿付其主权债务时而发生的违约叫主权债务违约。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就是以希腊为代表的一些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所形成的危机。
2010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而肇始于希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再一次将世界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早在2009年12月8日时，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12%，远远高于欧盟设定的3%的上限，随后希腊的主权评级被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并称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降低信用等级，而在2010年4月，希腊的信用等级被评为“垃圾级”。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在2015年，希腊的债务危机又再一次将欧债危机推向了顶峰，而且愈演愈烈。
二、欧债危机的原因
（一）“次贷危机“的影响和为应对经济危机而过度刺激经济
2008年发生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衰退，也促使欧洲看似风平浪静的表明的巨大的债务风险逐渐的浮出水面。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而言，在经济繁荣时期，负债较多的是私人企业部门，但是危机发生后的救助主要是以国家财政或货币政策，国家为应对系统性风险而开支庞大，财政松弛，甚至主动采取赤字政策，使各国债务严重超过了负债标准。另外，长期以来，欧元区国家主要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一般的普通民众也能够轻易取得大量的贷款，以促使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表面的快速增长掩盖了其实际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高增长、高成本、低效益的实质，而这种问题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典型的就是希腊和西班牙两国，已经很难按期偿还其承担的债务。
（二）实体经济缺少，产业结构不平衡
在最近几年的膨胀发展中，欧元区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实体经济“空心”的状态，主要依托虚假的借贷过度刺激的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的极端脆弱，在这个借贷链条上希腊出现力不从心的问题时，也就瞬间波及了整个欧元区。以希腊为例，该国在欧洲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主要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经济支柱，资源配置及其不合理。2010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达到52.57%，其中旅游业约占20%，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有14.62%，农业占GDP的比重更少为3.27%。希腊的支柱产业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的产业，而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08年次贷危机和后续的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显得异常脆弱、一蹶不振。以建筑业、房地产业为主的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三）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人口结构不平衡是欧元区国家面临的另一个短时期内难以调和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的快节奏步伐的加速，以及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和年轻人自我意识的加强，使得近几年生育率大幅度下滑，“丁克”家庭频频出现，再加上长期低出生率和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生育潮人口大规模步入老龄化等原因的共同作用，使得人口老龄化结构问题凸显。据统计，1996-2010年欧盟国家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从76.1岁上升至79.4岁。美国联邦统计局预计到2050年欧盟国家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3.3岁，欧盟国家人口年龄结构从原来的“正金字塔”形正在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转变，人口年龄比例的峰值从1990年的25-29岁向上增加至2007年的40-44岁，并且老龄化问题还将进一步恶化。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使得人民币被“升值”
欧债危机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民币升值。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使得美元一路暴涨。随着美元的升值，人民币也在升值，从2012年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升值虽然给进口带来了很大的利益，鼓励大量的留学和出境旅游，但对于主要依靠出口的中国来说，并非好事，使出口企业大面积受挫。虽然希腊和西班牙并非中国的主要出口合作伙伴，但是由于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出口产品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
（二）中国的外需均衡受到影响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在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的重压之下，使得欧洲诸国不得不调整政策计划，一方面实行强大的援助计划，同时还要勒紧裤腰带减少各自的财政赤字，减少了对中国的进口，也增加了非关税壁垒的名目，直接提高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进而也影响了中国的外需均衡，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四、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启示
（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由虚拟到实体的过度
根据前述分析的结论可知，欧债危机内因所在是因为缺少可以承担风险的实体经济，人们追求效率的心态，追求快节奏的步伐使很多人只是把眼光集中在高高在上的膨胀经济，而忽略了其要有一个扎实的落脚点——实体经济产业。要走出经济危机，回复经济复苏，就要重点进行结构改革，较少失业率。丹麦等北欧国家积极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如它们的失业救助体系关注的是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既增加雇主用工的灵活性，又向劳动者提供一定保障和相关培训，而不是仅仅提供生活保障。
（二）加强监管，使债务“透明化”
当前，银行借贷规模收紧，使得很多企业的融资渠道中断，严重影响了很多企业的偿债能力，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使得很多企业项目不得不终止，虽然央行一再降息，但在信誉和偿债能力的制约下，效果不甚明显。所以要政府和企业间共同努力加强对债务承担的监管，同时，还要建立常态的财政风险分散通道，使局部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出现系统风险进而导致的经济危机。
（三）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要关注外界环境的变化
随着世界经济高度的融合和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和世界接轨，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比较高。因此就要求我国发展经济要时刻关注外界环境的变化，同时加强国内经济的治理和改革，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不可小觑，凡事不要等着亡羊补牢。要随时清理债务，降低风险。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依靠“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因此对国外经济的以来程度较高，所以还是要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人口流动在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在冲击着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无疑给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期策划我们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探讨了人口流动的现状及其未来趋势、人口流动中的阶层分化问题、流动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动对流动主体（农民工）及主要流出区域（乡村）的影响等，并从国际经验中寻求借鉴，以期对促进我国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创新社会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过，尽管广东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显弱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流入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苏州，显示出这些地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经从珠三角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天津和福建对流入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显然与近年来滨海新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推动流出）仅次于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东部农村地区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较为密集、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这些地区的生育转变较晚、农村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持续输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长三角一些地区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开始负增长，这些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疑对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续引入外来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
流动人口的构成及变化
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高度集中在15～30岁这个年龄段。与国际上较为常见的流动人口年龄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流动人口大部分不带子女，因而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极低，进而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过去30年间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这个群体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动者比例不断上升，更多的流动者不再是单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与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妇女比例在流动人口中占了将近一半。沿海城市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面向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钟摆式的流动，在城市中长期居留不再回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10年的29岁（即流动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岁以上）。2010年流动人口中离开户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应比例更高达32%和30%。2000～2010年间，3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较低年龄组。因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完全归功于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人。那些早年离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为较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但是这两代人仍被标记为“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尽管很多年轻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务农。
流动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内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44%和4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也分别高达30%和27%，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归因于近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地区通过提供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流动人口中从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有所上升，从事农业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将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和居留的变化趋势。
人口流动对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
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无疑会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格局。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影响有些在短期内明显可见，有些则是长期的。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极低水平，80年代以前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消失殆尽，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城镇居民规模自2011年起超过农村居民，乡城流动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现象也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例如泰国的乡城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为80%，印度尼西亚为68%。
由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对本地人口规模的影响远不及对流入地的影响，尤其对于人口流入相对集中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北京市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力图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结果则是人口规模目标的不断突破。
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则不难看出年轻劳动力的输入正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势为例（图2），20～39岁年龄组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优势不仅在于数量，更是年龄优势。正是由于外来劳动力大量补充了本地户籍人口在年轻部分的数量萎缩，才能有效维持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从图2还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岁以下人口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即将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经济发展势头，未来还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外来年轻劳动力加以补充。上海的情况对其他很多东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义，由于长期稳定的极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经先于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进外来劳动力，很难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看来，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最根本办法，可能是调整经济规划和发展方式、降低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
图2 分性别年龄户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规模，2010年（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主要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地区，呈现城乡倒置的特征。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年轻人迁往城镇地区，使得城镇地区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农村地区的老化水平上升。从1982年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镇地区的4.5%。到2000年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镇地区的6.3%。截至2010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镇地区2.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地区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影响，2000～2010年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长率为64.6%），其后依次是黑龙江、贵州、四川、重庆、青海、湖北、陕西、吉林、宁夏、内蒙古。老龄化程度增长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在此10年间下降了12.3%，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大量流入年轻劳动力有关。
依据流动人口对于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A、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得到缓解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2个，其中缓解效果最为显著的地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广东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6个，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受劳动力流出的影响尤为明显；C、流动人口对本省人口老龄化影响不大，包括内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为严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条件也相对较差，这些地区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
人口流动未来发展趋势
回顾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近20年的人口迁移流动，预计中国人口流动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会在短期内缩小规模。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将继续增长，沿海的经济中心地区人口将更为密集，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由于青年人的持续流出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不过随着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在流动特征方面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长往往呈“S”型，根据城镇化水平和进程可以划分为起步期、加速期、趋缓期和平稳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最终的城镇化水平超过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且人口超过5千万的国家有德国、菲律宾、韩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等。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历经上百年，美国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持续时间长达60年。而另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则相当迅速，如日本和韩国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率刚超过5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且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为城市居民。
尽管在国家的规划和政策带动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并不能改变多年形成的区域梯度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依然远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与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更多人是为了见世面、学技术或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更关注的是发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为了挣钱养家。尽管很多地区近几年连续增加农民工的工资，但工资收入并不是这些青年流动者考虑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医疗卫生服务、生活质量和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条件；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为相当多年轻流动父母选择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些方面无疑具有相对优势。欧洲的跨境移民研究发现，高素质的流动者往往在选择迁入地时有更多考虑和更高标准，社会环境较差的地区在吸引高素质流动者时缺乏竞争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趋势下，利用各种政策和条件吸引年轻高素质的流动者已成为欧洲各国之间的较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于高素质流动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人口变化也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走向。在独生子女比例较高、较为集中的地区，年轻人可能会首先选择距离较近的城市就业，或在父母需要时迁回到离家较近的城市，因而减少跨省流动、增加省内流动。有些地区如4个直辖市和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2005年30岁以下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龄人比例都超过40%；四川、浙江、内蒙古、山东和湖北的相应比例则在30～40%之间。事实上，2005～2010年间河南已超越四川成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变化应当是影响因素之一。
从对流动人口的需求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经人口众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经老化，而且随着共和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还会更快。对于一个人口而言，年龄结构的调整只有两种方法：加法和减法，即通过出生和迁入增加年轻人，通过死亡和迁出减少年龄较大的人。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长期走低、没有明显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日益改善、寿命延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当地无法有效补充年轻人，老年人的迁出也基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年轻劳动力虽然增加了人口数量，但却是调节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方法。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需要与年龄结构相适应的劳动力，在年轻劳动力需求和人口规模控制之间寻求平衡，也是欧洲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书中，针对2025年人口开始萎缩的前景，提出鼓励结婚生育、欢迎移民的应对策略，计划每年引进1.5～2.5万年轻移民。对于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来说，这显然将会增加居民数量、提高人口密度。虽然政府在白皮书别提出要注意结构和数量的平衡，会谨慎控制移民数量，但还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对。看来，对“调整人口结构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迁入年轻人”这个道理，不仅决策者需要有所认识，也需要得到社会共识。
讨论
在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最近20年的人口流动形势，虽然人口流动特征和流动人口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预计未来也不会有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动主要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决定，也受到地形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或相对的稳定性，如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预见并基本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无论是控制、推动还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大格局将不会发生突变。国际经验表明，仅靠政府“一厢情愿”式的数量调控和对准入门槛的设置，都不能阻拦劳动力的流入；而当劳动市场受到经济形势下滑或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些外来劳动力会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国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化”经历也说明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放弃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无视人口规律的调控政策，顺应大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在政策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确保区域人口、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达地区还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流动人口分布的集中是产业布局、资源集中导致的，要使流动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40%以上，如能继续加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辐射范围，带领周边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既可缓解流动人口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可促进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3-0010-02
1 引 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在1979―2009年平均为9.8%,其中,2007年增长率接近12%,虽然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仍保持高增长,增长率达到9.6%和8.7%。
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这种高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问题的研究著作、论文如汗牛充栋,体制改革、资本积累、技术模仿、教育、贸易、全要素增长率等解释不一而足。不过,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人口红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地区)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
本文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未必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经济至少可以持续增长20年。
2 人口红利的概念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最近,人口红利的概念又进一步得到扩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人口转变所导致的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的增加,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使假定劳动力生产率保持不变,劳动供给数量相对较高也意味着总产出同比例上升,同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该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或稍长些。
第二人口红利则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他一生的总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人们会选择一个接近其预期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水平,且其长期储蓄水平将与生命周期紧密相关,因此,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在生产效率较高的壮年阶段,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阶段(比如养老金积累)。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由此反映出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因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带来的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
3 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高劳动参与率。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第二,高储蓄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经历了几个显著的增长阶段。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0%以上,这一阶段是增长最快的时期。1989―1996年,进入第二个增长高峰期,存款余额年增长率达31.6%。1998―2000年,增长率开始一路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值,其主要原因是股市火暴促进了储蓄的分流,更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入了股市。2003―2008年,居民储蓄存款冲破了几个大关：2003年9月首破10万亿元；2005年超过了14万亿元；2006年12月,突破16万亿元；2007年,17.25万亿元；2008年,21.79万亿元。按现价计算,2000―2008年年平均增长率达16.5%。第三,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
当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由于人口结构较好,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足,同时,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了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并因此导致了较高的资本积累。20年来,中国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样奇高的储蓄率也助推了这种高投资率。当然储蓄率高,部分的原因有养老保险与医疗制度不完善、中国文化对较高的储蓄水平的偏好等,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抚养比率”较低。所谓“抚养比率”是指不工作的孩子人数、老人数与工作人数之比。当家庭中孩子年幼、无工作时,家庭的储蓄率较低;当孩子长大,且自身也处于最佳创造期时,家庭的储蓄率较高;退休后,储蓄率则开始下降。因此,不工作的人越多(因为太小或太老),储蓄率越低,反之亦然。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以及中国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使人口红利这种较低的抚养比率因素逐渐消失,但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里,低抚养比率仍将持续,从而可以预计的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将继续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级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级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4 最优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建议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我们仍能有所作为,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应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以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
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应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尚存的人口红利,并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并且,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这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的源泉应当从依靠良好的人口结构(即人口红利)转为以技术的创新能力为主。人口红利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终究会成为一个历史现象,调整政策延缓一点时间只是短期效应。从长期而言,需要依赖产业换代,依赖技术的创新能力,才可以长治久安。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不断地实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改变中国在国际市场处于低端产业低利润环节的局面,提高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高劳动力成本,将有助于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资料显示,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通过增加收入,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人口和城镇低收入人口以及其他中低收入人口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将加速消费品市场的启动过程。基础消费品的爆发式需求增长,新消费群体的各类时髦需求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启动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
在保证了中国的自主创新持续增长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正视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而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只有通过它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能够在既有轨道上良好运行。在此前提下,我们再通过进一步将农村人口和农民工不断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地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样我们的社会保障就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善,在面对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从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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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除了恰当的人口政策之外，中国还需要在教育培训、人口就业和积极老龄化方面大做文章，需要一揽子、互相依存的政策支持体系。首先，中国要建构起福利性国民素质教育体制。今天的教育培训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力资源是可再生、可替代、可创造的宝贵资源。人力资源可以替代自然资源，人力可补天力之不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知识、技能、信息、文化的贫困是深度的贫困。中国如果能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国民教育，就一定大有希望。优先投资于人民，反哺贫弱的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中国要建构起有序流动、充分就业的政策环境。劳动力转移的成败，人口就业收益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多大的社会升迁空间和管道。社会是分层的，他们在实现居住地、职业转移的同时，是否也能实现身份的转移?也就是说非农化之后是否有城市化的可能?如何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有序的人口流动和转移同时也应该是有效和稳定的，否则民工潮的逆向转移会抵消人口转移红利。最后，中国要建构起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政策支持体系。老年是不是包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从低处看，健康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可以减轻自己对家人和社会的服务与医疗的负担。从高处看，积极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还可以继续创造社会财富，为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从结构看，和谐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与年轻人同社会和谐共生、协同并进。人口转型红利是我们积极看待和建设老年与发展的关系、实践健康、积极以及和谐老龄化战略的结果。
总之，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否则就是大包袱。所幸的是，我们已经逐步走上了以人的发展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人口发展之路，我们对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论文摘要:中国是较早进人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通过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基本特征，提出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必将产生重要影响。东西方在养老保障体系方面明显不同，中国在建立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应吸收西方国家发展社会养老保障的成功经验并避免福利国家的弊病，同时也要挖掘、升华和继承自己的长处，不断完善和发展具有自己特点的东方养老保障模式，使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式养老模式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1引言
1999年是国际老年人年。1999年，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因为1999年标志人类进人长寿时代和人类社会进人全面老龄化的时代。人类在对人口激增的战斗中尚未取得胜利，另一场风暴却正在来临。尽管人类对老龄化的关注出现在一个世纪前，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老龄化的冲击。中国是较早进人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的自身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中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进人人口老龄化的，如何探索一条既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又能使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基本特征
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 Aging)又称“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是从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上升来使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但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则很早就开始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取决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除去人口迁移因素)，而出生率的下降则是加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2.1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全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我国1991一2050年60年内，各年龄组人数和所占比例的统计和预测见表1.
2.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高，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位居世界首位，地区发展严重失衡。这一系列问题都有赖于雄厚的国力才能得到解决。然而，与其它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经济水平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和中国现有的国力水平不相适应，即应付人口老龄化的承载能力极为薄弱
3人口老龄化和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3.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老龄问题也日渐突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停产关闭，离退休职工不能及时、足额领到养老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二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部分老人负担过重，子女“吃老”、“刮老”现象较严重，部分老人缺乏照料，相当多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等;三是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甚至影响我国小康社会建设。有人预测到2030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将达到73219.5亿元，2050年将达到182195.2亿元。这个庞大的数字会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困扰;四是导致劳动力不足。目前一大批中青年劳动力在若干年后也将步人老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3.2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老龄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党政领导的老龄工作意识淡薄，致使老龄问题摆不上日程，缺乏强有力的对策。二是国家法规和养老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保障事业投人不足。三是老龄问题的宣传教育相对薄弱，敬老、助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尚没有完全形成。
人口老龄化是国际性的趋势，我国目前实行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确立于1997年，这个制度本身及其在运行过程中都面临诸多问题。如何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综合决策支持体系，使养老保障制度与社会发展各项制度相协调，有选择地学习别国成熟的经验很有必要
4一些发达国家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做法
4.1波兰的“多支柱”养老金制度
波兰政府于1994年开始评估各种改革选择。先后通过了利用私有化收人支持养老金改革、养老基金和雇员养老金方案、公共养
老金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2000年又通过了雇员养老金方案的法律修正案。1999年1月1日开始执行带有强制性的“多支柱”养老金制度。新制度规定，收益的19.52%用来支付新制度的两个强制部分:即一次性支付的公共基金和完全由成员支付的年金。就总数而言，收益的19.52%中12.22%是退休时一次性发给的公共养老金，其余的7.3%转入个人养老基金。约30%的养老基金资产投资到股市。虽然在支付款转账的延误和监督方面还存在困难，但总的来说，改革是成功的。
4.2加拿大的养老金制度
加拿大养老金的发放，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它保证了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收入达到平均工资的50%，基本解决了老有所养的问题。养老金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政府养老金、补充性收入保证和配偶津贴;二是政府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险计划;三是注册养老金。政府养老金、补充性收入保证和配偶津贴是由联邦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资金来自于政府财政，约占平均产业工资的40%。政府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障计划有两个，即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支付数额的高低取决于交纳养老保险金的数额和年限。
4.3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计划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计划始于1955年，它是由雇员、雇主和政府三方共同支持的养老保险计划。雇主和雇员向中央公积金缴费。政府的职责是向中央公积金的运作提供法律和管理方面的框架。中央公积金的收入享受免税政策。到2000年4月的缴费率为32%。如果新加坡的经济持续强劲，在今后几年，这一缴费率将恢复为40%，确保给雇员在退休时提供足够的积蓄以安度晚年。公积金形成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购买政府债券，每年的回报率超过2.5%，这一投资安排使中央公积金计划的成员能够获得无风险而又免税的投资回报。
5日本、中国的东方型养老保障
日本和中国在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程度上存在很大差趴，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大约有20年左右的时间差，然而两国的养老保障方式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构成上都是以国家和企业为主的社会供养、以子女赡养为主的家庭供养、以老年人口参与劳动为主的自身供养相结合的二位一体的东方结构型养老保障方式。以日、中为代表的东方养老模式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养老模式相比较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归结到意识形态上，是老年人口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如果这种不同能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东方老年人日追求完整人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传统文化融于现代生产方式。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是“孝”字，孔子提出奉先思孝，敬养老人，“父母在，不远游”。孟子则将传宗接代引入孔子的孝文化，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影响至深的名句，也给家庭养老定下了性别偏好的基调。
6东西方国家养老模式比较分析及发展趋势
从以上分析看出，东西方老年人口保障模式具有明显的差异。但从动态上看，两种模式的发展已具有某种趋同之势。在日、中等东方国家，家庭小型化趋势发展很快，传统的“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已基本上不复存在，地区间人口流动、独生子女、独身、单亲、空巢家庭比例增加，以子女赡养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养老受到严重威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障发展迅速，使东方结构型养老产生倾斜;与此同时，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由于老年人口知识更新困难而处于不利地位，西方的年龄歧视开始在东方蔓延开来，这不仅给老年人口再就业带来困难，而且向尊老、养老传统发起了挑战。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保障难以为继，某些福利国家正千方百计推出削减福利的计划，甚至提出了学习东方国家的家庭赡养、鼓励老年人口再就业的主张。东西方国家之间正在相互学习:东方国家积极发展社会养老保障，家庭和个人养老保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使社会养老保障受到限制，家庭和个人养老保障意识加强。然而，基于东西方养老模式形成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等深刻原因，基于日本已经达到高度现代化和中国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养老保障发展的实践，尽管两种模式的趋同已形成某种态势，但是难以真正归同，东方养老模式依然具有其鲜明的特点。
锡器在赣南客家人生活领域中曾经充当着重要角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时代在变迁、生活方式在改变、生活器具材料在更新，但在赣南乡村家家户户中依然有相当数量的老锡器服务于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锡制品与客家生活的密切关系。本文从赣南客家锡艺的成因、品类功能、艺术性等方面入手，分析赣南客家锡艺的艺术特点和精神内涵，试图揭示赣南客家锡艺所蕴含着深层的客家人文气质。
一、赣南客家锡艺形成的环境
赣南客家制锡艺术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原因，与客家先民南迁史、赣南地域自然环境等联系紧密。
（一）赣南客家锡艺伴随着客家先民的南迁而源起
赣南客家锡艺源流始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所谓“青铜”就是红铜与锡的合金，青铜文化实质上也就是铜锡文化。中国的青铜文化兴盛于夏商周三代，秦汉后铁器逐渐取代青铜，但锡制品作为青铜文化的延续开始被广泛的应用。人口大规模迁徙的同时也是技术迁徙的过程，伴随源自中原的客家先民数次南迁活动，金属冶铸技术随之传到客地，这样中原采矿、冶炼、铸造等技术为赣南客家锡艺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条件。据史料可知赣南地区唐代便有确切的锡制品的冶铸，南宋初年已经成全
国主要的包含锡在内的冶炼基地，《宋史?食货志》
对“南安”、“虔”等地的冶锡、铸锡活动多有记载，至明清时期“采锡”、“铸锡”业规模更加繁盛，从赣州博物馆所藏的清末直径50厘米的大锡锭可见一斑。[1]
（二）赣南客家锡艺的发展以赣南地区充沛的矿产资源为支撑
赣南地处南岭东段，东据武夷山脉，西临罗霄山脉，独特的地质结构为矿产资源的蕴育提供有利条件。其中赣南各地区的锡矿不仅丰富且质量上乘。[2]江西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吕继溶、钟盛文两位教授在《江西赣南锡矿床地质特征与前景》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锡矿是江西省优质矿产之一，探明储量和产量居全国第五位。较集中分布在赣北和赣南一带。赣南锡矿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储量占全省一半以上。”[3]所以赣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为客家锡艺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原料基础条件。
二、赣南客家锡器品类功能
赣南客家锡制品种类众多，按大体用途可分为造像（各种锡制神像）、礼器（锡香炉、锡烛台、锡贡盘等）、茶具（锡茶壶、锡茶罐、锡茶杯等）、酒具（锡酒壶、锡酒杯等）、食具（锡盘、锡勺等）、灯具（锡灯盏、锡油壶等）、烟具（锡烟壶、锡烟
罐等）、熏具（锡熏炉、锡熏盒）、文具（锡墨盒、锡笔架）、摆件（锡花瓶、锡塑品）、童帽饰品（锡八仙、锡铃铛、锡锁链等）、妆奁（锡粉盒、锡粉罐）、暖具（锡暖壶）、溺具（锡溺器）等，其中以饮具、灯具和食具最为丰富，有上百种器型与功用[4]，从图1可见一斑。
从整体上看，赣南客家锡制品造型古朴稳重，尽管不够奢华气派但是其实用功能突出，十分贴近生活，多为满足客家人衣、食、住、行、婚、丧、祀等多方面的生活需求而打制。?奈?制品体量上来看，大小不一，有高达半米的祠堂祭祀锡五供，也有仅四五厘米的微型锡饰品，有粗有精；从各类锡制品内部来看，造型变化多样，纹样花饰繁多，寓意丰富。
三、赣南客家锡艺的艺术美
（一）实用之美
客家民间美术研究学者张海华在其《客家传统制器思想初探》一文中说道：“众‘象’所至，客家先民南迁客地面对的最大困难是生存，最先维持的也是生存。即便是后来客家人反‘客’为‘主’，也还面临着资源缺乏等生存问题，于是客家制器活动在‘生存’这个目标指引下开始了…… ‘实用’是客家制器的前提基础，是排在第一位的价值追求。”[5]赣南客家锡艺正是以“实用”为最高标准，围绕“生存”展开的造物制器活动，从锡艺本身的用料、锡制品的品类功用、锡器的装饰部位等都从不同方面体现着赣南客家锡艺的实用性特点。
相对于金、银、铜等金属制品来讲，锡制品最生活化。锡艺制品在客地被广泛使用正是因为锡自身的一些优秀特性。其一，纯锡无毒，对人体无害，纯锡饮具能吸收有害物质，净化水质；其二，锡的熔点低，质地较软，延展性强，易加工；其三，锡元素结构细密，防潮耐酸碱，密闭性好，因而锡制器有“盛水水清甜，盛酒酒香醇，贮茶味不变，插花花长久”的美誉。这些特性是其它易获金属制品所不具备的优势特点。赣南客家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其与锡艺特别是锡茶具有极大的契合点。赣南客家人喜欢以锡罐储茶、锡壶泡茶、锡杯品茶，看中的正是锡器保鲜比其它容器时间长、不变味、不变色、净化水质、茶味浓香的特点。
赣南客家锡艺制品如果从大的功用上可分为两种，即日用器与礼器。[6]锡制日用器的实用性显露无疑，以赣南客家锡艺制品最为丰富的“锡壶”为例，饮――锡茶壶、聚――锡酒壶、炊――锡油壶、行――锡水壶、眠――锡暖壶、溺――锡溺壶等，客家人基本的生存活动大多都有锡艺制品的参与。[7]赣南地区客家人不仅日常生活需要锡器，祭祀神祖、婚丧嫁娶、孩童出世也都离不开锡艺制品。客家人在儒家礼乐文化影响下，注重崇祖祭祖，将精心打造的锡制五供（一香炉、两烛台、两香筒）、锡贡盘、锡酒杯奉于祠堂祖先排位前，无疑是对先人敬仰之情的一种外化。客家人婚嫁，男方的聘礼与女方的陪奁大都配有锡器，嫁女的人家尤其讲究用以锡器回奉，通常富裕人家成八件套陪嫁，一般人家减半为四件套。在生育率低下的时代，客家祖辈会在婴儿百天等时为幼儿制作童帽及挂于胸间的吉祥饰品，在童帽局部也会镶嵌锡制装饰品（家境殷实以银来制作，一般则以锡制作）以求晚辈驱邪避灾健康成长。锡饰品和陈设用锡礼器在此时便有了强大的“实用”性。
赣南客家锡艺制品的装饰部位同样体现着实用性。赣南锡艺制品除部分礼器、饰品外绝大多数装饰部位面积小，更甚者还有很大一部分素面无纹锡器。即便是装饰图案也与锡器实用性相关联，或者说以实用为主、装饰为辅。还以锡茶壶为例，重点装饰部位在壶嘴连接处、盖钮、提梁、壶壁，壶嘴连接处加装饰品是为了加大壶嘴与壶身的连接面使两者更结实牢固；壶盖顶端加钮饰是为了便于壶盖开合；提梁饰绳纹等是为了增大手与锡器的摩擦力，使提壶时不易滑落；壶口两侧活动提梁下加凸钮，是为了增加壶梁与壶身的间距方便提起壶梁。[8]
（二）工艺之美
锡制品虽没有金银等金属贵重，但因其材料廉价易得、加工工艺简单，以及器物外形典雅古朴，在赣南客家人生活中广泛应用。经过配料、熔锡、压片、制模、裁料、造型、焊接、捶打、磨光、擦亮、錾花、雕刻、镶嵌装饰等数道工序细心制作而成。
锡器具体的制作工艺（以锡壶为例）：首先是配料熔锡，烧好碳炉架起木风箱，把锡块或旧锡器放入碳炉上的坩锅中熔化；其次是压片，当锡料化为液体，温度适中，将锡水倒入特制的石板模中，将另一石板轻轻盖在上面，让锡液自然冷却形成锡薄片；再次是制模裁料，根据所要制的锡壶器型设计壶底、壶身、壶颈、壶口、壶盖的平面几何形状，利用辅助工具，把锡模分别切割；然后是造型，锤打出初步的?Y构，用烙铁将多片锡模沿缝焊接，然后反复捶打；接着是磨光与擦亮，将上一道工序锡壶毛坯借助熬制的松香固定于踏轮转盘上，旋转时用特制刮刀修去锡器表面焊迹与凸起不平的地方，再用砂纸反复打磨锤痕，最后用棉布抛光直到表面平滑光亮为止；最后是装饰，在壶身錾刻花纹，在壶嘴与壶身间焊接一个锡饰品，壶底刻落款或吉祥语，这样一个锡壶就做好了。
制锡有几点需要强调。其一，压片环节为制锡的关键环节，太薄在打制阶段容易捶破，太厚浪费锡料不易造型，所制锡器笨重；其二，磨光擦亮环节需多次反复，锡器表面的精致与否关键在此，行话“三分做七分磨”；其三，壶嘴与壶身间所焊的锡饰品，是将锡水倒进一个刻有纹样的模子里一次性浇铸出来的，制锡艺人有很多纹样模子；其四，大多数锡制品手工做成，但也有一部分造型精巧纹样繁多的锡制品需要借助浇铸工艺。
（三）造型之美
虽然赣南客家锡艺制品多为一般平民百姓日需而制作，但也有精工定制的锡器，而赣南客家锡艺的审美性就体现在锡制品的器型、装饰纹样、质地包浆等造型因素上。赣南客家锡艺中体现出了不同族系的造型特点，呈现兼收并蓄的风格，客家人由河洛腹地辗转南越化外，中原汉族的端庄华丽与南方古越族的奇巧神秘等都给于赣南客家锡艺不同程度的影响。
赣南锡艺造型上讲究比例协调、均匀和谐，方圆结合、刚柔并济，简约大方、虚实相间，造型的气韵体现在形体的大小、方圆、收放等器型之中，体现在线条的曲直、张弛、长短等变化之中，整体呈现给人以美感和神韵。锡良好的延展性与可塑性能给赣南客家锡器多样的器型提供可能，器型大致分为圆形器、方形器、异形器、其它造型等四种。圆形器圆润大方、线条柔美，具有仿陶瓷器的特点，如双提梁曲颈圆壶、梅瓶等；方形器端庄挺拔、线条硬朗，如坐铃执壶、六棱盖罐，部分器型有仿青铜器造型，如觚式香筒、爵式酒杯；异形器造型精致巧妙、栩栩如生，大多仿动植物造型，如鸭尊、莲花灯盏等。
赣南锡艺纹样丰富：动物纹样、植物纹样、人物纹样、祥瑞纹样、吉语文字纹样、其它纹样等几种。动物纹样以狮子滚绣球、二龙戏珠、五福捧寿、龙凤呈祥、仙鹤驾云、蝴蝶扑花、飞凤、飞鸟、鲤鱼等较为常见；植物纹样以寿桃、牡丹、莲花、荷叶、石榴、花叶纹、缠枝纹、兰草纹等较为常见；人物纹样以寿星、福星、福禄寿三星、和合二仙、八仙等较为常见；祥瑞纹样以祥云纹、双钱纹、玄纹、如意头、方胜较为常见；吉语文字纹样以福字纹、寿字纹、万字纹、双喜纹、“吉祥如意”、“早生贵子”等较为常见；其它较为典型的纹样还有葫芦、拐杖、巴蕉扇、鱼鼓、宝剑、横笛、拂尘、花篮、双笏板“暗八仙”纹样，等等。赣南锡艺纹样主要装饰在盖钮、器身中部、连接处等较为醒目的位置上。纹样装饰采用线刻、贴片、锡塑、镀金、镶嵌等技法，如狮子滚绣球条案摆件，顶端锡塑狮子，绣球与狮尾通过一锡丝连接，可以摆动，两侧贴祥龙双耳，器身线刻飞鹤纹样，狮子、双龙身上镀金漆，狮眼、龙珠镶宝石，运用多种装饰技法，造型元素多样、寓意丰富。值得一提还有陶胎三镶壶，壶心以陶制成，壶嘴、壶钮、壶把分别镶嵌玉石，壶身六面线刻纹样，制作精致考究。
新做的锡器色泽银白、光亮如镜，体现出了锡这种金属的品质特性，优雅高贵，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锡器表面与氧气产生作用，形成一种特殊的包浆，色调沉着、内敛、古朴。赣南客家锡艺传承了中原青铜器大气厚重的气质，舍弃了繁复华丽的特征，同时借鉴了畲、瑶等赣地原有民族器物的精巧品格，摒弃了神秘色彩；逐渐形成了如同客家人一样――朴实稳重、粗犷略带精巧的赣南客家锡艺风格。